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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有那些國家范文1
關鍵詞：肯珀斯觀點；東南亞文明；印度化
以英國肯珀斯為代表的一些歐洲東南亞史學工作者在論及古代東南亞文明時，往往冠以“印度化”的名稱，用于指明“這一地區古代文明屬于印度古文明的范圍”[1]。這種被稱為“東南亞古代文明印度化”的觀點從表面上看有其一定的理由，在古代東南亞文明范圍的某些區域，例如爪哇、占婆、吉蔑和馬來半島，也確實發現了受古代印度文明影響的若干例證。但是，當我們透過歷史的表象進行較為深入的探討時就會發現：就總體和本質而言，東南亞的古代文明是東南亞的，表現出強烈的本地特征和鮮明的個性，而不是移植于印度的，更不是“印度化”的。本文試圖以有關史料和實況為基礎，結合西方學者的“印度化”觀點進行分析，粗略地探討一下東南亞古代文明的幾個問題。
1 史前時代東南亞文明并非來自印度
在東南亞史前時代文明起源問題上，持“印度化”觀點的學者認為[2]：該地區的古代文明是印度移植、輸入而產生的。以肯珀斯為代表的西方學者作如是觀，影響所及，甚至一些東南亞國家的歷史學家在論述早期文明起源時也往往從“古代印度文明”開始作為卷首語，將本國歷史認定為“開放于古印度文明土壤上的一支絢麗花朵”。
“印度化”觀點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首先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1]：古代隸屬于印度文明范疇的錫蘭山地部族“維達”型文化形態，在東南亞古代文明的幾個地區——瑯勃拉邦、暹羅北部、馬來半島大部和蘇門答臘東部沿海地區都有普遍發現。于是，這種“印度文明”范圍內的所謂“維達文明”是東南亞古代文明植根于古印度文明的一個證據。
我們認為這一觀點是過于武斷而且不符合歷史事實的。首先，十九世紀末發現的人類學上的人種維達人，并不等同于古代東南亞文明的創造者；其次，錫蘭某一山地部落的“維達文明”沒有證據表明整個東南亞古代文明與其構成了“子文明”與“母文明”的隸屬關系，“印度化”觀點至今無法為我們排列出兩種文明之間發展順序的時間表；第三，考古學對錫蘭“維達文明”的發掘并不能證明其足以代表整個東南亞古代文明。相反，我們有理由認為：遠離東南亞的錫蘭維達文明與東南亞文明之間并無直接的因果關系，東南亞古代文明不是古印度范疇的。在印尼爪哇發現的屬于地質年代中的更新世早期和中期的莫佐克托猿人和爪哇猿人化石、在梭羅河流域發現的昂棟人化石都足以證明：創造古代燦爛文明的東南亞原始居民可以追溯到由爪哇人進化而來的某一支智人。中石器時代東南亞古代文明的遺跡分布之廣泛進一步說明了這個問題：大量的以單面加工為顯著特征的石器和在日常勞動中普遍使用的骨器、生活中廣泛使用的陶器并非來自印度的當地文明。從不可知的遙遠年代起，東南區的土著居民們已經通過自己的勤勞智慧創造了獨特的、絕非來自印度的本地文明。值得注意的倒是另一個問題，即東南亞古代文明起源的東亞背景，由于這一問題不在本文的范圍內，茲不贅述。
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遺跡似乎又給“印度化”、“印度文明輸入論”提供了新的證據：發現于印度支那和印尼海島的矩形石斧文化的分布范圍和南島語系的傳播范圍大致相符。持“印度化”觀點的學者對此的解釋是[2]：“原始馬來人”從西方的印度越過布拉馬普特拉河流東來，在傳播南島語系各語支的同時也就將矩形石斧文化傳入了東南亞。但是，正如現代人種學的研究不能完全取代、等同于古代實際情況一樣，語言學對今天存在的語言做出的某些分類（姑且不考慮這些含糊不清的分類法是否科學）也同樣不能代替考古學的權威解釋。二十世紀中葉以來的考古發掘業已證明：以矩形石斧文化為代表的東南亞新石器文化遺跡主要集中于占婆、“交趾支那”、柬埔寨等廣大地區，考古發現的石器工具表明遠在新石器時代，東南亞的先民們已經能用美麗的雕刻裝飾木屋，制造精美的陶器，生產某些紡織品。另有證據表明：在新石器時代東南亞土著居民已能根據季節的變化種植水稻，而水稻的種植是東南亞古代文明有別于印度古代文明的特有的一個顯著標志。有證據表明：印度的水稻種植歷史最早不超過公元前十世紀。擁有這種新石器文明的東南亞先民，在航海和造船技術方面已都有較高的技術，他們已能在季風和信風的季節里，利用世代積累起來的航海技術和天文導航知識進行海上航行，這非常便利于東南亞各文明區域之間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傳播。另外，作為新石器時代文明的另一個顯著特征是“巨石文化”——通常是雕刻成祖先的肖像的巨石像；具有當地原始宗教意義的龐大的“魔石”；保藏死者頭骨的石槽；墓葬標志的石冢；由長形石板建成的墓地石室或具有紀念性、象征性，或精細雕刻具有寫實性、裝飾性。以老撾查爾平原的“石缸”文化為典型的巨石文明在東南亞的各區域廣泛分布，至今散發著古老文明的巨大藝術魅力，而在同一時期或前一時期的古代印度卻找不到相類似的實例。顯然，僅僅以語言學上的一個巧合性因素來試圖證明古代東南亞文明來源于印度是沒有說服力的。
在東南亞地區青銅器、鐵器文明的起源問題上，也同樣存在著一種以印度為中心的見解。歐洲的一些學者認為[2]：雅利安人來到印度征服原地居民，促成了原來的土著居民離開本土，或通過海路，或經由陸路陸續來到東南亞，將原有的印度此種文明移植到新居住地。然而，迄今為止，這只是一種找不到證據的假說和推測。印度不能等同于殖民時期的古代希臘，東南亞陸地和海島也不是古代印度什么“殖民時期”的“海外殖民地”。有些國外學者將古代印度商人在東南亞的經商活動比之于一場“移民浪潮”，更是將古代正常的海商貿易混淆于文明的大規模傳播和輸入，缺乏起碼的事實根據。
總之，在經歷了自身的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東南亞古代歷史即將邁入國家產生的門檻之際，土著居民已創造出了絕非輸自于印度的高度發達的古代文明。史前時代的東南亞文明是一個按順序發展演變而來的有機整體，正如我們已看到的：這種文明并非來自印度，它具有其本身的顯著特征。
2 印度文明影響時代的東南亞古代文明并非是“印度文明”
誠然，在東南亞古代歷史上產生國家之后的公元后的幾個世紀中，東南亞相當大一部分地區和國家確實感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強烈影響，這種影響在建筑藝術、式樣、風格，宗教傳播，王朝的稱號、排列方式乃至社會生活的某些具體方面體現出來?？乡晁沟葒鈱W者據此認為[1]：在印度文化影響時期，東南亞大部分國家已經“印度化”，持這種觀點的一些學者甚至使用了“外印度”、“大印度”這樣的概念。
這樣的觀點我們同樣認為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至少是片面的。我們認為：即使是深受印度影響的東南亞古代文明，并不是前者的全盤翻版和印度文明“在海外的延伸”，而是經過當地居民對印度文明加以改造之后，以本地固有的文明為主體，依然具有鮮明的本地特征。
我們以肯珀斯等學者認為最能體現“印度化”的幾個古代區域來分析一下。扶南是古代東南亞最早出現的國家之一，關于憍陳如到扶南后與當地“女王”柳葉通婚的傳說，被“印度化”觀點的學者認定為扶南是由印度王族或王家支系的憍陳如在東南亞建邦立國，從而導致了在印度文明“灌輸”下東南亞始有國家和文明的起點，有的學者[1]為了給這種觀點尋找根據，力圖在對音上證明扶南古代王朝世系與印度古代某王朝之間的對應和繼承關系。但是考古學已充分證明扶南最早的國家遺址純粹是東南亞型的，絲毫找不到印度同一時期文明影響的痕跡。在稍后的公元九世紀阇耶跋摩和其繼承人因陀羅跋摩一世時代，正是印度教在東南亞廣泛流行時期，“受印度文明的影響”，建造了著名的巴孔廟和洛利寺。在肯珀斯等人稱為“印度文化的典型代表”的羅盧奧斯建筑群，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當地固有文明的特征：在印度教建筑的外在形式下，卻并非供奉著濕婆等神像，而是將兩位君主的父母、祖父母等祖先石像高踞于祭殿正中[3]，它們正作為東南亞史前時代即已流傳下來的祖先崇拜的一個典型例子。公元十世紀的古代柬埔寨正是這個國家古代文明的輝煌時期，以國王為首的王族成員和高層僧侶階層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印度文化的影響，出于祭祀的需要而修建了許多神殿，殿中的許多神像也曾被冠以印度神話中神祗的名稱，如濕婆、毗濕奴、吉祥天女、雪山女等，但具有嘲諷意義的是這些具有印度神靈稱號的神像在體形和面貌上卻是徹頭徹尾的古代吉蔑人，而且這些顯然脫型于現實生活中的王室成員和吉蔑僧侶的神像上都鐫刻有其原型人物的姓名[3]，在印度文明的外殼下展示著古代吉蔑帝國統治集團的權力體系。這種習俗和特征，不僅在古代柬埔寨，而且在許多東南亞國家都廣為流行，與其說它顯示了東南亞自新石器時代以來的祖先崇拜與印度文化的結合，不如說是當地居民對外來文明進行改造使之適合于本地需要。在古代緬甸，歷史的真實面貌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即使在印度文明強烈沖擊的時代，東南亞地區的古代文明仍然是以其本地固有的傳統為內部核心和最終歸宿的：蒲甘王朝是緬甸歷史上以“印度文明覆蓋”而“著稱”的，阿奴律陀國王統一國家期間曾征服直通，而發動這場征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取得據信珍藏于直通的“巴利文三藏經”，這件事被“印度化”觀點的學者們稱之為古代東南亞君主們“主動吸收、依附印度文明”[1]的一個典型例證。但是，事實上統一后的蒲甘帝國所流行的佛教，卻并非純粹的外來文化，而是以根深蒂固的那迦崇拜和納特崇拜為基礎的。作為東南亞和緬甸固有文化傳統中主要成份的“納特”，是當地原始宗教中的神靈，從史前時代即已廣泛流行下來。傳說中認為全緬甸有37個重要納特，他們以居住于布波山上的摩訶祗利兄妹為首領。納特崇拜是古代東南亞固有的萬物有靈論和亡靈崇拜的具體表現，所以阿奴律陀征服直通要求取得佛經只不過是為了使戰爭師出有名的借口，統一后的蒲甘佛教始終是以當地原始宗教為核心的。這可以從緬甸這一時期佛教的教義、儀式上清楚地看到，甚至許多佛像的外貌、面容都是“納特式”的。在印度教、佛教等印度文明盛行的年代中出現的這種情況充分證明了東南亞本地文明對外來文明的強大的融解和改造能力。阿奴律陀們絕不是為引進外來文明而引進佛教，而是為了將此種適合自己統治的宗教外殼作為統治國家的工具。因此，正如在緬甸所發生的情況，印度文明包括宗教，在東南亞各地都或多或少地呈現出被改造、利用的差異。在阿奴律陀的繼承人江喜陀時代，被譽為與埃及羅塞達石碑同樣重要的“江喜陀石碑”，其銘文的文字、內容更是與供奉這一碑銘的佛寺毫無關系。