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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形象策劃范文1
CI是英文Corporate Identity的縮寫，直譯為企業識別，通常稱為企業形象策劃或CI策劃。CI策劃是一種明確地認知企業理念與企業文化的活動，是通過將企業經營理念和企業精神文化等一切可感知的企業形象構成要素加以整合，塑造成企業良好的整體形象，使公眾產生一致的認同感與價值觀，從而創造企業最佳經營環境的一種戰略。
由CI策劃所建構的統一化、系統化、標準化的科學管理系統，被稱為“企業識別系統”即 CIS。包括三方面內容：理念識別MI，是指企業的價值觀、經營哲學、宗旨、目標、信條、精神、口號、經營策略等內容的統一識別，是企業的思想；行為識別BI，是企業實踐經營理念與創造企業文化在行為方式上的具體個性表達，是企業的行動；視覺識別VI，是以標準化、系統化的手法將企業形象轉化成具體的個性識別符號在視覺上的表達，是企業的外表。CIS中理念識別MI是核心，是CIS系統的理論基礎和精神思想，并通過行為識別BI與視覺識別VI來表達，而行為識別BI與視覺識別VI都要圍繞著理念識別MI這個中心展開。
二、企業文化與企業文化建設的意義
通常我們認為企業文化是企業自身長期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文化傳統、思維方式、經營理念、行為規范的總和，其核心內容是企業價值觀、企業精神、企業經營理念。從廣義上講，文化是人類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也可以說文明包括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企業作為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單位，在發展過程中創造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在創造精神價值，所以廣義上的企業文化應該是企業在經營發展過程中企業員工所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企業文化涵蓋物質文化、行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四個層次內容，分別是：表層的物質文化：指由企業員工創造的產品和各種物質設施共同構成的“物質文化”；淺層的行為文化：指企業員工在生產經營和人際關系中產生的“行為文化”；中層的制度文化：指企業在生產經營管理活動中所形成的一整套制度體系；深層的精神文化：是指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受一定的社會文化背景、意識形態影響而長期形成的一種精神成果和文化觀念。包括企業精神、企業經營哲學、企業道德、企業價值觀念、企業風貌等內容，是企業意識形態的總和。精神文化是企業文化的核心，同時也是企業形象策劃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對應著CI策劃中的理念識別MI。
企業文化是形成和提高企業內部凝聚力和外部競爭力的源泉，企業文化建設是企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存發展的內在需要。企業文化的特征是企業識別的個性所在，企業競爭實質是企業個性文化的競爭。企業建設企業文化往往是關照企業自身的發展的需要，通過企業文化的建設實施使企業總體人文素質得以提升，從而推進企業競爭力的提高，以達到促進企業經濟效益的增長的目的。隨著時代的發展和人們思想意識的不斷提高，企業文化的建設的目的已從原來促進企業經濟效益增長的一元論逐漸轉向不但要促進企業經濟效益增長，同時還要促進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發展的二元論。企業要肩負起促進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發展的責任，要求企業更加注重精神文化的全面建設，從而達到企業與社會的同步發展。
三、企業形象策劃與企業文化的關系
CI策劃作為一種組織形象管理方法而產生，現已發展成為一種企業文化戰略。CI策劃本質上是一種認知企業理念與企業文化的活動，在塑造企業形象的同時，認知、積淀、凝練和參與構建企業文化。在企業文化的經營中，CI策劃被用來承載企業的文化理念、傳播企業的文化信息，其本身就是企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對企業文化的發展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
而企業文化是企業的靈魂、企業的生命線，是企業生存發展的根本。企業文化是CI策劃認知活動的對象，CI策劃就是明確認知企業文化的活動：CI策劃的理念識別MI對應企業文化深層的精神文化內容；行為識別BI解決和構建淺層的行為文化和中層的制度文化；視覺識別VI主要針對表層的物質文化內容。企業文化的高度發展，反過來也對CI策劃的提升和完善提供源源不斷的內在資源和素材，兩者作用與反作用，相輔相成。
四、企業形象策劃與企業文化建設的方向
在導入CI策劃過程中，要真正將企業理念MI系統作為核心，行為識別BI與視覺識別VI要緊緊圍繞著理念識別MI這個中心展開，避免將VI當作CI的誤區和淺層次的CI運作水平而流于“表象化”。CI策劃不僅僅是塑造企業形象，更重要的是企業內在文化和精神的挖掘和傳播，促進企業文化的發展，CI策劃應該與企業文化建設緊密結合，要與時俱進，一切以消費者為中心。時代在發展，感性消費逐漸代替理性消費，消費者一改理性消費時代遵循共性的理性消費心理，注重產品形象、品牌形象、追求精神消費，崇尚個性、注重自我價值的實現。由于品牌形象直接面對消費者，容易與之溝通，企業更加重視品牌形象的塑造，把品牌推向前臺，精心打造廣受歡迎的個性化品牌形象， CI策劃的重心開始向BI（品牌設計）轉移。為了適應市場多元化、個性化的要求，企業文化建設也要強調個性化發展，建立獨特的企業文化和品牌文化是贏得市場的關鍵所在。
企業文化的形成與民族文化、特定時期的社會生產、特定的經濟形態、國家經濟體制及企業歷史有關。企業文化建設和企業形象的塑造是一項系統工程，也是一個長期的貫穿企業發展從始至終的過程。企業文化建設應兼顧企業文化的承接與發展，繼承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同時更要勇于探索、銳意創新、跟上時代的步伐，建立起獨特的企業文化和品牌文化。企業肩負促進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發展的責任，企業文化要健康向善，“參與、奉獻、協作”的企業精神、“以市場為導向”的企業經營哲學、“以人為本”的企業價值觀，已成為一種廣泛的群體意識為大眾所接受。在企業文化建設中要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堅守企業道德，與社會文明進步取得一致。將現代意識與企業個性相結合，從整體上提高企業素質, 凝練和豐富企業文化的同時塑造良好的企業形象，并將這種美好形象傳播給社會和公眾，推動社會精神文明的進步與發展。
企業形象策劃范文2
近5年以來，我國軟包裝行業的勞動力成本上漲很快。根據中國軟包裝研究中心的調查，從2012年到2013年，國內4個一類城市的軟包裝行業平均薪酬增長從高到低依次為廣州（10.2%）、上海（9.9%）、北京（9.7%），深圳（8.5%）。同時，在軟包裝企業比較集中的華北、豫、皖、魯等地區的軟包裝人才紅利正漸漸縮短與華東、華南等投資熱區的差距。比如以人才搶奪最為激烈的一線工人為例，其薪資水平在內陸二三線城市與沿海二線城市的差距已縮小到8%之內。同時，一線技術工人的待遇也在不斷上漲，如各企業需求較為熱門的凹印機長，從2011年的平均薪資3800元，到2012年的4600元，再到2013年后的5300元，其平均薪資保持穩步增長?？梢?，從2011年隨著國內軟包裝行業的變革，軟包裝企業的平均薪資也開始進入高速增長的階段，尤其是在軟包裝印刷、復合、制袋、分切、質量管理等領域具有長期實踐經驗的一線人員待遇上，更有相對比較穩定的上漲。此舉極大地提高了軟包裝企業的勞動力成本，各企業平均勞動力成本上漲10%以內。
軟包裝行業勞動力成本變化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其一，軟包裝從業者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一定程度上帶動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帶來了勞動者工資的提高：其次，軟包裝行業從業者大多數是跨省的流動，同時企業所需求的高層次技能人才在不斷流失，新的愿意投身軟包裝行業的人力資源對于技能需求極度嚴格的行業的適應性還需要時間，勞動力市場供需的矛盾比較突出；其三，各地政府對于工資收入的宏觀制度的影響在不斷的加強；其四，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外在影響：最后，生活成本的提高推動了工資水平的上漲。
1 軟包裝從業者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其整體素質日益提升
