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法論文范例

開放獲取(OpenAccess)已經“撲面而來”.2022年4月10日,根據WebofScience平臺的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簡稱SCI)數據庫統計,2021年全球出版SCI論文2747405篇,其中開放獲取論文有1251434篇,占比為45.55%.可以預計,全球開放獲取論文將很快超過非開放獲取論文.我國較早就參與到全球的開放獲取運動中.2003年12月29日,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院士代表中國科學家簽署了《柏林宣言》[1].2004年5月24日,在慶祝中國科學院和德國馬普學會科學合作30周年的慶祝大會上,時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院士和時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陳宜瑜院士分別代表中國科學院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簽署了《柏林宣言》[2].2014年5月15日,中國科學院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分別發布開放獲取政策,對公共資助科研項目發表的論文實行開放獲取,時滯期(embargoperiod)均為12個月[3,4].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修訂草案)》,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將開放科學首次寫入我國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第九十五條:國家加強學術期刊建設,完善科研論文和科學技術信息交流機制,推動開放科學的發展,促進科學技術交流和傳播.雖然該文本中沒有直接提及開放獲取,但有學術期刊、科研論文、科學技術信息交流等表述,開放獲取必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在開放獲取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的同時,關于開放獲取的爭論、質疑和誤解,在全球范圍連綿不絕,國內尤甚.這其中,一個焦點問題就是單純與“經濟賬”相關的開放獲取的利弊分析.本文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概念:學術傳播凈收益,基于此概念提出了一種分析開放獲取利弊的新框架,利用此框架簡單分析了我國是否應該擁抱開放獲取,然后給出了一些具體的可能行動.

1關于開放獲取利弊分析的已有研究

目前,已有的關于開放獲取的利弊分析多是基于成本(cost)和費用(fee)(廣義的成本包括費用).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期,人們大多認為開放獲取運動的直接原因與連續出版物危機(serialscrisis)有關,連續出版物危機給圖書館造成了財政困境,從長遠來看,僅僅通過增加連續出版物預算是無法解決的[5,6],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開放獲取[7].后來,隨著文章處理費(articleprocessingcharge,APC)的引入,人們發現開放獲取本身也需要投入,增加了一些新的成本,從而提出包括訂閱成本、文章處理費和額外管理成本的總出版成本(totalcostofpublication)概念,并分析了23個英國機構在2007~2014年間的總出版成本數據[8].目前,在OA2020國際開放獲取行動和S計劃(PlanS)的推動下,人們希望可以把當前用于期刊訂閱的經費轉換為支持開放獲取出版的資金,快速實現大規模開放獲取出版的同時,不增加或盡量少增加總出版成本.涉及收益的開放獲取研究鮮有報道.2009年1月,英國聯合信息系統委員會(JointInformationSystemsCommittee)發布研究報告,嘗試著分析替代學術出版模式的成本和潛在收益(替代學術出版主要指開放獲取出版和自存檔,即金色開放獲取和綠色開放獲取)[9].不過報告中關于潛在收益的分析,核心是成本的節約,關于可訪問性的收益沒有實質性展開,并且該報告發布后引起很大爭議[10].也有學者認為,如果全世界經同行評議的研究論文全部由作者自行存檔(綠色開放獲取),它將產生40倍收益/成本比[11].

2學術傳播凈收益概念的提出

開放獲取雖然涉及方方面面,但究其源頭仍還是以學術出版為代表的學術傳播問題.為了搭建全新的分析開放獲取利弊的框架,基于整個社會或某個特定國家的視角(類似宏觀經濟學的宏觀視角),一個新概念被提出:學術傳播凈收益(netbenefi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NBSC).對應的兩個概念為學術傳播收益(benefi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BSC)和學術傳播成本(cos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CSC).學術傳播凈收益(NBSC)=學術傳播收益(BSC)–學術傳播成本(CSC).本概念基于以下常識.(1)學術傳播有收益(benefit),比如:知識傳承(教育角度)、成果轉移轉化(經濟角度)、促進人類文明(社會角度)等.經濟學中,收益通常指財富的增加.廣義上的收益可以是實際物質財富的增加,也可以是精神上獲得的滿足;既有可以用貨幣進行計量的,也有不可直接用貨幣計量的.(2)學術傳播有成本,無論傳統的訂閱成本還是文章處理費.為了簡化處理,不再區分成本和費用,統稱為成本.經濟學中,成本指為達到一定目的而付出或應付出的代價.從圖書期刊的產業鏈看很容易理解學術傳播成本,編輯加工、排版、印刷、發行等均有實實在在的成本發生.(3)理性決策,對于開放獲取利弊的分析,不應只關心學術傳播收益的變化,也不應只關心學術傳播成本的變化,而是應該測度學術傳播凈收益的變化.經濟學中,凈收益通常是收益與成本的差額.用凈收益的變化,而不是收益或成本的變化去評估目標對象(特定企業或項目等),在經濟學界和管理學界被普遍采用.這些概念并不復雜,只是將經濟學和管理學中經常使用的收益、成本和凈收益等概念與相關理念,簡單移植到學術傳播相關問題的討論中.此概念只基于宏觀視角,不涉及微觀的特定企業或機構的學術傳播成本、收益和凈收益分析.

