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路上醫學教育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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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路上醫學教育述略

摘要:

長征時期,紅軍衛生學校在賀誠、陳志方等的率領下,沖破敵軍重重封鎖,爬雪山過草地,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圍追堵截和物質條件極度匱乏的惡劣環境下,在煉獄般的漫漫征途中尋找一切辦學機會堅持開展醫學教育,保證了人才培養質量,終于使紅色醫生的搖籃———紅軍衛生學校由“衛生小學”發展成為“衛生大學”,創造了醫學教育史上的曠世奇跡。

關鍵詞:

長征;醫學教育;衛生學校

1931年11月,中國工農紅軍軍醫學校(后更名為中國工農紅軍衛生學校)在江西瑞金創辦,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醫學教育登上歷史舞臺。隨后,在賀誠、陳志方、彭龍伯等人民醫學教育創始人的領導下,紅軍衛生學校歷經戰火的錘煉、數次遷徙駐址、經過多次更名與合并,為紅軍部隊和革命根據地培養了一大批“政治堅定、技術優良”的紅色醫務人才。1934年10月,紅軍衛生學校跟隨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在長達兩年的漫漫征途中,衛生學校篳路藍縷,不畏國民黨軍隊及地方反動勢力的圍追堵截,克服物質條件極度匱乏的困難,一路堅持辦學,邊行軍邊教學,創造了中國醫學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跡。

1長征前醫學教育概況

中央蘇區時期,隨著紅軍隊伍不斷發展壯大和反“圍剿”戰爭的日趨激烈,加上國民黨的嚴密封鎖,根據地內缺醫少藥問題凸顯出來,從外地招募醫生已屬杯水車薪。紅軍部隊秉承自力更生原則,依靠自己的技術力量,創辦了各種形式的短期醫務訓練班。這種低層次、低水平的培訓,質量不高,無法滿足革命斗爭形勢發展的需求,迫切需要有一個能夠不斷提供醫療衛生人才的機構。因此,創辦自己的醫療培訓學校迫在眉睫。1931年底,臨時中央政府決定在福建汀州的福音醫院創建一所紅色看護學校。1932年2月,傅連?創辦的中央紅色看護學校在汀州城內正式開學。5月,中央紅色看護學校升格為中央紅色醫務學校。學校由培訓看護員為主轉為培養紅軍軍醫為主,學制一年,開設了急救學、內科學、外科學、藥物學、繃帶學等課程。1933年3月,臨時中央政府決定,將紅色醫務學校從汀州遷往瑞金,同年10月與紅軍衛生學校合并。同一時期即1931年11月,中革軍委總軍醫處經、的批準,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軍醫學校,總軍醫處長賀誠兼任校長,陳志方為教育長。學校于次年2月15日在于都縣城正式開學,為軍醫學校制定了“培養政治堅定、技術優良的紅色醫生”的辦學方針。學校開學后不久即中斷了教學,在陳志方、彭龍伯的帶領下學員隨軍參加贛州、水口及漳州等戰役,承擔傷兵救護任務。8月,學校復課后遷往興國茶嶺,開始了相對穩定的辦學時期,并將同設在茶嶺的紅軍總醫院作為臨床教學醫院,師資力量得到充實。1933年3月,紅軍軍醫學校改名為紅軍衛生學校,10月衛生學校遷至瑞金,與中央紅色醫務學校合并,仍稱為紅軍衛生學校。合并后的紅軍衛生學校,規模進一步擴大,在校學生達到500人左右。學校組織機構得到完善,教學設備較前更為充實。學校設有政治處、教務處、總務處等機構,還建立了圖書室、標本室、模型室、解剖室、動物實驗室、細菌檢查室和培養室,還有化學試驗室和瓦斯預防研究室[1]。教學制度逐漸走上正軌,有了完整的教學計劃,學制為一年,分基礎教學、臨床教學和臨床實習三個階段。教員有李治、曾守蓉、李延年、俞翰西、孫儀之、胡廣仁等。衛生學校從成立到1934年10月這短短兩年多時間里,先后開辦了軍醫(醫科)班、調劑班、看護班、衛生員班、保健班、研究班,以及預科班和醫科函授班等,共培養了686名學員。這一大批中國共產黨自己培養的學員畢業后,分配到各部隊參加醫療救護和衛生防疫工作,成為紅軍和地方醫療衛生工作的主要技術力量,其中大部分學員在革命戰爭中光榮殉職。

