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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世文獻的整理與研究
進入新時期以來，因研究工作的需要，關于傳世文獻的整理工作率先展開。1982年召開的全國古籍整理規劃會議，確定了一大批包括杜甫、白居易等在內的多位古代大詩人文集的整理出版任務。繼國務院恢復古籍整理小組工作后，國家教委于1983年成立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共規劃并資助了《全宋詩》、《全宋文》、《全元文》等一批重大項目及大量總集和別集的整理、研究與出版，傳世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工作因而得到了強有力的推動。傳世文獻的整理，基本包含了所有基礎研究資料的范圍，如詩文別集、總集、史傳、類書、政書、方志等。尤其在大型文獻資料的編纂與完善、作家作品的校注與譯釋、研究資料的匯編等方面，成就最為突出。
(一)大型文獻資料的編纂與完善
新時期以來，以知名專家為牽引，以高校、研究所、出版社為主體，充分發揮集體協作優勢，在一些大型文獻的整理與編纂工作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績，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總集的編纂和輯補
諸如《全唐五代詩》、《全宋詩》、《全明詩》、《全唐五代詞》、《全明詞》、《全清詞》、《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戲曲》以及《新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等，都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薄弱到厚重，在不長的時間里展開，且多數已完工，為學術研究提供了極大便利。同時，已有總集與大型資料叢書的完善，也都取得了較大成績。如《全唐詩》、《全唐文》、《全宋詞》等基本文獻，都在原有基礎上，經過輯佚、辨偽、校注等工作，獲得了進一步完善。
2．大型叢書的編輯與出版
出版社、高校、研究中心等主體發揮組織作用，針對特定領域推出不同的叢書或文庫，系統地整理了古代文學典籍。不同的出版社各有側重點，形成了不同的風格和價值取向，如中華書局的“新編諸子集成”、“十三經清人注疏”、“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古本小說叢刊”、“唐宋史料筆記”、“中華經典藏書”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四庫類書叢刊”、“四庫文學總集選刊”、“四庫筆記小說叢書”、“清人別集叢刊”、“筆記小說大觀”等，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新注古代文學名家集”、“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鳳凰出版社的“中國古文獻研究叢書”，遼寧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紀萬有文庫”，大象出版社的“全宋筆記”，等等。此外，不同單位和地區也在不斷地推出各種具有地域和時代特色的叢書，如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兩浙作家文叢”、“浙江文叢”，北京古籍出版社的“北京古籍叢書”，甘肅人民出版社的“隴右文獻叢書”，中州古籍出版社的“中州名家集”等，都收入了多種古代典籍。以上叢書有的至今仍然在不斷地充實和重印，它們既是古典文獻整理方面成就的代表，又是古典文學進一步研究的基礎。
(二)作家、作品的校注與譯釋
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政治、社會和經濟領域的撥亂反正，在對影響古代文學研究的錯誤思想進行清理、批判的同時，也整理出版或重印了眾多古代文學研究的優秀之作。錢鍾書《管錐編》、游國恩《離騷纂義》、林庚《天問論箋》、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遺》、程千帆《古詩考索》、任半塘《唐聲詩》、唐圭璋《宋詞四考》、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錢南揚《戲文概論》等著作的出版或再版，對于恢復古代文學研究傳統、重建學術規范，起到了積極作用，而對于古代作家、作品的校注、譯釋工作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新時期以來，新校新注新譯的作家、作品普遍做到了廣征善本、廣輯遺佚、刪刈偽訛，不斷向深細專精方向發展。幾乎每一部重要作品、每一個重要作家，都有多人研究，產生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從《詩經》、《楚辭》、《史記》、《文選》到《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等名著，從屈原、司馬遷、司馬相如、陶淵明到杜甫、李白、韓愈、李商隱、蘇軾、黃庭堅、辛棄疾、關漢卿、納蘭性德等名家，都不同程度上出現了多種全集本、校注本或譯釋本。