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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金融危機過程范文1
[關鍵詞]貨幣危機;中東歐;東南亞;匯率制度;經常賬戶
[中圖分類號] F821.5[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09)06-0059-04
一、引 言
2009年以來,中東歐地區的一些國家深陷金融危機,關于中東歐是否會爆發區域性貨幣危機的討論甚囂塵上。[1]在中東歐國家中,斯洛文尼亞、塞浦路斯、馬耳他、斯洛伐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匈牙利、波蘭、捷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12個國家已經加入歐盟,金融危機在這12個國家加劇,勢必會影響到整個歐盟國家的經濟發展,這無疑會使歐洲受到強烈的沖擊。而且,這12個中東歐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日益緊密,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各國貨幣的匯率都受到很大的沖擊,如果金融危機在中東歐進一步演變為區域性貨幣危機,則其影響的程度和廣度都會大大增加。在中東歐的非歐盟國家中,烏克蘭、摩爾多瓦、白俄羅斯、俄羅斯等國也深受金融危機的影響,與歐盟國家不同,這些國家的貨幣匯率大多數與美元關系密切,在世界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中東歐的非歐盟國家爆發貨幣危機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在金融危機持續蔓延的情況下,評估中東歐國家爆發區域性貨幣危機的可能性就顯得十分必要。
雖然貨幣危機與金融危機經常同時發生,但貨幣危機不同于金融危機,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新興經濟體國家和發達國家都發生過金融危機和貨幣危機,從中可以發現貨幣危機和金融危機二者之間并沒有必然的聯系。貨幣危機爆發與一國實行的匯率制度密切相關,并且發生貨幣危機的國家大多數經常賬戶處于赤字狀態。在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金融危機中,由于日元自由浮動,匯率具有較大的彈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國際資本的過度外流,金融危機并沒有引發貨幣危機。1992年英國、意大利的貨幣危機說明,在資本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固定匯率制度難以抵御國際資本外流的沖擊。1994年墨西哥貨幣危機的深層次原因在于墨西哥常年實行的固定匯率制度和國際資本流動,在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幫助下,墨西哥成功克服了貨幣危機。1998年俄羅斯的貨幣危機是由金融危機引發的,在匯率相對固定的情況下,由于國際資本在金融市場崩潰時迅速撤離,盧布匯率發生了大幅度貶值。1998年巴西爆發貨幣危機與其實行相對固定的匯率制度有關,由于巴西具有良好的銀行體系和外匯儲備,使巴西金融體系得到了有效的保護,貨幣危機沒有引發金融危機。1999年阿根廷貨幣危機引發了金融危機,為了確保中央銀行調控經濟的獨立性,不得不放棄貨幣局制度,轉而實行浮動匯率制度。
盡管在日本、英國、意大利、俄羅斯、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國家爆發了金融危機或貨幣危機,但是并沒有引發區域性的貨幣危機,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只有在東南亞地區爆發了區域性的貨幣危機。東南亞貨幣危機和金融危機由泰國貨幣危機引發,作為一個經濟小國,泰國貨幣危機能夠引起整個東南亞地區的振蕩,其深層次原因與當時東南亞國家匯率制度密切相關,東南亞國家經常賬戶的長期赤字也為爆發危機埋下了隱患。東南亞國家的金融危機和貨幣危機對于分析當前處于金融危機中的中東歐國家具有重要意義。
二、匯率制度與貨幣危機――東南亞與中東歐的比較
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多數出口導向型的新興經濟體國家選擇了相對固定的匯率制度,中央銀行為本國貨幣匯率提供“名義錨”①,以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但是在這些國家爆發的幾次貨幣危機,其深層次原因幾乎都與匯率缺少彈性相關,證實了“名義錨”的缺陷。這也引起了理論界對匯率制度和貨幣危機的廣泛關注:“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為分析匯率制度與國際資本流動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框架;“三元悖論”則從匯率選擇的角度分析了新興經濟體國家可能的匯率選擇;“中間制度消失論”則認為匯率制度會逐漸向“超級固定”和“完全自由浮動”的兩級方向發展。 “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指出,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如果對資本項目實行有效管制,國際資本無法對本幣匯率形成沖擊,本幣匯率處于可控的范圍內,即使經常項目出現赤字也不會引發嚴重的貨幣危機。但是在資本項目開放時實行固定匯率制度,匯率一旦受到國際資本的沖擊,中央銀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經常會失敗,最終只能導致固定匯率制度的崩潰,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充分證明了這一觀點。在資本項目開放時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匯率的自由浮動能消除國際資本的套利空間,匯率也不會因國際資本的沖擊而發生大幅度貶值的情況。因此,在資本項目開放的情況下,應當放棄固定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度,這樣才能避免本國匯率受到國際資本的沖擊,防止貨幣危機發生。
克魯格曼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提出了“三元悖論”,即資本項目開放、貨幣政策獨立性、固定匯率制度三者之間只能選擇其中的兩個。在資本項目開放的國家,固定匯率制度與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不可能同時存在。與“蒙代爾-弗萊明模型”不同,克魯格曼認為在資本項目開放的情況下,有兩種匯率制度可以選擇:第一種是選擇浮動匯率制度,這樣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能夠保證;第二種是選擇嚴格固定的匯率制度,即貨幣聯盟或貨幣局制度,但是中央銀行將失去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無法對貨幣供應量進行調控。
當前關于資本項目開放條件下匯率制度的兩難選擇,已經逐漸成為國際學界的“新共識”――“中間制度消失論”。[2]這種理論認為固定匯率制度容易引起本幣實際匯率的升值,匯率的“名義錨”容易受國際資本流動的沖擊,進而引發嚴重的貨幣危機。正是由于貨幣聯盟和貨幣局以外的固定匯率制度“名義錨”無法保持穩定,在匯率安排上出現了“中間制度消失論”。即在容易爆發貨幣危機的國家,只能在浮動匯率制度和匯率超級固定(貨幣局和貨幣聯盟制度)之間做出選擇,而介于兩者之間的中間性匯率制度②都應當消失,因此這種理論又被稱為兩極匯率制度論。盡管當前兩極匯率制度并沒有被所有國家采用,即使向兩極匯率制度轉變的國家,大多數經濟規模也比較小,經濟規模較大的國家仍然有很多實行中間性的匯率制度,中間制度消失論也因此備受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大多數發生貨幣危機的國家都調整了匯率制度,實行更具有彈性的匯率制度。從這個意義上看,在匯率制度的動態演變過程中,“中間制度消失論”仍然能夠反映匯率制度的發展趨勢,這一理論對于分析貨幣危機仍然具有較強的解釋力。
綜上所述,“蒙代爾-弗萊明模型”、“三元悖論”和“中間制度消失論”都認為固定匯率制度無法抵御國際資本流動的沖擊,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的國家容易爆發貨幣危機,而具有較大彈性的匯率制度能夠有效預防貨幣危機。如果實行固定匯率制度,則只能選擇貨幣聯盟和貨幣局制度,才能有效預防貨幣危機,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將失去調控本國貨幣的獨立性。
(一)1997年東南亞國家的匯率制度