本應記載佛經的石碑卻用驃語、緬語和小乘佛教的巴利文記載了江喜陀王征戰四方的文治武功，這種用佛寺的碑文為統治者歌功頌德、讓天國為人間唱贊歌的行為，無疑是印度文化充其量成為東南亞文明的一種承載工具，為東南亞當地實際生活服務的例證，這種情況在印度文明所及的古代印度尼西亞也十分明顯。爪哇島的婆羅浮屠是夏連特拉王朝時期古代人民藝術才能的精華和集中表現，從外表上看確實深受印度古代文明的影響：直通塔頂的走廊兩邊墻上所刻浮雕，是大乘佛教經典的圖解，雕塑的風格仿效笈多時期印度的古典形式。從宗教觀點而言，婆羅浮屠的整體形成了那爛陀寺教教派所傳佛教的“一部動人的、有說服力的經書”[4]。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大乘佛教經典圖解的大量的、數以千計的浮雕內容卻并不是真正描繪了經卷內容和佛本生故事，爪哇的古代藝術家們在采用印度宗教、建筑形式時已經對其進行了根本性的改造，他們的發型、面部、服飾、背景圖案已不是印度式了，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當地、當時特征的爪哇式的[4]，實際上提供了古代爪哇社會生活和習俗的一幅生動圖景。浮雕中那些傳統的人物形象也經過改造，刻畫得很有生氣，沖破了古印度同一題材構圖的舊形式而頗具人情味。離婆羅浮屠不遠的曼杜陵廟、沙里陵廟、普勞桑陵廟和由于某種不可知原因而未完工的西巫陵廟，至今仍屹立在日惹附近的克杜平原上，“印度化”的觀點認為這些都是“印度移民浪潮的產品”[4]，但是至今并沒有找到發生過這樣一次移民浪潮的證據。事實上至少可以使我們對這一點確信不疑的是：這些宏偉的建筑外表上誠然是濕婆教廟和佛教寺廟，但絕不等同于印度的寺廟。這些宗教紀念物不但是由爪哇石工和雕匠所建造的，而且同爪哇本地的宗教思想和儀式有高度緊密的聯系。在古代爪哇（在古代被稱為“印度化”的東南亞其它地區也是如此），當一個統治者將自己的統治擴展到一個新近征服的地區時，就著手建筑一座“陵廟”（巨大的紀念物）以顯示自己的武力之強大。在陵廟內供奉的并非印度宗教諸神，而是他生前愿被認為與之同一、而他死后與之合為一體的那個神靈。很顯然，有著濕婆教和佛教外形的陵廟，實際上是顯示統治者大君主地位的外部標志。統治者一旦由于某種原因被迫放棄王位而“獻身”于宗教生活，修建宗教建筑以“積功德”時，也并非真正醉心于印度的文化，他們往往將古代印度宗教的神靈改名換姓，代之以自己的王號或姓氏，實際上成為其在位時期的“文治武功”的記載。說到底，婆羅浮屠、曼杜陵廟等古代印度尼西亞文明的典范給我們留下的是夏連特拉山帝王朝在歷史上走過的蹤跡，又何論“印度化”的“例證”？這種情況在另一些所謂“印度化”的國家中也很普遍，限于篇幅我們不再評述?？傊词故怯《任拿饔绊懕憩F最為強烈的宗教、建筑方面，“印度化”、“大印度”、“外印度”的觀點也是片面而缺乏根據的。轉貼于
3 勞動人民創造的文明是“印度化”時代東南亞文明的主流
如前所述，東南亞古代上歷史上確有一個時代在某種程度上感受到印度文化的沖擊和影響。究其原因，首先是古代東南亞宮廷王朝、統治者為了鞏固自身統治的需要而采取的措施；第二，也是古代東南亞與印度文化之間文化、文明相互交流、影響的結果在東南亞地區的反映，相信隨著歷史學、考古學的進展，有關東南亞文明對印度文明的影響也會日漸清晰。我們要說明的是：不存在著肯珀斯等學者所說的單方面的、移民浪潮覆蓋下所造成的東南亞地區的純粹的“印度化”時代。我們還要說明，即使在所謂“印度化時代”（我們在很謹慎的程度上借用這個詞），在歷史的長河中流淌的主流仍然是當地人民創造的東南亞自身的文明。
封建時代東南亞各國史料往往側重于宮廷王朝的活動，而對普通人民創造文明的主要方面——生活、生產則很少記載，即使偶爾涉及也往往語焉不詳，這對我們在此方面作出比較全面的描述是一個很大困難。但是，通過對普通人民生產、生活方面的一些零星記載，我們仍然能夠得出結論：即使古代印度文明對東南亞地區有所影響，那么這種影響也主要限于上層統治集團的狹小范圍和涉及于建筑、文學、宗教等方面，而構成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體部分仍然是由勞動人民創造的，具有鮮明的東南亞本地特征。
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東南亞勞動人民創造了與其它人類文明相比毫不遜色的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在進入國家建立的階段之后，當各國統治階級醉心于用印度文明的外在形式為自己服務時，緬甸人民在中部干燥地區建立了被稱為“人類奇跡”的皎克西水利灌溉系統，它對于以后相繼崛起的蒲甘文明和阿瓦文明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在菲律賓碧瑤附近，勞動人民開辟了被后人譽為“世界第八奇跡”的巴納韋梯田，但令人費解的是，肯珀斯等人卻將菲律賓排除在古代東南亞的范圍之外又未見說明其理由。在爪哇，拉巴扎和錦石兩地之間遼闊平原上灌溉系統密如蛛網地廣泛分布，其設計之精巧、規模之宏大令現代人們驚嘆不已，這一水利工程對于諫義里、新柯里沙、滿者伯夷等強大王國的連續興起是一個重要因素。在吳哥時代，柬埔寨人民修建的高度發達的供水系統，其水利灌溉農田功能的意義大大超過“印度化”觀點認定的“為人們在吳哥寺祭祀神靈”[1]的供水飲用功能。在這個意義上，沒有古代的這一水利工程，也就很難產生偉大的以農業為基礎的吳哥文明。在肥沃的稻田中，人們使用馴養的水牛耕作田地，還種植茂密的竹林、棕櫚和各種果樹，以捕魚作為副業。我們完全有理由說，這種以水稻、水牛、竹子和小艇為特征的文明，其意義的重要性遠遠高于統治集團所熱衷的神廟、祭祀、石碑、陵墓的意義。東南亞人民在悠久的歷史中，栽培了許多作物，后來傳流于世界各地，對全人類的文明作出了巨大貢獻。棕櫚科樹木的載培始于古代東南亞，它們的漿液被用于制糖和釀酒，葉子被用于覆蓋竹層的屋頂，還可用于書寫，這在古代中國古籍史料中被多次提到。而作為古代東南亞歷史記載的重要來源的中國史籍卻從未提及過古代印度文明對東南亞人民普通文明的影響，中國史籍為我們描繪的是一幅東南亞本地特征的文明圖景，這對于我們指出“東南亞文明印度化”、“印度文明輸入論”的片面性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佐證。
古代東南亞人民在種植區域種植了大量的椰子、香蕉、木瓜和芒果。馬魯古群島和班達群島上大量人工種植的丁香、肉豆蔻，爪哇西部和蘇門答臘南部種植的胡椒、龍腦、松脂和安息香等，都是中古時期國際貿易，特別是東西方貿易的重要商品，而且也是東南亞古代各國對外貿易的獨特產品。在印度尼西亞古代特有的蠟染法“巴提克”印出的花布，不僅以色彩古樸、具有強烈的裝飾性和象征性而聞名于世，而且圖案的式樣也與充滿宗教氣息的印度圖案毫無關聯，是東南亞人民抒發自己情感的一種獨有形式。古代印尼的皮影戲，反映的內容主要是當地普通人民的生活和生產活動，這是東南亞古代文明不同于印度文明的又一個顯著標志。特別應當指出的是：古代印度是一個種姓制度典型發展的國家，也是一個婦女地位非常低下的國家，如果歷史上東南亞文明確如肯珀斯等人所認定的有“印度化”、“大印度”時代，那么這兩項印度社會獨有現象就應在東南亞古代有明顯的反映。但古代東南亞卻找不到跡象可以印證它采用了印度那種具有特殊章規和禮儀的真正的種姓制度。古代東南亞婦女相對印度婦女而言，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例如在古代柬埔寨、爪哇的宮廷中都有關于婦女充任高級官員的記載。這一切可以表明：印度文明的影響，主要集中于統治者和宮廷有關的狹窄范圍內，而古代歷史記載將注意力集中于宮廷、宗教、陵墓、神廟、王朝世系、王號等諸因素又易強化“印度化”觀點的影響，實際上，印度文明對廣大的東南亞普通人民的影響，對社會深層的影響是遠遠低于這一估價的。歐洲學者的“印度化”觀點是應該打上一個問號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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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有那些國家范文2
既窮又嚴格
在柬埔寨首都金邊附近的許多外資工廠里，一般都分別有著數百至數千名的柬埔寨工人在里面工作，目前他們的月工資大多介于70～90美元之間，不過柬埔寨國家規定的法定假期一年有20多天。
“目前柬埔寨工人的工資很低，大約只是中國工人的1／3左右，而土地使用方面的優惠政策也很多，所以我們很愿意把工廠建到這里來?！苯疬呉患抑埔聫S的臺灣商人鄭先生說，“我以前在廣東開廠，現在東南亞幾個國家都有廠，也許未來會考慮把工廠更多搬到越南和柬埔寨?！?/p>
他表示，目前越南、柬埔寨等國家和中國的投資條件相比，各有利弊，比如中國的基礎設施比較好，各種政府服務也相對規范，而東南亞國家的土地、人工費比較低，而且東南亞國家對于外來投資更加渴望，國內也沒有具備競爭力的企業，所以目前許多商人都還同時多處辦廠，還沒有把工廠全部搬出中國的想法。
“但是從工人素質和勤勞上對比，東南亞工人遠遠不如中國工人，中國工人不但普遍吃苦耐勞，而且對生產技術的掌握很到位?！编嵪壬f，“目前，許多原先在中國投資建廠的公司倘若要在越南、柬埔寨建同類新工廠，總是要從中國帶一批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一起過來，而這些人大多數都來自于中國原先的工廠里?！?/p>
在柬埔寨的華商楊小燕則認為，由于柬埔寨工人工資太低，許多人都出國到臺灣、韓國等國家和地區打工，致使柬埔寨勞動力大量外流，事實上柬埔寨國內目前勞動力已經很有限了，并不是外界所想象的那樣豐富。要改變這樣的情況，讓柬埔寨人回來工作，條件只有一個，那就是工人工資要提高，否則即使把工廠從中國搬到柬埔寨也沒有用。
一名在柬埔寨制衣廠做技術指導的中國籍女工說：“柬埔寨工人的文化素質很低，致使他們在學習技術時很吃力，總是不如中國人聰明，也沒有中國工人能吃苦，而且他們普遍都有，對生活的要求沒有中國工人那么高，所以工作上也不愿意太賣力。”
“但是柬埔寨的法律在勞工保護方面很嚴格，致使許多工廠所追求的生產效率遠遠達不到?！毙录悠翶.C.P律師集團駐柬埔寨的中國籍律師儲建富說，“這種既窮又嚴格的情況讓許多外來投資商人很頭疼，建議想到這里投資的商人多多權衡，也許這里的情況并不是完全符合他們的需要。”
儲建富表示，東南亞許多國家雖然經濟不發達，但是在法律設計方面比中國健全，由于許多中國商人不習慣、不愿意使用律師提供正式的法律服務，致使經營環節中麻煩迭出，“比如柬埔寨雖然腐敗很普遍，但是人家要用法律來對付中國商人時，的確是能夠找到依據的”。
