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價值論文范例

高水平的學術論文體現了科研工作者的辛勤勞動和聰明智慧，一篇學術論文的公開發表說明了科研人員的研究成果被社會所認可，對科研工作者起到了鼓勵作用的同時也會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這樣的效果是十分明顯的。研究人員在進行科學研究工作時不但態度要實事求是，研究方法要系統科學、還要有敬業精神和具備對這一領域的課題進行研究的知識，技能，同時會有應用價值的研究成果能夠引起學術界很大的關注和共鳴，而從事科學研究的每一個人都會為此而不懈努力的。學術論文的發表給業界帶來的影響，是因人而異的，例如，一篇高水平的學術在核心期刊上比發表在非核心期刊上的影響度是不同的。在不同的科技期刊上發表的學術論文它所具有的學術價值也是不同的。根據這種情況，筆者就學術論文的價值判斷展開更進一步的闡述。

一、學術論文所具有的基本屬性

人們很多時候是通過所發表在科技期刊上的學術論文來了解世界日新月異發展的，同時，學術論文也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它體現了人類進行的腦力活動與認知。學術論文的特點是：獨特性（和別的文體不一樣）、相關聯性（對有關的領域開展研究）、時效性（對特定的歷史階段中的活動進行研究）、繼承性（繼承古往今來世界上的研究成果）、專業性（對未來的領域的研究）等方面，它體現了學術論文的專業性強、科技含量高，并且對客觀世界的探索、研究時間漫長。

二、用價值論的觀點對學術論文的價值看待

運用價值論里的觀點，在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方面進行的相關科研工作的自身有它的價值，但如何來顯示它實際的價值呢？由于學術研究的領域不同，對撰寫的學術論文的實際價值衡量的標準也不同?？偟膩碚f，對人類社會進行研究通常上會科學的劃分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領域的有關文章，它具有以下價值：

（1）對人們主觀認識方面進行糾正，對于日常的教學展開相關的學術研究，并把研究成果發表在社會科學期刊上，供人們借鑒。可是近期發現，很多時候人們不能夠正確的認識交際教學法，誤解了它的內涵。人類的認知出現了誤區，糾正這樣的誤區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人類一直在認知事物、糾正自己錯誤的認識，然后對事物的認知升華到一個新的階段。

（2）新方法。重新修訂的教材內容有理念創新等對新事物的認識應用，同時推廣也在深入，產生了推廣方面的價值和應用方面的價值。這種學術論文對相關的單位或是個人，具有很大的作用和較深的影響。由于推廣不斷深入，這也將對此行業的學術研究方面產生影響。例如：2008年的南方冰凍天氣讓電力人員措手不及，但是這種情況對于有著豐富經歷的北方電力人員而言早就司空見怪了，北方電力工作人員在冬天進行工作的經驗在這種情況下極具推廣價值；教師隊伍里有過合作教學經歷的老師和沒有這方面經驗的老師相比，前者顯示了在這方面的經驗十分的豐富，其他的老師有向他們學習的必要。

一、期刊評價方法的歷史與轉向：從同行評議到文獻計量

（一）期刊評價的歷史演進與量化轉向

學術期刊評價初始是文獻計量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的初衷是為圖書館采購學科重要期刊和引文數據庫遴選來源期刊服務，為優化學術期刊的使用提供參考。其評價結果漸漸應用于科研管理、學者成果評價、學術獎勵、學術資源分配等方面。文獻計量學派主要通過量化方法研究期刊發展規律、增長趨勢和分布規律。其中，引文分析法是通過學術期刊增長趨勢和分布規律進行期刊分級量化評價。作為學術期刊定量評價法，文獻計量法的發展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早期階段，主要研究文獻集中與分散分布規律，關注發文量指標；第二，引文分析法階段，通過引文量測算平均被引率和影響因子，進行量化分級，以及設計發文和引文量結合、數量和質量結合的H指數，進行復雜評價；第三，在模糊評價階段，將定性數據進行量化統計，進行綜合混合評價[4]。現階段，國內學術期刊評價體系基本都采用文獻計量學的量化評價法，公布定量指標和權重，根據指標算法、數據結果排序對期刊進行等級分類，擬定“核心期刊”[21]。一些評價機構聲稱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方法，但在評價過程中定性指標和權重并未提及，定性評價僅僅作為參考和補充。定量評價法為什么會成為期刊評價的主流方法呢？我們知道，早期的學術評價主要采用的是依托學術共同體的同行評議機制。“同行評議”的概念則最早出現在17世紀中期，在英國皇家學會期刊《哲學會刊》的論文評審中，通過同行專家評議對論文內容進行評價，判斷作品的有效性、重要性和原創性，為學術期刊選稿提供參考。同行評議被譽為“匯聚專家智慧、識別重要思想、更正研究錯誤，確保研究團隊獲得更大支持的學術評價方法”[27]。同行評議是一種依托學術共同體的重要評價方法，評議人體系的制度化深刻體現了期刊發展的社會屬性，作為一種精英化的學術交流和評價活動，同行評議主要存在于學術精英的小圈子中。在現實中，同行評議易受到人緣、師承、權力利益關系的影響，如學術人情關系、行政權力干預、圈子文化、學術評價標準喪失和評價不公開、不公正的問題[28]。學術系統內部的等級結構下，少數精英可能會主宰學術認可和資源分配過程。成熟的同行評議體系需要依托強大的學會和自律的學術共同體，遵循學科同行性、學術民主性、學術交流性、利益超越性等原則，在學術爭鳴和交鋒中建構學術共同體[27]。量化評價替代同行評議的根本原因在于學術生產模式的改變，隨著社會分工的不斷深化，知識生產在不斷地去神圣化、日?；?、公共性，日益成為科研生活的日常[29]，隨著學術GDP競爭的加劇，科研勞動分工更加細化和復雜化，科研管理需要以量化評價去迅速識別成果的價值。另一方面，科研成果和交流形式從一種精英化的學術活動變成一種高度職業化、專門化的科研活動?？蒲谐晒麖脑趥鹘y無形的學術共同體的內部傳播，并獲得學術同行內部認可，發展到成為一種特殊的公共和社會屬性的私人產品。隨著學科的體系逐漸成熟，門類逐漸繁多，出現了一些跨學科的小眾研究領域。學科差異的分化和復雜性，造成彼此之間難以進行公正的度量和評價[3，30]。方法轉向的現實動力主要來自量化評價為科研管理帶來的便利，在科研管理方面，政府治理模式的改變，技術治理邏輯更偏重績效和問責。量化評價可操作性強，標準明確，而同行評議的交易費用過高，具有主觀性和不確定性。量化評價利于政府確定科研成果的知識價值與社會貢獻價值，進行科研管理和學術資源分配。在期刊評價領域，文獻計量學的評價方法適應了知識生產、傳播體制和科研管理體制的變化，在期刊評價領域獲得發展的土壤。文獻計量提供的數據具有簡便、經濟、易操作，少生是非，效率偏好，研究結果可測量、計算和比較。文獻計量方法可以提供學科領域組織性、結構性較強的描述數據，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體現評價的科學性、權威性和準確性[22]。

