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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衛生保健的核心范文1
【關鍵詞】 婦女；兒童；保健指標；分析
“兩綱、兩規劃”的全面實施推動了全縣婦女兒童事業的持續健康發展。實施10年，在各級政府和衛生行政部門的領導下，如期實現“兩綱、兩規劃”的完成各項目標，現將本區達標情況分析如下：
1 實施“兩綱”、“兩規劃”的政策和措施
1.1 領導重視，建立和完善組織網絡，明確責任婦女兒童健康發展是“兩綱”和“兩規劃”的重要核心，所涉及的具體指標占總指標數的四分之一以上，居全區各部門之首。區衛生局十分重視新“兩綱”與“兩規劃”的貫徹落實。衛生局成立了“兩綱”與“兩規劃”領導小組，各醫療保健機構的分管領導為責任人，建立了以區婦幼保健院和區疾控中心為牽頭單位，各級醫療保健機構參與“兩綱”具體工作實施?？h衛生局還將“兩綱”實施情況與監測工作納入到對各級醫療保健機構的年度目標考核中，嚴格考核，兌現獎懲，保證了“兩綱”和“兩規劃”的實施。
1.2 認真開展培訓，大力宣傳“兩綱”，營造良好氛圍 為使“兩綱”與“兩規劃”及早得到貫徹落實，區衛生局及時組織召開了衛生系統貫徹實施“兩綱”動員大會和培訓工作會，對先去醫療保健單位實施新“兩綱”進行了專題部署，對就位人員提出了具體的工作目標。通過各種培訓、講座、學習班培訓基層婦幼衛生保健服務人員，提高其對婦幼衛生保健的認識和技術能力，再讓他們直接對服務對象進行宣傳教育，提高人群衛生保健認識，使其能主動參加保健。
1.3 重視基層婦幼保健工作指導及培訓 提高婦幼衛生專業人員素質 保健院作為婦幼工作專業指導單位，非常重視基層工作的督導及業務培訓。成立了分管院長為組長的婦幼衛生工作督導組，劃片包干，保證每季度對全區鄉鎮衛生院進行督導檢查一次，督導中將“兩綱”工作與日常婦幼工作相結合。采取查房、門診指導、院內培訓等形式提高基層人員的業務水平，制定了考核評分細則，規范檢查指導內容。
2 我區實施兩個“規劃”婦幼保健項目的效果
2.1 “兩綱、兩規劃”可量化指標 婦女兒童健康指標達標情況，婦女與健康領域從提高生命質量著手，強調加強婦女衛生保健服務，提高婦女生殖保健水平，保障婦女健康權利。兒童與健康領域則加強改善兒童衛生保健服務，提高兒童健康水平特別是關注農村兒童的初級衛生保健，核心指標孕產婦死亡率及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均達到了2010年目標。
2.2 嬰幼兒保健水平不斷提高,死亡率明顯下降 嬰兒死亡率和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是評價兒童衛生保健水平的核心指標，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及人類進步標尺之一。且農村下降幅度比城市還要大，嬰兒死亡率和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均達到2010年目標值。
2.3 孕產婦住院分娩率逐年提高，死亡率降低 住院分娩是降低死亡率和孕產婦死亡率的有效途徑。農村高危孕產婦住院分娩率一直都是100%住院分娩，超過65%的目標值。
2.4 降低5歲以下兒童中、重度營養不良患病率 5歲以下兒童中、重度營養不良患病率達到目標值。各醫療機構仍要規范兒童系統體檢，建立兒童健康卡，做好體格檢查及血常規、體格評價、保健指導，以降低5歲以下兒童中、重度營養不良患病率。
2.5 待達標的婦女兒童健康指標
婚前醫學檢查的《兩綱》目標值為大于80%，2005 年南川的婚檢率為0.3%，婚前醫學檢查率待達標。
3 討論
3.1 采取多種措施，提高婚前醫學檢查率 建議政府免費婚檢，利用縣婚姻登記處尋求改變辦公用房的契機，建立一個新型的婚姻服務中心，為結婚當事人提供結婚登記、婚前健康咨詢，新婚學校等一條龍服務。利用電視、計生平臺加大婚檢宣傳力度，從優生優育，減少出生缺陷的角度，啟發和引導公民增強參加婚檢的自覺意識和責任意識，提高其婚檢的自覺性。
3.2 加快建立和完善三級婦幼衛生網絡建設，履行婦幼衛生服務功能 完善的三級婦幼衛生網絡，是基層婦幼保健工作的基本保證，保健院對基層婦幼保健工作有著業務指導和技術管理的功能。應加強自身內涵建設，開展新業務、新技術，發揮三級網的“龍頭”作用；鄉鎮衛生院應盡快完善公共衛生的人員及基礎設施配備，重視婦幼衛生知識與技能培訓。我區長期以來村級網底薄弱，村醫很少參與公共衛生工作，加強對村衛生室的管理及工作考核迫在眉睫，督促鄉（鎮）、村衛生機構承擔起婦女保健、兒童保健、計劃生育等生殖健康相關服務以及婦幼衛生基礎信息收集等職責。逐步完善區、鄉、村三級婦幼衛生網絡建設，全面提高婦幼保健工作水平。
3.3 進一步完善婦女兒童健康保障體系 由于農村婦女生育保險制度和兒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未能建立，給患兒家庭帶來巨大經濟壓力。同時，仍有貧困高危孕產婦由于經濟原因未得到及時醫治的現象，應盡快建立婦女生育保險，為貧困高危孕產婦提供生育救助。同時，兒童納入社會基本醫療保險范圍，切實解決兒童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保障兒童不因病致殘、致死，提高兒童生存質量。
3.4 抓住婦幼保健方面薄弱環節，解決突出問題 一是加強農村衛生投入，解決村保健員的報酬。二是重點抓鄉鎮衛生院的產科建設。提高鄉、村婦幼保健人員的技術水平，三是抓好城市流動人口中婦女兒童的醫療和衛生保健，在常住人口婦幼衛生保健體系趨于健全的基礎上，將醫療保健網絡的伸向流動人口的婦幼群體，實行區域分片包干責任制。
基本衛生保健的核心范文2
[關鍵詞] 社區健康服務中心;婦保團隊;工作流程;頤康園
[中圖分類號] R71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4721(2010)03(b)-135-03
Study on team construction of maternal health care in Yikangyuan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YU Xinguo,LI Jing,ZHAO Peng,HU Yaqin
(Management Center of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Xixiang People's Hospital, Shenzhen 518102, China)
[Abstract] For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community basic medical and public health service,Yi Kangyuan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in Shenzhen city has been chosen as study fields to set up community women health care teamby exploring working responsibility, working process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 in aiming to propel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community basic medical and public health service that community women can enjoy convenient and continuous medical care service which can embody public welfare.