3基于學術傳播凈收益概念的開放獲取利弊

分析新框架基于前文的學術傳播凈收益概念,分析開放獲取利弊,變成論證如果實施開放獲取,學術傳播凈收益的變化ΔNBSC是否大于零,大于零則開放獲取有利于學術傳播,反之則不利于學術傳播.而ΔNBSC大于零,可能的實現路徑有4種.路徑1:ΔBSC>0,ΔCSC<0.這條路徑最理想,即開放獲取不僅增加了學術傳播收益,也節約了學術傳播成本.路徑2:BSC不變,ΔCSC<0.這是目前討論較多的路徑:開放獲取是否節約了學術傳播成本?路徑3:CSC不變,ΔBSC>0,即開放獲取后學術傳播成本其實沒有變化,但是學術傳播收益增加了.路徑4:ΔBSC>0,ΔCSC>0,但ΔBSC–ΔCSC>0,即開放獲取既增加了學術傳播收益,又增加了學術傳播成本,但學術傳播收益的增加超過了學術傳播成本的增加.此分析框架非常簡單,但這一理性分析框架有助于從根本上思考開放獲取的利弊得失.此分析框架同樣適用于分析我國是否應該“擁抱”開放獲取.開放獲取很可能使我國的學術傳播成本增加.根據大致的測算,由于歷史上定價參照標準較低、我國的高校和科研機構數量相對歐美國家較少等原因,我國目前支付給全球大型出版社的訂閱費用,占全球大型出版社銷售額的比率一般不超過10%.這個數據也可以從已經在全球資本市場上市的大型商業出版社的年報信息中得到一定的驗證.如果簡單化處理,假設我國學術研究成果全部金色開放獲取,文章處理費總額通常按照發文量計算,基于SCI數據庫的簡單統計,2019~2021年我國(香港、澳門、臺灣除外)論文在全球占比均超過20%且繼續增長.因此,可以推測開放獲取很可能會使我國的學術傳播成本增加.但開放獲取給我國帶來的學術傳播收益很可能更大,足以彌補開放獲取給我國帶來的學術傳播成本的增加.開放獲取可以直接造福我國龐大的研發人員和學生,促成工程師紅利和科學家紅利.我國研發人員數量和研究生數量均居世界前列.《中國科技人才發展報告(2020)》顯示,“十三五”期間,我國研發人員全時當量快速增長,年均增速超過7%,從2016年的387.8萬人/年,增長到2020年的509.2萬人/年,連續多年居世界第一[12].2021年,我國招收研究生117.7萬人,在校研究生總數增至333.2萬人[13].如果我國和世界的科研成果是開放的,所有這些研發人員和研究生都可以立即從中受益.開放獲取可以助力我國的經濟轉型.創新在我國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基礎性作用.我國繼續追求增長質量而不僅僅是增長速度,以向創新驅動型增長持續過渡.不僅在我國,在世界范圍內,關注研究的大學和關注應用的企業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通過提高科研成果的可見性,促進對科學數據的公開訪問,有助于促進科研合作和成果轉化.整體上判斷,開放獲取給我國帶來的學術傳播收益的增加額足以彌補開放獲取給我國帶來的學術傳播成本的增加,因此我國應該“擁抱”開放獲取.當然,對學術傳播凈收益的準確度量非常困難,此結論尚需更加嚴密的測算和論證.期待更多的學者參與到這一研究中.