近幾年，筆者發現，投身于軟包裝行業企業的人力中，大中專生越來越多，各地大型軟包裝企業采用產學研，教學實習基地等各種手段招徠印刷或包裝專業大中專生，這種從業者受教育程度的增加有利于軟包裝企業整體提升其勞動者的素質，這對行業內日益提升的自動化水平要求勞動者具有一定的技能是相互適應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薪資的增長。2011～2012年軟包裝行業薪資增長率如下圖1所示。
2 軟包裝勞動力市場供需的變化
根據中國軟包裝研究中心的調查，目前軟包裝行業從業者大多數是跨省的流動，來自湖北、河南、四川、貴州、安徽、河北等省的從業者數量偏多，其大多是跨省之間的流動，追逐高工資與待遇，同時這幾年，在軟包裝行業從業10年以上的高層次技能人才有部分逐漸轉向其他行業，對軟包裝行業來說是很大的損失；而新來的90后大中專畢業生剛進入這一行業，由于該行業對于技能要求比較嚴格，需要一個長期的培養和發展過程，難以承擔企業高技能的崗位工作。再者，這幾年湖北、河南、四川、貴州，安徽，河北等省的軟包裝投資加大，原在華東、華南、閩等地區的技術人員回流現象加劇。這導致整個軟包裝行業的勞動力市場供需矛盾，由此出現各地軟包裝企業人力資源部門所言的“用工荒”，這也極大地推動了軟包裝行業勞動力成本的上漲。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近3年來，軟包裝行業的招聘率和離職率都很高，軟包裝銷售，設計研發和生產部門的技能型員工是企業最難招聘的人員。筆者可以預言的是，這一局面會隨著國內軟包裝市場的持續增長而不斷存在，需要整個行業做出統籌安排，共同應對。
3 各地政府對于工資收入的宏觀制度的影響不斷加強
在軟包裝行業，工資是從業者最關心的話題，也是勞動者價值的體現，同時更是企業進行生產的成本所在和從業者收入的主要來源。因此，我國各地政府高度重視工資水平，也成為國家宏觀制度調控的重要對象。主要表現在：其一，各地最低工資水平不斷提高。如圖2所示為全國部分省市2012年最低工資標準。自我國建立最低工資保障制度以來，全國各地政府已先后多次調整最低工資，各地最低工資平均上調幅度在25%以上。由于我國勞動法中明確地規定了用人單位支付勞動者的工資不得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所以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后，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工資的整體上漲，這也加大了軟包裝行業企業的勞動力成本；其二，各地加強了立法建設，對于企業工資行為的支付進行了規范。從各地媒體可以看到，很多省市都出臺了工資支付規定，對用人單位支付工資的項目標準等事項作了明確的規定，在此基礎上以法規的形式進一步規范了工資支付行為，從而為軟包裝從業者順利取得勞動報酬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
企業形象策劃范文3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12AZD018）；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基于制度關系的創意產業文化、技術、經濟的融合研究”（71173150）；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創意產業鏈形成與發展研究” （NCET-12-0389）；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系統科學與企業發展研究中心重大項目“文化企業家行為與創意產業發展研究”（XQ12A01）
作者簡介：楊永忠（1968-），男，重慶秀山人，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文化創意管理研究。Email： yangyongzhong116@163com
摘要：借鑒Throsby的藝術家決策模型，本文將文化企業家的決策目標界定為在不同的文化價值偏好下，經濟價值和文化價值的聯合最大化。梳理出文化價值偏好的主要影響因素為：收入的多樣性、收入水平、文化經驗、聲譽、目標市場和行業觀念等，并利用中國表演藝術團體的統計數據進行了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收入多樣性、行業觀念和目標市場對文化價值偏好有顯著的正相關影響，而收入水平與文化價值偏好則呈現負相關，文化經驗和聲譽的影響尚不顯著。
關鍵詞：文化企業家；文化價值偏好；決策模型；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F0631；G12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3）12008907
一、引言
現代企業家理論認為企業家的行為動機是復雜而且多元的，在關注經濟激勵的同時也開始考慮非經濟激勵的作用。Velthuis的研究表明，文化產業中的企業家往往承受著相比其他產業較低的盈利水平和更高的不確定性與風險，投資著不太適合作為單純金融產品的文化藝術品[1]，因此其決策行為明顯受到非經濟激勵的影響。關于非經濟激勵的內在驅動因素，Swedberg的觀點認為其來自建立文化帝國、抓住新奇或者完成計劃的欲望，特別是他認為文化企業家的精神就是追求能被欣賞的創新作品[2]。Netzer對非營利性文化組織進行了研究，他的觀點是文化企業家期望得到非經濟回報，比如消費性利益（企業生產出一些可供內部成員欣賞的文化產品和服務）和個人地位等[3]。思羅斯比明確指出，作品的文化價值是文化創造者效用函數的一部分[4]。相關案例研究也表明[5-6]，現實中的文化企業家通常也是文化愛好者或曾經的藝術家，出于審美（這種審美可能是為了確定消費市場的接受度或者滿足自己的藝術趣味或追求）的需求，文化企業家通常在美感、歷史感、象征意義等多個維度尋求高的評價，即追求產品的文化價值?？梢姡幕瘍r值偏好是影響文化企業家行為和決策的重要因素。但文化價值偏好是如何影響文化企業家決策的，文化價值偏好的主要影響因素又是什么，目前尚缺乏系統的分析，特別是結合中國背景的分析。本文擬建立引入文化價值偏好的文化企業家決策模型，在此基礎上，結合中國數據從理論和實證層面，進一步分析文化企業家的文化價值偏好的影響因素，最后得出相關結論和建議。
二、引入文化價值偏好的文化企業家決策模型
1 基本模型
思羅斯比基于對藝術家行為的研究建立了一個決策模型[4]。其核心思想是將文化產品的價值分為經濟價值和文化價值：經濟價值主要是通過產品在市場交易中的價格來體現，這種價值的評估又受到消費者主觀偏好的影響；文化價值具有審美的、精神的、社會的、歷史的、象征的和真實的等多種維度的特征，外在的文化準則和個人內在的鑒賞尺度都可能影響文化價值評估的標準[5]。藝術家決策的目標就是通過安排創意的合理投入，追求作品中兩種價值的聯合最大化。這里的創意代表著通過作者的創造性思維過程，對文化元素等具有象征意義的符號信息進行安排組合，進而通過物質載體（即文化產品的物質實體）的媒介作用被消費者接收、體驗和理解并產生精神效應。
我們借鑒這一模型對文化企業家的決策行為進行分析，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企業家為了企業生存發展和對利益相關者（比如股東）負責，必須要保證產品能實現一定的經濟收入。因此，一般藝術家可以只追求作品的文化價值或藝術價值，而完全不考慮消費市場是否接受，但文化企業家的決策中必須要考慮產品的經濟價值約束。
具體地說，文化企業家的價值最大化問題為一個線性規劃問題：
考慮到必須滿足Ve≥L，因此文化企業家的決策區間（曲線S與直線U的切點）為圖中AB區間。其中，A點（λ=0）代表文化企業家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情況；B點代表在滿足最小經濟約束時追求文化價值最大化的情況。可以看出，文化價值偏好λ越大，企業越傾向于追求較高的文化價值和較低的經濟價值（即越靠近B點）；λ越小，越傾向于追求較低的文化價值和較高的經濟價值（即越靠近A點）。
三、文化價值偏好的影響因素分析
在思羅斯比的模型中，文化價值偏好是一個外生變量，對影響文化價值偏好的相關因素尚缺乏系統分析。本文認為，短期內的文化價值偏好比較穩定，但文化價值偏好并不是固定不變的。現代文化企業特別是大型集團往往涉及多產業和多產品的文化生產經營活動，文化企業家在不同時期有可能表現出不同文化價值偏好的行為特征。通過對文化企業、文化企業家和藝術家的相關文獻梳理，總結和提出以下有關文化企業家的文化價值偏好形成的一些主要影響因素：
1收入多樣性
許多文化企業生產多種文化產品（比如大型集團可能同時經營電影、電視劇和綜藝節目等多種業務），或者可以從多種途徑獲得資金（比如政府補貼、私人贊助等），這意味著企業具有多樣性的收入來源。這種收入多樣性，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化產品市場需求的不確定性帶來的盈利風險和收入壓力，使得企業家更加敢于嘗試文化藝術創新。特別是與市場經營活動相關性弱的補貼，可以抵消文化企業家對消費者可能抵制新創作作品的顧慮。例如Pompe等對美國交響樂團的研究表明，公共補貼的增加明顯地促進了表演曲目的創新[7]。同時公共資金補貼的博物館在購買藝術作品時通常會更多關注藝術價值[1]。可見，文化企業的收入多樣性一般與文化企業家的文化價值偏好正相關。