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泰國、韓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都實行相對固定的匯率制度。泰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伴隨著大規模的資本撤離,各國貨幣都紛紛貶值,當中央銀行以外匯儲備干預外匯市場失敗之后,出于對貨幣貶值的預期,又加劇了國際資本撤離的動機,從而爆發了區域性的貨幣危機。貨幣危機爆發之后,泰國、印尼、韓國、馬來西亞都使匯率制度向著更加自由浮動的方向改革,只有馬來西亞把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改為固定匯率制度。但馬來西亞不得不于1998年9月1日重新開始對資本項目進行管制,以保護其固定匯率制度免于受到國際資本的沖擊(見表1)。
(二)中東歐歐盟成員國的匯率制度
在歐盟第五輪、第六輪東擴后加入歐盟的中東歐國家共有12個,當前這12個中東歐國家已經深受金融危機的影響?？紤]到這12個國家的資本項目都已經開放,匯率制度的選擇就成為了防范和預防貨幣危機的重要因素。如果以各國匯率制度的實際情況來評估12個歐盟新成員國,可以發現,盡管金融危機在中東歐地區持續蔓延,各國都出現外國資本撤離、匯率貶值的現象,但這些國家發生貨幣危機的可能性并不相同。
斯洛文尼亞、塞浦路斯、馬耳他、斯洛伐克已經加入歐元區。在當前世界金融危機中,盡管歐元區受到了較大的影響,歐元兌美元匯率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貶值,但作為世界第二大貨幣,歐元區顯然不會發生貨幣危機。因此,已經加入歐元區的斯洛文尼亞、塞浦路斯、馬耳他、斯洛伐克不會爆發貨幣危機。
波蘭、捷克、羅馬尼亞三個中歐國家的匯率制度相對自由。波蘭在2000年開始實行單獨浮動匯率制度。捷克的匯率制度本身就是為了防范貨幣危機而改變的,捷克在1997年5月發生貨幣危機之后,為了降低國際資本套利空間,捷克開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3]羅馬尼亞實行不事先規定匯率軌跡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其匯率彈性比較接近于單獨浮動匯率制度。從這三個國家的匯率制度來看,盡管當前各國貨幣兌美元的貶值幅度較大,但這其中有歐元兌美元貶值的因素,這些國家的貨幣兌歐元并沒有出現大幅度貶值。由于其匯率波動本身能夠抑制外國資本的持續撤離,匯率的彈性也有利于提高外資對這些國家貨幣的信心,這幾個國家貨幣兌歐元并不會出現大幅度的貶值?？紤]到外國資本主要來源于歐盟國家,對外貿易的伙伴國也主要集中在歐洲,只要各國貨幣能夠相對歐元保持穩定,就不會發生貨幣危機。
立陶宛、愛沙尼亞和保加利亞都實行貨幣局制度。在資本項目開放條件下,實行貨幣局制度符合“三元悖論”原則,也是“中間制度消失論”所倡導的匯率制度。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索羅斯為首的國際投資資本在沖擊中國香港外匯市場時,中國香港的貨幣局制度就較好的抵御了外部沖擊。當然,貨幣局制度并不是防范貨幣危機的充分條件,中國香港完善的金融體系為香港提高利率水平奠定了基礎,為防止資本外流,中國香港在1998年隔夜拆借利率曾經達到300%。[4]而1999年同樣執行貨幣局制度的阿根廷則陷入了貨幣危機,這與其金融體系脆弱性有很大的關系。愛沙尼亞、立陶宛、保加利亞三國的金融體系顯然無法與香港相比,具有爆發貨幣危機的可能性。但是作為歐盟的成員國,這三個國家的貨幣局都以歐元為盯住對象,歐盟能夠給予強大的貨幣援助計劃。盡管發生了金融危機,但為了加入歐元區,愛沙尼亞、立陶宛、保加利亞這三個國家不會輕易改變其匯率制度,而是極力維護匯率的穩定,在歐盟的幫助下,愛沙尼亞、立陶宛、保加利亞實現這一目標并不難。
匈牙利實行外匯走廊制度,福林兌歐元匯率上下波動幅度不超過15%,盡管大多數國家的外匯走廊制度更為接近固定匯率制度,但與其他國家隊的外匯走廊相比③,匈牙利設定的波動幅度較寬,因此其匯率彈性較大。在當前的金融危機面前,福林兌美元出現了一定幅度的貶值,因此匈牙利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請美元貸款,以維持國內外匯市場對美元的需求。盡管與浮動匯率制度相比,匈牙利在克服貨幣危機方面處于較為不利的地位,匈牙利爆發貨幣危機的可能性處于較高水平。但匈牙利一直希望盡快加入歐元區,因此匈牙利不會放棄福林兌歐元匯率的穩定。
拉脫維亞實行的是傳統的盯住匯率制度,匯率的固定使拉脫維亞在金融危機中處境被動,以外匯儲備來維持匯率固定的難度較大,而中央銀行一旦宣布放棄對匯率的干預,又很容易引起外資的進一步撤離,引發貨幣更大幅度的貶值。因此從匯率的彈性方面看,拉脫維亞在應對貨幣危機方面相對被動,發生貨幣危機的可能性高。作為波羅的海三國之一的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立陶宛經濟聯系密切,如果貨幣危機在拉脫維亞爆發,則必然對波羅的海三國產生很大的影響,甚至對整個中東歐地區影響都會很大。
如下表所示,從匯率制度的角度來看,中東歐的12個歐盟成員國發生貨幣危機的整體可能性不盡相同,其中最為安全的是斯洛文尼亞、塞浦路斯、馬耳他、斯洛伐克四個歐元區國家;波蘭、捷克、羅馬尼亞發生貨幣危機的可能性很低;立陶宛、愛沙尼亞、保加利亞發生貨幣危機的可能性處于中等水平;匈牙利發生貨幣危機的可能性較高;拉脫維亞發生貨幣危機的可能性最高(見表2)。
三、經常賬戶與貨幣危機――東南亞與中東歐的比較
(一)1997年東南亞主要國家的經常賬戶情況
在東南亞貨幣危機爆發之前,泰國、韓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經常賬戶都出現了赤字情況,為了彌補經常賬戶的赤字,這些國家不得不依靠國際資本流入來維持國際收支的平衡。東南亞國家經常賬戶的赤字曾經引起國際觀察家的擔心,認為長期的赤字會使東南亞國家發生1994年墨西哥一樣的貨幣危機。[5]這些國家中,泰國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比重最大,韓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經常賬戶的赤字也接近GDP的5%,經常賬戶的赤字使各國貨幣匯率在危機之前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貶值,更重要的是會刺激國內的外國資本對本幣貶值的預期,東南亞國家經常賬戶的赤字給金融危機埋下了隱患(見表3)。
(二)中東歐地區歐盟成員國國家經常賬戶情況
中東歐地區的歐盟成員國經常賬戶大多處于赤字狀態,但與東南亞國家的貿易赤字不同,中東歐12國貿易赤字主要集中在歐盟內部。2004年歐盟27國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對外貿易保持順差,在第五輪東擴后,歐盟25國開始出現對世界其他國家的貿易赤字,其中主要是新加入歐盟的10個國家對世界其他國家的貿易赤字,而原歐盟15個成員國經常賬戶基本處于平衡狀態。如下表所示,10個歐盟新成員國對歐盟以外的其他國家赤字規模并不大,2006年時達到90.8億美元。因此,可以發現盡管中東歐大多數國家經常賬戶處于赤字狀態,但是主要是在歐盟內部的貿易赤字,對歐盟以外國家的赤字規模并不大。歐盟內部貿易赤字以歐元結算,這就意味著經常賬戶的赤字不會對各國貨幣產生很大的影響,即使有影響,如前文所述,在歐盟救市計劃的援助下,不會引起大規模的貨幣危機。從理論上看,由于歐盟以外的貿易赤字需要美元結算,這部分赤字規模較小,與歐盟成員國之間的貿易赤字需要以歐元結算,如果歐盟能給予一定的支持,經常賬戶赤字對當前中東歐國家而言,不會引發區域性貨幣危機(見表4)。
四、結 論
綜上所述,從匯率制度的角度看,在12個歐盟新成員國中,大多數國家的匯率制度能夠有效防范貨幣危機,部分國家具有發生貨幣危機的可能性。在經常賬戶方面,從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可以發現,經常賬戶的長期赤字給貨幣危機埋下了隱患。盡管中東歐的12個歐盟成員國處于赤字狀態。但中東歐12國的貿易赤字主要集中在歐盟成員國內部,對世界其他國家的貿易赤字規模并不大。從匯率制度和經常賬戶方面可以發現,這12個中東歐國家需要歐 盟給予提供援助,如果歐盟能夠給予足夠的支持,這12個國家發生貨幣危機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對于這12個歐盟成員國來說,也有一些不利的外部因素存在。1997年東南亞國家發生的貨幣危機是由泰國引發的,泰國的貨幣危機影響了韓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國的貨幣危機,因此貨幣危機在一定區域內的傳導同樣值得關注。在中東歐地區,除了12歐盟新成員國以外,俄羅斯、烏克蘭、摩爾多瓦、白俄羅斯等國也深受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與歐盟國家不同,這些非歐盟國家的貨幣與美元關系更密切。這就意味著,在世界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中東歐的非歐盟國家爆發貨幣危機的可能性更大。如果這些國家爆發貨幣危機,也有可能引發整個中東歐地區的貨幣危機。
[注 釋]
①名義錨:是指在固定匯率制度下,中央銀行規定的匯率水平可以起到一種駐錨的作用,穩定經濟主體對匯率的預期。