0引言

隨著融媒體從一種理念到一種媒體的清晰界定以及融媒體技術的發展，融媒體已經日益滲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并影響著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高校學術期刊作為一種傳播學術成果的傳統媒體在融媒體時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融媒體時代學術期刊面臨編輯流程再造問題，這也是高校學術期刊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

1流程再造與高校學術期刊融媒體轉型

流程再造是20世紀9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一次管理變革，流程再造的核心是對組織的作業流程進行再思考和再設計，通過對企業的生產流程進行梳理、精簡以實現流程化管理，流程再造以追求全局最優為目標，以提高顧客滿意度為目的。流程再造的模式主要有邁克爾•哈默的四階段模式、喬•佩帕德和菲利普•羅蘭的五階段模式、威廉姆•J•凱丁格的六階段模式等。以上模式從不同側面比較完善和詳盡地設計和描述了流程再造的步驟，既各具優勢又相互補充。流程再造的原則有邁克爾•哈默的八原則、阿什利•布拉干扎的十原則、喬•佩帕德和菲利普•羅蘭的十五原則等。按照上述模式和原則并結合實際對企業進行流程再造，如果流程再造科學合理，適用于企業，將給企業帶來高回報、高收益。學術期刊要實現融媒體轉型，就必須進行編輯流程再造，才能達到融媒體傳播的目的。融媒體時代學術產品傳播首先要解決學術論文生產的多介質化和多媒體化問題，收到的論文必須是包含文字、圖片、視頻等多介質元素的論文。第二，責任編輯要對收到的學術論文進行學術價值、創新價值等方面的價值判斷和傳播渠道判斷。第三，要構建紙質媒體、網絡媒體、移動客戶端等多渠道傳播的融媒體傳播平臺，使同一內容、不同形式的學術產品能沿著各自既定的渠道運行，達到“一次采集，多渠道傳播”的目的。第四，要解決學術產品抵達用戶后的反饋，融媒體時代的受眾將變為用戶，學術期刊還要建立學術產品的推送模式，以短信、微信等預告學術產品的發生并號召用戶及時使用并積極參與到改進該學術產品的過程中。

2高校學術期刊傳統媒體編輯流程

高校學術期刊傳統編輯流程是:選題策劃→組稿→審稿→編輯加工→校對→出版。選題策劃是編輯流程的起始環節,選題策劃是編輯結合期刊辦刊宗旨、行業現狀、讀者需求等進行的一種全面系統的編輯活動。傳統媒體時代，選題策劃通常采用檢索查新、關注科研基金項目、關注學術會議、問卷調研及專家咨詢、從自然來稿中選題、從優秀科研團隊的研究方向中選題、從行業單位活動中選題等方法進行信息采集，并對采集的信息進行歸納、提煉，系統分析學科領域的熱點、難點、疑點問題，形成具有預見性、引導性、實用性的選題。傳統媒體時代，組稿一般采取向高被引作者和知名專家約稿、聯系國家重大科研項目課題組、聯系高等院校、聯系科研院所、聯系重點實驗室等方式。也可以采用針對熱點問題利用學術會議進行組稿、針對填補學術空白的問題進行組稿，還可以結合辦刊特色在期刊及網站上征稿通知，接受自然投稿的方式組稿。傳統媒體時代，學術期刊審稿程序一般先由責任編輯對紙質稿件進行初審，在紙質審稿單上填寫初審意見后，連同紙質原稿送交復審、終審人員審稿。采用投稿平臺后，在投稿系統中審稿，實現了審稿實時化。傳統媒體時代，最初，學術期刊來稿多為紙質手寫稿件，原稿經編輯修改加工后，送印刷廠錄入排版，打出樣稿，編輯再進行編輯加工和校對，編、校環節是分開的。采用投稿系統后，編輯在電子版稿件上直接編輯加工，邊改邊校，實現編校合一。編校工作主要是按照國家標準對文稿的語言文字、量和單位、標點符號、圖表、參考文獻等進行修正，一般是“三校一讀”后送印刷部門。出版是編輯流程的終端，只有通過出版，期刊的功能才得以實現。傳統媒體時代，學術期刊出版程序較為繁瑣，出版周期較長，只有紙質版和網絡版兩種形式。紙質版學術期刊印數少，發行量小，影響力有限。網上檢索或在線閱讀雖然打破了閱讀的時空局限，大大提升了學術期刊的影響力，但還存在傳播途徑單一、只是紙質期刊的電子版翻版、創新不足的問題。

3高校學術期刊融媒體編輯流程

一、保險中的“最大效用理論”