[Key words]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Women health team; Working process; Yikangyuan
根據衛生部《城市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和重大疾病社區防治適宜技術實驗性研究項目推廣方案》文件要求,為了貫徹寶安區衛生局《寶安區社區健康服務與全科醫學研究中心重點?？平ㄔO(第二周期)工作方案》文件精神,進一步加強深圳市寶安區社區健康服務體系建設,加快社區健康服務工作的發展步伐,規范社區健康服務內涵管理,提升社區健康服務綜合能力和水平,按照均衡發展、穩步推進的原則,結合西鄉社區健康服務管理中心社區健康服務體系發展現狀,以頤康園社區健康服務中心為單位,通過社區衛生服務婦保團隊建設模式的探討使之成為全市范圍內比較規范的社區衛生服務管理示范社康中心,從而推動社區基本醫療和公共衛生服務功能得到全面落實,體現社區衛生服務的公益性。
社區健康服務中心(簡稱社康中心)婦保團隊是由資深全科醫師、有資質的婦幼保健醫師、預防保健醫師、護士及其起聯系作用的社區衛生協理員組成[1],通過主動服務、上門服務、進入社區家庭有針對性地為育齡期婦女及其家屬提供健康指導、家庭訪視、家庭健康檔案建立等各項服務,形成以中心為依托、團隊為樞紐、資深全科醫生為核心、團隊成員為基礎、有資質的全科醫師為網底的五級網絡化社康服務管理,主要負責和管理社區育齡婦女健教宣傳、婦科病診療、計劃生育技術落實和孕產婦的產前檢查、產后訪視保健等工作。
1 婦保團隊的組建
1.1 成立婦保團隊領導小組
為保障婦保團隊建設的貫徹落實,對婦保團隊建設的進展情況進行督導,成立了西鄉人民醫院社區健康服務婦保團隊領導小組,由醫院主管副院長任領導小組組長,各有關職能部門負責同志作為小組成員,領導小組負責研究制定婦保團隊建設相關政策、措施,明確各部門職責,協調處理工作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全方位支持社康中心婦保團隊建設的健康發展。
1.2 建立婦保團隊
根據社區的實際需求和現狀,在頤康園社康中心建立了人員結構合理、分工明確、工作流程清晰、協調性強的婦保團隊。該團隊由1名資深的副高級職稱的全科醫師為隊長,1名有資質的婦幼保健醫師、1名預防保健醫師和2名社區護士及其多名起聯系作用的社區衛生協理員組成,這使得婦保團隊具有較高的專業水平和管理理念,具備較強的科研、教學能力以及協調、靈活的社區動員能力,為本專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保障。
2 婦保團隊的工作職責
2.1 服務對象管理
動態掌握轄區育齡婦女情況,建立育齡婦女個人及家庭健康檔案,分析轄區育齡婦女的健康需求及主要健康問題。
2.2 保健指導
根據不同的服務對象和需求,通過咨詢指導、專題活動、宣傳欄、發放健康教育宣傳資料等形式,開展青春期、新婚期、孕期、產褥期及圍絕經期的五期保健工作,以及孕前保健、生殖健康、育齡婦女心理健康指導等。
2.3 早孕建卡
對于初步診斷懷孕的12周以內孕婦,進行首次基本情況的保健建卡和記錄,并納入系統管理,指導雙向轉診。
2.4 孕期訪視
督促及指導孕婦進行產前檢查和納入系統管理,對出現異常情況、高危孕婦及需專項篩查的,應及時轉診。
2.5 產后訪視
按《深圳市產后訪視工作規范》的規定要求開展產后訪視工作(同時進行新生兒訪視)。
2.6 計劃生育優質服務
開展避孕節育技術指導和服務、避孕藥具的發放工作,協助居委會做好育齡婦女查環查孕工作,經許可開展計劃生育技術服務。
2.7 開展社區婦女的常見病、多發病的診治、雙向轉診等工作
協助或參與育齡婦女常見疾病的社區普查普治,針對疾病譜開展社區干預措施。
3 婦保團隊的工作流程
婦保團隊的工作流程,見圖1。
4 婦保團隊工作制度
4.1 統計
按社區服務人口配備符合資質的婦保團隊醫護人員,負責轄區婦女保健服務、孕產婦死亡監測和婦女保健相關信息統計報表工作。
4.2 信息溝通
社區婦保團隊每月與街道、社區居委會、轄區派出所進行信息溝通,準確掌握本轄區育齡婦女數、新婚婦女數、孕產婦數、活產數、育齡婦女死亡人數、孕產婦死亡人數等基本工作信息,并及時匯總。
4.3 隨訪及保健服務
社區婦保團隊按照衛生部社區防治適宜技術要求掌握的新婚婦女、孕產婦等信息,在3 d內上門隨訪,并將隨訪結果及時反饋給團隊醫生,由團隊醫生為其提供保健服務。
4.4 動態追蹤和管理
團隊醫生負責為轄區內孕婦(包括常住人口和流動人口)在孕12周前建立《孕產婦保健手冊》,提供或督促社區孕婦接受孕期全程保健服務,并做到動態追蹤和管理,掌握妊娠結局。
4.5 篩檢
團隊醫生每次孕檢必須進行高危初篩,將篩查出的高危孕婦轉至上級復篩,對出現危急征象的孕婦立即上轉,并追蹤危重孕婦轉診情況。
4.6 告知
團隊醫生在孕期保健管理中必須對社區孕婦進行新生兒疾病篩查、產前篩查、產前診斷的高風險告知,動員其接受產前篩查、產前診斷和新生兒疾病篩查,以提高出生人口素質。
4.7 搜集信息
團隊醫生每天上午9:00前搜集本轄區出生信息,并會同兒保醫生在產婦出院后1周內和28 d分別為其提后訪視服務,詳細記錄訪視情況,督促產婦在產后42 d到原分娩機構進行健康檢查。
4.8 信息反饋
團隊醫生在自接到隨訪信息起3 d內將隨訪未果的新婚婦女、孕產婦、新生兒信息反饋給上級醫院。
4.9 保健知識宣教
在團隊醫生和團隊成員的配合下定期對社區內育齡婦女和孕產婦開展婦女保健知識宣教,普及優生優育、婦女常見病及多發病防治等衛生科普知識。
5 婦保團隊的協調
5.1 婦保團隊協調制度
5.1.1 成立社區健康管理委員會,該委員會根據本社區實際情況確定婦保團隊框架結構。
5.1.2 社康中心主任根據本社區及本中心的實際情況初定婦保團隊成員及分工,在本中心民主管理小組討論通過后,上報社管中心及社區健康管理委員會審批。
5.1.3婦保團隊組成通過審批后,社康中心主任負責協調婦保團隊與中心其他工作人員的關系,婦保團隊隊長協定每位成員具體分工、主要負責內容、兼職內容,制定工作計劃。除團隊隊長固定外,婦保團隊的每一位成員定期輪換工作崗位,以適應不同時期育齡婦女的各種需求,體現全科醫學以人為本的理念。
5.2 婦保團隊協調原則
5.2.1 目標統一。婦保團隊是在保障社區婦科診療的基礎上組建的,目標就是為了通過團隊協助更好地完成社區婦科疾病的診療和社區婦女衛生保健這一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工作。
