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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積累范文1
我國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著資本積累的問題。隨著改革的深入,我國經濟體制由單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轉變,計劃經濟也逐步過渡到市場經濟。與大多數其他后發國家相比,中國當代的資本積累在短時間內得到了快速增長,中外對中國創造的經濟奇跡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高速的經濟增長掩蓋了資本積累中的許多問題,造成轉軌時期出現了經濟與社會矛盾,這同樣也值得我們思考。
一、當代中國資本積累存在的問題
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證明了市場經濟的優越性,但由于一些制度改革滯后,使得轉軌時期的中國經濟沒有達到普遍的權利界定和保障,資本積累方式也相異于傳統的市場經濟。
改革開放以來,多種所有制企業得到了快速發展,而相較于國有企業,資本積累的程度仍處于較低的水平。這主要表現在融資能力上的差異。當代,我國的銀行業有很大的發展,特別是信貸業務,但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銀行的信貸偏向于國有經濟。據統計,非國有企業從商業銀行貸款比例僅為16,5%,這使得許多中小企業只能依靠自身的資本循環或其他非正規的金融渠道獲得暫時的基本積累。
從居民角度看,資本積累來源的限制。使人民增收的途徑較為單一?？梢园l現,美國人民的資產性財富增長與勞動收入的基本比例為22:1,這也是為什么美國人的收入高,傾向于消費而不是儲蓄的原因,因為美國人的收入主要來自于資本。而中國卻不是,人民大眾的積累來源僅僅依靠微薄的工資,很少有其他的資本性收入。依據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理論,當期的低收入造成了人們更原意儲蓄以用來滿足未來退休消費的需求,中國高額的儲蓄率由此產生。而由于銀行的存款利率長期低于CPI的增長率,居民自身的資本處于不斷貶值的過程。因此,有限的資本積累來源是中國大眾收入無法提高的重要原因。
處于經濟轉軌的中國,不合法的資本積累也存在。部分官員利用人民賦予的權利,將權利資本化,使其成為市場經濟發展必備的要素投入,形成相當于國家壟斷的力量,提高市場準入門檻與運作門檻。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部分國有企業負責人利用手中的權力,通過壓低承包指標與租賃價格,或通過非法的財務手段低估國有資產,使國有資產流失到尋租者手里。損害了國家與人民的利益。
二、當代中國資本積累的制度分析
事實表明,我國當前資本積累發生扭曲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制度改革落后于經濟改革,造成了我國資本積累相異于傳統的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這也是轉軌時期國家體制不完善的原因。我們可以從政府的約束與產權兩個方面出發,來探討當前我國資本積累扭曲的狀況。
(一)從建立社會主義法制市場經濟的角度來看,第一步就是要防止政府對經濟活動任意干預
較為突出的問題就是國家政策多變,政令具有很大的任意性,用張五常教授的話來說,中國政策說好聽就是彈性大,說不好聽就是朝令夕改。國家對微觀經濟活動進行行政干預十分普遍,如打著宏觀調控或是市場調整的名義,授意相關部門對微觀主體進行行政干預。市場規則的不確定性造成了微觀主體無法很好地預測下一期的經濟狀況,一部分積累的資本需要防范風險,而無法全部投入生產。同時,國家政策制定沒有約束性,可能造成資本積累發生偏離。如我國在較長的階段主導工業發展,而忽視了農業與服務業方面的積累,造成了現在產業結構的不合理。
(二)從市場微觀主體的角度看,市場的平等需要國家作為監督者而不是參與者
當代中國,多種所有制企業有了快速發展,在解決居民就業與社會資本積累方面起著巨大的作用。然而,一旦市場經濟有較大比例的國有企業介入,這種條件下的市場就難有平等權,也難以法制。國企與國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國家作為國企的股東,更傾向于為自己的企業開綠燈,通過越過法律的束縛直接干預經濟活動,使國企資本積累不受約束。如最近的農行股改,國家對其壞賬進行買單;IPO發行的股票多是國企。正在審批的上市公司中,仍是國企居多,民營企業要想獲得同樣的待遇困難重重。可見帶有國字的企業就同于擁有了市場特權,在預算軟約束的條件下,國企不僅可以依靠自身來獲得資本積累,同時還可以依靠特權獲得額外的資本積累,政府背景使他們成為市場的強勢者。而較為弱小的民企,無論融資能力還是企業規模都無法與國企相抗衡。等級效應促使許多民企必須通過尋租賄賂的方式獲取市場的保護,在路徑依賴的作用下資本積累不斷變異,最后損害社會整體利益。
(三)制度缺陷造成產權不明晰,限制了資本應有的價值
例如農地制度,目前,我國雖然法律上確定了三權,即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但是農地轉非農地的問題遲遲沒有解決,限制了土地作為農民資產性收益的來源,資本積累方式受到限制。
產權的界定是為了稀缺資源的排他安排,是市場經濟定價的前提條件。由下表可知,我國的礦產資源特別稀缺,而在中國,各級政府所掌握的一些重要的資源配置權利,扭曲了資源投入生產時的價值,無法體現資源的稀缺性,造成資源以低于市場很多的價格出售,降低了礦產資源在資本積累中的真實價值。大量資源的浪費和生態的破壞使得原本資源稀缺的中國雪上加霜,資本的積累陷入了惡性循環。
資本積累范文2
關鍵詞：農民工；社會資本
中圖分類號：[F31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9-0-02
一、引言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推進，大規模的農民工群體向城市流動尋找就業機會，以獲得更好的發展。①一方面農民工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另一方面解決農民工的就業、住房、子女教育等問題也是中國推動城市化進程的一個重要方面。
