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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芳 單位：安陽師范學院工商管理學院
大學生資源是我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重要資源，也是經濟建設中的稀缺資源，合理配置有效開發好大學生資源是我國人才戰略中的重要工作。在發達國家大學生占從業人員37-40%，而我國占5%左右。目前，我國在校大學生已超過2300萬人，但大學生人口僅占總人口的3%，相對于13億人口這一龐大的基數，我國的大學生數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然而，近年來我國大學生就業難問題日益加劇。大學生就業難的形成，有諸多復雜的原因，大到國家整體宏觀經濟環境，小到每個大學生的就業觀念，都與就業率息息相關。目前的就業形勢嚴峻，但有相當多的高校畢業生單純以就業地區經濟的發達程度、就業企業的性質、工資待遇作為就業標準，在就業上傾向于大城市、外資企業和事業單位，結果出現了無業可就和有業不就并存的局面。
存在就合理的，為什么會出現大多數大學生寧愿選擇去東部沿海地區工作，有的甚至于放棄自己大學所學的專業，也不愿意選擇急需人才的中西部地區、基層、民營企業去工作？西方的就業理論難以解釋這些現象。我國學者龍立榮和黃小華在分析我國現實的就業環境下[1]，提出就業過程中嵌套職業崗位的組織和地區環境的社會生態對個人的價值回報的大學生擇業的社會生態模型。該模型完善了西方的就業理論，對我國大學生就業出現的“孔雀東南飛”現象提供了理論支持。然而，我國大學生就業又出現了如人才回流、大學生村官、中西部地區學生留在本地工作等就業新現象，大學生就業的社會生態模型無法解釋這些現象。西方的就業理論是建立在職業生涯規劃體系相對完善的環境下，而我國大學生就業的“孔雀東南飛”從眾效應是否理性？對大學生的職業發展是否有利？這需要我們的學者進行深入的研究，輿論進行正確的引導，大學就業部門進行客觀冷靜的指導，同時加強對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的訓練。從而，從深層次解決我國大學生就業難的窘境。本文試圖通過對就業環境變化和大學生就業新現象進行研究，建立人與社會生態環境動態匹配的大學生就業模型，以期為大學生的就業決策及國家制定就業政策提供理論支持。
一、就業環境變化對大學生就業影響
（一）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趨勢，弱化了大學生就業的地域選擇國家“十一五”規劃明確了我國區域發展的格局，即繼續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加強區域經濟發展，推進區域經濟協調，是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社會和諧的必然要求。毋庸置疑，任何地區的發展都離不開國家政策的支持，尤其是我國中央政府具有強大的轉移支付能力，黨中央、國務院有能力、有信心推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經歷了一個從非均衡發展到協調發展的過程。上世紀80年代，為了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我國實行了重視沿海地區發展的非均衡發展戰略，沿海地區取得了先行發展，該地區社會生態對個人價值回報相對于其他地區較高些。進入90年代以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總體目標的確立，也由于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之間發展差距擴大的問題日益受到各方面的廣泛關注。我國先后實施了沿海、沿江、沿邊的“三沿”發展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以及促進中部崛起的戰略等，從而東、中、西部的區域發展格局逐漸清晰起來。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外資政策趨嚴等，位于沿海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向內地和其他國家轉移。中國政府轉變吸引外資政策的同時，部分外企開始撤離東部沿海地區，轉向用工成本低、稅收優惠和環境標準寬松的中西部地區。因此東、中、西部區域經濟發展必然會帶來這些地區社會生態對個人價值回報的提升。社會生態對個人價值回報會隨著區域經濟格局的變化而變化，因而大學生就業時不能僅考慮畢業時現實回報，更應該看到地區隨著國家經濟格局變化而發生的改變，動態評估就業的社會生態環境對個人價值的凈回報或實際購買力。
