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樊駿與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團隊創建，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門學科，必須“代代相傳才能存在，才能有生命力，代代相傳必須通過一代代人的接觸——直接的接觸。在接觸里把一代一代累積下來的經驗和智慧傳下去，每一代推陳出新，通過不斷的再創造”[1]（P69）而形成一門學科。中國現代文學學科也是如此，也是“在接觸里把一代代積累下來的經驗和智慧”傳遞下來的。因此筆者試圖通過梳理樊駿先生與他所接觸的幾代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的交往史，來闡釋樊駿先生的學科貢獻。
一、樊駿與中國現代文學第一代學者
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大致同意，自建國以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科不斷發展，已經經歷了四代人，已經有了四代研究者的提法。第一代以李何林、唐?、王瑤、薛綏之、田仲濟、俞元桂、任訪秋、單演義為代表，他們是建國前即從事學術研究或文學創作，建國后在其深厚的學術修養基礎上，全力或以主要精力從事新文學史研究。他們是這門學科的“前驅者、奠基者”[2]（P484）。前，他們的學術思想大體已經形成，主要的代表性的學術成果在學界已經產生廣泛影響。1979年現代文學研究界在眾位學者的努力下，組建了自己的組織——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也有了自己的刊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當時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成立之初，雖然王瑤是正會長，田仲濟和任訪秋是副會長，但這時第一代學者都年事已高，當時王瑤是66歲，唐?是67歲，單演義是70歲，任訪秋是71歲，田仲濟是73歲，無論是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具體事務工作（包括一年一度的中國現代文學年會）還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的編輯組稿工作大部分是在王瑤的指導下，由嚴家炎和樊駿負責具體事務工作的。（這里可以從王瑤給幾位學者的書信中確認：王瑤在1980年4月26日給王德厚的書信中說“我從未過問《叢刊》之事，只是掛名而已，今后也不想插手…”[3]（P297），1981年12月5日王瑤致任偉光的信中也說“我能夠從未參加具體編輯事務”。[4（]P313）王瑤、唐?健在的時候，樊駿是他們的得力助手。樊駿不僅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歷史與現狀、成就與問題、經驗與教訓，都做過相當系統深入的考察。而且在王瑤、唐?、田仲濟、陳瘦竹、單演義（單演義去世后，據單演義的兒子單元莊給樊駿的回信說，紀念文是由王富仁轉給他的，待查）五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第一代重要學者去世后，他都及時地就他們各自的學術道路、專業成就和治學特點，做了富有深度的研究，寫出了數篇沉甸甸的學人研究論文，及時地總結他們的學術思想，指出他們學術的得與失。他認為這些是老一輩學者“在沉重的歲月里，從沉重的跋涉中，留下的一份沉重的學術遺產”[5]（P5），對于這些應該采取的態度是“不必感傷，處于尊敬或者同情而說些溢美之詞，也不應該離開當年的實際，輕率地苛求于前人”，需要的是“與這些沉重相適應的嚴肅理智的沉思和冷靜科學的評價”[5]（P5）。
樊駿的學人研究的第一個特色是處處體現了魯迅所概括的“知人論世”的精神（方法論、原則）。王瑤在一篇文章中概述道“：就方法論的意義講，五四時期研究傳統文學最有收獲的應該說是如魯迅后來所概括的‘知人論世’的精神。這是估定價值的依據，也是一種既尊重歷史又富有時代精神的謹嚴的治學態度”[6]（P189）。樊駿據此推論出王瑤推崇魯迅的“知人論世”的原則，其實“知人論世”的原則也是樊駿自己在評述各位前輩學者的學人系列研究時始終堅持的原則，也體現了樊駿的“既尊重歷史又富有時代精神的謹嚴的治學態度”。在論王瑤時，就明確地意識到了“學者與學術研究存在著不同的風格與派別，同樣存在著人與文之間的內在聯系”[5]（P46），需要結合學者的人生經歷（當然學術經歷是主要內容）才能全面深入地認識學者以及學者的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者的學術風格。這可以說就是“知人論世”原則（方法論）在樊駿的學人研究中的具體體現。在分析王瑤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特點時，明確地意識到了王瑤從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工作積累的經驗，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學觀、文學史觀，研究方法等對他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帶來的影響。