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論文范例

一、西方“本質”觀的形成及其滲入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思想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在哲學和自然科學領域最為劇烈，中國文學史學科恰好誕生于這個時期，其學科建制和敘述模式存在明顯的西化色彩。因此，討論中國文學史的敘述模式避不開“西學東漸”和西方哲學這個大的時代和文化背景，尤其如“實體”、“本質”等概念。欲明“實體”、“本質”的內蘊，還得追溯到柏拉圖的“理式（理念）”。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說：“我們經常用一個理式來統攝雜多的同名的個別事物，每一類雜多的個別事物各有一個理式”。朱光潛先生在《題解》中說：“在柏拉圖看，宇宙間只有‘規律’，‘原理大法’———他所謂‘理式’———才是真實的，現象世界只是規律的個別事例，‘理式’的具體化，所以是按照‘摹仿’理式而來的，可以說是‘理式’的影子或仿本”。

柏拉圖提出“理式”的目的是為了指出詩、畫等藝術是對現象世界的摹仿，詩人和畫家描摹的床甚至不如木匠制作的實物的“床”，與“床”的理式相隔就更遠了，只能算是“摹仿的摹仿”、“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著三層”。因此，柏拉圖要將“迷惑”世人的詩人、畫家驅逐出理想國?？梢?，“理式”是至高無上的，是先驗的、抽象的、普遍的，世間紛繁眾多的現象只是對它的被動“摹仿”和“分有”。總之，西方自柏拉圖開始，認為通過以眾多哲學概念為根基的邏輯思維就能了解、掌握世界內在秩序及關聯的思維就成了西方哲學悠久的傳統。“實體”是西方哲學在“理式”之后才形成的。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1632—1677）說：“（實體）是在自身內并通過自身而被認識的東西”［3］。黑格爾說：“一切問題的關鍵在于，不僅把真實的東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為實體，而且同樣理解和表述為主體”［3］。柏拉圖設置了一個最高的“理式”，斯賓諾莎和黑格爾逐步完善主觀構建的理論世界。因為，在柏拉圖看來，現象世界均在“摹仿”、“分有”理式世界。可是，“理式”又是怎樣產生的呢？斯賓諾莎對“實體”的理解很類似我國道家“自本自根”、“先天地生”的“道”。黑格爾則提升了“主體”的外延，主要是為他建構的以“絕對理念”為核心的哲學體系服務。兩位哲學家都十分突出“實體”的兩個基本特征：一是“實體”的主觀能動性；二是“實體”本身只有通過辨證發展才能趨于全面和完善。伴隨著西方哲學本體論向認識論的轉向，哲學領域興起了對人的理性的深入探索。

“本質”是一個相對生活化的哲學概念。黑格爾說“我們常認為哲學的任務或目的在于認識事物的本質，這意思是說，不應當讓事物停留在它的直接性里，而須指出它是以別的事物為中介或根據的。事物的直接存在，依此說來，就好像是一個表皮或一個帷幕，在這里面或后面，還蘊藏著本質……事物中有其永久的東西，這就是事物的本質”［4］。黑格爾認為“本質”蘊藏在“直接存在”的各種各樣的事物里面，要認識一種事物，我們就要通過另外的事物作為“中介”或“根據”。一方面，事物的本質是事物中“永久的東西”，是絕對恒定的；另一方面，我們由事物的直接性認識事物本質的過程卻相對地永無止境。那么，我們什么時候可以說認識到了事物的本質呢？因此，“本質”如果離開了豐富、具體的現象，那么它自身的存在也成了問題。還有一種看法認為，事物本就無所謂“本質”，“本質”只是我們去打開認識事物之門的一把鑰匙，徐岱先生就認為：“本質與其說意味著對象的所‘是’，不如講只是我們試圖揭示對象之所是的一個手段和道具，也就是說他其實是由我們出于把握對象的需要而被設置出來的一個概念，而并非我們所要把握的實際對象。因此其真正的位置并不在本體論而只屬于認識論”［5］。將“本質”視為“手段和道具”雖然還需要商榷，但是，將目光從“本質”拉回到“實際對象”的思路和認識的確是有道理的。

綜上所述，西方哲學十分擅長通過邏輯推理而建構起一個抽象的最高原則，如：“理式”、“實體”、“本質”等等。這是西方式思維的固有特征，哲學上的這種思維模式最終簡化為現象與本質的對立、內容與形式的對立、主體與客體的對立等表現形式，這即是西方哲學的“本質”觀。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哲學的“本質”觀涌入我國，滲入恰好誕生于這個時期中國古代文學史學科建設和著述體例之中，從而被鮮明地帶著西方哲學“本質”觀的烙印。西方哲學“本質”觀深深地影響著中國文學史的敘述模式。

二、中國文學史敘述“本質”觀的宏觀、微觀層面

中國文學史敘述模式深受西方哲學以“理式”、“實體”、“本質”等為構架建立起來的“本質”觀的影響，呈現出明顯的敘述模式上的“本質”觀。我國古代文學理論重審美感悟，故而采用西方思維分析我國古代作家、作品時出現了明顯的失效癥狀。大致來看，深受西方哲學“本質”觀影響的我國文學史著述體現出兩個層面的“本質”觀：一是宏觀層面上的敘述“本質”觀，另外一個是微觀層面上的敘述“本質”觀。先看宏觀層面上的敘述“本質”觀。宏觀層面的敘述“本質”觀是敘述思維、方法的根基，它被當成是先驗存在的，高高凌駕于文學的客觀實際之上，在無形中制約著中國文學史著述的敘述方向。這個方面主要有：西方“純文學”觀、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等。當然，以提倡政教為主流的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同樣存在這種先驗的敘述“本質”觀。

摘要：本文對當前西方哲學史課程教學存在的誤區進行闡述與分析，并結合教育實踐經驗，圍繞西方哲學史課程教學改革的路徑探討及實踐展開探討，希望能夠從理論層面上為西方哲學史課程教學的改革與發展提供幫助。

關鍵詞：西方哲學史;課程教學;改革

現階段，我國很多高校開設了西方哲學史這門課程。在課程體系教育改革越來越完善的背景下，再加上人們的教育理念的轉變，極大地沖擊了西方哲學史教學，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誤區。針對此，教育工作者非常有必要圍繞西方哲學史課程教學改革展開研究與探討，探索新的路徑并付諸實踐，為推動這門課程教學的發展提供有力支持。