5.2.2 團結合作。婦保團隊由同一等級、不同工作領域的員工組成,應充分發揮團隊精神,使不同領域的員工之間通過信息交換,互相配合,齊心協力解決面臨的問題和困難。成員之間,尤其是專業特長不同、經歷和觀點不同的成員之間,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密切配合,共同完成社區婦女衛生保健任務。
6 婦保團隊運行機制
6.1 評價機制
建立以“三滿意度”(社區育齡婦女滿意度、當地衛生部門滿意度、社康中心滿意度)為核心的評價指標,突出考核婦保團隊社會效益、服務技術質量、醫德醫風測評、社區計生指導能力,以充分調動團隊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提升團隊成員敬業愛團的凝聚力。
6.2 分配機制
強化婦保團隊的成本核算,將團隊的責、權、利、人、財、物等相結合,形成“三效”(效率、效益、效能)相結合的獎懲分配機制,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體現獎勤罰懶、多勞多得、績效管理的分配原則,根據工作實績、技術能級、團隊服務效能、社區育齡婦女滿意度和社會效益的評估結果進行多種形式分配,加強員工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6.3 用人機制
結合市、區衛生局有關醫院人事制度改革的精神要求,優化團隊隊伍,調整人力資源結構,科學合理設置崗位,實施崗位競聘和契約責任,形成能上能下,能進能出的用工機制,保障婦保團隊內部人員有序競爭和流動,以不斷適應社區婦女衛生保健的需求,努力造就社康中心實用性人才隊伍,減少用人管理成本和醫療服務成本,提升社康中心社區衛生保健能力。
6.4 人才建設機制
為適應社區婦女衛生保健多元化需求,加快復合人才的培養,在全科醫護人員培訓的基礎上,通過請進來、送出去的培訓機制,大力培養和發展實用型、診療和保健二合一型社區醫護人員,建立一支技術過硬的全科型社區婦科疾病綜合防治隊伍,以適應婦女衛生保健的需要[2]。
社區育齡婦女衛生保健是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工作中一項重要內容,在社區開展婦保團隊式服務, 為社區育齡婦女提供醫療、預防、管理、健康教育、母乳喂養、優生優育指導“六合一”的綜合保健服務,是推動“衛生公平”的發展的有效措施;是提高社區居民對社區衛生服務滿意度的有效途徑。社區衛生服務工作的實踐證明,社康中心婦保團隊建設是社區衛生服務發展的一種趨勢,能充分體現社區衛生服務以人為本的特點,更好地促進社區衛生服務可持續發展,值得進一步探討。
[參考文獻]
[1]朱旭紅,朱月偉.流動人口孕產婦團隊保健模式探討[J].中國婦幼保健,2008,23(25):3505.
基本衛生保健的核心范文3
經過三年的努力,我國已初步建立了基本藥物制度:307種基本藥物比較接近于世界衛生組織模版的基本藥物目錄數量。同時,通過各個省市的集中招標采購和市場競爭,優選了一大批生產單位和配送商,有力保證了基本藥物的充足生產和及時供應?；舅幤穼嵭辛悴盥输N售,價格平均下降了25%~50%。醫藥企業的新版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GMP)制度和一致性監測制度的建立,使基本藥物質量有了基本的保證?；舅幬镌谡e辦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已全面配備,目前,上海、重慶、云南、、甘肅、青海、寧夏7個省(市、自治區)已將基本藥物制度覆蓋到村衛生室。
社區全科(家庭)醫師的培訓和績效考核制度的建立,以及基本藥物全部列入各項醫療保險制度藥品報銷目錄的范疇,確保了基本藥物的廣泛使用。基本藥物制度的評價是一個系統的評價,表2羅列了綜合改革的成就。全國已有30個省市增加了基本藥物的種類,平均增加205種。在2012年動態調整基本藥物目錄時,數量和品種應予以放寬。增補的國家基本藥物目錄應按病種和藥品ATC分類進行深入比較研究。建立地方增補目錄的遴選標準,以求規范統一。在基本藥物制度向村衛生室和非政府辦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擴展時,需健全政府對零差率的補償機制。
健全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
三年以來,覆蓋城鄉的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基本建成。2200多所縣級醫院和3.3萬多個城鄉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已改造完善。以破除“以藥補醫”機制為核心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綜合改革同步推進,形成了維護公益性、調動積極性、保障可持續發展的新機制?；鶎俞t療衛生機構的中醫藥服務能力逐步增強,全科醫生制度建設開始啟動。
促進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逐步均等化
2009年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以來,已免費向城鄉居民提供9大類基本公共衛生服務,主要內容為居民健康檔案、健康教育、免疫規劃、傳染病防治、兒童保健、孕產婦保健、老年人保健、慢性病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最大限度地預防疾病,提高民眾總體健康水平。2011年擴大到11類41種服務。
從2009年開始,同時開展以下7個重大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并適時充實調整:(1)15歲以下人群補種乙型肝炎疫苗;(2)農村適齡婦女宮頸癌檢查;(3)農村適齡婦女乳腺癌檢查:(4)貧困白內障患者免費開展復明手術;(5)燃煤型氟中毒病區改爐改灶;(6)無害化廁所建設;(7)農村婦女孕前和懷孕早期免費補服葉酸,預防出生缺陷。人均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費用從2009年的15元增加到2011年的25元?？傊?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的免費提供,使全體公民能夠平等地獲得基本的健康權利(見表3)。
推進公立醫院改革試點
