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研究論文范例

由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敦煌研究院、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研究會、四川大學俗文化研究所、浙江省敦煌學會、甘肅省敦煌學會等單位主辦的“敦煌語言文學研究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紀念周紹良先生逝世三周年學術研討會”2008年8月21~23日在蘭州舉行。來自北京、浙江、四川、重慶、江蘇、甘肅、臺灣等地區的60多名學者參加了研討會。開幕式由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顏廷亮主持,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項楚致開幕詞、甘肅省社會科學院院長范鵬代表主辦方致辭。周紹良先生的女兒周啟璋、周啟瑜和侄女周小鵑(代表其父周榘良先生)參加了會議,周啟瑜還代表親屬作了《蘊深情于小書———追思我的父親紹良先生》的發言,飽含深情地講述了她整理父親所收藏的當代學者贈書簽名本時的所見所感,可作為獻給中國現代學術春秋的一枝奇葩。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秘書長柴劍虹、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研究會顧問程毅中、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發來了賀信。   1909年8月,法國伯希和來到北京,出示他從敦煌王圓箓處得到的石室寫卷數十種。著名學者羅振玉看完寫卷后即寫出了《敦煌石室書目及發現之原始》,記錄了所見敦煌遺書12種,書目31種,其中介紹了《冥報記》《秦婦吟》及《陳子昂集》等文學作品。而另一位著名學者王仁俊則用四天的時間抄錄伯希和攜卷中有關歷史、地理、宗教、文學的文獻30篇,每篇后加上按語,編輯成《敦煌石室真跡錄》。中國敦煌學和敦煌文學的研究正式拉開了帷幕。一百年來,在以中國學者為主體的中外學者共同努力下,敦煌文獻得到全面系統的公布、影印和校錄,出版了數以百計的研究論著和數以千計的研究論文。作為敦煌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敦煌語言文學更是以其起步早、研究隊伍壯大、成果豐碩而為學界關注。百年之后,中國的敦煌學家聚集在敦煌學的故鄉,緬懷幾代學人對敦煌學的卓越貢獻,總結百年來敦煌語言文學研究的歷史,討論其研究現狀,展望未來發展,倍感歷史賦予之責任重大、光榮而神圣。   周紹良(1917~2005)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敦煌學家、文獻學家和佛教研究專家。曾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1988年8月24日,周先生接替姜亮夫先生出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研究會會長,為推動我國敦煌語言文學的研究做出巨大貢獻。他校錄了我國第一部變文集《敦煌變文匯錄》(1954年),編錄了《敦煌變文論文錄》(1982年)、《敦煌變文集補編》(1989年),主編《敦煌文學作品選注》(1987年)、《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1994年)、《英藏敦煌文獻》(佛經以外部分,1990年)第一、二卷及《唐代墓志匯編》(1992年)。發表敦煌文學研究論文數十篇,像《談唐代民間文學》《唐代變文及其他》《讀變文札記》等論文,就敦煌文學的分類、體制特點及具體作品的體性認定等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其學術觀點對我國敦煌文學影響甚大。   會議共進行了6場學術研討,分別由李正宇(敦煌研究院)、張鴻勛(天水師院)、鄭阿財(臺灣南華大學)、張涌泉(浙江大學)、朱鳳玉(臺灣中正大學)、鄭炳林(蘭州大學)、李并成(西北師范大學)、伏俊璉(蘭州大學)、高啟安(蘭州商學院)、劉進寶(南京師范大學)、馬德(敦煌研究院)、楊秀清(敦煌研究院)等主持。本次研討會收到論文54篇,其中文學類論文25篇,語言文獻類論文15篇,歷史文化類論文12篇,還有敦煌藏文文獻研究論文2篇。周紹良先生與敦煌語言文學研究是大會討論的主題之一。顏廷亮的《悼念永生難忘的導師周紹良先生》用充滿情感的語言追憶了周先生指導敦煌語言文學研究的往事,尤其是編寫《敦煌文學》和《敦煌文學概論》的過程。這兩部由周先生為顧問、顏先生為主編的著作,由全國敦煌文學研究的十多位專家撰寫,代表了我國敦煌文學研究的總體水平。劉進寶《略述20世紀80年代甘肅敦煌文學研究的卓越成就》則詳盡地敘述了20世紀80年代甘肅敦煌文學研究的成就,可作為顏文的補充。許多先生發言中都深情地追憶與周紹良先生的交往和對他的緬懷與敬仰。   敦煌變文、俗賦、通俗詩、歌辭、小說都是這次會議討論的內容。項楚《從印度走進中國———敦煌變文中的帝釋》通過佛教中的“帝釋”與中國固有的天帝及道教中的最高神祇相融合,最終成為中國民間信仰的神靈,這一蹤跡的探討,以證明中國文化接納外來文化的包容性。張鴻勛《從它山攻玉看俗講變文研究的新拓展》對國人關注較少的日本敦煌俗講變文研究情況進行了點評,讓我們獲得了俗講變文的另一種文化解讀。劉亞丁(四川大學)《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手稿研究所及敦煌文獻的入藏和研究》一文敘述了東方手稿所的歷史沿革和敦煌文獻入藏該所的原始,重點介紹了俄國學者敦煌文學和語言學的研究成果,也值得借鑒。鄭阿財的《唐五代道教俗講活動與遺存》用大題材料鉤稽了唐五代道教俗講的活動,尤其是在敦煌文書中關于道教俗講的遺存,可作為向達先生《唐代俗講考》的補充。   伏俊璉的《先秦兩漢“看圖講誦”藝術與俗賦的流傳》通過對中國早期故事圖畫和看圖講故事形式的考察,以證明變文的中國文化源頭。馬德的《敦煌絹畫上的“邈真”與“邈真贊”》向人們展示了敦煌絹畫中大量的供養人像(原題“邈真”)和功德發愿文(原題“邈真贊”)這種畫贊結合的藝術形式。王晶波(西北師范大學)《敦煌文學中的死而復生故事及其文化內涵》把敦煌文學中的死而復生故事分為三種類型,分析它們所蘊含的社會宗教文化內涵及其意義。李正宇(敦煌研究院)《試釋敦煌漢簡教誨詩》對敦煌漢簡中的一首西漢佚詩進行了重新解讀。   朱鳳玉《敦煌寫本〈祭驢文〉校釋及其文體考辨》回顧了《祭驢文》的研究歷程,對照原卷重新校錄,并吸收已有的成果詳加校釋,并從用韻、句式、表現手法等方面對其“賦體之文”的特征進行了深入考辨。何劍平(四川大學)對國家圖書館藏BD00950寫卷《維摩經》的一種“解疏”進行了校錄,向我們展示了一篇類似于講經文的富有文學性的文體。高國藩(南京大學)分析了敦煌本《漢將王陵變》中的四位人物形象,汪泛舟(敦煌研究院)對敦煌四篇偈贊進行了重新校錄和考釋,王志鵬(敦煌研究院)通過敦煌聯章歌辭探討佛教對民間歌唱體式的吸收與發展,周延良(天津師范大學)對敦煌《云謠集》與《花間集》兩種我國文學史上最早的詞集所包含的文化類型進行了比較研究,王勛成(蘭州大學)對敦煌寫本《離合詩》重新考釋,巨虹(甘肅社會科學院)對敦煌詞《謁金門》“開于闐”的創作年代進行了考察,而楊雄(三峽學院)辯證地分析了敦煌文學中雅與俗之關系,杜琪(甘肅社會科學院)則對敦煌文學的內涵和外延進行了探討。#p#分頁標題#e#   本次研討會也提交了有關敦煌語言研究的論文。周掌勝(杭州師范大學)通過敦煌文獻詞匯的考察,說明出土文獻對大型詞典的編纂和修訂的意義。董志翹(南京師范大學)的論文對敦煌社會經濟文書中的一些詞匯語法現象進行了歸納和總結。蔣宗福(四川大學)則對敦煌寫本中唐五代韻書中的語詞進行了考釋。葉貴良(浙江財經學院)對敦煌道教文獻《本際經》的現代錄文進行了補正。張勇(四川大學)對《燕子賦》中的三個詞語進行了詳細的索解。李茹(敦煌研究院)對俄藏敦煌寫卷中“新樣”一詞作了新的訓釋。還有數篇論文討論敦煌吐蕃文獻。張延清(敦煌研究院)就吐蕃統治時期藏文在敦煌的推廣和使用情況進行了敘述,勘措吉(敦煌研究院)則對敦煌吐蕃語言文學的研究狀況進行了綜述。   學科交叉研究一直是敦煌學研究的特點之一,本次研討會上,也提交了有關歷史學、文獻學、文化學等方面的學術論文。   楊寶玉(中國社會科學院)著意探討了敦煌小說《持誦金剛經靈驗記》之題記的文化史、宗教史及其與敦煌地區史的研究價值。鄭炳林、李強對敦煌類書《籝金》的編輯目的、成書時間、選材標準、體制特點等進行了分析和考證。楊秀清對伯3750卷《殘書信》進行了校錄,對其中提到的幾個人名,尤其是涉及歸義軍與中原王朝關系的重點人物王敬翼進行了考證。馮培紅(蘭州大學)則對晚唐劉允章的《直諫書》與敦煌寫本所抄中唐賈耽的《直諫表》進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對比,以考證二者的真實性及這一文本從中原到敦煌流傳過程中的種種變異。梁紅、沙武田(敦煌研究院)對王道士用流水沖疏莫高窟下層積沙的情況進行了考證,這就涉及藏經洞的發現方式和時間等問題。   譚偉(四川大學)把敦煌寫卷中的《祖師頌》與《祖堂集》中的凈修禪師贊進行比較,論證后者源于前者,并考釋二者的文字異同。邰惠莉(敦煌研究院)對吐蕃時期漢文寫經紀年用法進行了歸納和考述,楊富學(敦煌研究院)則對回鶻佛教與印度神話的關系進行了考察。   張涌泉《〈敦煌經部文獻合集〉前言》論述了編?！抖鼗臀墨I合集》的意義、分類、體例等問題。劉雁翔(天水師范學院)對現代著名學者馮國瑞有關敦煌寫經與吐魯番文書的題跋一一敘錄,其中不乏精當的考證。趙紅(南京師范大學)則對南京師大文學院藏敦煌《妙法蓮華經》殘卷進行了?？?對其抄寫時代進行了考證。劉黎明(四川大學)對敦煌寫卷中所存佛教密宗“啟請文”進行了梳理,并與現存陀羅尼經幢上的啟請文進行了比較研究。李并成、楊發鵬《“草圣”張芝其人其書》利用敦煌文獻及相關史料,對張芝的籍貫、學習書法的情況進行了歸納和總結。徐小卉(蘭州商學院)則對新世紀最初五年內甘肅敦煌學研究的情況做了總結。張先堂(敦煌研究院)通過莫高窟供養人畫像的發展演變考察敦煌佛教史,高啟安對敦煌文獻中記敘的食器“馬頭盤”的形狀功用及東傳日本的考察,李金梅、路志峻(蘭州理工大學)對中古時期胡旋舞的考釋,都是饒有興味的研究題目。