另外，柬埔寨頻繁的政治沖突和混亂的投資環境也令人擔憂。一名在柬埔寨的中國福建商人說：“目前柬埔寨的投資環境并不理想，特別是官員們的腐敗很嚴重，政府發給他們的工資少得可憐。如果要獲得更多投資，柬埔寨政府需要在懲治腐敗方面多花點力氣?！?/p>
對于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成立，臺灣商人鄭先生說：“事實上中國的政府和商人都很愿意，但是東南亞許多地方不一樣，許多國家都是政府官員愿意，而商人們不愿意；因為政府官員們總是能夠在各種商業活動中得到好處，而商人們就不一樣了，目前他們都無法和中國的商人和產品進行競爭?！?/p>
“其實類似柬埔寨、越南、老撾和緬甸等國家自身的工廠和產品都很少，所以要談與中國產品的競爭似乎有點懸乎?！彼f，“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對于柬埔寨這樣的國家而言，對于產品零關稅的問題，它們只能被動地接受而很難有話說?！?/p>
中國商人的壞習慣
在柬埔寨被討論和非議的不僅僅是中國產品，還包括中國的商人。
“中國商人的習慣很不好，他們來到柬埔寨做生意，每一個人首先都是千方百計地和政府那些大官來往，給大官們好處來換得自己的方便。”柬埔寨金邊的華商楊小燕說，“開始我也很奇怪，為什么中國商人們不愿意與柬埔寨商人合作，后來我終于知道他們在中國就是這樣做生意的?！?/p>
她表示，中國商人到柬埔寨，通過收買大官們的確做成了許多事情，但是花費也肯定不小，“比如每次入境他們都會被索要一兩美元小費，于是他們決定認識一位大官來保證自己的利益殊不知他們要結識大官的花費更多，而且很多時候不_定有用”。
正在金邊進行法律服務工作的美國律師Jay Cohen說：“有一點很奇怪，東南亞國家的官員和警察一般只向中國人索要小費和賄賂，卻很少向歐美國家的人開口，比如我自己就幾乎沒有遇到過。我聽說的情況是中國人自己也愿意通過賄賂來得到方便，同時中國人要獲得當地大使館的幫助也比美國人困難得多。”
“我們都知道中國現在很強大，中國商人做生意很厲害，但是他們的做法已經引起了許多人的不滿，尤其是柬埔寨商人的不滿?！睏钚⊙嗾f，“和柬埔寨當地人合作當然能夠給中國人帶來許多方便，但是合作的對象應該是柬埔寨的商人，而不是柬埔寨的官員，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p>
她認為，柬埔寨的一些官員的情況很嚴重，影響了柬埔寨的國家形象和經濟發展，柬埔寨政府也不斷對此進行打擊，所以經常出現官員被更換的情況，而每一個新的官員上臺，情況又發生了變化，中國商人必須重新花錢建立關系。
楊小燕說：“很多事情如果由我們柬埔寨商人出面就簡單多了，即使要私下送錢也不需要那么多，畢竟我們都是本地人，互相都是認識的人，大官們也不可能太過分。而中國商人總是想把我們柬埔寨商人甩開自己賺錢，時間久了彼此肯定會產生矛盾，甚至沖突?！?/p>
華裔學者陳子豪則認為：“中國政府一向對通過商貿活動促進外匯流入國內的制造商予以獎勵，與此同時對那些以不道德方式經營的商人很少懲罰，這樣的情況已經使中國企業和中國產品的名聲受損?！?/p>
東南亞有那些國家范文3
關鍵詞：云南；橋頭堡；國際物流人才；培養
1引言
2009年7月，總書記在云南考察工作時指出，“要充分發揮云南作為我國通往東南亞、南亞重要陸上通道的優勢，深化同東南亞、南亞和大湄公河次區域的交流合作，不斷提升沿邊開放質量和水平，使云南成為我國面向西南開放的重要橋頭堡”。同年12月，云南省委八屆八次全會提出了“綠色經濟強省，民族文化強省，我國面向西南開放的重要橋頭堡”的戰略目標，進一步豐富了橋頭堡戰略的內涵。2011年5月國務院出臺的《國務院關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設面向西南開放重要橋頭堡的意見》更是明確了橋頭堡戰略的目標和具體的建議，標志著國家對橋頭堡建設的部署進入了全面實施階段，云南省省長秦光榮表示：“橋頭堡戰略的實施，對云南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云南已經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圍繞橋頭堡建設，云南需要培養大批與東南亞、南亞國家開展交往合作的國際物流的專門人才，在政治、經濟、語言、民俗 、文化等各個方面都要做好準備，這樣才能在面對西南開放的過程中搶得發展先機，也是云南加快發展的重大歷史機遇。
2云南國際物流人才供需狀況
2.1國際物流人才培養狀況
2.1.1現有人才狀況分析
近年來中國與東盟、南亞國際貿易貨物進出口總額持續上升，2011年云南對東盟貿易又創新高，進出口貿易額接近60億美元，較上年增長30.2%，對南亞的貿易達10億美元，云南與東盟、南亞貿易合計占全省進出口的44%以上。隨著橋頭堡建設的不斷深入，云南與東盟、南亞的貿易額的不斷增加，需要大量國際物流人才。2010年云南省物流人才缺口達20萬人，特別是云南國際物流業，通曉國際業務的國際物流師奇缺。
2.1.2高校培養狀況
全國高校開設物流專業相對較晚，云南高校開設物流專業則更晚，2003年才辦學，云南高校包括本科及高職類院校共59所。據統計，開設物流專業的院校僅占30%左右，加上專業開設時間短，教學經驗缺乏，對物流企業及市場的需求了解不足，對物流崗位人才需求更是缺乏把握，是導致國際物流人才稀缺的主要原因。
2.1.3企業、社會和政府培訓狀況
目前，企業物流人才主要依靠企業自己培養或對非物流崗位員工進行繼續教育使其轉變為適應操作性崗位人才；物流人才的培訓和資格認證主要依托社會培訓機構來完成；近年來政府部門為滿足云南物流人才需求，加大了對物流人才的培養，如在全省范圍內舉行物流職業技能競賽，技能競賽為云南橋頭堡建設培養和選拔了一批高水平的專業物流人才。
2.2國際物流人才需求狀況
隨著云南橋頭堡建設的不斷深入，中國對外貿易額的不斷增加，云南對東南亞、南亞的進出口貿易額不斷增長，伴隨著云南物流企業不斷壯大，國際物流人才的需求將會不斷增加。云南省今后10年的物流人才缺口將達到30萬人，可以預期國際物流人才將成為云南橋頭建設的重要支撐。
3云南國際物流人才供需缺口分析
3.1缺口總量
云南物流人才在未來10年缺口將達30萬人，特別是云南的國際物流業，通曉國際業務知識的國際物流人才奇缺。隨著云南橋頭堡戰略的不斷深入，中國與東盟、南亞的貿易額將不斷增長，國際物流人才將越發的短缺。
3.2素質結構
物流企業崗位表面上是搬運貨物，實際上是有組織、調度、指揮的，這就需要除有實際操作能力外，還要有扎實的理論基礎。云南物流從業人員普遍存在文化素質不高，專業知識匱乏。據統計，本科學歷員工僅占員工的10%，高中學歷及以下占到40%以上。
3.3崗位分布
據云南省勞動就業培訓中心分析，目前倉儲和貨物流通是國內物流行業人才需求分布最基礎的職位，但這部分員工大多不是物流專業人才；中級職位上，如業務經理和管理經理也不是物流專業人才，這部分人才是具備一定經驗的從業人員；最缺乏的職位是高級經理和總監，這部分通曉國際物流專業知識的人才是培養重點。
3.4需求結構
從市場對物流人才的需求角度看主要分為三種類型：一是政府機構的宏觀管理人才。這部分人才主要從事政府的政策制定等相關工作；二是企業物流管理人才。企業物流管理人才是物流人才需求最大的一部分，他們的工作涉及到企業的管理和協調等工作；三是物流企業管理人才。在目前情況下，通曉外貿型國際物流人才及從事企業物流規劃人才最為缺乏。
4云南國際物流人才培養存在的問題
4.1專業開設晚，人才短缺
物流專業在高等院校開設較晚，云南則更晚，2003年才開設物流專業。近年來云南物流業發展迅速，但由于專業開設時間不長，物流專業人才短缺，專業國際物流人才幾乎為零。不僅如此，在專業和課程設置及教學方法等方面與市場需求不能有效對接，不能向物流企業提供各種層次和崗位的人才，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約了云南物流業的發展。
4.2人才培養質量不高
目前物流人才的培養主要是職業院校和普通高校，職業院校的培養主要精力集中在操作能力上，以學生多參與實踐教學為主，以理論教學為輔的培養方式。普通本科類院校，主要是在課堂學習物流專業理論知識為主，學校設置完整的課程體系，但物流課程的設置往往不能和企業的要求相符合，導致大多畢業生無法滿足現代物流企業的需求，操作能力欠缺，特別是不能滿足國際物流的人才的需求。
4.3師資力量薄弱
由于物流教育在我國起步晚，云南則更晚，師資隊伍緊缺的狀況普遍存在，且現有教師隊伍大多是從其他行業和專業轉化而來，對物流理論和技能的掌握不系統，尤其是對物流管理的技能操作欠缺，“雙師型”物流教師嚴重缺乏，從而使物流專業人才培養不能滿足企業的實踐操作能力和管理能力要求。
5云南國際物流人才培養的目標與策略
5.1培養目標
為云南省橋頭堡戰略建設提供專業的國際物流人才支撐，提高云南省國際物流業的發展潛力，配合好云南“兩強一堡”建設，云南需要培養大批與東南亞、南亞國家開展經濟合作的國際物流的專門人才，需要引進先進的國際物流人才培養和管理經驗，培養出有著強大競爭力的物流產業人才群，把云南省建設成我國西南地區的國際物流中心。
5.2國際物流人才培養的策略5.2.1繼續發揮高校培養的主要作用
高校應根據市場的需求培養符合物流企業要求的物流人才，推行“訂單式”教育及“校企聯合”辦學模式，加強學生的實踐教育。高校應積極發揮培養物流人才的主陣地作用，根據物流企業的實際崗位需求對學生進行培養，提高物流效率。物流企業應積極配合學校的教學活動，接受師生到企業進行實踐性學習，為師生提供實際操作機會，實現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為應用型國際物流人才的成長空間和培訓場所。
5.2.2加強職業培訓
職業培訓是高等教育外物流人才培養的有效補充形式，同時也是最快捷的物流人才培養形式。應大力加強職業培訓的力度，政府應在政策上給于職業培訓學校一定的扶持，發揮職業培訓的快捷、針對性強的優勢，特別是在目前物流人才短缺的情況下，加強職業培訓越發顯得重要。
5.2.3跨國交叉培養國際物流人才
目前云南省主要國際貿易對象為東南亞、南亞等國家，這就要求物流從業人員掌握這些國家的相關政策法律、人文風俗習慣、語言等。因此，為了提高云南省高校國際物流人才培養的針對性，需要云南省高校與東南亞、南亞各國的高校建立物流人才跨國交叉培養合作。在學生學習期間互相為對方學生培養某些業務崗位技能，使國際物流專業的學生熟悉東南亞、南亞各個國家的物流政策、報關報檢政策等，掌握在東南亞、南亞各國開展國際物流業務必備的知識和技能，學生畢業之后才能夠順利地和這些國家開展國際物流業務工作。
5.2.4加強復合型國際物流人才培養
國際物流人才不僅要通曉國際物流業務，而且還要熟練掌握一門外語和國際貿易等知識。因而云南省高校在進行國際物流人才培養時，應將專業外語和相關國際貿易知識納入高等教育層次。從事國際物流人才應系統地掌握國際物流、商務英語、東盟國家小語種、國際貿易等相關知識。成為既能從事國際物流管理的需要，又要能從事國際物流業務的高級復合型人才。
5.2.5加快師資隊伍建設