2長征途中醫學教育的艱難歷程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利后,紅軍衛生學校奉命隨主力紅軍長征,開始了艱難的二萬五千里辦學歷程。

2.1長征初期的搬家式行軍

長征前夕,中革軍委總衛生部對紅軍衛生學校進行了整編,把即將畢業的學員分配到各軍團醫院,壯大醫療隊伍,充實火線救治力量。衛生學校僅留有第6、第7、第8(預科班)三期軍醫班約200多名學員,校長由總衛生部醫政局長陳志方兼任。學校改編為衛生教導大隊,編入中央縱隊,實行軍事化管理,由紅軍總衛生部率領隨軍出發。李治、孫儀之、俞翰西等教員隨軍長征。陳義厚、曾守蓉、李延年等教員則留在中央蘇區堅持斗爭,并先后在江西壯烈犧牲。長征之初,學員們除了自己的衣物等日常用品外,還得背負槍支、彈藥、干糧、講義、教具等四五十斤重的物品,一些較笨重的教學設備如顯微鏡、標本、油印機、圖書等則雇請民工挑運,行軍速度非常緩慢。在突破敵人第一道封鎖線后,上級要求學員輕裝行軍,將部分物品包括教材、講義和教學用具掩埋或燒掉。為躲避敵機轟炸,部隊往往夜里行軍白天休息,學校就利用下午時間在廟宇或祠堂堅持上課,老師講兩節課,學員利用休息時間進行討論;遇上戰斗就中斷上課,一有休息機會又立即展開教學。就這樣走走停停,堅持教學。過湘江前后,戰事日益頻繁,教學工作極為困難,教導大隊就此解散,并再一次把圖書資料、教學儀器和醫療設備包括從中央蘇區搬運來的X光機等拋棄。行軍到貴州黎平時,部隊進行整編,學校把學員分配到部隊參與傷員急救、衛生宣傳、調查水源、了解疫情等工作。

2.2遵義城復課

1935年1月紅軍攻克遵義,衛生學校借紅軍部隊休整之際,致電前方各軍團召回學員,準備在遵義城內省立第二中學復課。不出幾日,先后到了200余人,主要進行衛生勤務和傷病急救知識的教育,講義、課程安排等一應俱全。王斌任教育主任,李治、孫儀之、俞翰西、胡廣仁則負責日常教學。因戰事迭起,復課不到一周,學校被迫停課,被召回的教員和學員重新回到所屬部隊繼續長征。1935年6月,中央紅軍迎來了長征途中的第一座雪山———夾金山。夾金山海拔4000多米,終年白雪皚皚,空氣稀薄,氣候復雜,時雨時雪,罕有人至。衣著單薄的中央紅軍憑借頑強的毅力,終于翻過雪山到達四川懋功與紅四方面軍順利會合。6月26日,黨中央在兩河口舉行政治局會議,提出堅持北上的主張。8月3日,在松藩的毛兒蓋,中央決定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為左右兩路軍,在中共中央統一指揮下,經草地繼續北上。右路軍由、、等率領,從毛兒蓋出發,繞過松潘穿過草地向班佑前進;左路軍由、、等率領,由馬塘、卓克基出發過草地向阿壩地區開進。

2.3右路衛生學校北上

紅一、四方面軍混編為左右兩路軍后,衛生學校亦分為兩部分跟隨部隊行進。王斌、李治帶領第6、第7期學員跟隨右路軍北進,于10月到達陜北吳起鎮與陜北紅軍會師。隨后經過整頓,衛生學校于11月在瓦窯堡復課,王斌擔任校長,呂振球兼任政委,教員有李治、李維禎等,學校召回部分學員組成軍醫班第7期、第8期及調劑班第6期。教學安排是上午上課6小時,下午到醫院實習,晚上自習。由于衛生學校在長征途中損失嚴重,被召回的學員所剩不多。為此11月21日,特致電,要求前方選調60名(紅一軍團30名,紅十五軍團20名,兵站醫院10名)優秀的看護衛生員于12月10日前到瓦窯堡衛生學校學習。