（二）期刊評價中的定量與定性研究

期刊的定量和定性評價法主要體現為文獻計量法和同行評議法，這體現了社會科學的定量和定性研究在期刊評價中的應用。兩種評價方法具有不同的方法論取向，定量與定性研究在理論假設、資料收集、論證邏輯和結果應用等方面存在差異[31]。謝立中認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從研究范式上有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之分，研究模式可以采用定量和定性研究[32-33]。定性研究強調情境性和文化性，在理論與經驗之間，理解理論的歷史主義取向，對人類心智固有屬性的準確描述，這是一種更深層的整體結構，不能夠通過運算得到。定量研究通常是以定性的結果為基礎，對社會現象變化過程，社會不同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進行數據的分析和結論的驗證，總結出具有規律性的結論。比如研究社會現象之間的變異，根據大數定律和中心極限定理，設定理論假設，驗證理論的自變量和因變量的因果命題等。首先，文獻計量法作為一種期刊量化評價方法，其應用于評價的研究假設和價值論在于一切外在的物態表現可以反映內容和度量分級，并通過指標化的統計分析，建立數學模型獲得直觀結果。在具體操作中，評價對象的內在的質量和價值都可以轉化為外在的表現形式，是可測量、可記分和進行橫向比較的。它通過數據的“精確化、客觀性”量化評價，從一個方面展示了期刊發展的規律和特點，一定程度上規避了同行評議的“不穩定性、模糊性和權力博弈”的問題，這無疑說是一種進步。以此，文獻計量學的期刊引文分析評價建構了“核心期刊”的概念，1934年，布拉德福從文獻的集中和分散規律提出核心期刊的概念，繼而20世紀60年代出現從引文分布角度證實核心期刊的存在，并開發了SCI、SSCI、A&HCI等數據庫，期刊引證報告（JCR）[10]。歸根結底，文獻計量法是從整體宏觀層面把握數據的趨勢性和呈現純量化和通用性的指標，如強調影響因子、轉載率等。純量化和通用性的指標體系往往會抹殺不同評價目的對評價方法和標準選擇的差異性，忽視評價對象的差異和個性。其在定量研究方面，缺乏數據背后的理論假設和對數據的分析解讀。期刊量化評價應按照社會科學量化研究的原則，具有自由、開放、公正、分散和隨機的特點[30]，而對核心期刊的影響因子追捧卻是量化數據使用的異化和功能錯位。我們需要思考如何優化期刊量化評價，避免簡單量化評價的弊端。在此認識基礎上，一些文獻計量學家則針對人文學者對簡單量化評價的批判，開始探索將學科差異性和社會屬性納入文獻計量的量化分析中，比如分析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醫學工程學專業不同的知識集中和分散規律，著手解決評價的同質化和一般化標準中的差異性和可比性問題，開始關注不同研究成果的測量層次。張琳等人對科學家個人成果的文獻計量評價方法的研究，重點解決的如何在個體層面更準確地反映成果信息，在數據分析過程加入社會人口學屬性的控制變量，關注科研成果相關的復雜因素：年齡、職業生涯、性別、研究領域、合作范式等變量[23-24]。另一方面，同行評議作為定性評價法，則更強調發揮學術共同體評價主體作用，學術同行評價可以理解量化數據背后的含義、關注指標的價值和內涵，理解它所使用的社會情境性，建構評價的理論假設和價值原則。學術期刊作為知識生產的重要載體，并不是一個天然純凈的領域，而是具有深刻的社會性、公共性、政治性和情感性。評價要認識到學術領域的公共屬性和社會屬性，才能建立公正、權威、科學的評價體系。一些研究指出，期刊評價要關注科研管理體制和學術評價的關系，將期刊評價放在更廣闊的社會文化空間下，審視學術期刊的公共性、社會性和情感性，認識學術生態、學術活動和學術評價的復雜性[29]?？茖W的學術評價和期刊評價機制應該發揮學術共同體的評價主體地位，評價權力回歸學術同行，認清“學術江湖”、重建學術民主[6]。培育富含創造力和凝聚力的學術共同體，推動中國學術常態發展，但這些研究往往停留在哲學思辨層面，他們指出了文獻計量下簡單量化評價的問題，卻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定性評價方案。