在論述唐?時，也是結合他的人生經歷，從他如何走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之路開始解讀的，意識到唐?的文學創作、學術研究往往帶有“雜”的特點，應該說都是和他自學中形成的雜覽的習慣、格局直接相關的，也意識到唐?是從以文學創作為主逐步轉向以學術研究為主的，這種作家和學者身份給他的學術研究帶來的積極影響，尤其是創作實踐中磨煉而成的藝術才能和積累起來的藝術修養，使得他對于文學藝術具有敏銳的感受力和精細的鑒賞力，“藝術感覺極好”，同時樊駿并沒有把作家學者化的論述流于一般化，同時指出唐?的獨特性所在，他作為作家，除了創作，他還多方面地參與了文學工作文學運動，與其中眾多的人和事有過深淺不等的關系（尤其是與魯迅的交往），甚至直接卷入了文壇的一些紛爭，也就是他的研究領域正好是他親身經歷的那段歷史，并結合唐?的學術研究成果對著這一因素的影響作了具體闡述。在論陳瘦竹時，先從學科建設和研究隊伍，尤其是戲劇研究的現狀入手，結合陳瘦竹戲劇創作體驗和對于戲劇理論的長期的系統精深的研究這一人生經歷來闡釋陳瘦竹的學術優勢和學術特點，以及對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獨特貢獻。同樣在論述楊犁時，注意他早年的革命工作對楊犁的“拼命三郎”精神作了精彩解讀。清代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文德》中說“：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之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7]（P278-279）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樊駿始終注意到了學者的“古人之世”和“古人之身處”，從而有效地對幾位已故學者的學術成果和學術特點作了深入解讀。他并沒有單純就學術（學術成果）談學者（學術特點），這使得他在分析學者時從來沒有把他們游離于他們所從屬的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游離于他們各自的人生經歷，游離于他們的學術道路，而是力求多方面地聯系著整體來說明每個學者、他的特殊性和以特殊性表現出來的共性，而由此評論這幾位學者在整個的學科建設中的地位和指出他們各自特殊的貢獻。樊駿的學人研究的第二個特色是他在評論各位學者時，由此及彼，又彼及此，既準確地抓住具體研究對象（每個學人）的個體特征（學術風格，學人經歷），又啟發人們由此去把握更大的群體（整個的中國現代文學學科隊伍）以至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整體的某些規律性現象，從而擴大了視野，也深化了他對各位學人的具體解讀，結合各自學人的得與失，為我們中國現代文學學人以及中國現代文學整個學科的成長提供了多方面的啟示。#p#分頁標題#e#
在分析王瑤“我是清華，不是北大”時，并沒有局限從感情上找原因，而是結合王瑤的人生經歷，并且從現代中國學術發展更為廣闊的背景中作了考察，做到了宏觀與微觀的結合。高遠東在評論王瑤的文章中指出王瑤的“獨立的學術品格表現在對于這種非學術滲透的自覺的疏離上”[8]（P239），王富仁在評論王瑤時，把王瑤定位為“學院派的一員，其治學態度屬于這個時期的業務派”[9]（P56）。樊駿并沒有簡單地對這兩種學術觀點予以否定，而是結合王瑤的學術人生經歷以及具體學術成果作了細致分析。他并沒有單純地就王瑤談王瑤，在解讀王瑤的學術人生的同時，他還進而指出“在這個歷史階段里，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起點，于二三十年代逐步出現一個新型的文化學術群體，沒有具體的組織或者名稱，不是一個團體，也沒有形成派別，但彼此間多有相似之處:有的接受實證主義的理論與方法，有的進而以馬克思主義學說為指針，以此來重新估價歷史遺產，探索發展文化學術的新路；把自己在文化領域的專業工作，視為推動社會進步、民族解放的組成部分——不僅沒有把前者游離于后者之外，而且自覺地以此作為自己服務于國家民族的主要手段；在學術觀點和政治傾向上，是進步的、革命的，往往兼有學者與戰士的雙重身份，在他們的觀念和工作實踐中，也是把文化學術與意識形態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5]（P58-59），指出這個群體與學院派不同，主要在于“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意識形態方面的自覺性”[5]（P59），并進而總結道：“奠基于四五十年代之交，在五六十年代迅速成為一門顯學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從整體上說分明具有這個群體的顯著特征，是這個群體而不是學院派的學術成果”[5]（P59），另外“一些參與這門學科奠基的學者，如李何林、唐?、田仲濟等人，無論從走上學術道路的經歷，還是體現在研究成果中的學術風格來看，都屬于這一群體”[5]（P59）。