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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所有制企業改革方案范文1
李錦表示，中國的民營資本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大部分都是家族企業，面對規模龐大的國有資本，其現代管理水平和資金實力都顯不足。
觀望
中石化6月底公布的混合所有制引資方案中，特別強調了“三優先”原則，其中就有一條是優先內資。市場對此的質疑是，一個近1000億的引資計劃，在中國哪個民營資本有如此實力？
外資也有同樣的擔心。BP（英國）石油公司首席亞洲經濟學家張弛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在密切關注中國政府“混改”的每一步動向。在頂層設計沒有出臺前，外資不會有太多具體動作。
這種觀望和猶豫的情緒并不僅存在于民資和外資中，國企內部也如此。他們擔心的是，國有資產會不會流失，這是觸及國企管理者最敏感神經的話題。
國資委企業改革局原副局長、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周放生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國企最大問題在于所有者缺位，企業的管理者不代表所有者的利益，國企的問題會越來越嚴重，只有通過改革，才能推動它的變化。
周放生指出，國有資產流失的重點是“體制性流失”和“掠奪性流失”，而不是“交易性流失”。所謂“體制性流失”是指不改制的國企，相比改制的國企，國有資產流失的情況更嚴重，比如內部腐敗、浪費、投資失誤、內部低效率。
“掠奪性流失”則是指很多國企的管理者將企業當成私人領地，把下屬當成家臣，可以隨意處置，這種國有資產的流失比“體制性流失”更可怕。
中國特色
混合所有制并非新事物，最早可上溯到改革開放之初。1999年召開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曾明確提出發展混合所有制的戰略方針。
改革之初，混合所有制企業的形成主要來自于經過所有權改造的國企。典型案例如1984年北京天橋商場改建為股份制企業，改制后國有股占50%，銀行股占25.9%，企業股占19.7%，職工股占4.4%。
然而，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國企改革的重點方向并不是混合所有制改造，而是對國企的放權讓利。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國企深陷財務困局，不少地方中小國企連年虧損，資不抵債，成為政府的巨大包袱。此時，單純放開企業控制權已無法解決問題，國家開始考慮對國企進行所有權改革，以擺脫困局。
在1997年～2003年的國企改革浪潮中，許多鄉鎮一級的小型國企被出售，許多中、大型國企，通過改制成為混合所有制股份公司。萬科、聯想和TCL等便是此輪國企改革的產物，這三家企業至今仍留有一定的國有股份。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副所長張文魁在其《中國混合所有制企業的興起及其公司治理研究》一書中寫道，20世紀80年代，在全球范圍內出現國企改革的浪潮，除中國外的其他國家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私有化道路，但中國卻選擇了混合所有制路徑。
雖然中國政府并沒有明確的逐漸減少國有股、不斷向民間出售國有股的計劃，但從長期來看，混合所有制提供了一個相對開放的股權結構，國有股比例逐步下降，非國有股比例逐步上升，將是一個大趨勢。
目前推進的新一輪國企改革，與過往兩次一樣，延續著為了解決實際問題的漸進式改革特點。
雖然一些人對“混改”仍持有懷疑態度，但中海油能源經濟研究院首席能源研究員陳衛東表示，“應當看到積極的一面，至少已經觸碰到產權問題。”
混合所有制企業改革方案范文2
記者要多引導、多呼吁有利于全面深化國企改革的正能量。對于進入深水期和攻堅期的國企改革，意識形態比實操層面更重要。
――李保民
國資改革領域專家、國務院國資委監事會巡視員李保民博士近日就國企改革問題接受了《中國經濟周刊》的專訪。
李保民長期從事體制改革和國資監管研究工作，曾任國家發改委體改所黨委書記、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等職。采訪過程中，李保民提醒記者多引導、多呼吁有利于全面深化國企改革的正能量。對于進入深水期和攻堅期的國企改革，“意識形態比實操層面更重要?！?9歲的李保民直言不諱。
改革方案為何推遲
《中國經濟周刊》：國企改革方案是社會熱議話題，一再傳出將要出臺的消息卻遲遲未，改革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何時有望與大家見面？
李保民：《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是一個由國務院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牽頭，多個部委參與制定的“1+N”的一攬子方案。關于改革方案的公布，時間必須服從內容。我認為目前正處于市場經濟初始時期的一種轉型攻堅時期，從深化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金融體制、投資體制都要圍繞基本經濟制度進行深化改革。這個時期對國企改革的頂層設計，要符合實際和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經得起實踐推敲，審慎而穩妥地推進。如果各方認識達成一致，文件的出臺就會很快。
輿論關注改革方案的時間表，說明大家對改革的愿望比較強烈和急迫，但我認為改革過程中的操作性的規范程序、建設性的前瞻思考、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正確引導（的問題）可能比出臺時間本身更重要。
《中國經濟周刊》：新的頂層設計需要明確哪些新的問題？方案決策進程中哪些關鍵問題的認識不夠深化統一？
李保民：一是新的要素。今天的生產要素的內涵和外延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不僅包含馬克思說的土地、資本、勞動力這傳統三要素，還包括技術、專利等新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生產要素。對這些要素如何評估、考量，并作價入股，體現了方案設計者的智慧。生產要素的充分優化配置，也是全面深化改革題中應有之義。
二是重大問題的清晰界定。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產，在搞混合所有制時除了“招、拍、掛”之外，還有哪些漏洞需要我們在新形勢下防范，特別是技術、品牌、信譽等無形資產，怎么避免各界關注的國有資產流失，在資產流失和資產流動之間，在職工入股和私有化之間，需要有清晰的界定。不能再炒作概念、上綱上線，而是每個具體的案例依托改革方案都能找到解決之道。