②按照匯率自由浮動程度的高低,匯率制度分為八種:a、貨幣聯盟;b、貨幣局;c、傳統固定匯率制度;d、外匯走廊;e、爬行盯住匯率制度;f、爬行盯住的外匯走廊;g、不宣布匯率波動軌跡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h、單獨浮動匯率制度。這里的中間匯率制度是指第3-7種,但這種劃分方法并不絕對,有些國家盡管不實行單獨浮動匯率制度,但波動空間較大,例如浮動范圍較寬的外匯走廊和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其匯率的彈性仍然很大,因此本文中認為這種匯率制度更接近浮動匯率制度。
③例如俄羅斯在1995年設定的外匯走廊波動幅度僅有1.5%,這種外匯走廊制度更接近固定匯率制度,而匈牙利的外匯走廊制度波動幅度相當于俄羅斯的10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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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羅•克魯格曼,茅瑞斯•奧伯斯法爾德.國際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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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ossibility of Regional Currency Crisis in EU New Member States――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them and South-Eastern Asia in1997
WangZhiyuan
(Institute of Russian, East European & Central Asian Studies, Chinese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7, China)
東南亞金融危機過程范文2
十年前，金融危機迅速在被認為是全球經濟奇跡和學習典范的東南亞以及東亞等國家和地區爆發和蔓延，泰國、印尼、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家成為危機的重災區。十年以來，關于這場金融危機的反思從未停止，而且是常思常新。到目前為止，人們關于這場危機的觀點總的說來可以歸納為三派：一是內部因素派，即將原因歸結于受危機影響的經濟體內部政治經濟的基本面和政策面的漏洞；二是外部因素派，即來源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私人資本流動的沖擊和國際金融市場的不完善；三是中間派，即將前面兩種觀點結合起來。其實，不管從哪個角度對東南亞金融危機進行解釋，有一點是肯定的，即東南亞金融危機對于泰國、印尼、韓國等國家來說，既是一場貨幣危機，也是一場銀行危機，同時，金融體系（包括銀行體系）的脆弱性更是危機爆發的重要因素之一。
危機暴發后的東南亞銀行業，不少銀行的倒閉和重組，外資銀行也有機會乘虛而入從而導致東南亞銀行業格局發生變化。同時，為了挽救銀行業，各國都建立了雖然名稱各異卻都是針對問題銀行的專門托管機構；為了建立金融安全網，存款保險制度在東南亞諸國紛紛建立；為了強化銀行體系的安全，加強風險監管成為普遍的做法；為了減輕對銀行融資的過度依賴，而積極發展債券市場；為了建立穩健的金融體系，對金融業都進行了全面規劃。
脆弱的銀行體系
客觀地說，在危機發生前，這些亞洲國家銀行體系并非一無是處：銀行的資本充本充足率普遍達到8%的標準，比如當時泰國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為9.6%，韓國為9.1%；90年代初期，東南亞銀行體系開始朝巴塞爾協議方向努力，實施有效的銀行監管的某些作法，如泰國就在1993年就實行資本充足率監管。此外各國也都開始了各種金融自由化的改革，這些改革還受到IMF等國際機構的普遍歡迎和看好。但是盡管外在的表現不錯，銀行的行為模式本身卻沒有根本變化，因此當外部環境發生不利變化時，銀行體系就變得不堪一擊。
這些危機爆發國銀行體系的脆弱性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一是在金融體系中，企業融資過度依賴于銀行，導致風險過度集中于銀行體系。1996年底，印尼商業銀行占全國金融機構總資產的比重高達84%，泰國的這一數字為64%，如果將其他銀行類的機構加在一起，比例還會更高。在這種情況下，不管是微觀層面還是宏觀層面出了問題都會對銀行業產生不利的影響，反過來又會影響企業和宏觀經濟的穩定。
二是在銀行內部信貸管理水平差的問題在經濟高速增長的環境下沒有充分暴露出來。銀行信貸在風險管理上要么過份依賴于抵押品，而對借款人的資信和項目本身的現金流缺乏了解；要么過份依賴于借款人的聲譽，對上市公司進行信用貸款而不需抵押品。正是基于這種現狀，使得房地產貸款增長很快，因為房地產本身就是一種較好的抵押品。
三是銀行業的自由化與監管水平的變遷不相適應，銀行內部風險管理能力與內控機制不健全，以及沒有建設一個良好的金融安全網。
印尼是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重災區，開始于1988年10月的印尼銀行改革放松了對銀行準入的限制，于是銀行機構迅速擴張，在隨后的兩年時間里，印尼新成立了73家商業銀行和301家分支機構。1991年2月審慎監管被引入，但事情并沒有按照政策當局的意圖演變，首先并沒有發生多少并購和重組事件，其次資本充足性要求等監管措施也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商業銀行的股東并沒有承諾積極地增加資本，這些都可以歸咎為負責銀行監管的央行――印尼銀行沒有足夠的獨立性。中央銀行不能對那些與政治聯系緊密的銀行特別是國有銀行采取有效的監管措施。1997年以前，按資產來說國有銀行約占市場份額的50%，但國有銀行由于政府干預而管理不善，這些銀行的貸款往往流向了與政府相關的企業或某些特別部門，造成大量的不良資產。但與此同時，作為監管部門的印尼銀行卻很少對國有銀行進行過現場監管。
當時對于印尼銀行業自由化的改革，IMF等國際機構持非常樂觀的態度。但也有人指出，嚴重的腐敗、裙帶資本主義對印尼銀行體系影響甚深。此外銀行體系中公司治理水平和風險管理水平的低下，關聯交易和房地產貸款產生的不良資產以及大量的私人海外借貸都是印尼金融脆弱性的重要表現。
韓國1994年為加入OECD取消各種資本流出入管制。同時，由于擔心海外資本受高利率吸引而大量進入從而增加貨幣供應量，因此，放寬了銀行短期借貸，但是限制公司的海外借貸。受利差的影響，來自外部的銀行資金通過本國商業銀行和商人銀行借給國內的大公司，于是使借款出現了期限和幣種上的雙重錯配。1996年，韓國的總對外負債中的60%是短期負債。
注資、重組與救助
泰國是危機的發源地，處理銀行危機的行動也比較迅速。1997年8月5日，為了增強市場信心，保障存款人和其他債權人利益，泰國宣布對在泰國境內的銀行存款提供無限擔保。1997年6月泰國成立次級抵押公司（SMC)，并于10月成立金融重組局（FRA)和資產管理公司（AMC)。金融重組局在1997年12月8日，關閉了泰國56家金融機構，并將這些機構的資產分為兩個部分以公開拍賣的方式處理，一類是證券、貸款類的核心資產，占總資產90%；另一類則是辦公設備、汽車之類的非核心資產。到1999年底，核心資產處置完畢，處置回收率達到賬面資產的25％～30%。泰國的資產管理公司于1997年11月成立，它是這些財務公司未出售資產的最后收購者。
向外資銀行開放是泰國吸引新資本的主要做法。1997年6月27日，泰國政府修改1962年商業銀行法的緊急條例，允許那些重組金融機構的投資者持有100%的股份。特別是，外資可以收購那些本地法人金融機構的多數股權。為了進一步加強銀行體系，泰國政府在1998年8月14日宣布了一攬子方案。包括：加快銀行和財務公司的并購，鼓勵私人進入銀行體系，讓公共基金注資有問題機構，培育建立私人性質資產管理公司的框架等。由于泰國銀行業危機處理得早，所以成本不是太高。
泰國金融危機暴發后，印尼貨幣岌岌可危，貶值壓力非常大，印尼央行最初采取干預行動，但無濟于事。1997年8月14日，經過了一系列連續的干預后，印尼銀行終于放棄了對貨幣盧比波動幅度的干預，讓其自由浮動。由于印尼私人部門有大量外債，1997年非銀行部門的對外負債高達781億美元，這一數字超過了銀行部門和政府對外負債的總和，貨幣貶值以后印尼資本流出的壓力驟增，并直接影響到銀行業的流動性。同時，由于印尼在危機之初實行了緊縮性的貨幣政策，銀行危機的暴發就在所難免。
1997年10月1日，印尼政府向IMF請求援助，月底，IMF答應提供100億美元的備用信貸，附加的條件是印尼要對包括銀行在內的金融機構進行重組。根據IMF的建議，1997年11月1日，印尼銀行關閉了16家困難銀行，占其銀行總資產的3%，同時加強監管。由于此時印尼尚未有存款保險制度，政府給每一個存款者上限為6000美元的保護。財政部和央行還宣布今后不會有新的銀行倒閉，這個本來旨在安撫存款人的行動，卻因為對存款人的保護不透明、保護程度比較低，倒閉政策不透明，以及政治上的不穩定，導致存款人紛紛將資金從他們認為有可能倒閉的私人銀行取出。資本外逃同時發生，1997年印尼資本凈流出120億美元，而1996年還有115億美元的資本凈流入。為了支持銀行體系，中央銀行不斷提供流動性，從而導致貨幣供應量增加過快，物價飛漲，通貨膨脹率從1997年四季度的5.7%增加到1998年的一季度的25.1%。
