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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數學校本研修總結范文1
【關鍵詞】 混合式校本研修；助學支持服務；教師實踐性知識；教學實踐行為
【中圖分類號】 G45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458x（2013）04—0089—05
一、研究背景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將加強教師隊伍建設作為教育發展改革的重要保障措施，提出了建設高素質專業化教師隊伍的戰略任務[1]。目前我國教師專業發展達到了空前重要的新高度，多種教師教育培訓形式紛紛涌現。研究者認為最好的學習是通過積極的參與和思考才能達到目的[2]。教師專業發展得以成功實現的必要前提就是教師作為學習者和研究者積極地在實踐中參與反思性學習和發展活動，不斷改善實踐取向的專業知識和教學實踐行為。
混合式校本研修是“混合式培訓（Blended Training）”與“校本研修”的有機整合，是集中式面授培訓與教師遠程校本研修的有機整合。2011年，首都師范大學王陸教授團隊主持的教育部“國培計劃（2011）——高中數學骨干教師集中培訓與校本研修一體化項目”率先提出集中培訓與遠程校本研修一體化試點項目解決方案，將教師的課堂教學與優質的教學資源、教育專家進行了無縫連接，通過專家團隊的專業引領和助學者團隊的學習支持服務，對100名種子教師進行了集中面授培訓，并且指導“種子教師”帶領近1000名拓展教師進行遠程校本研修培訓，改善了教師專業學習的方式，提高了教師網絡研修質量，促使教師聚焦課堂實踐，進行針對性的教師實踐性知識和教學實踐行為的學習和改進。
混合式校本研修培訓中的助學者是面授培訓與網絡研修活動的促進者與指導者。在混合式校本研修教師和培訓者的永久性分離現狀面前，教師并不都是理性、成熟、獨立的學習對象，他們需要助學者及時提供合理、有效的情感關懷、技術支持以及個性化的教師專業發展資源與服務，使之盡快適應混合式校本研修環境，提高網絡研修質量，促進教師研修團隊正式與非正式的學習和研修活動。因此，可以說助學者是混合式校本研修培訓不可或缺的質量保證。但同時筆者在項目實踐中也發現有部分助學者團隊指導的校本研修團隊的研修效果不盡如人意。因此，文章試圖通過實證研究，利用數據深入分析助學者的支持服務對教師專業發展的作用及效果，得出助學支持服務的改進方向，為今后混合式校本研修了教師專業發展學習支持服務體系構建提供實證基礎和依據。
二、文獻探討
（一）助學者的定義及其相關研究
助學者，又稱為網絡輔導教師、Online Instructor、e-facilitator等。早在1989年，Carlson就曾提出助學者幫助學生參與活動、提供回饋、歸納意見、編織多種意見、打開僵局、處理脫軌行為、注入新題材、鼓勵動機及檢討改進教學等工 作[3]； Mason 指出助學者作為指導教師的角色正在轉變為學習系統和學習支持系統的創造者， 網絡的連通性及教師對個性化專業學習支持服務的需求，正在使助學者成為一個學習機會的指導者、導航者、推動者和設計者[4]。王陸教授（2010）認為在線助學者是一種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中的特殊角色，是一種從具有專家特征向學習者傳遞知識、從教導者向“站在舞臺邊緣進行指導”的“教練”角色的轉變[5]，并且成為專業的學習領導者（Kempe，2001[6]；Choden，2000[7]）。
混合式校本研修中的助學者以提供教師專業發展支持服務為根本目的，扮演組織者、設計者、指導者、虛擬教師、學習伙伴、研究者、管理者、評價者等多種角色，具有網絡學習環境中必須的知識與技術，具有一些特殊的助學技能和策略，并且在助學實踐中不斷完善，為教師專業發展提供主動的、個性化的、全方位的助學支持服務。
（二）學習支持服務的定義及其相關研究
1. 學習支持服務的定義
學習支持服務的思想是在英國開放大學的遠程教學和遠程學習實踐中發生和發展起來的。大衛·西沃特（Sewart）在2000年對學習支持的內容做了界定，認為學習支持系統的構成要素幾乎是無限的：在學習中心的集體教學；在學習中心或其他地方的個別輔導；學習或自助小組；社會活動；在學習中心的咨詢答疑；輔導教師和顧問人員的通信指導；通過通信手段的集體輔導等[8]。國內外學者對學習支持服務的定義各有不同，目前還沒有一個準確的定義能概括它所有的內涵。但無論怎樣，學習支持服務的核心都是師生或生生之間借助網絡媒體和技術手段進行雙向通信交流，旨在指導、幫助學習者進行有效學習，提高混合式學習的質量和效果。
2. 學習支持服務的類型
