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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范文1
1.拓展西部農村傳媒市場是解決“三農問題”的迫切需要
>> 拓展西部農村傳媒市場 促進解決“三農問題” 構建新型農村金融體系促進黑龍江省三農問題的解決 論解決“三農問題”與推進農村城鎮化 淺議新農村建設中解決“三農問題”的對策 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在于農村土地制度創新 發展農村社區教育在解決“三農問題”中的應用 淺析如何解決三農問題來發展農村經濟 破解三農問題與促進黑龍江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研究 工業化與城鎮化是解決農村“三農問題”的主要途徑 解決“三農問題”需要系統性思維 論解決三農問題根本出路 解決“三農問題”要換個思路 解決三農問題要破除教條主義 解決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 關于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考 電子商務：解決三農問題新視角 新三農問題及解決路徑思考 系統解決三農問題模式設計 促進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 促進三農問題的解決中財政政策的作用研究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
⑷據《中國人口統計年鑒：2002》統計計算所得，中國統計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229頁
⑸伊可跡：《城市人口率先超過農村人口占55％廣東城市化進程進入加速期》載《人民日報，華南新聞》2002年7月23日第1版
⑹顧冬晨：《新時代上海城市化發展過程中若干問題的探討》載中國城效網／htdocs／xxlr1.＝1349
⑺《2002年北京市郊經濟全面增長城市化進程加速》載http：／／.cn／lbi－html／news／special／cz／cjgx／SBND／JHYZ421770.shtml財經報道
⑻李穎、楊慧敏：《西部信息市場的弱勢成因及發展途徑》載《社科縱橫》2003.10第10頁
⑼《關注農村地區，開發潛在收視市場2001年農村觀眾調查專題報告》引自《中國新聞年鑒》第400頁，中國新聞年鑒出版社2002版
⑽指人們讀報、聽廣播、看電視、上網等簡單的媒體使用行為。
⑾據《中國人口統計年鑒：2002》，中國統計出版社2002年11月版（1－21）各地區鄉村分性別的15歲及15歲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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⒀據《西部開發12省、區、市農村居民耐用消費品擁有量表》《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02》第345頁制作
⒁⒂據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02《西部大開發12省、區市農村居民生活消費現金支出表》制作
⒃殷逸?。骸?001年國內媒體廣告市場點評》／20020401／1604576＿1.shtml
⒄據《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02》（14－2－21西部大開發12省、區、市農村居民生活消費支出）
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范文2
關鍵詞：社區教育 三農問題 農業科技進步
中圖分類號：G7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98X（2014）01（b）-0244-01
受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多種條件的影響與制約，我國農村社區教育的發展明顯滯后于城市社區教育。由于政府重視程度不統一、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等原因直接導致我國農村社區教育發展存在嚴重不平衡的現象。缺乏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教育資源共享，人們的認知程度嚴重制約著農村社區教育發展。當前，大力發展農村社區教育，有助于解決我國當前面臨的“三農問題”，有效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資源，推動農業科技進步。
1 我國當前面臨的“三農問題”
所謂“三農問題”，是指農業、農村、農民這三個問題。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的解決關系到國民素質的提高、關系到國民經濟的發展，更關系到社會穩定、國泰民安。
1.1 農業問題
農業問題，包括農業結構調整、農業產業化經營、農產品流通、農業科技進步和農業科學技術推廣等問題。市場經濟是以市場為導向、根據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形態，農業的產供銷體制不順暢是阻礙農業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發展農村社區教育，促進農業科技進步和農業科學技術推廣對解決農業問題將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1.2 農村問題
農村問題包括統籌城鄉發展、小城鎮建設、農村新型合作醫療、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結構調整等問題。在統籌城鄉發展、小城鎮建設的過程中，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也是農村面臨的重大問題。發展農村社區教育，有效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1.3 農民問題
現階段農民問題主要包括如何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保護農民利益、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等問題。真正有效地解決農民問題，需要政府重視，更需要全社會的力量。發展農村社區教育，通過“陽光培訓”工程、發展綠色產業，不斷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綜合素質，建設民主公平的市場環境，為農民增收減負。
1.4 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和舉措
目前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在于給予農民平等的權利，包括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使他們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而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還在于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平等和諧的城鄉關系，城鄉互動，共同發展。