錢不在明天用而被拿到今天用(商業貸款)，錢不在今天用而放到明天用(養老保險)，這些都是錢在時間上的流通。那么，人們為什么要這樣“折騰”呢?答案就在于“效用”在做選擇。在公理科學中，把決策人這種對于利益和損失的獨特看法、感覺、反應或興趣，稱為效用。決策往往受決策領導者主觀意識的影響，決策者在決策時要對所處的環境和未來的發展予以展望，對可能產生的利益和損失作出反應。事實上，效用的概念是丹尼爾•伯努利在解釋圣彼得堡悖論(丹尼爾的表兄尼古拉•伯努利故意設計出來的一個悖論)時提出的，目的是挑戰以金額期望值作為決策的標準。丹尼爾•伯努利就這個悖論在1738年的論文里闡述了兩條原理，其中一條就是最大效用原理:“在風險和不確定條件下，個人的決策行為準則是為了獲得最大期望效用值，而非最大期望金額值。”

二、保險中的“邊際效用遞減原理”

經濟學中還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概念叫邊際考慮。邊際原本是個數學概念，其含義是導數，是一個變量的變化對另一個變量變化的影響程度。而在經濟學上，邊際的含義是“最后的”或是“新增加的”。邊際考慮就是只考慮最后的一個或者新增加的一個所引起的變化，從而判斷事情的整體本質。邊際考慮是一種只看現在和未來而不管過去的一種思維模式。因為過去了的事情也就過去了，它對人們現在的決策沒有影響。這也是大家常常聽說的“沉沒成本”的概念。不過，為眾人所熟知的可能是另一種邊際的概念。舉一個例子，給一個饑餓的人吃饅頭。第一個饅頭，雪中送炭，感覺一定極好;第二個呢，感覺也還不錯;第三個呢，感覺飽了;第四個呢，好像就有些多了;第五個呢，第六個呢……這就是有名的“邊際效用遞減”，是丹尼爾•伯努利在1738年的論文里闡述的另一條原理:邊際效用遞減原理，即一個人對于財富的占有多多益善，效用函數一階導數大于零;而隨著財富的增加，滿足程度的增加速度不斷下降，效用函數二階導數小于零。如果邊際效用不變，也就是后面一個饅頭永遠和前一個饅頭一樣好吃，那會發生什么?我們將永遠吃下去，永遠吃不飽。邊際效用遞減可以用來解釋保險中的許多事情。假設有一個農場主，他的正常年毛利為1000萬元，可是一旦發生自然災害，其年毛利就會銳減到600萬元。發生自然災害的可能性恰好為50%。如果有一家保險公司找到他，愿意提供保險，保證其年毛利為1000萬元，但保費為200萬元。你覺得這個農場主會購買這份保險嗎?如果從數學上的期望(平均)收益的角度來講，農場主未必會購買這個保險。因為購買之前和購買之后的期望平均毛利是一樣的，都是800萬元。但是，如果從效用的角度來講，結論就未必如此了。對這個農場主來講，600萬元的效用值為60，1000萬元的效用值為100，那么800萬元的效用值應當是多少?是80嗎?錯了。應該高于80，否則“邊際效用遞減”就不成立了。

三、“效用”在保險規劃中的實際應用

筆者曾經給朋友們出過一個題目:“退休時，假設有兩個養老資產可供你選擇，一是價值確定在20萬元的保證資產;二是不確定資產，有60%的可能性可以拿到40萬的資產，40%的可能性一分錢都沒有。你會選擇哪一個?”結果有大約2/3的人選擇了第二個資產。對于這一撥人，筆者在20萬和40萬之后各加個零后請這群人再做選擇，結果幾乎所有人都選擇了第一個資產。為什么會這樣呢?某種程度上來講，效用實際上決定了決策者對于風險的態度。高風險一般伴隨著高收益。不同的決策者采取不同的態度和抉擇。運用心理測定方法，可以測量出決策者對于各種收益和損失的效用值，并畫出相應的效用曲線:有些決策者對收益反應遲鈍，對損失反應敏感，怕擔風險，不求大利，謹慎小心。有些決策者對損失反應遲鈍，對獲利非常敏感，追求大利，不怕風險，大膽決策。也有一些人屬于中間類型，完全以損益率的高低作為選擇方案的標準。事實上，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對同一對象而言，不同的人一定有不同的效用值。而即便是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階段下其效用判斷可能也是迥然不同。前面說過，效用是指消費者從消費某種物品中所得到的滿足程度。效用理論是消費者行為理論的核心。對這一點，消費者在作保險規劃時應該清醒的意識到。在資產的選擇上面，應多些關注效用而非金額的大小。筆者也曾經接觸過一些高凈值客戶。他們在做著高風險、高收益的生意，而在選擇保險產品的時候，依然孜孜不倦地追求產品的收益率。這恰似一個肚子里已經塞了許多饅頭的人仍然渴望下一個饅頭。在目前階段而言，能帶給他們最大效用的是保險能夠帶來的其他功能，如資產安全、杠桿作用、財富傳承等等。而這些，有些高凈值客戶常常忽視。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是人的經濟行為。保險從業者要認真研究基本的經濟學理論，并應用到實踐中去，這將大有裨益。