1998年1月15日，IMF與印尼簽署了第二個協議，要求印尼建立一個隸屬于財政部的印尼銀行重組機構（Indonesian Bank Restructuring Agency，簡稱IBRA)。財政部宣布對所有本地法人銀行的存款人和其他債權人的利益給予完全保護，即所謂的無限承諾。而IBRA則是執行這一政策的具體機構。1998年4月4日，IBRA為14家最差的銀行提供支持。對其中最大的7家銀行進行接管，并行使股東權益，此后，又關閉了接管的7家大銀行中的3家。1998年8月21日，印尼決定對國有銀行進行注資。一個月后，將四家國家銀行合并成一家，使之成為全能銀行，并把其他一家銀行的公司貸款業務轉入其中。1999年3月13日，政府組成聯合機構對現有的銀行進行評估，以確定這些銀行是繼續生存、關閉還是需要接管和注資。隨后又開始了針對私人銀行的注資計劃。
印尼在危機中對銀行業的救助行動有許多值得檢討之處。首先，開始的時候沒有預測到問題的嚴重性，只試圖用央行的再貸款來解決流動性問題，這種治標的保守療法只憑空增加了成本。第二，先國有銀行后私人銀行的作法反而有損于銀行救助的效果。因此，導致印尼銀行業重組的時間被拖得太長，救助成本也過高。
1998年4月1日，韓國宣布對商業銀行與商人銀行（后來擴展到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其他機構）采取迅速糾正行動。這項行動要求資本充足率低于2%的銀行必須采取如下改進措施：核銷資本，暫停營業，與其他機構合并，或將有關合約轉移到健康銀行。為了對付民眾的恐慌，1997年11月25日，對存款保護法進行修改，根據修改到2000年底，所有存款和利息都能獲完全保險。同時改進銀行公司治理，要求金融機構必須任命外部董事，建立審計委員會和委任合規官，商業銀行要公布季度盈利報告并提足撥備。此外，金融控股公司也被引入，將單一股東持股比例上限從4%提升到10%。到2003年1月，韓國金融機構的31％約659家金融機構不復存在，其中，商業銀行從1997年的33家減少到16家，30家商人銀行也只剩下3家。
我們同時看到，東南亞各國在危機中除了對銀行采取相應的救助機制外，制度建設也是實施救助的重要內容。包括強化監管，以增強監管的有效性（印尼）、建立存款保險制度（馬來西亞）、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如健全征信制度（印尼、韓國）、實施金融發展規劃等（馬來西亞、泰國、印尼）。
復蘇、繁榮與隱憂
亞洲金融危機暴發至今已經有十年，十年來隨著經濟的恢復，亞洲銀行業似乎比過去更加穩健，也更具盈利能力。
從資本充足率來看，2006年，印尼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達到20%，泰國的資本充足率達到13.85%，韓國的資本充足率達到12.31%，馬來西亞的核心資本充足率達到了10.3%。特別是，撥備率都得到了普遍的提高，基本能覆蓋相應風險。2006年韓國商業銀行的拔備覆蓋率達到了188%。
從資產質量來看，各國都得到了迅速改善，其中韓國改善得最好，2006年韓國商業銀行的不良率已經下降到1%以下，泰國下降到5%以下，馬來西亞與印尼雖然不良率已低于10%，但仍然超過5%。這表明，危機過后，銀行業資產質量的改善還有一個漫長的過程。
從盈利能力來看，即使在利差有所縮小的情況下，東南亞各國銀行業的盈利能力都在不斷提高。印尼銀行業的ROA（資產收益率）在2002年就達到了1.92%，ROE（所有者權益收益率）達到14.8%，此后這兩個指標分別保持著2%和20%以上的水平。近兩年韓國銀行業的ROA都在1%以上，馬來西亞銀行業的ROA則都在1.3%以上。
從銀行的市場結構來看，東南亞的銀行業呈現出兩個趨勢：銀行數量的減少和分支機構的增加。以印尼為例，2000年時有151家銀行，到2006年也只有130家；而分支機構在2000年時為6059家，到2006年增長到9110家。在韓國，1997年底有商業銀行33家，而現在只有商業銀行13家，其中大銀行7家，6家地方性銀行。
但是，近年來亞洲諸國的銀行業又面臨著業務轉型和模式轉換的新問題，對此各國銀行都在適應之中。隨著各國資本市場的發展，企業融資模式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銀行業在融資結構中的地位正在下降。面對這種挑戰，銀行不得不向中小企業、向居民尋求業務機會，不得不向中間業務去尋求發展。這是東南亞銀行業面臨的新問題。
對于目前的亞洲銀行業來說，更大的風險可能還是來自外部：
第一，導致金融危機的老問題依然存在。
國際游資規模更大，對其仍然缺乏有效監管。金融全球化下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加大了。根據BIS的統計，到2006年底，國際債券余額達18.43萬億美元，比1996年底的3.26萬億美元增長了4.65倍。2006年6月，全球衍生品交易額達370萬億美元，這一數字在1998年6月只有72萬億美元，增長了4倍。根據IMF的統計，2005年全球資本流動規模為6萬億美元，而1995年則不到2萬億美元。2005年流入東南亞等新興市場的證券投資流入總量為2萬多億美元，比2001年增長了1倍多，凈流入量為4700億美元，由于官方凈流入為負數，因此凈流入表明主要是私人資本的增加，這表明東南亞等新興市場對私人投資者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如此大規模的資本流動中，其中不少是游資，而且還有一些游資通過經常賬戶混入其中，使問題變得更加復雜。
10年前，亞洲金融危機是由于私人資本的逆轉發生的，為此如何監管私人資本流動就成為亞洲合作機制中的重要內容，曾在清邁倡議中達成共識。然而，直到今天監管私人資本流動仍然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2006年年底泰國的金融風波就是因為政府出臺管理短期資本流動的措施造成的，這再一次表明監管私人資本流動需要國際合作。
金融體系依然脆弱。雖然東南亞新興經濟體的銀行體系的資本充足率有了一定的提高，金融市場的透明度建設有了一定的改善，但金融業的發展基礎還很薄弱。從金融結構來看，銀行體系起主導作用的格局沒有根本改變。如2005年，菲律賓銀行業資產仍然占金融總資產的80%，債券市場發展較好的馬來西亞銀行業資產仍然占金融體系總資產的比重仍高達70%。2006年，馬來西亞私人部門仍有94％的融資額通過銀行，發行債券只占0.5%，發行股票只有5.5%。在銀行信貸資產中，住房信貸占比仍然較高，由于東南亞新興經濟體銀行風險管理和定價能力的缺陷，住房信貸的風險正在暴露出來，2005年底，菲律賓與馬來西亞住房信貸的不良率已經接近10%。
此外，根據經濟學人智庫（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對東南亞危機國的評價，雖然某些國家金融結構的風險程度在下降，但仍然保持著較高的風險系數。1997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的風險系數分別是67.9、85.7和71.4，目前則分別降低至53.6、68.4和70.4。印尼與韓國的金融結構風險反而在上升，前者從78.6上升到89.8，后者則從35.7上升到69.4。
匯率缺乏穩定基礎。在亞洲危機之前由于經常賬戶赤字占GDP比重達5%左右，貨幣而臨貶值壓力。在全球失衡的情況下，亞洲經濟體的貿易順差保持著較高的水平，貿易順差占GDP的比重達到5.6%(東南亞)和6.9%(中國、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以及蒙古)，東南亞新興經濟體普遍面臨貨幣升值的壓力，按照真實貿易加權計算，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在經歷了2004年2.8％的下跌之后，在2005年上升了1.5％，2006年升幅為1.7％左右。在這種情況下，東南亞諸經濟體應吸取教訓，加強對話，協調行動。雖然有些國家貨幣當局在危機之后就提出了建立聯合的釘住一籃子貨幣和類似歐洲貨幣體系等安排的建議，希望保持該區域貨幣匯率的穩定，但到目前為止仍停留在討論階段，仍有許多需要克服的困難。就連通過對話來實現匯率政策協調的努力也做得不夠，因此，匯率政策協調尚有很大空間。
第二，誘發金融危機的新問題更值關注。
金融合作滯后于貿易投資一體化進程。目前東南亞區域內貿易比重已經超過55%，特別是東盟自由貿易區、多個“10+1”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使東南亞經濟聯系越發緊密，東南亞已經形成了以跨國公司為紐帶的垂直供應網絡。但是，金融合作仍然處于較低層次。亞洲內部的相互證券投資增長緩慢，相互投資規模仍小，2004年，亞洲持有的本地區發行證券只占亞洲GDP的2.25%，而北美和歐盟持有的亞洲債券卻分別占亞洲GDP的7.25%。
資金存量大而投資渠道不暢。亞洲金融危機發生時的1997年底，東南亞新興經濟體只有384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到2006年底，東亞外匯儲備達30000億美元，占到全球5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60%，東南亞新興經濟體的外匯儲備達21000億美元，比1997年增長了4倍多，大大快于全球外匯儲備的增速。但與此同時，東南亞外匯儲備中65%以美元資產形式保持。