二、期刊評價定性研究體系的構建：對同行評議的質化研究

（一）知識社會學視野下的同行評議

第一篇：中國傳統文化與智慧本土管理探析

摘要：

目前我國的管理學研究深受西方管理研究的影響，變成了以西方旨趣和需求為導向的管理研究，這既不是我們的比較優勢，也不符合我們的學術使命。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企業在經營和管理實踐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為管理學的研究提供了無限的機會。當前，關于如何探索基于中國的文化智慧來理解當代中國的管理實踐，進而發展中國本土管理的新概念和新理論已經成為許多海內外華人學者熱衷的研究課題。華為、樂高等優秀企業應用陰陽思維不斷進行創新，取得了商業的成功。國內外本土管理研究學者應凝聚中華文化的精華，把中華智慧歸納起來，發展成為有系統的理論架構。中華智慧可補充西方理論的不足，進而將管理之道提升至一個更高的層次。

關鍵詞：

傳統文化智慧；本土管理研究；新概念；新理論

在過去一個世紀，管理學成為西方的一門顯學。經過幾代學者的探索與研究，管理學已被學術界確立為一門對行為科學有實質及重要貢獻的獨立學科，而管理學發展出來的概念和理論，例如馬斯洛提出的需求層次理論、波特提出的五力模型和一般競爭戰略（成本領先戰略、差異化戰略和聚焦戰略）、以及麥卡錫提出的4Ps（營銷組合）等，已被視為每一位管理人員必須認識和掌握的管理工具和模式。自1979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后，管理學的理論也隨西方的商品及意識形態一起被引入并學習借鑒。經過30多年的實踐，從事管理實務的高管人員及從事相關研究的中國學者開始反思以下兩個問題：①植根于西方土壤的管理學理論和分析架構，是否完全適用于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環境，例如中國；②中國傳統的智慧和哲學思想，能否補充主要由西方發展出來的管理學的不足之處，并為其未來發展提供養分。要回答以上兩個問題，需要對中西文化和管理的差異有深入的了解和分析。

1東西方文化和管理的差異

第一篇：高校校園文化建設探析

［摘要］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大眾文化對高校校園文化的影響不斷加強。面對大眾文化的沖擊，高校應積極促進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的良性互動，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重視科學精神的培養，不斷加強校園文化建設，使高校成為創建21世紀新文化的主力軍，不斷提高大學生對大眾文化的審美能力。

［關鍵詞］

大眾文化；高校；校園文化

伴隨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不斷推進，社會文化也隨之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轉向，即大眾文化以較快的速度發展起來，逐漸成為與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相抗衡的一種社會文化。高校校園文化歸屬于精英文化的范疇，它以深厚的人文精神為底蘊凝聚著該學校的歷史和精神傳統，融合了社會主流文化和傳統文化，是中國當代主流文化在校園中的體現，其濃郁的學術氣息、高雅的審美趣味、蘊含的科學精神，發揮著為社會服務和引領社會文化的重要作用。校園文化是高校生存和發展的精神動力和源泉，其主張倫理價值的嚴肅性、規范性，追求學術性和創造性，具有不斷超越的精神動力。大眾文化的基本目標是追求娛樂，具有可復制性、通俗性、無深度感。作為受市場經濟導向的市民文化，以個性化、非主流為追求，亦被喻為快餐性消費文化。大眾文化作品一般都是通過現代技術或科技手段以較快的速度復制或炮制并拋售給大眾。大眾文化之所以占有市場一席之地，是因為其產品某種程度上是大眾所需的。大眾文化也并非全無進步的、合理的、有用的要素。大眾文化所表達的平等性、親民性、全民性和世俗性的融合思想，有利于促進整體社會文化多元化、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進程，同時它能讓平民百姓深深地感受到個人存在的價值和地位，從而極大地激起了民眾的主體意識和積極的熱情［1］。因此，可以這樣認為，大眾文化客觀上正使當代的中國意識形態發生著調整和改變，拓寬了民眾交往的公共文化領域，促進了弱勢群體逐步向具有自主意識和價值的文化主體的轉變，加速了當代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步伐，這些作用都是有目共睹和毋庸置疑的。在不到20年的時間內，大眾文化發展得很快，如我們廣為熟知的大眾文化形式肥皂劇、選秀節目、娛樂性廣告、報紙雜志等暢銷的消遣娛樂版面、KTV、街舞、追星、搖滾、流行歌曲、家居裝修、時裝展示乃至產品的包裝與企業的文化形象等等。高校校園文化預示和引領著社會文化的前進方向。相比較而言，大眾文化是一種受眾較廣的世俗文化，更具有平民性，能夠滿足不同層次百姓的精神享受。高校校園文化與大眾文化雖有差異，但也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精英文化為大眾文化提供精神思想、學術指導與智力支持，大眾文化也為校園文化提供了思想資源和應用領域。兩者之間是一種相互彌補、滲透的矛盾與沖突，這一過程最終導致雙方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彼此升華與提高，而非共同否定與消亡［2］。對社會文化發揮引領作用的高校校園文化與滿足百姓個人價值需求的大眾文化間的沖突是相對的。包括校園文化在內的精英文化雖然在百姓中的受眾群相對較少、普及率也不高，但因其注重價值意義的精神追求，對于提升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引領和導向作用；同時，大眾文化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因此，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其特有的價值和意義。它來源于廣大群眾，能夠代表廣大群眾的思想、情感與理想，深受百姓的喜愛。我國高等教育的大眾化有利于擴寬受眾者的廣度與寬度。加之，高校校園文化的社會輻射功能也將發揮更大亦更廣泛的作用、將更多地被廣大群眾所接受。