2009-2011年是不斷深化拓展公立醫院改革的三年,主要進展評價情況見表4。公立醫院改革是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重點和難點。2012年將以破除“以藥補醫”為關鍵,取消藥品加成;重點放在大力推進300個左右的縣級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上。期間推進縣級公立醫院其他方面改革,積累經驗,例如如何調整醫療服務價格、改革醫保支付方式;如何落實政府投入責任(包括經常性收支差額補助、建設資金和績效工資到位);如何深化人事制度改革、落實縣級公立醫院自;如何增強核心能力建設,使當地90%的病人能在縣內得到治療,逐步做到“小病不出鄉鎮、大病不出縣城”的分級醫療、有序轉診;如何推進各項便民惠民措施,提供優質服務,降低群眾醫療費用負擔,等等。
在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中,在形成公立與私立建立伙伴關系方面(public-privatepartinership)有了較大進展,包括推進社會力量辦醫,發展商業醫療保險,鼓勵有規模、有特色的?？泼駹I醫院與公立醫院“錯位競爭”,滿足外來流動人口臨時性就醫需要,形成補充的格局。2011年北京市《關于進一步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辦醫的實施意見》,在區域衛生規劃中對非公立醫療機構留有合理空間,在已有的94581張醫院床位中私營醫療機構約占1萬張(10%)。浙江省提出到2015年,非公立醫療機構床位將達到總床位的20%以上。優先選擇具有辦醫經驗、社會信譽好的非公立醫院參與公立醫院改制,逐步減少并嚴格控制公立醫療機構的特需服務。上海、江蘇、福建對國務院社會辦醫政策制定了實施細則,引導有資質人員在醫療資源相對不足的城鄉區域依法開辦個體診所。
展望未來
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涉及重大的民生問題,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又是一個系統工程,“牽一發、動全身”,
基本衛生保健的核心范文4
一、健康權及其國際和國內救濟
（一）人權代際的概念
人權代際的概念，或者“三代人權”的概念，是法國學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前法律顧問卡雷爾·瓦薩克（ Karol vasak ）提出的。他認為：第一代人權形成于美國和法國大革命時期，主要是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第二代人權形成于俄國革命時期，主要是指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第三代人權是對全球相互依存現象的回應，主要包括和平權、環境權和發展權。瓦薩克根據公民與國家的不同關系樣態將第一代人權定性為消極的人權，將第二代人權定性為積極的積極，而將第三代人權定性為連帶的權利 （the solidarity rights）。[1]盡管1993年“維也納宣言和行動計劃”（Vienna Declaration and Programme of Action）認為，第一代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與第二代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是相互依存的（inerdependent）、相互關聯的（inerrelated）和同等重要的，但不可否認的是，西方國家和西方的一些非政府組織仍然認為，第二代人權遠遠沒有第一代人權重要。而對于第三世界國家來說，則更加強調第二代人權的重要性。而對于上一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興起的被第三世界倡導的第三代人權——發展權，則在西方世界很難得到承認。
造成這種對人權代際認識上中西差異論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突出表現為權利的可訴性（judiciability）問題。由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的權利救濟，在國內則可以訴諸司法機關，在用盡國內救濟的情況下也可以訴諸國際——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即能夠獲得國內和國際的司法救濟。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的權利救濟，由于該類社會權利是以締約國的社會資源和經濟發展為條件的，是以締約國政府的積極義務行為表現出來，因此針對政府的社會權利的訴訟要達到充分有理（reasonable）是很難評估的，因此，在國內救濟方面，包括健康權在內的社會權利的訴訟遠遠沒有關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訴訟那么充分和及時；在國際救濟方面，表現為以沒有法律拘束力的報告審查來完成的。由于兩類權利在可訴性的差別，長期以來使西方國家將第一代人權凌駕于第二代人權之上。雖然第二代人權可訴性缺失的一個原因在于其受制于締約國的經濟和社會進步情況，從而使違反人權義務的針對國家的訴訟很難實現。但是其可訴性缺失的重要原因在于包括健康權在內的第二代人權概念的模糊。
（二）健康權的司法救濟
1.國際組織下的報告程序
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的救濟方式可以接受個人和國家的申訴不同，對于健康權的國際救濟主要是通過相關的國際條約下的國際組織的報告程序表現出來。如，1985年“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成立，它是聯合國負責監督《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締約國履行條約義務情況的機構，負責審議各締約國定期向聯合國提交的關于該國促進和保護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所采取的步驟以及在享受人權方面所取得進展的報告；根據這些報告和聯合國專門機構送來的其他報告的研究情況，向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提出一般性建議，以幫助締約國完成其執行公約的任務；提請締約國注意其提交的報告中的不足之處，建議改進報告程序的方法；促進締約國、各國際組織和聯合國各專門機構加快采取行動，從而使人們充分享有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