2.4左路衛生學校曲折辦學

衛生學校的另一部分———主要是軍醫班第8期學員,由賀誠、陳志方、孫儀之等帶領跟隨左路軍通過大草地北上向阿壩出發。行至阿壩時,堅持其錯誤主張,擅自率領部隊南下返回大草地,向天全、蘆山方向退卻至松崗地區并休整。賀誠即帶領衛生學校開展恢復重建工作,陳志方兼任校長,周越華任政治處主任,孫儀之任教務主任,教員有孫儀之(兼)、許德、周澤藻、譚錦榮、江一真等,賀誠、陳志方、蘇井觀等也承擔了部分教學工作。學校召回第8期學員約30余人,另從紅四方面軍招收了一批衛生干部和女青年,由孫儀之負責在松崗喇嘛寺復課。一個多月后,衛生學校跟隨部隊南下到達天全、蘆山一帶的通桐場,接著上課。此時第8期學員進入到臨床學習階段。1935年秋,左路軍被敵軍圍困,部分防線被破,被迫放棄繼續南下的主張,向蘆霍、甘孜地區撤退,部隊不得不重過草地、再爬雪山。衛生學校因此而停課,師生被派到部隊協助救護工作并幫助后方醫院抬運傷病員。1936年初,部隊到達蘆霍、甘孜一帶,衛生學校再次召回學員在蘆霍的朱倭村復課。學校在此駐扎長達半年之久,完成了藥物學、藥理學、病理學、內科學、診斷學、外科總論、手術學、婦科、小兒科等科目的教學任務。復課后條件十分艱苦,教員重新編寫教材,學員們自己動手刻鋼板、印教材,油墨、紙張等就地取材。學員睡草窩住牛棚,把牛圈打掃干凈當教室,把門板涂上煙灰當黑板,用石灰做粉筆。為了配合衛生學校的教學工作,總衛生部還建立了一所后方醫院作附屬醫院,把部隊最常見的疾病集中起來進行講解,組織學員到醫院收集病史、查房、書寫病歷等。1936年7月1日,衛生學校第8期學員舉行畢業典禮。由于左右兩路的衛生學校聯絡中斷,長征途中的辦學情況互不知情,且長征出發時,衛生學校的第6、7、8三期未能完成學業,第8期又屬醫科預科班。鑒于跟隨左路軍行動的第8期在長征路上斷斷續續地完成了全部學業,同時為了保持衛生學校的連續性,學校領導在畢業典禮上宣布,把第8期改為第6期。衛生學校軍醫班第6期54名學員在蘆霍順利畢業,這是唯一一期在長征路上畢業的學員。

2.5左右兩路衛生學校勝利會合

1936年7月,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在四川甘孜會師,并在、、的斗爭下兩方面軍并肩北上,于10月22日在甘肅會寧與紅一方面軍會師。左路的衛生學校也于10月到達陜北,與先期到達瓦窯堡的衛生學校勝利會合。左右兩路衛生學校會合后進行了重組,繼續招生辦學。12月9日,中革軍委任命賀誠為軍委總衛生部部長,王斌任衛生學校校長,孫儀之為副校長兼教務主任。醫科班進行了重新調整,即以蘆霍畢業的第6期為前提,把左右兩路會合在一起的學員按教學進度分設為第7、第8、第9期,規模達到百余人。還設立了一個30余人的藥劑班第6期,學校逐漸得到恢復,教學工作步入正軌。同月,新的醫科班第7期學員在學校向保安遷移途中畢業。1937年初,學校又遷至延安附近的閏店子,同年3月中旬第8期在此畢業。隨著第7、第8期學員的畢業,學校繼續招收學員,保證不間斷地向部隊輸送醫療衛生人才。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8月,紅軍衛生學校更名為八路軍衛生學校。1940年9月,視察學校時說:“你們在黨的領導下,從江西中央蘇區的‘衛生小學’,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鍛煉,現在成長為‘衛生中學’了。我們的革命軍隊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你們衛生學校也是這樣,將來一定會發展成為一個‘衛生大學’。”[1]衛生學校的師生大受鼓舞,提議將衛生學校升格為軍醫大學,并獲中共中央認可,遂將八路軍衛生學校更名為中國醫科大學,從此中國醫科大學的校名一直沿用至今。1941年5月,中國醫科大學第14期(從紅軍衛生學校在于都開辦第一期算起,也是中國醫科大學改名后的第一期)學生畢業,為此親筆題寫:“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這一題詞成為我國醫療衛生戰線廣大醫務工作者遵循的醫德基本原則[2]。在二萬五千里長征中,紅軍衛生學校師生們跟隨紅軍部隊突破重圍、四渡赤水、二過烏江、強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走過大草地。衛生學校不僅完成了邊行軍邊辦學的使命,還出色完成了部隊交給的戰場救護、衛生防疫、衛生宣傳和傷員安置等工作,特別是第6期學員在長征路上順利畢業,堪稱奇跡。但在長征中,深受學員愛戴的彭龍伯、俞翰西等優秀教員先后犧牲。