東南亞有那些國家范文4
董國強
對于油畫來說，無論是香港還是國內，幾千萬一件作品的成交難度已經非常大了，而且流標率也比較高。國內甚至基本放棄了幾千萬拍品的征集，就是不知道征集來賣給誰。當代藝術不像中國書畫和瓷雜，需要重新建立市場標準。比如齊白石的價格比2010年下來了，原因很簡單，就是市場資金少了，好東西出來不多了，然后普通作品的價格自然就有所回落，但是誰也沒有懷疑他的價值。而油畫的情況是，誰的價錢一跌，或者誰的作品流標，大家就要懷疑它過去的價錢值不值。這和書畫不一樣，比如齊白石的價錢不如過去了，但是前兩年買齊白石的人一點都不慌，現在便宜照樣還買。
可當代藝術就存在這個問題，一些藝術家價錢下來了，大家都在分析到底值不值那么多錢，很多人甚至說這是被打回原形了。我覺得這里面的問題就是當代藝術還缺乏一套完整的、被別人信服的價值體系的支持。其實我一直在講，中國當代藝術最大的問題在于，它沒有獲得文化界、思想界群體真正的認可。
黃杰瑜
市場永遠存在著悲觀者或者煽動者，他們希望市場“崩盤”之心非常熱切，以至市場有一點放緩時，就大做文章。我們作為拍賣行，是市場的一面忠實的鏡子，除了希望賣得好，更希望可以培育到好的藏家，為當代藝術做一個傳承的工作。
亞青
其實當代藝術雖然現在看來是“流行歌曲”，但在將來經過大浪淘沙，必然有一部分作品會變成“古典音樂”。我個人認為收藏作品還是要關注一些大情懷的東西，而不是一些時效性非常明顯、題材并不“永恒”的作品，那只能算是“新聞體”。當然，如果是用“新聞體”來寫“大情懷”就另當別論了。
我覺得不能夠說當代藝術幾近“崩盤”，這只是因為一些像我剛才提到的那些時效性的作品在其時效過去之后，不在當下語境里面，無法承載“永恒意義”的時候，僅僅作為裝飾性的藝術消費回歸到它本身的藝術價值。所以我并不認為它是幾近“崩盤”的狀況。
陳瑜
其實我覺得這不叫“崩盤”，我印象中以前臺灣市場有次“崩盤”，但是對大陸來講，其實東邊不熱、西邊熱。熱的程度也跟國家的整個形勢有關系，受調控政策的影響。你說“崩盤”，但是也有很多版畫，包括水彩，很小的一張拍到7萬塊錢。所以還是看你怎么推薦作品，以及你作品本身是不是禁得起市場的考驗。藏家越來越多關注的肯定是作品本身。
鄭好
整體趨勢慢慢穩定，價格趨向比較合理和實在，“崩盤”的表示不準確，“下滑”是準確的表述。下滑和經濟環境有關系，經濟不好持久力就不行，會造成負面影響。當代藝術本身也有一些不合理的水分，隨著市場的調整這些水分也在慢慢擠出。
蔣再鳴
一部分當代藝術惡意的炒作是不爭的事實，藝術家和畫廊、經紀人等同流合污使本來不很健康的當代藝術市場雪上加霜。進入當代藝術市場的門檻低，從業人員的專業素質不高都造成市場的混亂和不健康。
2 “四大天王”已是過去時？
董國強
其實當代藝術還有很多可以買，包括“四大天王”、“85’新潮”時期的藝術家，甚至是現在市場上被批評的藝術家的作品，我認為它們依然具備歷史價值和市場價值，不能因為一個藝術家的價格起伏來據此分析他的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我們應該討論的是中國當代藝術的價值所在，而不能僅僅從表面的價格進行評判。
閻安
我并沒有感覺到明星藝術家價格“跳水”，一般市場不好表現出來的是承接力有限，高價作品少了或者流拍率增高，但成交作品的價格不會低很多。既然已經是明星藝術家，他們作品的價格或者價值區間基本是穩定的，因此“四大天王”就不會成為過去時：第一，從藝術史或藝術批評的角度，他們從1980年代以來，乃至2000年前后的創作，在中國當代藝術史中的地位是板上釘釘的；第二，從市場表現來看，以張曉剛為例，去年他并沒有重要的作品上拍，這恰恰意味著藏家對持有他的作品非常有信心，在行情不好時沒有成為拋售的對象。以目前的情形來看，在他們的早期作品經歷了幾輪市場高峰之后，只是他們的近作可能不會成為市場的主要增長點。
王從卉
他們是中國當代藝術第一波被市場認可的藝術家，這種狀況不光是2012年的問題，其實在2008年就已經有了適度的調整，雖然后來尤倫斯推出藏品使得他們的行情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是又經歷了一個相對下滑的時期。對于這些人來說，市場出現的東西已經很少，而且缺乏大件的重要作品，所以現在這樣的價格不太具備可參考性。
亞青
我自己覺得“四大天王”都是很好的藝術家，但是如果你偏要把他們的作品當做黃金、鉆石、石油、期貨這樣炒作，肯定不恰當。完全將藝術品“價格指數化”，并沒有完全體現出藝術品中包含的價值，這是我的看法。“四大天王”不會成為過去時，他們代表了一個時代。他們的重要作品，他們的佳作，一定是永恒令人尊敬的。否則不會有現在的群、趙無極、吳冠中、蘇天賜，這也是“四大天王”。
3 厚積薄發 周春芽
董國強
2012年，周春芽市場突出有幾方面原因：第一，他價格起點比較低，而且是穩步上漲的，即使是2008、2009年市場火爆的時候，他賣得也很便宜；第二，周春芽拍賣的成交比率高；第三，周春芽沒有機構和國外大的基金做和推廣，讓人覺得成交價格比較真實；第四，周春芽是一個不斷否定自己的藝術家，不斷地在創作新的題材；第五；周春芽人脈關系廣泛，很少油畫家能有他這樣的群眾基礎，我身邊一些買古董和書畫的買家也會買他的作品；最后，他作品中的中國傳統繪畫元素也吸引一些從事傳統藝術收藏的人。
閻安
第一，藝術成就和地位，這不用多說；第二，這源于周春芽的個人魅力和社會交際能力，在過去幾年，他做了很多“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情，包括五彩藝術基金，這使得他的胸襟已經超越了一般的藝術家，從藝品和人品的關系來看，這使得他的藝術生命力更長遠；第三，周春芽是一個厚積薄發的藝術家，包括他在藍頂藝術區和中國當代藝術中的影響力，不是過去一二年內形成的。
蔣再鳴
早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匡時拍賣的周春芽一幅《藏族新一代》就創下了大陸當代藝術市場的最高紀錄。這幾年周春芽作品的穩步上揚最主要的原因來自作品本身，無論是“太湖石”、“桃花”、“綠狗”都是具有傳統性、民族性的，對于內陸藏家以及東南亞、港澳臺藏家，在欣賞作品方面沒有障礙。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有臺灣和東南亞藏家大量收藏了周春芽作品，使他的作品在中國大陸以外有廣泛的收藏市場。隨著國內私人美術館及有實力的藏家介入，周春芽的重要作品在拍賣市場競爭激烈。2011-2012年是周春芽作品市場反應最為強烈的年份，這也說明了藏家、美術館和專業人士對周春芽作品的認可。當然當代藝術市場不是某個人的市場，光是周春芽、曾梵志說明不了市場的真實情況，我希望在紛紛擾擾的藝術市場中，從業人員學習專業知識，講究規范和操守，那么當代藝術市場則會是屬于一大批人的。
4 資源稀缺的經典油畫
董國強
能夠稱得上經典的中國油畫家只有那么幾位，像徐悲鴻、顏文樑、吳大羽、潘玉良等等，只要是他們確定無疑的作品，拿出來肯定是高價。其實這些人就像近現代書畫中的齊白石、張大千一樣，只要作品是真的，肯定還會有很穩定的價格，甚至他們作品的存世量可以跟古代書畫相提并論。此外，經典油畫還存在真偽鑒定的問題，目前還缺乏權威的鑒定機構。
謝揚
20世紀油畫面臨資源緊縮的問題，像去年春拍中方君璧《吹笛女》那種級別的東西出來是比較困難的，所以說一旦市場上沒有堅挺的貨品，那整個市場會不溫不火。早期油畫的市場體量比較小，喜歡的人還是比較少，資深藏家對精品的競拍更激烈一些，普通作品就比較難賣，精品還是有很好的價格，但精品的東西太難找了。
陳瑜
很多經典油畫作品，尤其是藝術家早期的一些作品，我覺得對市場還是會有一個較好的沖擊。
5 內外有別 趙無極、常玉、群
閻安
無論是趙無極、常玉還是群，他們都是受西方油畫影響很大的藝術家，同時又在作品中融入了中國元素。他們仍將會成為經典油畫市場的主力之一，但不是全部。比如說靳尚誼，相對而言他屬于本土的藝術家，只要有作品出來，也會成為市場主力。趙無極、常玉、群成為市場主力有一個優勢，就是他們作品數量比較大，整理情況比較完善。因為油畫是一個繪畫成本比較高的畫種，使得中國早期本土的藝術家無法進行大批量的創作，而能夠形成市場潮流的藝術家都具有海外背景，這是中國本土經典油畫的不利之處，但是他們也將在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
陳瑜
我覺得要分市場看，比如常玉，其實在國內并不是主力，包括香港上拍的群油畫有一二十張，但是國內沒有哪個拍賣公司有這么大的承載量，同樣也沒有這么多買家去把它拍下來。
謝揚
他們的內地市場還需要培養，這些藝術家在港臺和東南亞地區比較受歡迎，算是國際盤的作品，比較有口碑，但以他們現在的高價位，在國內接受度比較小，購買人群不是太大，所以需要進一步引進工作。
6 收藏群體優勢 寫實油畫
謝揚
寫實油畫應該是比較穩定的，因為藏家類型比較豐富，有實力的大買家也在收集這批東西。同時今年我們也會加大比例，和其他拍賣行相比，這一部分不是我們優勢項目，但是今年開始我們會進行加強。
陳瑜
其實還要看性價比，去年我們拍賣過楊飛云的一件作品，應該是南方地區最高的價位，從300多萬拍到1，000多萬。作品好、價格又便宜、又出版過多次，這樣的作品肯定能賣出高價。對于楊飛云來講，他的作品首先比較大，而且創作時間比較長，又出版過多次，這樣的作品不管是去年、今年還是在明年，如果有的話，都會有很好的市場。
王從卉
我認為寫實油畫也有相當程度的縮水，我們可以看到大件作品在市場出現得并不是很多。寫實油畫在中國的收藏基礎一直很不錯，也是進入油畫收藏最容易的版塊，這種收藏群體的優勢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會一直持續。不過，也有很多藏家隨著審美的轉變，開始進入學術性比較強的20世紀油畫或者更前衛的當代藝術的收藏，這也是一種趨勢性的轉變。
7 年輕藝術家 等待未來
鄭好
以后市場的構成會比較均勻，“70后”、“80后”和“90后”的藝術家都會有好的作品出來。作為一個藏家，我不能對市場做預測，因為僅僅是我自己的眼光，希望藝術家有一個學術的底蘊，也不能用單一的標桿去衡量。
蔣再鳴
“70后”、“80后”的學術性藝術家將來會成為市場的主力。
謝揚
我覺得整個行業在做藏家的培養工作，讓更多的人參與到這一個版塊?！?0后”的藝術家未來可能會逐漸成為主力，可能現在體量看起來還不大，他們在一級市場的交易已經非常好了，在二級市場中還未成熟，我們的征集也有難度，大多數人買了以后是希望收藏時間比較長一些，我們也一直在做，但是難度是非常大的。
陳瑜
2007-2009年，“70后”是市場特別關注的一個寵兒。藝術家是需要沉淀的，如果說要馬上成為市場主力，我覺得市場沒有那么快。像羅中立、何多苓、周春芽，他們的東西都是一直在變，有一個從沉淀到爆發的過程。尤其是何多苓，他畫《烏鴉》就畫了一年的時間?，F在的“70后”藝術家，面臨的壓力比以前要大很多，包括生活的壓力、社會的壓力，所以他們會走得更“快”一點，但市場其實沒有那么快。