締約國在公約對其生效后兩年之內向該委員會提交報告，如中國2001年簽署了該公約，于2003年向該委員會提交了報告。第一次在兩年期內報告提交之后，此后的報告為五年提交一次。在具體的報告審查時，先有締約國代表做介紹性發言，然后委員會成員對某些問題進行評論和提問，再由締約國代表答復提問；對報告討論的最后意見，經過摘要提交經社理事會的年度報告并予以發表。此外，《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是通過締約國向“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委員會”來完成的，在締約國第一次提交了關于其旨在消除國際條約下的權利歧視的立法、行政和其他措施的報告后，以后締約國還要每隔四年，向該委員會提交一次其在消除權利歧視進展情況的報告，而該委員會在對報告進行討論時，重要集中于婦女的健康狀況、計劃生育服務、孕前孕后的保健、愛滋病等問題。同樣，《兒童權利國際公約》是通過 “兒童權利國際公約委員會”來監督締約國義務的履行的。
僅從提交給“經濟、社會、文化委員會”的報告看，各締約國政府都程度不同地表達了對該公約權利可訴性缺失的憂慮。比利時政府的報告認為該公約權利逐漸性特征，妨礙了相關權利在國內法院的直接訴訟。[2]黎巴嫩的報告則將組織工會權視為可以直接司法管轄和強制執行的權利，而將參與文化生活權等視為不能強制執行的權利。[3]此外，無論是在俄羅斯聯邦政府還是挪威政府的報告中，都沒有提到關于該公約權利的國內訴訟案件。顯然，在這些報告中，可訴性被認為是提交法院的訴訟。但是如果從廣義上看，可訴性包括在具有強制力的裁決機構的裁決和在不具有強制力的裁決機構的裁決。前者如國際刑事法院、歐洲人權法院，而后者有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歐洲人權委員會等；前者具有司法效力，后者具有準司法效力。由于在國際上具有司法效力的國際裁決機構很少，那么具有準司法職能的國際機構的作用是不容否認的?？梢姡m然“經濟、社會、文化委員會”最后意見沒有法律拘束力，但其具有準司法的效力。[4]
2.國內的司法救濟
在國內司法救濟方面，從世界范圍看，涉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訴訟并不多，但是荷蘭、印度、南非的三種健康權的司法救濟方式值得注意。
在荷蘭，國際法的適用采用一元論方式，即國際條約一旦被荷蘭批準，就自動成為其國內法的一部分。公民可以依據該國際公約進行司法救濟，但是該國際條約是否具有直接效力要由法院決定。1995年，海牙上訴法院就脫離家庭的孩子的健康保護做出了一個判決。該判決指出：幼小者基本生存條件的缺乏侵犯了《兒童權利國際公約》第3條第2款和第20條第1款，國家有義務采取措施給予他們充分的健康保護。[5]但是法院的判決回避了該國際公約在荷蘭國內適用中的直接效力問題。在另一個涉及荷蘭病人基金會拒絕報銷住院費的案件中，阿姆斯特丹上訴法院裁定：病人的住院費應當得到支付，為病人提供醫療保健是合理的，因此基金會應當承擔其住院費用。盡管在這個案件中，申訴人援引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2條的規定，但是該法院仍然回避了該國際條約在荷蘭的直接效力問題。但是，該案件中法院事實上以該公約的第12條對拒絕報銷住院費加以司法審查的，因此這一案件也暗含了該國際公約在荷蘭國內司法中具有可訴性。
同荷蘭不同，印度在國際法的適用上是堅持二元論的，即國際法必須成為國內法的一部分才能為國內的司法所適用。由于印度憲法并沒有關于健康權的規定，因此在印度關于健康權的憲法訴訟中，印度只能引用印度憲法第21條中生命權的規定，作為司法判決的依據。盡管如此，也不排除在印度的司法判例中，同時適用印度憲法和國際法的情況。在1992年C. E. S. C. Limited v. Subbash Chandra Bose案件中[6]，一方當事人為加爾哥達電力供應公司，另一方當事人電力消費公司，就工人健康和職業安全責任發生的訴訟。在法院駁回的意見中， Ramaswamy法官認為：作為私人雇主一方的電力消費公司有遵守國際人權法和印度憲法的義務。在該案件中，他援引了普遍人權宣言的第25條，《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7條b款，還有印度憲法第39條e款的規定，做出了司法判決。雖然在這個案件中法院不是直接依據國際法中健康權的規定進行裁決的，但是法官顯然是以國際法中的健康權為依托，來解釋其憲法中的生命權的。
與荷蘭和印度不同，南非于1994年簽署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但是延至今日沒有批準。雖然如此，1996年生效的南非新憲法對公民的社會、經濟權利的規定可謂是相當完備的。憲法中不僅包含了獲得衛生保健權（第27條第1款a項）、緊急醫療救治權（第27條第3款）和兒童基本衛生保健權（第28條第1款c項），而且還包括了被拘留人和罪犯的醫療救治權（第35條第2款e項）。很顯然，南非的憲法制定者力圖將健康權的國際義務在憲法中固定下來。但是由于南非愛滋病感染率的驚人增長，使南非在關于健康權的訴訟中面臨著痛苦的裁決。在健康權的憲法訴訟中，Soobramoney v. Minister of Health案件頗有影響。在該案中，法院判定：公民平等獲得衛生保健的權利必須受到政府資源的優先配置的制約。法院認為，在有希望治愈的腎病病人與沒有希望僅僅為了延長生命的腎病病人之間，衛生部關于優先治療的計劃安排是正當的，因為國家通過合理的立法的和其他措施來制定進步法律的義務，受到“其所能獲得的資源”的限制，因此拒絕Soobramoney先生的常規腎病透析的決定是合理的。[7]南非另一個著名的判例是“衛生部訴治療行動運動” （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一案。在該案件中，法院拒絕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健康權最低核心標準。法院認為，給予每一個人立即獲得最低的健康保健權是不可能的。因為只有將憲法中確認的社會經濟權利建立在“進步的基礎”上，對國家的期待的一切才有希望得到。在今年世界愛滋病日前夕，南非“治療行動運動” 以剝奪攜帶愛滋病病毒的嬰兒的生存權為由，將南非政府又一次告上了法庭。
