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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語錄”從古至今都為中國人所常見常用。語錄及語錄體產生于春秋時期，其言簡意賅的表達方式深受儒、道、佛哲學思想的影響。產生于同一歷史時期的西方對話錄，受古希臘哲學思想的影響，具有明顯的形式邏輯特點。語錄體和對話錄產生于不同的歷史背景，歸屬各自的文化體系、語言體系，各具特點，相映生輝。
［關鍵詞］語錄;語錄體;對話錄;古希臘三賢;形式邏輯
一、語錄和語錄體
春秋戰國時期，思想文化空前活躍，百家爭鳴蔚然成風，諸子百家的思想學說、觀點主張雖然各不相同，但都是使用的“語錄”這種語言表達形式。語錄的特點是“詞約意明，文簡理詣”(《重刻〈菜根談〉原序》)?！兜赖陆洝肥俏覈鴼v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學著作，共81章，不到5000字，平均每章不過60來個字，雖只言片語卻蘊含著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墩撜Z》是最早的語錄體作品，20篇近500條(則)，也不過2萬字，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再傳弟子輯錄的有關孔子講學、對話的言論，每條(則)長短不一，有的只有寥寥數語。老子、孔子的思想和由他們創立的道家、儒家學說，不但對我國古代文化思想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且以《論語》為代表的語錄式的語言表達方式也影響重大和深遠，成為漢語表達方式的“標配”。比如《孟子》7篇261章，就是語錄體的散文集。記錄北宋教育家、理學家程顥和程頤兄弟兩人言行的《二程遺書》(又稱《河南程氏遺書》，共25卷)，更是堪稱可以與《論語》媲美的語錄體典范之作。其中不少簡明深刻、語約義豐的語句流傳后世，成了人們常用的成語、勵志的警句和格言。就連很多文學理論著述的語言也是言簡意賅的語錄，如嚴羽的《滄浪詩話》:“學詩先除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詞，四曰俗字，五曰俗韻。”白居易《新樂府序》:“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語錄式的表達隨處可見。語錄涉及人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倫理、道德修養、文化教育、藝術創作、為人處世、婚姻家庭等無所不及，論者的智慧和機巧往往就隱藏在要言不煩的語錄中。從《論語》《孟子》眾多的對話、問答中，我們可以看到孔子、孟子不管是面對學生還是面對國君，既沒有滔滔不絕地夸耀自己的才學卓識，也沒有侃侃而談地引申自己的觀點主張。他們總是那樣從容負責地教導學生、啟發他人，有一種雍容和順、不疾不徐、舉重若輕的氣度。在語言表達上，要么三言兩語，用淺顯易懂的口語把自己的思想觀點說出來，對方一聽便懂;要么迂徐婉轉，通過講故事、引類比喻的方式，間接含蓄地表達自己的意思，言外之意聽者稍加揣摩就能恍然大悟。
二、對話錄與“古希臘三賢”
西方的文明和文化起源于古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被譽為“古希臘三賢”，他們生活的年代相當于我國的春秋戰國時期，與孔子、孟子可算是同時代的人。他們是古希臘乃至整個西方文明、文化產生和形成最主要、最偉大的奠基人和創建者。蘇格拉底在熟讀《荷馬史詩》及其他詩人的作品后，靠自學成了一個很有學問的人。30歲左右，他做了一名不取報酬的社會道德教師，在交易市場、運動場、街頭等公眾場合，人們可以隨處看到他與人談論、探討問題的身影。40歲以后，他更是經常在雅典和當時眾多的學者、智者、官員公開辯論哲學問題，主要是關于倫理道德和教育、政治方面的問題，比如虔誠、民主、崇高、自由、勇氣、美德、真理、教育、統治……他希望通過討論和辯論，引導人們去探尋人類的正義和善良，從而達到拯救個人靈魂和改造城邦的目的。蘇格拉底曾說:“我的母親是個助產婆，我要追隨她的腳步，做一個精神上的助產士，幫助別人產生他們自己的思想。”他創造了著名的“蘇格拉底問答法”(也稱“產婆術”)，方法就是事先設定一個“由頭”(話題)，然后正反雙方開展辯論和駁議，彼此揭露矛盾、找出漏洞，層層剝離、步步推演，刨根問底、追根求源，最后達到探究問題的本源真相、窮盡知識的終極答案這個目的。“蘇格拉底問答法”作為形式邏輯的雛形，為后來的學者提供了思維上的方法論。柏拉圖出生于古希臘的貴族家庭，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后受教于蘇格拉底。40歲以后，他回到雅典創辦學校開始個人講學，并撰寫了《申辯》《克力同》《游敘弗倫》《拉齊斯》《呂西斯》等著作。他曾經借老師蘇格拉底之口，先假設世界上存在一個真、善、美相統一的政體(類似于孔子的“大同世界”)，然后設定并抓住“正義”以及怎樣實現正義這個話題，采用一問一答的方式，借助判斷、歸納、演繹、推理等邏輯方法，區別并列、遞進、因果、轉折、讓步、列舉等邏輯關系，對“正義”的概念含義及其實現路徑、必要條件、充分條件等進行了探究。具體方法就是“辯答—駁議—再辯答—再駁議”，剝筍殼般層層深入、步步遞進。他把雙方辯論、駁議的全過程記錄下來，便成了對話錄的典范著作《理想國》。