亞青
“70后”為主的青年藝術家會不會漸漸成為市場主力？答案是肯定會！整體成交量下滑反而是一件好事，正是在這個時候才能看清1960和1970年代這批藝術家里面誰還有成交，那就說明在藝術品市場回暖的時候，他們必然會被更多人關注和認同，成為未來市場的主力，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8 等待挖掘的東南亞藝術
莫錦川
東南亞藝術市場行情近年穩定向好，并于國際藝壇得到廣泛認同，雖然這個版塊對中國藏家來說，仍然比較陌生。宏觀來說，近年亞洲經濟相對強勁，促進全球藏家對亞洲文化及藝術之興趣。就市場層面而言，東南亞藝術反映了該地區在文化、歷史與宗教上多元、多彩的特性，風格清新獨特，因而得到越來越多藏家的青睞，使需求（以致價格）日增。再者，近年來不少東南亞當代藝術家均獲邀到外國舉辦展覽，大大增加東南亞藝術在國際藝壇之曝光率，慢慢把市場培育起來。
同時，國際拍賣行在推動東南亞藝術方面的貢獻亦不能忽視。蘇富比于2008年決定把東南亞藝術拍賣由新加坡移師香港，與我們的春秋兩拍同期舉行，結果成功借助這一個國際性藝術拍賣平臺，進一步開拓亞洲、甚至全球客戶群。東南亞藝術拍賣在2008年遷至香港后錄得1.67億港元成交額，及至2012年已達到2.17億港元，反映市場正穩定攀升，亦印證蘇富比在這版塊的領導地位。
東南亞藝術作品的價位相對便宜，只要是品質好的作品，未來還是有很大的成長空間可以挖掘。
東南亞藝術代表性藝術家
東南亞藝術主要分為現代藝術及當代藝術兩部份。
現代藝術方面，由于東南亞各國歷史、文化及宗教多元復雜，各地之藝術風格因而迥異獨特。其中印尼、菲律賓、越南、新加坡等地作品最受市場追捧，代表畫家包括：印尼的李曼峰（印藉華人）、阿凡迪（Affandi）、亨德拉·古拿溫（Hendra Gunawan）；菲律賓的安妮塔·馬賽賽·何（Anita Magsaysay-Ho）、弗蘭度·阿莫索羅（Fernando Amorsolo）；越南的黎譜（Le Pho）；新加坡的“南洋畫派”等。值得一提的是，多個東南亞國家都有過被西方國家殖民的歷史，曾吸引了不少歐洲藝術家旅居當地，如比利時畫家勒邁耶（Le Adrien-Jean Mayeur de Merprès）及德國的史畢斯（Walter Spies）等。
至于當代藝術，其創作主題已超越文化界限。印尼及菲律賓是東南亞當代藝術發展潛力較矚目的國家。朗奴·溫杜拿（Ronald Ventura）、米斯尼亞迪（I Nyoman Masriadi）、蘇普塔拉（Handiwirman Saputra）、艾珠·克里絲?。ˋy Tjoe Christine）、杰拉丁·哈維爾（Geraldine Javier）等，均廣受藏家認同，市場表現優異。
東南亞有那些國家范文5
近年來，基因測序技術的快速發展造成考古學和族譜學天翻地覆的變化。美國國家地理協會從2005年就開始了一項野心勃勃的計劃：用基因測序技術勾畫出人類在地球的遷徙路線圖。目前參加測試的已經有來自130個國家的75萬人。參加的人越多，遷徙路線就越準確。我前不久也參加了測試。測試的結果包括我的父母兩支祖先的遷徙路線，和我的基因類型在地球各地區的分布。
現代人的遷徙路線：滅了古人類遠親
大量的人類基因測試數據證明，現代人類全部起源于非洲東部大裂谷和今天埃塞俄比亞地區。人類第一次從東非出走是大約30萬年前（直立人）。他們從東非北上到達中東，然后兵分兩支：向西到達了今天歐洲的大部，成為考古學上稱為古人類尼安德特人;向東到達了西伯利亞，成為考古學稱為古人類丹尼索瓦人。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生物研究所去年在湖南道縣發現的古人類牙齒測定年代為距今8-12萬年前，這些古人類很可能是于30萬年前走出非洲的后代。我們身上是否有道縣古人類的遺傳還需要進一步的測試才知道。但不論是尼安德特人還是丹尼索瓦人，都在3萬年前滅絕了，他們并不是今天現代人的祖先。今天現代人的祖先是大約7萬年前又一次從東非出發走出非洲的現代人。 他們又一次北上通過今天埃及或紅海南部最狹窄處到達中東。然后兵分兩路，向西去歐洲，向東來亞洲。
雖然古人類滅絕了，但我們每個人身上還流著他們的血。當我們的現代人祖先走出非洲到達歐亞大陸時，遇見了他們相隔了20萬年的“遠親們”，由于長時間各自演化，他們已經是完全不同的人種了?，F代人的身體沒有古人類高大，但腦子比他們靈光，在約三萬年的相處過程中，古人類通過被征服和徹底消失在歷史的黑暗隧道中。由于古人類和我們祖先的，今天除了呆在非洲老家的人之外的全世界所有的人身上都有1%-4%的古人類的基因。我也不例外，我身上有1.3%的尼安德特人基因和1.6%的丹尼索瓦人基因，參加測試的75萬人的平均數值分別是2.1%和2.1%，我低于平均的原因在于尼安德特人主要在歐洲和中東一帶活動，我的祖先在約6萬年前就離開那里了，而尼安德特人到3萬年前才滅絕，所以留在那里沒走的人們后來還有三萬年的機會和尼人，那里的土著身上的尼安德特人基因就會更高。丹尼索瓦人目前只在西伯利亞發現，我的祖先是從南方進入中國，因而我身上丹尼索瓦人基因也小于平均值。
現代人從哪里進入中國？
現代人進入中國有三條路線：
第一支 南線：緬甸-云南入境
從中東向東的一路經過西南亞（伊朗、伊拉克）進入南亞。有一支走到喀喇昆侖-喜馬拉雅山時被擋住了，他們沿著山脈的西南麓繞過喜馬拉雅山從緬甸和越南進入云南廣西一帶，一撥沿海向東然后向北（當時海平面比現在低100米，海岸線大大外延），另一撥再繼續北上進入四川甘肅，然后又兵分兩路，西路上了青藏高原，東路從黃土高原進入中原。中原的一支一直北上到朝鮮和西伯利亞。這一支目前被認為是最“主流”的中國人。
第二支 北線：蒙古-內蒙古入境
這一支從伊朗向北走入中亞，從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進入哈薩克斯坦大草原，然后一路向西到蒙古，一支折向南從內蒙古進入中國。另一支繼續向東在大約1萬五千年前從白令海峽路橋（當時海水淺）跨到美洲，沿著美洲的西海岸一路從阿拉斯加走到智利的最南端。（鄂倫春族是不是有點像美洲印第安人？）
第三支 東線：日本-東北入境
這一支是第一支從云南入境時，分出一撥繼續南下印支半島，渡海到了印度尼西亞，然后從海路北上經菲律賓到臺灣，日本，然后從海路（也可能有從俄國薩哈林半島）進入東北或渤海沿岸。像第二支一樣，也有一撥繼續北上從白令海峽進入美洲。
我的祖先走的哪一條？
測試結果分為父系的遷徙路線和母系路線。只有男人有Y染色體，是父系單傳下來的，男女都有線粒體DNA是母系單傳下來的。測男子Y染色體中的基因變異就可以知道父系遷徙路線;測男女的線粒體DNA就可以知道母系。測試的簡單粗暴原理是這樣的：基因在遺傳時會發生變異，這個變異會一代代穩定地傳下去。
人類在數萬年的遷徙過程中不斷產生變異， 這些變異會被遷徙者帶到下一個地區。到了新環境的人又會有新的變異，而呆在原來地方的人的后代身上新的變異就和遷走的不同。呆在原地的由于歷史悠久，基因的多樣性就高（即人群中基因差別大），分出去的一小支大家帶著相同的基因到新地點后時間相對短，他們基因的多樣性就低。所以今天非洲人基因的多樣性最高，美洲印第安人多樣性最低。根據這些區域基因多樣性特征，再加上考古的佐證，就可以拼出一張大致的遷徙路線來。估計是參加測試的男子多，所以父系的結果更為詳細。我父親出生在甘肅天水，他的父親，祖父和曾祖都出生在那里。那我們就來看看我的父系是如何一步步從埃塞俄比亞走來的吧。
第一程 10萬年前：出發地―非洲
今天世界上所有男子的共同祖先是生活在15-30萬年前一位東非的帥哥?？茖W上把他老人家稱作“Y染色體亞當”。
“亞當”之后，大約10萬年前一個東非男子的身上發生了被標記為P305的基因變異。這個變異是今天已知的最早的一個不被全地球男子共享的基因變異。地球上大約有99.9%的人是他的后代。隨著他的后代們遍布全球，不同的后代分支又有了許多新的變異。
他們從東非出發，分為三支，向北的一支抵達紅海南端，今天埃塞俄比亞和也門隔海相望的地方（當時也許兩邊陸地相連），另一個能從非洲到亞洲的地方就是走到紅海的最北頭，從埃及過來。
第二程 70000年前：出發地―東非
當人類走出非洲，在遷徙的過程中不斷分支，每個分支都有自己獨特的基因變異標記。第一個走出非洲分支的基因標記就是M168。發生M168變異的男子可能生活在7萬年前東北非大裂谷一帶，也即今天埃塞俄比亞，肯尼亞或坦桑尼亞。今天除非洲之外的世界上所有男人身上都帶有M168 標記。
雖然今天我們還不能確定他們遷徙的精確路線，但我們居無定所的祖先會跟著好天氣和他們能狩獵到的動物而遷徙?？茖W家們相信，在當時除了給力的氣候，人類的智力有了飛躍的進步，特別是語言的出現給了我們祖先很大的優勢，讓他們能夠更容易合作來狩獵和打敗其他古人類如尼安德特人。
他們有兩支跨過紅海，到達了歐亞大陸。他們最可能渡過紅海的地方是紅海的最南端最狹窄處（當時可能是陸地）即在今天埃塞俄比亞和也門相望的曼德海峽。
為什么祖先們要離開熟悉的家鄉去陌生的地方？答案是跟著吃的走。很可能是非洲的冰河期造成的干旱逼著他們背井離鄉。從非洲出走并非是一個連續流，而是一波一波的。當氣候濕潤時撒哈拉沙漠就變成了稀樹草原，可以通行;而當冰河期來臨，撒哈拉變得不可通過，遷徙的大門就暫時關閉。有時一關閉就可能上萬年。
第三程 60000年前：出發地―西南亞
P143變異標識是人類走出非洲后最古老的一支，人類在跨過紅海到達亞洲后，兵分兩路，一路進入西南亞，即今天伊拉克，伊朗地區。今天的亞洲人和澳洲人及南太平洋人（土著）全部是他們的后代。他們沿著海岸線一路向東到達了印度和東南亞，在大約5萬年前到達了澳大利亞。這些到達澳洲的人很可能是今天澳洲原著民的直系祖先。
第四程：50000年前，出發地―西南亞
祖先們在西南亞生活了幾千年后，開始向各個方向遷徙：向東南去印度洋，向北去安納托利（土耳其），黑海和里海。 M578變異發生在從西南亞遷徙之前。在約4萬年前，氣候再次變冷和干旱。非洲和中東一片大旱，草原變為沙漠。這個干旱一直持續到兩萬年前。這兩萬年中祖先們無法退回非洲老家，他們只有兩條路：要么呆在中東，要么離開。
第五程：35000年前，出發地―中亞
M214支兵分三路：北上進入中亞大草原（經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入哈薩克斯坦。這一支在北上后又分兩支：一支向東經西伯利亞進入東亞（中國），另一支掉頭向西到了歐洲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另一支繼續向東南去南亞，這一支中間又分出一支從云南進入中國。
第六程 41000年前到28000年前：出發地―東南亞
P186這一支太重要了，因為他們在約四萬年前進入了中國。上圖中那個大弧線就是從南亞往西遇到不可逾越的喀喇昆侖山脈和喜馬拉雅山脈。這兩支山脈是印度大陸板塊從印度洋北漂上來擠進歐亞大陸板塊形成的皺褶。喜馬拉雅山每年還在增長一厘米，4萬年前，這些大山只比現在低不到400米。這兩支山脈包括了世界上最高的幾十座7000米和8000米的高峰，在這個海拔高度，氧氣只有海平面的1/3。祖先們只能繞道而行，北邊要繞到天山-祁連山以北，南面要順著喜馬拉雅山南麓一直走到緬甸和越南。今天大部分中國人身上都有P186號變異。