2收入水平
從需求層次的角度來看，個人收入或公司收入較低的文化企業家傾向于創造更多的經濟價值來滿足基本的生存和發展的需要，當收入達到或超過一定水平后，對文化價值的偏好就可能明顯增加。Throsby的研究表明，藝術家在經濟收入上升之后表現出更傾向于投入藝術性工作的“工作偏好”特征[8]。而佛羅里達對包含文化企業在內創意階層的調查研究發現，盡管收入水平不是文化工作者最看重的因素，但“收入不高”仍然會降低工作滿意度，這最終會影響創意能力的投入并導致文化價值偏好的降低[9]。可見，一定的收入水平（比如達到同等年齡和教育水平的非文化產業工作者收入的平均水平）至少是文化價值偏好的保健因素。在滿足一定的經濟條件后，文化企業家的收入水平與其文化價值偏好將更多地呈現正相關。
3文化經驗
具有較多文化經驗的文化企業家往往表現出更高的文化價值偏好。這里的文化經驗主要是指接觸或從事文化行業的時間。從Netzer的研究可以發現，文化企業家往往也是自己產品的消費者，這種消費本身就是企業家效用的一部分來源[3]。Levy-Garboua和Montmarquette論證了一般消費者通過不斷消費文化產品而進一步提高了對文化消費的偏好[10]，與之類似，消費經驗的積累可能導致企業家文化價值偏好的增加。同時，那些原本就是藝術家或文化愛好者的文化企業家往往具有一定的藝術抱負，比沒有文化藝術背景的普通經理人具有更高的文化價值偏好。Bryant和Throsby對藝術工作者的實證研究也發現，文化企業家的從業經驗與其創意產出（這里指富含文化價值的藝術作品產出）正相關[11]。
4聲譽
聲譽包括來自同行或文化專家的評估、獲得的獎項或消費者口碑等，可以是針對企業家個人、團隊或者其產品。由于文化產品是“經驗商品”[12]，其價值很大程度上是社會建構的，所以文化企業家的聲譽作為一種象征資本賦予文化產品價值，也能起到質量證書的作用。而在累積聲譽的過程中，Bourdieu指出，最重要的是要向文化界發出他們對短期經濟利益不感興趣而更在乎產品本身的信號[13]。因此文化企業家在迎合市場口味的同時，也要追求文化價值，以便通過專家評估來建立聲譽?？梢院侠硗茢啵哂懈呗曌u的文化企業家擁有更高的文化價值偏好。
5目標市場
Bourdieu提出過一種廣為接受的文化市場分類，其中包括以大量觀眾業已存在的需求為導向的大規模市場和以由同類文化專家、評論家和發燒友等數量有限的專業人士構成的觀眾的預約為導向的小規模市場[13]。在前一種市場，文化企業家的任務更多地是滿足追求新奇但又缺乏耐心和深刻文化理解能力的嘗鮮型的消費者。在后一種市場，文化企業家則受到苛刻的要求，必須使自己的產品富有新意、藝術美感或歷史感。受到不同目標市場需求差異的影響，后者具有更高的文化價值偏好。
6行業觀念
文化行業中一些占主導地位的觀念（這些觀念往往是長期的行業傳統，形成了一種內在制度的約束），也會影響從業的文化企業家的價值偏好。這里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概念，從學術研究上來說，“高雅文化”一般被認為是圍繞道德審美原則建立的體系，具有追求永恒價值的使命感，擔負批判性、道德指引和促進修養等責任，它要求欣賞者具備機敏的反應和基于背景知識的深刻理解力。而通俗文化幾乎是完全以娛樂或感官享受為原則，只要求欣賞者最低限度的注意，以一種通常只限于喜歡或討厭的膚淺反應為滿足[14]。歷史上，一些文化行業往往長期處于“高雅文化”的自我定位和社會認知，比如交響樂在很長時間內都是歐洲宮廷才能欣賞的節目。這些長期以來形成的觀念不會輕易改變，在現代商業社會中依然可能影響著相關行業文化企業家的文化價值偏好。比如現代的羅馬交響樂團仍然認為自身負有推廣意大利古典音樂藝術價值的責任[15]。而那些一貫從事“通俗文化”比如綜藝娛樂節目的文化企業家，就可能更傾向于迎合普遍的市場口味。
四、文化價值偏好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
我們利用《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2011》中表演藝術團體的數據，實證分析以上因素與文化價值偏好的關系。
1樣本選取
由于部分劇種的樣本量較少，這里選取表演藝術團體中所占比例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歌舞輕音樂團、戲曲劇團（其中包括京劇）、曲雜木皮團和綜合性藝術表演團體四個劇種作為考察對象。以中國31個?。ㄊ校┳灾螀^的表演藝術團體數據，考察文化價值偏好及影響因素。由于我國表演藝術團體的體制改革和市場化發展，表演藝術團體的行為相當程度上也代表了表演藝術團體的企業家行為。因此，我們假設表演藝術團體的文化價值偏好，代表了文化企業家的文化價值偏好。
2文化價值偏好和其影響因素的測量
首先確定經濟價值、文化價值的測量指標，繼而確定文化價值偏好的指標。然后設計文化價值偏好的各影響因素的測量指標。
（1）經濟價值的測量。藝術表演團體的主要產品顯然是現場表演活動，其市場經濟價值可以通過演出收入水平來衡量。根據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我們采用以下指標來估計不同地區表演藝術活動的經濟價值：
Ve=從業者人均演出收入=演出收入/從業人員數
（2）文化價值的測量。表演藝術的文化價值具有多種維度，可以利用專家評價、行業獎項和觀眾口碑等作為其中某些維度的觀察變量。根據現有數據，采用以下指標來反映文化價值：
Vc=場均原創首演劇目=原創首演劇目/演出場次
該指標的邏輯是：假設文化企業家（這里是指表演團體負責人）清楚原創劇目首演面臨著不被觀眾接受的風險，并且具有更大的固定成本（如編劇和排練準備），如果仍然愿意嘗試演出新的原創劇目，則體現出對藝術創新的嘗試，表現出追求文化價值的行為特征。
（3）文化價值偏好的測量。目前數據難以計算上述模型中定義的文化價值偏好的數值，因而采用近似方法來估算：
CP=VcVe+Vc（3）
即文化價值占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總和之比。由式（1）易得，對圖1中AB線段上任一點（Ve，Vc），有CPλ>0。這表明CP值和文化價值偏好的理論值λ具有同樣的變動趨勢，因此可以用CP來間接估算λ的值。這里，分別對Ve和Vc的值進行了歸一化處理，以便進行求和運算。
CP數值越高，表明文化企業家越傾向于更多的文化創作和相對較少的演出收入，文化價值偏好越大；反之則表明其希望通過更多地表演傳統劇目來獲取更多收入，文化價值偏好越小。
（4）收入多樣性——財政撥款占收入比（F）。根據我國表演藝術團體的現狀，多樣性的收入主要來自財政撥款，財政撥款與演出收入構成了總收入的最主要部分。因此，我們選擇F=財政撥款/（財政撥款+演出收入）來衡量收入多樣性。
（5）收入水平——從業者人均年收入（I）。由于詳細的文化企業家的個人收入數據不易取得，這里采用表演團體從業者人均年收入來替代。通常，從業者人均收入越高，企業家的收入也越高。
（6）文化經驗（EX）。這里以表演藝術團體文化經驗的平均水平代表文化企業家的文化經驗水平。主要考慮到文化經驗是一種重要的人力資本，在藝術團體內部職位晉升中，文化經驗的高低往往起著重要作用。通常，表演藝術團體的平均文化經驗越高，其中作為領導者的文化企業家的文化經驗也越高。
在具體的操作中，由于缺乏準確的從業時間數據，考慮到這類部門的職稱評比很大程度上要考慮個人的從業時間，因此各地區表演藝術團體的文化經驗水平按高級職稱、中級職稱和其他職稱的比例加權來衡量。 即假設高級職稱的文化經驗是10年，中級職稱是5年，其他職稱是1年，再根據團體的高級、中級和其他職稱的人員比例加權，得到團體文化經驗的估計值。
（7）聲譽（RP）。表演團體的聲譽一般難以量化，但是從經驗來看，省級、地市級團體在表演功底、藝術性和知名度方面比縣級團體要強。因此這里分別賦予省級、地市級和縣級表演藝術團體不同的“聲譽級別”：3、2、1，并按照各地區省級、地市級和縣級表演藝術團體數所占比例進行加權，得到各地區表演藝術團體聲譽的總體水平。
（8）目標市場（MT）?？紤]中國表演藝術團體的實際情況，農村文化消費市場普遍存在消費意識不強，產品種類單一，消費所需的公共設施基礎薄弱等問題，并且農村文化消費需求也偏向于在內容上能夠帶來感官刺激和享樂的文化活動[15]。這就導致一般面向農村市場的表演藝術演出傾向于迎合對通俗節目的偏好，并且抑制了對更具有文化價值和藝術性的創新節目的嘗試。而城市市場中的消費者一般具有更多的文化消費經驗，更能接受新奇的演出內容，同時城市市場也存在更多的文化專家，因此城市市場中的表演藝術團體有更多機會進行藝術創新和嘗試。因此，本文認為城市市場更符合Bourdieu提到的專業消費者市場的特點，并以非農村演出場次占所有演出場次的比例（即城市演出所占的比例）來衡量目標市場的分布情況，該比例越高，說明目標市場越集中于專業消費者市場。
（9）行業觀念（C）。表演藝術部門多是歷史悠久的傳統行業，具有一些固有的傳統觀念，包括對于藝術性、市場口味、傳統文化的價值取舍。這里考慮表演藝術團體中所占比例最大最有代表性的四個劇種：戲曲劇團、歌舞和輕音樂團、綜合性藝術表演團體和曲雜木皮團。根據經驗，賦予四個劇種不同的“高雅值”，該值越高，表明團體越傾向于藝術性和傳統文化保護傳承等行為，即更偏好于文化價值。具體地說，戲曲劇團、歌舞和輕音樂團、綜合性藝術表演團體、曲雜木皮團的“高雅值”分別賦為5、3、3、1。然后按照各地區4種劇中團體比例進行加權，得到各地區表演藝術團體行業觀念（高雅值）的總體估計值。