改革一定是不易的，讓所有人都接受的方案是不可能的。能把握住大的方向，并讓大多數人接受的方案就是一個好方案，當然方案還要在發展落地中自我完善。
尋找盤活存量資產的商業模式
《中國經濟周刊》：全國有13個省市明確今年將著力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偫斫衲暝谡ぷ鲌蟾嬷忻鞔_將“加快國有資本投資公司、運營公司試點”。這是否是改革的破題關鍵所在？
李保民：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和運營公司的試點是一種有益的深入探索，可以進一步強化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根據長期的研究探索，目前營運和監管國有資產的主體主要有五類公司形態：第一類是主要做增量的資本投資公司，此類企業根據行業的平均利潤率來考核。第二類是主要做存量的資本運營公司，也叫資本經營公司，比如誠通控股和國開投，這類企業在扭虧增贏和并購重組過程中，重新整合包裝現有資產，再去市場運作，效果非常好。第三類是控股公司，此類公司作為參股后的股權持有人，利潤也很可觀，像北京控股，天津泰達等就是這樣。第四類是集團公司打造成實際上資本運營公司，比如寶鋼、中航工業等具備各類資本運營職能、擁有若干金融牌照的實體，這也是實體經濟發展到一定規模后必然帶動的產融結合。第五類是有一定特殊使命的綜合性公司，諸如中信，直接歸屬國務院管理，有點像新加坡的淡馬錫。
當前國有企業最大的特點就是現在“錢少人多機制不活”的矛盾還沒有完全解決。無論是改組若干家資本運營公司，還是重組若干家資本投資公司，更多都是通過盤活存量資產，探索出一種優秀的商業模式，從而找到一條解決國有企業“錢少錢從哪里來？人多人到何處去？機制不活怎么轉？”等問題的道路。
改到深處是產權
《中國經濟周刊》：推進產權多元化的現實路徑在哪兒？
李保民：改到深處是產權，產權多元化是建立激勵約束機制有效的保障制度，這是企業抵御風險比較好的方式，這在金融危機中已經得到驗證?？v觀世界500強企業，絕大多數都是股權多元化的。我認為下一步推進產權多元化、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應主要從以下方面著力：
第一，按照基本經濟要求，發展非公有制經濟。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對投資體制改革是利好消息，由于沒有明確投資目錄的細則，即哪些行業能進、哪些行業不能進，因此雖然新、舊“36條”都明確提出法無禁止皆可為，但現實中仍然存在阻礙，所以壯大非公經濟的潛力依然巨大。
第二，引進外資外商，更要通過引進資本來引進機制。大家現在對產權的認識越來越清，但人權的力量沒有認識清楚。當資本力量越來越大時，就需要健康合理的機制保障合理人權，約束不合理人權。引進外資外商時必須要注意到，引進資本不僅僅是引進產品和技術，更重要的是引進體制和機制，到底怎么做。
第三，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要引進戰略投資者。戰投的作用毋庸置疑，并且國有企業目前具備引進社?；?、保險、理財、證券、外匯儲備等各類戰略投資者的條件。
第四，職工個人投資入股?；旌纤兄平洕屄毠と牍?，形成勞動者和資本所有者的利益共同體，這是最大的亮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們在一些行業已經試行過職工持股，今后的職工持股過程也要注意連股連利又連心，特別是要一企一策，避免一刀切。
第五，是經營管理者可以持股，而且可以較大比例持股。我們鼓勵大家全員持股，但是反對平均持股。如果是上市公司可以開展股票期權，央企則要破解高層經營管理者和行政官員間的交叉任免問題。
第六，生產要素作價入股。三中全會強調要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充分涌流，造福人民，這些生產要素如何作價入股，國家必須要有強有力的政策，拿出具體辦法來。
第七，發展和完善職工持股會?？梢酝ㄟ^交給工會代管、單獨成立一個有限責任公司、交給中介機構托管、采用“頂名制”方式持股等四種方式實現。
第八，是國有產權之間交叉持股。這個操作難度相對較小，像央企和央企之間，央企和地方企業之間都有示范。比如中航工業的第二大股東就是全國社會保障基金。
“國有資產的大面積流失不可能了”
《中國經濟周刊》： 怎么看待被廣泛關注并夾雜“私有化”非議的國有企業“員工持股”改革？
李保民：從企業角度講，隨著資本力量越來越大，職工個人投資入股是一種非常好且意義深遠的利益聯系形態，就是常講的“連股連利連心”。但這種持股在每個企業情況不同，要區別對待。有些企業搞平均持股，有些企業就是高管持股，以德國的一些公司為例，把員工劃分為八個等級，前四個等級可以持股，明確要留住這些人才，后四個等級不允許持股，讓非稀缺人員流得動。
這里有個意識形態的問題。職工一持股，馬上就有人炒作為私有化，國有資產流失。貼上這種意識形態的標簽，容易使當事人擔心政治風險而不愿推進改革，產生了改革阻力。我認為以現在中國的國資法、物權法等法律法規的保障，各類監管條例的制定，以及產權交易市場的建立等，大面積的國有資產流失不可能出現。從另一個角度看，國有資產放在那兒不用、不發揮效益難道就不是一種流失？現在的員工持股更多是技術、專利、投資等量化入股，應該實事求是地加以評判，不能說個人一持股就是私有化。
理論創新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導，解放思想又是理論創新的前提。這絕非一句口號，而是要真正讓思想解放、讓觀念轉變，客觀地認識私有化、國有資產流失地新的現象和途徑，有的放矢的采取有效措施，而不是一味地被舊的思想困擾著混合經濟的發展。這種意識形態的障礙不解決的話，國有企業改革就難以深入進行下去。
《中國經濟周刊》：有些民營企業認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門檻多、壟斷行業準入受限、法律對產權保護不完善，導致他們擔心混改后的預期。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混合所有制企業改革方案范文3
轉機制、增活力，積極推進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增強國有企業活力，放大國有資本功能的根本手段。目前，全國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比例已經比較高，按資本測算整體超過了40%，個別競爭類國企甚至達到了80%以上。但在具體實踐中，還有兩個問題比較突出：一是混合所有制企業的治理機制和監管體制尚需進一步完善，難以滿足市場化的要求。二是一些基礎性和壟斷性行業，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比例還非常低，非公資本很難進入。針對這兩個突出問題， 《意見》推出了多項改革舉措。