發展農村社區教育這一問題的提出正是基于當前我國對“三農問題”的高度關注。在提高農民收入、改善農民物質文化生活的同時，通過發展農村社區教育，加強對農民的培訓，提高農民素質，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
2 合理配置農業剩余勞動力資源
我國農業勞動力資源存在數量多、素質低、分布不平衡、農業剩余勞動力大量存在等特點。按照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分析，由于城市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明顯明顯高于農業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在不受干涉的情況下，農業勞動者存在向城市滾動的自然傾向，從而工業部門的擴張可以獲得來自農業部門的勞動力供給。不過這種模型當中顯然忽略了城市也存在著失業這一不可避免的問題。
實際表明，農業內部發展是可以消化一部分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大力發展農村二三產業也是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重要途徑。加快城鎮化建設進程，有效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政府已經制訂城鄉統一的就業規劃，建立健全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加強培訓以提高農業勞動者素質等，通過各種措施來提高農業剩余勞動力就業率。
我國農村勞動力素質不重制約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企業在市場競爭過程中，對技術的要求越來越高，相應的要求較高素質和工作技能的勞動力。因此，發展農村社區教育，將基礎素質教育和專業技術培訓結合起來，促進農村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加快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和速度。
3 推動農業科技進步和農業科學技術推廣
近年來，由政府公共財政支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受訓農民轉移到非農領域就業為目標，開展農村勞動力轉移前的職業技能培訓項目日益興起。發展農村社區教育，通過各種途徑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和就業技能，促進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實現穩定就業，增加農民收入，推動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加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步伐。
加快發展農村社區教育，大力實施現代農業人才支撐計劃、農村勞動力培訓、農技人員知識更新、基層農技推廣等人才培養工程，加強農業科研人才、技術推廣人才和農村實用人才等隊伍建設，形成一支數量足、留得住、用得上而且結構合理的農業科技人才隊伍。
由政府出面統籌文化、教育、農業、科技等各方面，實現社區內教育資源共享，充分發揮社區內職業學校或職教中心的作用，聯合社區內基礎教育和相應的教育資源更好的教育部門發展社區教育，還要充分利用城市教育對農村地區的輻射作用，聯合辦學。廣泛利用社區內的企業事業單位的力量辦學，教育教學內容要適應當地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為當地經濟發展服務。發展農村社區教育必須堅持區域實踐和理論研究相結合的方針，及時總結新經驗，切實加強理論指導，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征程中，逐步構建起具有中國特色農村社區教育的體系，推動解決“三農問題”，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進程，促進農業科技進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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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范文3
第一個要素看土地。在很多討論中我都一再強調：事實上，我們國家農村的土地是不可能增加的，而且隨著人口的增長，人均土地面積在下降，再加上土地的不可移動性，使它不可能象其他生產要素一樣，可以用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來調節。這使我感到，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在中國農村很難找到適用的前提。一是由于人均土地面積不斷減少；二是由于土地承載的雙重功能。在農村政策研究領域中，人們都知道大包干以后國家不再承擔農民的社會保障，而轉由土地來承擔，這樣就形成了土地的雙重功能。中國農村的耕地不僅具有雙重功能，而且越來越多地轉變為以承擔農民的生存保障功能為主。
人們20年來約定俗成的共識是，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可以被簡化為“大包干”。但什么是大包干？
我在去年出版的《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一書別強調了一個觀點：大包干其實是一種形成制度改變的交易。80年代初期政府集權控制的解體、允許農民以集體所有的名義分戶承包土地，農戶實際上占有了土地的完整使用權和大部分收益權。政府之所以同意做這樣根本性的制度改變，是由于在原來的制度框架內交易費用太高。在這種以土地為中心的財產制度創新中，政府在放棄對農村土地和其他資產的控制的同時，也放棄了對占中國人口70%左右的農村人口的社會保障，例如對村社的行政管理、撫養鄉村鰥寡孤獨，以及其他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一般公共品的供給等；這些公共責任作為農民占有土地使用權的代價轉移到土地上。因此，在我們中國農村現行的基本經濟制度條件下，農村土地不能被單純地當作一種生產資料來完全交給市場處理。
第二個要素是勞動力。農業人口和勞動力嚴重過剩，是清末以來的長期問題，本來不是建國以來才有的現象。其實，人們只是對中國近代史上追求工業化導致二元結構體制下城鄉差別擴大引起更多的關注?，F在中國農村有五億勞動年齡人口。另外，上到60歲以上的老頭老太太，下到半大小子，他們只要能動，總要到地里去干活，所以，農村整、半勞動力加起來不止五億，估計有六億以上。農業需要多少勞動力呢？一億多。那么總共有多少勞動力需要轉移呢？至少三四個億。往哪轉移？因此，如果勞動力不能轉移或者轉移得不那么順暢，在這種情況下，土地也不能增加，那么勞動力投入的邊際效用只能遞減到零以下。盡管如此，勞動力仍然不可能減少，怎么辦？農民作為勞動力的擁有者，只能被迫減少勞動時間。按現行法律規定一個勞動力一年應該勞動300天，然而卻只能在農業上勞動20多天，那剩下90%以上的時間用來干什么呢，沒有用。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勞動力不吃飯，不消費，結果呢，一個活勞動所有的消費，也就是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過程，都得由土地產出來保證，假如他沒有外出打工的話。因此，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就不可能提高，不僅不能提高，實際上這些年農村的勞動生產率一直在下降，大幅度低于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平均水平。在有些資源嚴重短缺的地方，農業甚至連維持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都不行了。