校注本融匯各種最新研究成果，體現了較高的學術水準。如李白集的整理，影響較大的新注本就有三種，即安旗主編《李白全集編年注釋》、詹锳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瞿蛻園和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三者或注重版本資料的完善，或注重考訂與批評相結合，各有特色。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白話翻譯方面，巴蜀書社的“古代文史名著選譯叢書”、中華書局的“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貴州人民出版社的“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吉林文史出版社的“中國古代名著今譯叢書”，都是較有影響的代表。新時期作家、作品的整理成果，主要體現于中華書局“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古典文學叢書”、人民文學出版社“新注古代文學名家集”三套大型叢書上。同時，從作品的校勘注釋到作家身世生平的考訂，以及作品的思想藝術闡發，都產生了一批經典著述，出現了一批在專書、作家、文學現象研究方面處于領先地位的專家學者和研究中心。夏傳才的《詩經研究》、趙逵夫的《楚辭》研究、曹旭的《詩品》研究、袁行霈的陶淵明研究、盧盛江的《文鏡秘府論》研究、謝思煒的白居易研究、劉學鍇、余恕成的李商隱研究、王水照的蘇軾研究等，都是建立在扎實的歷史文獻基礎之上的。
(三)研究資料的匯編與工具書的編纂
作品、作家、文學集團以及文學現象的研究資料匯編，年譜以及工具書的編撰，極大促進了學術研究的發展。中華書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數十種，一般由該領域的具有代表性的專家主持，將各種相關的文獻與研究資料匯集起來，有助于了解研究全貌，發掘創新點。作家作品的考證、辨偽、系年、溯源等，都因此取得了較大成就，初步形成了對文學史料的清理考辨系統。周勛初《高適年譜》、卞孝萱《元稹年譜》、傅璇琮《李德裕年譜》、孔凡禮《三蘇年譜》、章培恒《洪升年譜》等，是年譜編纂代表。其中，傅璇琮《李德裕年譜》把譜主事跡織入到圍繞牛李黨爭而展開的歷史事件中，把史料考辨與歷史文化的研究相結合，從而體現了整體性的歷史眼光。①新時期以來，以時代、地域、專書為類，一些大型的詞典、辭書及大典、類書等，紛紛推出。鑒賞類辭書，如上海辭書出版社的“歷代鑒賞辭典系列”數十種，巴蜀書社的“中國古典文學賞析叢書”近二十種;目錄類工具書，如《中國古籍總目》、《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楚辭書目五種》”、“楚辭書目五種續編”等;學術類工具書，如《中國詩學大詞典》、《中國詞學大詞典》等。這些辭書的編纂，一方面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促進了研究成果的推廣和普及。隨著大量服務于基礎研究的工具書的編纂，各種資料的綜合索引、匯編和提要，都對研究工作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如夏傳才和董治安主編的《詩經要籍集成》精選影印了由漢朝至清代具有代表性的《詩經》研究重要典籍130余種，全面反映了海內外詩經學的發展過程和基本面貌，為《詩經》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短莆宕私煌娝饕贰ⅰ短莆宕迨N筆記小說人名索引》、《唐詩大辭典》等工具書的編撰，正是《全唐五代詩》、《全唐五代文》編纂工作順利開展的基礎?？傊聲r期以來，傳世古籍文獻的整理有三個突出特點:一是數量大，涉及面廣，幾乎所有重要古籍都開展了整理與出版;二是質量高，許多整理著作都吸收了最新的科研成果，一些?？?、注釋本成為相關領域最高研究水平的代表;三是重點突出，一些名著或大家文集都有多種新校新注本，足資相互啟發。當然，古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一是過于追求經濟利益的商業行為，致使出現了一些粗制濫造、率爾操觚之作。二是為考據而考據的現象較為明顯，一些校注本，良莠不分，將所有相關的材料都引入，注水現象嚴重。三是重復性工作，同一知名作家的作品，注釋本少則三五本，多則數百本，其中多數又是乏善可陳。雖然國家對于大型文獻資料的整理與出版已有規劃，但事實上，項目或專著撞車現象時有發生。四是大型文獻成于眾手，水平參差不齊。“前修未密，后出轉精”，大型文獻編成之后，仍需持續不斷地補正和完善。
二、新文獻的發現與研究
王國維曾說過，古來新學問起，大多由于新發現。關注新材料、新成果，學術研究才會有新的發展。新文獻的發現，不僅為古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而且拓展了研究者的關注視域，改變了人們的學術觀念、學術方法，進而產生了新的認識和研究成果。以下主要論及新時期以來出土文獻、佚文獻、域外文獻三類新文獻的研究進展。
(一)出土文獻