首先，在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等重點領域，選擇一批國有企業開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示范。這些領域都是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資本相對集中，國企大多以獨資或絕對控股的形式存在，均存在著經營機制僵化、勞動生產率低下、競爭力弱等弊病。在這些領域開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示范，有利于企業轉變機制、去除弊病，降低社會公共成本。其次，推動集團公司整體上市，支持具備條件的上市企業引入合格戰略投資者。目前，從中央到地方的國有企業母公司絕大多數仍保持國有獨資。盡管底下實現了“層層混合”，但由于母公司沒有實現市場化，“老體制管新體制”，使得眾多各層級子企業也難以實現真正的市場化。推動集團公司整體上市，或引入合格戰略投資者，就是要破解國有大企業集團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最后一公里”問題。第三，支持地方國有企業因地制宜開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中央和地方國有資產在結構、質量、規模和功能上都存在著很大差異，對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要求各不相同，國企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也不宜“一刀切”。在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紅線范圍內，允許地方先行先試，鼓勵探索新手段、新模式、新機制，有利于激發地方改革積極性，也有利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整體推進。
去產能、化僵尸，加快實施國有企業結構調整
在上一輪經濟增長中，國有經濟布局調整表現出兩個特征：一是國有資本增量投資大量投向基礎性領域和重化工行業。二是存量國有資本仍存在于大量不重要的行業和領域，退出和轉移速度很慢，而且經濟效益持續惡化。國民經濟進入新常態后，國有企業這種“向重集中、過于分散”的結構特征面臨著嚴峻考驗。一方面，大量布局于基礎性、資源性及重化工行業的國有企業面臨著行業產能的嚴重過剩，利潤大幅下滑，虧損面持續上升，經營遇到了嚴重危機；另一方面，大量低效率、低產出的國有“僵尸企業”又存在于各個行業，而且只增不減。調整結構、優化布局，已成為國有企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迫切任務。
去產能、化僵尸是今年國有企業結構調整的重中之重。上一階段國有資本不斷向鋼鐵、煤炭、有色等領域集中，從根本上決定了國有企業必然是當前去產能的主力軍。譬如在煤炭領域，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收入占全行業的比例接近60%，煤炭上市公司中90%以上的市值都由國有控制，行業前20名企業中有19家為央企或地方國企。國有領域同樣是“僵尸企業”的重災區。與其他類型的企業相比，國有企業由于特殊的管理體制、特殊的政企關系、特殊的職工身份，更易成為僵尸企業，也更難出清。去產能、化僵尸，既要政府主動作為，更要創新體制機制，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兑庖姟访鞔_指出，要制定推動中央企業結構調整與重組指導意見，加快剝離國有企業辦社會職能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制定并實施推動產業重組、處置“僵尸企業”的方案，優化存量、引導增量、主動減量。同時，《意見》也指出，要健全國有資本合理流動機制，完善企業退出機制。
破壟斷、促開放，大力提升行業市場化程度
混合所有制企業改革方案范文4
【關鍵詞】供給側改革國有企業提質增效
【中圖分類號】F121
受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國際經濟形勢持續低迷，對我國而言，長期依賴投資和出口推動的經濟高增長的模式難以持續，經濟進入增長減速、結構升級、動力轉換的新常態。進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周期性矛盾和結構性矛盾并存，但結構性矛盾更為突出。因此，必須在適度擴大總需求和調節需求結構的基礎上，著力加強供給側改革，供給側改革最終要落到結構改革上，通過比例調整來設計新結構、改善效率，通過創新來提供新供給，通過改革來構建新動力，核心是將改善供給結構作為主攻方向，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躍升。2015年11月10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出要“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5年12月18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杠、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2016年1月26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研究供給側改革方案，供給側改革從頂層設計進入具體實施階段。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關于“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持續增長動力”的內容中，特別強調大力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堅決打好國有企業提質增效攻堅戰。國企改革既是老問題，也是難問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對國有企業既是機遇，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一、供給側改革背景下國有企業的使命