第三個要素看資金。在上述情況下，作為龍頭要素的資金當然就進入不了農業領域。因為資金投入必須要產生利潤。但是，農戶家庭經營條件下的農業生產是負效益的，導致每年農業資金至少凈流出幾千個億。為什么農業資金會流出呢？農業生產連平均利潤都達不到，資金怎么會進來呢？有人說，可以通過政府的“農業投入政策”，用政策性的政府資金來加強農業投資，但這也是杯水車薪，且不說增加投入并不能增加產出，也不能增加產出效益，如果產出效益不增加，投資敢增加嗎？就算政府真投了，那高度分散的2億多農戶到底應該投給誰，怎么投才能到那些真正需要的戶？事實上這些年政府增加投入的結果是，投入大多數下達到有關部門，轉變為部門收益和鄉村基層負債的增加。
而且，90年代以來農業的硬成本每年增加10%，從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農業的主產品幾乎沒有國際競爭力，大部分高于國際價格。這是硬投入方面。
軟投入呢？軟投入就是所謂服務，也同樣有成本問題。例如加強技術服務，提高技術含量，等等。硬成本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每年增加了10%，軟成本年平均起碼增加了9%，其結果是農業的負效益越來越嚴重。農戶調查顯示，1997年以后，家庭經營條件下，農業資金和勞動力的投入產出比逐年遞減，純收益已經是負值，1995年種植業畝均可以獲得340多元的現金收入，而到了2000年，畝均只能得到161元，下降了一半以上。如果農民真的以土地收入為主，那么在那些占全國1/3的農村人均土地不足一畝的地方，實際上一年一個人就只能收入100多元，這還沒有把勞動力的投入成本算在內。這樣看來，農村種植業人均每年一兩百塊錢的現金收入水平，怎么能保證農業的正常發展呢？
綜上所述，人們現在之所以終于接受了三農問題的提法，是因為“好一個農業了得”。這么多矛盾錯綜復雜地攪和在一起，使得我們至少在政策層次上不可能再討論純粹的農業問題。
學術界一般性地跟我們這些長期搞農村問題研究的人談市場經濟的ABC，本來就意義不大。我們是1988年最早提出農村改革是市場經濟取向的，那時面上的提法還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市場如何在農村經濟中發揮作用的道理，當時我們就已經說得很清楚，有興趣的人不妨翻閱一下當時的資料再參與討論。但是，情況是在不斷變化的，十幾年過去，以現在這樣的國情矛盾制約，怎么搞單純農業領域的市場化？在目前這種三要素不能被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自發調節的情況下，假如農業這個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跟不上的話，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建筑其上的高成本的管理制度在農村中如何體現？市場的話語在農民和農村經濟的語境中變得很尷尬。而我們現在強調的這些政策，請問有多少在這樣的三農問題上是不尷尬的？人們應該知道，在過去的計劃體制中，農業其實從來就不是一種符合計劃經濟特征的生產，因此才有所謂“改造農民”的問題。由于人們對農村改革的認識過于意識形態化，以為農村改革就等于市場經濟。其實，無論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無法根本解決與分散小農的交易問題。但當人們把市場經濟作為一種具有政治正確性的話語放在這里的時候，似乎對現實問題就失去了解釋力。
我們可以分析一下當前人們提出的失去解釋力的那些認識誤區。
當前第一個重要的認識誤區是私有化。切不要以為，只要土地私有化就能解決農民問題，就能成規模地集中土地，而只要規模經營能夠參與國際競爭。這個道理看上去邏輯完整，實際上似是而非?，F在中國人均土地就是這么少，在南方有600多個縣，人均耕地面積都低于0.8畝，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畝。土地已經基本上轉化為農民的社會保障，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把社會保障私有化？而那些人均耕地面積多于一畝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嚴重，旱魔肆虐，經常是數以千萬畝的土地遭受干旱，中國水土資源都嚴重缺乏，總體上水太少。盡管有些地方土地資源相對寬松，但水資源缺乏，仍然不能以所謂的耕地私有化來形成規模經濟，來提高生產能力，不可能依靠提高規模效益來參與國際競爭。這些所謂用西方現代經濟學理論來考量農業問題的思路，在目前我們這樣的資源環境中都要碰壁。
有人問，為什么不革新農業技術？靠技術創新提高農業效益。需知，任何一項技術都需要前期成本，這些前期成本誰來付？現在講知識產權保護，因為前期成本高才要知識產權，技術是要拿來賣的。更何況，分散的小農經濟條件下，哪個單家農戶能夠成為這種技術和投入的載體？
又有人說，為什么不提高產業層次？只有搞產業化才能解決農業的出路問題。不錯，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但在我們這里，農業主要投入品中，資金、化肥、農藥、種子等，以及產出品的加工、購銷領域基本上被壟斷了，產業層次如何提高？進一步看，能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業與負效益的農業結合起來嗎？當大部分涉農經濟領域幾乎都是被政府下伸的部門和政府控制的國有部門壟斷、并且憑借加強壟斷獲取利潤的時候，農業能產生利潤嗎？再說，搞產業化經營是要成本的，假如在不產生利潤的農業領域從事生產經營，組織成本從何而來？
所以，以前約定俗成的看法，在今天復雜的三農問題面前都要重新思考。在最近一次座談會上，我提出，要“慎言三農”。為什么要慎言呢？因為學術界已經多年不了解基層情況，不做調查研究，往往習慣于在兩個極端上跳舞，往往缺乏對國情問題的常識，因此會犯一些幼稚的錯誤。
我說慎言三農，并非要占有話語權。雖然首先應該感謝大家關注三農，這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我哪怕再謙虛謹慎，有時候也會不耐煩十幾年來總被人家“耳提面命”；不愿意聽“今天的你我還在重復昨天的故事”。因為，人們往往用基于各種理論的約定俗成的概念來套到三農問題的解釋上，這的確有可能幫倒忙。如果沒有大量的實地調查資料的積累和政策經驗的積累，套上去會出現很多問題。其實我們現在遇到的復雜局面，在一定意義上與長期照搬照套的做法有關。所以我大膽向學術界呼吁慎言三農。
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范文4