這一支是最早進入中國的嗎？我不知道，如果有更多的中國人參加測試，一定能發現從蒙古高原北線和日本東線進入中國的祖先?？此麄兊倪w徙路線和時間才能知道哪一支最早。
今天P186這一支的血統也出現在南亞。印度男性有23%的人屬于這支血統。在東北亞，這個血統出現的頻率就高得多。在日本不同地區有這個血統的比例為47%到65%; 韓國人70%-82%， 中國漢族69%-86%。 所以P186是典型的東北亞血統。
第七程 38000年前到21000年前，出發地―東亞
祖先們進入中國云南廣西后，一支（M119）沿著海岸線向東然后向北（當時的海平面比現在低100米，海岸線遠得多），這支可能就是后來南方的古百越族和東方的古夷人。另一支變異M122（及后來的M197）又分為兩支：一支繼續北上四川甘肅陜西河南河北東北最后到達朝鮮、日本和西伯利亞（很可能一部分也去了美洲，北上半道在四川甘肅又分一支向西成為藏羌人）;另一支掉頭南下進入印支半島， 繼續到印尼，巴布亞新幾內亞。
兩萬年前是上一次冰河期的高峰，大量的海水被凍結在南北極和陸地冰川里，海平面比今天低130米，中國大陸的東海海岸線在今天沖繩海溝一帶，東南亞許多島嶼都是連成一片的大陸。所以當時“下南洋”很多就是走過去。
可以推測，在冰河期時，北方寒冷干旱，熱帶和亞熱帶非常適宜生存，所以冰河期應當有大量人口向南的遷徙，而天氣變暖后才會向北遷徙。大約在1萬年前，當冰河期高峰過去后，地球變暖，在中國南方的祖先和在西南亞新月沃地區的人幾乎同時開始了農業。新月沃地區（今天的伊拉克，敘利亞， 黎巴嫩，約旦等地區）從野麥中第一個培育出了小麥和其他大部分今天的糧食種類，而中國南方的先民則第一個培育出了稻米，考古學家從河南舞陽縣賈湖遺址（約9000年前）中發現了稻殼。
稻米的種植使得食物變得富裕且可控，人口因而爆炸式增加，密集的人口加劇了遷徙。今天印支半島和東南亞的土著大多是過去一萬年中從中國南方遷徙過去的。今天在中國漢族人身上有57%的人有M122血統，在波里尼西亞（南太平洋島國）人有32%。
我的種有多純？
根據測試可以看出，我的“表親”分布最密集的地方前三位是京津、內蒙古東部、東北、云南和四川。比較有意思的是在和哈薩克斯坦也有我不少的“表親”。我最遠的“表親”東到日本，西到里海，南到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北到西伯利亞。
通過測試Y染色體得到的我的父系的遷徙圖。另外一個測試是把我基因中除了Y染色體之外的所有的變異標記和各地區典型的變異相比較，看我的近代祖先（幾百年到一千年）的遷徙婚配史。美國國家地理這個基因地理測試計劃把世界分為9個典型區域。他們找出這9個典型區域的最有代表性的變異標記（即該組變異在該地區出現頻率最高）。該計劃還建立了60個國家的標準樣本，也即從各國采樣，用采樣的平均值作為標準樣本。當你的結果出來時，他們給出兩個和你最接近的國家。 由于遷徙和婚配，每個人的基因都有多個區域屬性。
我的基因區域屬性中東北亞占69%，東南亞占29%，西南亞占2%。也即在我所有的被測試的變異標記中，屬于東北亞的那些變異占69%，以此類推。這什么意思？這意思是說我的“表親“大部分分布在東北亞，東南亞是稍遠點的表親。西南亞是第三遠的表親，世界其他6個區域的人就和我更遠了或者沒關系了。
中國人身上為什么會有這么多東南亞特征（28%）？原因在于目前東南亞的大部分土著都是稻米農業革命后從中國南方遷徙過去的。我身上有29%的東南亞屬性并非一定是我父母或祖父母中有一人是東南亞人，而是我父母，祖父母，太祖父母，依次上推每個人身上都有這些東南亞屬性。
和我最接近的國家樣本不出意料地是中國，我的東北亞屬性略少于中國標準樣本。最有意思的是比中國標準樣本多出了兩個百分點的西南亞。我猜測可能是中國標準采樣在北京，而我的血統在西北，離西南亞更近。我的祖母也出生在甘肅天水，她是卷發。我小時候去過她出生的村莊，她的親戚們眼眶顴骨似乎比當地的漢人要高。這也許是我的2%的西南亞血統的來源。
這個分析還提供第二個最接近的參照國家，是日本人。
可以看出，日本人的東北亞基因比中國人更多，因而東南亞更少。因為在這次研究中沒有把韓國作為一個樣本國，否則我的基因和韓國一定比和日本更接近。
在東北亞的樣本國里，除了中國和日本，還有蒙古。
蒙古人的基因區域分布比中國人和日本人都復雜的多。除了東北亞屬性和我們類似外，他們的東南亞區域基因不到我們的一半，為12%。這說明他們是從中亞草原向西進入東亞的。他們和我們北上的祖先（他們中一部分去了東南亞）婚配就只有一半的東南亞基因。他們有9%的西南亞這也解釋了他們從中亞過來的路徑?？吹竭@里，我推測我身上的2%的西南亞基因很可能是蒙古人的基因，畢竟元朝大批蒙古人進入中原。最有意思的是，他們有4%的美洲印第安人的基因，這說明他們是印第安人的祖先。最后他們還有6%的北歐人基因，這又是怎么回事呢？這是在前蘇聯時期來自歐洲的俄國人和當地人婚配留下的現代印記。
你也會找到“從哪里來”的答案
這個研究是個現在進行時。每過一段時間，隨著測試樣本的增大，就會發現新的變異和信息，每個人的結果就會有一點更新。目前有一些結果還不是特別一致，有些分析的表述也不那么嚴格。一個重要遺憾是由于這個研究是人類在全球的遷徙路線，中國部分就難免粗疏。復旦大學生命學院及現代人類學研究中心也加入了這次全球測試合作計劃。
東南亞有那些國家范文6
關鍵詞：海外浙商；海外閩商；發展路徑；比較研究
中圖分類號：F7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154（2013）10-0032-08
引言
近代以來，部分浙江人前往歐洲謀生，多以從事小型商販活動起家，在具備一定經濟實力后，以餐飲業、皮革業及紡織業為主營行業，至20世紀70年代，已在這些行業形成一定優勢。改革開放以來，浙江人再次掀起移民歐洲的熱潮，他們或繼承祖輩的產業，或是自己創業，在短短30多年中，資本實力獲得空前增長，在原有產業領域中進一步鞏固了其所據有的優勢地位。雖然海外浙商近年來發展速度非?？?，資產總量增長迅速，并有趕超海外閩商之勢，但總體而言，無論是在資本實力方面，還是在企業的經營管理及長足發展方面，其與海外閩商之間都存在較大的差距。具有悠久歷史的海外閩商，早在明清時期，就隨著海上貿易的開展，出現了移居東南亞的景象，發展至今已成為“海外第一大商幫”。在2012年福布斯華人富豪榜中，排名前20位的富豪中，郭鶴年、施至成及其家族、黃惠忠、黃惠祥等皆為東南亞海外閩商。其資本實力之雄厚、在海外華商中舉足輕重之地位由此可見。國內學術界長期以來有關海外閩商的研究成果頗豐，涉及到海外浙商，多在浙江海外移民研究中順帶提及，專門有關海外浙商研究的成果則基本空白。因此，本文選取兩大海外華商力量最為集中也最能代表各自發展特色的歐洲海外浙商與東南亞海外閩商為研究對象，以發展歷史悠久且取得輝煌成績的東南亞海外閩商的發展路徑為參照，對后起的新興的歐洲海外浙商發展路徑做一比較分析，探尋其各自不同的發展路徑，從中找出海外浙商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以期為其今后的發展提供參照和導向。
二、20世紀70年代之前海外浙商和海外閩商的發展概況
（一）20世紀70年代之前歐洲海外浙商之初起
后，中國的國門被西方列強強行打開，傳統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開始解體，清政府也逐漸放寬對國人出國的種種限制條件，出洋謀生的人數明顯增加。在眾多出洋謀生的人員中，為數眾多的浙江人加入到這個行伍中來。據學者李明歡的考證，在清代赴歐使臣郭嵩燾、曾紀澤等人日記中提及的巴黎“華商”王承榮，確定其為寧波人。他在19世紀50年代下半期“僑寓”巴黎，期間開設了名為“天順號”的商鋪，“販賣中華、日本貨物”，到70年代末，王承榮在巴黎開店經商至少20余年，當為最早經營于歐洲并且獲得成功的華商。除了王承榮外，在郭嵩燾的《倫敦與巴黎日記》中，提及1878年前往巴黎火車站迎接他并“赴展覽會華商六人”，其中孫稼與王承榮“并寧波人”。1880年，赴歐考察工業技術的徐建寅抵達比利時布魯塞爾時，述及當地的一家商鋪時提到：“中國寧波人張、李三人，及廣東伙計一人，在內出售中國木器、瓷器等物”?？梢?，商鋪由寧波籍浙商經營，廣東人則為雇傭的伙計。進入20世紀，浙商前往歐洲經商的步伐明顯加快。出身于湖州南潯絲商巨賈之家的張靜江，家族實力雄厚，1902年以使館隨員身份隨駐法公使孫寶琦出國，“先設古玩行于巴黎市最宏大之禮拜寺馬玳林前，繼辟茶座于城市繁華中心點之意大利箭道”。同為湖州人的羅君芹在赴法后，“因與張有鄉誼，又略知當地情形，不數年間，由茶館司賬，一進而為古玩行之經理，再進而為來往歐美鑒識古器之巨商”。兩位浙商在法國的成功經營，成為眾多華商群起效仿的榜樣，此后，赴法者人數漸增。這部分以寧波、湖州等地籍貫為主的海外浙商，資本實力相對雄厚，其中部分人本就在國內擁有較為殷實的家底，可以直接投資進入商業領域。但這部分商人數量十分有限，多以個體形式在歐洲從事商業貿易活動，并未形成群體力量，因此，并不構成歐洲海外浙商的主體部分。
相對于這批人數極少資本量卻龐大的歐洲海外浙商來說，近代占據主體地位的是在歐洲從事小型商業活動的浙南青田和溫州地區的小商販。早在17、18世紀就有少數青田人攜帶青田石進入歐洲境內販賣，到19世紀下半葉，越來越多的青田人加入到販賣青田石的行列，法國則成為當時青田人較多聚居的國家。1891年和1893年，青田人陳元豐等三人先后兩次攜帶青田石雕工藝品，從上海到越南西貢，在西貢乘船到法國馬賽，之后由馬賽前往巴黎販賣。由于獲利頗豐，“漸引其同鄉以俱去，足跡遂遍歐洲”，鄒韜奮在1934年的《游比雜談之二》中提及，僅在比利時小城安特衛普一地，“青田小販來來往往的也有四五十人”。至30年代，“最多的時候，青田在歐洲的人達二萬幾千人”。與青田相鄰的溫州地區也受到影響，開始有人前往歐洲從事商業活動。19世紀70年代，永嘉人田氏前往德國經商，其子田合通于1896年在德國經商時，“生意每年多者有十萬左右，利息約五六千金左右”。
這些浙南小販走街串巷販賣青田石雕等小商品，在國內所攜物資出售完畢后，通常面臨貨源短缺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專供小商販批發采購小商品的百貨批發商鋪就應運而生。巴黎十二區里昂車站附近的白玉洛巷和拉奇諾巷成為眾多浙江籍商販集中經營的區域，在馬賽和巴黎三區也都有浙商開設的百貨批發商店，商品種類多達百余種，主要銷售給當地的浙江華僑商販。各家商號在經營百貨批發生意之外，又多具有自己的經營特色。如20年代初青田人林茂勛在拉齊諾開設的茂勛號，兼營中國藥材、南貨，并聘用中醫師問診；20年代后半期永嘉人徐康衡在白玉諾巷開設的康衡號，兼營中國舊戲裝行頭。