本文基于2012年北京市農民工的調查數據探究影響農民工社會資本的因素。把社會資本作為變量，通過對人力資本、收入水平、流動性、家庭、網絡和組織、外出務工目的、地理上的接近、其他個人特征變量與社會資本的相關性分析，找到影響農民工社會資本的因素及其影響程度。
二、相關文獻綜述及評述
（一）影響社會資本因素的研究
盧燕平②（2007）提出社會資本可以分為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次。不同層次的社會資本的來源不同。微觀社會資本來源于個人的人力資本、職業技能和個人流動性等，中觀社會資本來源于集團、網絡和家庭等；宏觀社會資本來源于信任、互惠和規范等。奐平清③（2009）主要從社會互動、文化傳統、社會現代化轉型、第三部門和國家等因素對社會資本的形成和運行的影響加以分析。頓朝暉④（2011）利用上市公司信任指數作為企業社會資本的變量，發現企業家的個人社會資本、公司治理對企業的社會資本有重要影響。
關于社會資本的研究有這樣三個特點：第一，國內大多集中于對社會資本的功能和如何衡量社會資本上，而對各種社會資本的來源和變化的影響因素缺乏深入系統的分析。而只有在這方面進行深入研究，才能為在社會實踐中創建、培養、維持和改造社會資本提供理論依據。第二，對影響社會資本因素的分析多從企業、貿易的角度入手，缺少從農民工角度入手的分析。第三，研究方法上，多采用理論分析，少有實證分析。我們將利用實證分析的方法對影響農民工社會資本的因素進行分析，使研究更具有說服力。
（二）本文的研究方法和貢獻
本研究所用的數據來自于北京大學經濟學院葉靜怡教授主持的“2012年在京進城務工人員經濟和社會調查”，2012年11月在北京市進行抽樣方法采取隨機抽樣和非隨機抽樣相結合的辦法，由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本科生調查員隨機分組前往北京市八個城區對不同行業的農民工聚居點進行隨機訪問。全部采用當面填寫方式，獲得問卷1670份，其中合格問卷1635份，有效問卷率為97.90%。
歷年來，關于農民工社會資本對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的相關研究已有不少，而在較深層次上關于農民工社會資本的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還相對較少，因此本文將著眼于利用描述統計和計量等數學工具，從實證角度研究農民工社會資本的影響因素。與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填補國內關于此方面實證研究的空白，使用針對農民工社會網絡的專項調查——“2012年在京進城務工人員經濟和社會調查”的數據樣本，通過該數據所包含的豐富信息，并基于以往文獻的研究基礎，采用實證研究的方式去檢驗和分析農民工社會資本的影響因素。
三、研究框架與模型
（一）變量選取
各自變量的影響假設及變量類型說明如下：
（1）年輕人一般更容易適應新環境、接受新文化，越年輕越容易參與到娛樂生活和文化中，因此人際關系會更廣。操作化變量為“年齡”，屬定序變量。
（2）社會往往對男性賦予了更多的責任和角色期待，更傾向于期待男性廣結朋友，因此男性農民工比女性農民工參加社交活動的意愿更強。操作化變量為“性別”，屬定類變量。
（3）受教育程度越高，農民工所能接觸到的人群的社會地位越高，社會資本的累積程度也就越高。操作化變量為“教育水平”，屬定序變量。
（4）行業類型可以細分為“制造業”、“運輸和建筑業”、“住宿和餐飲業”、“營銷、批發和零售”、“其他服務業”和“其它行業”，農民工根據所處行業不同，與他人打交道的機會也不相同。操作化變量為“行業類型”，屬定類變量。
（5）職業層次越高，農民工所能接觸到的人群的社會地位越高，社會資本的累積程度也就越高。操作化變量為“職業層次”，屬定類變量。
（6）在北京滯留居住的時間越長，對城市生活的適應性程度越高，結交朋友的可能性越高，其人際關系越廣。操作化變量為“在京時間”，屬定序變量。
（二）對農民工社會資本影響因素的分析
根據上述理論和描述，我們可以對在京農民工的社會資本情況有一個基本了解。為進一步衡量在京農民工社會資本的影響因素，我們接下來將通過統計學的方法對可能產生影響的因素進行相關性的研究和分析。
1. 年齡對農民工在京認識人數的影響
在剔除了缺失數據和異常數據之后，有效樣本數據數量為1545。按出生年份在1980年之前和1980年之后分成兩組，分別計算各組農民工在京認識人數的算術平均值和標準差。結果如表所示：
表1 農民工社會資本與年齡的關系
從表中可以看出新生代農民工（出生在1980年之后）比老一代農民工（出生在1980年之前）的在京認識人數的算術平均值大，說明年輕人一般更容易適應新環境、接受新文化，越年輕越容易參與到娛樂生活和文化中，因此人際關系會更廣。
2. 性別對農民工在京認識人數的影響
社會往往對男性賦予了更多的責任和角色期待，更傾向于期待男性廣結朋友，因此男性農民工比女性農民工參加社交活動的意愿更強。本文以性別進行分類，剔除了缺失數據和異常數據之后，有效樣本數據數量為1538。結果如表所示：
表2 農民工社會資本與性別的關系
從表中可以看出男性的在京認識人數明顯大于女性，驗證了上述猜想。
3. 教育水平對農民工在京認識人數的影響
受教育程度越高，農民工所能接觸到的人群的社會地位越高，社會資本的累積程度也就越高。調查中我們將在京農民工按照教育程度分為5個等次——未受過教育、受過小學教育、受過初中教育、受過高中教育、受過大專及以上教育。在剔除了缺失數據和異常數據之后，有效樣本數據數量為1545。
表3 農民工社會資本與受教育水平的關系
從表中可以看出，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農民工在京認識人數先大幅增加后有所減少，即社會資本曾現增加后減少的倒U型形狀。
4.職業層次對農民工在京認識人數的影響
一般而言，職業層次越高，積累的社會資本也應該相應更多。在調查中我們將職業層次分為一般工作人員、中級管理或技術人員、高級管理或技術人員以及自負盈虧的老板。剔除缺失數據和異常數據后，有效樣本數量為1604。
表4 農民工社會資本與職業層次的關系
從表中可以看出，除了調研中的自負盈虧的老板之外，職業層次越高，在京認識人數的平均值也越大，這說明社會資本積累與職業層次提高有著正相關的關系。
5.行業分布對農民工在京認識人數的影響
由于我們調研的農民工樣本涉及到不同的行業，我們希望通過考察行業分布對農民工在京認識人數的影響，來分析農民工的社會資本是否與行業性質等相關。我們調查的行業涉及到制造業、運輸、建筑業、住宿和餐飲業、營銷、批發和零售業、其他服務業和其他行業。剔除缺失數據和異常數據后的有效樣本容量為1575，行業分布與在京認識人數的關系如下。