供給側改革適應了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意味著我國宏觀經濟管理政策發生兩個方面的重要調整，一是供給管理將成為宏觀經濟管理的政策重點，二是改變過去行政化的供給管理手段。其實質是通過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的再組合、再配置，重塑我國產業體系，推動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而生產要素的再配置必然要求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上是實體經濟的回歸，是對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度支持。2015年9月的《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關于國企改革的頂層設計，貫穿了新供給經濟學的思想。我國國有資產總值已經超過100萬億元，從體量上看，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它不僅要追求自身的經濟利益，還承擔著部分宏觀調控的功能，并兼具社會責任，在促進現代化、保障民生、維護公共利益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在體制機制轉換和歷史負擔等因素的影響下，國有企業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任務格外艱巨，是當前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攻關領域。
二、供給側改革下國有企業面臨的挑戰與機遇
國有企業是中國經濟穩增長的中堅力量，國企改革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戰場之一。國企改革的重點在于激發企業活力。國有企業是否具有活力，主要體現在決策效率和市場競爭力兩個方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的分類推進國企改革、支持國企整體改制上市、加強資本管理、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內容，都是激發企業活力的有力措施。按照《關于2016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國發〔2016〕21號）緊緊圍繞“四個更加突出（更加突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加突出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更加突出基層實踐和創新，更加突出抓改革措施落地）”的要求，以增強市場微觀主體活力為目標，國務院對國有企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做出了深入部署。這使國有企業整體上迎來巨大發展機遇，但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國有企業也面臨來自市場競爭和自身經營風險的挑戰。
市場競爭方面：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以及經濟改革的深入，國有企業面臨的經營環境發生了較大變化。行業及產業準入門檻放寬、市場競爭加劇以及國際環境的變化，使得國有企業的經營風險增大，經濟效益下降。來自財政部的數據顯示，2015年，國有企業的總收入為454 704億，同比下降了5.4%，實現創收利潤總額為23 027.5億，同比下降6.7%。煤炭、鋼鐵、有色等行業繼續處于虧損狀態。煤炭和鋼鐵行業虧損面過半，煤炭價格跌成了白菜價，大中型鋼鐵企業的主營業務虧損數額巨大。其中固然有經濟下行、產能過剩以及國際環境等因素的影響，但在中國經濟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的背景下，其面臨的市場風險加劇是毋庸置疑的。
市場競爭風險方面：近年來國有企業在利潤下降的同時，財務費用卻在不斷上漲，企業負債比例較高，且融資方式單一，尤其是重資產的國有企業面臨的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不斷增大。一些依靠杠桿艱難生存的企業，一旦資金鏈出現問題，就會給整個行業的穩定帶來沖擊，甚至引發區域性、行業性金融風險。
得益于長期的經濟增長，我國的供給能力總量與總需求基本均衡，但供求之間還存在結構性失衡，還不能將供給能力轉化為有效需求，因此，供給側的提質增效十分重要。化解當前國有企業的困局，唯有轉機制、增活力，通過深化改革，不斷提質增效。
三、供給側改革下國有企業提質增效的對策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實現預期的目標，需要政府和企業共同發力。在厘清政企關系的前提下，政府應著力于有效政策供給和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國有企業應致力于提升經營水平，增加新型供給，不斷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一）以制度創新引領國有企業提質增效
1.政府：以新的制度供給促進要素流動
供給側改革不僅要通過體制改革和創新，促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而且要最大化地減少政府干預，增強市場活力，逐漸由市場來代替政府進行資源配置。因此，厘清政企關系的關鍵是要簡政放權，明確國企定位，確定戰略布局，有進有退，加強監督，以新的制度供給促進生產要素流動。政府要做的是進一步開放要素市場，打通生產要素流動通道的制度瓶頸，優化資源配置，通過改革增加勞動力、資金、土地、資源等生產要素的高效投入，促進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知識增長等要素升級。
在加快去產能方面，應從國家層面確定削減產能總量的目標，按現有產能將減產配額分配到各地，允許配額交易，推動優勢企業主導的市場化兼并重組。在經濟下行期，高稅收、高融資成本和不斷抬高的生產要素成本，不利于增加有效供給，應以產業政策為導向，通過減稅降費，清理和規范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讓企業充分利用生產要素不斷創造財富。進一步完善融資功能完備、市場監管有效的股票市場，制定和完善有利于并購重組的政策，通過資本市場促進產業、行業間資源的高效流動和配置，促進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改善產業發展質量。鼓勵外資參與國企的改造、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通過資本市場等途徑，引入新的投資者。
2015年以來我國簡政放權改革步伐加快，下一步是向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縱深推進，持續為企業減負，為企業營造寬松的營商環境。一要營造公平競爭的秩序和政策環境，規范地區之間、企業之間的競爭秩序。二要給予不同所有制類型的經濟主體平等的市場待遇，完善和落實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舉措。三要強化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四要保護知識產權，依法保護私人產權。五要為發展混合所有制創造便利條件，促進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形成良性互動、共贏發展。