按以上分析進行測算，各地區表演藝術團體的文化價值偏好、財政撥款占收入比、從業者人均年收入比、文化經驗、聲譽、目標市場和行業觀念數據如表1所示。
4結果討論
在式（6）中，財政撥款占收入比例F的系數為1557，說明財政撥款對促進表演藝術團體的文化價值偏好有積極作用。財政撥款占收入比例每提高1%，文化價值偏好將提高1557%。可見，由于財政撥款等非經營性收入，降低了單純依賴演出收入的情況下藝術創新活動帶來的經濟風險，保證了表演藝術團體的基本生存，從而促進了文化價值和藝術創新的追求。
行業觀念C的系數為正，從表演藝術團體的角度，這說明普遍觀念中更加“高雅”的表演藝術團體（比如戲劇團體）的文化價值偏好更高。這與某些劇種固有的傳統觀念影響有關，比如京劇表演團體，就可能認為自己擔負傳承與弘揚傳統藝術的任務，在創作和經營方面不只考慮盈利，還會考慮節目本身的藝術價值。
從業者人均年收入I的系數為-0003，說明表演藝術團體從業者人均年收入的提高與其文化價值偏好負相關。從業者人均年收入每提高1 000元，文化價值偏好值降低0003。這與一般情況下收入水平提高從而促進文化價值偏好的假設相悖。可能是由于目前我國表演藝術從業者的絕對收入水平或相對收入水平整體偏低，收入還主要是滿足基本的經濟需求，收入的增加尚未能對文化價值偏好和藝術創新產生激勵作用。
此外，從表2中可見，目標市場與文化價值偏好明顯正相關，說明我國城鄉的文化價值偏好存在顯著分割。城市更偏好高雅的藝術，農村更偏愛大眾化的通俗節目。但目標市場與行業觀念等也存在明顯的多重共線性，說明行業觀念的不同往往也與其目標市場的不同有關，越是“高雅”的表演藝術團體，其演出活動越是集中在城市地區。
在對表演藝術團體的實證分析中，文化經驗和聲譽對于文化價值偏好的影響尚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我國表演藝術行業目前處于改革和變動中，導致既缺乏被廣泛接受的聲譽體系，也使得文化經驗在文化企業家的文化價值偏好中表現出較大的不確定性。
五、結語
以上分析可見，文化企業家的行為同時受到經濟價值和文化價值的激勵，兩種價值的激勵效果受到文化企業家自身文化價值偏好的調節，這種偏好與收入水平、收入多樣性、文化經驗、聲譽、目標市場和行業觀念等因素有關。
對中國表演藝術團體的實證分析進一步表明，收入多樣性，行業觀念和目標市場對文化價值偏好有顯著的積極影響，即收入多樣性更大、行業觀念更“高雅”和目標市場更集中于城市地區的表演藝術團體具有更高的文化價值偏好，而其他因素則表現出不確定性甚至負影響，這與處于轉型發展和文化體制改革中的中國背景有關。隨著中國從工業化中期向工業化后期發展，文化對中國的競爭力提升和可持續發展將有重要意義。因此，應積極鼓勵文化企業家的文化價值偏好行為、保護和弘揚民族文化價值。為此，政府有必要進一步增加財政撥款，適度補貼文化企業，多渠道改善文化企業家的收入，提高文化行業的整體收入水平，對整個文化產業的文化價值追求具有積極意義。同時，制定政策鼓勵和支持文化行業發展，推動行業聲譽的樹立和良性發展，使文化企業家能更深刻地認識到自身擔負著創造或傳播文化價值的責任，從而促進企業家的文化傳承和藝術創新[16]。此外，兼顧城鄉發展，縮小城鄉差距，在需求方面為藝術創新和文化價值的追求創造更具包容性的市場空間，也有利于文化企業家的文化價值偏好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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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形象策劃范文4
關鍵詞：新興產業；科技孵化器；技術效率
中圖分類號：F2723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2)03-0040-08
如何對科技孵化器的運行進行評價，一直是孵化器研究和管理實踐都十分關注的問題，然而早期的研究大多對科技孵化器的總體情況進行基本描述，缺乏完整的理論框架和科學的評估方法。本文應用DEA方法對我國27個地區140家國家級科技孵化器進行技術效率的評測，并以科技孵化器技術效率為變量進行聚類分析，劃分孵化器類型，構建研究不同類型孵化器技術效率差異的實證模型，探求影響科技孵化器運行的關鍵因素。
一、孵化器的運行狀況及其影響的研究回顧
早期孵化器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孵化器如何運作、如何提高在孵企業的存活率、成功率和如何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等方面［1］，并多為概述性的討論。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國外研究者對孵化器的研究從概述性的組織模式和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的討論，轉向開始更多地關注孵化器的運行性能、效率、業績及其評價的問題。早期的研究傾向于從內部條件來評價孵化器的效率狀況，Rice和Abetti指出孵化器的治理是影響其性能的關鍵要素，并討論了高校與其它經濟實體聯合設立孵化器的問題［2］。Allen和McCluskey研究孵化器的設施和在孵企業狀況對孵化器績效的影響［3］。Mian嘗試解釋孵化器的供給者或者股東結構對其運行效果的影響［4］。2000年之后的研究更關注于各種外部因素對孵化器運行情況的影響，并開始基于大量樣本數據的系統方法對其進行評價。Colombo和Delmastro對意大利高科技孵化器的研究表明創新活動的投入和支出對孵化器的運行有積極的作用［5］。Chan和Lau提出了包括以下幾項標準企業孵化器的評估框架：資源匯集、資源共享、咨詢服務、公共形象、網絡平臺、地理優勢、成本優勢以及融資支持［6］等。
國內的科技孵化器相關研究多集中于發展狀況、支撐環境、運作與模式和績效評價等方面。對于影響科技孵化器運行效率的因素，《中國科技企業孵化器問題研究報告（2005）》指出，規范服務行為與態度、良好的創業文化氛圍和高效的內部管理是科技孵化器發展的核心。曹細玉構建了基于模糊綜合評價法的科技孵化器評價體系，對孵化能力進行評價［7］。王瑩和周勇對我國科技孵化器發展的外部制約因素進行了分析，指出孵化器發展中的一些根本問題是由于外部環境不足造成的［8］。宋艷認為影響我國科技孵化器有效運行的外部因素應包括政府政策、法律環境保障、投融資環境等多個方面［9］。張嬌和殷群應用DEA和聚類分析方法，對我國科技孵化器的運行效率進行評測和聚類，并討論了不同類型孵化器的效率特征與改進途徑［10］。
從現有的研究來看，對于科技孵化器運行效率的評價與研究尚未深入，缺乏體系完整的評價標準與方法，也缺少對其運行狀況差異外部影響的定量研究。有學者指出，孵化器運行效率可以歸結為這一組織的投入產出問題，因而可以用技術效率來衡量孵化器的運行情況，并作出了嘗試。在現有的技術水平下，一個組織能否達到理論最大產出，依賴于其技術效率水平的高低，已經有許多研究關注于不同組織的技術效率的測度、評價、變化和影響因素問題。在眾多關于技術效率影響因素的文獻中，許多學者把技術效率的變化歸因于經濟體制、組織管理、產權結構和對外開放度等因素，這些因素有個共同點，大多是制度性因素，所以技術效率是與所處經濟環境中的制度安排、制度變遷等因素息息相關的。對于微觀視角中科技孵化器的技術效率，指的是在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時，孵化器所能獲得的最大產出或投入最小成本的程度。如果從投入角度來看，科技孵化器的技術效率表達的是在其現有管理技術和所有原材料與產成品的市場價格不變的條件下，且要素投入的比例固定不變，提供等量產品所需的實際成本能夠減小的程度；以產出角度來看，它表達的是目前該孵化器在價格、要素投入、技術水平同樣不變的情況下，實際提品能夠擴大的程度，因而對技術效率的測量可以反映出科技孵化器的產出情況，作為其運行效率的評價依據。
二、我國各地區科技孵化器技術效率的測算與聚類分析
1技術效率(TE)、純技術效率（PTE）和規模效率（SE）的測算
科技孵化器的投入產出要從社會效益、自身效率等多方面來衡量，是典型的多種投入和產出的系統，本文使用數據包絡方法（DEA）對其進行測量。在投入產出指標的確定上，我們依據之前研究采用科技孵化器的管理人員總數、高素質人才數、孵化基金額、孵化器的場地面積和公共服務平臺作為投入指標，科技孵化器新增企業數、新增就業崗位數、獲批準知識產權數、孵化器總收入和服務性收入作為產出指標。研究樣本來自《2008 火炬計劃統計年鑒》中的229家國家級科技孵化器。由于數據來源中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數據空白問題，在229個樣本中，去除數據缺失的89家國家級科技孵化器后，我們將剩余的140家孵化器作為有效樣本，總有效率為61%。這140家孵化器廣泛分布于我國20余個地區，包含在孵企業18 389家，累計畢業企業13 379家，能夠從整體上代表我國科技孵化器的基本水平。我們使用DEAP21軟件中的以投入為導向的CCR和BCC模型測算我國國家級科技孵化器的技術效率(TE)、純技術效率（PTE）和規模效率（SE）這三個指標，由于篇幅所限，在這里僅報告各項效率的統計特征值情況，見表1所示。