一、西方哲學史課程教學存在的誤區

1.理念誤區

根據西方哲學史的闡述，大部分情況下都可以從兩個方面入手，即歷史與邏輯。長期以來，人們對西方哲學史這門學科的理論認識存在一定的偏差，將其與其他學科歸為一類，在學習課程的過程中，學生主要是應對考試和取得學分。在此背景下，西方哲學史課程教學目標與內容就顯得過于盲目、呆板，無法讓學生對西方哲學史的魅力有所體會。古希臘人將其智慧融入哲學中，西方哲學往往涵蓋了很多理性思維，并且將自然發展的本質充分凸顯出來。而有的人對其認識卻存在誤區，認為西方哲學僅僅是分歧意見堆積或者是不同意見在長時間積累下而得出來的產物。在教育理念這上言，在學習西方哲學史的過程中，不管是教師還是學生，他們的心靈與人生都會受到熏陶。作為學生，學習西方哲學史除了需要對簡單的哲學概念有所理解，同時也要對哲學家關于哲學的思考有所認識，使自身思想高度得到全面提升。

2.職業化誤區

唐君毅對道德理性統領下文化關系的論述綜合了儒家“本”“末”與西方哲學“一”“多”關系的理論，但他最終還是回歸于儒家的攝末歸本思路。唐君毅認為，人類的一切文化活動，均屬于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文化是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分殊之表現。他說：“人類一切文化活動，均統屬于一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超越自我，而為其分殊之表現。……然而一切文化活動之所以能存在，皆依于一道德自我，為之支持。一切文化活動，皆不自覺的，或超自覺的，表現一道德價值。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攝一切文化理想的。文化活動是多，是末，是成就文明之現實的。道德之實踐，內在于個人人格。”[3]3唐君毅明確指出，道德理性統領文化世界，文化世界是道德理性展現出來的特殊文化價值。這種立論方式顯然來自傳統儒家思想。唐君毅借鑒了孔孟論述六藝本于人之心性與人之人格的方式，將文化活動反本于人。唐君毅的學生霍韜晦說：“由用識體，由末歸本，最后終于發現各種文化活動均為人同一的精神自我超越其自然性向之分殊之表現。依是，道德理性一方面是理性，一方面是道德，除此之外，還有超越性、主宰性、內在性、創造性等種種涵義。”[3]1可見，道德理性之“一”并非西方哲學意義上的“理性”同一，而是中國文化智慧之“本”善。道德理性與文化世界的關系是本末體用之關系。從本末體用看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并非外在于人的異在之“物”，而是人類實現類價值的合目的性行為，這是直承儒家思想而來的對人文體用關系的闡釋。唐君毅自述自己的根本觀點本自儒家思想，他說：“而我今之論文化，即直承船山之重氣重精神之表現之義而發展。然吾人之言心與性理，則仍依于朱子與陽明之路數，此即本書所承于中國儒家思想者也。”[3]5錢穆曾在隨?《近思錄》中比較中西文化之異同說：“伊川此條言天有性情，此乃人本位之觀念。近代國人則必譏之曰主觀。然能無主觀者其又誰？西方之學外于人以為觀，近代國人則尊之曰客觀?？陀^則無定觀，故西方之學僅重功用，在己則不言性，在外則不見道體，此誠中西雙方文化傳統學術思想一大相岐處也。”[4]155此一比較以《近思錄》思想為根本，闡發了宋學以人為本位的特點。錢穆所闡發的中國文化人本位的特點正是唐君毅從中國儒家思想所直承而來的中國智慧。在唐君毅看來，人之精神活動，包含人所實現之理想或價值之覺識，均為心理的或心靈的。文化活動是人心實現理想和覺識價值的精神活動，心內在于里，文化是心之創造，心靈決定一切現實而表現為文化，從這個意義而言，唐君毅的人文思想是以儒家思想為中心觀念的“唯心論”。儒家所謂的仁義天理良知，在唐君毅看來是精神超越自我的本質或自體，顯然，唐君毅以儒家之性善論充盈精神，視文化活動為精神價值之活動、精神之合乎理想價值的活動，突出了人文世界求真、善、美的本性。以儒家思想為依托的人文世界具有涵攝性與化感通變的能力，這是中國人文思想的主要特點。

唐君毅的思想深受黑格爾影響，因而對中國人文思想發掘得似乎不夠通透，表現出比較明顯的唯心論色彩。他認為，一方面，現實環境是精神實現價值的場所，現實環境能夠規定心靈創發活動的形態，甚至可以成為人文活動的桎梏或束縛；另一方面，心靈自我能夠超越自我以外的現實環境。他說：“至于所謂吾人之文化活動，隨吾人所在之現實環境而異，唯是吾人之精神受現實環境之規定，而表現為不同之文化活動。……吾人之主張是：一切謂現實環境決定吾人之精神或文化活動者，皆實只是規定而非決定。而決定吾人之精神或文化活動者，唯是吾人之精神自我，或超越自我之自身。此依佛教之名詞說，即凡精神自我超越自我以外者，對精神與文化活動之自身，皆為一外緣，而非真因。”[3]7無論是心靈的自我超越還是現實環境的外緣作用，心靈與現實環境的二元關系終歸難以調和，立足于心靈的文化活動，難以逃脫唯心論的指責。同時，以環境與心靈的二元結構闡述心靈自我也遮蔽了中國人文思想的特點。張祥浩批評唐君毅的唯心論傾向說：“因為主觀唯心論直截了當地把物質身體或客觀現實存在，看成是心的作用或心的派生物，而他則把客觀的現實環境看成是人類文化活動的外緣或第二因，把身體看成是托顯精神的消極存在，這是有區別的。但在事實上并沒有本質的不同。”[2]178-179這依然是西方哲學的視角，只不過是西方唯物主義對唯心主義的批判。這種視角同樣遮蔽了中國人文思想中“心”之作用。心物關系如加以分割對立，立足于一方就會遮蔽另一方。唐君毅的人文思想是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富有哲理性的現代轉型，儒家思想在富有哲學素養的唐君毅手里煥發出了新的生命力。重視人、重視人文之化感通變是儒家思想最具現代意義的內容，唐君毅以此為契機論述人文關系，無疑找對了論述人文關系的“中心觀念”。唐君毅總結人文關系說：“一切學問亦皆人之為人之學之一章。此之謂一切學問之攝末歸本。”[5]87將學問各科理解為“為人”之學，并以成就人作為學問之“本”，唐君毅攝末歸本的人文思路有力地沖擊了科技理性的西方思維，為人文學的研討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人文序列：經由西方進入中國的群科排序