摘要：

中國古代災害文學的整理與研究卻仍然處于起步階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論文。本文在前人相關研究成果基礎上，繼續搜集文獻，以求獲得更充分的認識。

關鍵詞：

災害；古代文學；研究綜述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災害的影響波及社會的方方面面，文學中表現自然災害的作品更是不計其數。中國古代災害文學的整理與研究卻仍然處于起步階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論文。唐元、張靜《古代災害文學研究現狀綜述》（《山花》2015.5）梳理了部分相關成果，本文繼續搜集文獻，以求獲得更充分的認識。有的論文屬于概述與理論指導的研究。全方位地概括災害與社會的關系的有鄒逸麟《“災害與社會”研究芻議》（《復旦學報》2000.6）一文，文章指出災難具有自然和社會雙重屬性，研究我國歷史時期災害的時空變化，災害對人口、政治、經濟、文化的關系，是認識中國國情的重要方面。黃敏《“災害與文學”研究范式芻議》（《楚雄師范學院學報》2016.1）認為“災害與文學”聚焦于自然災害，也關注天災與人禍的關系，是強調文學反映功能的文學研究范式，但是我們不僅要關注作品的政治、社會層面及生命、倫理層面，也要關注作品的哲學、美學層面；關注對災害的本體性書寫，強調在災害面前人類應該具有的現代思想，即哲學層面的思考。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研究古代災害文學，近年來比較顯著。如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中國古代災異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學2012年博士學位論文）結合經學與政治，宏觀探討災異觀念，文章指出，災異作為一種政治文化，對中國古代政治實踐影響很深，遠不止在思想層面；同時還指出，災異說對權力的干預和約束缺少強制性，反而常常被權力所驅使。李軍《災害危機與唐代政治》（首都師范大學2004年博士學位論文）從災害與政治的角度，討論國家機構在面臨災害危機時的具體應對政策，包括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員的對策，同時討論了災害與民族戰爭、藩鎮政策與災民動亂問題；“災異天譴說”在災異與政治的互動關系中始終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同時也指出，災異說對政治的修正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史學界研究成果細致入微，而文學研究以史學為依據、以文學作品為基礎，但史學研究成果作為文學研究的參考，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對災害文學進行人類學或者母題研究，也是一個重要的方向。郭子輝《災害神話：苦難現實的浪漫外衣——災害文學源頭探尋》（《長城》2012.2）認為災害神話作為災害文學的源頭，對于先秦以來我國災害文學創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但提供了文學素材，還提供了一種寫作模式，一直貫穿到當代的災害文學創作之中。李偉《先秦災害神話之文學探析》（《防災科技學院學報》2015.1），認為先秦災害神話記錄了自然災害，表現了遠古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同時災害神話對后世文學題材、結構等方面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更使其成為災害文學的重要主題之一。對災害書寫進行文學研究的成果有如下角度：以時代為單位進行研究。李瑞豐《先秦兩漢災異文學研究》（河北大學2014年博士學位論文）試圖建立“災害文學”主題研究，并梳理災異文學主題研究的理論基礎與研究范圍；關于災異文學的現實意義，文章指出四點：一、作為賑災手段之一的巫術禳災，二、農業社會中作為社會評判的工具和道德評判的尺度，三、作為記實性史料及對災異與自然和社會關系的反思，四、作為歷史記憶的體驗與民族凝聚力的激發。李文娟《東漢災害文學研究》（安徽大學2014年碩士學位論文）文章指出東漢災害文學的表現形式以及內涵不斷地得到豐富拓展，災害文學對災害的記錄已經超出了單純的文字記載的范疇。杜玉儉、李莉《唐代文學中災異觀念的表現》（《廣州大學學報》2006.6）指出災異觀念是天人感應學說的重要內容，災異觀念在唐代甚為流行，其表現形式與漢朝略有不同。以時代來限定研究范圍，從文學史的角度來分析各個階段的災害與文學的關系，重點關注災異觀念、道德感召，有的文章從詩文創作者角度來分析災難對創作動機的影響，具有開拓性。

以作家或具體作品為單位進行研究。楊古月《<左傳>中災異研究》（南京師范大學2015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出上層社會的知識分子和下層社會的普通百姓對待災異態度往往是截然相反的，而知識分子在談災異的時候，往往要把災異和人民、君主乃至整個國家的興亡結合起來，災異對于上層社會的影響遠遠比對普通百姓的影響來得深刻。劉藝《杜甫天災詩探微》（《杜甫研究學刊》2013.1）和吳夏平《白居易的災害詩》（《古典文學知識》2013.3）同樣如此。其中楊古月和薛雨的文章值得關注，探討了災異觀念的變化和災異對社會不同人群的影響，其余論文則停留在詩史互證的層面。研究災害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方面。高璐《嘉靖大地震的發生與明代文學》（《社會科學家》2013.9）指出，此次地震的發生產生的震后文學作品，使得相關的受災場景得到了生動而周詳的描述；就祭悼作品而言，個人所寫的悼念詩文更具有真情實感，文學性更強；地方在震后數年內涌現了大量的重修題記，亦有可備觀覽之作。從文學藝術性角度探討的，目前只有侯英、唐元《康熙十八年地震諸家詩研究》（《短篇小說》2013.14）一篇，文章從康熙十八年京畿地震詩歌入手，討論了地震詩歌所應具備的藝術因素。此類文章從更大的角度來研究災難對文學的影響，涉及災害對作家本人生活的影響、創作心理的影響，更注重災害與作家、作品的互動關系。從災害類型來展開研究的，侯英《由汶川抗震詩歌大潮看中國古代地震詩歌》（《防災科技學院學報》2010.1）歸納出古代地震詩歌在內容上的某些共同特點。此外還有楊瑩櫻《中國古代小說瘟疫描寫與研究》（上海師范大學2008年碩士論文）等文章。此類文章代表性不強，災難與文學的互動關系與災害的具體類型關系不大，而與災難的造成的影響程度聯系更為密切。