近年來，“三農問題”引起我國社會各界廣泛關注，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國人對“三農問題”重要性的認識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三農問題”產生的根源何在？為什么戰后許多發展中國家普遍為“三農問題”所困撓？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過程中，農業為什么“天生”表現為弱質產業、農民“天生”成為弱勢群體、農村經濟往往是國民經濟最薄弱的環節？為什么多年來我國主張國民經濟平衡發展、強調農業的基礎作用，而實際上農民、農業和農村經濟和生活始終沒有得到根本改善？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有賴于對“三農問題”產生的社會經濟歷史背景、工業化進程中農業與工業的相互關系及其變動趨勢，以及各國在工業化進程中的戰略選擇等問題進行比較、分析和探討。
一、探源之一：產生背景產業革命和工業化的發端
農業作為弱勢產業、農民作為弱勢群體以及農村經濟作為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有其特定的經濟歷史背景。自從產業革命導致現代制造業和現代城市的興起，就整體而言，農業這一曾經作為農業社會經濟的主導產業就開始逐步被新興現代制造業所替代，與此同時，農民和農村經濟發展也隨之處于相對劣勢地位。因此，除非一國政府在工業化進程中有意識地對這一弱勢產業和群體加以保護，否則，農業停滯、農村落后，以及農民生活的相對貧困似乎就成為產業革命，以及由此引起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必然后果。這是因為，第一，作為近、現代科學技術的發明和發現產物的現代新興制造業(與傳統農業相比)有著較高的生產率水平，它的產生使人類生產活動實現了從手工勞動向機械化生產的巨大轉變，使人類得以用較小的勞動消耗獲得較多的勞動成果，從而在社會財富的創造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進而成為一國國民生產總值(或國內生產總值)，以及國民收入增長的主要貢獻者。
第二，在工業化過程中，農業與工業將互相促進、相互影響。但現代工業對傳統農業將產生更為重大而深刻的影響。表現在，在工業化初期，傳統農業為現代制造業的興起作出了包括糧食、原料、勞動力和資金，以及市場等方面在內的貢獻；而迅速發展起來的現代制造業，將以其技術和制度方面的明顯優勢，轉而對傳統農業的現代化進程，產生更為強大的推動作用和影響。
第三，隨著工業化的推進，現代制造業以其較高的生產率水平，不僅成為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絕對量增長的主要貢獻者，而且在其相對份額增長方面占有明顯優勢；另一方面，現代制造業以其較高的產出率和收入水平，以及較高資本積累率或投資率創造出廣泛的勞動力需求和就業機會，從而吸引勞動力從傳統農業向現代制造業部門的大量轉移。
最后，隨著工業化的進一步推進，農業的相對地位(即在國民收入和就業中的相對份額)將呈下降趨勢。與此相對照，工業部門則成長為支撐國民經濟增長的主導部門。隨著農業相對地位的下降，在人們心目中，其絕對地位似乎也在下降，由此產生了工業化過程中的“唯工業化傾向”，它使戰后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構”呈現不斷強化和加劇之勢。
二、探源之二：“先天劣勢”農業生產技術、產品和組織
與現代制造業相比傳統農業在生產技術、產品以及農民組織等方面處于“先天”劣勢。這方面的較早研究可見之于中國留美學者張培剛的早期著作《農業與工業化》。張培剛：《農業與工業化》，華中工學院出版社，年版，第⒉⒋章。該書在論及工業化過程中農業與工業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農業所做出的重要“貢獻”時，深刻揭示了農業和農民的不利處境。張培剛在論述農業的“產品貢獻”時指出，由于工農業產品供求關系變動引起的工農業產品的相對價格變動，往往對農業和農民不利，即當工業品價格由于需求不足而下降時，作為工業品生產原料的農產品價格也將隨之下跌，而其下降幅度卻往往超過工業品價格；另一方面，當農產品價格由于欠收或供給不足而上漲時，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工業品價格也將隨之上漲，且漲幅往往超過農產品價格。由此不難看出，在工農業產品的相對價格(即貿易條件)變動中，農業和農民往往處于不利地位。
另外，在闡述農業的“市場貢獻”時，張培剛認為，農業和農民在向工業化作出市場貢獻時，自身作出了巨大犧牲：即當農業和農民作為工業品的購買者，往往面對“賣方壟斷”市場”，由于價格由賣方決定，因而被迫支付較高價格；而當農民作為農產品的出售者，又面臨“買方壟斷”市場，由于價格往往由買方決定，因此不得不被迫接受較低價格。顯然，在工農業產品交換中，農業和農民無論作為買者還是賣者，總是處于不利地位。
此外，農業和農民的相對劣勢地位，可以經由以下兩方面進一步加以說明。
其一是農產品的特性。由于農產品是有機的生物產品，這種特定的自然屬性使其容易腐爛、變質，不易儲存和運輸，因此，生產者往往希望能夠盡快出售產品，以減少運輸和儲存過程中的浪費，這樣，在
出售農產品時，不得不被迫接受低價。
其二是傳統農業中農民組織的渙散性。這種組織上的渙散性使眾多個體農戶，在直接面對市場時(無論作為買者還是作為賣者)，客觀上都將使另一方具有某種壟斷優勢。因為，無組織的個體小農戶不僅難以形成利益共同體，相反，容易形成彼此競爭、相互對立、互相削弱的內部沖突之勢。這樣，在面對數量較少的賣方和買方時，農業和農民的失利就成為必然。
由上述因素導致的不利結果，并非不可克服。其出路在于，加快農業現代化中的技術進步以及組織和制度方面的建設。如果將現代制造業提供的先進技術(包括儲存、運輸和保鮮技術)運用于農業，由農產品的生物特性引起的諸多問題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另一方面(即更為重要的方面)，是使農業和農民有效地組織起來，形成保護自身利益的組織。這樣，市場結構將會隨之改變，農民為維護自身利益在市場上的討價還價能力及劣勢地位就會根本改善。當然，所有這些條件的最終改善將取決于人的認識和努力。
除了農產品的特性和農民的組織性兩方面因素外，農業和農民的不利處境，還可以經由農產品的供求彈性以及來說明。首先看農產品的供給彈性。可以說，迄今為止，農業生產對自然條件仍然有著極大的依賴性，加上農產品生產周期較長，從而導致農產品的供給呈現較低彈性。這樣，當農產品需求增加以及由此引起價格上升時，農業生產卻不能相應地快速增長，從而使農業難以通過增加供給以獲得價格上漲帶來的收入增長的好處。另一方面從農產品的需求彈性看，由于凱恩斯“基本心理法則”(“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律”)和“恩格爾定律”(“食品消費支出在人們總消費支出中的比重將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愈來愈小”)的雙重作用，加上現代合成材料技術的進步，農產品的需求也呈較低彈性。這就意味著，隨著經濟進步和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農業的增長和發展從需求方面獲得“拉動力”的空間也相對較小?；蛟S人們會說，這種分析排斥了技術進步因素的作用。的確，如果加進技術進步的影響，農業生產或農產品的有限的供給彈性將獲得相當程度的改善，而且，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費結構的改變，農產品的需求彈性也將有所提高。但就整體而言，農產品作為初級產品，與制造品相比，其供給和需求彈性均較低是不爭的事實。另外，與制造業產品相比，在農產品價值構成中扣除各項成本之外，新增價值(“附加值”)部分比重較小，加上其有限的后序“加工”過程又往往被制造業“包攬”和“壟斷”，因此，農業雖然為其他產業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巨大潛力和空間，自身卻囿于比較利益劣勢的局面而難以迅速發展。