人文序列是人文學者對人文群科的排序與定位。唐君毅非常重視人文群科之間的序列問題，一方面，他從人的存在高度重新定位人文群科之次第，另一方面，他論述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分際，這兩方面的排序思路深受西方思想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在于“順”著西方講，而在于以傳統思想為資源“逆”著西方講，體現出唐君毅既接受西學又試圖超越西學的中西學會通特點。唐君毅從人之存在高度重新定位人文學術的序列。唐君毅認為人文學術即是為人之學術，他說：“一切學術思想，都是人的思想，一切文化，都是人創造的。因而一切文化之精神，都是人文精神。討論任何種之學術思想，都是討論一種人文中之思想。”[6]1從人的角度論述人文學術，學術既是“人為”的學術，也是“為人”的學術，學術是人在世界中的緣構，也是人實現自我價值的平臺，如果人缺乏道德精神，學術建構亦不可能。唐君毅說：“故人之道德精神，如果建立不起，緣之而使當然理想、客觀價值意識、歷史精神，皆不能向上提挈，而向下降落崩壞，則無一人生之活動或社會文化之建設，能真實成就。”[5]70唐君毅批評了西方重視抽象概念的學術傳統，他認為西方學術觀念“是以為愈抽象而愈概括性的學問，愈在學問世界中，居更根本而更高的地位。故邏輯、數學、幾何學或第一原理的哲學，被認為一切學問之本。”[5]71西方學術重學（真理）重術（技術）而忽視了學術與人之間的親緣關系，唐君毅反其道而行之，強調學術與人存在在世的緊密聯系，并以此為依據重訂了各種人文學術之高下次序：“一、為人之學，二、歷史，三、文學藝術之學，四、哲學，五、社會科學，六、自然科學，七、形數之學與邏輯”[5]72。唐君毅認為，人成為人是人成就一切事之本，一切人皆須為人，一切學問皆是成人之學問，因此，為人之學居人文學術之首位。人為本，學為末，為人之學攝末歸本；人為道，學為器，為人之學道器合一；人為體，學為用，為人之學體用不二。唐君毅的人文序列凸顯了學問世界與人的親緣關系，批判了西方人文序列將人抽象化、概念化的傾向，從而將人文學術重新奠基在“人”的大地上。

唐君毅還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術的序列做了新的闡發。唐君毅論述三大學科群的出發點依然以人為中心，他認為三大學科群的分際是人看事物的不同觀點和態度。在這三種態度與觀點中，人文學術能夠自覺回顧和反省自己的反應、感通、行為，并能攝入人所面對的自然社會之事物，因此，人文學術是人之心靈與精神的學術，是人對自己行為之表現的學術，她與人之關系最為密切，應當居于人文序列之首位。反之，自然科學將對象作為離開或外在于人之主觀行為與精神來認識，是一抽象的普遍者，因此，自然科學只是人看事物的一種態度或觀點，并不能取代社會科學和人文學術而獨居首位。三大學科群中，自然科學的地位還在社會科學之下。通過對三大學科群的重新定位，唐君毅提出在人文學術中重建人的主體意識的構想。唐君毅認為，此時代的學術思想過分崇拜抽象普遍者，忽略了人生之具體存在。以人之存在為中心的人文學術恢復了人在學科群中地位，重新提出了學術對人心人情的感通要求，彰顯了學術活動所蘊含的人之價值。以人之存在為中心的人文序列具有融通性和開放性，這體現在唐君毅對非人文、超人文、次人文和反人文思想的認識上。唐君毅認為：“人文思想之發展，一方由人對于人文本身，逐漸加深加廣的思想，同時亦即由人文思想與非人文、超人文、反人文等思想，互相發生關系，而相依相涵或相反相成以發展。在此發展歷程中，我們可以看見非人文的思想之擴大人文思想的領域，超人文的思想之提升人文的思想，次人文的思想之融會于人文的思想，即人文的思想之不斷以新形態出現，以反反人文之思想。此相續不斷的人文思想發展歷程中，便顯出一種人類之精神的向往。此種精神，我們稱之為人文精神。”[6]3可見，唐君毅認為人文精神是通過反反人文思想而不斷前進，這是黑格爾式的進化論。我們認為，人文只是人類精神活動的成果之一，人文能夠澄澈、凈化非人文思想，但不能取代非人文、反人文思想，人文與反人文思想之關系走在相互涵攝的路上，而不一定是進化論式的“前進”。欒棟曾對人文學科、自然學科與社會科學三大學科群的關系做了論述：“從本質上來講，人文只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動力之一，而不是唯一動力，人文有賴于自然力、科技力量的協調作用才能演奏出美妙的樂章。反之亦然，自然力和科學力量也只有在人文力量的導引下才不至于走入歧途。與之相對應，強調人文學科的重要性不等于忽視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學科。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三大學科群的通力合作和相互涵攝是文教與科學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7]33以涵攝化感論人文學科，突出了學科群之間的根脈勾連，強化了學科群之間的內在互化，有利于促進三大學科群之間的良性循環。唐君毅對人文群科的重新排序凸顯了中國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也為儒家思想的現代開發提供了新的思路。儒家思想與西方哲學原屬平行發展的文化系統，在西學東漸的語境下，儒家傳統思想受到了西學的沖擊，曾經被視為應該打倒的對象。唐君毅以西學反觀中學，力圖從中學中挖掘出西方傳統曾經關注過的“問題”，并立足中學彰顯出中國文化迥異于西方文化的“視域”，這種經由西方進入中國的工作思路開發出了儒家思想的現代特征。

二、人文平視：會通中西學的方略

以道德理性開發儒家思想和以儒家“立人極”重新排序人文群科體現了唐君毅人文平視的中西學會通方略。唐君毅認為，當前世界各種文化正處于沖突融合之中，人類文化發展到了現在，應當是把整個人類文化當作一體看的時候了。平視是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中西文化交流模式的反撥。平視的前提是中西文化各有特色，而其最終目的是促進中西文化的融合，從而為世界文化的未來發展勾畫理想藍圖。人文平視是唐君毅針對中西文化的差異與融通而提出來的文化交流舉措。當今世界文化之間的交流錯綜復雜，人類文化正在走向“由分到合”的之路。據此，唐君毅深入剖析了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并對中西文化之間的融合提出了“平視”的設想。唐君毅認為，西方文化之特殊精神有四目：一為向上而向外之超越精神；二為充量客觀化吾人之求知的理性活動之精神；三為尊重個體自由意志之精神；四為學術文化上之分途的多端發展之精神。[5]71此四目特殊精神重在文化之超越性，其“光輝乃為向外照耀、向外探求”，因此西方文化精神貴在學問的超越性與抽象性。唐君毅說：“照由西方傳來而流行于現代中國之一學問觀念，是以為愈抽象而愈概括性的學問，愈在學問世界中，居更高根本而更高的地位。故邏輯、數學、幾何學或第一原理的哲學，被認為一切學問之本。”[5]71這種文化傳統貫注于西方文化的發展歷程，臻于近代而成型，唐君毅在分析形成西方文化精神的外緣條件后，對近代西方文化作了總結評述：“近代西方文化，由無數民族之戰爭與商業關系而生之文化接觸以形成，故亦特富一向上向外之超越精神，與尊重個體性之自由意志之精神，重概念之分解之理性活動之精神也。”[6]6這些精神內涵正是中國文化所缺失的。中國文化是以農業為主導的反本復始型文化，反本復始與向上向前向外“不能不謂之兩種精神”。至此，唐君毅概括了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與根本性差異，這兩種文化類型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從而為文化之間的平視奠定了基礎。