在意識到這一文化群體的優勢的同時，也意識到了他們的“追求志趣并不專一于學術，而且視政治高于學術的心態”給他們的學術研究帶來的局限性，認為這是“這個文化群體一個難以超越的難題，也是現代中國的學術工作未能取得重大成就、達到很高水平”[10]（P113）的原因所在。在論述唐?時，不單純地肯定了唐?對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獨特學術建樹和分析了他的學術個性，更是花費了大量的筆墨在結合唐?的學術經歷，從唐?的作為學者和作為文藝戰士的某種“錯位”的嚴峻事實以及由此釀成的苦果來分析和解讀“死者（唐?）和生者（后輩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共有的遺憾”產生的原因。樊駿在具體闡釋唐?這一系列的“錯位”現象的同時，指出了這一錯位的核心所在，則是“有悖于發揮學者的學術才能和專長，有違于尊重學者的學術個性和志趣等發展學術事業所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10]（P116）。樊駿在論述王瑤時，引用了王瑤在給樂黛云和吳福輝的書作序時的一段總結，“每個人如果都能根據自己的精神素質和知識結構、思維特點和美學愛好等因素來選擇自己特點的研究對象、角度和方法，那就能夠比較充分地發揮自己的才智，從而獲得更好的成就”[11]（P130），并把根據自己的特長“開拓自己的前進的道路，形成自己的研究風格”，稱為“自覺地‘尋找自己’的努力的產物”[12]（P141）。“選擇學術方向應顧及自己的個性”不僅是王瑤在序言中明確指出的，也是樊駿在解讀唐?這一系列錯位時，所要提示給后來的研究者的，這是“上代人的疏忽（樊駿對唐?這句話也作了糾正，筆者概括為錯位引起的遺憾、教訓更恰當些），下一輩人的任務”，正如他在文章的結尾所提示道的“共同的遺憾，本來就源于共同的事業，因此，也只有借助于共同的事業的不斷發展，（共同的遺憾）才得以逐步消解”[13]（P152）。這是樊駿在分析了唐?學術道路給我們帶來的啟示，這是樊駿在面對這些學者的“艱難的學術跋涉”，作出的與之相適應的“嚴肅理智的沉思和冷靜科學的評價”。
樊駿在解讀王瑤和唐?時，都注意到了他們的學術研究的“歷史感”與“現實感”的結合，不僅重視“史料工作”，還重視“史識”的文學史家的風格和特點?，F在的這個藍圖（是指“傳統”）是“在漫長的時間內許多連續不斷的傳遞、繼承和再傳遞所形成的沉淀或混合物，當一個人獲得了一種觀念后，他就進入了一個行列，在這個行列中，人們的思想都受到了過去事物的指導”[14]（P46），同樣我們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也有傳統，其中“歷史感”與“現實感”的結合是其中一個顯著的傳統。王瑤、唐?擁有這個傳統，或者說構建了這個傳統，樊駿作為他們的學術后輩，同樣也繼承了這個傳統，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提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當代性”這一學術命題就是最好的證明?？上н@一傳統（意識）在當今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好象越來越稀薄，也正因為如此，值得我們后來人不斷反思我們自己的研究，尋找我們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傳統，不讓這一傳統衰微下去。樊駿在論述陳瘦竹的學術研究時，著重指出了陳瘦竹建立戲劇理論體系、形成學派的夢想和遺愿。他在簡要分析了陳瘦竹所帶的學生的學術成果后，認為他們“沒有固定的組織和明確的宗旨，分散四處，各自為戰，更不一定都有建立體系和學派的自覺要求；但共同的精神紐帶和美學志趣，仍然把他們聯結成為雖然松散、若有若無，細細品位卻又具有一致的或者相近的特色的”[15]（P162）學術群體。為此他在作出“我們的學科：已經不再年輕，正在走向成熟”的判斷的同時，指出有待解決的任務的第一項就是倡導“建立不同學派”。他所謂的學派，是指“共同的基本主張、理論體系、治學方法等為紐帶的志同道合者組成的學術群體”，他特別強調這“不是僅僅靠打出旗號的自我標榜，或者是你那派我這派的相互封贈所能確立的”，需要“建立獨立的學術體系，在重大問題上提出與眾不同的創見，或者共同形成鮮明的學術風貌，并為學界普遍認可，才算構成了學派”[16]（P522）。對此，他首先回顧了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歷史，指出“過去，由于現代文學研究處于幼稚年輕的階段，整個環境又缺少自由發展學術的氛圍，建立學派的主客觀條件都不具備”，進入新時期以來，“開始有人議論這個問題，也流傳過關于不同學派的一些說法，有以地區劃分的，有以校名或者人名命名的，但沒有見諸正式文字，更談不上同行間的普遍認可”。“無論是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現代文學研究者的王瑤，還是治學撰文極其講究風格的唐?，雖然分別被人視為不同學派的帶頭人，文章與口頭似乎都沒有涉及過這個問題”，“明確提出建立學派這個意愿的是陳瘦竹”。#p#分頁標題#e#