同時，我們進一步分析了140家國家級科技孵化器總體技術效率值的區間分布情況，可以看出技術效率值大于08的科技孵化器要占到140家孵化器的1/2以上，說明我國孵化器在效率方面總體情況基本良好，但是還有近1/2數量的孵化器技術效率值在08以下，是造成整體效率不足的主要原因，這意味著我國的科技孵化器在技術效率改進方面還有很大的空間，要考慮這些孵化器效率不足的深層次原因到底是由于資源投入方面存在問題抑或是規模不當引起的原因。在效率值為08―1的區域中，規模效率大于08的孵化器個數要多于純技術效率大于08的孵化器個數。因此，我們可以得出初步原因，我國大部分科技孵化器的低技術效率不是由于孵化器自身的規模達不到要求而導致的，而可能是由于在投入資源的配置和節約方面出現了問題造成的。
我們使用SPSS 180分析軟件選取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兩個指標變量進行K-均值聚類，聚類的分類數根據純技術效率、規模效率的高和低相互組合確定為四類。在K=4的K-均值聚類分析中，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的均值有著顯著的差異，所以此聚類結果是合理的。同時我們將通過技術效率聚類所劃分的不同區域的科技孵化器進行分組命名，并歸納出其運行特征，見表2所示。
具體而言，類別1高效型科技孵化器，典型代表有北京、遼寧、浙江、江蘇、廣東、上海等地，科技孵化器的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數值都等于或接近于1 ，即總體接近于或者達到DEA有效狀態，意味著這些省市的孵化器在投入產出的資源配置方面和孵化器整體規模方面都是高效的。整體規模高效，說明這些省市的科技孵化器處于或接近于最優規模狀態，現有情況下即使再增加投入量也不可能帶來更大比例的產出增長，其現有的投入和產出組合已經達到最優，且規模效率也發揮得很好，因此，重點是要保持現有的資源投入產出組合和自身規模水平。
類別2配置高效型科技孵化器，包括福建、江西、陜西等地的科技孵化器。該類科技孵化器的技術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規模技術效率值低直接導致的，說明該類型孵化器在資源投入產出組合的配置方面存在的問題嚴重和突出，需要改進。因此,重點改進思路應放在規模調整上，即調整現有的規模與投入產出水平不相匹配的問題。
類別3規模高效型孵化器，包括湖北、黑龍江、成都等。這些省市的科技孵化器的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數值都等于或接近于08，這些省市的孵化器在投入產出的資源配置方面表現出較低的效率，而孵化器整體規模方面的效率相對較高。這意味著這些省份的科技孵化器的技術效率低下主要是由于資源配置問題造成的。因此，這些省市的科技孵化器要想大幅度地提高技術效率不能單從資源的配置或規模的調整方面著手，而是既要控制孵化器的場地面積，調整人員數量和結構以及避免資金使用不當，又要增加投入量使科技孵化器的規模處于最優狀態，只有這樣才能根本性的提高技術效率。
類別4低效型科技孵化器，包括甘肅、廣西壯族自治區等的科技孵化器。這些省市中的科技孵化器的資源配置和投入產出組合這兩方面都存在著問題。也就意味著提高這些省份的科技孵化器的技術效率只僅僅通過控制孵化器的場地面積，調整人員數量和結構以及避免資金使用不當是不夠的，同時還要減少投入資源中的冗余和浪費。
三、科技孵化器技術效率影響因素的理論分析與相關假設
技術效率的影響因素分布在經濟、社會、政策環境以及企業組織管理特征等多個方面。國家級科技孵化器作為政府提供的滿足創業需求、推動創業經濟發展的重要服務平臺，其運行效率同樣受到來自上述經濟社會環境因素的影響。我們將從區域經濟發展狀況、區域創新水平、政府公共支出、對外開放程度和智力支持水平等五個方面來具體分析外部因素如何引致不同地區科技孵化器技術效率的差異。
1區域經濟發展狀況
區域經濟發展是指一個區域在一定時間內生產總量和社會財富的增加程度，以社會總產值、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來反映。而技術效率指實際產出水平與在相同的投入規模、投入比例及市場價格條件下所能達到的最大產出量的百分比，它反映對現有技術使用的有效程度。從聚類分析結果我們也可以看出，技術效率最高的幾個省市幾乎都集中在我國沿海和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幾個省市，例如北京、上海、廣東等幾個我國典型的經濟活躍地區。而在規模高效型類別和配置高效型類別中集中了中東部較為發達的幾個省份。技術效率最低的甘肅、廣西又處于我國西部省區，所以總的來看經濟發展好的區域表現出創業的活躍度也較高。
假設1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是引起區域科技孵化器平臺的技術效率差異的因素之一，并對科技孵化器平臺技術效率產生正向影響。
2區域創新水平
在區域創新的研究中，學者們認為由于我國不同省份的社會文化、風俗習慣、歷史發展過程和行政管理手段等都具有很強的地域特點，以行政地域劃分為基礎確定我國的區域創新系統具有一定的理論基礎和現實意義。事實上，我國許多關于區域創新能力和績效的評價都是以行政區域為分析單元的。不同的國家或區域創新系統具有不同的創新能力，不同創新系統的效率和生產力各不相同。即便同是經濟相對比較發達的國家或地區，不同創新系統在能力和績效方面的差別也很明顯。在研究創新對技術效率的影響時，在考慮創新投入要素的同時還要考慮與創新環境相關的其他因素。所以一個地區的創新水平必定會影響該地區技術效率的高低。
假設2區域創新發展水平差異對區域科技孵化器平臺技術效率的高低有正向影響。
3政府公共支出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新經濟增長理論的興起，一些研究者試圖建立有關政府公共支出與經濟增長率之間關系的內生增長模型，從此，公共支出被引入經濟增長模型，成為除了勞動、資本和技術等基本因素之外的能夠有力影響經濟增長速度和路徑的又一重要變量。與此同時，對于公共支出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經驗分析也得出了各不相同的結論。Wagner最早提出經濟增長與公共支出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此后，Denon研究了公共支出對制造業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公共支出對制造業企業的產出供給和投入決策有重要影響作用［11］。Munnell對美國的研究表明公共支出對私人部門產出、投資和就業有統計上的顯著正相關關系［12］。Maria也研究了西班牙的公共支出對私人部門生產率有促進作用［13］。陳迅和余杰考察了公共支出對我國技術效率的影響，然后研究了我國生產率變化的源泉問題［14］。公共產品作為公共投資所形成的最終產品，其技術效率同樣受到公共投資水平的影響。不同區域公共投資的力度，政府對于創業活動的支持力度存在差異，這必定會導致不同地區科技孵化器平臺技術效率高低的不同。
假設3政府公共支出水平差異對區域創業平臺技術效率的高低有正向影響。
4對外開放程度
眾多研究表明，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的經濟增長不僅僅取決于國內需求和國內投資的拉動，國外資源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日益顯著。國內許多學者針對對外開放與我國經濟增長關系問題進行了深刻地分析,充分肯定了對外開放對我國經濟增長的積極貢獻。但是，在對外開放能否有效地促進我國技術效率的提高方面，已有的研究卻僅限于一般意義上的描述論述，還缺少實證支持。
我們認為不同地區的經濟開放程度同樣對科技孵化器平臺的技術效率產生影響。經濟開放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經濟的發展和企業獲得更多的經濟機遇。在與國內外不同市場的接觸中會產生更多新的創業機會，有創業警惕性的創業者希望通過把握市場機遇從而開創新企業，這也促進了區域科技孵化器平臺的繁榮。
假設4對外開放程度不同，科技孵化器平臺的技術效率不同，并且對外開放程度與科技孵化器平臺的技術效率正相關。
5智力支持水平
智力支持水平是從人力資本特征來考察其對科技孵化器平臺的技術效率影響。人力資本對經濟產出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是經濟增長的源泉這一論點已成為眾多學者的共識。但目前為止，研究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相關性的文獻較為豐富，大多數學者的研究表明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GDP)存在明顯的相關性。然而知識和人力資本投資促進經濟增長的最主要途徑便是它能夠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在孵化器方面，孵化器的主要作用是促進創業和知識轉化，而人力、智力最為集中的地方――高校一直是創業的活躍地帶。各種大學生創業基地、高校科技孵化園等都是為了迎合大學生逐漸高漲的創業熱情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從聚類分析中，我們同樣看到，我國高校集中的幾個省市，例如北京、西安、上海、廣東等孵化器的技術效率也較高，所以我們認為在高校集中區域科技孵化器平臺的技術效率也較高，兩者有一定的相關關系。