表5 農民工社會資本與行業的關系
由表格可以看出，不同行業的農民工在京認識人數有著較大的差異，制造業認識人數更多，但是標準差也很大，這可能是由于制造業合作性較強，集體勞動的人數較多，而不同種類的制造業差距也較大。住宿、餐飲業，運輸、建筑業以及營銷、批發、零售業的在京認識人數的平均值和標準差差距都不大，說明這些行業對于農民工社會資本積累沒有明顯的優勢。
6. 在京時間
在剔除了缺失數據和異常數據之后，有效樣本數據數量為1545。按在京時間由短到長分成5組，分組計算農民工在京認識人數的均值，結果如下：
表6 農民工社會資本與在京時間的關系
由表中可以看出，在北京滯留居住的時間越長，對城市生活的適應性程度越高，結交朋友的可能性越高，其人際關系越廣。
四、政策建議
因此，建議鼓勵和培育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促使他們融入城市；提高農民工獲取更高職業層次的可能性，給農民工更多的機會；在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方面給予農民工更多的支持，用更多的政策激勵減少農民工遷移的頻率，有利于農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享受更多的市民待遇。
注釋：
①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局《2011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
②盧燕平：《社會資本的來源及測量》，載《求索》，2007年第5期。
資本積累范文3
關鍵詞：人力資本積累；最優化；經濟增長模型
引言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認為，長期經濟增長具有三個關鍵影響因素：資本積累，人口增長和技術進步。其中，資本的概念由原來的物質資本擴展到人力資本，有些還將教育作為人力資本的代表。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主要體現為兩個途徑：第一，人力資本作為生產要素之一直接對經濟增長發生作用，如擴展的slow模型；第二，人力資本作用在技術進步或全要素生產率上，即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在盧卡斯對于內生增長理論文獻貢獻的開拓性文章中，也強調人力資本積累為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源泉，確切的說盧卡斯對兩種人力資本積累的來源進行了區分，即教育與邊干邊學理論，這兩個基本理論框架被用來模擬和分析教育與增長之間的關系，前者首先由盧卡斯指出，該方法的基本觀點是經濟增長主要由人力資本的積累所推動，因此所有國家之間增長率的差異可以歸結與這些國家的人力資本積累速度的差異，第二種方法可以追溯到納爾遜和菲爾普斯[5]的學術貢獻，這個方法的基本觀點是經濟增長由人力資本存量所驅動，反過來人力資本存量也影響國家創新的能力或者趕超更發達國家的能力，所有國家之間增長率產生差異的原因是人力資本存量的差異，進而是這些國家形成技術進步的能力差異。即人力資本更細致的區分為積累和存量對經濟增長產生的影響。
本文把上述兩個模型結合在一起，提出了一個改進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利用最優化方法，分析人力資本積累和原有人力資本存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得出了教育生產之間的最優時間比。
一、隨機經濟模型分析
這里假設考慮一個經濟體系具有很多個體，這些個體在每個時期選擇如何在當前生產和技能獲取之間分配時間，技能獲取將會提高未來時期的生產力，若表示代表性當事人的人力資本存量，表示其用于生產的時間，瞬時效用函數給定為：
二、解析模型得到均衡解及教育生產間的時間比例
在上述模型中，由最優化知識可得哈密而頓函數為：
即物質資本的增長率和人力資本增長率成正比。人力資本存量增長率在決定消費和資本的路徑方面所發揮的作用與索羅模型所表述的外生技術變化率是相同的，也和h演化過程決定每一試點的要素生產力具有類似的特征。
另一階條件中的(6)式可變形為
當γ>0時，上述兩個值均大于競爭經濟條件下的對應值，只有當γ=0時，即工人之間沒有溢出效應時，競爭環境下的結果才是社會最優的。當目前的人力資本水平會影響隨后對這一生產要素投資的收益時，存在另一種形式的外部效應，實際上正是這種跨時溢出效應使無限制的增長變為可能，在拉姆奇-卡西-庫普曼模型中，具有無限生命期的消費者能將外部效應內部化，他們對人力資本的投資肯定是最優的，然而如果個體只有有限的生命，他們無法將其投資對下一代人的人力資本的影響全部內生化，這樣競爭性均衡解和社會最優解之間就會產生一個較大的差距。
三、考慮競爭性經濟
考慮競爭性經濟，假設政府對所有收入征稅，稅率為，這里的預算約束為：
可以檢驗(10)(11)式均不會發生變化，因此物質資本增長率和人力資本增長率之間的關系不會受稅收的影響，并且變形(26)式可得：
四、結論
本文在考慮人力資本存量的前提下，分析人力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得出了教育生產之間的最優時間比例，以及在競爭經濟下，增長率將不受稅收影響的結論。生產函數中引入平均人力資本存量，可能會形成增長在自由經濟空間下成為社會最優的可能性，即個體在當前生產和技能獲取方面分配時間時，可能不會完全內部化人力和物質資本的溢出效用，而且會使技能獲取投資不夠，但這不是取得持續增長的必要條件，這里引起可持續增長的是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
資本積累范文4
關鍵詞：教育發展；人力資本；人力資本積累
中圖分類號：G40054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20539（2012）04011704
人力資本是指凝聚在勞動者身上的知識、技能及其所表現出來的能力。它是經濟增長和生產發展的主要因素，是一種收益率很高的資本[1] 29。眾所周知，人力資本是對人力資源進行開發才形成的，而教育對于人力資本的形成和積累具有最重要的作用，進而影響到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說，教育對人力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我國的教育發展對人力資本積累的促進作用卻并不理想。