（二）不同所有制企業共同發展，淡化了大學生就業的組織選擇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政府制定了諸多優惠政策，目的是盡可能吸引更多的外企進入，以助力中國經濟發展。而國有企業由于歷史包袱沉重，管理不善，經濟效益不佳；民營企業則剛剛起步。隨著國有企業市場化水平的提升，改制和重組的深化，不少國企已擺脫虧損困境，效益大幅上升，步入良性發展。與此同時，民營企業得到了快速的發展。2004年我國民營經濟在第二、三產業的比重超過82％，廣義民營經濟增加值占GDP的66％左右，民營經濟就業增長率高出全社會0.5個百分點左右，并且涌現出一批民營明星企業[2]。隨著資本市場發展，中國本土企業正在狂掀上市熱潮。無論國企、民企，現在都在走向資本市場，有的在香港、新加坡上市，有的早已遠赴美國、法國、日本，這其中既如中石油、工商銀行、中國移動這樣的國字號企業，又有如新東方、巨人網絡、新浪網、阿里巴巴這樣的民企名單，它們的股東甚至控股股東也會出現境外資本和境外股東，外企不再是“外國人”的企業，國企不再是“國家干部”的企業，民企也不再是“草根和底層”的企業了。有大量的證據表明，外資企業或合資企業、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相同層級員工的回報差距正在日益縮小。另外，外資企業或合資企業，慣例是高級管理者一般不進行本土化，而且由于管理高效帶來的專業化分工很細，致使人才的培養和成長受到限制，但具有較多的積極文化屬性；國有企業工作保障高、福利待遇好，但結構臃腫、效率低，人才的選拔很大程度上要論資排輩；民營企業機制活，效率高，但工作壓力大，有利于人才的快速成長；事業單位待遇較穩定、福利有保證，但官僚氣息重、人際關系復雜、效率低下。毫無疑問，大學生的個體是有差異，因此就業定位就會不同，在職業生涯的不同階段選擇也會不同。大學生應該選擇適合自己發展的組織理性進行就業，而不是從眾效應的就業。
（三）區域人力資源結構失衡，為大學生就業和發展提供了機會在人才分布上，我國東部與西部、沿海地區與偏遠山區、經濟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大學生占有量差距很大。西部地區占全國土地面積的61%，但各類專業技術人員僅為全國總量的15.5%；東部地區占國土面積的11%，卻集中著占全國人才總量的43.2%的各類專業技術人才,且其中有344萬名專業技術人才處于閑置狀態[3]，這是多么驚人和可悲?。∪瞬殴┻^于求時，職業選擇需要妥協，放棄一些利益，根據Gottfredson的研究[4],妥協遵循一定的順序進行,首先犧牲或放棄的是個人興趣,其次是社會聲望,最后是性別類型，因此出現了媒體上對大學生就業難問題有許多形象報導,如武漢曾經爆出的“大學生保姆中心”新聞,南京一家公司的擦鞋匠應聘者中有52名大學生等。大學生就業放棄自己的專業，而進入了下一層次的、不需要高等教育而只需較低教育程度的非技能藍領市場，這對國家高等教育投資、學生家庭和學生自身發展都是巨大的浪費。經過30年的建設，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快，吸引了大量的人才，人才競爭激烈，對于大學生而言，一方面是難找到合適的工作，有些學生為了找到工作，甚至于放棄專業；另一方面是即使找到工作，相對于大量優秀的人才，發展機會也較少，不論男女，都遭遇了難以逾越的玻璃天花板[5]。中西部地區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進而轉化為經濟優勢,需要很多的人才，并且能為大學生提供良好的發展平臺。大學生就業的“孔雀東南飛”從眾效應是否理性，值得深入反思。從短期和長期凈回報來看未必是最優選擇，從大學生的個人職業發展來看也未必是最優選擇的。因此，大學生應該客觀評估主客觀環境，選擇中西部和基層就業對個人價值的凈回報和職業發展未必遜于東南沿海等發達地區。#p#分頁標題#e#
二、大學生就業新現象分析
（一）人才回流現象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現了大量人才外流現象，外流的人才既包括在改革開放初期滯留不歸的出國留學人員，也包括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和外資企業的大規模進入，國有企業人才向外資企業的流動。近幾年出現的海外留學人才向國內企業、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人才流向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外資企業管理人才流向國企、民企的回流已經逐漸成為一種引人關注的現象。改革開放初期，國家重點建設東部沿海地區，從當時情況來看，當時的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增長和外資企業發展的潛力較大，而生活開支與收入相比不高，從社會生態對個人價值凈回報的角度來考慮，許多人才離開內地和國有企業外流向東部沿海地區和外資企業工作。經過改革開放的30年建設，加上國家“十一五”的規劃，一方面是東部經濟增長趨緩，而中西部經濟逐步增強；另一方面，東部的生活開支相對收入而言，增長過快，如廣州的房價收入比從2001年的6.49增加為2007年的12.09；深圳的房價收入比從2001年5.85增加為2007的13.15；而中西部地區相對較慢，如武漢的房價收入比從2001年5.14增加為2007年的8.89；重慶的房價收入比從2001年3.07增加2007年的5.15[6]。從動態職業發展和凈回報來看，人才理應從發展機會較少、低凈回報的地區流回向發展機會多和高凈回報的地區。事實表明，“孔雀東南飛”就業現象已從原來的正確選擇演變為目前的非理性選擇。