一、大眾文化對高校校園文化的影響

第一篇：大學生文化安全教育改革

摘要：

文化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內容，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到今天，外來文化對國家文化安全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外來文化入侵的重災區是高校，重點人群是大學生，因此高校必須加強對學生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使大學生樹立起高度的文化自覺、堅定的文化自信、強烈的文化擔當，主動承擔起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重任。

關鍵詞：

國家文化安全；外來文化；傳統文化；核心價值觀

一、大學生國家文化安全教育

1.國家文化安全的內涵。文化是國家和民族價值理念、文明傳承和精神追求的外在體現。國家文化安全根源于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化差異文化，是隨著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化沖突而出現的。國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內容包括語言文字安全、風俗習慣安全、價值觀念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四個方面。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潘一禾認為：國家文化安全是“指一國的觀念形態的文化（如民族精神、政治價值理念、信仰追求等）生存和發展不受威脅的客觀狀態，它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一體化的原點：元概念的界分及關系接榫

一體化是整體性的一體化，體現為在關系網絡中追索整體性的研究理路。要研究中國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一體化議題，就要整體性地研究兩者的關系。究其實，先要界分兩個核心概念：兒童文學和現當代文學。更確切地說，兩者的一體化夯實于各自清晰的概念特性的基石上。辨析一組概念，異與同都不容偏廢。僅有異或同的比照卻無法形成張力，更遑論一體化了。類似于分科立學的理路，兩種文學類型各自概念的獨特性構筑了邊界，從而規避了用一個概念覆蓋或取代另一個概念的褊狹。換言之，中國兒童文學之所以能與現當代文學存在一體化關聯，其理論前提在于兩者的類同性及差異性。沒有類同性就沒有對話、貫通的可能。兩者的類同性體現在百年新文學體系中的同源、同質與同向性。沒有差異性的類同往往容易喪失各自的自主性，進而銷蝕這種一體化的理論基礎。從學理的層面看，界分是確立概念內涵與外延的方法。想要探析中國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一體化，先要弄清楚兩者在整個新文學系統中的身份，從而在厘清概念的前提下展開一體化的關系學研究。

從表面看，兒童文學元概念的獨異性體現在兒童這一觀照對象和閱讀主體上。相對于成人，兒童是人的初始階段，也是成人曾經歷但始終無法返歸的生命狀態。因而，“兒童”是探究兒童文學的原點。圍繞著“兒童是什么”“誰的兒童”“哪個兒童”所展開的討論，都對兒童文學概念的界定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需要明確的是，這里的“兒童”首先應該是具有獨立主體的人，具有兒童之為兒童的屬性。否則，就無法標識其為“兒童”，完全可以用另外一個詞匯替代。既然兒童是獨立且獨特的生命體，那么書寫或表現兒童的文學也應該是獨特的。由兒童的獨特性推衍出兒童文學的學科屬性是符合邏輯的。但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兒童文學概念中還內含著另一個關鍵詞“文學”。這樣一來，兒童性與文學性的關系也成為需要辨析的理論議題。按照一般的理解，兒童文學中文學不是無邊的、泛化的，它受控于兒童這一思想或價值主體。為了表現和服務兒童，文學的思想和語言都要服膺于兒童的獨特性。不可避免的是，文學的自主性也因這一描述性邏輯而隱藏著危機。在中國兒童文學現代化的歷程中，文學性的表達需要思想的牽引，作為思想資源的兒童性也借此獲得了合法性的條件。無論是“寫兒童”還是“為兒童”的文學，都因兒童性的過剩擠壓了文學性，而衍生出思想性與文學性的緊張關系。拋開兒童性與文學性誰先誰后的問題，單就兒童文學概念的整體性看，如何理順“兒童的”與“文學的”內外兩面的語法關系，關乎兒童文學創作、理論與批評的一體化。兒童文學是文學的子類，自然不能脫逸文學普遍性的要求和規范?？v使兒童性或思想性異常強勢，但也不能忽略文學本身的自主性及反抗性。這種反抗性的動力源恰恰來自思想意識形態的擠壓，它保障了兒童文學的文學性不會離場。確立了兒童文學的文學性后，探究中國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一體化就順理成章了，兩者關系的討論是在文學的層面展開的，落腳于文學門類的關系比較。不可諱言，學科化是現代知識生產的必要環節，要確認學科的合法化首先應界定概念的內涵與外延。為了給兒童文學尋找科學的理據，有研究者立足于人類文學大系統的結構，從消費者的角度析離出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的分類結構。這種界分看似有一定的道理，從生產與消費的鏈條中確實能窺見兩者的差異性。但從接受者的角度來界分仍有問題。畢竟兒童文學的消費者不限于兒童，而成人文學的接受者中也可能有兒童讀者。要界分概念還是要返歸兒童文學發生的歷史語境，從兒童文學的內在結構肌理來廓清概念。