假設5智力支持水平影響區域科技孵化器平臺的技術效率高低，兩者間存在正相關關系。
四、數據分析與假設檢驗
對于本研究中的五個方面的影響因素難以用單一指標直接進行測量，因此需要多指標測度，而結構方程模型（SEM）能夠克服傳統多元回歸的不足，適用于對孵化器的技術效率影響因素做實證性分析研究。
1指標定義及數據收集
結構方程模型一個重要的特性就是能夠對抽象的構念進行估計和驗證。在SEM中包括兩種重要的變量：一種叫做外顯變量也叫測量變量，這些是可以直接獲得數據的變量，若是受到同一個潛在構念的影響則會具有共同性，并反映在變量之間的共變關系上。如果對于這些變量的共同性加以估計，得到的一個能夠反映該潛在構念的強度的數據，則稱之為潛在變量。在本研究中，我們對于孵化器技術效率的五個影響因素分別使用不同的外顯變量進行測量。具體變量選取如表3所示。
在數據來源、收集以及處理方面，經濟發展狀況、區域創新水平、政府支持水平、對外開放程度和智力支持水平這五個影響因素的測量變量數據基本來自2009年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其他中經網缺失數據我們通過其他網絡數據庫或《2009中國火炬統計年鑒》得到。為了消除數據之間由于單位不統一而造成的數值差異過大問題，我們對于指標的選取基本選取比值型數據指標。所有的數據收集計算完成后，考慮到眾多指標以及各個指標間沒有統一的度量標準，所以在進行結構方程模型處理分析之前我們又進一步對測量變量指標數據進行了無量綱化處理，此外再通過Spss軟件對這些無量綱化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從而得到各個指標的數據標準值。通過上述比值指標選取、數據的無量綱化、標準化處理基本消除了指標數值間單位不統一、數值差異過大的影響。
2模型及檢驗結果
為了檢驗我們提出的孵化器技術效率影響因素與孵化器技術效率之間的關系，我們應用結構方程模型（SEM）并使用Amos70軟件對140個孵化器樣本進行模型擬合性檢驗。有研究認為從鑒別力角度而言，每個影響因素最好有2―3個測量指標，樣本容量為自由估計參數的5―10倍，對于大多數模型來說，至少需要100個以上的樣本容量才可以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的樣本數量為140個符合要求。我們對于整個模型進行擬合檢驗，包括研究常用的絕對擬合指數（GFI、AGFI、RMSEA）和相對擬合指數（NFI、TLI、CFI），具體結果如表4所示。結果表明本研究的測量模型與樣本數據有較為良好的擬合度。
從檢驗結果來看，除了“對外開放程度技術效率”之外，其余各路徑均通過顯著性檢驗。對于技術效率的各個影響因素與技術效率之間的關系來說，經濟發展水平（p
3檢驗結論分析
政府公共投資對于技術效率的高低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對于公共產品技術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術效率的計算、分類等方面，而對于公共產品特別是孵化器這種特殊的公共產品的技術效率研究還比較欠缺，很少有像本研究一樣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孵化器技術效率的影響因素。我們基于之前對于技術效率影響因素的分析總結，認為區域經濟發展狀況、區域創新水平、政府公共支出、對外開放程度和智力支持水平這五個關鍵因素會對孵化器的技術效率產生積極地正向影響。經過結構方程模型的構建和模型擬合度、路徑分析檢驗，我們得出經濟發展狀況會對孵化器的技術效率產生最高的正向影響，符合我們之前的假定。同樣，對于孵化器這種特殊的公共產品，它的投資、組建、運營的主體――政府對其也會產生較強的影響，經過模型檢驗也符合我們之前的假設。而創新、高技術是中小企業的特點，地區創新水平高反映出該地區創新活力強，孵化器是扶持創新型中小企業發展的主要機構組織，所以創新水平對孵化器的技術效率會產生正向影響。智力支持反映的是人力資源狀況，高素質的人才必定推動孵化器技術效率的提高，模型檢驗結果雖然顯示智力支持水平對孵化器技術效率的影響程度不如之前預計的強烈，但是仍然呈現出正向的積極的影響。最出乎我們意外的是對外開放這個影響因素，它的檢驗結果與我們之前的假設正好相反，并且檢驗結果也不顯著。我們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本實證研究所使用的是二手數據，數據是否真實可靠存在一定疑慮；二是在文獻綜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對外開放程度是地區間技術效率產生差異的原因之一，它本身可能不會對技術效率的高低產生影響，而只是造成地區間技術效率差異的因素。
綜上所述，地區經濟發展狀況、區域創新水平、政府支持水平和智力支持水平是影響地區孵化器技術效率的重要因素，且均會對區域科技孵化器技術效率的提高產生不同程度的正向影響。
五、討論與結論
第一，我國各地區新興產業科技孵化器技術效率總體情況良好，部分效率不足可能源于資源投入或規模不足。
效率研究一直是經濟研究的關注點之一，眾多研究者從多種視角評價了不同區域、不同行業以及企業的技術效率，并進一步探討了技術效率的影響因素，但是對于具有公共產品特質的科技孵化器技術效率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還存在著空缺。本文選取了全國140家各地區科技孵化器作為研究對象，采用DEA方法計算了這140家科技孵化器的總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結果表明有近1/2數量的孵化器技術效率值在08以上，這說明我國孵化器在效率方面總體情況基本良好，但是還有近1/2數量的孵化器技術效率值在08以下，這表明我國孵化器在技術效率方面還存在改進的空間，分析造成效率不足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資源投入方面存在問題或規模不當引起的。
第二，我國新興產業科技孵化器的技術效率區域差異顯著，可以聚類為高效型、配置高效型、規模高效型和低效型四類，應遵循不同途徑提升技術效率。
為了進一步分析不同地區孵化器技術效率的差異性，我們對140家國家級科技孵化器的技術效率進行聚類分析，并按照聚類分析結果將它們劃分到四個類別中，分別為高效型、技術高效型、規模高效型和低效型。高效型包括北京、遼寧、浙江、江蘇、廣東、上海等地，在投入產出的資源配置方面和孵化器整體規模方面都是高效的，重點是要保持現有的資源投入產出組合和自身規模水平；配置高效型包括福建、江西、陜西等地，由于規模技術效率值低引致總體技術效率水平較低，應將改進思路放在規模調整上，調整現有的規模與投入產出水平不相匹配的問題。規模高效型包括湖北、黑龍江、成都等地，孵化器在投入產出的資源配置方面表現出較低的效率，應既控制孵化器的場地面積，調整人員數量和結構以及避免資金使用不當，又要增加投入量使科技孵化器的規模處于最優狀態。低效型包括甘肅、廣西壯族自治區等地，資源配置和投入產出組合都存在著問題，應從多方面著手綜合解決問題。
第三，我國新興產業科技孵化器技術效率受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應將其影響強度作為提升效率的客觀標準，采取多種手段加強建設。
基于技術效率影響因素的研究回顧和理論分析，通過結構方程模型的構建和模型擬合度、路徑分析檢驗，本文得出孵化器技術效率會受到經濟發展狀況、區域創新水平、政府公共支出水平和智力支持水平的影響的結論：
第一，經濟發展狀況會對孵化器的技術效率產生的正向影響程度最高，某一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會直接和間接地多渠道影響其科技孵化器的技術效率；
第二，政府公共支出的提高將提升科技孵化器的技術效率，事實上對于孵化器這種特殊的公共產品，它的投資、組建、運營的主體――政府對其會產生較強的影響。
第三，區域創新水平會對科技孵化器技術效率產生正向影響，創新、高技術是中小企業的特點，地區創新水平高反映出該地區創新活力強，孵化器是扶持創新型中小企業發展的主要機構組織，所以創新水平對孵化器的技術效率會產生正向影響。
第四，智力支持會對科技孵化器技術效率產生正向影響，但程度有限。智力支持水映的是人力資源狀況，高素質的人才必定推動孵化器技術效率的提高，模型檢驗結果雖然顯示智力支持水平對孵化器技術效率的影響程度不如之前預計呈現出高水平 ，但是仍然呈現出正向的積極的影響。因而提升區域科技孵化器技術效率水平，對地方政府而言應從經濟發展狀況、區域創新水平、政府公共支出水平和智力支持水平著手，構建適宜孵化器成長的外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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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形象策劃范文5
關鍵詞：東莞民營企業；形象建設；現狀；途徑
1 東莞民營企業形象建設的現狀
1.1 東莞民營企業發展現狀