但他同時指出，我們的學科已經出現了一些具有鮮明學術風格的學者，一些具有不同知識結構的學者，雖然都還“只是個人的而不是群體的共同特色，卻是形成不同學派的重要條件”。近年來，有些學者陸續培養出為數眾多的碩士、博士，“有的在學術志趣與取向上又多有一致之處，也為組合不同的學術群體創造了有利條件，隨著各種自成體系的文學史觀的建立，特別是重新建構學科的探索的展開，人們對這段文學歷史的認識評價，從微觀的剖析到宏觀的把握，從觀點到方法，都會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徑、不同的價值標準，還有各自的取舍與側重，越來越各具特色，從而形成不同的體系與格局”[16]（P523）。“不同的學科建構也將為建立現代文學研究的不同學派，提供廣闊的天地。”他認為“可以說建立不同學派的主客觀條件正在逐步具備中，今后還會不斷得到完善充實”，“只要有志于此，加上持續努力，是可以水到渠成的”,“不同學派并存與爭鳴，既是推動科學研究的繁榮發展，從來是學術界企盼的美好境界”，將在“學科走向成熟”的過程中逐步成為事實。學科的形成就是“將思想、文化的實踐成果轉化為知識，成為體系化、規范化的學術與精神資源的過程”[17]（P198）。同樣我們中國現代文學學科也是如此。中國現代文學學科也是有傳統的，是“需要一代代學人前仆后繼，不斷將新的生命信息夾雜著時代信息帶進學術傳統”[18]（P449），使學術傳統豐富起來。“傳統并不只是我們繼承得來的一宗現成之物，而是我們自己把它生產出來的，因為我們理解著傳統的進展并且擦與在傳統的進展之中，從而也就靠我們自己進一步地規定了傳統。”[19]（P380）樊駿及時地對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第一代學人的學術傳統進行及時地總結，并且自身也在自己的學術以一種非常“個性化”的方式,響應了時代對這一代學者的要求，參與構建這一學術傳統。他以自己掌握的大量事例，旁征博引，援古證今，精彩論述了幾位前輩學人各自的長處和獨特貢獻，同時指出了他們所留下的“死者和生者共有的遺憾”的原因及帶給我們的啟示。
二、樊駿與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同代學者
樊駿、嚴家炎為代表的第二代中國現代文學學人，不僅自己不倦地進行創造性的研究，專注于自己個人的學術領域的開拓，著書立說；他們不僅協助王瑤、唐?等第一代中國現代文學學人本人的學術工作，而且積極地為同為第二代中國現代文學學人建言獻策，更重要的是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在第一代中國現代文學學人健在的時候，是協助第一代中國現代文學學人培養和引導后輩學人，在第一代中國現代文學學人去世后，是自己繼續承擔起來了學術隊伍培養的重擔，借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務工作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學刊工作不斷為新人創造條件和機會。越到后來（尤其是第一代學者故去，獨自承擔這學術隊伍培養的重擔的時候），越重視學術后輩力量的培養，所以花費的時間和心血越多。同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第二代學人的支克堅在他的《周揚論》后記中為我們講述了樊駿與他在1998年7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七屆年會（太原）的往事“：他（筆者注：指樊駿）強調研究周揚理論的重要性，而我這時忽然‘大徹大悟’：通過研究周揚，不正可以回答上面說的中國現代革命文藝運動本來要造成一種什么樣的文學的問題嗎？于是我又轉而寫《周揚論》。”他還說樊駿是“一位他尊敬的朋友”，“無論我過去的研究工作，還是我對周揚的研究以及這本《周揚論》的寫作，都曾得到他的鼓勵和幫助。著眼于我們這個學科的發展，不帶任何私心，高標準地要求，實事求是地評價同行的成果，并且只要有可能，在提出自己的意見的時候毫無保留，是樊駿同志一個突出的特點，也是他最令我尊敬的地方。”
[20]（P368）我們可以通過舉樊駿為黃修己的《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這一例子進一步說明支克堅所總結的樊駿的特點“不帶任何私心，高標準地要求，實事求是地評價同行的成果，并且只要有可能，在提出自己的意見的時候毫無保留”。當時北京大學出版社邀請樊駿作為黃修己這本學術專著的特約審稿人。“書稿送到北京時，樊駿剛剛出院，又恰巧有緊急任務，還兼喬遷大忙，但他在七八月暑天里，在健康狀況并不正常的情況下，不但細致地審閱了書稿，而且非常認真地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21]。在文章的正文開始之前，他就點明了他撰寫本文的態度“雖然談的大多是這部著作，目的卻是以此為例，探討學術史的編寫原則”[22]（P165）。他在通讀了這部書稿后，指出黃修己“無論從他關于這門學科所積累的學識修養，還是他為編寫本書所花費的心血精力來衡量，本來是完全可以做得更為完美，并給讀者以更多的啟迪。這就使人在欽佩贊嘆的同時，不免夾雜著幾分惋惜”，因為在高度評價這本書的同時，花費了更多的筆墨分析這些“惋惜”以及總結導致“惋惜”的原因。他在行文中用了“不都是無懈可擊”、“仍有明顯的缺漏”、“這一脫漏，實有失當之處”、“都不能不說是種偏差”、“失之粗疏”、“繞開一些直接相關的基本事實，另從更遠更廣的范圍去尋求答案”、“用心可謂良苦，卻實在舉例不當，使人讀了哭笑不得!”