一、我國教育發展中人力資本積累
的現狀（一）男女兩性之間人力資本積累存在巨大差距
在大力倡導男女地位平等的當今社會，女性的地位較以往有顯著的提高，但在受教育程度上，男女地位并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平等。對比全國婦聯1990年和2000年兩期婦女地位調查，雖然男女在受教育的程度上逐漸接近，但農村婦女受教育水平相比于男性仍較大，超過58%的農村婦女只具有小學以下文化程度，低文化的女性比男性高出21.9 個百分點，而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女性也比男性低20.8 個百分點，農村婦女的這種受教育程度低的現狀直接影響了她們對現代生產技術的學習和掌握，進而限制了她們進入較高層次的行業，使她們一直滯留在較低層次的行業之中，從而影響她們的經濟收入，對家庭生活必然造成嚴重的壓力[1] 29。
（二）城鄉人力資本積累存在顯著差異
“人往高處走”的道理可以用來解釋農村中培養出來的人才多數選擇在城市而非農村的擇業觀，由于農村經濟相對落后，沒有足夠的能力去吸引具有高知識存量的人力資本到農村來為農村經濟的發展做貢獻，來自農村的大學畢業生基本不回農村，除了客觀經濟環境的原因外，還有農村大學生主觀心理方面的原因：一是迫于父母及親戚朋友的壓力，認為大學生回到農村是沒有出息的表現；二是大學生本身有急切脫“農皮”的強烈愿望。此外，農村剩下的都是留守兒童、老人及受教育程度低下的中年婦女，這導致了在農村投資，城市受益的 不對稱現象，嚴重阻礙了人力資本在農村的積累。
（三）教育機會不平等
教育機會不平等很突出的表現是在國家城鄉之間的義務教育投入上，其不公平性集中表現在：教育經費投入不平等，基礎教育設施投入不均衡以及師資力量分配不均。
1.教育經費投入不平等
比較城市和農村的同齡兒童， 我們不難看出，在知識、能力等方面前者明顯優于后者。城鄉對幼兒教育的重視、開發程度不同是導致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城市里的兒童接受教育從胎教開始， 到各具特色的托兒所、幼兒園、學前班， 這一路走來城市孩子可以接受到非常全面、系統的教育。而農村兒童當然就沒有這么優越的條件，大部分農村地區的兒童教育基礎設施還不完善，托兒所、幼兒園在農村地區的覆蓋面還不夠， 大部分農村兒童在出生后到入學前這段時間基本沒有學習什么文化知識， 沒有較為科學的啟蒙教育，由于現在農村大多數是留守兒童，家庭教育業相對缺乏。所以，農村孩子在同城市孩子競爭時， 就已輸在了起跑線上。不難看出，造成這一差距的重要原因就是國家對農村的教育經費投資力度不夠，以至于農村沒有像城市覆蓋率那么廣的學前教育建設，造成農村學生讀書難的局面，影響農村的基礎教育質量。
2.基礎教育設施投入不均衡
盡管農村學校教育逐漸被國家重視，其基礎設施也得到了一定改善， 但相比于城市學校， 農村學校的辦學條件仍很落后。很多農村學校還缺少必要的基礎教育設施，例如圖書室、實驗室、音樂美術室、多媒體教室、體育器材和場地等，甚至一些偏遠地區的農村學校除了簡陋的教室和破舊的桌椅，幾乎沒有任何其他的教學設施[2] （P230）。由于硬件條件的不足和長期積淀下來的其他各種原因， 農村學校教育質量不好是可想而知的， 與城市學校相比更是存在明顯差距。
3.師資力量的分配不均
從高考志愿填報可以看出，現在報考師范類院校的情況已不比從前，師范院校曾一度遇“冷”，這反映出教師行業不再是學生職業規劃中追求的熱門目標，即使進入教師行業，也很少有老師愿意到偏遠地區從事教育工作，便捷的交通，良好的居住環境，使他們更愿意留在城市任教，這使得偏遠地區師資力量與城市相差甚遠，以至于影響偏遠地區的教學質量，明顯不利于我國教育發展中人力資本的開發與積累。
（四）教育結構設置不合理
我國教育結構設置不合理主要表現在以下一些方面：基礎教育薄弱，高等教育與社會、市場需求難以銜接，職業技術教育重視程度不夠。一方面，我國基礎教育長期發展受限，教育總支出中，小學教育經費所占比重不斷下降，在1954年所占比重還能達到54%，但到了1985年便下降到了33%，到1994年就只有35%左右了，這比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還要低十幾個百分點。另一方面，我國大學教育經費占教育總支出比重逐年上升，且偏向于單一全日制的正規高等教育，但目前高校中開設的有些專業已不能滿足市場的需求，導致有的專業市場供應過剩，有的卻供應短缺，造成不同程度的人力資源浪費，不利于人力資本積累。
二、教育發展中人力資本積累出現
問題的原因（一）男女不平等的傳統思想根深蒂固
社會日益文明，經濟迅速發展，卻沒有改變民眾傳統文化的消極觀念，農村重男輕女的陳舊思想依然存在，這必然影響到農村教育模式，即子女特別是女童的教育、培養、智力開發被視為無足輕重，奉行“女孩讀書無用”的觀點，認為女孩“讀得好，不如嫁得好”，因此，大多數父母選擇讓子女在完成義務教育后外出打工，很多農村女孩過早地結婚生子，整體受教育程度偏低，這嚴重阻礙了婦女人力資本的提升和積累，這種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從長遠看，不僅不利于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而且不利于我國和諧社會的構建。
（二）城鄉二元化格局的影響
我國城市與農村的發展極度不平衡，呈現出二元化的格局。城鄉二元化是計劃經濟時代的后遺癥，“中國的城市像歐洲，中國的農村像非洲” [3] 33，正是這樣，不論是農村大學畢業生，還是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更青睞于在城市發展，這就導致了城市人力資本積累越來越快，農村人力資本積累越來越慢的極不對稱現象，這種客觀事實的存在，必然影響我國教育人力資本積累的整體水平。
（三）對教育投資行為監督不力
一方面，我國辦教育歷來都是由國家獨家承擔，各級政府和各部門出資辦學，分級管理的教育體制，這不僅會導致教育市場的壟斷性、落后性和人才培養的盲目性，還會導致各部門、各行業高等教育和職業技能教育自成體系，缺乏開放競爭的人才培養戰略。另一方面，我國現行政府教育投入的基本現狀是：中央和省級財政主要投資大學教育，對基礎教育只有少量投入[4] 82；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由市地、縣區及鄉村等各級財力來負擔，而從這種格局來看，我國教育投資結構并不合理，中央和省級財力應重點保證義務教育，特別是農村義務教育。究其原因是因為對投資主體缺乏指導與監督，投資規劃不合理導致了教育投資結構不均衡，造成了中等及以下階段基礎教育發展遲緩，而高等教育階段在教育經費相對寬松的條件下卻沒有取得相應的發展成果，許多高校增設各種專業，盲目擴招，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和教育質量的下滑，嚴重影響了教育對人力資本積累所應發揮的作用。