一、學術范式與主要成果

古代文學世家研究是以家族為視角探討“文學的家族”與“家族的文學”的歷史發展、家族個性、家學本質和社會地位的文學研究。其學術范式或者以文化為本位，或者以文學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體性研究，文學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機而重要的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學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為文學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視和研究。兩種學術范式各有側重，各有特點，但都強調“家學”獨特性的擇微，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態勢，并沒有優劣之分。不過就文學學科的屬性來說，采用以文學為本位的學術范式更為切合古代文學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學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學研究的理論“西化”反思和學術創新需求的結果，體現了古代文學研究的本土話語回歸和學術范式創新。古代文學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學術成果，從以個案研究為主走向以朝代為主、區域為主和專題為主的多樣化研究。以漢族文學世家研究為主體，也有少數民族文學世家的研究。

1.個案性研究成果

文學世家的個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個時段上。六朝的個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陳郡謝氏，瑯琊王氏，蘭陵蕭氏，瑯琊顏氏，東海徐氏等。其中陳郡謝氏文學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燦《陳郡陽夏謝氏：六朝文學士族之個案研究》、丁福林《東晉南朝的謝氏文學集團》、周昌梅博士論文《六朝陳郡謝氏家族文學研究》等論著。宋代的個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東萊呂氏，臨川王氏，鄱陽洪氏，墨莊劉氏，眉山蘇氏，浙東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學世家研究最顯著，有劉煥陽《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獻研究》、張劍《宋代家族與文學———以澶州晁氏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軍博士論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學研究》、滕春紅博士論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學研究》等論著。明清的個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吳江沈氏、葉氏，常熟翁氏、馮氏，海寧查氏，三山葉氏，濱州杜氏，臨朐馮氏等。其中吳江沈氏和葉氏文學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吳江沈氏文學世家論考》、郝麗霞《吳江沈氏文學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靜平《明清之際汾湖葉氏文學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學群落：吳江葉氏午夢堂》等著作。個案研究以張劍《宋代家族與文學———以澶州晁氏為中心》較有代表性，該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脈關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簡單梳理上，而是注重從家法意識、家族成員主觀性和后天因素不確定性等方面來探討世家文學發展的繼承性與變異性，同時又重視家族成員文學創作的分析來探討世家文學的典型性及與時代的聯動性，對“個體—家族—社會”三位一體的整體研究有著較為自覺的意識。

2.斷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對某個朝代的文學世家作整體的斷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較突出。前者有程章燦《世族與六朝文學》、吳正嵐《六朝江東士族的家學門風》、王永平《六朝江東世族之家風家學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論著，后者有《宋代文學家庭》、張劍等《宋代家族與文學研究》、張興武《兩宋望族與文學》、劉學《詞人家庭與宋詞傳承》等論著。其中，對宋代的研究較突出，王著對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學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較強的資料性；兩部張氏著作都注重從宋代的時代變遷、地域文化、政治黨爭、科舉制度和家學意識等方面來探討，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學世家發展的時代特征；劉著則重典型文體與典型家庭關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區域性研究成果

一、現代文學作家、社群與思潮

(一)戰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與文藝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陸學者文人隨國民政府來臺者眾，當時進入臺大任教的幾位師長，帶來了“五四”文學的精神，也開啟往后的現代文學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臺靜農，他是魯迅的學生，來臺后雖然轉向古典文學的教學與研究，但他的小說集《建塔者》、《地之子》，后來也出版了，使讀者一窺“五四”遺風。在外文系則以夏濟安為代表，他創辦《文學雜志》，帶動寫作風氣，影響了當時仍是學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締造了學院派文學雜志的成果。當時的青年學生輩，有來自大陸的學生，也有臺灣本地出生的青年，他們因為進入臺大就讀，受到這些老師前輩的啟發，以及同儕間的鼓舞，紛紛嶄露創作的才華，終于成為臺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這些學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葉慶炳、張健、吳宏一、柯慶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歐陽子、王禎和、杜國清、葉維廉等，各自在詩、散文、小說創作方面留下可貴的成果。林文月、葉慶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參與藍星詩社的創立，張健亦為藍星主要成員，杜國清、葉維廉則是笠詩社、創世紀詩社的重要成員。而以白先勇為主的《現代文學》雜志在1960年代創辦，陳若曦、王文興、歐陽子、王禎和等人，都是創始社員，共同推動現代主義的文學創作。

(二)文學雜志對現代思潮的譯介

由夏濟安主導的《文學雜志》創辦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結束。但這份刊物的影響是深遠的，它代表臺灣戰后初期的文學潮流中，一群學院里的師生對于文學的喜好和堅持，并開辟另一個有別于“戰斗文藝”的園地。他們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創作，文學理論的譯介、中西文學的相關論述也相當多，這個現象可以說開創了一種風氣，也就是將現代文學的創作和文學理論、西方文藝思潮連結，提供給創作者和讀者新穎的觀念。以白先勇為主導的《現代文學》深受其師長輩創辦的《文學雜志》之啟發，該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發行51期，由白先勇負責籌措資金，而外文系的幾位同學一同寫稿、譯稿和拉稿。比起《文學雜志》，《現代文學》更強調創新的精神，他們努力介紹各種西方的思潮、創作觀念，以便所寫的作品可以表達屬于現代人的藝術情感;對于西方文學與理論的介紹，《現代文學》更以“專號”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譯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紹，并附帶加以評論。除創刊號推出“卡夫卡專號”，也曾刊出多位諾貝爾文學獎作家的專號，對于艾略特的詩作與詩學，更前后刊出多期?！冬F代文學》編輯群對文學充滿熱情與執著，而這些譯介，為創作者與讀者帶來不同的視野，開拓更多元的文學品味。