作者：茍東鋒 單位：復旦大學哲學學院

正名的柏拉圖解釋肇始于胡適1917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用英文撰成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在這本著作中，胡適認為孔子名的基礎是意象，而意象則體現在據說經過孔子整理和研究過的《易經》中。他將《易經》以簡單符號概括錯綜變化萬象的思想比附為柏拉圖的理念，又認為意象可以看作亞里士多德的形式因，在此意義下，胡適這樣解釋孔子的“正名說”：“正名意味著使名的意義按照他們所體現的原有意象而意指它們應該意指的東西。當名的意義和它們的原來的意象一致時，名才是‘正’的；名正，則‘言順’；否則‘事不成’。”[2]于是，我們明白無誤地看到，胡適首先對正名之名做了一種本源上的探索，認為名從根本上說是一種意象，然后又將意象比附為西方哲學中的理念或形式，這樣一來，柏拉圖主義就成功地嫁接到了孔子正名思想中來了。胡適在稍后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大致繼承了上述看法，在孔子這部分，他最先討論了孔子關于《易》的思想，將其基本觀念概括為以象為核心的易、象、辭，緊接著他就由象引出了名，認為“‘象’在實際上，即是名號名字，故孔子的政治哲學主張一種‘正名’主義”。

值得注意的是，胡適在這里還提出“正名主義”是孔子學說的中心問題，也是儒家公有的中心問題[1]56-76，這就將柏拉圖主義的范圍進一步放大了。胡適之后，依此理路解釋孔子正名說的做法得到了學者相當廣泛的贊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馮友蘭于1931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上卷），書中明確標舉胡適提出的“正名主義”，但其說法與胡適稍有不同：“蓋一名必有一名之定義，此定義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為此物者，亦即此物之要素或概念也。如‘君’之名之定義之所指，即君之所以為君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君字乃指事實上之君，下君字乃指君之名，君之定義。臣父子均如此例。若使君臣父子皆如其定義，皆盡其道，則‘天下有道’矣。”[3]馮友蘭將名看作一物之要素、概念或定義，即一物之所以為此物者，進而將正名解釋為事實之物向理想之概念的逼近。這與胡適的看法大致相同，說到底都是西方哲學中的柏拉圖主義。不過，馮友蘭的說法簡易明了，因而更易被人接受。由胡適和馮友蘭開創的這種正名的柏拉圖解釋除了對中國哲學史學科本身的影響之外，還波及到了其他諸領域，對以下尤其是三個領域的影響為最甚。

一為政治思想史領域。其中的代表首推蕭公權于1940年撰成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他在這里對孔子正名做了一種權利、義務式的解讀：“以今語釋之，正名者按盛周封建天下之制度，而調整君臣上下之權利與義務之謂。……推孔子之意，殆以為君臣父子茍能顧名思義，各依其在社會中之名位而盡其所應盡之事，用其所當用之物，則秩序井然，而后百廢可舉，萬民相安。”[4]這其實是先將正名理解為按照名之定義盡其所應盡之事，然后再以西方政治哲學中權利、義務的觀念將這種“應盡之事”分為權利和義務兩面。認同此觀點而比較著名的還有勞思光1980年代出版的《新編中國哲學史》：“此（《論語》正名章）即儒家最早之名分理論?？鬃游囱?lsquo;分’字，但言‘名’時即明白凸顯此意。為政以‘正名’為本，即是說以劃定權分為本。蓋一切秩序制度，基本上皆以決定權利義務為目的。”[5]此雖未明言“名”即概念或定義，但是“權分”與“權利義務”的說法揭示出其與蕭氏的思路并無二致。政治思想史領域的這種解釋又進一步擴散到了社會學科的其他領域，比如在法制史中，杜建剛提出：“正名是定分的前提。名分確定后，權利也就確定了，從而義務也隨之確定。因此，權利義務的確定必須從正名開始。”[6]可見，這種權利義務式的孔子正名論的影響極為廣泛，而之所以有如此影響的根源就在于將正名思想與柏拉圖主義做了一種會通。

二為馬克思主義思想領域。在這里有開創之功的是陳伯達，在1939年發表的《孔子的哲學思想》中，陳氏也從概念的角度來理解“名”，但卻對孔子正名做了一種觀念論式的解讀“：在孔子看來，名是第一，事（事物）是被名所決定，而不是名被事決定。名實的關系在這里是被倒置的?？鬃影颜鎸嵉氖澜缱兂筛拍畹氖澜纾迅拍畹氖澜缈闯刹蛔兊氖澜?。”[7]這顯然借鑒了傳統上名、實的說法，卻對其做了一種馬克思主義的改造，認為名是觀念，而實是事物，孔子主張循名責實，因而是一個唯心主義的觀念論者。不過，依據馬克思主義，觀念論也有其片面真理性，所以閱讀此文后，在表示認可的同時，又做了補充：“作為哲學的整個綱領來說是觀念論，伯達的指出是對的；但如果作為哲學的部分，即作為實踐論來說則是對的，這和‘沒有正確理論就沒有正確實踐’的意思差不多。”[8]由陳伯達開創，經由厘定的這種馬克思主義的正名觀的影響更加深遠，尤其在大陸學界，長時間占據著支配性的地位，僅以匡亞明《孔子評傳》為例：“同志認為孔子抓正名并不完全錯，錯只錯在他用已不合于當時社會實際的名（周禮）去正已發展變化了的當時的社會實際。”[9]馬克思主義正名觀歸根到底也是一種柏拉圖，只是前者以作為概念的名為根據，后者卻以作為實在的實為根據，這其實是將西方哲學史上唯心、唯物的爭論引入了中國思想中。

三為邏輯思想領域。這里主要將“名”理解為概念，將言看作判斷，這樣孔子“名正言順”之說就成了邏輯學的一般問題了。這種看法廣泛存在于邏輯學研究領域，可以溫公頤的《先秦邏輯史》為代表：“從邏輯上說，言由名致，判斷由概念組成，言的正確性必須依于名的正確性；如果名過其實，或名分不正，那么，由這樣的名構成的言，也就會流為巧言或奸言了。從邏輯上說，概念上的意義混淆不清，當然會使判斷模棱兩可，不能正確地反映客觀的實際。所以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10]175邏輯學家雖然一般都承認孔子正名的道德意義，但也普遍認為“名正”就是概念明確，“言順”就是判斷恰當。這樣，其柏拉圖主義的痕跡就很明顯了，只不過以亞里士多德形式邏輯的方式表現而已。還需提及的是大陸邏輯學由于其特殊的政治背景，一般都有濃重的馬克思主義色彩。如蔡伯銘說“：這在社會歷史觀中是一種保守主義，在哲學上，是唯心主義，在邏輯上，則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概念論。”[11]孫中原說：“（孔子）主張用糾正已經發展了的實際的辦法，去遷就舊有的名稱，用舊有的名實關系的標準去匡正變化了的實際。”[12]崔清田同樣說“：孔丘的‘正名’涉及到了名實之間何者為第一性的問題，并做了明確的回答，即名為第一性，實為第二性。”[13]綜上所見，孔子正名的柏拉圖主義解釋自從誕生之日起就展現了一種旺盛的生命力，以柏拉圖主義為核心的西方思想借助著孔子正名這一孔道，以一種無形無影的方式深入地浸入到了中國思想中。對于這個現象，大多數學者都歡欣鼓舞地參與其中，只有少部分人對此有所警惕。然而，近幾十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重新檢討這個問題，以下就是對這些反省情況所做的分析。#p#分頁標題#e#