2.國有企業：理念創新引領實踐創新
理念是人們依據自己所學的知識和經驗形成的對客觀事物的合理認知，影響著人們的思想以及日常行動。革除舊有的固定看法和既定的思維模式，用新方法、新視角以及新思維，創造出新思想、新觀點以及新結論，進而用于指導實踐的過程就是理念創新，它包括管理和觀念兩個方面，其本質是對原有的或者固化的觀念的突破與超越。理念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優秀企業的發展史就是一個不斷超越創新的過程。國有企業需要破除舊有的、固化的思想觀念，就必須進行理念創新，形成與市場經濟下供給側改革的背景相適應的理念體系。
當前，國有企業的管理創新、體制創新等理念創新的意識還不夠濃厚，部分企業雖有創新理念，但還未付諸實踐。在國內經濟進入新常態、國際經濟競爭加劇的背景下，國有企業要在供給側發力，就必須轉變傳統的發展模式，創新發展理念，以理念創新引領實踐創新，完善激勵機制，鼓勵員工創新，以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企業活力，通過化解過剩產能，努力降低經營成本，依靠創新提質增效。
（二）以深化改革增強國有企業活力
供給側改革的關鍵在于國有企業改革，國企改革的目的不是“去國有化”，而是要進一步增強國企的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競爭力，使國企更加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要求，并且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進一步發揮其在市場競爭中的主體地位。政府宏觀調控的目的在于培育企業這一供給主體，調控的效果最終決定于企業自身的動力強弱。
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實施供給管理，經過30多年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市場成為調節社會總供求的主要手段，但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干預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進而影響供給體系的格局并未完全消除。市場競爭雖然使得國有企業在一些行業的滲透率大幅下降，但在石油天然氣開采、煙草制品、供熱供電供水等工業領域以及電信、民航、鐵路等服務行業，國有企業憑借行業壟斷地位，仍然保持著較高的滲透率和控制力。行業壟斷保護了國有企業，但也降低了國有企業的競爭力，是國企冗員嚴重、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國有企業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程中應當主動作為，破除壟斷、促進開放，提升行業市場化程度，唯有如此，才能增強國有企業優化供給、提質增效的壓力和動力。
應繼續深化國企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改革，要點包括：一要在重點領域實施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二要加快推進重點行業改革。在2015年出臺電力體制改革的基礎上，今年將繼續推出多項行業改革舉措，包括深化電力體制改革、出臺深化石油天然氣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及配套政策、出臺鹽業體制改革方案等；三要放寬非公經濟市場準入，消除各種隱性壁壘，尤其在重點行業的新興領域，要向非公資本全面開放；四要深入推進價格改革，包括電價市場化改革、成品油價格市場化形成機制、天然氣門站價格和管道運輸價格等。
（三）以創新推動國有企業提質增效
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有賴于技術進步和科技創新。對于國有企業而言，供給側改革需要通過化解產能過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規模經濟和技術創新等方面予以落實。創新是國企實現供給側改革的力量源泉。
供給側要通過產業結構調整，以創新提升生產率，來適應市場需求的結構變化。在目前產能過剩的形勢下，國企改革需要做好加減法。產能過剩企業會占據大量資源，造成人力、資金、土地等成本居高不下，制約了新經濟的發展。因此，現階段減法應該主要指用市場方式依法處理僵尸企業。加法主要是通過激勵使員工與企業股東實現利益共享，使員工成為企業的主人。
1.發揮國有企業技術創新主力軍作用
通過供給側改革實現國有企業提質增效，就必須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依靠推動技術進步，擴大企業規模。在戰略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巨額資本的產業中進一步新辦和擴大國有企業，通過國有企業帶動國家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一要完善支持自主創新和成果轉化的政策體系，引導各類創新主體加大研發投入，調動社會各方參與和推動自主創新的積極性。二要增加科技投入，提高國家科技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制定研發投入占GDP比重的中長期目標，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引導全社會增加投入。三要加快推進產學研結合，提高研發成果轉化率。建立大學、科研機構研究成果轉移機制和績效考核機制，重點大學、科研機構的技術轉移年度報告制度，加快完善知識產權、技術入股等法律法規，促進高校、科技機構科研成果產業化。四要完善技術創新環境。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促進知識產權推廣和交易。
2.發揮國有企業技術創新的溢出效應
國有企業應通過完善產業鏈、提供技術服務等方式，積極參與技術創新資源的合理流動，帶動國內其他企業，特別是上下游的中小微企業共同發展。政府應建立和完善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強化國有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發揮大型企業創新骨干作用，激發中小企業創新活力，推進應用型技術研發機構市場化、企業化改革。