從以上分析看見，各個國家國內司法救濟有以下兩個特點：一是國際法在各個國家的發生作用的程度不同；二是國際社會中關于健康權的訴訟不并多，其可訴性不強。
二、嚴格意義上的健康權概念
盡管健康權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經濟發展和政府賴以獲得的資源基礎上的，但是這并不成為健康權可訴性缺失的惟一理由。接下來的部分將通過對健康權的最低標準和健康權的義務類型的分析，確立健康權在人權譜系中的地位。
（一）健康權的最低標準
健康權的不明確首先表現在該概念名稱本身就有爭議。本文使用“健康權”（right to health），而不是使用“衛生保健權”（right to health care）和“衛生保護權”（ right to health protection）的原因有三個：首先，這個術語與相關的國際人權條約的使用是一致的。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2條中有“所能達到的最高的健康權利”的表述，而健康權是這個表述的簡明方式。在該條款中所涉及的國家必須采取的廣泛公共衛生措施中，如果使用“衛生保健”來表述，顯然失之狹窄，詞不達意，而使用“衛生保護”則加重了已有的混亂。其次，這個術語是同聯合國的有關文件和許多國際化學者的表述是一致的。而且它同生命權（right to life）、隱私權（right to privacy）一樣簡明實用。最后，盡管使用“健康權”容易使人顧名思義，認為“健康權”就是“使人更健康的權利”，但是，從公共衛生的歷史發展看，為了推進人的健康，“僅僅強調衛生設施的提供是不夠的，還需要衛生和其他環境條件”。[8]因此，衛生保健權是無法涵蓋這些內容的。
但是即使我們使用了健康權（right to health），解決了名稱上的不統一，但是圍繞健康權的內涵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首先表現為對健康這個概念的主觀性太強，不同環境和不同地理狀態下，對健康有十分不同的理解。在古希臘哲學家筆下，健康是一種力量之美，是肉體的強健，而且是貴族的而不是一種民主的健康。到了基督教時代，健康不僅包含了肉體的健康，而且包含了精神層面的內容。到了當代，世界衛生組織將健康定義為“健康而是一種身體、精神的、社會的完滿狀態，不僅僅是沒有疾病或者身體虛弱”[9]：“享受可能獲得的最高健康標準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之一”；這個健康權概念顯然是很寬泛的，由于其包含了社會進步和福利的目標，使健康概念被社會化，使它面臨著大而無當的危險。后來經過激烈的爭論，在《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2條中將健康權的限定為“人人有權獲得身體和精神上的最高標準”。
基于世界衛生組織和在《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2條，，健康權覆蓋了以下大體范圍：一是衛生保健領域 （health care），包括醫藥保?。╩edical care）、衛生保健預防、兒童保健、家庭節育服務、孕前孕后衛生保健、精神保健服務等；二是衛生條件領域（preconditions for health），包括清潔用水、充分營養食品、充分衛生設施、環境的健康、職業衛生、與健康有關的信息等。由于世界各國發展差異巨大，包括健康權在內的社會權利的實現受制于經濟發展和可資利用的資源條件，因此包括健康權在內的第二代人權被賦予了一個逐步實現的過程。[10]雖然這種規定考慮到了社會發展的差異性，但同時也給某些國家義務履行規避和義務履行瑕疵提供了借口，從而使健康權作為人權的地位受到了一定的影響。1987年《經濟、社會、文化國際公約》委員會報告起草人Philip Alston指出：“每一權利必須有最低的標準，缺少這一標準就會妨礙締約國義務履行?！盵11]三年后，該委員會發表了第三份“總評”，其中第10段中指出，“確保最低的實質權利實現的一個最低核心義務，是每個締約國必須要做的?！盵12]
雖然一個健康權的最低標準有助于各個締約國的義務履行，但是制定怎樣的最低標準爭議卻很大。有的學者提出，應該根據各個國家發展的差異，制定一個基于國情的最低的健康權標準。如挪威學者根據國家的發展水平，提出了使政府立即、無條件履行義務的最低的健康權標準—— “核心健康權”。[13]但是，基于自身的發展狀況而制定的最低義務標準恐怕不會太高，而且這種義務一旦實現，履行更高的義務標準的動力就有可能大大減少。后來在世界衛生組織的“人人健康戰略”中，根據發達國家、中等發達國家、最貧困國家的不同，提出了不同的最低健康權標準。[14]這種最低標準聽起來似乎很合理，但是這樣的標準不僅制定起來不容易，而且就世界衛生組織的健康權審查的現有條件看，操作起來有極大困難。本文認為，既然是健康權的最低標準，就應當普遍性的。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基本衛生保健戰略”中，就提出了一個普遍性的健康權的國家義務基本標準，它包括：（1）提供重大衛生問題及其預防和控制這些問題的教育；（2）加強食品供應和適當的營養；（3）提供充分的安全飲用水和基本衛生設施；（4）提供包括計劃生育在內的母嬰保?。唬?）提供重大傳染疾病的免疫；（6）給予常見疾病和傷害以適當的治療（7）提供必備的藥品。[15] 雖然這個標準已經過去了許多年，今天看來仍然有參考的重要價值。至少就衛生保健看，母嬰保健、重大傳染病的免疫、常見疾病和傷害的診治、必備藥品等衛生保健仍然是維持人們最基本的健康尊嚴的最低標準，而充足的安全飲用水和基本衛生設施則是衛生保健的前提條件。[16]
盡管上述對健康權最低標準的界定還停留在理論層面上，但是一個更具體的健康權概念顯然會有助于司法實務人員的司法判決。
（二）健康權義務類型分析
長期以來，第一代人權與第二代人權的劃分的一個重要的標準是：前者是一種消極的人權，后者是一種積極的人權。隨著學界對人權問題研究的深入，這種劃分的弊端越來越突出。就健康權來說，它不僅表現為國家積極的作為義務，而且要求國家消極的不作為義務。