對柏拉圖主義的反省

［摘要］“語錄”從古至今都為中國人所常見常用。語錄及語錄體產生于春秋時期，其言簡意賅的表達方式深受儒、道、佛哲學思想的影響。產生于同一歷史時期的西方對話錄，受古希臘哲學思想的影響，具有明顯的形式邏輯特點。語錄體和對話錄產生于不同的歷史背景，歸屬各自的文化體系、語言體系，各具特點，相映生輝。

［關鍵詞］語錄;語錄體;對話錄;古希臘三賢;形式邏輯

一、語錄和語錄體

春秋戰國時期，思想文化空前活躍，百家爭鳴蔚然成風，諸子百家的思想學說、觀點主張雖然各不相同，但都是使用的“語錄”這種語言表達形式。語錄的特點是“詞約意明，文簡理詣”(《重刻〈菜根談〉原序》)。《道德經》是我國歷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學著作，共81章，不到5000字，平均每章不過60來個字，雖只言片語卻蘊含著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墩撜Z》是最早的語錄體作品，20篇近500條(則)，也不過2萬字，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再傳弟子輯錄的有關孔子講學、對話的言論，每條(則)長短不一，有的只有寥寥數語。老子、孔子的思想和由他們創立的道家、儒家學說，不但對我國古代文化思想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且以《論語》為代表的語錄式的語言表達方式也影響重大和深遠，成為漢語表達方式的“標配”。比如《孟子》7篇261章，就是語錄體的散文集。記錄北宋教育家、理學家程顥和程頤兄弟兩人言行的《二程遺書》(又稱《河南程氏遺書》，共25卷)，更是堪稱可以與《論語》媲美的語錄體典范之作。其中不少簡明深刻、語約義豐的語句流傳后世，成了人們常用的成語、勵志的警句和格言。就連很多文學理論著述的語言也是言簡意賅的語錄，如嚴羽的《滄浪詩話》:“學詩先除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詞，四曰俗字，五曰俗韻。”白居易《新樂府序》:“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語錄式的表達隨處可見。語錄涉及人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倫理、道德修養、文化教育、藝術創作、為人處世、婚姻家庭等無所不及，論者的智慧和機巧往往就隱藏在要言不煩的語錄中。從《論語》《孟子》眾多的對話、問答中，我們可以看到孔子、孟子不管是面對學生還是面對國君，既沒有滔滔不絕地夸耀自己的才學卓識，也沒有侃侃而談地引申自己的觀點主張。他們總是那樣從容負責地教導學生、啟發他人，有一種雍容和順、不疾不徐、舉重若輕的氣度。在語言表達上，要么三言兩語，用淺顯易懂的口語把自己的思想觀點說出來，對方一聽便懂;要么迂徐婉轉，通過講故事、引類比喻的方式，間接含蓄地表達自己的意思，言外之意聽者稍加揣摩就能恍然大悟。

二、對話錄與“古希臘三賢”

西方的文明和文化起源于古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被譽為“古希臘三賢”，他們生活的年代相當于我國的春秋戰國時期，與孔子、孟子可算是同時代的人。他們是古希臘乃至整個西方文明、文化產生和形成最主要、最偉大的奠基人和創建者。蘇格拉底在熟讀《荷馬史詩》及其他詩人的作品后，靠自學成了一個很有學問的人。30歲左右，他做了一名不取報酬的社會道德教師，在交易市場、運動場、街頭等公眾場合，人們可以隨處看到他與人談論、探討問題的身影。40歲以后，他更是經常在雅典和當時眾多的學者、智者、官員公開辯論哲學問題，主要是關于倫理道德和教育、政治方面的問題，比如虔誠、民主、崇高、自由、勇氣、美德、真理、教育、統治……他希望通過討論和辯論，引導人們去探尋人類的正義和善良，從而達到拯救個人靈魂和改造城邦的目的。蘇格拉底曾說:“我的母親是個助產婆，我要追隨她的腳步，做一個精神上的助產士，幫助別人產生他們自己的思想。”他創造了著名的“蘇格拉底問答法”(也稱“產婆術”)，方法就是事先設定一個“由頭”(話題)，然后正反雙方開展辯論和駁議，彼此揭露矛盾、找出漏洞，層層剝離、步步推演，刨根問底、追根求源，最后達到探究問題的本源真相、窮盡知識的終極答案這個目的。“蘇格拉底問答法”作為形式邏輯的雛形，為后來的學者提供了思維上的方法論。柏拉圖出生于古希臘的貴族家庭，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后受教于蘇格拉底。40歲以后，他回到雅典創辦學校開始個人講學，并撰寫了《申辯》《克力同》《游敘弗倫》《拉齊斯》《呂西斯》等著作。他曾經借老師蘇格拉底之口，先假設世界上存在一個真、善、美相統一的政體(類似于孔子的“大同世界”)，然后設定并抓住“正義”以及怎樣實現正義這個話題，采用一問一答的方式，借助判斷、歸納、演繹、推理等邏輯方法，區別并列、遞進、因果、轉折、讓步、列舉等邏輯關系，對“正義”的概念含義及其實現路徑、必要條件、充分條件等進行了探究。具體方法就是“辯答—駁議—再辯答—再駁議”，剝筍殼般層層深入、步步遞進。他把雙方辯論、駁議的全過程記錄下來，便成了對話錄的典范著作《理想國》。亞里士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作為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哲學家、思想家、科學家，他幾乎對每個學科都有所涉獵并做出了貢獻，比如道德、美學、邏輯、政治、倫理、神學和眾多的自然科學。馬克思、恩格斯都稱贊他是“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古代最博學的人物”。作為古希臘哲人踐行愛智慧、尚思辯、純學術價值觀的集大成者，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學說對西方文化的構建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以他的《工具論》(6篇邏輯學論文的總稱)來說，文體上受柏拉圖《對話錄》的影響，形式邏輯被廣泛采用，體例周詳、結構完備，結構嚴謹、論述縝密，在今天也稱得上是皇皇巨著。形式邏輯是一種研究思維的形式(概念、判斷、推理)及規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的科學，成熟于近代的西方。作為一種哲學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它的雛形便是“蘇格拉底問答法”。形式邏輯特別重視對思維形式和思維規律的運用，喜歡“形而上”的抽象思辨，重視邏輯推演，強調理論分析。“對話錄”式的語言表達方式、文章體例格式對西方文化的影響，我們從康德、尼采、叔本華、黑格爾、馬克思等思想家和哲學家的皇皇巨著中，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到。