四、結語
2015年以來，我國經濟進入一個新階段，主要經濟指標之間的聯動性出現背離，經濟的結構性分化明顯?；诖?，我國政府提出在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要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國有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的中堅力量，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提升綜合國力做出了重大貢獻。然而，國有企業產能過剩、效益偏低的問題也日益嚴重，是供給側改革的難點和關鍵環節。國有企業要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的要求，推進結構調整、創新發展、布局優化，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發揮帶動作用。2015年《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細化了國企改革的路徑，意味著國企改革從頂層設計到落地實施。國有企業要積極轉變轉念，主動出擊，發揮資本和技術優勢，以創新為驅動力，努力化解過剩產能，通過提質增效不斷激發自身活力，推進供給側改革的核心目標的實現。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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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所有制企業改革方案范文5
一、 行為經濟學――研究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新視角
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傳統主流經濟學的發展不斷地趨向精密化、數理化、規范化，但始終是以完全理性人的假設作為理論基石，對經濟行為人的研究幾乎均側重于如何在嚴格的約束框架下實現效用最大化。主流經濟學熱衷于運用嚴格的數理推導，盡管能夠減少不確定性所帶來的研究障礙，但完全信息與理性經濟人的嚴格假設不可能成立，導致經濟生活中往往出現主流經濟學無用武之地的尷尬，遭到了眾多學者的批判，需要對其范式及政策理念進行重新審視。
針對主流經濟學存在的相應缺陷，行為經濟學應運而生，修正了主流經濟學傳統假設的不足，對很多主流經濟學無法解決或解決不力的經濟問題進行了更為客觀的解釋。與傳統經濟理論不同，行為經濟學提出了“三個有限”――有限理性、有限意志與有限自利。行為經濟學指出，經濟學家之前宣稱基于利己性、理性行為的模式雖然能夠給人們行為決策提供看似滿意的行為規則，但現實中無人能夠嚴格執行。行為經濟學研究重點在于確定能夠為一個新的、更為客觀的人類決策模式提供基礎的行為規則，以更為有效指導客觀實踐。
由于完全理性、偏好穩定的嚴格假設完全不符合現實，傳統主流經濟學的思維方式注定難以完全正確地指導當前的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涉及到眾多行為主體如政府、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等，行為經濟學所闡釋的行為主體各種行為特征，可被用以分析相關主體的行為，實現對行為主體更為現實的描述與分析，彌補傳統經濟學分析與以其為理論基礎的政策缺陷，為有效解決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二、 行為經濟學視角下的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
1. 自辯與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自辯理論（Self-justification Theory）認為，當決策者發現投資過程中反饋的信息與投資前不符合時會產生認知失調，而決策者會有動機消除這種失調，努力實現認知的一致。在“自辨”的心理狀態下，容易導致決策者在項目本沒有什么希望的情況下惡性增資。
由于改革的復雜性及人的有限理性，政府及國有企業做出的混改決策不可能完美無缺，在改革的過程中有時會出現與預期目標的偏差。此時，決策者面臨兩種選擇：一是繼續按照原先的路徑改革，可能會造成更大的損失；二是及時終止，會損失已經投入的資源。政府和企業決策者掌握著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決策權與執行權，成敗與否關系著他們的政績及聲譽，如果事實證明決策不當或失敗，將對決策者利益造成負面影響。一旦在改革出現偏差，決策者會出現認知失調，可能會因為不愿意承認失敗責任及維護權威而千方百計地使不合理的行為合理化，從心理層面強化原生性認識，弱化認知失調，繼續投入更多的資源來繼續錯誤的混改決策來進行自我辯護，從而造成更多的損失。
2. 沉淀成本效應與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按照新古典經濟學完全理性人的假設，投資者不應該考慮過去發生的沉沒成本。但現實中的決策者一旦事前進行了大量沉淀投資，便會為了不使沉淀成本失去價值，具有追加更多投資的傾向，即沉淀成本效應（Sunk Cost Effects）。一般而言，沉淀成本越高，沉淀成本效用越強。所以，現實中的經濟人在投資決策時會將沉淀成本當作重要的決策依據，目的就是弱化沉淀成本效應，避免陷入沉淀成本的陷阱。
與以往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同，本次改革并不是國有企業的獨角戲，非國有企業擁有了與國有企業平等的市場地位，非國有資本不僅可以參股國有企業，甚至可以控股。而且，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功也必須要由優質非國有資本的積極參與。非國有企業一旦參與改革就必然要投入一定的資本，由于資產專用性，一部分資本會發生沉淀。如果混合效果不佳或者是失敗，那么沉淀成本將無法得到補償。所以，在參與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時，非國有企業會千方百計尋找更為合理，更便于自身退出，節省沉淀成本的手段。但是，當前尚沒有完善的保障非國有資本利益的市場退出機制，造成非國有資本一方面想要參與國企混改，另一方面又害怕混合之后，利益受到損害而無法盡早退出，產生過高的沉淀成本，造成更大的損失?？梢?，沉淀成本效應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非國有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