三、教育發展中人力資本有效積累
的措施（一）加大農村及偏遠地區基礎教育投入力度
國家可以設立教育專項資金，直接投入各個地區，促進各地區教育協調發展，而不是由各級財政來層層撥款，這樣能使教育資金更加快速有效地到達各地教育單位，而對于行政級別最低的農村和偏遠地區來說無疑是最大的受益者。綜合考慮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來進行投入，不能一概而論，各個地區的經濟和教育基礎條件是存在差異的，要加以區別對待。對于條件相對薄弱的地區―就地理位置而言，主要是西部地區，就城鄉來說，主要是農村特別是偏遠地區，應當重點扶持，優先投入，合理分配教育資金，縮小東西部教育的差距，均衡城鄉教育水平。要加大力度改善廣大農村地區，特別是偏遠地區的基礎教育設施，加大對這些區域的教學基礎設施建設力度，根據各地區實際情況，盡可能縮小城鄉基礎教育設施的差距，推行城鄉互助，加強城鄉教育交流。要鼓勵廣大教師到農村地區任教，壯大偏遠地區師資隊伍，國家可出臺政策保障農村教師的生活，增強教師服務農村事業的信心。
（二）改變傳統思想，加大對婦女教育投資力度
一方面，國家制定的相關法律政策應充分體現男女平等的原則，保障婦女在享受教育資源，就業機會的平等權利，這是實現男女地位真正平等的制度保障，也是婦女平等接受教育的基礎。另一方面，對于農村地區，要改變傳統的男尊女卑思想，增強婦女的主體意識和危機意識。在知識經濟時代下，婦女必須要樹立勇于競爭的信心和優勝劣汰的危機意識，為參與競爭做好心理準備，增強自覺發展的主觀意識，增加知識儲備，提高技能水平和自身素質，增強自身人力資本，這樣才能提升婦女人力資本積累在國家人力資本積累中的比重，全面提高我國人力資本積累水平[1] 32。
（三）加強對教育投資主體行為的監督
1.通過行政監督機制來對其行為加以約束，防止教育投資不合理
在上級對地方政府的決策行為進行監督時，要建立和完善教育經費的審批制度，這樣可避免教育投資過度，教育投資過度是指在經濟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教育投資比重過高、教育投資結構不合理、教育發展規模過大等問題[5] 39?！皟炏劝l展”不是“過度發展”，防止過度發展就要做好人力需求預測，以市場供求關系為依據，做好人力需求調研和預測，防止過冷和過熱發展，不斷調整投資方向和教育結構，將教育的經費用在“刀刃”上。
2.實行政務公開，依靠公眾的參與和監督來規范教育投資主體行為
教育關乎國家經濟的發展，關乎整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因此，教育不僅僅是國家和學校的責任，也是公民的責任，公眾參與對教育主體投資行為的監督，是強有力的約束，社會公眾對教育相關部門的評價，可以彌補過去自上而下的評議制度的局限性，通過公眾的評價，可以了解當前教育部門的政策方針是否合理，以便進一步調整施政策略，使人力、物力資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公民對教育主體投資行為的監督是確保教育經費到位、教育資金投向的重要環節，通過輿論確保教育經費投入水平和資金的及時到位，防止拖欠和挪用，能有效清除不合理的教育收費現象，為我國教育發展中的人力資本積累提供堅實的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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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積累范文5
關鍵詞：農村人力資本；消費水平差距；向量自回歸模型
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風暴使全球經濟進入蕭條時期，嚴重制約了我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擴大國內需求，保持經濟持續穩健增長，成為我國這幾年經濟發展的主要任務之一。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城市已趨于飽和狀態，擴大內需，增強內需，其主要動力之一來源于啟動農村消費市場。然而我國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弱，城鄉消費水平差距大。1981年至2012年間我國城鎮居民消費水平從520元增加到24565元，增加了47.2倍；農村居民消費水平也由201元增加到7919元，增加了39.4倍。但二者之間絕對額的差距卻在逐年擴大，1981年城鄉消費比率已達到2.59∶1，由于我國農村實行了，提高了農業經濟效益和勞動生產率，活躍了農村經濟，刺激了農村居民的消費，1985年城鄉消費比率下降為2.19∶1。之后隨著我國經濟改革的推進，城鎮經濟發展越來越快，社會保健體制也越來越完善，居民的收入水平也發越來越高，而農村由于受城鄉二元體制的制約，社會經濟發展緩慢，居民收入也增長緩慢，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差距迅速攀升，由1989年的2.67∶1擴大到2012年的3.1∶1。
一、數據選取及模型說明
由于數據方面的原因，本文只選取了反映勞動者受教育水平及健康狀況的指標進行分析。在受教育水平方面，選取農村人均教育支出（E）作為衡量指標；健康狀況方面，選取農村人均醫療保健支出（M）作為衡量指標。而城鄉消費水平差距（C）則采用城鎮居民消費水平與農村居民消費水平之差為衡量指標。所選數據為1981-2012年相關時間序列數據，其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中經網―中國經濟統計數據庫》。各時間序列以1978年為基期的商品零售價格指數進行調整。為避免出現異方差，對各序列進行對數化處理，分別記為[LnE]、[LnM]、[LnC]。
本文采用向量自回歸VAR模型研究農村人力資本積累和城鄉消費差距的數量關系，從長期和短期兩方面刻畫兩者內在的、本質的聯系。計量模型如下：