最后，還由于農業的技術進步相對緩慢，農業生產結構調整的彈性相對較低，以及農業部門的資本積累率以及農業生產規模的擴張率也較低，因此，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和現代制造業等非農產業的興起，如果一國政府對農業缺少明智的扶持和保護措施，聽任經濟生活中的比較優勢法則和優勝劣規律的作用，那么，農業停滯、農村落后和農民貧困將不可避免。
三、探源之三：“后天不足”中國工業化戰略中的“重工輕農”傾向及其農業負效應
前面，本文從社會經濟歷史背景，以及工業化過程中農業與工業相互關系的角度，對“三農問題”的起源作了一般意義的探討，然而，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發達國家的工業化表現為農業與工業的雙雙進步與現代化？為什么有的(盡管是少數的)發展中國家在戰后推進工業化的過程中成功地避免了“三農問題”的困擾？……顯然，問題的答案還需從各國的工業化的指導思想和戰略選擇中去尋找。
眾所周知，由于對工業化內涵的片面甚至錯誤的理解，我國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在戰后工業化起步以及以后相當長的時期里，始終推行以犧牲農業換取制造業發展的工業化戰略。這種戰略從其推行的開始，就對發展中國家戰后普遍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構”起著強化和加固作用。從另一種意義而言，這種以犧牲農業和農民利益為代價的工業化戰略的實施，又必須以強化“二元經濟結構”作為前提和手段，由此形成了戰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所共有的“工業化”“城鄉分割”與“工農對立”“二元結構強化”的“累積性因果惡性循環”。因此可以說，不恰當的工業化戰略，是我國“三農問題”得以產生、并形成并呈“積重難返”之勢的重要的和直接的原因。因此，對我國工業化過程中制定和實施的重大戰略決策加以反思，為走出“三農困境”尋找出路，就顯得十分必要。
建國以來，我國“城鄉分割”、“工農對立”、“二元結構強化”的傾向集中表現在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各個方面，包括收入政策、價格政策、稅收政策、投資政策，以及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產品提供政策、社會保障和福利政策等。
()從收入分配政策看，我國自推進工業化以來，一直采取向城市居民傾斜的收入分配政策。改革開放后，隨著農業生產增長和農民收入的增加，這種情況一度有所改善，然而，自年代中期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又明顯拉大。統計資料表明，到目前為止，占我國總人以上的農村居民，其收入在國民收中所占份額還不到，而總人口中不到的城市人口，其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超過劉書明等“關于減輕農民負擔的問題的幾個重大判斷”《財政研究》，年第期。，而且據測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改革前的倍左右，增加到目前的倍左右。
()從價格政策看，為配合優先發展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戰略，我國長期實施“工農業產品剪刀差”政策，即通過人為壓低農產品價格，以使工農業產品交換條件有利于工業部門的積累和擴張。改革開放后，盡管多次調整農產品價格，但由于工業品價格提高更快，因此，工農業產品價格之間的“剪刀差”非但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擴大。有資料顯示，年間的年里，以“剪刀差”方式流出的農業收入達到億元。年均流出億元，是改革前(年均億元)的倍?！凹舻恫睢边@種“暗稅”給農民增加的負擔已超過農業稅(“明稅”)負擔(同前注)。。
()從稅收政策看，我國城鄉居民稅賦也呈現明顯的“城鄉倒掛”現象。依據我國目前稅法和現行稅制，城鄉居民稅賦負擔嚴重失衡。從所得稅方面看，城市居民所得稅起征點為月收入元及以上者，而我國絕大多數農村地區農民年純收入不到元，卻必須履行納稅義務。從增值稅角度看，城鎮個體工商戶增值稅起征點為年銷售收入元者，然而，盡管一般農戶遠遠達不到該收入水平，卻戶戶必須交納農業稅。另外，現行稅制對城鎮個體工商戶實行五級超額累進所得稅率，年應稅收入不到元者，稅率為。而在農業方面，對主要農作物征收的每畝實際稅收負擔率(稅金純收益)則分別為：稻谷；小麥；玉米；大米，均明顯高于城鎮個體工商戶所得稅率劉書明等“關于減輕農民負擔問題的幾個重大判斷”《財政研究》，年第期。。另外，城鄉稅收征收方式及其(依據)也存在明顯的于農于不利和對農不公現象。從理論上說，稅收是基于經濟收入的一種派生性收入。而我國農業稅普遍采取“稅跟地走”(“地跟人走”)的均攤式征收方法，以至于許多農戶在幾乎沒有納稅基礎和能力的情況下也被迫成為納稅對象。
值得提及的是，若不是剛剛在全國農村推行的旨在為農減負的“費改稅”政策將多年來使農民不堪負重的稅外“費”賦減了下來，使農民負擔有所減輕，城鄉居民的稅賦差別就更為顯著。
()從政府投資政策(包括基礎設施和公共產品提供政策)方面看，其“城市偏向性”同樣十分明顯。
一方面，在政府投入方面，我國一直采取向城市和工業建設傾斜的投資政策，改革開放后，雖然財政支農支出總量有所增加，但相對量卻呈下降趨勢。例如，年，財政支農支出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趨勢，即分別為：、、、、、和；年回升到，年又下降為陶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與農民負擔問題探索”《財貿經濟》，年第期。。另外，在政府對農業投入增加的同時，農業稅和鄉鎮企業稅則逐年增加，結果兩兩相抵(不考慮“剪刀差”形式的間接流出)，農業和農村的資源凈流出遠遠超過凈流入。另外，在政府固定資產投入中，城鄉差別也十分明顯。例如，在年的政府固定資產投入中，對國有企業的投資占，人均達，元，而對農村集體經濟投入的人均水平僅為元(同前注)。。最后，從我國農業產值比重與政府支農投入比重兩個指標看，也不難發現兩者間的失衡。目前，我國農業產值占的，政府財政支農支出僅占總財政支出的(同前注)。。
另一方面，在基礎設施和公共物品提供方面，“城鄉二元結構”也相當明顯。公共物品應由政府(全部或部分)提供，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國長期以來，在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物品提供方面采取明顯的城鄉差別待遇政策。
農村的公共物品也可分為“純公共物品”和“準公共物品”。前者包括農業基礎科學研究、農業科技成果推廣、大規模土壤改良和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大江大河治理，防治病蟲害、環境保護與公共衛生設施，通訊和文化設施建設，以及年義務教育普及等。后者包括區域性小型基礎設施建設(如：電力、能源、水利、交通、通訊等設施建設)；高中及職業技術教育、農村醫療以及文化設施等。