在林林總總的健康權的國際條約中，《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包含了豐富的國家義務內容。在該公約的用語中，有的使用了“承認” （recognised），如該公約第12條第1款的“健康權”、第6條第1款的“工作權”、第7條“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條件權利”、第9條“社會保障權”、第10條的“家庭權”、第11條第1款“相當的生活水準權”和第2款“免于饑餓權”、第13條第1款“受教育權”等等；有的使用了“尊重” （respected），如第13條第3款的“父母和法定監護人的自由”、第15條第3款的“科學研究和創造性活動的自由”；有的使用了“保證” （ensured），如第3條“男女平等權”、第8條“組織工會權”；還有的使用了“確保”（guaranteed），如第2條第2款的“非歧視”、第7 條第a款中第（1）項中的“用工中性別歧視”。在這些用語中，“保證”和“確保”要比“承認”和“尊重”更重要更有迫切感，因此“保證”和“確?！表椣碌臋嗬粦斒艿健爸鸩健边@一條件的制約，它們是需要國家立即履行的義務范圍，是公約中國家義務的最高層面。[17]
此外，在同樣使用了“承認”（recognise）的義務條款中，列舉了“行動計劃的義務”（obligations of conduct）要比規定“結果的義務”（obligations of result）要有可行性也更規范。如該公約第12條第2款所列舉的以下行動步驟：（1）減低死胎率和嬰兒死亡率，使得兒童得到健康的發展；（2）改善環境衛生和工業衛生的各個方面；（3）預防、治療和控制傳染病、風土病、職業病以及其他疾?。唬?）創造保證人人在患病時能夠得到醫療照顧的條件。這些義務比其他使用了“承認”的“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條件的權利”、“社會保障權”、“家庭權”、“相當的生活水準權”、“免于饑餓權”、“受教育權”等顯然更具體更實用更重要，因此，它們屬于國家必須盡最大努力加以立即或者盡快實現的義務。而且由于它們屬于上文確認的核心的最低標準的義務，因此，對這些義務的履行不能以公約第2條第1款中的“最大能力”和“逐步達到”條款為借口而對其有所減損。
基本衛生保健的核心范文5
[中圖分類號] R169.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5-0515（2010）-11-248-01
居民健康檔案是醫療衛生保健服務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是居民健康管理過程規范和科學的記錄。健康檔案以居民個人健康為核心，貫穿整個生命過程，涵蓋各種健康相關因素，實現多渠道信息動態收集，是滿足居民自我保健和健康管理、健康決策需要的信息資源。健康管理是以現代健康概念為核心（生理、心理和社會適應能力），適應新的醫學模式轉變（生理-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弘揚“治未病”傳統思想，運用管理學的理論和方法，通過對個體或群體健康狀況及影響健康的危險因素進行全面檢測、評估和干預，實現促進健康為目標的全人全程的健康服務過程，用最優化的資源投入獲取最大的健康效益。
輝南縣興工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于2010年3月正式成立，前身是輝南縣雙鳳鄉衛生院、高集崗鎮衛生院、平安川鎮衛生院，服務總人口數：60849，其中城鎮人口數：24710人，農村人口數：36139人；興工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承擔著朝陽鎮2個社區及22個行政村的計劃免疫、婦幼保健及基本醫療、健康教育、計劃生育指導和康復等工作，下轄三個社區衛生服務站由于歷史前身均是鄉鎮衛生院及地理位置因素（距朝陽鎮5公里以上），仍然承擔著預防保健工作和行使著鄉鎮衛生院的職能，并參照社區衛生服務的模式在農村開展工作，雙鳳社區衛生服務站服務范圍為5個行政村農業人口7618人，高集崗社區衛生服務站服務范圍為9個行政村農業人口14768人，平安川社區衛生服務站服務范圍為8個行政村農業人口13753人。
輝南縣興工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于今年5月份開始在農村全面實施居民健康檔案的建立，現已建立居民健康檔案12000份，占農村人口數的30%，其中老年人1300余份，高血壓病病人余份，糖尿病病人余份，0-3周歲兒童余份，孕產婦余份，通過在農民居民建立健康檔案，我們發現比在城鎮建檔更具有可接受性和實用性，現將幾點體會總結如下：
1 農村居民對建立健康檔案的可接受性
1.1 農村衛生服務網絡的優勢。農村三級衛生網健全，縣-鄉-村逐級管理，有幾十年的經驗積累，每個行政村至少有一個村衛生室，預防保健工作一直由衛生院及村衛生室承擔，歷史基礎好。
1.2 農民接受社區衛生服務的優勢。隨著農村經濟快速發展，農民在醫療衛生保健的消費水平增長速度很快，觀念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有病就看，能預防的主動預防，能保健的主動保健。農民與鄉村醫生和衛生院的醫務人員感情深厚，相互信任，醫務人員對所轄村的農民健康狀況非常了解，為開展健康調查、建立健康檔案、健康教育等工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1.3 開展社區衛生服務的醫務人員的優勢。朝陽鎮雙鳳、高集崗、平安川服務站前身是衛生院，醫生本身就是“全科”，他們什么都能干，并且與農民能打得火熱，深入群眾具有更大優勢。
1.4 入戶建立農民健康檔案及健康教育宣傳的優勢。由于農村基本上都是獨門獨戶，進入其家庭建立健康檔案及進行健康教育宣傳更具有可接受性，特別是村委會對農民的號召更具有影響力。
1.5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是由衛生部門具體實施的一項醫療保險體制，經過幾年來的運行，在農民心目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2 農村居民健康檔案的實用性
2.1 完整而系統的健康檔案，能夠幫助醫務人員全面系統地了解患者的健康問題及其患病的相關背景信息，有助于增進醫務人員與居民的溝通交流，使醫務人員正確理解個人及家庭健康問題，做出正確的臨床決策，通過長期管理和照顧病人，有機會發現病人現存的健康危險因素和疾病，有利于及時為病人及其家庭提供科學規范的預防保健服務。