東莞的民營企業發展，是隨著改革開放實施“三來一補”經濟模式不斷深入而帶動起來的，改革初期以加工作坊的形式，為外資企業加工零部件等；改革開放中期之后，由于外來勞工的不斷擴大，外資企業進駐越來越多，出現了投資辦廠的高峰期，集市、物流、商場、飲食、酒店、娛樂等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東莞由純粹的工業制造工廠，向居住休閑、商貿購物、文化消費型城市的轉變，城市的主體經濟結構開始變化，民營企業被作為一種城市的品牌形象和民族文化，提上了城市規劃和政府管理的重要議程。
1.2 東莞民營企業形象建設現狀分析
東莞民營企業發展迅速，然而企業形象建設卻與其發展速度不相符。東莞地區擁有步步高、唯美陶瓷等知名品牌，但總體上講，東莞民營企業品牌形象建設工作比較滯后，名牌產品比例很低，大量民營企業主要以貼牌生產，沒有自己的品牌或品牌形象比較差。導致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是東莞民營企業形象建設起點晚，企業不予重視和與其自身的客觀條件所限制，使企業形象不盡人意。影響東莞民營企業形象的因素有以下幾點：
（1）產品因素。
東莞民營企業大部分為“三來一補”企業，家庭作坊式企業，產品科技含量低、性能差、設計粗糙、質量差、檔次低、包裝粗糙、服務水平不到位、產品創新能力不強、沒有自己的自主品牌等。
自1999年推出第一款MP3后，東莞一些民營企業為了降低成本，采用落后的、功耗大、失真度高的閃存芯片、劣質的屏幕、線路板、粗糙的手工焊接以及音質較差的耳機，造成MP3質量的下滑。在這種情況下，雖然企業在一定時期內獲得了利潤，卻因產品原因造成了不好的企業形象。
（2）企業環境因素。
東莞民營企業環境影響因素主要包括工人生產環境、生活環境。部分東莞民營企業為追求利潤，對工人的生產環境、生活環境不給予重視。首先，東莞民營企業工人生產和生活的環境差、工資福利差、安全保障低、缺乏活動場地等。東莞民營企業往往給人“血汗工廠”的不好形象。其次，東莞民營企業往往不重視環境保護，任意向周圍傾倒工業垃圾和向外界直接排放工業污水等。
（3）企業員工因素。
東莞民營企業因為工資福利、企業環境各種原因和東莞城市本身存在的缺陷，使得民營企業招不到高素質的人才，留不住高素質的人才。企業管理者的低素質，管理者的知識、能力、魄力、品質和風格等形象差，給人“暴發戶”的形象；企業員工的低素質，員工的服務態度差、文化水準低、缺乏內在素養、作業技能低等，都直接影響到企業形象的建設。
（4）社會形象因素。
首先東莞民營企業大部分都比較低調和保守，消極為社會做出貢獻，不愿公開地表現自己和宣傳自己。其次，東莞民營企業對企業形象不給予重視，不愿意花錢去包裝自己，不愿意去做公關活動，不愿意花錢去為產品、企業做宣傳。
（5）企業文化因素。
東莞民營企業缺少“以人為本”的觀念，尊重人、愛護人、培育人、注重提高全員素質、創造條件挖掘員工潛力等方面都不盡人意。另外，民營企業往往缺乏價值觀、經營理念、行為準則、道德標準和管理制度不健全。
2 東莞民營企業形象建設的途徑
2.1 注重企業形象策劃
企業形象策劃是指企業為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目標，在充分進行企業實態調查的基礎上，對企業總體形象戰略和具體塑造企業形象活動進行謀略、設計和籌劃的運作。
企業形象策劃是以提升企業整體形象為目的。實施企業形象策劃戰略，就在于通過向外界傳遞信息，展示企業個性，促進企業與社會公眾之間的相互了解，協調彼此之間的關系，為企業樹立良好的形象和信譽。企業形象策劃的功能分為內部激勵和外部感召。其內部激勵具體表現在企業文化建設的推進、企業凝聚力的加強、產品競爭力的增強和企業適應能力的提高等；其外部感召主要表現在有利于企業經營資源的運用，有利于消費者的認同和有利于企業建立良好的公共關系等方面，企業形象策劃為企業創造一個良好的生存發展環境。
2.2 完善企業形象管理
企業形象管理是以內強素質、外樹形象為目標，全面提升企業內在素質和外在表現，從而提高其市場綜合表現的現代管理方法，是對企業內外各方面的全方位的管理。
（1）產品形象管理。
產品形象是產品的內在素質和外在表現的綜合反映。顧客往往首先通過接觸企業的產品來認識企業;然后又在使用產品的過程中不斷加深對企業的認識，從而使心目中的企業感性化、具體化、形象化。
產品形象不僅僅包括產品的外觀和包裝，更重要的是包括從產品的總體設計直到一個零部件生產，以及總體組裝的內在質量。在產品形象管理中，要把企業形象意識滲透到、貫穿到產品生產直至銷售、使用的整個過程和各個環節，做到環環緊扣，一絲不茍，即從產品的初始設計、原材料選定，到加工造型、組裝，到確定品牌名稱、包裝裝潢、使用說明，一直到銷售服務。
（2）環境形象管理。
環境形象是企業生產、生活條件的建設狀況和總體表現。良好的環境建設，不僅使員工有一個良好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保證員工的精力充沛和心情舒暢，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而且給外界一個整潔、舒適的第一印象。環境形象管理的內容很多，主要包括：環境建設、環境衛生、環境綠化、環境保護、環境美化、環境形象教育和管理制度化，企業必須通過這些方面來改善企業的環境形象。
（3）員工形象管理。
員工形象既是企業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企業形象人格化的具體體現。員工必須注重自己工作中乃至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把企業形象傳遞給每一位公眾，并傳播到四面八方。企業可以通過對職工進行職業培訓，加強職工的道德規范教育，實施員工行為的規范化管理來提升員工形象。
（4）社會形象管理。
企業的社會形象是企業在社會上的公開表現和反映。企業的社會形象管理，就是有計劃、有步驟地策劃、實施企業在社會上應有的表現。一方面為社會做出積極的貢獻，另一方面輻射和傳揚企業的良好形象，以便獲得社會公眾的了解與認同。在當今名牌林立、競爭激烈的國際大市場里，要成為名牌企業就必須注重企業的社會形象。
（5）企業文化管理。
企業文化，強調的實際上就是企業管理的人性化，把企業辦成職工實現自我價值的場所。尊重人、愛護人、培育人和發展人，以全面調動職工積極性和創造性。不斷提高職工素質，實現企業目標。進行企業文化管理時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①要以人為本。
企業行為是由人來承擔的。以人為本，是企業文化管理的關鍵環節。以人為本，主要是尊重人，愛護人，培育人，注重提高全員素質，創造條件挖掘員工的潛力。
②培育企業價值觀。
企業價值觀對企業行為起導向作用，它調控、規范著企業行為。企業應培育四種價值觀。一是市場觀，即以市場作為企業生存和發展的依托，充分挖掘市場資源，為企業生產經營服務。二是人本觀。即樹立人的價值高于一切的觀念。三是質量觀。質量是產品最為用戶接受的基礎。四是效益觀。即把效益作為評價企業行為的最終標準。
綜上所述，東莞民營企業進行形象建設迫在眉睫，東莞民營企業可以從注重企業形象策劃和完善企業形象管理兩方面進行企業形象的建設，為企業的發展提高競爭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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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形象策劃范文6
無數事實證明，良好的企業形象一經樹立，可以給企業帶來不可估量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面對接踵而來的質疑和越發嚴峻的社會環境，重視與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最大限度地發揮企業形象的作用，推動企業經濟發展，成為煙草商業企業的當務之急。煙草商業企業是我國煙草行業工商分離的產物，是中國煙草走出國門、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參與者，在我國卷煙制品的銷售和管理中具有唯一性。因此，中國煙草商業企業良好形象的樹立，不僅有利于實現國家“卷煙上水平”的思想戰略，而且有利于抵御外煙的強烈滲透；不僅有利于提高煙草商業企業的外在競爭力，而且有利于增強煙草商業企業的內部凝聚力；不僅有利于促使煙草商業企業形成自己的核心價值觀，而且有利于凸顯企業的社會責任和組織使命；不僅有利于社會公眾對其的理解和支持，而且有利于企業的招賢舉能和良性發展。
二、我國煙草商業企業形象建設存在的問題
（一）形象認識模糊，對企業形象存在認知誤區
我國煙草商業企業發展至今，在形象認識上普遍存在誤區，歸納起來主要有四種表現：第一，企業形象無用論，忽視企業形象的導入；第二，企業形象形式論，忽視企業形象的系統性；第三，企業形象理念論，忽視外在形式的重要性；第四，企業形象萬能論，視企業形象為靈丹妙藥。種種認識上的誤區，致使煙草商業企業的形象建設沒有形成合力，形同虛設。
（二）企業形象定位不明,缺少謀劃
形象定位明確是塑造企業形象的先決條件，優異的企業形象都是在明確的形象定位基礎上構建出來的。例如美國花旗銀行的精神標語和宣傳口號是“富有進取心的銀行，向上流社會的客戶按高品位的價格提供優質的金融服務”。對我國煙草商業企業來講，壟斷背后的高收益使得大多數商業企業無暇顧及形象建設的深層問題，加之引入企業形象建設的效益在短期內難以體現，從而造成煙草商業企業的形象建設缺少科學謀劃，缺乏理論指導，缺失傳承與發展?？偠灾?，煙草商業企業形象建設沒有落地生根、沒有開花結果。