[LnC=C0+αLnE+βLnM+εt] 其中，[C0]為常數項，[εt]為隨機擾動項。
二、實證分析
（一）ADF單位根檢驗
利用Eviews5.0軟件對經過預處理的農村人均教育支出[LnE]、農村人均醫療保健支出[LnM]和城鄉人均消費差距[LnC]，以及各變量的一階差分進行ADF單位根檢驗，以判斷平穩性，檢驗結果表明，[LnE]、[LnM]和[LnC]均是非平穩時間序列，而一階差分后的序列均是平穩的，且均為一階單整過程，即I（1）。因此可對其進行協整檢驗。
（二） Johansen協整檢驗
利用Johansen協整檢驗對[LnC]、[LnM]、[LnE]序列進行協整檢驗。本文采用AIC和SC準則，經過多次試驗，采用滯后期為1時，建立模型。結果如表3.1所示：序列[LnC]、[LnM]、[LnE]之間有且只有一個協整關系。
對比跡統計量與5%、1%水平臨界值可知，分析結果拒絕變量間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假設，且不能拒絕存在至多一個協整關系的假設，因此，兩變量之間有且僅有一種協整關系。取標準化（Normalization）的協整系數，得協整方程如下：
對殘差序列
[e=LnC-0.188497LnM+1.0585191LnE+3.749531]進行ADF檢驗，結果表明，在99%置信水平下殘差序列不含單位根（見表3.2），是平穩的。說明協整關系通過檢驗是正確的。
因此可以建立向量誤差修正模型，檢驗其短期動態關系。模型具體形式如下：
其中，
[ecmt-1=LnC（-1）-0.188LnM（-1）+1.059LnE（-1）+3.750]，是VEC模型的誤差修正項。
由式（3-1）和式（3-2）可知，[LnE]、[LnM]和[LnC]之間不僅具有長期均衡關系，而且也具有短期動態調整關系。即增加農村人均教育支出，可使城鄉人均消費水平差距縮小；但增加農村人均醫療保健支出，反而使城鄉人均消費水平差距增加。
可見，加大對農民教育的投入，可有效地提高農民的素質，改變其消費習慣和消費結構；而農村醫療保健的支出之所以會出現同方向的變動，長期以來，我國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農村醫療保障體系雖已建立但并不完善，而且存在基層實施過程中的監管漏洞，農民基本上還是作為自我保障的醫療群體，較低的收入水平，無法跟上醫療費用的急劇上升，這大大限制了農民的消費水平。
（三） 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為了更直觀地展示農村人力資本積累與城鄉消費水平差距的動態關系，圖3.1至3.4為序列[LnC]、[LnM]、[LnE]之間的脈沖響應函數分析結果。
從消費差距[LnC]的脈沖響應來看，[LnC]對[LnM]始終呈現持續的、負向的響應，縮小城鄉消費水平差距并不能從根本上使農民增加對醫療保健支出幅度，只有國家通過體制上的改革，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才會對農民增加醫療保健支出幅度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LnC]對[LnE]的沖擊，在第1-2年變化不大，之后緩慢上升，在第5年后趨于穩定正向響應。
從農村人均醫療保健支出[LnM]的脈沖響應來看，[LnM]對[LnC]的沖擊在第1年為正向影響，之后迅速下降，在第2年開始呈現微弱的負向擾動，從第5年開始對消費差距不再產生擾動。這反映出我國現行醫療體制的弊病，農民是自費醫療群體，較低的收入水平，無法跟上醫療費用的急劇上升，致使大量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因此，政府不僅需要加大對農村醫療的投入，而且要進行有效的監管。
從農村人均教育支出[LnE]的脈沖響應來看，[LnE]對[LnC]的沖擊始終呈正向擾動，而且幅度比較大，在第5年達到峰值6%后趨向平穩。這反映出我國的城鄉之間存在著受教育機會不均等的現象。
三、結論與建議
（1）農村人均醫療保健支出（[LnM]）、農村人均教育支出（[LnE]）和城鄉人均消費差距（[LnC]）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且[LnM]、[LnE]和[LnC]分別具有正向、負向的長期均衡關系。這反映出我國的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現行的醫療體制存在著弊病，農民有限的收入增加并沒有足夠的能力去消費昂貴的醫療費用。所以我們必須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加快醫療改革的進程和有效地實施醫療改革的方案。
（2）脈沖響應函數顯示，城鄉消費差距對農村醫療保健支出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新息沖擊沒有響應。而增加教育支出對縮小城鄉消費差距呈現一個正向的、持續的、穩定的響應。此外，我們的分析顯示：我國社會保障體制和教育體制在城鄉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因此政府要盡快完善城鄉各種不均等的政策體制，切實讓農村居民享有更多的社會公共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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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積累范文6
【摘要】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本文通過構建一個理論模型，分析了與最優經濟增長相對應的最優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規模以及二者的比例關系問題。研究結果表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都存在最優規模，也存在過度積累的可能性；物質資本積累和人力資本積累的最優比例等于兩種資本的產出彈性之比。