由于兒童文學缺乏古代的傳統，其發生具有鮮明的寄生性，先驅者力圖將兒童文學從與之相關的其他學科門類中分離出來。這種分離實質上就是一種界分，是兒童文學學科化的重要步驟。在討論學科界分與跨學科的關系時，朱自強以周作人的實踐為例指出，“如果在一開始就不對兒童文學進行‘跨學科’研究，恐怕不可能指向科學、正確的兒童文學‘學科界分’”［5］。在他看來，學科界分與跨學科之間不是一先一后的邏輯關系，跨學科意識一開始就存在于學科界分之中。但從其前述觀點看，他遵循的仍是一先一后的邏輯關系，只不過他將兩者先后的順序顛倒過來。簡言之，從跨學科到學科界分是一種先融合再分立的理路，而從學科界分到跨學科則是一種先分離再融合的路向。兩者的先后關系因人因時而變，并不恒定。不論何者為先，只要有利于兒童文學概念的澄清及學科自主，就都具有合理性。中國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一體化，可以化用上述學科化的界分方法。

從學科歸屬看，在很長的時間里，兒童文學是歸屬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這種劃分實際上將前者視為后者的附屬形態。既然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探討兩者一體化的關系似乎就沒有必要了。對此，貝塔蘭菲論定整體與部分關系的看法可說明這一問題：“復合體的特征與元素特征相比是‘新的’或‘突然發生的’?！保?］（P46）之所以是新的或突然發生的，其中內隱著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意涵。如果是一種部分與整體的關系，那么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一體化關聯就缺乏必要性，只需要在整體的譜系中歸類、定位即可。事實上，現當代文學并不等同于兒童文學與非兒童文學之和。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有同源性，但并不是整體與局部的關系。更進一步說，兒童文學既不是現當代文學的副本，也不是現當代文學的縮小版，而是具有本體性價值的文學門類。具體而論，這種本體性體現在思想和語言兩個層面上。從思想本體上考察，兒童文學并不排拒百年中國的重大現實議題，尤其是在新文學的整體推進下，當兒童文學成為“兒童問題”之一［7］（P418），并上升為“中國問題”時，它就被納入現代人學系統之中，與現當代文學一道并行不悖地推動“為人生”的現代工程。在該過程中，兩者的思想資源、運思方式、話語表達和藝術技法同中有異。從語言本體上看，兒童文學并非現當代文學的簡化、淺化，以淺易表現深刻恰是兒童文學語言的特質。

與現當代文學語言相比，兒童文學語言的特殊性體現在“誰來言說”與“如何言說”的關鍵點上。盡管都使用現代漢語作為語言工具，但兩者的語言風格、語體形態都存在著差異。一旦以特殊性來標示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界分，兩者的一體化聯結就具有了尊重主體的理論自覺。沒有差異的融合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主與從、整體與部分、中心與邊緣的關系隱含了決定論或一元論的屬性定義，容易斬斷一體化的基礎，無法實現真正的對話融合。當然，如果將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視為兩個無法切近的概念，那么想要實現一體化也只是徒勞。在當前的學術界，可能不再有人將兩者絕對化地割裂，但兒童本位觀所制造的兒童文學本位主義仍值得警惕。那種固化兒童文學的做法不僅阻滯了一體化協同，而且也銷蝕了兒童文學的本體特性。從本義和性質看，中國兒童文學是一種現代的文學，也是一種民族性的文學，它與現當代文學同構了“文化共同體的新倫理”［8］。中國古代沒有自覺的兒童文學，中國兒童文學實質上是“現當代兒童文學”的另一稱謂。于是，就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既然古代沒有自覺形態，兒童文學何以在“五四”時期橫空出世？這一問題看似只關涉古已有之還是現代生成的論爭，實質上卻與兒童文學的性質及與現當代文學關系接榫的議題更為相關。與西方兒童文學無異，中國兒童文學也是一個現代概念，其發生源自兒童這一現代概念的綻出。兒童的發現是一個現代裝置，它驅散了以往兒童主體性被抽空的陰霾，兒童重新回到兒童本有的位置。基于知識觀及現代文學制度的重建，兒童也成為一種現代知識，納入了現代中國人文學想象的意識之中。