2.2 完整而系統的健康檔案，有助于促進基層衛生服務的規范化。規范的居民健康檔案也是寶貴的科研資料。準確、完整、規范和連續性的居民健康檔案為前瞻性研究居民健康狀況,探討危險因素提供了理想的資料，可以幫助醫務人員不斷地回顧和積累臨床管理病人的經驗，了解疾病的自然史，以及評價醫務人員診治的正確性和效果。
2.3 完整而系統的健康檔案，有助于全面評價居民的健康問題，也可作為全面掌握居民健康狀況的基本工具。為居民提供連續性、綜合性、協調性和高質量的醫療保健服務,正確理解和鑒別居民或病人所提出的問題,就必須充分了解居民個人和家庭的背景資料。通過掌握和了解居民的情況,主動挖掘個人、家庭的問題，對健康問題做出全面評價。
2.4 完整而系統的健康檔案，有助于制定準確實用的衛生保健計劃，合理利用衛生資源，提高基層衛生服務的管理水平。作為基層衛生規劃的資料來源，完整的健康檔案不僅記載了居民健康狀況以及與之相關的健康信息,還記載了有關基層衛生機構、衛生人力等信息,從而為疾病診斷,制定基層衛生服務計劃提供基礎資料，也為充分利用衛生資源提供必要條件。
2.5 健康檔案可用于評價醫務人員的服務質量和技術水平，有時還可作為處理醫療糾紛的法律依據。醫務人員為居民提供服務過程中的診斷、治療、用藥及臨床處置正確與否都可以在健康檔案中找到相關依據。
基本衛生保健的核心范文6
【關鍵詞】大學生 健康 認知能力 培養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時代的進步，我國高等教育已由精英教育進入大眾化教育階段，大學生的日常生活和休閑方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體質下降、肥胖、近視、休閑異化、網絡成癮、心態失衡等一系列問題也隨之出現且逐步加重，體現出學生對自身學習生活統籌的失調和自身健康的重視不足。就大學而言，其育人屬性是第一職能，也是辦學特色的本質屬性和根本出發點，不管任何特色的高校，培育健康的大學生是育人的最基本要求。學生生活中的這些不良現象的存在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立足整個高等教育的宏觀視域，依照教育和人發展的客觀規律，首先從作為健康主體的學生著手，以清晰具體易于操作的大學生健康認知能力培養為起點和基礎，充分調動他們的內在積極性，多角度提高他們的健康認知水平，繼而提升他們的健康素養，提高他們健身鍛煉和衛生保健的熱情，循序漸進地提高他們健康水平。
1充實大學生健康基礎知識
健康知識的掌握是健康認知能力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健康認知能力提升的前提和基礎。從學校教育過程來看，我國學生自幼兒園入學到大學畢業，由于各級各類學校對教材的選擇與實施上也相對缺乏規范，使學生的體育與衛生保健知識幾乎沒有一定的系統可言，重復和疏漏在學生的學習經歷中普遍存在著。體育課堂上通常以學生的身體活動為主，考試時更側重于對體能和技能的評價，對學生體育衛生保健和相關基本運動理論知識的掌握要求很低，認知目標定向模糊。健康知識的缺失導致了大學生健康認知水平發展的嚴重滯后，也間接弱化了體育智能的作用，導致他們健康知識不夠，應有的運動習慣沒能養成，身體素質的發展缺乏規劃，他們眼中學校體育的學術地位和學科形象不斷下降。
2強化大學生健康認知觀念
大學生健康知識的欠缺也導致了他們健康意識的缺失和認知觀念的單薄，事實上，由于長期缺乏明確認知要求的學校體育經歷，幾乎扼殺了他們的認知需求，
淡化了或者從來都沒能培養起他們強烈的健康認知觀念，這種觀念的淡薄直接導致他們健康知識的匱乏，健康認知能力與健康素養的提升也就困難重重，這和素質教育的基本理念是背道而馳的。如果大學生具有很強的健康觀念和豐富的健康常識，他們就會自覺選擇適合自己的健身和保健方式，積極學習運動健身知識，養成良好的運動健身和保健習慣。雖然多數學生都會參與運動，但多數更傾向于選擇更具有娛樂和表現功能的項目，尤其是球類等具有游戲性的項目更受歡迎，對運動量、強度以及運動的時間一般只會憑感覺去控制，運動前后的熱身或放松很難遵循一定的健身規范，也不求去理解運動健身的生理學原理，這樣良好的健身習慣就很難養成，體質與健康的諸多問題也很難得到有效解決。因此，大學體育教學必須采取多種措施加強學生的健康認知觀念。
3拓展大學生健康認知范圍
大學一般都是在學分制主導下采取開放自主的選課形式，其實這種選課范圍非常狹窄，尤其是體育課主要在很多運動單項之間進行選擇，學科之間的缺乏聯系，具有融合、廣域、問題和活動課程等多項特征健康通識課程幾乎沒條件開展，更不可能針對性地培養學生的健康認知能力。這樣看似還學生以自由，促進他們興趣愛好等非認知因素的發展，實則更容易導致他們在體育認知方面缺乏必要的指導和約束，對健康認知的無意識，也很難在各種生理現象、健康知識及人的形體美之間建立廣泛的聯系。高校健康課程的設置及各項體育活動的安排既要通過書籍、網絡、電視節目等先進的教育及傳媒形式，彌補學生過去健康知識的不足，又要斧正他們的健康認知觀念，拓展認知范圍。健康基礎知識積累的不足直接導致學生健康認知意識、觀念的不強，健康認知觀念的淡薄又造成學生健康認知范圍的狹窄，這些因素無形中制約了學生體育認知能力的發展，也直接導致學生難以形成科學的體育價值觀。大學應該嚴肅看待這一問題，把握高等教育的客觀規律，積極彌補學生過去健康認知能力的缺失，從培養學生的認知興趣、認知技能和認知習慣著手，不斷豐富學生的體育知識，更新修正學生的認知觀念，拓展他們的認知范圍，提升他們的健康素養。
4、科學規劃大學生健康認知能力的培養路徑
大學生健康認知能力的培養一般是通過教學過程實現的，課程建設、各種文體活動、校園文化環境等都是體育教學中不可缺少的理論構件。大學應采取以“健康教育”和“終身教育”為主線的教學模式，以學生選課為核心，重視教師的主導作用。在課程建設上，教師要結合學生實際引入相關的理論知識，選擇性地和思想政治教育、三生教育、生命人體科學、醫學等學科或內容結合，嘗試開展公共體育核心課程等較為先進具有健康通識教育特點的課程和教學形式，進一步傳播健康觀念和知識，完善學校體育，嚴格健康標準。結合具體的養生保健案例，合理規劃教學內容使他們獲得愉快的健康認知與實踐體驗，進而獲得系統化的健身知識，培養學生的自我保健意識，傳播基本醫學知識和養生文化，盡量拓寬他們的認知空間。在此基礎上，尤其要把終身體育觀和學生的生活結合起來，促進大學體育的生活化發展，尤其是將其和學生的休閑方式結合起來，使體育運動成為學生的健康認知活動中很自然的組成部分，保障課外活動的開展和校園文化的融入。另外，結合大學生的認知特點和高校人才培養模式，促進學生健康認知方式的專題化和認知行為的藝術化也將是未來高校體育與健康課程改革的一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