奧蒙德·辛普森將學習支持服務系統分為兩個部分：學術性支持 （academic support）和非學術性支持（non-academic support）。學術性支持可以看做是與學科課程內容直接相關的支持服務，主要是對學習者學習過程的支持，包括課程學習前的導學服務、學習資訊與輔導服務和學習評價服務等[9]；非學術性支持則與學科課程無直接關系，但仍然與學習者的學習密切相關，并能夠幫助、促進學習者學習的支持服務，比如情感支持等。本文將學習支持服務劃分為三類，即情感與人際支持、認知支持和學術支持。
（1）情感與人際支持
在混合式校本研修中參與培訓的教師除了學習之外往往還有很多來自學校和家庭的壓力，并且對這種新型的學習研修模式較為陌生，往往無法快速進入學習并堅持到底。因此在網絡研修環境中，助學者要主動地與研修教師進行親切、友好的人際溝通，鼓勵、安撫研修教師，并幫助他們迅速掌握如何在網絡環境中學習研修并與他人進行專業交流。研修教師可以體驗到彼此的接納和支持，從友善、公開、互助的研修環境中體會到歸屬感，從而增加克服困難、投入學習的動力。
（2）認知支持
助學者與研修教師之間的交互活動會對彼此之間的認知活動產生促進作用。例如運用總結、聯結等助學策略，通過幫助研修教師探究話題的更深的意義來推動教師的專業學習；拋出問題引發思考或者發表一些有趣的小評論或設計其他活躍的活動等[10]。
（3）學術支持
助學者可以是專家教授、同行教師或具有豐富助學經驗的研究學者等，他們在與研修教師互動中發揮學術性支持作用，提供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引領。例如通過恰當的提問、傾聽和反饋技巧對研修教師進行知識傳遞，引導其進行學術對話。
3. 學習支持服務質量評價指標體系
本研究采用楊卉教授等人（2012）對于助學支持服務的質量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該指標體系構建采用德爾斐（Delphi）方法，經過兩輪專家意見收集和改進后，最終由3個一級指標，9個二級指標和26個三級指標組成。三級指標詳細描述了各對應維度下常見的助學支持服務形式。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來源于“國培技術（2011）——示范性集中培訓項目高中數學骨干教師集中培訓與校本研修一體化項目”，其中一部分是來自河北省、河南省、遼寧省和安徽省的86所高級中學近千名研修教師組成的校本研修團隊教師群體；另一部分是首都師范大學王陸教授的科研助學團隊組成的助學者群體，包括8名教師（其中教授、副教授共6名；博士2名）、18名碩士研究生，以及一些優秀本科生和企業助學者。
（二）數據收集方案
在教師群體維度上，收集了校本研修團隊及個人作業、教學設計、課堂視頻案例、平臺貼、教師成長PPT故事及研修總結等定性與定量數據；在助學者維度上收集了助學者設計的活動支持工具、平臺帖、作業批改評語以及助學者感言等定性與定量數據。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方法主要采用內容分析法、視頻案例分析法、統計分析法等。詳見表2。
四、數據分析與討論
在混合式校本研修項目中，一個助學者團隊同時負責4-5個校本研修團隊的助學服務工作，故將86個校本研修團隊按照助學者團隊的負責范圍分為18組。筆者依據教師實踐性知識評價指標體系和助學支持服務指標體系，對每組校本研修團隊及其對應助學者的數據，運用內容分析法、視頻案例分析法和統計分析方法進行了定性與定量的綜合分析。
（一）對研修教師實踐性知識發展的影響
首先，筆者對每組校本研修團隊的教育信念、自我知識、人際知識、策略性知識和反思知識共五種實踐性知識綜合分數進行分別計算。
教師教育信念綜合得分P=[k=14j=1mi=1nP（i）] （公式-1）
其中m為每組校本研修團隊個數；n為內容分析所得出的編碼個數，即筆者根據教師實踐性知識編碼體系對收集的教學設計、校本研修階段性團隊作業、校本研修團隊會議記錄等文本資料分別進行實踐性知識的編碼；P（i）為i編碼所對應的特征函數，反映樣本校本研修團隊的實踐性知識得分；4代表了校本研修活動的四個階段。
接下來，筆者分別計算出不同助學者在情感與人際支持、認知支持及學術支持三個維度的學習支持服務質量綜合分數。
助學者情感與人際支持服務質量綜合得分P=[j=14i=1nP（i）] （公式-2）
其中n為內容分析所得出的編碼個數，即筆者根據學習支持服務質量評價指標體系對收集的聊天記錄、平臺答疑帖、研修工具及資源、作業評判等文本資料分別進行學習支持服務質量的編碼；P（i）為i編碼所對應的特征函數，反映助學者學習支持服務質量的得分；4代表了校本研修活動的四個階段。