2.6各軍團的醫務培訓

長征中開展醫學教育培養醫務人才的工作,除紅軍衛生學校外,各軍團衛生部也舉辦了醫訓班,主要是為了補充本部隊醫務人員減員的需要。其中堅持得較好的是紅三軍團衛生部,該部舉辦的醫護培訓班從1931年起到1935年長征結束從未間斷過,先后培養了百余名軍醫、數百名看護人員和一大批衛生員,占比達紅三軍團醫療衛生人員總數的90%以上,教員主要有孫根華、劉放等人[3]。紅三軍團培訓班在長征中所遇到的困難比紅軍衛生學校更大,教學條件更差。由于培訓班緊隨戰斗前沿沖鋒陷陣,行軍、作戰、救護、教學更是融為一體,教學中注重理論學習與實際操作相結合,學員們完成基礎課程后,主要是在醫療救護實踐中完成教學計劃。該軍團有一期看護訓練班共16名學員,年齡最大的只有17歲,被稱為“紅小鬼看護班”,隨部隊長征,由于作戰、饑餓、患病、過度疲勞等原因,有12位學員在長征中獻出了生命,見到新中國成立的僅有鄒順、謝華、巫仰岳和李克振4人[3]。紅四方面軍總醫院在長征途中也開辦了一所醫務學校,為部隊培養中級衛生干部;各軍醫院也有看護(衛生員)培訓班,為部隊培養初級醫護人員。紅二方面軍在長征中,沒有專門的醫務學校,但各軍團、師衛生部開辦了短期訓練班,基本上做到隨時補員,保證了部隊醫療救護和衛生工作的順利進行。

3長征中醫學教育的基本特點

在長征極度艱苦的環境下,紅軍衛生學校堅持辦學,為革命戰爭輸送了一批政治堅定、技術優良的紅色醫生。以紅軍衛生學校為代表的完全自主培育醫務人才的機構,在長征時期展現了獨具特色的辦學特點。

3.1在行軍打仗中堅持辦學

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中央蘇區的革命形勢發生巨大變化。中央紅軍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開始了史無前例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紅軍衛生學校在整編后跟隨部隊長征,從此開始了顛沛流離的辦學歷程。許德在《紅軍衛生學校的回憶》中說:“在行軍過程中,我們的學校是流動的,沒有教室,只有露天‘課堂’。教師都是沿途利用休息和露營的空隙,為學生們講課,進行課余‘輔導’的。”[3]“行軍時,把討論題貼在前面同學的背包上,邊走邊討論,前面的同學講,后面的補充;教員也夾在同學們中同幫助討論。休息了,大家就坐在大樹下,教員出題目讓同學們回答。”[3]這是紅軍衛生學校長征時的真實寫照。在敵人的封鎖和圍追堵截之下,衛生學校毅然堅持在行軍中辦學,紅軍走過了二萬五千里長征,衛生學校就辦了二萬五千里學,無疑是一所流動的學校,一所行軍路上的學校。