關鍵詞 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動態效率；最優規模；最優結構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最優消費率與我國經濟增長穩定研究”( 12CJY074)；云南省學習貫徹總書記一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專題研究項目“云南經濟增長穩定性評價及其影響因素分析”（YB2013126）；云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青年研究基金項目（12YNUHSS068）。
【作者簡介】趙鑫鋮，云南大學發展研究院講師，博士，研究方向：經濟增長、宏觀經濟理論。
一、引言
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資本積累的規模和結構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資本積累規模是經濟增長數量實現的重要保障，而資本積累結構的改進是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的重要方式。資本積累規模主要涉及宏觀經濟學中的動態效率問題。經濟動態效率是從長期動態的角度考察經濟運行的效率，要求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資本存量與最優經濟增長所要求的資本存量水平相一致。菲爾普斯（Phelps，1961） 提出了黃金定律（簡稱黃金律），即當資本的邊際收益等于經濟增長率時（即資本的收益恰好能抵消維持現有資本存量所付出的成本時），資本積累規模達到了其最優水平——黃金律資本存量，經濟實現了各期給家庭所帶來的消費（效用） 總和最大。戴蒙德（Diamond，1965） 提出并證明了競爭經濟可能會出現資本過度積累的均衡，認為此時經濟處于動態無效狀態，存在帕累托改進的余地。此后，國內外諸多學者提出了各種檢驗經濟動態效率的方法，并針對各國實際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經濟動態有效或動態無效的結論（Abel et al，1989；史永東、齊鷹飛，2002；袁志剛、何樟勇，2003；劉憲，2004）。目前對經濟動態效率的檢驗方法、發生原因和解決方法的研究已趨于成熟，但隨著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日益得到經濟學理論界認可，人力資本的最優積累問題即人力資本積累的動態效率也逐步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吳立軍（2014） 指出，在社會總人口和財富一定的約束條件下，必然存在一個人力資本的最優規模，并在建模的基礎上測算了中國的黃金律人力資本存量。李尚驁等（2011） 通過構建內生增長模型指出，在由干中學驅動技術進步且對人力資本積累具有“侵蝕效應”的情況下，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會發生雙重過度投資，阻礙經濟增長。
資本積累結構則涉及到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協調性問題。由于實物資本投資回報時間短、見效快，而人力資本投資見效慢，導致了短期內重視物質資本積累，而忽視人力資本積累的現狀。因此，一般來說，發展中國家包括我國資本積累結構中存在的普遍問題是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之比遠高于其最優比例。人力資本結構研究課題組（2012） 的研究表明，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的匹配協調對經濟效率有顯著的積極影響，并且這種影響十分穩健。邊雅靜（2011） 探討了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最佳比例關系，并對此進行了實證分析。
現有的文獻雖然對資本存量的最優規模和結構問題都有所涉及，但對二者的討論是分開的，并沒有在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下進行分析，因而只能單獨分析規模問題或結構問題。受前人研究的啟發，本文試圖建立一個將人力資本納入經濟增長分析框架的模型，探討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積累的最優規模和結構，并結合現實經濟發展對模型推演結果進行解釋。
二、理論模型
本文模型主要在羅默（2012） 和曼昆等（1992） 模型的基礎上構建，考慮一個包含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增長模型，該模型除包含人力資本外，與具有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索洛模型類似。假定經濟的產出由下式給出
其中Y(t), K(t), H(t), A(t), L(t) 分別表示經濟產出、人力資本投入、物質資本投入、勞動有效性和勞動投入，一個技術工人供給1單位的L和一定數量的H。
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勞動和勞動有效性的初始水平被看作是既定的，經濟對各變量的動態學假定如下式，勞動和勞動有效性以不變速度增長。
產量被用于消費和投資。產出中用于物質資本投資的比例和用于人力資本投資的比例sK 和sH是外生和不變的。用于投資的1單位產品產生1單位新資本（物質資本或人力資本）。另外，現存資本的折舊率為δ ①。因此，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動態學方程為
由于生產函數被假定為規模報酬不變，因此可將其轉換為密集形式
對于給定的生產函數和n、g、δ 的給定值，對儲蓄率sK 和sH 每一組值而言只有惟一組穩態值k*(t) 和h*(t) 與之對應。根據模型假定，產出在消由消費及效用決定。因此，在穩態上，每單位有效勞動的平均消費為費和投資之間進行分配，而經濟最終的福利水平
相應的儲蓄率可表示為，與之聯系的穩態每單位有效勞動的消費水平是。經濟學中把滿足方程（14） 和（15） 物質資本存量水平k(t)gold 和人力資本存量水平h(t)gold 分別稱為黃金律的物質資本存量和黃金律的人力資本存量，它們滿足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邊際產出分別等于人口增長率、技術進步率和折舊率之和。