二、比較文學的學科成立與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學雜志》、《現代文學》以譯介外國文學與理論為宗旨，進而啟發作家的創作以及解讀作品的角度，其實已略具比較文學的雛形。進入1970年代，臺大文學院更以三軌并進的方式———成立比較文學博士班、成立比較文學會以及結合《中外文學》，促進了比較文學在臺大扎根與茁壯。1970年，臺大外文系成立比較文學博士班，推動者是當時文學院院長朱立民與外文系主任顏元叔。但這個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學博士班的路線，反而希望結合外文系與中文系的學術資源，使學生可以同時接觸外國文學與中國文學，進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國/外國文學雙重視野的比較文學研究。紀秋郎、單德興、李有成、高大鵬、陳昭瑛、古佳艷等，都獲得此博士學位，成為外文、中文學界的優秀學者。近年臺大外文系雖已將比較文學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較文學仍是其修業與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學者與葉慶炳等四位中文系學者發起成立“中華民國比較文學會”，并藉此在《中外文學》開始介紹比較文學的觀念和發展;譬如《中外文學》創刊號(1972年6月)即刊登李達三著、周樹華與張漢良譯的《比較的思維習慣》，仿佛已經有所預告，2卷9期則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譯的《比較文學的目的與遠景》(1974年2月);其后則陸續有袁鶴翔《中西比較文學定義的探討》，李達三著、許文宏與馮明惠譯的《東西比較文學史的檢討》等文章，一路推進，顏元叔、胡耀恒、朱炎、葉維廉、張漢良、陳慧樺、古添洪等，都是比較文學的旗手。古添洪與陳慧樺編著的《比較文學的墾拓在臺灣》(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6年)、李達三的《比較文學研究之新方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8年)二書，可說是最早結集的相關著作。而葉維廉、古添洪與陳慧樺在東大圖書公司主編的“比較文學”叢書，更可說是具體的成果。此外，結合外文、中文兩系教授的“中華民國比較文學會”，自1974年8月起對外擴大征求會員，凡大專院校教師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較文學者，皆可申請入會。而學會也每年度主辦國際或全國比較文學會議，開放對外征稿，相關的征稿主題、研究論文也都以專號的形式收錄在當期的《中外文學》或另一英文的比較文學刊物《淡江評論》(淡江大學外語學院出版);譬如第4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主題為“比較文學與中國文學”(1983年8月)，第5屆主題為“現代主義與中西比較文學”(1987年5月);第25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主題為“災難、創傷與記憶”(2001年9月)、第30屆主題為“認同的變向:全球化時代的主體生成與轉化”(2006年5月);無論其主題是企圖與中國文學對話，或是呼應世界文學脈動，或是跨領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帶動臺灣學界的研究潮流，累積豐富的學術資源。外文系主導的比較文學博士班、比較文學會，再加上《中外文學》，形成了現代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的鐵三角。我們也可以發現，就在《現代文學》即將衰退之際，1972年6月，外文系與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發起創辦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學》。這些學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齊邦媛、顏元叔、胡耀恒與中文系鄭騫、葉慶炳等人;而該刊自創刊以來，迄今一直穩定出刊，在臺灣學術界已占有關鍵性的位置?！吨型馕膶W》創刊初期，系以顏元叔為主導人物，他引進新批評，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細讀洛夫的兩首詩》，掀起一串現代詩論戰;而后又連續登載王文興小說《家變》，并舉行座談會，引起各方注目、論辯，具體呈現學界與讀者大眾對這篇小說褒與貶的兩極化情形，也為現代主義小說的讀者反應留下珍貴的紀錄。《中外文學》也曾連載林文月翻譯的日本文學名著《源氏物語》、《枕草子》等書，引起很大的回響。該刊既命名為“中外”文學，除了對外國文學以及理論的譯介，當然也兼納對中國文學的研究論文。除現代文學研究外，也有對于古典文學的研究，可分為兩個類型，一是屬于中國文學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傳記考述、作品流派、文學史研究，另外更為突出的則是以西方文學理論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例如張漢良的《“楊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結構》(1975年4月)，系以榮格的神話原型理論研究古典小說“楊林”、“枕中記”系列故事，這種研究視角深深地影響了此后臺灣學界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也是比較文學研究的具體實踐。綜覽《中外文學》的文章，可知其編輯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較文學”在臺大外文系的扎根與開展著實有密切的關聯?！吨型馕膶W》在1980年代以后，逐漸聚焦在對當代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的介紹，例如精神分析、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女性主義、后現代、后殖民等理論，透過專題邀知名學者撰稿，無論是就理論觀念加以譯介，或是以文學作品為例實際操作，都成為后來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長了現代文學與文化的研究風氣。

一門學科，必須“代代相傳才能存在，才能有生命力，代代相傳必須通過一代代人的接觸——直接的接觸。在接觸里把一代一代累積下來的經驗和智慧傳下去，每一代推陳出新，通過不斷的再創造”[1]（P69）而形成一門學科。中國現代文學學科也是如此，也是“在接觸里把一代代積累下來的經驗和智慧”傳遞下來的。因此筆者試圖通過梳理樊駿先生與他所接觸的幾代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的交往史，來闡釋樊駿先生的學科貢獻。

一、樊駿與中國現代文學第一代學者

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大致同意，自建國以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科不斷發展，已經經歷了四代人，已經有了四代研究者的提法。第一代以李何林、唐?、王瑤、薛綏之、田仲濟、俞元桂、任訪秋、單演義為代表，他們是建國前即從事學術研究或文學創作，建國后在其深厚的學術修養基礎上，全力或以主要精力從事新文學史研究。他們是這門學科的“前驅者、奠基者”[2]（P484）。前，他們的學術思想大體已經形成，主要的代表性的學術成果在學界已經產生廣泛影響。1979年現代文學研究界在眾位學者的努力下，組建了自己的組織——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也有了自己的刊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當時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成立之初，雖然王瑤是正會長，田仲濟和任訪秋是副會長，但這時第一代學者都年事已高，當時王瑤是66歲，唐?是67歲，單演義是70歲，任訪秋是71歲，田仲濟是73歲，無論是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具體事務工作（包括一年一度的中國現代文學年會）還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的編輯組稿工作大部分是在王瑤的指導下，由嚴家炎和樊駿負責具體事務工作的。（這里可以從王瑤給幾位學者的書信中確認：王瑤在1980年4月26日給王德厚的書信中說“我從未過問《叢刊》之事，只是掛名而已，今后也不想插手…”[3]（P297），1981年12月5日王瑤致任偉光的信中也說“我能夠從未參加具體編輯事務”。[4（]P313）王瑤、唐?健在的時候，樊駿是他們的得力助手。樊駿不僅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歷史與現狀、成就與問題、經驗與教訓，都做過相當系統深入的考察。而且在王瑤、唐?、田仲濟、陳瘦竹、單演義（單演義去世后，據單演義的兒子單元莊給樊駿的回信說，紀念文是由王富仁轉給他的，待查）五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第一代重要學者去世后，他都及時地就他們各自的學術道路、專業成就和治學特點，做了富有深度的研究，寫出了數篇沉甸甸的學人研究論文，及時地總結他們的學術思想，指出他們學術的得與失。他認為這些是老一輩學者“在沉重的歲月里，從沉重的跋涉中，留下的一份沉重的學術遺產”[5]（P5），對于這些應該采取的態度是“不必感傷，處于尊敬或者同情而說些溢美之詞，也不應該離開當年的實際，輕率地苛求于前人”，需要的是“與這些沉重相適應的嚴肅理智的沉思和冷靜科學的評價”[5]（P5）。

樊駿的學人研究的第一個特色是處處體現了魯迅所概括的“知人論世”的精神（方法論、原則）。王瑤在一篇文章中概述道“：就方法論的意義講，五四時期研究傳統文學最有收獲的應該說是如魯迅后來所概括的‘知人論世’的精神。這是估定價值的依據，也是一種既尊重歷史又富有時代精神的謹嚴的治學態度”[6]（P189）。樊駿據此推論出王瑤推崇魯迅的“知人論世”的原則，其實“知人論世”的原則也是樊駿自己在評述各位前輩學者的學人系列研究時始終堅持的原則，也體現了樊駿的“既尊重歷史又富有時代精神的謹嚴的治學態度”。在論王瑤時，就明確地意識到了“學者與學術研究存在著不同的風格與派別，同樣存在著人與文之間的內在聯系”[5]（P46），需要結合學者的人生經歷（當然學術經歷是主要內容）才能全面深入地認識學者以及學者的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者的學術風格。這可以說就是“知人論世”原則（方法論）在樊駿的學人研究中的具體體現。在分析王瑤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特點時，明確地意識到了王瑤從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工作積累的經驗，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學觀、文學史觀，研究方法等對他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帶來的影響。在論述唐?時，也是結合他的人生經歷，從他如何走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之路開始解讀的，意識到唐?的文學創作、學術研究往往帶有“雜”的特點，應該說都是和他自學中形成的雜覽的習慣、格局直接相關的，也意識到唐?是從以文學創作為主逐步轉向以學術研究為主的，這種作家和學者身份給他的學術研究帶來的積極影響，尤其是創作實踐中磨煉而成的藝術才能和積累起來的藝術修養，使得他對于文學藝術具有敏銳的感受力和精細的鑒賞力，“藝術感覺極好”，同時樊駿并沒有把作家學者化的論述流于一般化，同時指出唐?的獨特性所在，他作為作家，除了創作，他還多方面地參與了文學工作文學運動，與其中眾多的人和事有過深淺不等的關系（尤其是與魯迅的交往），甚至直接卷入了文壇的一些紛爭，也就是他的研究領域正好是他親身經歷的那段歷史，并結合唐?的學術研究成果對著這一因素的影響作了具體闡述。在論陳瘦竹時，先從學科建設和研究隊伍，尤其是戲劇研究的現狀入手，結合陳瘦竹戲劇創作體驗和對于戲劇理論的長期的系統精深的研究這一人生經歷來闡釋陳瘦竹的學術優勢和學術特點，以及對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獨特貢獻。同樣在論述楊犁時，注意他早年的革命工作對楊犁的“拼命三郎”精神作了精彩解讀。清代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文德》中說“：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之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7]（P278-279）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樊駿始終注意到了學者的“古人之世”和“古人之身處”，從而有效地對幾位已故學者的學術成果和學術特點作了深入解讀。他并沒有單純就學術（學術成果）談學者（學術特點），這使得他在分析學者時從來沒有把他們游離于他們所從屬的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游離于他們各自的人生經歷，游離于他們的學術道路，而是力求多方面地聯系著整體來說明每個學者、他的特殊性和以特殊性表現出來的共性，而由此評論這幾位學者在整個的學科建設中的地位和指出他們各自特殊的貢獻。樊駿的學人研究的第二個特色是他在評論各位學者時，由此及彼，又彼及此，既準確地抓住具體研究對象（每個學人）的個體特征（學術風格，學人經歷），又啟發人們由此去把握更大的群體（整個的中國現代文學學科隊伍）以至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整體的某些規律性現象，從而擴大了視野，也深化了他對各位學人的具體解讀，結合各自學人的得與失，為我們中國現代文學學人以及中國現代文學整個學科的成長提供了多方面的啟示。#p#分頁標題#e#