“純公共物品”理應由中央財政提供，而“準公共物品”則由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財政共同提供。另外，農戶從事的農業生產活動，盡管在性質上被界定為“私人產品”，但由于其產品(尤其是大宗農作物產品)及其產量關系到國家糧食安全問題，因此具有明顯的“外溢性”，政府也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借助于價格、稅收、以及投資政策等直接和間接手段，幫助其降低成本，提高生產并增加收入。然而遺憾的是，我國基礎設施和公共產品提供長期向城市尤其是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傾斜，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產品提供嚴重不足，從而造成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產品提供體制上的“二元結構”即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主要靠政府財政預算解決，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所需資金則主要由農民出資負擔。其后果是：農業科研和技術推廣投入不足。農業生產的科技含量始終難以提高；水利設施長年失修、建設滯后，大江大河治理不利，導致水患頻繁、干旱不斷，農業“靠天吃飯”的局面仍未改變；農村能源交通條件改善緩慢，公共衛生設施和標準遠遠落后于城市，農村九年義務教育普及面臨嚴重資金短缺，從而使占人口近的農村人口生活水平和勞動力素質不能迅速提高。
()從社會保障和福利政策看，我國社保體制“城鄉差別待遇”更為明顯。城鎮居民享有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的保護；城鎮國有企業下崗職工享有“三條社會保障線”即“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業保險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政府舉辦的“再就業工程”等措施的關懷和保護；此外，城市居民還不同程度地享受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社保制度提供的好處。而在農村，除了土地作為農民賴以生存的唯一保障外，農民的生老病死別無其他保障。農民生活的目的和全部意義變得如此簡單，那就是為生存著而“活”著。
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范文5
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從歷史發展和現實國情及國際經驗比較來看，未來十年新型城鎮化將成為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大戰略，是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王牌”動力。
努力追求健康的更有質量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關于新型城鎮化道路目前尚未有標準定義。筆者結合十的新思想，把新型城鎮化道路主要歸納為四個主要方面內容。
第一，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協調互動，通過服務業發展和科技進步推動產城融合，實現城鎮帶動的統籌城鄉發展和農村文明延續的城鎮化。這里面有四層內容。一是“四化”協調互動，缺一不可。二是需要產業積聚促進產城融合，尤其是需要通過服務業發展和科技進步來推動。三是城鎮帶動的統籌城鄉發展，城鄉一體化發展需要城鎮帶動。四是農村文明延續。城鎮化發展不是要消滅農村、農業、農民，而是有助于三農問題的解決，有利于農村文明的傳承。
第二，人口、經濟、資源和環境相協調，倡導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發展方式，建設生態文明的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城鎮化。這里面有四層內容。一是人口、經濟、資源和環境相協調，突出統籌均衡發展。二是要把生態文明理念和原則全面融入城鎮化全過程，突出資源集約節約和生態環境友好，加快生態經濟發展，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道路。三是建設生態文明的美麗中國，突出為人民創造良好生產生活環境，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貢獻。四是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突出發展的可持續性。
第三，構建與區域經濟發展和產業布局緊密銜接的城市格局，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提高城市承載能力，注重中華民族悠久文化傳承與現代人文關懷相容，展現中國文化、文明自信的城鎮化。這里面有四層內容。一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城市群要科學布局，突出與區域經濟發展和產業布局緊密銜接。二是在空間布局上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突出城市群的輻射帶動作用。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注重發展的因地制宜。三是提高城市承載能力，突出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與城鎮化建設相適應，加強城市基礎設施改善和綜合能力建設。四是注重中華民族悠久文化傳承與現代人文關懷相容，強調的是歷史文化和現代文化的親密結合，既不“邯鄲學步”，又不“閉門造車”。展現中國文化、文明自信，突出的是城鎮化建設要體現出東方大國的風采和力量。
第四，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建設包容性城鎮，體現農業轉移人口有序市民化和公共服務協調發展，致力于和諧社會和幸福中國的城鎮化。這里面有四層內容。一是城鎮化的本質是為了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而不是為了城鎮化而城鎮化。二是建設包容性城鎮，強調城鎮不同主體發展權利的同質均等性。三是農業轉移人口有序市民化和公共服務協調發展，突出破解城鄉二元體制。四是致力于和諧社會和幸福中國，突出城鎮化的長遠愿景和奮斗方向。
新型城鎮化是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王牌”力量
從我國中長期發展看，在一個農業大國的基礎上推進城鎮化，向現代化邁進，這是我們的最大國情。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進程，關系到三農問題解決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關系到國家現代化建設的全局，城鎮化能夠成為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王牌”力量，實現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
第一，新型城鎮化有助于統籌城鄉發展。我國要實現現代化，重點、難點都在“三農”。解決“三農”問題，根本出路在城鎮化、工業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加強農業必須發展工業，富裕農民必須減少農民。城鎮化一頭連著工業化，一頭連著農業農村現代化。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進程，不僅可以有效推進工業化，壯大城市經濟實力，而且可以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為轉移吸納農村勞動力，促進農業規模經營，增加農民收入，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創造條件。