作者：張婷 單位：上海交通大學

摘要：

新疆是我國的農業大省，三農問題的解決，對于新疆長期穩定發展至關重要。目前，新疆農村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是資金問題，因此有必要完善農村金融市場，促進小額信貸發展。通過博弈論分析，得出農業保險能夠提高信貸機構開展小額信貸的積極性，緩解農民“貸款難”的問題，這對于促進新疆新農村建設具有積極的意義。

關鍵詞：

小額信貸；農業保險；農村金融市場

一、新疆近年來小額農貸的發放情況

新疆農業發展最大的障礙是資金問題，小額信貸能否持續發展，關系到新疆三農問題的解決。就全國而言，國有大型商業銀行由于農村支行經營成本過高等原因退出農村金融市場，因此農村信用社成為縣域地區小額信貸投放主體，2005年以來新疆農村基本形成了以農信社為主體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1]。新疆小額信貸始于2001年，農村信用社是發放小額信貸的主要機構。2007年的一項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和中國銀監會的調研數據表明，新疆農村信用社有1085家機構網點開辦小額信貸業務，農村信用社小額信貸年均累放額已由1999年的27億元增至140億元，年均增長率為26%[2]；2012年全區農村信用社累計投放各項貸款1382.24億元，同比增加196.5億元；小額信用貸款102.32億元，較年初增加31.55億元，增長44.58%；農戶聯保貸款190.79億元，較年初增加32.69億元，增長20.68%[3]。截至2013年11月末，新疆農村信用社各項貸款余額1440.58億元，較年初增加265.75億元，增幅22.62%；其中，涉農貸款余額1025.5億元，較年初增加219.55億元，增幅27.24%，占各項貸款余額的71.21%，為農業增效、農民增收提供了有力的金融保障[4]。雖然新疆農信社的小額信貸規模越來越大，但是根據一項面向新疆農戶金融需求調查顯示，新疆有79.4%的農戶有借貸需求。因此，就新疆農村小額信貸的需求而言，農信社依然不能完全滿足農戶的小額信貸需求。

二、小額信貸引入農業保險對于緩解農戶“貸款難”的博弈分析

既有的版權保護體系基于傳統媒體環境而建立，學術期刊與新興媒體的融合使現有學術期刊傳播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隨之，該體系也呈現出較大的不適應性，出現了諸多困境，表現較為突出。