全球經濟失衡所帶來的風險。目前全球不平衡在擴大，美國和歐盟貿易逆差持續擴大，而東南亞經濟體卻表現為較大的順差。全球經濟失衡表現為外匯儲備的增加，1996年全球外匯儲備只有16870億美元，而2006年增長到50000億美元，增長了2倍，外匯儲備的增加導致全球流動性過剩，推動了房價、股價、資源品價格的上漲。如果以2000年的股票指數為基準，到2006年底泰國上漲了1倍，印尼上漲了近2倍，韓國也上漲50%；與2003年底相比，2006年東南亞新興市場股票指數增長了1.5倍。
東南亞金融危機過程范文3
關鍵詞：國際金融；金融危機；傳遞機制
研究國際金融傳遞機制，對于防范國際金融風險，建立有效防范機制具有重要意義。國際金融傳遞可分為正常傳遞與非正常傳遞兩種類型。正常傳遞指在維持各國匯率穩定和金融市場正常運行的條件下國際資本的流動和影響，非正常傳遞指引起各國匯率劇烈波動和金融市場秩序混亂的國際資本流動，它不僅由一國的金融危機影響到另一國，而且造成各國和地區之間的連鎖反應，即危機“傳染”。本文所討論的國際金融機制，主要指后一種類型。
一、傳遞源與被傳遞對象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國際環境下，由于種種原因首先爆發金融危機的國家（地區）稱為“傳遞源”。受傳遞源影響，同樣的危機很快出現在其臨近或周圍的國家或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稱為“被傳遞對象”。一般情況下，國際金融危機的“傳遞源”多發生在區域經濟鏈條較為薄弱的環節上。那些被傳遞的國家或地區，往往與傳遞源國家在經濟類型、金融體制、發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處，具體來說，可大致分為兩種情況：
（一）經濟一體化區域內高度相關的投資貿易關系。以這次東南亞貨幣危機為例，東盟五國較為全面地進入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階段是在1976年2月五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以區內實行特惠關稅區時算起。當時東盟各國為了迅速發展經濟紛紛實行50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由于當時美、日、歐占東盟進出口總額的60%，使得東盟各國經濟極易受到西方經濟波動的影響。為此，東盟決定采取擴大區內貿易的政策，政策的實施使得東盟五國的內部貿易、投資比重迅速上升，各國經濟命運由此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同時對東盟的這些經濟總量相對較小的國家來說，對外部波動極為敏感，加上各國在產業和進出口結構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競爭性，那么一旦某國貨幣受到投機者沖擊而匯率發生大幅波動和下跌時，自然也會迅速影響到其它國家的外匯市場，從而造成貨幣危機的傳遞。
（二）國家之間存在某種貨幣一體化安排。1992年歐洲外匯市場波動的背景正是國際投機勢力看準了歐盟貨幣體系中，成員國雖然安排了相互間匯率浮動上下不超過2.25%的界限，這種貨幣一體化安排客觀上要求各國一致的貨幣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當時東西德統一不久，德國政府對赤字融資的需要要執意維持馬克較高的利率，最終以英鎊為首的其它低利率貨幣遭受投機者拋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整個西歐經濟也陷入衰退。在這種一體化的貨幣安排下，任何一種薄弱的貨幣受到攻擊都可能引起整個區域的市場動蕩。
二、傳遞媒介、傳遞途徑與傳遞過程
在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資本市場自由化的國際環境中，貨幣政策傳遞機制越來越依賴于市場價格即匯率和利率等競爭性變量。區域金融危機發生，匯率和利率成為國際金融傳遞的主要媒介。特別是匯率變動直接對國際和一國經濟發生作用。在上述兩個例子中，作為傳遞源的國家都因過去的刻板的盯住匯率政策不能應付國家經濟和金融環境的變化，并都改變了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從而引起貨幣大幅貶值而發生金融危機。既然國際金融的傳遞媒介是利率和匯率，那么樣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就自然成為主要的傳遞途徑。
國際金融危機傳遞的過程可概括如下（以東南亞金融危機為例）：由于泰國周邊國家的貨幣大多與美元掛鉤，當泰銖貶值后，泰國的出口競爭力便得到加強。與泰國出口結構相似的周邊國家為了維持本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也會競相使本國貨幣貶值。正是基于這種預期，國際投機者必然要對這些國家的貨幣做空頭，而投機性的拋售就會對這些國家的貨幣產生巨大的貶值壓力。另外，心理因素也會加速金融危機的傳遞。由于經濟類型的接近，東南亞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與泰國類似的經濟問題，如匯率制度缺乏必要的靈活性，不良債權、經常項目逆差等，投資者也害怕當地會發生金融危機，于是干脆把資本從新興市場撤走，從而導致其它國家的金融危機實際發生。
三、現代國際投資組合理論———金融危機傳遞機制的一種理論解釋
投資組合理論是現資組合行為的基礎理論。而近年來的研究表明，隨著各國國內經濟的發展，當前分散投資決策的主要因素已經由證券的種類構成轉向證券的地區構成上來了。馬克維茨的資產組合理論認為，每一種資產組合的風險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來度量，整個資產組合的風險大小取決于三個方面的因素：組合中各資產的風險大小、各類資產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資產之間的相互關系。那么在分散投資時，在既定收益下必須盡量減少資產之間的相關度，從而降低總體風險。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由于長期的經濟往來和一體化發展，其證券之間的相關系數已經變得很大，僅限于發達國家的投資組合已經無法很好地削減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的投資組合必然會把部分投資換成回報。而這些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往往被劃分為不同的區域投資板塊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國的貨幣風險上升，國際投資組合即對自身做出修正，這種修正行為就是把屬于該地區板塊的證券和貨幣拋出，從而引起該板塊對應的整個地區的貨幣動蕩。
四、傳遞力度與傳遞中止
東南亞金融危機過程范文4
摘 要 08年發生的世界金融危機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現象,幾乎各國經濟都深受其害,中國經濟也受到較大的沖擊,世界經濟陷入上世紀大蕭條以來最困難的境地。本文對當期世界金融危機和東南亞金融危機進行比較,并提出了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措施。
關鍵詞 金融危機 異同 措施
一、引言
金融危機指的是與金融相關的危機,也就是金融資產、金融市場或金融機構的危機,如股災、金融機構倒閉等。本文選取了具有代表性的美國次貸危機和東南亞金融危機進行分析,通過比較二者的異同,最終得出對中國的啟示。
二、兩次危機的比較
(一)相同之處:從宏觀層面看,股票暴跌、貨幣貶值、金融機構倒閉、房地產縮水、失業劇增、經濟增速下滑、經濟衰退、部分地區局勢動蕩等。
(二)不同之處:一是兩次金融危機發生地及影響范圍、程度不同;二是兩次金融危機爆發的導火線及表現形式不同;三是兩次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不同;四是兩次危機的應對措施不同;五是兩次危機對中國產生的影響不同。
三、兩次金融危機給中國帶來的啟示
中國加入WTO后帶來的挑戰增加了中國金融開放過程中的不穩定性,可能導致脆弱的體系不堪一擊,國際金融的動蕩不安也同樣構成對中國金融穩定的威脅。
第一,充分認識金融創新所伴隨的風險,金融體制和金融監管改革的重要性在某種程度上不亞于金融創新。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是一場新型的金融危機,其產生的內在機理就是金融產品透明度不足、信息不對稱,金融風險被逐步轉移并放大至投資者。這些風險從住房市場蔓延到信貸市場、資本市場,從金融領域擴展到經濟領域,并隨著金融全球化,通過投資渠道和資本渠道從美國波及到全球范圍。
第二,虛擬經濟不能脫離實體經濟。當前的次貸危機是虛擬經濟的過度發展而又缺乏監管導致的虛擬經濟運作鏈條出現問題,繼而導致連鎖反應,發生大量的虛擬經濟的破產最終拖累到實體經濟,釀成世界性經濟危機。無論是上世紀末的東南亞金融危機還是當前的次貸危機,都充分說明虛擬經濟嚴重脫離實體經濟容易產生嚴重的泡沫風險。因此,為確保經濟安全和金融安全,既要追求經濟的較高發展速度,更要警惕泡沫經濟。