“作者顯然并不是不知道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那些不足和錯誤，或者不認識它們的消極性、危害性：但他的確是在回避這方面的歷史事實，偶或觸及到了，也總是在一些微妙的問題面前猶豫躊躇，不是望而卻步，就是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縮小、淡化”[22]（P187），“既人為地留下了一些歷史的空白，也放棄了一些總結歷史教訓的良好機會”這些詞句表達了他對黃著的“惋惜”，當然在“惋惜”的同時，更多的是對這種“惋惜”存在的思考。比如黃修己在談到《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1957年），在編寫體例上采用“作家論型”取代原先的“文體分類型”時，主要結合與社會生活中干部的“評級定薪”、軍隊“實行軍銜制”等聯系來闡釋這一原因，樊駿對此首先否定了這一解釋的科學性，并從中國文學批評的兩條路線著手作了詳細解讀。[22]（P183）難怪黃修己在讀了樊駿的審稿意見后，在《后記》中寫道：樊駿“審稿格外認真負責的精神，同行中是有口碑的”，“毫無疑問，現在這部書，也溶著我這位尊敬的學長（指樊駿）的心血，他對本書稿的主要批評意見，是評價的標準太寬，我完全贊同他的意見。”[21]#p#分頁標題#e#
支克堅和黃修己對樊駿的評價可說是知人之論。樊駿自己在一位年輕友人的書信中也對自己作了分析“：我的顧慮在于我為人苛刻，愛挑剔（有人稱我是現代文學研究的‘法官’，就是形容我的嚴酷）。”①因此“我自己因此文章寫得很艱苦，也很少。這活該，自作自受！”“但如果因此挫傷別人的積極性，那就太不好了。”“事實上，一再發生過使我搖頭的文章，卻得到別人贊賞的例子。前年所里辦了一個進修班，二十多名學員由所里同志分別輔導。結業時導師所作的評語中，只有我指出了所輔導的學員的缺點（這是事后聽別的學員說的，他們彼此之間將多人的評語都傳閱了），而事實上我所輔導的學員恰巧是全班學習成果最突出的（所寫的兩篇論文都在中央一級的刊物上發表了，其中就有一篇我認為尚須修改充實，嚴家炎都認為已經可以發表，并且可放在刊物的第一篇）。”“此事使我震驚，不得不懷疑自己是不是過分苛刻了，為此，我常對相互之間還不怎么熟悉卻又尊重我的意見的年輕人說：我自己沒有多大出息，如果誰完全聽信我這一些，也不會有說明出息的。”連一項被稱為“嚴加嚴”②都認為“已經可以發表，并且可放在刊物的第一篇”的文章，樊駿還認為“尚須修改充實”。嚴家炎在給樊駿的信中寫道“《新月》三卷一期我去查了，結果比你已查到的還要失望：這里竟是1931年2月10日出的第三版。我勸你只好別那么認真了！”③錢谷融在給樊駿的信中這樣分析樊駿“我欣賞你辦事認真而并不熱衷，這樣的人在現在是不多的，不要說象你這樣真有才能的人，即使在并無真才實學的人中，也是很少見的。你嫌自己太苛細，或者說太苛察，這確是你的一個毛病，但同時它也正是你的優點，是由于認真而來，是由于一種精神上或說是心智上的潔癖而來。而一般說來，你心地還是比較寬容的，因此，這并不構成你的真正的缺點。”，同時錢谷融建議“當然，今后如能稍加控制，那就更好了。”④
可見樊駿的治學態度的嚴謹，也許有的人認為這只說明他對別人苛刻而已，他自己不見得就能自己做到。對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的《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幾篇文章的說明作一番說明。《在遺憾和欣慰之余——重評小說〈四世同堂〉引起的思索》，原載《文藝報》1985年12月7日，收入本書（1992年11月出版）時，增加了將近一倍的字數，無異是重寫了一遍?！蛾P于討論近一百多年文學歷史分期的幾點理解》，樊駿說明道“1986年9月，有關學術團體和單位，在北京專門舉行了以此為主題的學術討論會，我在會上有個簡短的發言”，但“本文并非那個發言的整理稿，而是在聽了與會的不同學科的同志的發言，又閱讀了有關材料以后，另行寫成的”?！哆@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產生撰文討論現代文學史料工作及其得失的念頭，始于1983年春”“，1987年8月動筆”，“得知有的同志對之所抱的希望超出原定的計劃”，為此，“不得不中斷寫作，從頭做起，擴大閱讀取材的范圍，增加思考、討論的方面”，于是，“原先準備用兩三個月時間寫篇兩萬字上下的文章，實際拖了兩年寫成近八萬字的長文”，收入本書時，又“增添了若干例子”?！墩摿_淑》從1983年10月寫到1987年7月?！墩J識老舍》1986年5月寫出發言稿，1996年7月至9月寫出書面稿，2001年12月再次修改，歷經15年之久。