三、語錄體與對話錄的比較分析

本文作者：朱靜娜 單位：大連民族學院思政部

哲學教育要有大膽的質疑和思想的碰撞，哲學的長青藤才會常綠，哲學教育必須重于提升智慧、端正品行，修養身心，培養大學生觀察、分析問題的立場，打造學生健康的心理、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努力把學生塑造成為有理想、有信念、有文化、有道德操守的人。哲學教育目的的抽象化。目前民族高校哲學教育的目的就是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學目的，教育學生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個能力怎樣培養？具體操作的程序、實現目的的指標等都不明確。在實際哲學教學中，教師使用的教材過于概括和抽象，教學內容多，教學時數不足，教學內容演繹不夠，經典引證不足，案例教學不生動，對時事熱點的捕捉不及時，不利于體現哲學教育求真、反思和批判的本性。哲學教材體系的教條化。民族高?，F行的哲學教材體系基本是沿用前蘇聯20世紀50年代教科書體系和中國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的教科書模式，雖經歷次修改，但基本框架如舊，教材內容缺少時代性、針對性和趣味性。教材內容古板而陳舊，學生學習索然無趣。

哲學教育與社會生活脫節，教材內容與學生思想實際脫節，學生沒有被教材內容吸引，教學方法必然是灌輸式的，哲學教育改革勢在必行。哲學教材應反映社會生活中人們的所思所想。中國社會已跨入新的歷史時期，各種社會矛盾、民生訴求不斷產生，學生必然有許多迷茫和困惑，哲學教育應為學生答疑解惑。哲學教育方法的單一化。近年來哲學教育教學方法不斷改革，討論式、案例教學、經典著作導讀等教學方法不斷被嘗試，但理論教學仍然是最基本的教學方法。當今社會發達的媒體，信息化的網絡空間，給大學生提供了接受信息的廣闊平臺，豐富的視聽世界的誘惑，利用好網絡空間的多媒體技術，是現代教育的捷徑。哲學教育不應僅抱守自己傳統的模式，應轉變教學方法，把學生由被動的接受者轉變為獨立的思考者，避免刻意的說教，回歸真實，注重平等討論，真誠交流，以理服人。哲學教育考核方法的程序化。哲學教育既要培養學生觀察分析問題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也要有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對時局的審視、對是非的判斷、對利弊的取舍，這些實際能力的培養，往往不是分數所能評定的。傳統的以主客觀命題的考試方式，以分數來衡量學習成績的方法未免妥當。改革考試方式是培養學生能力的需要，也是培養獨立思考的創新型人才的需要。

對哲學教育的目標要重新定位。恩格斯說：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2]。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哲學教育的功能是其他任何學科都不可替代的。哲學教育，可以使學生從理性高度辨析復雜的社會現象，把握事物的規律，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F實社會，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物質生活水平有了較大的提高，而人們的精神生活卻在快節奏的工作和殘酷的生存競爭中極度貧乏，道德在缺失，公德被踐踏、精神在萎靡。“人類的物質生活不斷豐富，精神家園卻日益荒蕪”[3]。我們的社會應反思，哲學教育應告訴我們科學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存在的意義，要通過誠實勞動去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快樂的生活態度，每個人都成為有尊嚴的人。對哲學教育教材體系的改革。哲學知識的廣博性，決定了哲學教材要建立復合型的教材體系。中國長期強化哲學意識形態的功能，哲學教育偏重政治性和官方性，使各個時期的哲學教材幾乎千篇一律，要鼓勵學術研究上的百家爭鳴，教材建設要有多樣性，名家觀點、學派爭論、權威解釋、經典導讀、流派分析，甚至是標新立異?？梢曰ハ嘟梃b，互相爭論、互相質疑，這有利于發現真理，澄清事實，提高認識。

現代哲學的發展已與多學科相互滲透，產生了大量交叉性哲學，這說明哲學已應用于各門具體科學中，推動了各門科學的發展，也推動了哲學的發展。哲學是人類的理性思考，哲學經典名著是哲學圣殿中的瑰寶，哲學教育應展示這些優秀的文化遺產，彰顯人類文明的精華，引導學生去研讀、品味、吸收，啟發學生與古今先哲們心靈對話。真正的哲學思想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應借鑒國際上優秀的或權威的哲學教材，促進東西方哲學思想的交流，供學生研讀和選擇。伴隨著經濟全球化，西方快餐文化已滲入中國，現代西方思潮已像關不住的閘門，涌入我們的生活中，時尚的青年學生已深受其影響和熏陶，各種勵志類人生哲學書籍、快餐文化讀本、心靈雞湯讀物，已在學生中傳播和閱讀，我們應給以正面引導。應允許民族高校編寫適合于民族教育的、與主導教材相配套的民族哲學教育的輔助教材，體現對民族文化的尊重和傳承，豐富民族高校哲學教育的內容，積極與時代對接，理性地吸收、批判、選擇和借鑒當代世界哲學文化。對哲學教育教學方法的改革。

哲學教育是探求事物的真諦，古代東西方哲學家采取的對話式、討論式的教學方法，對于啟發學生思考，尋求事物的真解，起到了積極作用。哲學教育的教學方法既不能是教師內心的理性獨白，也不能是教師話語權的壟斷，而應該是師生之間理性的對話和討論。通過對話和討論，澄清事實，辨析真偽，發現真理。哲學教學采用啟發式、討論、辯論等方法更能體現哲學的智慧。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性特點和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要求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要理論聯系實際，實踐教學和社會調查是哲學教學的重要方法。也可以利用計算機輔助教學和互聯網系統擴展教學空間，提高教學的信息量，實現師生互動，使教師和學生在網絡平臺上實現平等交流。對哲學教育考核方式的改革。哲學教育的特殊性，要采取多樣式的考核辦法。傳統的對話式和討論式的教學方法要進行新的完善，可采取課堂上的問答式，也可以是網絡上的對話、博客等，根據學生參與的次數和質量打分；針對社會現實問題進行分析，以論文形式表達觀點看法，考核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社會實踐調查可以開闊學生視野，可把學生分為若干學習小組，完成調查問卷和規定項目；筆試考試可出客觀性和主觀性考題，考核所學內容的知識點和靈活運用的能力，可按百分制評定；口試測評可考核學生對知識掌握、運用分析、臨場發揮和語言表達等能力，可采取抽簽選定考題，教師組成評審小組進行考核。