1.法律難以跟上新媒體發展節拍

學術期刊沒有作者許可是否可以網絡使用存量論文。“先授權后使用”是版權使用的通常法則。依此，學術期刊網絡使用論文除法定例外必須獲得作者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授權。然而，廣大學術期刊對歷史上的大量存量論文，尤其是互聯網還沒有興起時登載的論文，并沒得到這樣的授權。這意味著從法律意義上講，學術期刊們是無法直接網絡使用這些存量論文的，除非他們一個個找到作者，拿到授權，但這又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學術期刊與新興媒體融合是大勢，但若不能很順暢地利用這部分存量作品，融媒進程自會大大受阻。學術期刊是否有“孤兒作品”的網絡使用權?；蛘咭驗樽髡唠x世且無繼承人，或者因為版權管理信息不全而無法找到作者，或者其他原因沒有作者，等等，使得很多學術期刊掌握大量的“孤兒”或“無主”作品，對于這些作品是否能網絡使用，目前得不到相關法律支持。學術期刊通過“用稿聲明”方式獲取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法律效力問題。目前大部分學術期刊通過“用稿聲明”或“投稿聲明”方式來獲取作者的信息網絡使用權，諸如“凡經本刊采用的稿件，即視為作者同意授權本刊對其圖文作品形式網絡傳播再使用的權利”。對于這種獲權方式的合法性，學術界有不同聲音，司法實踐也未給予實質性支持。[4]經過作者許可的網絡使用是否不需要學術期刊的授權？依照我國現行《著作權法》規定，論文信息網絡傳播權在作者手里，為此，一些網絡媒體時常只獲得了作者的許可便轉載使用已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論文。這樣的網絡使用對學術期刊的利益損害很大，最直接的影響當然是發行，此外也是對學術期刊論文生產投入的否定。學術論文的最終成稿出版，并非僅僅是作者的勞動成果，外審專家的評審，編輯的選稿、審稿和與作者的反復討論，校對的審校，等等，學術期刊投入了很多，網絡轉載時不經過學術期刊的許可，這意味著這種投入是“為他人作了嫁衣”“被打了水漂”，是一種不公正的對待，也會嚴重挫傷學術期刊的積極性?，F有“合理使用”給融媒環境中學術期刊合法利益帶來潛在風險。如果微信或微博用戶個體在朋友圈或微博空間里以學習、研究或欣賞的目的將學術期刊的論文進行上傳或轉發，那么這樣的作品使用是否適用“合理使用”？依照傳統環境來看，這樣的作品使用屬于我國《著作權法》所規定的“合理使用”。但在融媒環境中，若也簡單將其適用，就有可能對學術期刊合法利益帶來較大的損害。因為假如用戶是網絡大V，那么這樣的上傳或轉發就可能帶來很大的論文點擊量和轉發頻次，這自然會沖擊到學術期刊的發行量，損害學術期刊和作者的利益。

2.學術期刊版權素養整體偏低

2010年9月《傳媒》雜志曾經展開過“中國媒體人版權素養調查”，數據表明，與其他媒體人相比，期刊人的版權素養最低，只有18%的期刊人經過版權培訓，3%的期刊社有自己的法律顧問。[5]其中的學術期刊也不樂觀。2014年和2017年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分別認定了兩批學術期刊名單，第一批為5756種，第二批為693種。這些學術期刊大部分處于“小弱散”的狀況：幾名編輯，有時會有一兩個編務和一兩名經營人員，加上社長總編，大致10人左右規模；經營收入大多是勉以度日或靠體外輸血；至今沒有一家叫得響的學術期刊出版集團，期刊之間的合作交流也很少。此外，這些學術期刊的體制機制時常較為保守，大量依然是事業單位，一些已轉為企業的也僅僅是“翻牌公司”。總的來說，學術期刊現有的狀態很不利于學術期刊版權素養的提升。一方面，沒有能力在版權領域做過多的投入，如設置版權管理部門、整理作品版權信息、展開維權保護、讓員工接受版權培訓，等等；另一方面，也缺少動力，體制的庇護和資源的紅利雖不能使日子“紅紅火火”但也能“旱澇保收”，版權保護所帶來的增利很難內化為一種激勵。

3.版權的授權和評估環節不暢

版權的保護與利用相輔相成，合理的版權保護有助于版權利用的順利進行，順暢的版權利用能促使版權得到更好的保護?，F今融媒環境中學術期刊的版權利用不是太暢通，突出表現在版權的授權組織不發達和價值難評估兩方面。融媒環境中如何將學術期刊版權的三大利益方——作者、學術期刊和新媒體用戶聯系起來，這需要較為發達的版權授權中介組織。當前，與學術期刊版權相關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雖成立時間較早，但依然處于職能較弱、權限不大、規模較小、市場化程度不高的階段，學術期刊版權授權時較少會想到借助它的力量。版權作為無形資產，如何評估其價值，這本身就是傳統難題。一篇學術論文究竟價值幾何，慣例評估做法，一是國家法定規定，如《使用文字作品支付報酬辦法》的千字稿酬標準；二是合同約定，當事人互相約定價格。然而，現有法定規定針對傳統紙質環境中而形成，融媒環境中是否適用沒有法律支撐，也時常得不到相關當事人的認可，如論文的市場表現數據，如點擊率和轉載率的造假問題，便容易使作者或學術期刊質疑所獲得的版權報償。合同簽訂習慣的未養成，如很少有學術期刊與作者簽訂書面的授權協議，以及新環境中版權價格的很難達成等客觀因素導致的合同簽訂率不高，也使得借助合同約定來評估版權價格的這一方式不能有效發揮作用。