（二）大學生村官現象面對嚴峻的就業形勢，國家鼓勵大學生畢業后到農村基礎工作，并出臺相應的鼓勵政策，因而出現了大批的大學生村官。大學生選擇“大學生村官”職業，放棄選擇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或者大城市的崗位，如果從靜態的價值回報而言，“大學生村官”就業可能是錯誤的。但從動態發展的視角來審視“大學生村官”就業，大學生職業決策可能是長遠的，是有發展眼光的。因為農村能夠提供最廣闊的舞臺，可以帶領村民實施自己的想法和意見，充分發揮自己能力。另外，各個地區對大學生村官后續的職業發展還提供了一些優惠，如2007年大江蘇省委組織部等7部門出臺《選拔到經濟薄弱村任職千名大學生管理辦法》，規定被錄用大學生“村官”列為事業編制，享受全額撥款事業單位工資待遇，直接轉正定級，初定職稱，工資高定一級。同時規定任職3年以上考核合格的大學生，可優先選拔擔任縣（市、區）、鄉鎮公務員；北京市則規定了在戶口、考研、公務員錄用方面的優惠等等。從就業的凈回報來看，一位“大學生村官”接受采訪時說：“生活要比在大城市拿2500元的同學滋潤得多,電視、電風扇、取暖器一應俱全，更有10M帶寬的網線接口,一日三餐在鄉政府食堂吃，伙食標準可以參照學校水平，而所有這一切，只是象征性地一年交700元。”[7]更為重要的是中西部和基層對人才渴求，對個人有更多的發展機會。與其在發達地區放棄自己的專業，莫不如在中西部和基層實現自己的遠大抱負。與人、與國家都是多贏的，這值得我們的大學生進行深入的反思。
（三）大學生就業多元化現象大學生就業趨勢出現了多元化。其一是本地就業率提高，不再是“孔雀東南飛”。據統計，2007年武漢高校22萬大學畢業生中，在本地就業的人數達到了9.3萬，本地就業率達到42.3％。其中，本科生的本地就業率高達60％，比往年提高了三分之一[8]。其二是地域選擇多元化。根據2008年畢業生就業首選調查報告4，2004年和2007年的調查中，增加了求職次選地區一項。東部沿海地區是畢業生在求職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特大型城市遇阻時，最佳的備選地。而在2007年的調查中，中部大中城市在次選地區中的排名明顯靠前。2004年，只有少部分大學生樂于接受去小城鎮及鄉鎮單位就業，接近半數的大學生只有在實在沒有其他機會時被迫接受，而30％的大學生堅決不能接受。而到了2007年，80％的大學生可以接受到小城鎮及鄉鎮單位就業，堅決不能接受的比例下降為20％。這說明今天的大學生在地域選擇上更為多元化，更符合就業實際。其三是國有和民營企業受青睞。2007年，“甘肅省高等教育規模擴展與勞動力市場銜接”課題組對甘肅省2007屆高校畢業生進行了抽樣調查，國有大中型企業、中小學校和私營企業是西部地區高校畢業生最主要的就業單位，分別占到29.4%、29.0%和17.0%；學生去外企、黨政機關、高等學校、鄉鎮企業和科研機構的比例較小，分別為9.6%、5.7%、4.0%、2.3%和1.6%[9]。與此同時，由于私營企業的發展，私營和個體企業占到了人才市場招聘單位的45％以上，與此相應的是到公有制單位就業的畢業生比例逐年快速下降，而非公有制單位卻成倍急劇增長[10]。從區域經濟發展的角度，中西部地區經濟和企業發展潛力較大。一方面是國家區域經濟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區和企業迫切需要發展經濟，并為經濟發展提供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這為優秀人才的發展搭建了很好的平臺，引導著大學生就業趨勢發生改變。
三、人與社會生態環境動態匹配的大學生就業模型
基于大學生就業環境變化和就業新現象的分析，理性科學的就業首先強調職業所在的組織和地區綜合環境對個人的價值回報。其二是考慮不同區域的支出有巨大差別的事實，即應該考慮是凈回報或實際購買力。第三，職業發展離不開區域經濟發展這個載體，我國經濟發展的規律從非均衡發展到協調發展的演變過程，東南沿海的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大學生就業應該以動態發展的視角考慮就業。第四，區域經濟增長的產業結構與技術結構的變動與人才需求結構的變動是匹配的，應該考慮不同產業結構與技術結構對人才需求結構的差異性，并且考慮不同大學生專業結構的差異性、大學生本身的差異性和就業競爭力，以及大學生個體的差異性?？紤]到以上情況，職業回報、組織回報、地區回報應該是一個系統，大學生就業時應基于大學生與社會生態環境動態匹配進行選擇（圖1）。大學生就業需要考慮的環境其一是大學生就業社會生態模型提出的嵌套職業崗位的組織和地區環境的社會生態對個人價值回報影響。其二由于不同地區的消費水平不同，收入的實際購買能力不同，僅考慮社會生態對個人價值回報總額是不太現實的，而應該考慮支出后的凈回報，如圖1中線條1。其三大學生就業過程中除了受到職業、組織和地區因素的影響，同時也受國家政策環境的影響，這些政策將從長期來看影響著地區、組織和個人職業的回報價值，因此大學生就業應是基于發展前景的理性判斷的凈回報，即動態凈回報，如圖1中線條2。#p#分頁標題#e#
四、結語
我國經濟發展正從區域經濟不平衡階段向協調發展階段過渡，各個地區的各類組織都有著各種不同發展機遇，這種機遇也必將成就一些選擇在這些地區發展的人才。雖然大學生由于短期擴招和金融危機的影響，相對過剩，但是不是絕對過剩[11]，因此大學生不必要放棄自己大學所學的專業僅僅實現簡單就業，需充分了解環境對就業的影響，科學就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