在分析王瑤“我是清華，不是北大”時，并沒有局限從感情上找原因，而是結合王瑤的人生經歷，并且從現代中國學術發展更為廣闊的背景中作了考察，做到了宏觀與微觀的結合。高遠東在評論王瑤的文章中指出王瑤的“獨立的學術品格表現在對于這種非學術滲透的自覺的疏離上”[8]（P239），王富仁在評論王瑤時，把王瑤定位為“學院派的一員，其治學態度屬于這個時期的業務派”[9]（P56）。樊駿并沒有簡單地對這兩種學術觀點予以否定，而是結合王瑤的學術人生經歷以及具體學術成果作了細致分析。他并沒有單純地就王瑤談王瑤，在解讀王瑤的學術人生的同時，他還進而指出“在這個歷史階段里，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起點，于二三十年代逐步出現一個新型的文化學術群體，沒有具體的組織或者名稱，不是一個團體，也沒有形成派別，但彼此間多有相似之處:有的接受實證主義的理論與方法，有的進而以馬克思主義學說為指針，以此來重新估價歷史遺產，探索發展文化學術的新路；把自己在文化領域的專業工作，視為推動社會進步、民族解放的組成部分——不僅沒有把前者游離于后者之外，而且自覺地以此作為自己服務于國家民族的主要手段；在學術觀點和政治傾向上，是進步的、革命的，往往兼有學者與戰士的雙重身份，在他們的觀念和工作實踐中，也是把文化學術與意識形態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5]（P58-59），指出這個群體與學院派不同，主要在于“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意識形態方面的自覺性”[5]（P59），并進而總結道：“奠基于四五十年代之交，在五六十年代迅速成為一門顯學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從整體上說分明具有這個群體的顯著特征，是這個群體而不是學院派的學術成果”[5]（P59），另外“一些參與這門學科奠基的學者，如李何林、唐?、田仲濟等人，無論從走上學術道路的經歷，還是體現在研究成果中的學術風格來看，都屬于這一群體”[5]（P59）。在意識到這一文化群體的優勢的同時，也意識到了他們的“追求志趣并不專一于學術，而且視政治高于學術的心態”給他們的學術研究帶來的局限性，認為這是“這個文化群體一個難以超越的難題，也是現代中國的學術工作未能取得重大成就、達到很高水平”[10]（P113）的原因所在。在論述唐?時，不單純地肯定了唐?對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獨特學術建樹和分析了他的學術個性，更是花費了大量的筆墨在結合唐?的學術經歷，從唐?的作為學者和作為文藝戰士的某種“錯位”的嚴峻事實以及由此釀成的苦果來分析和解讀“死者（唐?）和生者（后輩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共有的遺憾”產生的原因。樊駿在具體闡釋唐?這一系列的“錯位”現象的同時，指出了這一錯位的核心所在，則是“有悖于發揮學者的學術才能和專長，有違于尊重學者的學術個性和志趣等發展學術事業所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10]（P116）。樊駿在論述王瑤時，引用了王瑤在給樂黛云和吳福輝的書作序時的一段總結，“每個人如果都能根據自己的精神素質和知識結構、思維特點和美學愛好等因素來選擇自己特點的研究對象、角度和方法，那就能夠比較充分地發揮自己的才智，從而獲得更好的成就”[11]（P130），并把根據自己的特長“開拓自己的前進的道路，形成自己的研究風格”，稱為“自覺地‘尋找自己’的努力的產物”[12]（P141）。“選擇學術方向應顧及自己的個性”不僅是王瑤在序言中明確指出的，也是樊駿在解讀唐?這一系列錯位時，所要提示給后來的研究者的，這是“上代人的疏忽（樊駿對唐?這句話也作了糾正，筆者概括為錯位引起的遺憾、教訓更恰當些），下一輩人的任務”，正如他在文章的結尾所提示道的“共同的遺憾，本來就源于共同的事業，因此，也只有借助于共同的事業的不斷發展，（共同的遺憾）才得以逐步消解”[13]（P152）。這是樊駿在分析了唐?學術道路給我們帶來的啟示，這是樊駿在面對這些學者的“艱難的學術跋涉”，作出的與之相適應的“嚴肅理智的沉思和冷靜科學的評價”。

樊駿在解讀王瑤和唐?時，都注意到了他們的學術研究的“歷史感”與“現實感”的結合，不僅重視“史料工作”，還重視“史識”的文學史家的風格和特點?，F在的這個藍圖（是指“傳統”）是“在漫長的時間內許多連續不斷的傳遞、繼承和再傳遞所形成的沉淀或混合物，當一個人獲得了一種觀念后，他就進入了一個行列，在這個行列中，人們的思想都受到了過去事物的指導”[14]（P46），同樣我們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也有傳統，其中“歷史感”與“現實感”的結合是其中一個顯著的傳統。王瑤、唐?擁有這個傳統，或者說構建了這個傳統，樊駿作為他們的學術后輩，同樣也繼承了這個傳統，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提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當代性”這一學術命題就是最好的證明?？上н@一傳統（意識）在當今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好象越來越稀薄，也正因為如此，值得我們后來人不斷反思我們自己的研究，尋找我們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傳統，不讓這一傳統衰微下去。樊駿在論述陳瘦竹的學術研究時，著重指出了陳瘦竹建立戲劇理論體系、形成學派的夢想和遺愿。他在簡要分析了陳瘦竹所帶的學生的學術成果后，認為他們“沒有固定的組織和明確的宗旨，分散四處，各自為戰，更不一定都有建立體系和學派的自覺要求；但共同的精神紐帶和美學志趣，仍然把他們聯結成為雖然松散、若有若無，細細品位卻又具有一致的或者相近的特色的”[15]（P162）學術群體。為此他在作出“我們的學科：已經不再年輕，正在走向成熟”的判斷的同時，指出有待解決的任務的第一項就是倡導“建立不同學派”。他所謂的學派，是指“共同的基本主張、理論體系、治學方法等為紐帶的志同道合者組成的學術群體”，他特別強調這“不是僅僅靠打出旗號的自我標榜，或者是你那派我這派的相互封贈所能確立的”，需要“建立獨立的學術體系，在重大問題上提出與眾不同的創見，或者共同形成鮮明的學術風貌，并為學界普遍認可，才算構成了學派”[16]（P522）。對此，他首先回顧了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歷史，指出“過去，由于現代文學研究處于幼稚年輕的階段，整個環境又缺少自由發展學術的氛圍，建立學派的主客觀條件都不具備”，進入新時期以來，“開始有人議論這個問題，也流傳過關于不同學派的一些說法，有以地區劃分的，有以校名或者人名命名的，但沒有見諸正式文字，更談不上同行間的普遍認可”。“無論是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現代文學研究者的王瑤，還是治學撰文極其講究風格的唐?，雖然分別被人視為不同學派的帶頭人，文章與口頭似乎都沒有涉及過這個問題”，“明確提出建立學派這個意愿的是陳瘦竹”。#p#分頁標題#e#