從這種意義上說，有關兒童的知識論和“人的發現”一樣，都是現代的產物，凸顯了“兒童”觀念之于兒童文學的特殊意義［9］。然而，“兒童”又是一個充滿歧義的概念，立于不同的語境、出于不同的主觀意圖都會使其語義詭譎多變。兒童到底是“發現”還是“發明”出來的？兒童是從方法論還是價值論的角度來判定的？兒童的產生到底是建構的還是本質的？兒童又是如何變成了歷史的主題？這些關涉兒童概念的疑問最終都指向了“兒童文學”概念的本體，進而制導了兒童文學理論與批評的困境。吊詭的是，這種兒童觀念并不存在兒童那里，而是專屬于成人。換言之，兒童觀是成人的兒童觀，它關乎兒童本體，但又脫逸于兒童自身的思想。由于兒童的緘默，成人的兒童觀就無法單純地指向兒童，加之兒童文學不是兒童自己創作的文學，兒童文學的思想和藝術不可避免地銘刻著成人的鮮明印記。于是，在成人思想的容器里，兒童只能淪為“一個空泛的概念，有效地沉默”［10］（P47）。但是，成人的話語權利也是有限度的，完全無視兒童必然會抽空成人本有的話語優勢，兩代人關于童年的對話才是保障兒童文學存在的基礎。因而，不管成人話語如何強勢，兒童文學都不會徹底掐滅兒童的聲音。這種結構生成了“真實的兒童既不會被‘發明’，也不會‘消逝’”的結果［11］。事實上，兒童這種“在卻非在”的缺失也隱含了“不在卻在”的張力。成人作家與兒童讀者的分立體現了兒童文學概念的特殊性，也因此保留了兩代人話語交互與轉換的可能性?？梢哉f，兒童文學的這種特殊性自成一體，在被現當代文學吸附的同時又拉開了距離?，F當代文學是一種現代性的成人文學，其結構內部沒有預留兩代人對話的空間，作家與讀者的界分也比較模糊寬泛。正是基于兩個概念的差異性，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一體化討論才得以開展，類同與界分的一體化實踐才能落到實處。

本文作者：劉進才 單位：河南大學文學院

中國歷來注重修史，正是這種注重修史的觀念帶來了中國史傳文學的發達和繁榮。尤其到明清時代，在長篇章回體小說文類中，且不說《列國志傳》、《西漢通俗演義》、《三國演義》、《兩晉演義》、《隋唐演義》、《南北宋傳》、《皇明中興圣烈傳》等這些“講史類”小說占據了相當大的分量，即便是在“煙粉類”、“諷刺類”、“神魔類”和“俠義類”等小說文類中也滲透著豐富的歷史內容。從《西湖小史》、《繡榻野史》、《金蓮仙史》、《嬋真逸史》、《儒林外史》等諸小說題目的命名就深切感受到歷史題材對小說作者的巨大吸引力，也可略略體察小說作者假借歷史以吸引讀者眼球并提升小說地位的微妙心態。中國傳統的歷史小說主要是演義體歷史小說，作家秉持著補正史之余的創作觀念，通過小說去演義歷史，《三國志通俗演義》小說作者遵照著所謂“七實三虛”的創作原則成為此類小說的典范之作。

這種演義歷史、再現歷史的創作觀念一直占據歷史文學創作的主導。到了清末民初，作家吳趼人仍然看重歷史小說再現歷史事實的社會價值：“使今日讀小說者，明日讀正史如見故人，昨日讀正史而不得深入者，今日讀小說而身臨其境”?！?〕（86）這一論述延續了傳統歷史小說的美學觀念。即使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現代歷史小說在創作的價值取向上已逐漸擺脫了中國傳統演義體歷史小說補正史之余的陳舊觀念，而理論批評方面卻較多地與傳統相連，批評思路上呈現出古典化的特征。尤其是在歷史小說創作上，史實與虛構之間的考辨，本就是古典演義體歷史小說批評家早已討論的話題。事實上，中國歷史文學創作盡管源遠流長，但在理論方面的探討卻非常有限，無論是金圣嘆“以文運事”和“因文生事”的論述，還是毛宗崗對歷史小說“據實指陳，非屬臆造”的強調；無論是謝肇制對《三國演義》“事太實則近腐”的批評，還是袁于令對歷史小說“傳奇貴幻”的提倡；以及李漁的“虛則虛到底”、“實則實到底”和金豐“實則虛之，虛則實之”的寫作原則的確立，都是想在歷史小說創作的虛實之間尋找一種理想的平衡?，F代歷史小說批評家同樣在這一問題上徘徊與沉迷。中國現代歷史小說理論正是過多地糾纏于“虛實之辯”，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對歷史小說理論的其他層面作深入細致的探討，致使中國現代歷史小說理論始終在傳統的陰影下徘徊游移，難以產生超越前人的宏大而精深的理論體系。那么，當代的情況又如何呢？進入新時期以來，思想運動催發了歷史小說創作的空前繁榮。