浙南人通過在歐洲販賣小商品賺得微薄利潤后，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多以合資的形式進行創業。1933年，瑞安縣旅法華僑張巖林、張朝光、林巖甫、張新年等人合伙，在馬賽開設了一家約20多平方米的小百貨批發商店，經銷德國、意大利和法國產的數百種小商品。1934年赴法謀生的瑞安人林廷橫，經過14年的艱苦奮斗，于1948年才與同鄉華僑巖生、葉青等三人合辦皮革工廠，經營數年后，略積資金，便于50年代初自開皮革工廠。這些皮革工廠都用手工生產皮帶、背包、皮夾等物品，自行銷售。餐飲業也是歐洲海外浙商經營的重要行業之一。20年代初，青田人林洪冠等人在巴黎就以經營中餐館為業。因資金有限，經營的餐館規模都較小，數量也較為有限，并未能有進一步的發展。1939年隨著二戰的爆發，浙商經營的部分商店、皮革工場相繼遭到戰爭的破壞。
二戰結束后，原先以從事小商小販為主的浙商抓住中餐業在歐洲迅速發展的大好勢頭，在前期積累少量資本的基礎上，開始合資或獨資經營中小成本的中餐館。這時期海外浙商開辦的大小中餐館在西歐、南歐等國均占據一定比例。到70年代，僅文成籍浙商“在法國、荷蘭、意大利三國開設餐館酒樓達179家”?？梢娬闵淘跉W洲從事餐飲業比例之高。二戰前由猶太人主導的歐洲皮革業也因二戰期間猶太人慘遭德國法西斯的迫害和屠殺陷入技術人員缺失的困境中，原本有皮革加工基礎的浙南人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加大步伐進入皮革業領域，從事皮具的生產加工。憑借著創業時期的執著和努力，終于在意大利和法國這兩個歐洲皮革業制造中心的激烈競爭中獲得了生存和發展的機會。僅瑞安籍華僑，1965年以前在法國就開設皮革工廠27家、皮革商店1家。但這時期浙商經營的餐館和皮革工廠的資本額投入都相對有限。據統計，二戰后，“以三百五十法郎折合一美元計算，浙籍僑商所開設商店（皮革工廠）平均資金為一萬二千美元，餐館則自一萬美元至二萬五千美元。
（二）20世紀70年代以前東南亞海外閩商的崛起和騰飛
福建人自明末以來就因開展與東南亞各地的海上貿易而居留于當地，至前，已在東南亞各要埠構建了一個龐大的海外華商網絡。然而，東南亞各國自16世紀開始就相繼成為西方國家殖民主義的對象。在殖民統治下的海外閩商，基本以“零售商”、“中介商”的角色，進行流通領域的販賣活動，以經銷土產、售賣洋貨為其主要內容；抑或是開設經營礦業、農產品和經濟作物加工種植的小型作坊和工廠。后，大批迫于生計的福建人前往東南亞謀生，在經過若干年極為艱辛的奮斗之后，積累資本，開創獨立的經營事業。他們與原先在當地從事商業經營活動的閩商共同構成了東南亞海外閩商的主體部分。在商業貿易的帶動下，閩商經營的航運業及經濟作物的種植加工業、礦業等發展起來。20世紀初，伴隨著海外閩商資本的累積，金融業也開始起步，出現了專門由閩商集資開辦的銀行。一戰期間，東南亞各殖民地宗主國紛紛忙于戰爭，暫時放松了對東南亞各地的管制和掠奪，海外閩商趁機崛起，除了將資本投向金融、航運及農產品加工等行業，還在交戰各國大量需要的橡膠制品、五金機械、小型船舶等領域進行投資。他們是“進出口商、制造企業與工廠主……另在零售雜貨店也占優勢”。直到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之前，可以說是海外閩商在東南亞發展的黃金時期。之后的經濟危機和二戰，則對海外閩商的發展造成了巨大的沖擊。
二戰后，東南亞各國相繼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地位。面對已具備一定實力的華商經濟，受殖民者長期實行的“分而治之”政策的影響，東南亞國家除新加坡外，都先后制定和實行了旨在限制和排斥華商經濟發展的政策和措施，使得長期以來以從事零售商業活動為主的閩商，遭受重大打擊。在海外閩商高度集中的菲律賓，政府在20世紀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頒布了許多限制華商經濟發展的“菲化”政策，使得閩商經營的零售商業、碾米業等傳統行業幾乎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大批中小資本的閩商被迫從中抽離。他們或憑借與當地政府的良好關系，獲得某些產品的生產或進口專利；或與外國資本合作，投資制造業；或與當地土著資本開展合作來規避政府對零售商業的種種限制，并將資本更多地投向較少受政府限制的工業資本領域，從而使得傳統閩商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據統計，在80年代中期，菲律賓250家最大企業中的80家華人企業里，有80%的企業是在“菲化”運動期間轉向制造業的?？梢哉f，整個60年代之前，東南亞海外閩商都處在相對不利的環境中艱難曲折地發展。進入70年代，東南亞國家各執政當局逐漸改變過去排斥華商經濟的做法，華僑入籍的限制也大為放寬，海外閩商也多主動選擇加入住在國國籍，成為住在國的公民。在東南亞各國將發展重點轉向勞動和資本密集型的出口加工業并出臺眾多鼓勵出口措施等有利因素的影響下，海外閩商在住在國經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所經營企業得以迅速崛起，出現了一批在當地甚至是亞洲地區都具有相當影響力的閩商企業集團，在金融業、房地產業、經濟作物的種植加工業、酒店休閑業等行業占據相當的優勢地位。
三、基于歷史發展淵源延續下來的海外浙商與海外閩商不同的發展路徑
歐洲海外浙商雖有前輩奠定的基業，但20世紀70年代之前老一輩海外浙商的資本實力與其有限的人數構成相應的比例，因住在國環境政策及歷史等因素的制約，并未如海外閩商般獲得空前的發展，依然停留于傳統的產業發展領域。在改革開放之后成批前往歐洲的浙江人，繼續從事和經營老一輩海外浙商從事的傳統行業。
（一）當代海外浙商與海外閩商不同的創業模式
當代海外浙商多為新移民，在到達住在國之后，大多白手起家，憑借自己的努力，朝著“老板”的目標前行。與其他海外華商相比，相對幸運的是，海外浙江人因彼此互助精神特別濃厚，在創業過程中大多采取抱團合作的形式互助創業，浙商基于越文化的影響，求真務實，抱團合作，以“利”為核心，依靠血緣、親緣和地緣為紐帶，他們通常借助于一種被稱為“會”的操作模式，即借助朋友、親戚關系建立起來的一種經濟互助形式。這種“會”的方式，為海外浙江人在短時期里獲得啟動資金進行創業提供了便利，也大大加速了眾多海外浙江人從之前各種不同身份向著海外浙商的身份轉變。即使他們不懂住在國的語言、制度，依然可以憑借內部的社會網絡及商業互助體系獲得發展。為節約成本，在創業初始，企業所有的經營管理工作都由家族內部成員完成，雇傭人員幾乎不會涉及當地人員，多限定在已有的社會關系網絡之內。如溫州樂清的一對夫婦，由華僑親戚介紹到意大利，先在親戚的工廠務工，有了積蓄，自己開了一家餐館，需要幫手，又叫來國內的親戚，這位親戚有了資本自己又當老板，又帶其自己的親戚過來。十幾年來，一共有七八十人而來。這些被帶出來的人，多經歷和重復著老板此前走過的道路，進行著高相似度的復制性創業，源源不斷地加入到海外浙商大軍中來。
海外浙商所從事的行業結構基本相同，行業集中程度高，勢必造成彼此之間存在著同質性的競爭關系。雖然如此，海外浙商之間并不排斥其他浙商加入自己所經營從事的行業，并且熱衷于彼此互通信息，共享商機。一旦發現合適的商機，他們便會毫無保留、毫不吝嗇地將信息傳遞給祖籍國和在其它國家的親戚和老鄉，善于捕捉商機的浙商便會從世界各地涌向商機所在地，相互幫忙湊集資金后，共同進軍前景看好的某個產業，從而形成在某個行業的一定的優勢地位，也因此使得他們的創業經營實際上成為一種群體。在歐洲各國，自80年代中期以來，以浙商為主建立的以經銷“中國制造”商品為主的大型商品批發市場就不下數十家。在法國巴黎，巴黎三區、十一區、十二區、十三區、美麗城等地，則形成了諸多海外浙商聚堆經營的商業街，每條街道主營一種或數種商品，以群體的合力來增強商品的市場競爭力。海外浙商除了在商業領域具有抱團發展的特點之外，在實業領域亦是如此。近20多年來海外浙商在意大利普拉托經營的紡織業的迅速崛起便是明證。作為歐洲著名紡織品集散地的普拉托，95%的紡織批發企業已被華人并購，其中大部分為溫商?？梢哉f，海外浙商基本上控制了當地低端服裝生產。
與海外浙商熱衷于抱團、構建商業互助體系，通過單純依靠其內部自身的力量來發展事業不同的是，海外閩商非常善于利用各種社會關系資源來實現自身的發展和壯大。海外閩商利用的社會關系資源中，最重要的便是海外華商網絡。通過華商網絡資本的聯合，企業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實現彼此間各類發展資源的優勢共享。當然，這種同種族間構建的商業網絡并非獨存于海外閩商乃至海外華商群體中。雖然如此，但在國際經貿領域活躍著的眾多族裔網絡中，華商網絡最為引人注目，也取得了較為可觀的經濟成就，而且華商網絡“會盡力使政治對經濟的影響最小化。”海外閩商除了利用華商之間的社會網絡關系，還與住在國土著民資本、國家資本結合，來拓展自己的商業網絡。閩商通過構建的各種商業網絡，不僅有效地擴展了企業發展可以利用的資源邊界和發展規模，也進一步增強了海外華人企業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能力。
在東南亞各國的特殊環境下，法制大多不完善，排華風潮至今都未曾真正停止過，閩商企業往往面臨著意想不到的風險和意外。因此，他們除了“把大量時間投入到構建關系網絡和建立信任上”，還通過建立與住在國政府的實力派人物或組織的密切關系來尋求政治上的保護，以利于獲得經營方面的便利或優先權利。此外，海外閩商還注重捐助教育和醫療等公益事業來拓展社會關系網絡。
（二）當代海外浙商與海外閩商不同的經營模式
歐洲海外浙商自近代以來，即以從事小型商販活動起家。發展至今，海外浙商資本實力已有一個較大幅度的增長，開始出現部分頗具實力的跨國企業集團。在經營行業領域，雖也呈現多元化特征，但除了以皮革及紡織為主的制造業外，以商貿服務業為主的行業經營格局并未發生顯著的變化。商貿服務業，多為純商業資本。海外浙商長期以來資本的運作流通基本都囿于商業資本的范疇之內，由商業資本投向工業資本的比例甚小，因而，工業資本一直以來都未有較大幅度的增長，作為高風險、高回報領域的金融資本的進入更是微乎其微。海外浙商這種相對單一的資本比例構成，尤其是缺乏金融資本的有力支持，直接影響到其事業競爭力和實力的有效提升。
當前海外浙商產業轉型升級面臨的直接現實難題之一就是缺乏雄厚資金的支持。2010年2月2日，溫州籍浙商黃學勝的歐華集團在紐約歐交所巴黎創業板掛牌上市，成為海外華商在歐洲上市的首家企業，這也是目前海外浙商在歐洲上市的唯一一家企業。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說是歐洲海外浙商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標志性事件。集團的成功上市，為企業通過市場募集資本來推動經營發展開辟了通道。目前歐華集團以經營房地產租賃業務為主，并未能夠走出海外浙商傳統的經營商貿服務業范疇。要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企業集團，歐華集團只是邁出了起始的步伐，以原有的房地產服務業為主業，積極拓展經營領域和范圍，從而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大型企業集團。