近百年以來，出土文獻批量眾多，包括帛書、竹簡、銅器銘文、石刻文獻等。2005年進行調查時大約有170批，②其中19批簡帛文獻中存有近200部可與傳世文獻對讀的典籍。③考古發現修正或補充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對文學研究起到極大的推進作用。1977年安徽阜陽出土的漢簡，基本證明了《詩序》非東漢衛宏所作。1978年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大批樂器的出土，有助于認識當時的歌舞、樂器與表演水平。1993年出土的尹灣漢墓竹簡中的《神烏傅(賦)》，為賦起源于民間提供了證據。④此外，放馬灘秦簡的發現和考證，將志怪小說的起源時代向前推進了約五百年。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的發現和系列研究，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對先秦詩論面貌的認識。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學界熱點關注的竹簡、帛書等出土文獻之外，學者們還將目光投向范圍更加廣大的出土文獻，如甲骨文、銅器銘文、畫像磚石、石鼓文、碑志材料、壁畫、陶瓷文等。這些數目眾多、種類豐富的出土文獻，在考古、歷史等角度的研究之外，正在成為文學研究者日益關注的研究對象。出土文獻一方面補充了傳世文獻的不足和文學發展歷史中的缺失鏈條，另一方面有助于校補傳世文獻文本，加深對文學作品的全面理解。需要指出的是，出土文獻整體上是對傳世文獻的一種補充而非改寫。出土文獻的大量出現，不但沒有顛覆以往的研究，反而加強了一些固有的結論，促使人們逐漸“走出疑古時代”。如上博簡《孔子詩論》的出現，有力地證明了孔子與《詩經》之間的密切關系，證明了孔子在《詩序》傳承過程中的作用，證明了孔子在中華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①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簡稱“清華簡”)在秦代之前已被埋藏地下，未受“焚書坑儒”的影響，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了解先秦古籍和早期文化的歷史面貌。
(二)佚文獻
相對于出土文獻而言，佚文獻主要是之前沒有進入文學研究者的視野，而后來又被重新發現的文獻。根據《古佚書輯本目錄》的統計，新中國成立之前，326種叢書所收前人所輯魏晉南北朝之前的古佚書有5206種。事實上，前人所輯此時期古佚書的數量還應多于此。②古代民間文獻資料也應屬此列，如地方志、民間譜牒(如家譜、族譜)、民間文書(如契約、訴狀)、應用文籍(如賬薄、書信、日記及宗教科儀書、經文)、民間作品(如說唱文本、故事傳說)等，不但是研究民間歷史和文化、深刻認識中國歷史的珍貴資料，也是研究古代文學的重要參考文獻。佚文獻可以補充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某些研究對象的欠缺和基礎資料的缺失，推進古代文學的深入研究。如劉躍進對魏晉南北朝和先秦兩漢史料的考辨，陶敏對《全唐詩》人名的考證，祝尚書對宋人別集和總集的敘錄，蔣寅對清人詩學史料的清理考辨等。墓志既屬于出土文獻系列，也是佚文獻的一種。唐代墓志的出版，先后有《千唐志齋藏志》、《隋唐五代墓志匯編》等拓本與《唐代墓志匯編》的整理本?！端逄莆宕怪緟R編》收錄墓志近四千件;《唐代墓志匯編》和《唐代墓志匯編續集》，所收唐代墓志已超過五千件;毛漢光《唐代墓志銘匯編附考》、饒宗頤《唐宋墓志:遠東學院藏拓片目錄》、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等的出版，使得墓志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視。③利用墓志可以對許多作家的生平事跡及當時的社會歷史狀況有更為詳細具體的了解，可以解決一些文學史上的疑難問題，尤其對于考證作家姓氏、籍貫、生平、交游、創作等，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佚文獻的整理成果，集中體現為總集與別集的輯補。這一時期大型資料總集的匯編、別集的校注，幾乎都有佚文獻方面的發現與補充。如陳尚君關于《全唐詩》、《全唐文》的輯補研究工作。其《全唐詩補編》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廣泛調查了五千余種著述，輯得逸詩四千六百多首;其《全唐文補編》，在廣泛查閱各類典籍基礎上，輯錄逸文六千二百多篇，錄得許多珍貴稀見文獻，對于唐代文學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④
(三)域外文獻
在文化發展史上，以漢字為載體的漢文化曾輻射至周邊地區和國家，形成了漢文化圈，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存有數量不等的域外漢籍。張伯偉認為:“所謂域外漢籍，根據目前學術界的共識，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一是歷史上域外文人用漢字書寫的典籍;二是中國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三是流失在域外的中國古本。”⑤對于域外漢文獻的引進，包括日本、越南、朝鮮半島、新加坡以及歐、美等國家和地區。
作者：李琳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