第三,謹慎對待金融自由化理論。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各國對銀行和金融業已經實施了很長時間的自由化政策,取消和放松了許多對金融業的管制、限制和強制性規定。泰國在保持進出口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60%以上對外貿易勢頭的基礎上,于1991年-1993年實現了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的自由化,即實現了金融完全自由化。之后不合時機的資本項目的開放通過開放廉價的短期外資融資渠道助長了信用的膨脹,促使銀行過度冒險,而信貸膨脹的結果是巨額的貸款損失和銀行資產負債表的惡化。從泰國因貨幣危機導致其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1-3年(甚至更長)的停滯和衰退來看,適度的金融自由化對促進金融和經濟發展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但是過分的、絕對的金融自由化必將導致金融失控和金融秩序的混亂。因此,金融控制對一國經濟的良性運行和健康發展顯得尤為重要,而不加區別地推行金融自由化可能給我國帶來的不是巨大的便利,而是巨大的風險。
第四,引導產業結構升級,保持經濟發展的連貫性。1995年,泰國占70%左右的對外貿易比例,嚴重破壞了產業間比例的平衡,導致出現產業間發展關系之大忌。正是由于存在嚴重的產業結構單一和對外依存度過高的問題,東南亞各國經濟在經歷了長達二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后,以勞動密集型為特色的國際分工地位有了重新調整的要求,由于缺少發揮緩沖作用的產業環節,產業重點變換伴隨著激烈的競爭,最終給經濟金融帶來了劇烈的震蕩。我國也是一個處在產業結構升級和轉移階段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存在較明顯的區域性差異,應當考慮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梯度轉移,確保在東部、南部地區進行產業升級的同時,維持多層次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整體連貫性。對于一個發展中的大國而言,避免經濟對外依存度過高有助于抵御外部沖擊和干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發生金融危機的概率。
第五,次貸危機也給中國宏觀調控提出了啟示。為防止市場發生逆轉而引發大規模的恐慌,有必要在源頭上杜絕風險,通過適當的宏觀調控控制金融資產以及實物資產的泡沫擴張,防止價格下跌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一方面,有必要把資產價格納入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時的監測對象。因為一旦資產價格通過財富效應或者其他渠道最終影響到總需求或總供給,就會對通貨膨脹率產生影響,因此,很有必要把資產價格的漲落作為制訂貨幣政策的重要參考。另一方面,進行宏觀調控時必須綜合考慮調控政策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美聯儲連續加息時,對房地產市場能承擔的壓力重視不夠,因此中國在實施宏觀調控時應綜合權衡各方面影響。
第六,建立國際間協調機制。全球市場的聯動性日益增強,為維護本國以及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對于與宏觀經濟、社會大眾聯系最為密切的金融機構而言,危機中的互助至關重要,忽略社會責任,完全按照個人利益最大化原則決策,最終的危機可能是群體性的危機。如何保持金融機構風險管理的多樣性,避免金融機構出現個體利益與整體利益的決策沖突,是次貸危機帶給我們的最重要的啟示之一。當他國發生金融動蕩,為防止該國金融衍生品鏈條斷裂引起本國金融市場發生恐慌性金融動蕩,基于國際視角,可以與世界其他國家聯合制定有利于緩解金融危機和流動性黑洞的貨幣政策,利用公開市場操作等方式恢復本國以及世界投資者信心,共同克服困難。
參考文獻:
東南亞金融危機過程范文5
一、跨國直接投資的國際格局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跨國直接投資流入量顯著下降，2008年投資總額達1.74萬億美元，比2007年1.97萬億美元的歷史峰值減少了11.66%。2009年跨國直接投資延續了下降態勢，縮減至1.18萬億美元，標志著從2004年開始的國際投資增長周期的正式終結。隨著世界經濟緩慢復蘇，以及世界生產和貿易活動的恢復，全球跨國直接投資也從低谷中走出。2010年全球各國跨國直接投資增長9.3%，總額達1.29萬億美元，但遠低于2007年的歷史高點。盡管2011年全球經濟持續動蕩，但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實現了17%的增長，達1.5萬億美元。具體來看，跨國直接投資的國際格局主要具有以下三大特征：
（一）跨國直接投資流入的整體格局沒有顯著變化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發達國家依然是跨國直接投資流入最多的地區，東亞、東南亞和南亞地區次之，跨國直接投資對初級產品出口國（包括石油、天然氣輸出國和礦產資源的主要輸出國）的流入相對較少。從總量的角度看，2000年以來，發達國家吸引的外資大約在4000―13000億美元之間波動，東亞、東南亞和南亞國家在1000―3000億美元之間，而初級產品出口國大約在200―2300億美元間波動。
分工格局中不同地區受危機的影響程度有所不同。發達國家吸引外資受危機的沖擊較大，從危機前的1.3萬億美元降到2009年的6028億美元，2011年恢復至7532億美元；東亞、東南亞和南亞國家的跨國直接投資流入量已恢復，高于危機前水平，而主要初級產品出口國雖有所回升，2010仍低于危機前水平。
（二）跨國直接投資流入格局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內部均出現一些變化
從發達國家內部來看，歐洲地區的流入量在持續下降后強勁反彈，美國增勢不穩。歐洲地區和美國的跨國資本流入格局受其經濟復蘇的不同態勢影響，呈現出不同的特征。2011年流入歐洲地區的外資增長23%，美國的跨國直接投資流入量在2011年出現下降，降幅達8%。流入歐洲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強勁反彈，主要是歐元區國家受債務危機的影響，金融市場動蕩，經濟增速下降；一方面，受公司重組、提高資產利用效率和降低成本等因素的驅動，另一方面，也存在一定的歐元貶值情況下的機會主義交易，導致對歐元區國家的跨境并購增多，2011年對歐洲地區的跨境并購增長55%。
從發展中國家內部看，拉美地區資源型國家的跨國直接投資流入較為活躍，增幅超過東亞、東南亞和南亞地區。2011年流入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增長不再主要依靠南亞、東亞和東南亞，拉美、加勒比地區以及轉型經濟體增長顯著。流入亞洲發展中經濟體（不包括西亞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較2010年增長11%，東亞、東南亞和南亞分別吸引外資2090億美元、920億美元和430億美元。而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增長34.6%，達2160億美元。
（三）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的跨國直接投資流入連續兩年高于發達國家
發展中經濟體受內部需求強勁、經濟加速增長和南南投資上揚影響，2010年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上升12%，高于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5%的增速，達5740億美元，占當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總量的52%，首次超過發達國家。而2010年流入發達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下降了7%。2011年發展中經濟體吸引外資繼續占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一半以上；而流入發達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雖呈強勁反彈態勢，較2010年增長18％，但仍略低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外資流入量。
二、美、日發達國家和印度跨國直接投資的主要特征
（一）美國的跨國直接投資復蘇緩慢
整體上看，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對美國的直接投資的復蘇，慢于美國經濟的復蘇步伐，并且在結構上出現了一些新趨向：