根據（14） 和（15） 可知，經濟中物質資本積累和人力資本積累動態效率可能存在以下四種情況：①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均積累過度；②物質資本積累過度，而人力資本不存在積累過度；③物質資本不存在積累過度，而人力資本積累過度；④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均未積累過度。對現實經濟來說，前三種情況都存在帕累托改進的余地，因此不是最優的。
當經濟達到穩態時，若物質資本存量k*(t) 大于黃金律的物質資本存量k(t)gold ，而人力資本存量h*(t) 小于或等于黃金律的人力資本存量h(t)gold ，則稱物質資本積累是動態無效的，即物質資本積累過度?？梢酝ㄟ^消費掉k*(t) - k(t)gold 部分物質資本存量來提高該經濟的福利水平，則當期的消費變為cgold + k*(t) - k(t)gold ,而后續各期的消費水平為cgold ，消費水平皆大于原來的消費水平c*(t) ，即存在帕累托改進的余地。若物質資本存量k*(t) 小于或等于黃金律的物質資本存量k(t)gold ，則稱物質資本積累是動態有效的，即物質資本不存在過度積累，也不存在帕累托改進的余地。
當經濟達到穩態時，若人力資本存量h*(t) 大于黃金律的人力資本存量h(t)gold ，而k*(t) 小于或等于黃金律的物質資本存量k(t)gold ，則稱人力資本積累是動態無效的，即人力資本積累過度?？梢酝ㄟ^消費掉h*(t) - h(t)gold 部分人力資本存量來提高該經濟的福利水平， 則當期的消費變為cgold + h*(t) - h(t)gold ，而后續各期的消費水平為cgold ，消費水平皆大于原來的消費水平c*(t) ，即存在帕累托改進的余地。若人力資本存量h*(t) 小于或等于黃金律的人力資本存量h(t)gold ，則稱人力資本積累是動態有效的，即人力資本不存在過度積累，也不存在帕累托改進的余地。
當經濟達到穩態時，若人力資本存量和物質資本存量都小于或等于其黃金律存量水平，則經濟是動態有效率的。
物質資本積累和人力資本積累會相互影響各自的動態效率，如一個經濟體在穩態時人力資本小于黃金律存量h*(t) < h(t)gold ，而物質資本積累過度時， k(t)* > k(t)gold ，要改善物質資本的動態效率，可加速人力資本的積累，從而人力資本向其黃金律收斂。由fkh(k,h) > 0 可知， h(t) 投入的增加提高了在資本存量給定時的邊際產出，若h(t) 從h*(t) 增加到h**(t) 使得fk(k*(t)，h**(t)) -(n + g + δ) > 0成立，則資本積累的動態無效狀況得到有效解決，在這種情況下，人力資本的積累可以使得經濟的黃金律物質資本存量擴大，進而解決了物質資本積累的動態無效問題。若物質資本小于黃金律存量k(t)* < k(t)gold ， 而人力資本積累過度h*(t) > h(t)gold ，同樣可以通過加速物質資本積累來解決人力資本積累過度問題。三、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匹配性分析
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已被理論和實踐所證實。但在總資本存量給定的條件下，資本如何在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間進行分配才能獲得最優的經濟增長實際上還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比例關系也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因素，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比例關系不合理②，則經濟不可能實現最優增長。因此，存在一個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最優比例關系。本節從實現最優增長的目的出發，來探尋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最優比例關系。
當經濟實現了最優增長時，滿足黃金律條件（也就是把具體的生產函數代入（14）、（15） 式），即
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最優比例為α/β，也就是說兩種資本的最優比例等于兩種資本的產出彈性之比。若經濟已處于最優產出狀態，維持該狀態的條件是新增投資必須使得兩種資本的比例保持最優；若經濟尚未達到最優產出狀態，經濟向最優產出路徑過渡的條件是使新增投資在兩種資本之間進行合理分配，進而使兩種資本存量之間的比例收斂于最優比例。
由（19）、（20） 式可知，黃金律的人力資本存量和物質資本存量主要受物質資本的產出彈性、人力資本產出彈性、勞動力增長率、技術進步率、資本折舊率等因素的影響。黃金律物質資本存量與物質資本的產出彈性、勞動力增長率、技術進步率、資本折舊率成正比，與人力資本產出彈性成反比；黃金律人力資本存量與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勞動力增長率、技術進步率、資本折舊率成正比，與物質資本產出彈性成反比。
四、結論及啟示
近年來，對我國物質資本積累和人力資本積累分別進行研究的文獻眾多，但將二者結合起來進行分析，探討其最優規模和最優比例關系的文獻相對較少。本文分析了二者的最優積累問題，即黃金律的物質資本存量和黃金律的人力資本存量，并在此基礎上分析了二者積累過程中的最優配比問題，得出了以下兩個主要結論：首先，從理論上看，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都存在最優規模，也存在過度積累的可能性。文中分四種情況進行了討論，并指出了解決積累過度的辦法。其次，從總資本存量結構的角度看，要實現最優的經濟增長，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之間存在一個最優的比例關系，即兩種資本的最優比例等于兩種資本的產出彈性之比。
注釋
①出于分析簡便的考慮，假定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折舊率相同，假定二者不同并不影響分析結果。
②或者人力資本積累相對于物質資本積累過度使人力資本效率比較低，或者物質資本相對于人力資本積累過度使物質資本效率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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