0總述   兒童文學翻譯與其它文學翻譯的不同之處在于，前者不但要考慮中西文化差異，還需考慮成人與兒童在價值觀、理解、和審美等方面的差異。國內對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在很長一段時間一直被忽視。筆者對十年間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進行分析，以歸納出其中變遷。   1研究方法   筆者對1999年至2008年十年間發表的共69篇相關論文進行分析，其中期刊論文39篇，碩士學位論文30篇。   2分析與討論   分析數據顯示出以下兩點：（1）兒童文學研究的數量有所提高。（2）兒童文學研究覆蓋各領域。   2.1總體趨勢   在1999年至2008年間，兒童文學翻譯研究數量大幅提升，筆者以五年為一個時段進行劃分。數據顯示，在前五年，僅有2篇期刊論文涉及該題材，而在后五年則有37篇，占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的期刊論文總數的93.78%。在研究生學位論文方面，前五年，僅有1篇學位論文涉及該題材，余下的都在在后五年發表，占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的學術論文總數的96.67%。據統計，95.65%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均在后階段完成。   2.2研究內容   筆者將所分析論文歸為五類：時段研究、譯者研究、翻譯理論和策略研究、個案研究、總體描述，其中個案研究與其它分類偶有交集。數據顯示：大部分學者關注于翻譯理論和策略研究，其次為個案分析。   2.2.1時段研究   著重于兒童文學翻譯時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塊：前，后，以及前后的比較。一些學者認為中國早期的兒童文學翻譯是以成人標準進行，并非以兒童為受眾，但這時期引入的國外兒童文學奠定了中國兒童文學的基礎（吳雪珍，2007；陳麗嬌，2007；趙國春，2006）。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真正引入國外兒童文學是在五四之后，這時的兒童文學翻譯開始注重兒童的興趣、價值觀和理解能力（秦弓，2004；夏丹，2007；夏丹，2004；伍榮華，2007）。還有學者對五四前的兒童文學翻譯內容和技巧進行了比較（張道振，2006；桂念，2006；楊丹屏，2006；容怡，2007；王勇，2006）。   2.2.2譯者研究   一些學者對知名兒童文學譯者展開了研究，如魯迅、周作人等。這些研究從譯者角度展開，如譯者眼中兒童文學翻譯最重要的是什么？周作人認為兒童本位是最重要的，而任溶溶認為更應關注兒童語言（張道振，2006；王珊珊，2008）。   2.2.3翻譯理論和策略   在兒童文學翻譯研究中，學者們應用了多種翻譯理論和策略對兒童文學譯作進行了分析，如美學和接受美學、接受理論和兒童本位等。鑒于兒童文學翻譯的受眾是兒童，譯者需要更多去考慮兒童的視角，學者們多從兒童認知、智力和價值觀角度對作品進行了分析。在翻譯策略方面，學者們關注翻譯的異化和同化，基本上認為同化更為適合兒童文學翻譯。秦君和應承霏認為異化應用于跨文化元素，而同化則用于語言（秦君，2006；應承霏，2007）。   2.2.4個案研究   數據顯示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的個案覆蓋不同國家和時期的作品，其中《愛麗絲漫游奇境》的譯本最受青睞，其它被研究的經典兒童文學譯作有《安徒生童話》、《快樂王子》等，也不乏現代兒童文學譯作，如《哈利.波特》和《小公主》等。盡管具體的研究譯本具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中亦有共性，如跨文化翻譯、兒童本位等(秦君,2006;楊丹屏,2006,張代蕾,2006)。   3結論   在1999-2008年間，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的數量顯著增長，在后五年尤為明顯，2004-2008年間的相關期刊論文和碩士學位論文占研究總數的95%以上。越來越多學者開始關注兒童文學翻譯，包括時代變遷、譯者、翻譯理論和策略、個案分析等，但個案分析的對象范圍較窄，多為經典兒童文學作品翻譯。兒童文學翻譯有著其獨特的屬性和價值，通過上述研究能夠對當下中國的兒童文學翻譯有較為全面的了解。