海外浙商在行業結構領域的經營局限性體現在其對中國大陸的投資上，也多為商貿服務業和以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工業制造業。近些年來，隨著海外浙商資本實力的日漸雄厚，他們也有強烈的意愿將投資領域拓展至金融領域，但受制于這一行業準入條件等因素的制約，迄今為止都未能夠成功涉足，因而他們在大陸的投資多未能夠超出其在海外長期以來的投資經營行業和范圍，且投入資金及企業規模多相對有限，與同樣在中國大陸投資領域甚廣、實力雄厚且以大型企業集團形式運作的海外閩商形成鮮明的對比。這又在另一方面掣肘著海外浙商經濟的進一步成長壯大。
海外閩商在20世紀初期前后，雖也多以經營商貿服務業為主，但并不僅限于此，還將經營范圍擴展至經濟作物種植及加工業，尤其是在原經營僑匯、錢莊基礎上發展起閩資的金融業。大量閩資銀行的出現就為海外閩商在各行業領域的發展提供了充裕的后備資金。在閩資金融業的帶動下，海外閩商無論是在商貿服務業還是種植業、工業制造業及其它服務業領域的發展都獲得了有力的資金支持，在此過程中，又成功地實現了金融資本與工業資本的有機結合，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形成了一批大型企業集團。海外閩商適時將企業推向市場上市，為企業的規?；?、跨國化經營募集資金，選取一個或若干個行業作為主營行業，實行多元化經營戰略。改革開放以來，海外閩商將中國大陸作為其在亞洲投資的重點區域之一，其投資行業領域涉及各個領域，除了大量投資工業制造業之外，還將其擅長的房地產業、酒店服務業、金融業等第三產業引入大陸，可謂是其海外事業在大陸的延伸。他們憑借著豐富的操作和管理經驗，獲得了巨額的收益，進一步增強了資本實力。綜觀東南亞海外閩商在60年代至90年代的發展，可謂“令世界產業界驚嘆不已”。
然而，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海外閩商遭受重創，但并未因此而一蹶不振，而是趁機吸取經驗教訓，展開企業重組，及時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增強企業抵御風險的能力。正是由于海外閩商一直以來與全球經濟同步發展、與時俱進的戰略思維，因而在國際上出現了一批頗具影響、在某些行業領域占據重要地位的海外閩商企業集團。在2012年福布斯華人富豪榜中，上榜的198位華人富豪中，東南亞華商有28位，其中東南亞閩商即占據了其中的18位，高達64%的比例。在2012年福布斯菲律賓40位富豪榜中，上榜的8位華商全部為閩商，其中排在前10位的閩商就有4位。這些上榜的海外閩商企業集團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便是，在某個或某幾個行業領域中占據絕對主導優勢地位，具有一定的輻射范圍，影響跨越其住在國，輻射至周邊國家乃至整個亞洲和世界范圍。除了主導行業之外，基本上都涉及工業資本、金融資本和商業資本等多個領域，在資本的相互融通中，最大限度地發揮出它們各自的作用。如海外閩商創立并經營的華僑銀行集團和大華銀行集團，是新加坡國內僅次于國有的新展銀行的兩大金融企業集團，它們除了在東南亞國家有眾多的分行和影響力之外，在全球企業中也是實力甚強的金融企業集團。在2012年福布斯全球企業2000強中，華僑銀行和大華銀行以資產2142億美元和1827億美元分別排在第399位和403位。這兩大閩商金融企業集團自誕生之日起，便服務于當地的福建社群，為眾多海外閩商經濟事業提供了發展所需的后備資金，自身也在經營過程中獲得了頗豐的利潤。在以金融業為主業的同時，它們又多涉足工業制造業、房地產業、酒店服務業、商業貿易業等諸多領域。更多的海外閩商在以制造業或商業等起家后，也都較為注重發展金融業。如印尼閩商黃奕聰的金光集團，隨著造紙業和食用油業務的發展，資金實力獲得增長后，便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投資金融業、房地產業等行業。一方面，海外閩商大力涉足金融業的發展，為其事業的長足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物質根基；另一方面，在海外閩商已有相當實力的前提下，投資金融業意味著高回報，資本積累的速度由此也大為提升。雖然這種高回報與高風險是緊密相隨的，但這種風險大多都在可承擔和控制范圍之內。因而，與海外浙商投資領域相對單一的特性不同的是，海外閩商投資普遍涉及各類資本領域，這對于增強企業的競爭力、資本實力及分散經營風險方面發揮的作用無疑是巨大的。
四、當代海外浙商發展存在的問題：以海外閩商的發展為視角
（一）海外浙商的經濟事業依然停留于傳統的行業領域及經營模式之中，主觀方面缺乏開拓創新意識，客觀方面則受制于當地的政策制約
歐洲海外浙商經過多年的發展，已形成了若干個優勢產業，但占據主體地位的依然是偏向于純商業的商貿服務業，工業制造業資本極為有限，長期以來沿用傳統的以家庭為單位的中小規模經營模式，雇傭廉價勞動力、整年整月超長時間地工作，產品最主要的競爭力體現在其低廉的價格優勢上。意大利普拉托雖然有數千家海外浙商經營的制衣企業，但其中絕大多數企業一直以來多為意大利品牌進行代加工服務，以低價承接訂單，僅賺取極其低廉的加工費，貼上意大利知名品牌后，商品價格便會增加數倍甚至數十倍；或是“生產那些在地攤和郊區市場銷售的女裝和童裝”，以低價售賣。隨著勞動力價格上漲和來自其他族群價格上的競爭優勢等因素的影響，這種以價格取勝的行業優勢地位便很難長久地保持下去。
近些年來，已有部分海外浙商走出傳統的行業經營領域和范圍，開始逐步走上多元化經營及轉型升級發展之路，這說明海外浙商的“經營意識在轉變”。但因歐洲國家政策的制約，海外浙商要實現資本的多元化經營，在現實中依然存在著諸多困難。以金融業為例，海外浙商想在歐洲涉足金融領域則并不容易。2009年，希臘華人華僑總商會會長徐偉春與在歐其他八位浙商在普拉托共同籌建“意大利歐聯華人銀行”。在經過近半年的籌備之后，因意大利銀監政策的調整、門檻提高而無法完成其“純華人外資銀行”的設想，只能放棄這個幾乎已經進入具體實施階段的項目。正如也意欲進軍金融業的黃學勝所言，“溫州人不是買不起銀行，往往是買得起卻批不下來”。
對于當前多數海外浙商而言，產業結構的升級優化及經營領域的拓寬已逐漸成為一種共識，但苦于絕大多數海外浙商無法獲得長期穩定的信貸支持，再加上住在國政策的制約，富余資本缺少更多更好的增值融資渠道，這也使得他們要實現企業的轉型升級及拓展經營領域要比海外閩商花費更多的時間，經歷更多艱難的歷程。
（二）海外浙商與住在國各社會階層存在文化、意識方面的差異，難以融入住在國的社會生活
海外浙商從事的餐飲業、制衣業等傳統行業，已成為住在國民眾衣食住行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然而，歐洲民眾源自其內心深處與生俱來的深厚的民族優越感，使得他們難以一種平和的心境去客觀地看待和審視海外浙商，尤其是近一二十年來海外浙商在歐洲迅速崛起并取得巨大成就，更是大大挫傷了他們的自尊心。另一方面，海外浙商雖然在歐洲經營多年，善于抓住機遇，遇事能夠靈活變通，但骨子里傳統的地域商業文化和一些經營陋習卻也完整地保留下來，在法制相當健全和完善的歐洲社會中，他們在商業上的一些行為如灰色通關、偷稅漏稅、洗錢走私等，無疑與歐洲成熟的市場經濟相沖突，因而不時地發生住在國政府對華商工廠、市場的查禁事件，造成巨大的財產經濟損失。這些事件經當地媒體的宣傳夸大，對海外浙商的信譽造成極為嚴重的負面影響。
此外，海外浙商往往以群體的形式抱團生存和發展，與住在國民眾的交往僅局限于供需的市場往來，與真正意義上的企業本土化經營相距甚遠，而且在文化等其它領域的溝通交流更是少之又少。他們生存和發展的網絡依靠內部的華人網絡，“新老移民都很少在圈子經濟環境以外尋找機會，當圈子內的經濟環境出現飽和，他們便遷移到存有商機的其他國家或地區，通過鏈式網絡移民，可以把社會網絡復制到任何一個角落”。以新移民為主體的歐洲海外浙商群體，相對于以老移民為主體的具有“落地生根”意識的東南亞海外閩商而言，更具開放意識及開闊視野，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已不自覺地將事業的流動性及跨國性經營作為一種常態。在歐洲各住在國民眾眼中，海外浙商只是因掙錢而居留于當地，并不是真正要推動與融入當地經濟發展的一支力量。因而基于各類因素的綜合影響，海外浙商要融入當地社會將面臨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海外浙商重商輕政，參政意識和覺悟淡薄，并不熱衷于參與住在國的社會政治活動
與東南亞海外閩商熱衷于參與政治，并注重建立與政府、政治人物的親密關系，以產生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影響力因素和決策不同的是，海外浙商似乎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經營的經濟事業上。這在一定程度上與大多數海外浙商依然處于創業階段、經濟實力不強有關，但更為關鍵性的因素是，于海外浙商而言，在住在國的生存只需依靠華人內部以地緣、血緣為紐帶結成的社會關系即可。他們的社會網絡關系通常由宗親、同鄉、朋友三者為主構建而成，在這里，他們創業和發展所需的資金、勞動力等都能夠得到有效的解決，無須倚賴住在國。相應地，他們認為其在住在國所取得的成就完全取決于自我的努力和奮斗，與住在國并無多大的關系，對于當地的社會公益事業也熟視無睹，很少參與其中。
近年來，雖有海外浙商已意識到要多參與住在國的政治，也出現了參政的海外浙商，如1997年意大利舉行市議員選舉，80年代中期前往意大利經商的青田人季志海成功當選為弗利市的外籍議員。但總體而言，有參政意識的海外浙商人數可謂鳳毛麟角，雖然在歐洲參政難度很大，但關鍵在于他們并沒有參政的意識和覺悟。只有當他們的切身利益受到損害時，才會意識到通過尋求商會組織或地方政府的幫助來解決事端。事實上，充分利用當地國民主政治的環境，積極參政議政是海外華人自我維權的重要途徑。只有在政治上有發言權，海外浙商才有一個真正可以與住在國進行溝通和解決矛盾的有效平臺，既能提升海外浙商的社會形象，更好地融入當地主流社會，自身的權益也才可以得到有力的保障。
五、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