第二，新型城鎮化有助于區域協調發展。近現代以來各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普遍規律是，沿海國家的經濟發展，多從該國沿海地區開始，然后沿著內河向內地延伸。中國也在經歷類似情況。改革開放以來，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率先開放發展，在形成外向型經濟格局的同時，也形成了人口經濟集聚程度較高的城市群，有力地帶動東部沿海地區的快速發展。伴隨著東部地區產業轉移和中西部地區區域發展戰略的展開，中西部地區也加快了城鎮化發展。從更長期的角度來看，中西部地區城鎮化的發展，能夠為我國經濟發展創造更多更大的發展空間和回旋余地。
第三，新型城鎮化有助于經濟社會均衡發展。國內外發展的歷史表明，推進城鎮化的過程，就是不斷推動經濟和社會均衡發展的過程。理論上看，城鎮化的發展不僅僅是人口的空間遷移，更重要的是社會結構的轉型，以及由此引發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重大變革。對一個區域來說，城鎮不僅僅是經濟的中心，更是教育、文化、科學、藝術、人才的中心。城鎮化能夠為經濟社會均衡發展創造條件，我們必須在經濟社會均衡發展的層面上來統籌考慮城鎮化進程。
第四，新型城鎮化有助于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我國人口多、底子薄，發展很不平衡，推進城鎮化的同時面臨人口眾多、資源緊缺、環境脆弱等問題和矛盾。近些年來，我國城鎮化發展過程中的區域資源、能源和環境約束日趨明顯。這就要求在推進城鎮化時，時刻關注如何解決人類不斷增長的需求與自然有限供給能力之間的矛盾問題，處理好城鎮化進程與資源開發、環境保護的關系，處理好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系，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實現美麗中國的發展。
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范文6
“三農”問題就是對農業、農民和農村問題的總稱。具體的講，就是農業的增長與發展；農民現實的收入及其增長、未來的生活、職業等變化及由此帶來的問題；農村發展，包括農村經濟及社會的發展。農業、農村與農民三者之間的聯系是緊密相連而難以分隔的。其中，農民從事生產活動，創造價值，增加收入，改善居住地的生存環境條件，建設新型的農村；農民將所得收入用于增加農業投入，進一步促進農業發展。可見，在這三者關系中，農民是具有主動性的一方，而農業是農民獲取收入的源泉和進行勞動創造收入的對象之一，農村則是在農民通過勞動創造收入后進行改造、改變的對象。因此，三農問題的實質是農民問題。近年來，隨著農副產品價格的普遍下降，農民負擔日益加重，中國農民、農村和農業的困境越來越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話題。
一、“三農”問題的癥結
“三農”問題的癥結在于農業人口過剩，農民就業不足。據李子奈（2002年）對農業就業結構偏離度的測算，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中大約有1.4億人為農村剩余勞動力。隨著我國農業生產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比重的進一步下降，隨著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需要轉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還將增加。龐大的農業人口與有限的農業資源的尖銳矛盾，成為我國“三農”問題的癥結所在。
1.農業人口過多至使農業低效率。威廉·阿瑟·劉易斯(W·A·Lewis)認為，由于傳統農業部門剩余勞動力比較多，勞動力供給是無限的，勞動生產率很低，其邊際勞動生產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負數，農民的報酬極低。按照他的邏輯，在剩余勞動力未輸送完畢之前，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很難提高，農民的收入將始終處于停滯狀態。
2.農業人口過多導致農民貧困。農業人口過多從兩方面直接影響農民的收入：一是有限的農業收入由龐大的農業人口分攤，導致人均收入水平低下；二是有限的農業資源由龐大的農業人口分攤，造成農民就業不足。農民收入水平低，又會通過兩個途徑形成農民貧困的惡性循環：收入水平低人力資本投資不足農民謀生能力低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低擴大再生產投資不足收入水平低。
3.農業人口過多影響農村穩定。農業人口過多通過兩個方面因素影響農村穩定：一是農民是農村不穩的經濟根源。當前農村77.5%的農民收入處于負增長，這是農村出現不穩定因素的經濟原因。二是農民組織化程度低，自我保護能力弱，農民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農業人口過多，且經營分散，使農民通過適當的形式組織起來形成利益集團的成本過高，至使農民組織化程度低，造成農民自我保護能力弱。
總之，農業人口過多形成農業、農民與農村問題的惡性循環。農業人口過多既直接作用于農業、農民和農村，又通過三者間的相互影響和制約形成農業、農民和農村問題的惡性循環。因此，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只能是減少農業人口的數量，轉移農村過剩的勞動力，降低農村自然資源的負載率，使農村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的配比逐步趨于合理，增加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人均資源空間。
二、“就地轉移”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基礎
小城鎮戰略是就地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方法之一，即“離土不離鄉”的轉移策略。20多年來農村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已使1億多農民從土地上轉移出來，另外，城市和沿海工業加工區也吸納了1億多農村剩余勞動力。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農村中勞動力與土地、農民增產與增收之間的矛盾。但也要看到，這種通常不伴隨身份轉變的轉移方式有很大局限性，它使許多已從土地中轉移出來的農民不能專營工商業和服務業，許多人仍是游歷在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的兩棲職業者。已轉移的農民仍然把農村視為自己的家，保留在農村中占有的資源，就成為在這種制度安排下理性選擇。這既使農業日益成為“業余產業”、“副業”，也不利于土地資源的規模利用。因此，現在實施城鎮化戰略必須著眼于農業產業布局和產業結構的調整，以農業為基礎大力發展農村的非農產業，通過農村的工業化來形成和培育城鎮化的基礎，這才是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的特色所在。