在深入學習貫徹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精神和《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的大背景下，2011年3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印發了《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年)》(學位〔2011〕11號)。此次印發的是調整后的學科門類和一級學科目錄。在過去的幾年中，有關兒童文學的學科定位和內涵發展，已經有許多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推動了兒童文學學科建設的發展。本文試圖結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國內外兒童文學學科發展的一些經驗，對我國兒童文學的學科設置問題做一番探討。   首先，從國內外設置兒童文學學科的狀況和發展情況來看，兒童文學學科是關系到民族閱讀能力提升和國家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和教育理論問題。   在我國國家標準GB/T13745—1992《學科分類與代碼》中，“中國兒童文學”是“文學”下的二級學科;在2012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申報數據代碼表》中，“兒童文學”是“中國文學”下的二級學科。   近些年來，我國每年也都會有若干兒童文學研究的項目獲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立項資助。例如2011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中，涉及兒童文學研究的，分別是“中國兒歌的審美藝術與現代演進”、“現當代美國少年小說類型研究”、“20世紀中國幼兒文學史論”、“西方兒童文學的中國化與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現當代美國科幻文學研究”、“中美科幻小說發展機制比較研究”等。   在美國教育部2010年版的《高等教育學科分類目錄》(ClassificationofInstructionalPrograms，簡稱CIP)中，兒童與青少年文學(Children'sandAdoles-centLiterature，編號為23．1405)是英語語言及文學(EnglishLanguageAndLiterature/Letters)學科門類下，文學(Literature)一級學科中，與總體文學(Gen-eralLiterature)、美國文學［AmericanLiterature(U-nitedStates)］、加拿大文學［AmericanLiterature(Canadian)］、英國及其他英語文學［EnglishLitera-ture(BritishandCommonwealth)］相并列的二級學科。它的宗旨在于“關注兒童及青少年文學的學術研究，以促進教師、圖書館員、出版者、圖書經營者和寫作者的專業工作，也包括對某個時代、某種體裁的文學研究，作家論，文學批評，以及對各種文學文本、對書籍裝幀設計者、對兒童電影的研究”。同時，還在圖書館科學(LibraryScience)門類，圖書館科學與管理(LibraryScienceandAdministration)一級學科 下專門設置了兒童與青少年文學服務(ChildrenandYouthLibraryServices，編號為25．0102)的二級學科。這一國家行為，足以彰顯美國對兒童文學發展、對兒童閱讀的高度重視，也顯示出了兒童文學、兒童閱讀對國家未來發展的長遠意義，值得我們借鑒和警醒。   在我國1997年頒布的《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中，沒有兒童文學學科的存在。因此，長期以來，在實際兒童文學研究生培養中較為通行的辦法是掛靠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等二級學科之下進行招生。例如:在2012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中，北京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都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中招收兒童文學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而在2012年碩士研究生招生中，除北京師范大學自主設置兒童文學二級學科、下設兒童文學研究和科幻文學研究兩個方向外，上海師范大學、浙江師范大學、中國海洋大學、東北師范大學、沈陽師范大學、蘭州大學、安徽大學等高校也都是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下招收兒童文學研究方向的碩士研究生，浙江師范大學還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下招收外國兒童文學研究方向的碩士研究生。這就是在現行學科制度中，我國兒童文學學科所面臨的現實處境。方衛平認為，“這一安排既為兒童文學學科在主流學術制度設計中爭取到了最基本的生存權利和發展空間，在事實上也維系了當代兒童文學學科在各項學術指標和制度建設方面的最基本的學術體面”，但是“從兒童文學研究的內部知識構成和學科組合上看，它同樣包括了兒童文學基本理論、中外兒童文學史、比較兒童文學等分支領域”［1］。因此在總體定位上，筆者認為，包含兒童文學研究與兒童閱讀推廣研究等內容的兒童文學學科，應該成為“中國語言文學”(0501)或“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1205)等一級學科之下的二級學科。   這樣的看法是實事求是的。雖然不能排除兒童閱讀成人書籍和成人喜愛兒童文學的可能性的存在，也不能說兒童文學和成人文學在藝術上沒有相通之處，但是，不可否認的一個事實是，兒童文學作為一個概念在現代社會之所以成立，是因為現代兒童文學的預設讀者首先是兒童。在學科設置中沒有兒童文學的存在，實際也就是對人生旅程中十幾年的閱讀生命的漠視。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更可以理解美國《高等教育學科分類目錄》(CIP)中，要在文學(Literature)、圖書館科學與管理(LibrarySci-enceandAdministration)兩個一級學科之下設置兒童與青少年文學二級學科，也可以從中體會到美國從國家總體戰略的層面對兒童閱讀的重視程度。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下文簡稱《綱要》)提出的戰略目標認為，“到2020年，基本實現教育現代化，基本形成學習型社會，進入人力資源強國行列”。“學習型社會”、“終身教育體系”這樣的一些提法，包含了成人因為職業發展需要參加成人教育和培訓，以期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這樣的功利性目的。而學習和閱讀作為一種享受審美愉悅的過程，一種人生的姿態，當然也是一個國民素質培養、造就和提高的過程?！毒V要》指出“加強美育，培養學生良好的審美情趣和人文素養……促進德育、智育、體育、美育有機融合，提高學生綜合素質，使學生成為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也正是看到了美育在培養合格、健全的國民素質中的重要作用。   而閱讀恰恰是美育的重要方面，同時美育、閱讀也是與“生命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等等命題息息相關的。兒童閱讀能力的提升對兒童的成長，對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又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是我們所面臨的事關民族未來的“重大現實問題”，也是中國國家軟實力和競爭力的有機組成部分。但是正是從這個方面講，從與世界比較的眼光來看，中國的兒童閱讀整體上還是缺乏的。正如梅子涵起草的第4屆21世紀中國兒童閱讀推廣人論壇《鄭州宣言》(2010年)所指出的那樣:“很嚴格地說，中國兒童的文學閱讀，童話閱讀，在世界的景象中，屬于貧窮。很嚴格地說，中國兒童的文學閱讀，童話閱讀，只是在很少很少的城市，很少很少很少的學校，很少很少很少很少的家庭開始了，進行著，而更多的地方，還是深夜熟睡，懵懵懂懂。所以，仍舊貧窮。很嚴格地說，中國兒童的文學閱讀，童話閱讀，捧在手里的，是經得起撫摸、珍惜的，書頁中飄出的味道是純正的真快樂、真智慧、真詩意的，仍舊很稀少，很零零落落。這照樣還是貧窮。所以，請注意，我們要認識‘貧窮’這個詞，我們要很真實地看著它，要繼續行動。要熱情持續，行走持續，大聲疾呼持續，大聲朗讀持續，娓娓講述持續”。事實上，閱讀習慣的養成，更多的依賴于童年時期的閱讀習慣和體驗，也仰仗于兒童文學學科地位的建立。詹丹就認為，兒童文學不僅僅是閱讀而已，其實它是一門學科，應當從學科的角度認識它的作用，給兒童文學以學科的地位，對于兒童閱讀的推廣具有深遠的意義。［2］#p#分頁標題#e#   從某種意義上說，似乎探討兒童文學學科設置問題，有些杞人憂天，好像現有的狀況，對兒童文學的發展來講，產生的也許并不都是負面影響，就像韋勒克所說的比較文學學科中“更為廣闊的視野和敏銳的眼光完全可以彌補缺少多年專門研究的不足”［3］。但是，從中國教育事業的宏觀角度來看，問題就不是這么簡單了。學科設置和目錄常常是各個學科發展的“頂層設計”，也是對國家發展全局在教育層面和人才培養層面的“頂層設計”。我們在看到兒童文學學科現有的發展水平的時候，還是需要想一想，這是在兒童文學學科多么被忽視的情況下取得的。從全局來看，兒童文學學科在極少數高校取得的長足發展的同時，在絕大多數高校中，對這個第2期齊童巍:中國兒童文學學科設置研究11預設讀者的年齡跨度達十幾年、對培養一生的閱讀習慣和人生姿態十分重要的學科，基本是空白和漠視。這不能不說是學科設置中的一個缺憾。《綱要》指出:“加強教育宏觀政策和發展戰略研究，提高教育決策科學化水平……研究和回答教育改革發展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促進教育事業科學發展”。   實際上，兒童文學學科發展就是一個關系到民族未來發展的現實問題和教育理論問題，兒童文學學科設置也是我國兒童文學發展和提升國民素質的“頂層設計”。有了兒童文學的學科名目，兒童文學才有可能在更多的學術土壤中得到良性發展，也能為兒童文學的發展提供更為良好的環境。因此，筆者希望能有更多的有識之士加入到這個討論中來，為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盡自己的一份心力。   第二，在實際發展中，我國兒童文學學科已經有了相對獨立的專業知識體系，已形成若干相對明確的研究方向。   我國兒童文學學科在現行的學科體制中，因勢而為，在不同高校已經取得了不同情況的長足發展，形成了較為完整、獨立的學科知識系統，經過近百年的發展，出現了兒童文學基本理論、中外兒童文學史、當代兒童文學思潮、圖畫書研究等領域眾多的研究成果。［1］   從學科知識體系建設來看，“兒童文學是具有自己獨立學科體系的，它包括兒童文學理論、兒童文學文體學、中國兒童文學、外國兒童文學、民間兒童文學、兒童文學與兒童教育、兒童心理學等”［4］。而學科知識的積累、學科體系的形成是一個學科發展的基石。“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兒童文學學術建設在視野、話題、方法、知識生產、學科推進等方面，顯然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1］。這在已有的授予博士學位的兒童文學研究學位論文中也有體現，如《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1999年)、《“訓誡”到“交談”———中國新時期童話創作發展論》(2003年)、《兒童文學的童年想象》(2004年)、《兒童的發現與中國現代文學》(2004年)、《近二十年來中國小說的兒童視野》(2004年)、《論現代文學與晚清民國語文教育的互動關系》(2004年)、《植物與兒童文學研究》(2005年)、《中西童話的本體論比較研究》(2005年)、《幻想世界與兒童主體的生成》(2005年)、《中國發生期兒童文學理論本土化進程研究》(2006年)、《輕逸之美———對兒童文學藝術品質的一種思考》(2006年)、《傾空的器皿———成年儀式與歐美文學中的成長主題》(2006年)、《童年再現與兒童文學重構———電子媒介時代的童年與兒童文學研究》(2006年)、《荊棘路上的光榮———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論》(2006年)、《成長之性———中國當代成長主題小說的文化闡釋》(2006年)、《論中國當代兒童電影的基本精神》(2007年)、《出版文化視野下中國當代兒童文學———以20世紀90年代末至今為個案》(2007年)、《雅努斯的面孔———魔幻與兒童文學》(2007年)、《女性創作與童話模式》(2007年)、《馬克•吐溫青少年題材小說的多主題透視》(2007年)、《格林童話的產生及其版本演變研究》(2008年)、《晚清兒童文學翻譯與中國兒童文學之誕生———譯介學視野下的晚清兒童文學研究》(2008年)、《論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初期(1917年至1927年)的外來影響———以安徒生童話為個案》(2008年)、《論兒童文學的教育性》(2008年)、《中韓現代兒童文學形成過程比較研究》(2008年)、《1949—1999年中國的圖畫書》(2009年)、《當代兒童文學的十年———1966—1976年兒童文學史研究》(2009年)、《類型視野中的兒童幻想電影研究》(2009年)、《偽滿時期的蒙古族兒童文學研究———以偽滿洲國蒙古文機關報為中心》(2009年)、《兒童文學的游戲精神》(2010年)、《中國現當代幻想文學研究》(2010年)、《另一種現代性訴求———兒童文學中的圖像敘事》(2011年)、《日本兒童文學中的傳統妖怪》(2011年)、《論安徒生童話里的“東方形象”》(2011年)等。這里僅依年份粗略梳理了各個年份授予學位的兒童文學研究博士論文，而沒有列舉出所有相關的學位論文選題。但是從中可以看出，作為學科積累重要組成部分的博士學位論文的寫作，近年來在兒童文學基本理論、兒童文學史、比較兒童文學與外國兒童文學、兒童文學與教育等各個研究方向上的廣泛而深入的掘進，已使得兒童文學研究呈現出日漸豐富和成熟的多元化趨勢與面貌。   第三，社會對兒童文學學科有很大規模的人才需求。   最近這些年，兒童圖書出版事業飛速發展，其碼洋在整個出版業中所占的比率越來越高，成為出版業中增速最快的業務。“中國少兒出版在經歷了十多年的10%以上，甚至15%的環比高速發展后，2010年繼續以兩位數的增長率‘領漲’中國出版業”［5］。行業的高速發展，也對兒童文學專門人才提出了新的更大的需求。王泉根教授就曾撰文指出，兒童文學專業“畢業生大受用人單位的歡迎，還有用人單位已經向明年畢業的兒童文學研究生‘訂貨’了”，因為“全社會關注下一代健康成長的力度也越來越大，涉及到下一代成長的相關用人單位，學校、少兒出版社、報刊雜志、影視傳媒動漫等，都急需懂得兒童文學、兒童閱讀、兒童心理的專業人才”［6］。另外，《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將“閱讀淺近的童話、寓言、故事”，“誦讀兒歌、兒童詩和淺近的古詩”列入了語文課程的學段目標之中，并在“關于課外讀物的建議”中列出了“童話，如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葉圣陶《稻草人》、張天翼《寶葫蘆的秘密》等”以及寓言、故事、中外童謠、兒童詩歌、“科普科幻作品，如儒勒•凡爾納的系列科幻小說”等等。［7］#p#分頁標題#e#   這對小學教師的兒童文學素養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在師資培養中，重視兒童文學學科知識的傳授。而從更廣泛的意義來說，兒童文學和那些預設讀者并非兒童的文學是血脈相通的。兒童閱讀習慣和興趣的培養，對整個語文教學都有著奠基性的作用。詹丹就認為現在沒有把語文教材中的文學作品當作文學作品來教是一個突出問題，其根源與兒童時期缺少人文性的閱讀有關。［2］   第四，經過60多年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的發展，我國兒童文學研究生的培養實踐已經初具規模。   我國兒童文學研究生的培養開始于1979年。   方衛平指出:“1979年，當時的浙江師范學院在中國當代大學的人才培養體制中首次招收兒童文學碩士生，相隔20年之后，1999年，朱自強在東北師范大學以學位論文《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獲得了文學博士學位，成為當代中國大陸第一位以兒童文學研究論文獲得博士學位的研究者。進入21世紀以來，北京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以及臺東大學先后招收并培養了多名兒童文學博士研究生，將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高端人才的培養，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1］。2008年開始，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又創新地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下培養兒童文學研究生。這些兒童文學研究生的培養實踐也為兒童文學學科的發展、壯大、成熟提供了豐富的經驗。   在課程體系建設方面，2009年9月“兒童文學課程體系的建設與實踐”項目獲得了教育部第六屆高等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二等獎。高等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是授予在高等教育教學工作中做出突出貢獻、取得顯著成果的集體和個人，在總體上代表了當前我國高等教育教學工作的最高水平，充分體現了近年來我國在高等教育教學改革方面所取得的重大進展。   兒童文學課程體系的建設與實踐進入教育部高等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顯示了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發展，兒童文學學科積累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依據《關于做好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二級學科自主設置工作的通知》(學位辦〔2011〕12號)，2011年9月15日至10月15日，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學學科作為涉及中國語言文學、外國語言文學、教育學三個一級學科的自主設置交叉學科，在教育部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信息網“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二級學科自主設置信息平臺”進行了公示。根據該論證方案，我們看到該校兒童文學學科的研究和招生方向將進一步細化為中國兒童文學、比較兒童文學與世界兒童文學、兒童文學與兒童文化三個方面。這也是二級學科設置自主權交給高校的新形勢下，兒童文學學科發展所面臨的新的機遇與挑戰?！秶鴦赵簩W位委員會2011年工作要點》指出，2011年中國的學位與研究生工作包括“印發《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編寫一級學科簡介，編制《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二級學科目錄》”。但是根據《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二級學科自主設置實施細則》(教研廳〔2010〕1號)，今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的二級學科目錄將不再是體現國家權力的指令性目錄，而是根據各個高校設置的二級學科進行統計匯編而成，是指導各個高校設置二級學科的參考性目錄。［8］   這既意味著北京師范大學、浙江師范大學等自主設置的兒童文學二級學科有可能進入國家二級學科目錄，但同時也表明今后我國兒童文學學科設置主要還是依靠擁有中國語言文學及相關一級學科學位授予權的高校的自主意識，依靠社會對于兒童文學學科的自覺、主動意識。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兒童文學學科由于發展歷史等原因，在我國主要還是聚集在不多的院校，尤其是師范院校當中，例如北京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浙江師范大學等，但兒童文學學科卻成為了這些學校的特色學科?！毒V要》指出:“促進高校辦出特色……引導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質化傾向，形成各自的辦學理念和風格，在不同層次、不同領域辦出特色，爭創一流”。兒童文學學科的現狀其實正符合這樣的辦學要求。因此，當前，兒童文學學科既可以成為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繁榮發展的“學科體系、學術觀點、科研方法創新”［9］的切入點，同時也是高校“在不同層次、不同領域辦出特色，爭創一流”所面臨的重要機遇。