3. 損失厭惡、現狀偏愛與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損失厭惡（Loss Aversion）是指人們對同樣貨幣數量的損失和獲利，損失的痛苦要遠遠大于獲利的快樂，往往進一步地表現為短視損失厭惡效應（Myopic Loss Aversion）。因此，改革的利益受損者會強烈地抵制改革，即使補償也要付出相當高的成本才能夠彌補損失所帶來的效用減少。
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求打破國有資本對石油、電力、航空等傳統壟斷行業的壟斷，引入外部非國有資本。短期來看，可能會對國有資本及既得利益者造成一定的沖擊，但從長遠來看，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有助于激發國有企業活力，突破傳統舊體制的瓶頸，收益遠大于短期成本。由于損失厭惡效應，很多國有企業不愿意放棄當前的壟斷優勢，對短期成本估值過高，而對于長遠收益估值相對較低，導致不愿意改革或者不配合甚至是阻礙。特別對于一些高利潤的壟斷行業，損失厭惡現象會更突出，改革阻力更大。
現狀偏愛效應（Satus Quo Bias）是指人們往往傾向于維持現狀，具有惰性，即使變化也會存在路徑依賴，很難偏離現有框架。與以往的股份制改革不同，當前的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強調國有資本與非國有資本的市場平等地位，要求國有企業改變傳統的國有股一家獨大的企業組織形式，進行深入的混合改造。這些措施是對于傳統國有企業模式的根本性顛覆，尤其是股權結構上，國有資本不必一定控股，對于傳統體制下的一些國有企業而言短時間內很難接受。政府和企業盡管表面上聲稱要盡快轉變發展方式，但是在實際行動中卻受到現狀偏愛效應的影響，更多在原有制度安排上進行簡單修補，難以實現根本上的體制變遷。即使混改成功，混合之后的資源整合更為關鍵，否則無法發揮混改應用的功效?，F狀偏愛效應會使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對過去的經營理念、運營機制、管理體制及企業文化偏愛，不愿意適應對方，容易造成不同資本間的沖突，增加交易成本，影響融合質量。
4. 羊群效應與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羊群效應（Herd Effect）是指經濟主體在進行不確定性決策時，容易受大多數人影響而喪失自我思考的從眾心理，實質上是有限理性的表現。中央提出發展混合所有制，并不是以實現企業組織形式的混合化為最終目標，僅僅是實現轉型的手段。當前我國的市場經濟發育不成熟，國有企業未達到完全自主，混合所有制改革實行的是自上而下的變遷方式。在中央要求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情況下，各級地方政府及國有企業紛紛開始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案設計，一些省份更是拿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時間表，要求在規定的期限內對目標國有企業全部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造。這些舉措雖然響應了中央精神，但在實際操作中，盲目跟風現象突出。相當一部分地方政府將混合所有制改革當成一項政治任務，擔心自己的改革步子邁的小，跟不上形勢，落后于其他地方，沒有足夠的耐心對混合所有制改革進行足夠的理解、調研，不顧國有企業的實際情況盲目混改，出現了定指標、下任務的行政性干預，冒進現象突出，實際上是用行政指令推動國企混改，背離了改革的初衷，導致混合所有制改革從一開始就埋下了隱患。
5. 稟賦效應與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傳統經濟學理論的一大基本原則是，支付成本與機會成本相等，意味著購買價格與銷售價格大體一致，沒有重要的財富效應。這一原則也是科斯定理所堅持的。但是，行為經濟學家通過大量的實驗證明這種假設不符合現實。Knetsch和Thaler（1990）通過代金券與杯子的交換實驗證明，當行為主體擁有某種物品的產權時，對其的價值評價要遠大于不擁有時，即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稟賦效應使科斯定理中無論初始權利如何配置都能達到一樣效果的預測不成立，使產權交易雙方在產權價值的估值上存在沖突，即使在交易成本很低的情況下，依然可能導致談判破裂。
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難題之一是國有股權定價。國有股權是否合理，能否得到交易雙方的共同認可，決定著能否實現混合及混合質量。如果國有股權定價過高，不利于吸引非國有資本融合；如果定價過低，則容易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由于稟賦效應的存在，國有企業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對其估值較高。非國有企業沒有所有權，估值較低。由此造成了雙方利益的差異性，不利于融合談判的達成。稟賦效應的存在需要國有股價的客觀與科學，但當前國有股定價機制不完善，流通股權主要靠原值或凈現值評估出來，無法正確衡量與確定國有股市場價格及其獲利能力，因此很難協調好雙方利益。
稟賦效應的產生是有條件的，環境（Context）對其有至關重要的作用。Loewenstein和Issacharoff（1994）通過實驗證明，當一方當事人認為對一項權利已經擁有或特別應得時，會產生強烈的稟賦效應。通過多年的深入改革，中國的市場環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優化，對非國有企業制度上的歧視已經不復存在。但是，存在“玻璃門”、“彈簧門”，非國有資本想要進入壟斷行業的難度依舊很大。在這種環境下，國有企業的既得利益者們認為已有的控股權及壟斷地位是理所應當的，稟賦效應十分強烈，產權改革及股權結構優化的難度也就越大。
6. 公平、自利服務偏見與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公平問題是經濟學研究的難點。傳統經濟學對于公平的研究很多，但始終難以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研究結果。原因在于公平與人的主觀心理聯系密切，很難通過嚴密的邏輯推理出一個令所有人都滿意的公平標準，而傳統經濟學偏好一致的假設決定了其不可能解決現實中的公平問題。行為經濟學家通過“參照交易（Reference Transaction）”進行了詮釋。如果交易嚴重偏離了“參照交易”，那么人們普遍認為不公平。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認為自己承擔著很多社會性與戰略性政策負擔，理應享有更多的政府優惠措施與壟斷優勢。非國有企業卻認為只有實現雙方完全的平等競爭，消除政府對于國有企業的偏愛，才是公平的。可見，雙方對公平的參照基準不同，導致雙方在融合談判中需要經過激烈的討價還價。