一是從跨國直接投資的流量看，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對美國直接投資的流量均低于危機前水平。危機后跨國直接投資的流入出現下降，回升趨勢不穩，2009年大幅減少50%，2010年上漲49.3%，但2011年又出現了8%的下降?？鐕苯油顿Y的流出也受危機影響出現顯著下降，雖出現回升，但仍低于危機前水平。
二是從跨國直接投資頭寸的收益率看，對美國直接投資頭寸的收益率已高于危機前水平。對美國直接投資頭寸的收益率在2009年降為4.18%后，2010年已恢復至6.12%，高于2007年6.07%的水平。美國對外直接投資頭寸的收益率則有所下降，2009年降到9.45%，2010年略升為10.48%，但仍低于2006年的12.26%。
三是從跨國直接投資的國別結構看，基本格局沒有發生變化。美國的跨國直接投資主要來源于歐洲、加拿大和亞太地區，2009年跨國直接投資的流入量下降50%，主要來自歐洲地區和亞太地區的直接投資大幅下降，2010年來自兩個地區的投資出現增長，漲幅分別為87.97%和220.66%。美國跨國直接投資的流出也以歐洲地區為主，占一半以上，拉美和亞太地區各占20%左右，國際金融危機后，對歐洲地區的投資出現大幅下降，2010年有所回升。
四是跨國直接投資的流入和流出都出現了逐漸集中于制造業的跡象。2011年前三季度，制造業領域的流入量占總額的41%，而金融和保險行業的流入量僅占10%。美國的跨國直接投資流出，金融和保險業受危機影響下降非常顯著，制造業的沖擊較小。金融和保險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從2007年821.7億美元直降至2010年的135.1億美元，2011年三季度跨國直接投資流出量轉為負值，制造業領域的對外直接投資受金融危機沖擊也出現大幅下降，但降幅小于金融和保險業。
（二）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受危機影響較大
一是總體上看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從2009年以來下降較為明顯，對外直接投資在2011年有所增長，而引進外資形勢仍然嚴峻。首先，2010年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繼2009年下降42.03%后，下降23.35%，2011年前三季度逐季度增長，一至三季度累計值已超過2010年全年水平，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增加成為主要的帶動力量。其次，日本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在大幅下降后繼而出現凈資本流出，集中在非制造業領域，這意味著日本作為主要的發達國家，引進外資面臨著比較嚴峻的形勢。
二是從三大洲的分布來看，對亞洲的投資基本上較為穩定，對北美洲和歐洲的投資波動較大，對北美洲的投資大幅下降，而對歐洲地區的投資在大幅下降后2011年出現較大增加。從2011年的初步估計數據看，對歐洲地區的直接投資為399.86億美元，占比34.6%，略大于亞洲地區34.0%，而北美洲地區僅占比13.4%。并且，日本對外投資的大幅增加主要來自對歐洲地區直接投資的增加，對歐洲地區165%的增速遠高于亞洲地區77.4%的增速。
三是從亞洲的布局看，中國仍然是日本在亞洲最大的投資國，泰國僅次于中國，對新加坡和韓國的投資也有較大規模。近年來，對中國的直接投資持續增加，而對印度尼西亞、越南和印度的直接投資出現較顯著的增加，但對這些國家的投資總量仍然較小。
（三）印度跨國直接投資的流入和流出均出現較明顯的下降
印度跨國直接投資的流入自國際金融危機后持續下降，2009年和2010年分別下降1.04%和33.5%（數據來源于印度央行提供的財年數據，本段所提的年份均為財年）。從國別結構來看，自由港和發達國家仍是其主要的資金來源地。從行業結構看，服務業仍是跨國直接投資的主要流入領域，但2010年大幅減少45.5%，其中，金融業和房地產業的降幅較大，計算機服務和通信服務部門的流入量也出現下降，而制造業有所下降，降幅相對較小。
印度對外直接投資危機前快速增長，國際金融危機對其產生的沖擊較為顯著。2006―2008年從29.8億美元增加到193.9億美元，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2009年和2010年分別出現17.9%和8.19%的下降（數據來源UNCTAD數據庫）。進入21世紀以來，印度的對外直接投資，尤其是跨國并購已經歷了從發展中國家為主向發達國家為主的過程。從行業結構看，印度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制造業領域的生物醫藥產業和汽車業，以及軟件行業和通信服務業。
從印度引進外資的政策看，進一步擴大自由化的同時，加大了對戰略性產業的監管。印度了更新的FDI名單，其中很多的產業領域FDI實行自由化，包括生物技術、醫藥和生命科學領域的基礎性和應用性的研發，以及教育部門的建筑活動，印度還允許外國投資者對單一品牌的零售貿易的投資比例限制從51%擴大到100%，但是對于投資比例超過51%的FDI中，要求銷售總額中至少30%的商品來自國內供應商，印度政府還決定，外國投資者對醫藥領域的并購申請提案只能實行政府批準，不再實行原先自動審批的模式。
三、跨國直接投資的發展趨勢及我國的對策
預計2012年或近幾年，跨國直接投資可能會呈現出以下主要趨勢：第一，根據當前世界經濟復蘇形勢，以及跨國公司的運營情況，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對2012年全球跨國直接投資保持謹慎樂觀，預計全球FDI將溫和復蘇。第二，跨國直接投資流向可能在地區之間調整。第三，世界經濟整體增長乏力，在資金流動性充裕的情況下，能源資源領域必然成為資本爭奪的領域，而新興技術領域對各國培育新競爭優勢具有戰略性意義，因此，對能源資源領域和新興技術領域的跨國并購可能增多。
全球經濟調整背景下，跨國直接投資的發展對我國的影響及對策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是國際跨國直接投資的格局在短期內不會發生大的變化，這將意味著我國面臨的國際分工格局較為穩定，短期內我國面臨的國際跨國直接投資的形勢將不會發生顯著變化。因此，一定意義上說，我國跨國直接投資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續性，根據世界經濟形勢和跨國直接投資的發展，可適時地、有針對性地進行調整和改進。
二是未來幾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可能趨于放緩，人民幣也將保持對美元相對穩定升值的態勢，預計未來我國跨國直接投資的流入將趨于穩定，甚至會有所下降。一國的國際分工地位取決于一國的要素稟賦和經濟發展潛力，外商直接投資的引進，必須服務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目標。因此，我國在積極引進外國接投資的同時，要以理順資源要素價格形成機制為前提，順應經濟發展規律，穩定并積極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國際分工地位的提升。
東南亞金融危機過程范文6
危機從1997年1月的泰國開始，又迅速像推倒了多米諾骨牌一樣在東南亞各個經濟體蔓延。索羅斯和他所代表的量子基金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危機制造者，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共同基金們在東南亞各國的股市、匯市、期指市場左沖右圖，攫取了大量財富，也帶來了所在經濟體的經濟災難，“游資”或國際炒家的惡意攻擊是造成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最直觀原因。但是，在表象背后，讓危機發生在這里而不是別處、在一國開始又在多國蔓延的原因，還在于該地區經濟體在特殊的發展階段所表露的體制和經濟運行缺陷，正是有縫的“雞蛋”，引來了炒家蜂擁而入；由于自身的缺乏防范，而使攻擊演變為現實的危機。
過度負債――國家和銀行體系的不堪承受之重
現代經濟的全球化和金融一體化是危機產生的大背景。相關歷史數據顯示，在1997年金融危機發生前，許多東亞國家的信貸市場畸形發展，在一些國家如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等，信貸資金余額與GDP的比率高達115%以上甚至200%，這意味著，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由銀行信貸支持的比率已經達到了十分危險的邊緣。
造成過度負債的根源主要分兩個方面：其一是東亞國家的出口增長速度下降和經常項目赤字逐漸走高。從1995年上半年開始，東亞有五個國家的出口增長速度快速下跌，到1996年，這些國家經常賬戶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警戒值，其中印尼為3%，韓國為約5%，馬來西亞為6%左右，泰國約為9%；其二是過快推進的金融自由化導致了信貸規模劇增。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雷德里克?米什金在分析1997亞洲金融危機時曾將其原因歸結為――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不對稱信息問題嚴重惡化，使金融市場無法有效地將資金導向那些擁有最佳生產性投資機會的人。