3.2在艱難曲折中堅持辦學

中央蘇區時期紅軍衛生學校辦學條件艱苦,長征時期的辦學更是不言而喻。相比于中央蘇區,長征中辦學就更加艱難曲折,不僅缺少中央蘇區時期相對穩定的后方環境、物質條件和群眾基礎,而且自然環境更為惡劣,不僅要爬過空氣稀薄的雪山,還要面對渺無人煙的大草地。學校沒有固定的場所,也沒有像樣的教室,教具、講義十分匱乏。每到宿營地休息時,學員就圍坐在地上,將背包當課桌,教員講課學員就在背包上作筆記。沒有紙、筆,就用樹枝在地上練習藥名、拉丁文、認生字等。據教員許德回憶,開展教學工作最難的是印講義,經過長途跋涉和行軍作戰,學員的教材、講義基本扔光了。在蘆藿時,學校復課沒講義,只能重新印刷??僧敃r既沒有油墨,又沒有蠟紙,印刷講義談何容易。但困難難不到英勇的紅軍戰士,沒有油墨就用桐油拌鍋煙制成,沒有蠟紙就用毛邊紙涂米湯晾干做成,沒有紙張就用收集來的廢紙代替。當學員“得到新印的講義,都雙手捧住,如獲至寶,久久不能平靜?,F在我回想起來,還覺得當年余緒未消。”[3]特別是跟隨左路軍行動的衛生學校,三過草地,歷經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困苦。衛生學校全體師生以頑強的意志和樂觀的態度,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中堅持教學,真是聞所未聞的辦學歷程。

3.3在救護傷員中堅持辦學

長征途中戰事迭起,有時甚至十分慘烈,紅軍傷亡嚴重,衛生學校學員還要承擔部隊的醫療救護工作。因為戰事的需要,學校經常中斷教學,把所學不多的學員派到醫療救護一線中去,讓學員們在教員的指導下邊干邊學,邊學邊干。戰爭激烈時學員們要負責一些小手術,如止血、縫合等,面對解決不了的大手術,學員則組成擔架隊運送傷員到后方醫院進行救治。在日常行軍學習的同時,衛生學校還要做好傷員收容、衛生宣傳等工作。對重傷員則要負責寄放到可靠的百姓家里,并做好傷員和群眾的思想工作。每到新的宿營地,不論白天黑夜,醫護人員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門板、搭鋪,給傷病員安排好住處,隨后給傷病員治療換藥、洗臉、洗腳、開飯,把傷病員安頓好后才能休息。當救護任務繁重時,身上的背包半個多月都沒放下過,實在困乏時只能坐著打個盹。此外,學員們還要進行水源、常見疾病與傳染病的情況調查。徐特立曾感嘆“他們是長征路上最辛苦的人”。盡管如此,學員們人人情緒飽滿,任勞任怨,忘我工作,在救護實踐中醫療水平得到了提高,并鍛煉成為長征中紅軍醫療隊伍中的中堅力量。紅軍衛生學校是中國共產黨開展醫學教育的一面旗幟,在艱苦卓絕的長征中,堅持“一切服務于革命戰爭”“一切為了傷病員”的醫療宗旨,堅持“培養政治堅定、技術優良的紅色醫生”的辦學方針,歷盡了各種艱難險阻,克服了各種艱難困苦,維持著醫學教育的不停頓、不間斷,為紅軍部隊培養了一批醫務人才,為黨和紅軍遞交了一份浸透著眾多師生鮮血與汗水的滿意答卷。衛生學校在戰火中錘煉,在征途中成長,為世人展示了史詩般的英雄氣慨,特別是衛生學校在長征路上堅持辦學過程中所凝煉的“堅定信念、勇往向前,不怕犧牲、甘于奉獻,艱苦奮斗、開拓創新,顧全大局、服從指揮”的精神是閃爍在我國醫療衛生戰線上的一塊瑰寶,是革命先輩為我們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也是激勵我們開拓進取,不斷推進醫學教育發展的力量源泉。

作者:劉薇 劉善玖 單位:贛南醫學院

參考文獻:

[1]包坤明.賀誠與紅軍衛生學校[J].黨史文匯,2002(8):40.

[2]劉善玖,劉薇.中央蘇區時期醫務學校創建探析[J].黨史文苑,2008(10):13.

[3]劉善玖,鐘繼潤,張莉芳.中央蘇區醫學教育工作資料匯編[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5:273,276,237,237,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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