摘要：本文以終身凈轉移額、內部收益率作為指標，借助定量分析對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收入再分配的代內再分配效應和代際再分配效應進行探究。研究證實，關于再分配效應的研究中，工資增長率、利率和繳費年限都產生一定影響。故應繼續加強各行政部門之間的溝通和政策協調，增加政府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建立科學合理的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才能使收入再分配效應的積極作用得以充分發揮。

關鍵詞：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代際再分配效應

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收入差距問題一直未得到完全的解決，針對這一問題，雖不能做到絕對的分配公平，但可以相對公平。社會福利制度是我國緩解收入差距的有效措施，而作為社會福利體系核心構成部分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也應體現公平效應，這樣才能更好地在實現社會公平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為了強化養老保險改革效果，我國國務院2015年推出《國務院關于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標志著養老保險雙軌制度改革正式開始，且改革后的養老保險的公平效應如何，備受社會公眾的關注。從目前來看，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面臨的競爭壓力在不斷加劇，導致人們的收入差距越發明顯，這就需要利用收入的再分配機制來緩解這些問題。因此，本論文選擇終身凈轉移額、內部收益率兩大指標，分析工資增長率、利率和繳費年限對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收入再分配效應產生的影響，同時提出優化政策的建議，以期使養老保險的收入再分配效應得到正向的發揮。

1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收入再分配研究背景

社會福利體系關乎民生，是影響人們生活質量和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社會福利體系中的重要構成部分，是決定“老有所依”的重要制度。因此，養老保險制度需要以公平作為首要標準，通過收入再分配效應推動社會福利制度的建設和發展進程。不過，從實踐中看，我國事業單位和企業的養老保險制度并不完善，無法充分發揮收入再分配的正向調節，引起了一定的社會矛盾。因此，我國出臺各種制度和措施對其進行建設與完善。《國務院關于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的出臺就標志著養老保險雙軌制度改革正式推進。社會公眾也密切關注著養老保險改革后的公平效應是否得到更好的發揮。

2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收入再分配研究意義

2．1現實意義。從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社會穩定發展出發，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收入再分配制度是滿足我國共同富裕的重要措施，具有縮小經濟差距的目的和作用。因此，關于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收入再分配的探討，不僅能夠對改革后的養老保險制度的收入調節效果進行一定的評價，也為政府優化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本文在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背景下通過終身凈轉移額、內部收益率兩種評價指標對收入再分配的現狀進行了研究。以此深度剖析養老保險的調節作用及存在的問題，希望以此為基礎，探究我國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收入再分配優化途徑。

摘要：結合礦業及礦業權出讓現狀，湖南省作為礦產資源大省，未來須進一步做好礦業權出讓工作，規范礦產開發和利用，切實保護好自然資源國家所有的權益，踐行自然資源管理“兩統一”核心職責。針對轉型時湖南省礦業發展趨勢，從礦產資源收益分配的各利益主體、礦產資源收益的首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以及礦山轉型成果的收益分配與激勵機制等方面提出了相應建議。礦產資源收益分配應兼顧各主體利益，適當提高礦產資源所在地收益分成；礦產資源收益應兼顧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建立礦山治理與轉型成果的收益分配與激勵機制，從而促進湖南省內礦業經濟健康發展。

關鍵詞：湖南?。坏V業權；收益分配

引言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提出，“十四五”時期要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當前發展綠色礦業、建設綠色礦山已成為國家礦業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標志。伴隨著礦業的綠色發展和轉型，在這個過程中，作為礦產資源的所有者、礦產資源勘探和開發者以及礦產所在地居民等各利益相關方如何參與到轉型時礦業權收益的分配，真正做到讓礦業轉型的發展惠及到各利益相關方，已成為重要的課題。