僅1976-1981年間，公開發表和出版的中長篇歷史小說就達四十多部，短篇歷史小說在百篇以上。不但題材廣闊，內容豐富，數量上也遠遠超越了新文學前60年的總和。然而相對于創作的豐富和繁榮，歷史小說的評論和研究工作卻顯得相當滯后。即便是有些評論的文章，基本上都局限于某一具體的作品，停留在介紹性、讀后感的水平，缺乏理論深度和深厚的歷史素養，沒有把歷史小說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學現象對之進行綜合考察和專門研究。正是在歷史小說研究這樣的文化傳統和學術背景下，吳秀明在教學實踐中，以他所擁有的強大純正的藝術鑒賞力，勤于思索的深刻銳利的思想洞察力以及充沛熱忱的擁抱現實的激情，走進了歷史小說研究的領地。如果從他1981年在《文藝報》刊發的《虛構應當尊重歷史———歷史小說真實性問題探討》一文開始算起，吳秀明至今在歷史文學研究的園地中已經辛勤耕耘了30年。30年辛苦不尋常，吳秀明在這個屬于“自己的園地”中默默耕耘、辛苦爬梳、勤于思辨，創獲頗豐，為學術界貢獻了一系列關于歷史文學研究的論著，總結并建構了歷史文學的創作原則和理論體系。自此，中國歷史文學研究終于超越了此前那種感悟評點似的評介和研究，有了屬于自己的宏富而嚴謹的理論體系?？v觀吳秀明歷史文學研究的30年歷程，按照他學術研究的內在理路的演進、深化與拓展，可以把他的研究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一、文學批評與文本解讀

作為一種獨特的藝術門類，歷史小說創作較之普通的小說創作要困難一些。近代就有人慨嘆：“作小說難，作歷史小說更難，作歷史小說而欲不失歷史之真相尤難。作歷史小說不失其真相，而欲其有趣味，尤難之又難。”〔1〕（145）套用這一說法，我認為，作文學評論難，作歷史小說評論更難，作歷史小說評論能夠論述透辟，評論得當，視野宏闊，尤難之又難。對此，姚雪垠曾感同身受地指出：“幾年來，出現了幾部寫歷史的小說。我看了幾篇評論文章，都寫得不能令人信服，不能讓人同意。為什么呢？因為寫文章的人，或者不熟悉歷史，或者不熟悉小說藝術，歷史小說中錯誤地虛構歷史，評論者不僅沒有指出這些描寫不符合前人生活，反而加以吹捧。這原因可能就在于評論者自己也不曉得不認識這些描寫不符合歷史生活。”〔2〕歷史小說是歷史科學與小說藝術的有機融合，這種特有的藝術品性要求評論者不但要具有小說藝術的審美體悟能力，還必須具備一定的歷史素養。正如歷史小說作者在進行歷史小說創作時必須要熟悉所反映的這段歷史一樣，歷史小說評論者也應該對其評論對象所反映的這段歷史要了解。

面對歷史小說評論這一難題，吳秀明卻不畏艱難，知難而進。80年代初，作為一個從事中國當代文學教學的大學教師，吳秀明的文學素養、文學鑒賞和見微知著的文學評論能力并不缺乏，而面對歷史文學文本，作為一個歷史文學評論者如何過歷史關卻是一個極富挑戰又具有誘惑性的研究難題。那么，吳秀明是如何度過這一歷史關的呢？他多年前的一段自述為我們透露出他為此的付出和艱辛：“我是根據寫評文的需要，有目的地去翻看史書。比如在寫到唐玄宗題材的歷史小說評文時，去查看有關唐玄宗這方面的史料，在寫到捻軍題材的歷史小說評文時，去查看有關捻軍這方面的史料。”〔3〕（365）他為了弄清楚劉亞洲長篇歷史小說《陳勝》所寫的秦二世在上林苑觀看人獸相斗的殘酷娛樂表演是否符合歷史事實，不但請教精通這段歷史的專家，還先后查閱了《史記》、《漢書》、《秦會要》、《太平御覽》等大量的歷史文獻乃至稗官野史、筆記小說。評論中有關此事失真的文字雖寥寥幾行，卻耗費了他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正是這種“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堅韌和執著，吳秀明把文本閱讀與文獻查詢相比照，徜徉于歷史與小說之間，在歷史小說評論這塊比較貧瘠而荊棘叢生的園地里堅持耕耘，開始走出了一條屬于他自己的研究道路。#p#分頁標題#e#

本文作者：張長城 單位：嘉應學院體育學院

在21世紀，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作為一個后起的崛起中的大國，一個負責任的世界大國的候選者，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也應與之相稱，這是我國體育強國成長的現實基礎。而與之相稱的哲學基礎則是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既需要現實主義的思維，而理想主義的精神也不可或缺。偏廢或過分追求任何一方，若不加以遏制都將損害體育強國的建設，阻擋我國向國際體壇融入的進程?，F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平衡問題是當代體育強國成長所要考慮的哲學之一。