筆者選擇以校本研修團隊的五種實踐性知識分別為因變量Y，以學習支持服務的情感與人際支持、認知支持、學術支持為自變量X1、X2、X3，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方程，即四者之間的因果模型，以研究助學者的學習支持服務對實踐性知識發展的影響。
因變量分別為五種實踐性知識：教育信念、自我知識、人際知識、策略性知識和反思知識。表3的回歸分析的結果顯示：自變量PA1 情感和人際支持、PA2 認知支持、PA3 學術性支持均被引入回歸方程。
表4是回歸模型的方差分析。F 檢驗統計量的觀察值分別為41.598、48.554、31.326、41.855、31.326，相應的概率 p 值均為 0.000，小于0.05， 即檢驗假設“H0：回歸系數為零”成立的概率等于0.000，從而應該拒絕H0，說明回歸效果顯著，故可以認為變量Y與X1、X2、X3之間存在線性關系，即教育信念、自我知識、人際知識、策略性知識和反思知識分別與助學者的情感支持，認知支持和學術支持存在線性關系。
表5的回歸分析的結果顯示：五種實踐性知識分別作為因變量時，情感支持和認知支持維度的回歸系數檢驗的t值相伴概率p（Sig.）均小于0.05，表明用t統計計量檢驗假設“回歸系數等于零的概率為0.000”，同樣說明因變量與自變量之間的線性關系顯著；然而學術支持的回歸系數檢驗的t值相伴概率p（Sig.）均大于0.05，不具有顯著相關性。
綜上可見，助學者的情感與人際支持和認知支持對教師實踐性知識的影響效果顯著，而學術支持的作用不明顯。
（二）對研修教師教學實踐行為改進的影響
本研究中筆者將教學實踐行為的改進聚焦于課堂對話方面。筆者通過對18組校本研修團隊在具體經驗獲取階段、反思性觀察階段和積極實踐階段三個階段的教學錄像運用視頻案例分析法中的記號體系分析法進行分析，采用（公式-3）對其教學實踐行為改進程度進行分別計算。
教學實踐行為改進度C=[j=13i=1mn] （公式-3）
其中m為每位助學者對應組內的校本研修團隊個數；n為各種教學行為比例大于平均值的個數；3代表了校本研修活動中開展教學實踐的三個階段。
筆者將教學實踐行為該進度作為因變量Y，以學習支持服務的情感與人際支持、認知支持、學術支持為自變量X1、X2、X3，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方程，即四者之間的因果模型，以研究助學者的學習支持服務對教學實踐行為改進的影響。
表6回歸分析的結果顯示：自變量PA1 情感和人際支持、PA2 認知支持、PA3 學術性支持均被引入回歸方程。
表7是回歸模型的方差分析。F 檢驗統計量的觀察值分別為28.744，相應的概率 p 值均為 0.000，小于0.05， 即檢驗假設“H0：回歸系數為零”成立的概率等于0.000，從而應該拒絕H0，說明回歸效果顯著，故可以認為變量Y與X1、X2、X3之間存在線性關系，即教學實踐行為的改進與助學者的情感支持，認知支持和學術支持存在線性關系。
表8的回歸分析的結果顯示：教學實踐行為改進度作為因變量時，情感支持和認知支持維度的回歸系數檢驗的t值相伴概率p（Sig.）均小于0.05，表明用t統計計量檢驗假設“回歸系數等于零的概率為0.000”，同樣說明因變量與自變量之間的線性關系顯著；然而學術支持的回歸系數檢驗的t值相伴概率p（Sig.）大于0.05，不具有顯著相關性。
綜上可見，助學者的情感與人際支持和認知支持對教學實踐行為改進的影響效果顯著，而學術支持的作用不明顯。
五、研究結論
根據上述數據分析，可得出以下結論和建議：
（一）不斷加強情感與人際支持，與其他助學支持服務融合使用
混合式校本研修中的情感與人際支持對教師的教育信念、自我知識和人際知識有著顯著支持作用，對策略性知識、反思知識和教學行為的改進同樣滲透著間接的促進作用。助學者通過熱情主動地與教師互動溝通，捕捉教師的需求，增強其歸屬感和團隊感，能夠有效提高教師的人際知識；助學者通過表揚策略和激勵策略，能夠有效激發教師的自我效能感，提高教師自我知識，促進教師積極參與、大膽實踐。情感與人際支持往往與認知支持和學術支持相互融合，助學者應具備這一助學技能，并將多種助學支持有機結合，以起到助學的最大效果。
（二）認知支持是教師專業學習與發展的前提和保障
研究發現教師在學習過程中普遍感到缺乏交流溝通，而有意義的學習正是發生在基于問題解決的同伴協作與專業對話基礎上的[13]?；旌鲜叫１狙行拗械恼J知支持通過聚焦教師專業學習、同伴合作與反思性對話等特征，幫助教師發現校本難題，明確研修目標，促進教師之間的深度專業對話，引導團隊共同建構知識，利用課堂觀察、教學反思、課堂關鍵事件敘事等多種方法與技術指導團隊教師進行高質高效的教學實踐與反思。大大提高了教師的策略性知識、反思性知識，改善了教師的課堂教學實踐行為。
（三）學術支持相對薄弱，亟待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