《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是樊駿從事學術工作接近40年后出版的第一本論文集，發表時間是從1983年——1990年，僅收了11篇論文，出版前他又對這本學術論文集的一些文章作了補注，涉及達16處之多（第23頁，第26頁，第50頁，第55頁，第76頁，第82頁，第116頁，第135頁，第187頁，第196頁，第234頁，第236頁，第246頁，第270頁，第305頁，第310頁）。2003年他突患腦血栓，最初失語，行動也有困難。據嚴家炎所說“為了便于人們閱讀、研究樊駿先生的學術成果，也為了在學界弘揚他高尚可貴的品格和學風，朋友們一致認為應將他分散于各處的論著編印成集”，“所收篇目完全由他自定”，“朋友們原先建議他多收一些文章，但他本人不同意”①，最后僅收了27篇論文，這是他從事學術以來50年的學術成果的一次結集，大約還不到他全部學術成果的三分之一（詳見筆者所編的樊駿的著作目錄）。對于樊駿在自己編選這本論文集將大量寫于80年代前期的學科史、學科評論的文章剔除在外，陳平原表示遺憾，認為《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早期文章其實“反映學科發展的歷史和問題脈絡，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價值”[23]（P223），說樊駿在學術上有“潔癖”，同時評論樊駿為現代文學界的“學術警察”[23]（P223）。
對于陳平原的遺憾，我們可以從樊駿與田仲濟的一件往事尋找答案。田仲濟生前曾經多次約他去山東，或者為研究生講課，或者參加山東同行的學術活動，對此樊駿說“我懂得他的好意和信任，但我沒有系統地講授過現代文學的課程，對這段文學歷史缺少全面深人的了解。我所能講的，只有自己思考過、研究過的少數幾個‘點’，而它們大多已經寫成文章發表了，別人也已經看到了，不宜再照本宣科作為講課的內容，所以真正可以作為專題來講的實在少而又少。”[24]（P20-21）這也印證了樊駿的同事也是最好的朋友王信的話“樊駿的文章不等于其全部的思想，樊先生的為文風格是不打擦邊球，不說似是而非的話，因此，一些不適合公發表的話或者不成熟的思考他就不會放在文章里，這也是他自我要求嚴格的一面”[25]（P223）。樊駿從來不出專著，只出論文集，一生也只出了這2卷3本的論文集，所以在把論文入集的時候是很嚴格的，在1992年出版《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時，樊駿在前言中就表示過對自己文章的不滿“出版這樣一本論文集，從與出版社商定到最后編成，給我拖了好幾年。主要原因是我對這些文章不甚滿意；越到后來，這種感覺越是明確強烈，因此對于編選出版的事，心中總有些躊躇。”[26]（P18）這一切都是因為樊駿“我把‘正業’（‘正業’指的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看得很神圣，不能輕易寫文章”[27]（P376），“凡做一件事，便把這件事看作我的生命，無論別的生命好處，到底不肯犧牲我現做的事來和他交換。”[28]（P144）樊駿不僅一直反省中國現代文學學科，而且把自己也作為清理評判的對象。這一點可從一則注釋說明。在他為《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寫的序言中，樊駿在一則小注中這樣反思道“在回顧這門學科的歷史道路，對過去的失誤進行剖析清理時，我從來沒有忘記自己也是這樣跋涉過來的，是當年那些迷誤者中的一個，因此也始終把自己作為這種清理評判的對象之一。我一直想找個機會，明確表白這一點，比如在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時，我也曾寫過題為《從〈求愛〉、〈在鐵鏈中〉和〈平原〉看路翎怎樣通過作品進行反革命勾當》。只要看看題目的用語提法，就不難想象這會是怎樣的一篇文章。”[26]（P16）他提到的這篇文章寫于1955年7月，發表在《文學研究集刊》第二冊（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1月），這期刊物上第一篇是何其芳寫的《胡風在文藝理論方面的破壞活動》，當時的文學研究所作為最高的文學研究機構，每次運動到來，必然要表態，樊駿作為其中的一員，而且是當時所里重點的培養對象，并且在反右斗爭以前，一直為何其芳等人所欣賞，當時樊駿作為一個25歲的青年寫這篇文章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在45年后專門提到這件事情，也是可贊的。表明他內心中一直在記著這件自己做過的“不光彩”的事情，也時刻在反省自己的學術道路上的得失。#p#分頁標題#e#
三、樊駿與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第三代、第四代學者
趙園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時，曾經慶幸當時文學所的那種散漫的非組織的狀態，因為這使得真正“個人化”的工作以及“書齋生活”成為可能，同時也感嘆道“要知道前于此，我的所內的同行，常常被組織在‘大兵團作戰’中：大項目，集體撰寫。我相信不少人的學術潛力，就在這過程中被耗掉了”[29（]P38）。樊駿就是曾經被組織在“大兵團作戰”的一員，自從大學畢業到結束，一直經歷著各種運動，自己是在苦難中艱難跋涉而來的，他自己意識到一個良好的學術環境對一個人的學術成長的至關重要。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樊駿、嚴家炎等第二代中國現代文學學者進行了大量的帶有“撥亂反正”性質的工作，比如清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的“左”和右。“也許從學術建設的角度來看，這種帶有‘撥亂反正’性質的工作并不具備長遠的價值，但是，它卻是一個無法繞開的前提。