體育強國成長方式的現實主義思考現實主義是國際關系理論中非常重要的理論，現實主義者是較為強烈的物質主義者?，F實主義以國家利益為根本目標和處理國家間關系的準則。現實主義在過去把中國從分裂和軟弱之中搶救出來，在目前扶持著中國的發展和強大，在未來仍將是推動中國崛起的最基本的力量，比如“弱國無外交”、“落后就要挨打”、“經濟實力上去了，自然就會提高國際威望等”……，這些都是現實主義的思維。在體育領域，現實主義的思維也非常突出，比如“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強國先強種，強種先強身”，“乒乓外交”，“體育搭臺，經濟唱戲”，“全民健身”和“奧運爭光”等?，F實主義是我國從體育大國向競技體育強國，乃至體育強國邁進的重要的基本理念。然而，在我們堅持這一基本理念的同時，也應該提防過分的現實主義傾向。在體育領域，過分的現實主義的傾向最為典型的就是錦標主義，由此而產生的假球、黑哨、賭球、興奮劑、虛報假報年齡、冒名頂替、斗毆等各種異化現象。因此，這就要求體育強國成長的過程中，既要堅持現實主義，又要適當限制過分的現實主義影響。然而，現實主義并不足以將我國從體育大國擁立到世界性體育強國的寶座。因為體育強國從來不是一個工具理性的產物，它不僅僅與競技體育實力、群眾體育、體育產業、體育科技水平相聯系，它還是一個道義、精神和威望的載體。也就是說，體育強國不全是物質構成，還要有精神構成，不是自封的口號，而是國際認同的結果；不全是工具理性的內容，還有價值理性的成分?？梢姡w育強國的成長既要堅持現實主義思維，又要堅持理想主義的思維。

體育強國成長的理想主義思考這里所講的是基于價值論的理想主義，它認為精神力量必須具有普世性，必須符合人類文明進步的最新發展價值，必須超越民族私利而弘揚人類關懷，體現世界正義、公正、進步和民主的精神。在體育領域，理想主義的思維也隨處可見，比如，具有普世性的人類文明的公共體育精神［2］，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和合體育精神，2008年北京奧運會所倡導的“同一個夢想、同一個世界”的理念等。體育強國成長的理想主義就是要符合國際體育文化的要求，遵守相關的國際體育組織的規定，把追求國際體壇的影響力放在首位，公正、公平、干凈地參加國際比賽，融入國際體壇秩序，并改造秩序，為國際體壇做出自己的文明貢獻。然而，在我們弘揚這一基本理念的同時，也應該提防過分的理想主義的傾向。因為過分的理想主義易滋生世界主義、普世主義和過分的民族主義。諸如中國的“運動員輸不起”，單純地為民族和國家爭光，過分強調“種文明”等。這不但不利于體育強國的成長，反而會帶來不必要的損害，影響我國在國際體壇乃至國際社會的形象。

體育強國的成長方式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哲學基礎就決定了體育強國的成長方式?，F實主義強調以國家利益為核心，注重體育強國的物質性力量的增強，從而決定了體育強國成長方式的物質性。物質性成長是體育強國成長的物質基礎。理想主義則以接受國際社會中的社會化和制度化為前提，通過融入國際社會，使自己與國際慣例接軌，加入國際制度并且更加有效地實現自我，提高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和增強自己的話語權，謀求合理的國家利益。因此，理想主義哲學基礎上的體育強國的成長方式就是一種社會性成長。體育強國的成長就是物質性與社會性的統一體。

體育強國的物質性成長方式體育強國的物質性成長就是指體育強國的物質力量的成長，主要包括優異的競技體育水平、較高的群眾體育發展水平、相對發達的體育產業等。所謂優異的競技體育水平主要是世界大賽（比如奧運會、世界杯等）的成績、承辦世界大賽的數量和能力；較高的群眾體育發展水平則包括體育場館數量（相對數量）、體育人口比例、年人均體育消費資金與年人均收入的比例、體育場館面積（相對面積）和體育人口數量；較發達的體育產業則主要體現在體育產業產值占GDP的比例、體育健身俱樂部的數量等。體育強國的物質性成長是體育強國建設的重要方面。體育強國的物質性成長好比是一個國家骨架下的血肉之軀，有了它體育強國才有可能站起來。然而，過分現實主義的哲學傾向，也會造成這種物質性成長的劣變，導致過分重視體育的工具性價值，導致體育發展結構的嚴重失衡，以及各種異化現象的出現，其結果勢必損害體育強國的物質性成長。

體育強國的社會性成長方式社會性成長離不開物質性成長，但又高于物質性成長。所謂體育強國的社會性成長，是社會化了的體育強國的成長。體育強國社會化的過程，就是這個體育強國接受國際體育社會的基本規范與法律準則的過程。體育強國的社會性成長，就是指體育強國的發展必須以主流的國際體育社會的規則、章程為依據，從維護和建立公正、公平的國際體育社會秩序為出發點，以履行國際體育社會的規范和章程為己任，建立良好的體壇國際形象和威望，提高國際影響力，進而成長為國際體育社會主要成員的過程。社會性成長體現了理想主義的哲學思想，即體育強國建設不僅要提高物質性力量（硬實力），還要發展軟實力。體育強國發展的動力是體育強國的興衰。在一個相互依存、集體認同的時代，這就要求我們適當限制現實主義，為理想主義開辟空間，不能單純地追求物質性的成長，還必須重視社會性成長，以新的思維把握體育強國的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