大量證據表明，人們普遍存在“自利服務偏見（Self-serving Bias）”，對于公平的判斷帶有自利服務性。由于非國有尤其是民營企業發展存在很多問題，一些職能部門及國有企業出于保證市場控制力及防范國有資產流失的考慮，對非國有企業存在偏見，只愿意轉讓少量國有股權，認為是公平的，而非國有企業基于自利服務卻認為是不公平的，這就容易導致雙方談判陷入僵局。
三、 行為經濟學視角下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對策建議
行為經濟學為我們研究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要求我們在改革中重視人的心理因素。基于行為經濟學的視角，本文提出如下對策：
1. 正視沉淀成本，實施有效控制。采取有效措施幫助非國有企業擺脫沉淀成本的負面影響，激發其參與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動力。政府要建立完善的資本退出機制，規范相關政策法律，保證非國有資本進入行業后的合法權益。對于易產生沉沒成本的資源如大型開采設備，要建立完善的交易市場尤其是二手市場與租賃市場，降低非國有企業的投資風險。政府實行補貼，加速折舊、稅收優惠等政策，補償非國有企業的沉沒成本，促進技術設備的更新。
2. 打破國企壟斷，完善市場體系。堅持市場的決定性地位，塑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加快推進石油、電信、交通等壟斷行業改革，逐步放開更多的壟斷市場領域及業務，促進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充分公平競爭。從根本上實現政企分開，進一步增強國有企業的獨立性與競爭性，消除對國有企業不合理的傾斜政策。深化行政審批制度，嚴把合法管、合理關與監督關，做好對非公有制企業的市場準入服務，為非國有資本進入市場提供條件。以市場為導向完善國有股定價機制，規范國有股流通程序及通道，實現全過程的公開化，穩步推進國有股減持。通過這些措施，逐步轉變一些職能部門與國有企業陳舊強化的思想觀點，弱化稟賦效應，使其以更為積極的態度接受改革。
混合所有制企業改革方案范文6
政府補貼對于企業發展、產業扶持等正作用不言而喻，但有些公司卻長期依賴補貼扭虧為盈，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師楊德龍表示，“其投資價值將會大大縮水”。
八成上市公司靠補助扭虧
近日，隨著福成五豐等最后161家公司公布2014年半年報，滬深兩市2537家公司中報披露工作收官。A股2537家公司上半年共實現營業收入13.68萬億元，同比增長6.4%，實現凈利潤1.266萬億元，同比增長10.13%。雖然，中國石油、中國國航、建設銀行等行業巨頭位居利潤排行榜前列，日進斗金，但細看之下，在這份成績單中卻有不少“水分”，上市公司的“驕人”業績并不全是靠自己主營業務掙來的。
Wind資訊統計顯示，2014年上半年共有2235家上市公司在2014年半年報中披露收到政府補助，合計收到政府補助高達322.63億元，收到補助的上市公司數量占公布半年報公司數量的88.1%。這些公司大多是中央國有企業。部分公司所獲政府補助甚至遠遠高于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
與去年相比，今年上半年獲得政府補助的上市公司不僅數量增加了52家，總金額也同比增加34.36%。根據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分類，其中獲得補助的民營企業上市公司有1182家，地方國企所屬上市公司有557家，中央國有企業所屬上市公司有289家。
在2235家獲得政府補助的上市公司中，有相當一部分的公司業績與“補藥”息息相關，部分上市公司收到的政府補助遠大于其主營業務產生的凈利潤，有的上市公司干脆就依靠政府補助盈利，如果去除政府補助則立馬陷入虧損狀態。以露笑科技為例，其2014年上半年凈利潤為461.6241萬元，但其獲得的政府補助就有461.5102萬元，這意味著去掉政府補助后，露笑科技可能的“凈利潤”只有1139元，而政府補助的461萬元是這一可能“凈利潤”的4052倍。
牛市動力所在
雖然，一部分企業的利潤是與獲取政府補貼息息相關，但是，“國有企業改革等良好的業績改善預期已經出現了?！币患夜蓟鸬幕鸾浝韺Α吨袊洕畔ⅰ酚浾弑硎?，10月份一定要重視國企改革的機會，國企改革意義很可能會像股權分置改革引領2006年―2007年大牛市一樣，成為牛市的引擎。
從事資本投資的人眼光敏銳程度總是超乎想象。華鑫證券認為，作為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進入下半年后，新一輪國企改革浪潮在全國各地加速推進。多家央企率先試點，十多個地方省市也已公布國企改革方案。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本輪國企改革的重點，旨在改變國企經營效率低下的問題，并激活整體經濟活力。
政策面上，政府的改革決心增強了以改革釋放紅利的預期；資金面上，來自房地產、理財產品乃至境外投資者的資金也蓄積起相當的流動性。業內多認為，進入下半年后，新一輪國企改革浪潮將在全國各地加速推進。以中國石化為例子，這只體量龐大的藍籌股，此前一直因為缺乏好的業績成長預期而不受市場追捧。但是，今年中國石化推出改革方案至今，股價從最低的3.85元漲到最高的5.76元漲幅約50%，遠遠超過大盤漲幅。
對接國際資本
“國企改革”已屬老生常談，但背后折射了大背景確涉及到了真金白銀，因此成了國企本輪改革的焦點。
在1990年代，央企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確定業務擴張邊界。而如今，改革目標已被放在了加速企業國際化擴張和尋求全球資源的層面之上。前一輪改革旨在搭建央企系統的內部架構，是一次“內向型”的改革，須借助于A股和境內資本市場的融資；而這一輪改革則可以看作尋找巨艦入海的航道，是一次“外向型”的改革，應把企業主體置于國際資本平臺之上。
在阿里巴巴IPO“棄港赴美”和李嘉誠“撤資”的背景下，不久前，中信泰富宣布正與母公司中國中信集團商討收購主要業務平臺中信股份100%股權。這是直屬國務院的中央企業首宗借殼香港子公司實現整體上市案例，且有一定的代表性。上市成功后，中信集團的注冊地將改為香港，成為第一家在香港注冊并控股中國內地大型金融集團的中央控股國有企業。
中信本身作為改革的標志性意義不容忽視。財政部此前保持對中信集團100%的控股，即對中信股份亦是100%控股，此次上市后，財政部的持股比例將一次性減持到70%，未來財政部還將進一步減持中信股份的股權比例至30%。如果在香港上市后，中信集團能夠成為央企建立公司治理結構的典范，我們才可以說，中信是又一次借助香港的陣地，充當了改革的排頭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