一、研究綜述

（一）礦業轉型方面的相關研究文獻

陳棟棟在其文章《“黑生綠”的產業蝶變———江西新余礦業成功轉型》（2019）[1]中講述了江西新余礦業的轉型發展路徑，在面對當地礦產資源枯竭、企業經營慘淡以及國家去產能的外部政策內外雙重壓力下，企業不得不開展多元化、可持續性發展的變革。具體做法為，企業利用現有礦場、工業園和土地轉型為光伏發電，利用煤礦開發的副產品煤矸石進行制磚，做到廢物利用，變廢為寶；最后針對停辦閑置的礦場土地進行建林還耕，恢復成本較高的則積極開發房地產、工業園、旅游等多種商業業態，真正做到了傳統礦業向現代清潔能源、綠色建材和土地開發的轉型。吳芮民等在其文章《礦業城市經濟轉型的研究———以白銀市為例》（2020）[2]中分析當前白銀市城市礦產資源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結合白銀市當地的產業經濟特點，從規劃礦業產業結構、加強政府引導企業自主轉型、推動城鄉一體化及人才吸引政策等方面提出了礦業城市經濟轉型的路徑。陳麗新等在其文章《綠色礦業發展示范區建設的關鍵問題研究》[3]中研究和闡述了建設現代綠色礦業發展示范區的思路：市縣級政府做好引導，企業做好從規劃、勘查、開采、生產冶煉、廢物處理以及礦山修復等全鏈條的礦業發展綠色理念。政府通過對綠色礦業發展示范區的批準建設樹立標桿和導向作用，通過媒體宣傳推廣進一步提升綠色礦業示范區的示范和帶動作用。王黨琦等在其文章《甘肅省綠色礦山建設現狀與綠色礦業發展策略》[4]中介紹了甘肅省作為礦產資源大省，其礦業經濟在省內經濟所占比重較高，但當前省內綠色礦業發展存在礦業結構不合理、企業技術實力有限和支持政策未能落地等情況，需從優化產業結構、加大宣傳引導、細化優惠政策及解決技術難題等方面進行綠色礦山的建設和轉型。

1運營模式

1.1國外相關研究

對于OA學術期刊的建設運營模式，國外主要是從宏觀市場分析與具體建設實踐兩方面進行研究與探索。宏觀分析上，咨詢公司ResearchConsulting2016年對歐洲OA出版市場競爭力與可持續性的潛力進行評估，指出經濟因素對OA出版市場的發展有推動作用。次年，對OpenAIRE框架計劃（OpenAIREPost-grantOAPilot）OA出版融資機制進行了實證調查，通過對其服務質量、效率、影響等多方面的分析，提出了OA出版融資機制的發展障礙與方向。實踐探索上，學者們對國際上各大OA公司與平臺（如科學公共圖書館超級開放存取學術期刊PLoSONE、高能物理開放出版期刊SCOAP3、英國倫敦生物醫學中心BMC（BioMedCentral）、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英文科技文獻期刊網站WSN、牛津開放存取項目OxfordOpen等）的運營模式，從運營主體、出版目的、學科領域、組織管理、經費來源與運營方式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總結分析（見表1）。研究結果指出，在運營主體、學科領域和組織管理方面，各平臺因為OA公司的類型與研究方向有所差異所以各不相同；在出版目的方面，各平臺均為推動和實現各自領域研究文獻的開放存取，促進學術資源的快速傳播與免費共享；在經費來源方面，除了SCOAP3主要依靠過去訂閱傳統期刊的公共基金作為OA學術期刊的主要收入外，其余OA學術期刊的資金來源基本上為論文處理費APC、機構資助以及非學術性收入；在運營方式方面，各平臺根據自身特點，側重點有所不同:如PLoS作為原生型OA學術期刊，通過建立以客觀同行評議機制為主的運營方式，改變傳統學術出版的質量弊端，以實現其加速高質量學術成果開放存取的目標。SCOAP3作為轉化型OA學術期刊，注重于招標委托出版商，通過引入競爭機制來實現其遏制學術期刊出版整體價格的目的。WSN由于致力于科技期刊，因此對數字技術較為重視，建立了基于數字平臺的商業模式。其余OA學術期刊則以側重于期刊質量、版權管理、費用收取的運營方式為主?？偟膩砜矗壳皣HOA學術期刊對文章費用、質量、版權方面較為重視，呈現出商業化運營的趨勢。

1.2國內相關研究

在OA學術期刊運營模式研究中，國內學者們主要集中在宏觀層面的模式探索與基于國外實踐的分析研究兩個方面。宏觀層面上，魏志鵬等分別從服務質量、運營策略、市場結構、成本收入等方面，詳細分析論述了OA學術期刊的盈利模式、運行特點與發展前景。實踐研究上，王應寬等分別以BMC、PLoSONE、SCO⁃AP3、WSP為例，分析研究各自的運營特點、商業模式、盈利機制等，對我國期刊實現開放存取出版提出了政策性建議與發展挑戰。

2成本收益

2.1國外相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