如果這一步工作不做好，其他的一切恐怕就都談不上。”[30]（P260）錢理群、王富仁、吳福輝、趙園等第三代中國現代文學學者是在“這門學科留有特別多的生荒地”，又面臨著“文學觀念、方法大變革的時代”的時代背景下出現的，以至于錢理群當時充滿自信地說“在現代文學研究的任何領域，只要我們肯下力氣，大膽探索，就能有豐碩的收獲，建立起拓荒的功業”[31]（P115）。劉納曾感慨地對解志熙說“他們這一代研究者當時出名太容易了——只要發表一兩篇像樣點的學術論文或出版一本看得過去的學術著作，就一夜成名，一紙風行，轟動天下，引人注目——關注的人遠遠超出了狹小的學術圈子”[32]（P108-109）?？梢姰敃r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由于社會時代原因造成的“荒蕪”，還有一大片“學術處女地“有待開墾。這批人是恢復高考制度后出現的一批研究生，本科生，他們差不多與《中國現代文學叢刊》創辦成長同步，其中有些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即爆發前后，已經完成了文學專業的學習，十年動亂使他們無法開始正常的學術工作，直到結束以后，經過兩三年的進修充實，才正式走上現代文學研究的道路。就年齡而言，這些人更接近于中年一代，只是因為上述的耽誤，才使他們在學術資歷上劃入年輕的一代。更多的還是七十年代后半期以來開始接受文學教育的年輕人”[33]（P432-433），“新時期生動活潑的社會氣氛和人文環境，加上年輕人善于吸收新思潮的特長，使他們的思路和思考所得都頗多新意。雖然有的因為缺乏歷史感，論斷失之片面和偏激，但就整體而言，給叢刊和學科帶來了生氣，推動了整個工作”[33]（P433）。當樊駿、嚴家炎在一段時期內作了大量的“撥亂反正”性質的“掃除障礙”的工作后，看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這一批“年輕人”的學術成果后，他們是欣喜的，他們意識到了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有了“新人”，有了“傳人”。魯迅曾說“老的讓開道，催促著，獎勵著，讓他們走去。路上有深淵，便用那個死填平了，讓他們走去。”[34]（P46）而他們就是“催促著，獎勵著（第三代學者），讓他們走在現代文學的康莊大道上”，當他們遇到波折、困難時，他們“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35]（P140）。
同為中國現代文學第二代學者的支克堅也意識到“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這門學科中,打出旗子,引領風騷,不是第二代學者的事”[36]（P274），這種清醒的意識讓他們對第三代學者的出現格外重視。早在1983年樊駿就注意到“對于近幾年來出現的文學理論隊伍的新人，對于他們給文學批評、文學研究工作帶來的新氣象，卻很少有人提及，更談不上肯定和贊揚了”，為此，他專門撰文“贊文學理論隊伍的新人”，正如他自己說的，作為提出一個新的命題，這里“不可能對于他們中間某個人的文章或者他們在某門學科某個領域的成績，進行具體的剖析和估計”，而只是“對于他們的共同特點和他們帶來的主要變化，作個初步的粗略的估計。”[37]（P132）1994年所寫的《論我們的學科：已經不再年輕，正在走向成熟》的第四部分對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第三代主要學者的學術風格與特點都作了一一點評，指出趙園“可能是最富有學術個性的一位”[16]（P493），指出王富仁是“這門學科最具有理論家品格的一位”[16]（P494），對陳思和、王曉明、劉納、趙園、錢理群、王富仁、楊義、吳福輝、藍棣之、溫儒敏、凌宇、李存光等分別通過分組比較加以闡明分析各自的學術特色。同時也對對陳平原、汪暉、解志熙三位當時的文學博士作了比較分析。1999年他在《跨世紀學人文存》出版座談會上，對王富仁、趙園、陳平原、陳思和、王曉明、汪暉六位中國現代文學學者的學術風格不再分別作具體解讀，而是“從總體上把握他們學術內在的一致追求和共同的步伐”[38]。1999年人民出版社為楊義出版了七卷十冊的《楊義文存》，樊駿參加了《楊義文存》出版座談會并發言，又專門寫文章，聯系當代中國學術發展的曲折道路和其中的經驗教訓，分析楊義的治學的一些特點與由此提供的有益經驗，并說及他“想得最多的還是楊義今后的學術之路”[39]（P297）。
趙園曾說“群體意識不必蓄意造成，但集束的成果推出，有助于將新的姿態帶進學界，——這或許出于我所屬的一代人的經驗。‘新時期’的十幾年間，將一代，一批研究者作為一種力量介紹給社會，這種工作，是由一批富于遠見與事業感的學術刊物，出版社承擔的。”[40]（P3）“我以為十幾年間的學術活動，在相當程度上是由出版家參與組織的，未來的學術史將會如實記錄出版界在發現新人，組織學術力量以至“引導”，推進學術方面的巨大貢獻，——出版業在特定時期發揮的特殊功能。我只祈望年輕者能有我們一代所曾有過的幸運。盡管商業大潮的沖擊已使我們的處境與我們當年大為不同，我仍愿意相信會有樂于發現，扶植新人的出版家，以叢書的形式及其他形式，將年輕者作為‘代’而推出，如上海文藝出版社，浙江文藝出版社率先做過并在繼續做著的那樣。”趙園這里主要是闡述出版社對發現新人，組織學術力量以至“引導”，推進學術方面的巨大貢獻。其實樊駿在積極促成了出版社與新人的聯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p#分頁標題#e#