溫儒敏教授的現代文學自選集《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最近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收錄了57篇論文，分為魯迅研究、作家作品論、文學思潮與文學批評研究以及學科史研究四個部分，集中呈現了溫儒敏40年來的研究成果。日前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和北大中文系圍繞溫儒敏這本書，舉行了主題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與教學的現狀及前瞻”的研讀會。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作家協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等高校和研究單位的多位學者與會，先后暢談了他們的感受和觀點，涉及現代文學研究的“邊界”與“價值尺度”、中國現代文學作為一種“新傳統”的闡釋、“文學生活”研究空間的拓展等重要內容。

溫儒敏首先從學術研究、教學和語文教育幾個方面回顧自己幾十年的工作。他說，這三件事中比較滿意的還是教學，對本科生教學和研究生培養始終是看重，也很投入的。在當今論文項目“唱主角”的風氣中，特別要強調教學這份本職工作，對于當老師這個“志業”，還是比較心安的。

溫儒敏說，一代有一代之學術，新生代學者有他們的優勢，也有困惑與艱難，比如“項目化”的生存，思想言論的守成與禁錮，以及學術生產“泡沫化”，等等?，F在的問題是文章太多，發表了即使同行也很少關注，無人喝彩，也無人切磋，這種學術“泡沫化”的氛圍確實會消減做學問的沖動與成就感。但無論如何，空間總還是有的，也總還是有一部分人做研究不只是為了“稻粱謀”的，他們仍然會癡迷于學術，有滋有味地做出有價值的探究。

溫儒敏認為現代文學的研究格局不宜太小，要有問題意識，有批判精神，不要陳陳相因，不要滿足于發表那種別致卻又意思不大的文章。他順便透露在這次疫情期間，關門閉戶，應酬少了，精力集中了，反而能寫一些東西，又回到專業的研究。近年來他編寫了兩種書。一是《魯迅作品精選及講析》，重新讀魯迅，的確有些心得體會。第二種是《溫儒敏講現代文學名篇》，分析鑒賞現代26位作家的代表作，特別對中小學語文常選收的一些經典，一些講“偏”了的作品做了新的深入的闡釋。

錢理群（北大中文系教授）是第一個“與談者”。他說，“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是一百多年前魯迅在《摩羅詩力說》這篇文章結尾的話，號召以文藝的力量來振發荒蕪的精神，改造國民，溫儒敏以此作為他的自選集書名，非常好，一看就令人振奮。溫儒敏的魯迅研究，突出了魯迅作為“精神界戰士”的意義之重要性，強調了文學研究要堅守“底線”，說現代中國人的話，而不是外國人的話、古人的話。說自己的話，而不是他人的話。說真心的話，而不是違心的假話。這也是現代文學的傳統，現代文學研究的“魂”。

錢理群提到溫儒敏對文學研究“邊界”和“價值尺度”問題的關注，看重作家作品的評價與闡釋，認為這是值得學界反思的。這些年的文學研究的確缺少了“文學味”，而文學史的研究總還是要從文學出發，以作家作品為基點，回歸文學。他還指出，“守正創新”是溫儒敏學術思想的一個關鍵，也是其學術教學活動的特點與貢獻?，F代文學研究要有“活氣”，就要參與當代價值的構建，關注現實中潛在或顯在的現代文學的傳統因素，而“后疫情”時代現代文學研究如何發現并激活溫儒敏所說的“新傳統”，可能是現代文學學科發展的新機遇。

陳平原（北大中文系教授）認為，溫儒敏的自選集收有他魯迅研究的多篇論文，有的寫得比較早，但老溫不一定是新時期以來魯迅研究最重要的學者，他更重要的貢獻是比較文學和批評史、學科史，他在魯迅和現代作家研究中較早引入了比較文學的視野。老溫的《新文學現實主義的流變》是國內第一部認真辨析現實主義思潮史的著作，當初影響頗大，開風氣之先，啟發了后來不少關于思潮流派的論述。而他的學科史研究也很能體現老溫治學的特點：學術敏感與社會責任并重。有關《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學史》及《文學研究中的“漢學心態”》等多篇文章都是針砭時弊、對癥下藥的，這與作者擔任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的角色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