這些考核方式可以分別或綜合運用，使哲學教育的考核方式更趨近于全面和客觀。對哲學教師的管理機制的改革。哲學教育目標的實現和各項教學改革必須由哲學教師來完成，應建立科學的管理機制保證哲學教育的質量?，F行高校教師管理機制，使教師不能真正潛心于研究，浮躁、浮夸、急功近利的社會現象，難以產生獨立思考的精品，還會敗壞學術作風、影響教學秩序、甚至造成不公平、扼殺創造力。哲學研究是創造性的思維活動，教師不能月月出好文章，年年出好作品，好的學風要靠引導，好文章要靠時間的積淀，虛心、靜心、潛心、精心才能熬出精品。科學的管理機制應該尊重哲學教育的特殊規律，激勵教師用高尚的道德情操，嚴謹務實的治學態度，廣博深奧的哲學見解，去開啟學生的智慧之門，滋養學生的人格品性?？傊?，哲學教育既不能是抽象的說教，也不能是死板的教條，而是有情感的、有智慧的、有深度的思考，是具有最高精神層面的教育。哲學教育，應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追求真、善、美，鞭撻假、惡、丑，進入高尚的思想道德境界。#p#分頁標題#e#

〔摘要〕實踐音樂教育哲學是針對審美主義音樂教育而提出的一種教育哲學。其特征為多元性、過程性、語境性。本文首先闡述實踐音樂教育的來源基礎及基本觀點，進而從其三個特征分析其對中國音樂教育帶來的教育哲學指引，最后對實踐音樂教育哲學進行幾點質疑，認為中國音樂教育中實踐哲學與審美哲學二者綜合統一才能更好發展。

〔關鍵詞〕實踐音樂教育哲學；中國音樂教育；指引；存疑

實踐音樂教育哲學是針對審美主義音樂教育而提出的一種教育哲學，是對現存的審美哲學的質疑與反思。我國的音樂教育大多借鑒歐洲音樂教學體系，教育思想本質上也等同于審美主義音樂教育。自實踐音樂教育哲學思想傳播至中國后，對中國的音樂教育界產生了重要影響。諸多學者通過翻譯外文、撰寫論文介紹其哲學思想內容，重要文獻有：《"Praxis"，音樂教育哲學的另一種闡述方式———鮑曼博士上海音樂學院講學紀實》（管建華，2007），《埃里奧特音樂教育思想后現代轉向的文化分析》（管建華，2007），《關注音樂實踐———新音樂教育哲學》（戴維•埃里奧特［美］，2009），《鮑曼（Wayne•D•Bow－man）音樂教育實踐哲學的新實用主義哲學趨向簡析》（管建華，2009）。上述文獻較為全面系統地介紹了以埃里奧特、鮑曼為代表的關于實踐音樂教育哲學前言學術動態，對中國音樂教育者提供了另一種教育思想。本文通過對實踐音樂教育哲學相關文獻的參考，結合中國音樂教育現狀，從其三個特征的角度分析其對中國音樂教育帶來的指引。最后對實踐音樂教育哲學與審美音樂教育哲學作簡要比較論述，認為中國音樂教育中應采用實踐哲學與審美哲學二者綜合統一的思路。

一、實踐音樂教育哲學來源基礎及其基本觀點

實踐哲學并非今日新創哲學，其奠基者為古希臘時期哲人亞里士多德。亞氏對“實踐”解釋有二，一是作為生產勞動的實踐活動，二是作為道德行為的實踐活動。①前者包括倫理學、道德學及各種規范人類行為和關于人類行為的學科。后者是將實踐本身作為一個哲學問題進行研究。亞氏第一次將“實踐”從日常生活中加以提升，并用來反思人類行為，使之成為一個哲學范疇。西方近代哲學興起后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實踐哲學逐步走向式微。直到20世紀西方哲學陷入了普遍性危機，許多哲學家重新開始用實踐哲學的視角批判、解構現論哲學。影響日增，現已成為西方哲學主流思潮。實踐哲學的復興是對現論哲學中的缺陷與不足而提出的。在西方后現代哲學思潮及人文學科研究的影響下，在音樂教育領域中針對現代審美音樂教育中的單一性、封閉性、普遍性的觀點，實踐音樂教育哲學思想提出了多元化、開放性、差異性的觀點?？梢哉f，實踐音樂教育哲學是對審美音樂教育哲學進行反思下構建形成的。自20世紀80年代起始，以埃里奧特為代表的音樂教育家開始反思審美音樂教育中存在的問題。隨后埃里奧特（David•J•Elliot）在前期思考的基礎上出版了最具影響力的著作《音樂問題種種：一種新的音樂教育哲學》（1995）。該書從實踐哲學的視角對審美音樂教育思想進行了系統地批判。同時期還有特里•蓋茨（Terry•J•Gates）、托馬斯•里基爾斯基（Thomas•A•Regelski）、韋恩•鮑曼（Wayne•D•Bow－man）等人，其中鮑曼的中文譯著《變化世界中的音樂教育》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其實踐音樂教育哲學思想的基礎并對比審美音樂教育哲學思想的相關內容作了較為獨到的解析，也從不同視角對思辨性審美主義音樂教育的弊端進行了批判性地反思和探索性的研究，為21世紀的音樂教育提供了新的路向，對推動實踐音樂教育哲學做出了巨大貢獻。實踐音樂教育哲學的基本觀點大致如下：（一）多元性。實踐哲學主張多元化形態的音樂教育觀念，它認為世界不同國家、地域、種族都有其特定的音樂形態，在本質上沒有優劣之分、高低之別。這些多樣化的音樂形態筑建了人類多樣的音樂文化。從這一角度來說，音樂的本質是多元化的。故而在音樂教育中拋棄某種音樂“中心論”的教學觀念，為學生建立平等的、包容的音樂觀，正確地理解不同國家、地域、種族之間音樂的差異性。如果“堅持把一種文化和音樂實踐當作為其他音樂和文化同樣具有的表現方式的做法就是否定其他文化，就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②（二）過程性。強調音樂教育中實踐活動對音樂經驗成長與促進作用。音樂不是由“作品”實存物組成的，它是一種有意義的人類活動，是由人的表演性實踐行為解釋和闡述的結果。“音樂是行動而不只是音符，音樂重在過程而不是結果。”③“忽視表演的教育將導致音樂教育的失敗。”④（三）語境性。注重音樂教育中非音樂性因素的聯系與理解。對音樂的理解既要包含音樂本體的認識，同時也要囊括非音樂性（社會、道德、倫理、文化、歷史等）語境的關聯。只有通過語境的分析、研究能加深我們對音樂的認知，從而達到對某一音樂事像的全面理解。綜上所述，實踐音樂教育哲學是從實踐語境性和過程性中來解讀音樂的本質和價值。