在危機發生前，亞洲經濟的強勁崛起引起全世界關注，特別是亞洲“四小龍”正開足馬力向發達國家經濟隊列跑步前進。然而，在保持較高增長速度的發展愿望刺激下，透支性經濟增長和不良資產的加速膨脹已經是深植于亞洲“四小”體內的“毒丸”，正在等待機會爆發。當高速增長所需的資金資源在本國范圍內被過度開采后，為了繼續保持前進速度，這些國家靠轉借外債來維持經濟增長。但是，由于經濟發展周期性的必然影響，1990年代中后期，有些亞洲國家已基本不具備還債能力。房地產泡沫、股市泡沫、企業生產的盲目擴張等，在銀行體系內聚集了高比例的信貸風險；同時，由于過度擴張、對不良資產的擔憂和出口的下降，投資者信心也處于極不穩定的狀態。
米什金認為，“對絕大多數危機，尤其是東亞金融危機，促使不對稱信息問題惡化并導致金融危機的關鍵因素，是資產負債狀況的惡化，特別是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狀況的惡化?！彼趯Ρ攘艘酝膸状谓鹑谖C之后分析，“金融自由化導致由資本流入支持的借款劇增是危機過程的開始”。
由于當時東南亞的許多國家采取了擴張性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對于借款類型和利率上限的規定十分模糊，銀行處于追逐利益的要求，信用借款急劇增加，并遠遠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這種信貸擴張的高速度不僅帶來了潛在風險的提高，也造成了信貸的提前透支，在危機發生時，這也是銀行在需要貸款時而無錢可貸的直接原因。經濟理論證明，與證券投資者相比，銀行是信貸市場上克服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主要力量，并且事實上也是危機發生時許多企業的唯一信貸來源，從這個意義上講，一旦銀行信貸崩潰，經濟崩潰隨之而來。
體制缺陷――防火墻缺失和機制僵化
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沒有及時建立起同步的經濟防火墻機制和對金融業缺乏監管，是當年亞洲新興國家所呈現的“趕超型”通病。首先，資本市場發育不成熟，企業仍過度依賴銀行間接融資，而由于經濟運行中政府主導色彩濃厚，裙帶主義盛行，銀行的信貸往往并不主要依從經濟規律，而是依恃政府的“主導”與擔保，導致銀行信貸過度擴張，銀行不良債權或壞賬過大。數據顯示，危機前韓國、泰國的銀行不良資產占到該國當時GDP總額的近40%。
其次，東亞各國對金融系統的監管遠遠沒有跟上現實發展速度，相關法規嚴重滯后。例如，泰國、韓國等經濟體在當時經濟貨幣化尚未完成時就匆匆開始了證券化；在證券市場還未發育成熟之前，期貨和衍生品市場又快速上馬，市場機制、金融工具、制度建設等都未能跟上。當金融自由化帶來新的冒險機會時，監管的弱化和過度的政府擔保體系造成了銀行系統過于追求冒險的局面，國際資本流動又進一步加劇了這種趨勢的發展，獲取高收益的可能加上隱含的政府擔保使國際資本供應者愿意承擔更高的風險。
再次，盯住匯率制度被認為是泰國等東亞經濟體金融風險積聚的重要原因。雖然危機與資本流動有關，但國際經濟學界對危機原因的分析得到的共識是，外匯管制對防范危機的作用不大，相反，盯住匯率制度卻使新興經濟國家更易發生金融危機。
由于自身經濟規模偏小，發展中經濟體在起飛的過程中一般傾向于盯住一個大型而穩定的發達經濟體來確定匯率變動區間，雖然這樣做的初衷是降低對外經濟交往的不確定性，并在有些時候能夠作為控制通貨膨脹的手段，但在危機爆發前，它事實上也成為積聚風險的重要路徑。“特別是，當一個國家具有脆弱的銀行體系以及大量以外國貨幣計價的債務時，采用盯住匯率來控制通貨膨脹在實際上則可能是十分危險的?！币晃唤洕鷮W家評論說。一方面，盯住制度造成泰國等東亞經濟體出口競爭力下降、形成經常項目巨額赤字，為了維持固定匯率制，這些國家長期動用外匯儲備來彌補逆差，導致外債增加；另一方面，盯住制度屏蔽了匯率風險，使貨幣投機成為一件沒有風險或風險極小的事情，在危機爆發前的經濟繁榮時期，盯住匯率制度成為鼓勵資本流入的誘因；在危機發生后，為了應對游資的沖擊，受到攻擊的政府（例如泰國、印尼）等被迫放棄了盯住匯率，轉而加劇了資本流入發生逆轉，貨幣貶值進一步惡化。
在危機過去十年之后，2007年世界銀行所做的一項關于東亞經濟的研究顯示，1997～1998年金融危機凸顯了對脆弱性管理不善的潛在成本。在十年中，東亞各經濟體奉行兩個降低危機風險的宏觀戰略。一是保持經常項目盈余，建立了大量外匯儲備作為防范危機的保障。世行評論認為，東亞經濟體的外匯儲備現在甚至遠遠超過了用于防范目的的最佳水平。相反，大量的外匯儲備可能會造成自身的不良副作用，例如引發信貸過度擴張、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率上升或者資產市場的投機泡沫，有可能影響到中央銀行奉行獨立貨幣政策的能力；二是各經濟體尋求加強基礎要素，尤其是在金融部門。在受到上次金融危機影響的國家，銀行都提高了資本充足率、資產質量和利潤率。金融系統隨著股市和債券市場的成長而向更加多元化發展。同時，東亞改進審慎監管和監督以加強銀行系統穩定性的工作還在進行中，若干領域還需要向國際標準靠攏。
最終借款人――國際合作與救助機制的缺失或反應遲滯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金融危機會導致經濟的災難性后果。無論是在危機發生時的干預還是危機過后的經濟復蘇，都需要金融系統的重新啟動。在發達經濟體，可以通過實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或由該國央行充當最后貸款人來完成。然而新興市場國家的中央銀行并不具備這種能力，因此，為應付發生在這些國家的金融危機，通常就需要在國際上存在一個最終借款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就擔當了這樣的角色，先后有泰國、韓國、印尼等國接受了IMF的備用貸款計劃，同時也接受了他提出的相當苛刻的改革國內經濟等的一攬子條件。
在1997年國際貨幣投機商開始大舉沽售泰銖的5月份，泰國央行與新加坡央行曾聯手入市，動用了120億美元吸納泰銖，但也只是暫時保住了泰銖的地位；8月份，深陷危機漩渦的泰國，不得不同意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附帶苛刻條件的備用貸款計劃，獲得總共160多億美元的融資款；隨后，國際清算銀行（BIS）又宣布給予泰國總值33億美元的臨時貸款，以協助它渡過難關。
1997年12月3日，韓國被形勢所迫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簽署援助協議，獲得210億美元備用信貸；另外還獲得了世界銀行提供的100億美元、亞洲開發銀行40億美元以及其他國家提供的200億美元援助，總額為550億美元。但這種援助的條件卻極其苛刻，這一計劃的簽訂幾乎等于向國際上承認韓國整個經濟體系的崩潰和自的喪失，韓國媒體甚至將這一天與1910年韓國被迫割讓給日本的“國恥日”相比。
1998年4月印尼也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署了一份經濟改革方案。最終借款人的介入使東南亞匯市暫告平靜。
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年代，投機資本對一國的投機性攻擊的成功會引起對另一國的投機性攻擊，這可能導致更多的貨幣被擊垮。為避免單個的貨幣危機發展為在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全面金融危機，國際最終貸款人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同時有專家認為，最終貸款人應堅持把危機國家改進調節和監管體系作為貸款條件，這將在重建信心和解決危機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經驗表明，成功的最終貸款提供越及時，實際需要的數額就越少，效果越好。然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機構的談判和決策過程往往要花掉幾個月的時間，到時候，情況常常變得更糟，結果是為應付危機，需要更多的資金。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國際上已有提議，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變緊急貸款辦法，以便在危機發生時能做出快速反應。
經濟全球化和羊群效應――危機的助推器
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十年，是信息技術突破性發展的十年，也是全球經濟更加一體化的時期。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和國際金融市場的內在不穩定性共同促成了投機資本有機可乘的條件。東亞經濟在危機前的騰飛過程以顯著的外向型為特征，既是國際貿易快速增長的主要受益者，又曾得益于這一期間國際金融的一體化。
然而，在這種一體化進程中，東亞經濟體就像一個被時勢裹挾前行的孩子，充滿了積極的姿態，卻并不具備基本的自我防護能力，在面對別有用心的龐大資金沖擊的時候，突然地束手無策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