（三）形象內容移位，注重局部宣傳，忽視整體建設
目前，大多數煙草商業企業開始重視企業形象的建立，重視企業形象的宣傳，但卻缺乏對企業形象要素的系統認識。大多數基層煙草商業企業沒有注意到企業文化、企業管理和企業對外宣傳之間的內在聯系，也沒有注意到產品形象、員工形象和環境形象等綜合形象的外在體現。
（四）形象策劃與企業、市場實際脫節，主觀性強
企業形象建設是建立在企業實際情況、市場環境這片土壤中的，它必然要在這里才能生根發芽。只有認真周詳地進行市場調查，充分掌握企業自身的實情和市場的發展前景，才能認定企業的市場定位和產品方向，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企業發展狀況的宏觀規劃，過高過快的要求都是不符合實際的。同時，有的單位不把建設企業形象看成是自身的事，而全部委托給各類策劃公司，這就導致這些策劃公司不能針對實際情況對癥下藥，造成了設計者和具體運作者“兩張皮”的現象。這種企業形象設計只能是像花瓶一樣的擺設，外在形式上可能會顯得轟轟烈烈，內在構建方面則沒有什么創新和變化。
（五）形象傳播失衡，企業形象不能有效傳達
對于企業形象建設來說,傳播和設計同樣重要。有些單位認為完成企業形象設計便大功告成，忽視了企業形象要向公眾傳達的效果。形象與傳播密不可分，因此對于傳播媒體、傳播形式、傳播對象、傳播內容的選擇是十分重要的。就煙草商業企業的發展實際來看，煙草商業企業的特殊性致使其傳播途徑受到限制，很少有煙草商業企業去努力開拓新的途徑擴大傳播效果，對企業形象信息有效的傳播載體，如員工精神、精神風貌等要素往往視而不見。
（六）形象實施急功近利，缺乏連續性和長期性
企業形象塑造是一項具有長遠意義的戰略性投資，必須經過長期的、多層次的、全方位的努力。對企業形象建設應有一個定量的分析和研究過程，缺乏對企業形象構建與管理的定量分析，就可能誤導出兩種極端的做法：一是不計成本、不計效益的粗放型投入；二是認為企業形象不直接創造效益,因此采取收縮型投入，從而使企業形象的構建與管理缺乏連續性和穩定性。目前有些煙草商業企業就存在這種現象，當新產品上市之初，以優異的形象戰略取得成功后，就以此為資本，對眼前利益津津樂道，殊不知，打開銷路僅僅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企業的形象并沒有深入消費者的內心，若沒有堅持不懈地維護、提升企業形象，最終必然導致企業形象的“曇花一現”。除了上述問題外,煙草商業企業形象塑造還存在著形象異化誤區、文化誤區、極端做法誤區、環境誤區等問題。只有正視并積極探索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和途徑，才能構建良好的煙草商業企業形象。
三、煙草商業企業形象建設的基本原則
（一）整體性原則
煙草商業企業的形象建設應是在國家煙草總局（公司）的宏觀統領下，省級煙草商業企業詳細部署、市級煙草商業企業親自操作的聯動過程。在企業形象建設的宏觀要素中，市級單位應時刻與國家、上級部門、同級部門保持高度的相對一致性，且要在一定時期內保持一種明確的發展格局。
（二）科學規劃原則
任何企業形象建設都具有整體性和傳承性的特點，總印象、總評價的形成是各方面長期溝通、反饋的結果，是發展過程中不斷積淀的一種顯現，非一時之功，一蹴而就，因此，科學規劃就顯得尤為重要?？茖W規劃原則要求煙草商業企業從多維的、整體的角度去考察、研究、設計、實施、評估企業的形象建設，從而形成一套長期的、系統的、科學的形象建設戰略發展體系，進而不斷推廣和應用。
（三）對象公眾導向原則
形象的傳播溝通具有兩重性，即主體和客體相互作用，包含主觀性和客觀性。兩重性在傳播中起主導作用，傳播溝通起效能作用，公眾反應起制約作用，最終效果都是從公眾身上體現出來，必須經由公眾來檢驗，因此企業形象建設與管理必須堅持以對象公眾為導向的原則。
（四）靈活性原則
一切事物都處于不斷變動發展之中，形象建設也不例外。任何企業、組織形象都是相對于特定的時空環境而言的，不存在一成不變的形象。所以，企業形象管理要以變應變，尤其要注重不同時空環境下導入企業形象的靈活性，形象才能常變常新。同時，煙草商業企業在進行形象塑造時，要注意表達方式、傳播途徑的靈活多樣，與時俱進，具有時代特點。
（五）個性化原則
市級煙草公司作為煙草商業系統的一個基層單位，具有獨立的法人資格，是煙草商業企業形象的具體構建者。因此，在企業文化建設的微觀層面，應具有鮮明的企業特色，不同的企業應該建立有別于其他企業的個性化理念、行為和服務特色，以展現獨特的風格和鮮明的個性。例如：不同的市級煙草商業企業，發展定位、經營風格、企業家的素養都不一樣，所以在形象建設和管理中只有從實際出發，創造出適合自身的產品特點、營銷戰略、競爭狀況、自身資源情況的模式，形象建設才會收到實效。
四、我國煙草商業企業形象建設的策略和建議
(一)樹立企業形象觀念,強化企業形象建設
煙草商業企業應從上至下充分認識企業形象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重要作用，深刻理解導入現代企業形象戰略的重要意義，樹立系統、科學的現代企業形象觀念。只有真正把形象戰略納入企業發展的議事日程，積極倡導，身體力行，才能以此為契機，增加企業的無形資產積累，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二）加強企業整體形象策劃，提升企業國內外形象
煙草商業企業應根據長期發展戰略，在對行業發展現狀和企業現狀清晰認知的基礎上，結合公眾調查和市場調查，圍繞“兩個至上”行業共同價值觀，認真研究體現本行業、本企業自身特點的企業精神和經營理念，通過對企業各種形象要素進行綜合考慮，對企業各種經營管理活動和視覺識別進行系統設計，有效地把零散、模糊的企業形象轉變成鮮明、獨特、全新的形象，并詮釋給自己的目標受眾。這樣，企業才更有利于擴大業務，并在國際競爭中搶占更多先機。
（三）企業形象塑造有理有據，適時推進企業形象戰略
企業形象建設不是空中樓閣，而是要根據市場和企業的需要，從調查入手，經過系統策劃，再具體管理實施。每一步都不能天馬行空、隨意想象，而應有理有據、有張有弛地按規律進行。因此，首先要從大環境著眼，搞好形象調查。其次，企業應依據自身條件，適時適量推進形象戰略，決不能頭腦發熱，違背規律，可根據自身財力、物力、人力等條件，借助策劃人員確定導入計劃和方案。
（四）突出企業個性特點，強化創新意識
在多元化的現代社會中，企業形象若沒有個性特點，是很難引起公眾注意的，壟斷性的國有企業也不例外。因此，企業要敢于標新立異，突出個性，這是企業形象定位的基本要求。創新是企業生機與活力的不竭源泉，實施企業形象戰略要大膽探索，在創新中求得不斷發展。企業形象的個性化就是強調標新立異，與眾不同，帶給公眾全新的感受與感覺。眾所周知，不同地區、不同產業的企業,由于所處區域環境、文化氣氛、傳統習慣以及企業業務性質、范圍和經營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差異，造就了各個企業的特殊性，使其在個性上與眾不同，在風格上富有創意，在整體形象上具有特色。即使在同一地區、同一產業的企業，由于各個企業的歷史背景、經營目標和領導者的思維方式不同，也會導致同類企業經營上的差異，企業形象就應當表達這種差異，求異避同，在求異中反映特色、體現個性，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各階層公眾內在的心理需求，使他們能夠迅速地辨認和接受本企業的新形象，這是企業發展的關鍵。煙草商業企業要充分借鑒優秀企業形象建設給予的啟發，結合行業特點，形成自己特有的企業形象。
(五)科學策劃傳播，爭取目標受眾的支持
傳播是塑造良好企業形象、爭取公眾理解和支持的重要手段。煙草行業的傳播途徑受到種種限制，因而更應該全面考慮，通盤打算，積極探索有效、有用的新途徑。企業應根據形象塑造的需要，全方位綜合運用傳播載體，包括人員媒介、實物媒介、大眾傳播媒介等，并在不同發展時期針對不同目標受眾的特點和要求，做好傳播溝通工作，使越來越多的目標受眾理解和認可煙草企業的工作。同時，煙草商業企業還要熱心公益事業，參與社區事務，積極響應政府的各種號召，從而幫助企業獲得良好的群眾口碑，并使企業獲得更多的政府支持。
（六）以有中國特色的文化戰略為主，創建企業形象的理念精髓
企業文化的核心是企業理念，而企業理念又是企業形象的靈魂和精髓。企業必須建立自己的企業文化，而企業形象又是企業文化的外在顯現。實施文化戰略，關鍵是構建和提升企業經營理念。有以下幾個方面可以借鑒：一是通過對企業發展過程的歷史考察，找出富有自身特點的思想、觀念、價值追求和行為特征。二是充分考慮時代特點和社會特征。煙草商業企業是開放社會群體中的一部分，它總是存在于一定的社會環境和時代背景中。企業理念與社會政治、社會倫理觀念都應息息相關，不能脫離這個宏觀環境而自行制定。三是符合國情，具有中國特色。中國特色，內核是中國文化。企業形象建設，必須注重研究中國文化，要符合中國文化氛圍，利于中國現代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在當前發展形勢下，必須順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尋求自己的定位，才能確立符合國情的企業形象理念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