二、實踐音樂教育哲學對中國音樂教育的指引

源自西方的實踐音樂教育哲學思想及相關譯著傳播至中國后，對中國音樂教育產生了極大影響。諸多學者紛紛撰文立著，或闡述其主要哲學思想，或結合中國音樂教育實際加以探索?？傊瑢嵺`音樂教育哲學引起了中國音樂教育持續廣泛的關注，中國作為中國音樂教育的教學結構之一同樣也在契合這股哲學思潮。下面簡要談談其對中國音樂教育之指引。

【摘　要】縱觀電影史，我們經常會發現一些電影創作的奇才，他們并非科班出身，但卻創作了許多令人稱贊的電影作品。甚至有些非科班出身的電影創作者要比一些科班出身的電影創作者更有表達欲和藝術創作的敏銳直覺。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很多時候是因為一些科班出身的藝術工作者和電影創作者缺乏綜合的知識體系，無法為其藝術創作提供基礎支撐。而另外一些非科班出身的電影工作者認真學習過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等某些專業的知識并產生了獨到的見解，再把他們所了解的知識嫁接到電影創作當中，進而可以持續創作優秀的作品。因此，每一個進行藝術創作的人，都不應忽視綜合的知識體系對藝術創作的重要影響。

【關鍵詞】電影創作；電影導演；藝術理論

北京電影學院美術學院的全榮哲教授曾經在一次學術講座中提到了雄厚的知識能力對藝術創作的巨大影響。他認為，不同的電影工種和從業人員對視覺藝術的理解皆有所不同，但是理解的差異中也一定存在著共性的解釋，因此全榮哲教授建議我們一定要學習綜合的知識，要學會對各個學科進行跨界整合。只有深刻理解和吸收龐大的人文社科知識，才可能創作出優秀的藝術作品?；貧w電影創作的討論中，我們可能會發現電影史上有很多“一片流”導演，他們一輩子就只有一部優秀的作品（大多是導演的處女座）令人稱道，而他們之后拍攝的電影往往都淪為三流作品。之前筆者不明白那些導演為何淪落至此，現在細想就會發現“一片流”導演雖然有著超出常人的視聽創作才華，他們可以憑借此天賦創作出高于普通人的處女座作品，但是他們本身沒有建立深厚的知識體系，所以總是呈現出高開低走的創作困境。而真正能夠影史留名的電影人，他們一定認真學習過人類基礎文化知識并對此有著獨到的見解?？v觀當今主流電影創作者，持續拍攝出優秀電影作品的導演或編劇大都有著人文社科等相關專業的學習經歷，多方面、多角度的知識結構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們持續不斷地拍攝出優秀且具有思辨性的作品。下面筆者分別從文學、哲學、和社會學三個學科出發，簡要闡述這些學科知識對于藝術創作（主要指電影創作）的正向引導。

一、文學

電影在誕生之初的一段時間，深受戲劇和文學這兩種古老的藝術形式的影響，因而產生了大量的“舞臺化電影”以及文學名著改編的電影。為此，德國電影理論家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毫不留情地對這些電影進行抨擊，他認為，電影并不是綜合藝術，電影并不需要文學或戲劇的加持，電影要靠其本身特有的表現手段為自己正名。如今，克拉考爾的“物質現實復原”學說依然廣為流傳，并成為很多電影原教旨主義者的理論靠山?？墒牵m然我們推崇電影要脫離文學和戲劇，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了解、學習優秀的文學作品。相反，如果一個電影創作者擁有深厚的文學功底，這將成為他進行電影創作的寶貴財富。當今最成功的主流商業電影導演之一的克里斯托弗•諾蘭，他在倫敦大學學院學習的是英國文學，進入電影行業后，他不僅將“作者電影”與好萊塢工業體制的優勢完美結合，而且還通過對作品敘事奇觀的呈現和后現代文化特質的思索，恰當地將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融合在自己的電影當中。文學專業的學習背景不僅使諾蘭有著豐富的想象力，而且使諾蘭對各種敘事結構信手拈來。諾蘭在一次訪談中提到了自己最喜歡的作家是博爾赫斯。博爾赫斯在文學作品中奇詭的想象力和敘事模式被諾蘭搬用到電影創作之中。這使諾蘭在好萊塢工業體制的束縛下保持自己的作者性，并不斷創作出叫好又叫座的電影。文學的思維有別于電影的思維，文學具有極大的抽象性和自由性，而電影是具象的并且受到現實物象的限定。如果一個電影創作者在精通電影語言的同時，又有著極深的文學功底，他就可以很好地把文學的敘事邏輯和創作思維電影化，最終在電影創作中開辟出新的敘事方式和視聽奇觀。

二、哲學

藝術和哲學歷來都是人類寶貴的精神財富。哲學代表著人類理性思考的最高形式，而藝術則是人類感性感知的最高形式，二者一起構成了人類精神王冠上兩顆璀璨的明珠。哲學不僅是科學之母，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哲學也會影響到藝術創作。因為哲學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合，一個藝術家或者說一個電影導演如果接受過哲學思維的訓練，那么他在進行藝術創作的過程中，就會有意識地把一些哲學的思維邏輯或者高概念融合于作品之中，進而創作出具有一定思想深度的藝術作品?；貧w到電影創作當中，一個電影導演如果能把深邃的哲學理念具象化到電影銀幕之上，將會創造出與眾不同的電影作品。美國導演泰倫斯•馬力克就是這樣一位“哲學家導演”，他畢業于哈佛大學哲學專業，而后進入電影行業。泰倫斯•馬力克翻譯過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的著作，深厚的哲學功底體現于他的電影之中。馬力克自編自導的作品獨具一種“存在主義”的影像魅力。其早期的電影作品如《天堂之日》就用大量表現自然界萬物繁衍生息的空鏡頭來展現哲學化的影像世界。從馬力克導演后來拍攝的戰爭題材的影片《細細的紅線》也可以看出，他思考戰爭的角度與其他導演不同，他的鏡頭和影像專注于戰爭期間的植物、動物，他沒有把敘事重點單一聚焦在戰爭對人類的傷害，他側重表達的是戰爭對整個地球自然環境的毀壞以及戰爭對世間萬物的戕害。對存在主義哲學的深刻研究，使泰倫斯•馬力克能用不一樣的觀察角度來創作電影，這是哲學功底促進藝術創作的典型案例。西方哲學經歷了本體論、認識論和分析哲學的思維流變，有一套完整的知識體系。而中國有古老的先秦諸子百家的哲學成果，再加之后來的儒釋道三家哲學體系的不斷融合，形成了與西方哲學完全不同的思維脈絡。所以，一個藝術創作者如果精通哲學，了解各種世界觀和方法論，他一定會創作出極具思想深度的藝術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