亞里士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作為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哲學家、思想家、科學家，他幾乎對每個學科都有所涉獵并做出了貢獻，比如道德、美學、邏輯、政治、倫理、神學和眾多的自然科學。馬克思、恩格斯都稱贊他是“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古代最博學的人物”。作為古希臘哲人踐行愛智慧、尚思辯、純學術價值觀的集大成者，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學說對西方文化的構建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以他的《工具論》(6篇邏輯學論文的總稱)來說，文體上受柏拉圖《對話錄》的影響，形式邏輯被廣泛采用，體例周詳、結構完備，結構嚴謹、論述縝密，在今天也稱得上是皇皇巨著。形式邏輯是一種研究思維的形式(概念、判斷、推理)及規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的科學，成熟于近代的西方。作為一種哲學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它的雛形便是“蘇格拉底問答法”。形式邏輯特別重視對思維形式和思維規律的運用，喜歡“形而上”的抽象思辨，重視邏輯推演，強調理論分析。“對話錄”式的語言表達方式、文章體例格式對西方文化的影響，我們從康德、尼采、叔本華、黑格爾、馬克思等思想家和哲學家的皇皇巨著中，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到。
三、語錄體與對話錄的比較分析
同樣是講學論道、授業解惑，同樣是問與答的方式方法，將言語輯錄成冊后，孔子、孟子的是篇幅短小、言辭淺近的語錄體，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是體大慮周、雄辯滔滔的對話錄。語錄體思維靈動游移、發散輻射，并不專門論述政治、道德、教育、藝術、家庭、處世等一個一個具體問題，而是把它們籠而統之揉捏在一起，重在教導人如何明是非、懂道理、守規矩、知禮儀，處理好不同層面、不同條件(個人的、家庭的、社會的)下的人事關系，從而解決實際問題，為社會治理和國家統治的現實服務。對話錄則聚焦客觀自然或社會現實某一個具體而微的問題，采取外科手術的剖析、排除、歸納、演繹法，環環相扣、層層深入，由表及里、精細入微，為的是求知(即發現客觀自然、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變化的內在機理、事物結構和本質規律)，由此拓展延伸到我國古代的科學和技術，在技術層面上，中國古代的發明創造很多(如“四大發明”)，但在“知其然”后，能否更深入一步去探究這些發明創造背后蘊藏著的科學原理和內在機制———以“知其所以然”卻是做得很不夠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形式邏輯思維方式的欠缺，使得我們的先人很難把從生活實踐中得到的技術性的感性經驗認知抽象上升到理論高度，使之具有普遍的指導性和規律性。這正如袁振保在《中華民族的傳統思維方式》中所言:“中國古人的思維因為科學理論思維的缺陷，偏于經驗、重于技術，對于基本理論的探討就比較薄弱。這樣，現代科學技術就落后了。”［1］假如漢武帝不推行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儒家重人事、輕自然的以實用為目的的思維方式就不致于影響我國文化二千多年，而讓春秋戰國“百家爭嗚”(與古希臘文明同時)時產生的富有邏輯思想的墨家、名家學說能夠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并傳承下來，那么我們的先人將會在自然科學方面取得眾多基礎性的研究成果，教科書上的一些“公式”“定律”“方程”將以中國人的名字命名。語錄體與對話錄的差異就是這樣的明顯。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東西方哲學思想的不同，導致的人們思維方式的不同。哲學是什么?哲學是世界觀，哲學是方法論。我國古代的先賢所受哲學思想的影響不外乎來自儒、道、佛三家。就語言表達來說，受儒家哲學“求實”“尚用”思想的影響，往往強調語言的經濟實用、簡潔凝練，要求尊崇圣賢、效仿先人，像孔子的《論語》那樣寥寥數語，戛然而止，不必過多鋪陳排比、長篇大論，否則就是累贅多余。受道家哲學思想的影響，便主張“得意忘言”，只求體悟到事物的精神、旨趣，而不強求用語言表達出來。為什么呢?因為“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老子•秋水》)，認為“言有盡而意無窮”，再多再好的語言也不能表達出“道”之萬一，“道”只能感受、體悟和揣度。受佛家哲學特別是禪宗哲學“點撥”“頓悟”思想的影響，便認為不受語言束縛、不落言筌的“無言”才是至好的語言，深刻的道理、精妙的美感、豐盈的意蘊，只有通過讀者自己反復地琢磨、體味和把玩，才能有所意會而終于醍醐灌頂、豁然“開竅”。文章是有血有肉的有機整體，“庖丁解牛”般拆解切割、條分縷析，以及繁復瑣碎地解析、說明、闡釋、推演等等，都會破壞和戕害作品本身固有的神韻、意趣和美感。正是在儒、道、佛三種哲學思想長久、廣泛、綜合的浸淫影響下，我們漢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中，才逐漸培養形成了以形象化、發散式、綜合性的思維為主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代代沿襲傳承，終于積淀內化成為一種文化傳統，深深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哪怕是文學理論的語言也非常形象生動。