1.大力發展農村工業化
當前，我國鄉鎮企業已全面進入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在城市工業之外構建了“第二工業體系”，是就地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重要途徑之一。截止2001年低，鄉鎮企業從業人員達到1.33億人，占全國農村勞動力的26.8%，大大緩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鄉鎮企業支付職工的工資總額已達8200億元，農民人均從鄉鎮企業獲得的工資性收入為850元，占全國農民人均收入的34.4%；同時，鄉鎮企業的集聚會帶動農民集聚，進而勞動服務業和市場的興起，既促進了小城鎮的建設，又培植了小城鎮的產業基礎，并成為鄉鎮企業新的經濟增長點和城鎮化建設的經濟支撐。
2.加快農業產業化步伐
具有官方方面估計，農業的充分發展，農業結構的優化，可吸納近一半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我國農業產業化經營程度不高，農業產業鏈短，附加值低。目前，發達國家對農產品的加工約占總量的80%，我國只占10-20%。發達國家食品工業產值相當于農業產值的2-3倍，我國還不到1/3。發達國家農業產前、產中、產后的產值比例為2：1：7，我國正好相反，是7：1：2?？梢钥闯鑫覈r產品加工轉化增值的空間很廣闊，潛力很大。只要認真抓好農產品的加工與轉化增值，農業效益的增長大有希望。
3.鼓勵民工回鄉創業
大中城市作為一個開放系統，更容易給農民帶來現代觀念。美國著名經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阿瑟·劉易斯指出：“市民素質的提高既有利于其自身的轉移，成為與時俱進的現代工人和現代商人，又能為農業實現現代化培養一代現代農民?！鞭r民外出打工，不僅增加了現金收入，提高了農民的勞動生產率，更重要的是不少農民轉變了觀念，學到了本事。對這些經受幾年鍛煉，積累了一定資金，學到了一些管理知識，掌握了一定技術的農民工，要動員他們回鄉創業，擴大就業，把他們看作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表彰他們的創業事跡和先富幫后的奉獻精神，激勵更多的外出農民工回鄉為本地經濟社會發展創造條件做出貢獻。
4.積極引進城市資源
解決“三農”問題，不能僅靠農村內部的資源，而是要統籌城鄉資源，跳出長期以來就“三農”解決“三農”問題的傳統思維局限，沖破歷史形成的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格局，引導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下鄉，跨產業、跨區域重組資源，合理配置生產要素，從而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增強農業的市場競爭力，加快農村城鎮化和農村小康社會建設的步伐。例如，目前大部分的城市工業生產能力過剩，許多企業開工率不到60%。在這種情況下，城市資本所有者急于尋求新的投資方向，這就為將城市資本連同企業家、生產技術、管理經驗等一起引入農村提供了前提條件。
在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轉移的過程中，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鼓勵農民就地走向現代化，并不是將農民堵回農村，而是應更加關注農村的發展，統籌城鄉發展，有效地擴大農村內部的就業容量。
三、“異地轉移”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關鍵
異地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特別是將這部分勞動力轉移到大中城市，是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出路之一，也是實現我國現代化及我國城市化道路的另一種思路。他的最大好處在于可以減輕農村人口對有限自然資源的依賴與壓力，提高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效率；同時，他還能通過勞動力的城市遷移形成勞動力市場，在流動中確立勞動力價值，消除勞動力工資扭曲的現象，使全部勞動力在城鄉之間都得到充分合理的配置。
1.促進大中城市的工業產業結構升級和優化
限于我國尚有1.5-2億的農業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和總體勞動力素質偏低的條件，我國工業結構優化戰略應以發展勞動密集型工業為基礎主體，應以農村勞動密集型工業為加速工業化的推力，較快走完勞動密集型為主體的工業化階段，進入成熟階段。工業過程中，制造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最大比重，美國為26.1%（1926年），日本為27.4%（1973年），臺灣為33.5%（1985年），而我國目前只有15%左右。借鑒工業化較為成功的國家和地區的經驗，只要形成勞動密集型主導產業，抓住入世機遇，我國制造業勞動力份額可以再上升0-15個百分點，所吸納的農業勞動力絕對量相當于1990年農村新增的7500萬勞動力。
2.大力發展第三產業
目前，我國第三產業發展還很落后，統計數字顯示，我國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只有30%左右，而發達國家就業比重高達60-80%，發達國家第三產業的種類有150個，而我國只有50左右。發達國家的社區服務就業份額為20-30%，而我國目前僅有4%左右。據推算，全國32個人口在百萬以上的特大城市和43個人口在50-100萬的大城市中，社區服務業可提供的就業機至少應在1500萬個以上，再加上其它中、小城市提供的就業機會，就可以大大緩解我國巨大的就業壓力。因此，解決就業問題在第三產業還能找到巨大空間。
3.鼓勵農民進城創業
大量農民進入城鎮需要大量的相應的就業崗位。在當前城鎮就業壓力加大的情況下，農民進城就業的難度更大。這就需要大力鼓勵農民進城創業，尤其是鼓勵農民在第三產業創業，因為目前我國的第三產業發展滯后，而該產業又是進入門檻較低、吸納就業人數較多的產業。政府應當制訂鼓勵農民進城創業的政策，要完善農村的土地流轉制度和貸款制度，比如可以允許農民以土地經營權為抵押取得銀行貸款等，從而增強農民進城創業的信心和能力。
4.擴大農村對外開放
擴大農村對外開放，開拓國際市場，有利于彌補我國農業資源的不足，拓寬我國農業發展空間和農業勞動力的就業空間，對我國農村經濟發展具有深遠意義。要積極吸引國外的資金和技術，改善農業生產要素的配置格局；采取有力措施擴大農產品出口，包括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突破食品安全等技術檢測壁壘，先行取消對具有比較優勢的農產品所征收的農業特產稅，適當加大農產品退稅的力度，增加農產品需求；在國外創辦農業企業，利用國外資源；促進勞動力輸出，發揮勞動力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
在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異地轉移的過程中，我們需要注意的是，要統籌城鄉發展，一方面要大力發展城市產業，以吸納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另一方面，鼓勵農民進城創業，發揮其主觀能動性以推動就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