“日記是寫給自己的，書信是寫給熟人的，而文章則主要是寫給同代與后代的陌生人的，這不同目的的文字才構成一個人人生的完整的記錄。”[41]（P186-187）從我在樊駿的書房里整理出來的書信中截取的片斷也可以知曉一些樊駿對第三代中國現代文學學者的提攜之用力。上海文藝出版社的余仁凱在給樊駿的書信中寫道“幫我們組織陳涌同志的論文集（據筆者翻查，后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7月出版了《陳涌文學論集》為名的論文集），為我們推薦近年來涌現的現代文學研究方面的新人——王富仁、趙園、錢理群、劉納、吳福輝——又使我們向他們組織到了幾部較有特色的稿件”①，宋建元在給樊駿的信中也提到“海南打擾，大連求助，你慷慨熱情的關懷與支援使我深為感激，直爽，利落的風度尤給我以極深的印象。…接你信后，我即向劉納、趙園、吳福輝、郭志剛發了約稿信，劉稿已寄來，吳稿也來信愿寫。趙、郭尚未見消息，想來有你的推薦是不會有問題的。對此，我再一次向你表示感謝，你謝絕當顧問，但實際上你已是我們有力的顧問了。”②趙園在回顧自己的學術之路時，也提到“記起了朱成甲講修改意見時的情景——我那篇文章是經樊駿介紹到《中國社會科學》這家在當時學院氣十足的刊物的。”[42]（P125）李志強在給樊駿的信中提到“中國現代作家傳記叢書，在你和嚴家炎先生的關心和指導下，經過近十年的努力，現在已經出版了十部。從社會反映來看，基本上是有的。有一條很重要的經驗：叢書能否得到社會承認，關鍵在于選準作者”③，據筆者翻閱樊駿的書信，得知一些作家評傳的作者都是編輯采納樊駿的建議約稿的。朱棟霖在接受訪談時，也提及“人文社出版我這樣年輕人的著作，之前尚無先例。因此我是很感激的。后來我聽說，是樊駿先生把我的稿子推薦給了人民文學出版社，他給予了很好的評價。樊駿先生是有很深學養的中國現代文學學者，學術界都很敬重他。但是他本人從來沒有對我提起過這件事。其實我和他接觸很少，只是有幾次在學術會議上聆聽他的報告。…樊駿先生一向很關心后學，提攜年輕人，像我和楊義、許子東、劉納、趙園在當年剛走上學術道路時都得到他的鼓勵。”[43]他還積極地促進現代文學博士點的申報工作，比如河南大學的博士點就離不開他的支持和援助。
四、樊駿與王瑤學術獎、勤英文學研究獎
樊駿不僅積極地參與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評議工作，及時地對已逝的前輩學者的學術道路、專業成就和治學特點做富有深度的研究，協助第一代中國現代文學學者或獨自加強學術隊伍力量的建設，積極參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務工作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的學刊工作，而且積極地捐助資金促進現代文學研究的發展。嚴家炎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八屆年會開幕詞中提到“本屆年會議程中還有一項，是王瑤學術獎的首次頒獎。我也想就此項獎勵的事件作些說明。這個研究基金和獎項曾得到多人資助（包括王瑤先生的親屬），但最主要的捐贈者是我們研究會的前任副會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的前任主編樊駿先生，他把他在香港的一位親屬留贈給他的百萬元遺產全部捐贈給了我們研究會并倡議設立王瑤學術獎以紀念我們的創會會長，這體現了樊駿先生歷來關心學術發展和熱心公益事業的崇高的精神風范。”[44]（P3）“他不僅用他自己的學術實踐為我們作出表率，還希望通過王瑤學術獎來倡導一種學術上勤奮嚴謹、認真扎實、重視原創性，而在學者關系上又友善謙虛、公平公正、各自從嚴要求的良好風氣。而遇到出名的事，他卻常常躲開。這次為王瑤學術獎資助百萬元的事，他在長達三四年的時間里都讓我們保密，我們也一直嚴格遵守的，無奈有位知情的上海朋友不謹慎捅了出去，他非常惱火，于是我只好勸他索性公開。”[44]（P4）樊駿不僅把他在香港的一位親屬留贈給他的百萬元遺產捐贈給了我們研究會并倡議設立王瑤學術獎以紀念我們的創會會長王瑤，而且在他所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也設立了勤英文學研究獎（樊駿的姐姐是樊芝英，姐夫是王子勤，為了表達他對姐姐和姐夫的思念，這個研究獎的名字就各取姐姐和姐夫的一個字組成），這是樊駿個人捐贈100萬元人民幣設立的，專門獎勵文學所優秀科研成果。
2007年12月19日，文學研究所主辦的“文學史寫作的理論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召開期間，就舉行了勤英文學研究獎的第一屆頒獎儀式。[45]“歷史也造就人，規范他們的命運——這是不以某個人命名的歷史；它在深層處起作用，而且通常是默默地起作用；它的領域實際上廣袤而不確定，但這正是我們現在應該加以探討的。”[46]這篇文章正是借助先生與幾代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的交往史實來加以探討樊駿先生為學科發展“默默起的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