比如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纖秾》用了“采采流水，蓬蓬遠春”這樣詩意的語言來描摹某種藝術境界;要說明文因情生、情因物感的道理，陸機《文賦》里是這樣比喻的:“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要論述形式與內容的關系，劉勰《文心雕龍•情采》便借“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來比喻象征;俞平伯《重印〈人間詞話〉序》說:“大體地說，我國的古代文論，是詩意的而非哲理性的文論。”董振?！吨腥A民族的傳統思維方式》也講中華民族的思維:“要求以實效為目的，運用意象和論證相結合，具有一定的模糊性。”這些概括和總結都很符合實際。這樣的語言，我們可曾在西方的文論中見過?沒有!西方文藝理論的語言多是抽象的、客觀的、靜態的，很少帶有作者個人的主觀情感色彩。試舉兩例:亞里士多德《詩學》:“悲劇是對于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模仿:它的媒介是語言，具有各種悅耳之音，分別在劇的各部分使用;模仿方式是借人物的行動來表達，而不是采用敘述法;借引起憐憫與恐懼來使這種情感得到陶冶。”克羅奇《美學綱要》:“我們所直覺到的世界通常是微乎其微的，只是一些窄小的表現品，這些表現品隨某時會的精神凝聚之加強而逐漸變大變廣……由微細的直覺品轉到較深廣的直覺品，逐漸達到最廣大最崇高的直覺品。這個轉有時很不容易。”這些文字讀起來、理解起來是不是讓我們頗感困難?這種語言表達方式是不是與我們早已養成的習慣格格不入?如前所述，西方的文明和文化發源于古希臘，深受古希臘哲學的影響。西方的知識體系，主要是以客觀自然和人類社會為研究對象而構建的(中國卻是以社會關系尤其是人事關系為核心構建的)，以探求事物的結構及組成元素、探求事物存在的本源與變化的機理規律為目的，要求概念要精準唯一、不能有歧義，形式邏輯的方法被廣泛采用，似乎一切都可以靠數字來計量，用線性推演的方法就可以找到問題的答案，“科學”與否是衡量宇宙世界和人類社會萬事萬物的唯一標準。從某種角度講，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更接近現代意義上的哲學家和思想家，他們“為學術而學術”，重在純粹知識的探究的價值追求表現得更加純粹和專業。而我們的孔、孟卻不然，“文以載道”，他們的思想學說都是本著人倫教化、安邦治國的現實需要而產生和建立的，為政治統治服務、為現實人生服務的考量更多一些，更具技術操作層面上的實用和功利特點，即孔子《論語•衛靈公》所講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器”。孔子、孟子等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先賢，往往一身幾任，既當老師開辦私墅傳道授業，又作政客周游列國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還曾數次入仕為官，身份實在有點雜———讓“雜家”寫純學術性的“專著”，也確實讓他們勉為其難了!這樣講，絕不意味著篇幅短小、語言簡樸的語錄體作品，就比鴻篇巨著、雄辯滔滔的對話錄著作遜色落后。事實上，東、西方這兩種不同的語言表達方式與文體格式各具特色、互有短長。這好比中醫和西醫、方塊漢字和拼音字母、水墨畫與油畫，產生于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下，受不同哲學思想(包括審美情趣)的影響，各自形成了各自的語言表達體系，我們是不應該簡單地以孰高孰低、誰優誰劣以及“科學”“系統”與否來評判彼此的———這就是文化的多樣性與多元性。“中西哲學關注的對象不同，西方哲學關注的對象是物質，中國哲學關注的對象是人事。物質是靜止的，可以精確細致;人事是變動不居的，只能是模糊的。”［2］在我們看來，博大的學問、深刻的道理、精妙的意蘊，用中國特色的語錄加以表達，更符合中國人的接受習慣、欣賞習慣。那種概念術語一大堆，喜歡繁瑣哲學、線性推演以及“庖丁解牛”般條分縷析的思維方式，是并不適合中國這一方水土的。法國著名作家雨果在1865年寫作《莎士比亞論》時曾談到了世界文明問題。他說:“由此產生了兩首巨大的詩篇。此地是‘太陽神’，那兒是‘龍’……這兩個世界屬于最高的趣味，標志著這最高趣味的兩極。這最高趣味的一端有希臘，另一端有中國。”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其巨著《歷史研究》中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講文化自信，顯然就包括了對語錄這種民族特色的語言表達方式的自信。
［參考文獻］
［1］袁振保．中華民族的傳統思維方式［M］．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6:35．
［2］樓宇烈．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M］．北京:中華書局，2016:37．
作者:王旗 單位:南充廣播電視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