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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問題的地位和作用范文1
1.農業生態環境和農業可持續發展之間呈現出來的相互關系
1.1農業生態環境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
農業生態環境其實是人類生態和農業經濟發展進程得以向前推進的基礎，能夠在農業向著可持續發展的方向轉變的過程中起到一定程度的促進性作用。
1.2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夠為農業生態環境做出一定程度的保證
可持續發展是科學發展觀提出的基本要求中的一個，指代的是既能夠滿足當代人發展進程向前推進的過程中提出的要求，又不會使得后代人發展進程向前推進的過程中提出的要求受到負面影響。
2.對農業生態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作用進行分析
2.1使得農業占據的基礎地位得到鞏固
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進程向前推進的過程中使用到的模式一直以來都是農業支持工業的發展，工業得到發展之后反哺農業這樣一種模式，工業發展進程向前推進的過程中是一定需要得到農業的支持的，假如說缺少了農業這一個基礎，工作發展的持久性想要得到保證就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情了。所以在我國各個領域中的相關人士予以三農問題充分的重視情況之下，一定要為農業生產環境向著可持續發展的方向轉變提供充分的支持?，F階段我國提倡的是致力于解決三農問題，但是想要解決三農問題是需要將農業生態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作為基礎的，從而就能夠使得農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據的基礎性地位得到鞏固。
2.2能夠在解決三農問題的過程中起到一定程度的促進性作用
三農問題長時間以來都是我國農業發展進程向前推進的過程中涉及到的一個十分重要的限制性因素，三農問題也是能夠從直接的層面上對我國經濟發展進程向前推進的速度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的，因此現階段我國各級政府有關部門都在致力于找尋到一種能夠使得三農問題得到解決的有效的方法。三農問題涉及到的核心內容其實就是農民增收，想要使得農民獲得的經濟效益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是需要以改善生態環境為基礎的。在農民的收入增長之后就能夠更為積極的參與到農業生態環境改善活動中去，從而就能夠在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過程中起到一定程度的促進性作用，這樣就逐漸的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只有這樣才能夠使得三農問題從本質的層面上得到解決。
3.改善農業生態環境以及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應當使用到的措施
要想從根本的層面上使得農業生態環境方面的問題得到妥善的解決，促使農業向著可持續發展的方向轉變，就需要依據各個地區的實際情況來選擇農業生產方式。比方說黃土高原以及南方丘陵等水土流失問題比較嚴重的地方，就應當科學合理的選擇農業生產方式，適合開展農業就開展農業，適合開展林業就開展林業，科學合理的對耕地資源加以利用，這樣做既能夠使得經濟層面上的需求得到滿足，也不會加劇本就十分嚴重的水土流失問題，此外在北方土地荒漠化程度比較高的地區，不適合過度開展農業的地方是可以發展耐寒性比較強的林業的。重視出來的樹林不單單能夠起到防風固沙的作用，也是可以為農民帶來一定程度的經濟效益的，在改善農業生態環境的過程中，這種措施的有效性是比較強的。
三農問題的地位和作用范文2
在這種特殊的情形之下，以高喊“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而聞名的*先生所著《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其銷售額可高達30萬冊，也就在情理之中。那些天下以己任的中國學者們，也紛紛通過自己的調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對策，如“公司＋農戶”的模式等，但是，其結果卻如楊鵬先生在《戰略與管理》上撰文所言的那樣，“失之千里”。對策的不適應，就使得我們不得不回到三農問題的根源上來，因為根源是影響著對策是否能夠成功的決定性因素。
我們應該先試著問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這種狀態下的三農問題？這是我們解決問題的一個基本前提。如果失卻了這種根源性的認識，那么，所提出來的對策也就只能是無根之枯木，從而陷進了張五常所警告的“套套邏輯”吧。因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對學者們關于三農問題根源的討論，做出一個綜合性的回顧，最終將其歸結為?？碌摹叭祟悓W”的范疇之中，并指出人的價值的不斷提高乃是三農問題的根本之所在。
一
在追尋三農問題的根源這一問題上，走在最前面的可能是經濟學，特別是產權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這可能是也是所謂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特性所決定。這方面的嘗試始于張五常在六十年代所作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兜柁r理論》一書在分析方法上開創了用經濟學理論分析農業的一個先河。它擺脫了以往像亞當·斯密，馬歇爾等經濟學家在土地問題上所引起了無休止的理論性爭吵，而一開始就從現存的農業現象出發，論證其存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何在，從而開辟了實證經濟學在農業中的廣泛應用。
而八十年代以來，隨著產權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學的引入，國內學者們也不斷地試著用這一理論武器去解釋三農問題，在相當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這一理論從經濟人的基本假設開始，即認為人是理性的，同時在理性的指導之下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再加上人的偏好的穩定性（貝克爾），將產權關系看成是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根本因素。
而產權演進的一個最大關鍵因素在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張五常），或者在于是否能夠有效地限制著搭便車的現象（道格拉斯·諾思）。在以往的公有制體制之下，中國并不存在著明確的私有產權，而只是公有制體制之外這種模糊的產權，這一模糊的產權，引發了低效率、搭便車等現象，嚴重地阻礙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因而，明確產權，在經濟學家們看來，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也是引發三農問題的根本之所在。
然而，當中國農村實行土地承包制之后，特別是對土地的管制進一步放松之后，中國的農村經濟卻只有在八十年代出現過一短暫的繁榮之外，九十年代卻重新陷入困境，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顯然地，原封不動地借用傳統的產權經濟學，已經無法再做出有力的解釋，因為現有的農村土地制度已經對農地的產權做出了具體的法律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是一種有著明確規定的產權合同。這就促使經濟學家們對中國的現狀進行重新的思考，以期完善其理論體系。而周其仁先生在“21世紀經濟報道”中所撰寫的“農民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系列文章（共20篇），正是這方面的努力。
在周先生看來，農村變革的根源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土地方面的產權問題，而是根源于一種更宏大的視野之中——全國的經濟大局。從這種視野出發，周先生將現在正在進行的農村改革，視為是繼78年之后的第二次改革，而且也是一場“遲到了十多年的”。對于70年代末的那場，周先生認為，當時的承包制是以法律的形式將土地的產權部分地讓渡給農民，這在當時公有制一統天下的時代里，簡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的呢？
在《中國農村改革：國家和所有權關系的變化》一文中，周先生給出的答案是：10年以及由之而來的經濟破產，已經使國家失去了進一步剝削農民的可能性，而廣大農民的饑餓甚至是死亡，更迫使國家不得不推行農村變革。而現在，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原有的那些改革動力已經隨之消失。一場“冬眠了十年”的農村改革的興起，其原因在于“市場大底部”的決定因素，具體地講，就是由于九十年代以來農民收入的遞減，以及由之而產生的農民購買力不足，影響內需，“農民收入增長的停滯已經把國民經濟憋住了”，最終導致國民經濟的低速增長，從而影響到國家的戰略部署。
因而周先生提出了“除非進一步清楚地界定產權，農民收入不可能增長”的對策。當然，這種對策已經不再僅僅只是局限于土地方面的產權問題——勞動所得，而是更多的從無名的產權——財產所得，而這種財產收入越發顯得重要。這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時，費沙（IrvingFisher）的《利息理論》、康芒斯的《制度經濟學》，已經是作為一個重點來強調。只是在今日中國的背景之下，周先生對其進行重新的強調、界定罷了。
因而，縱觀周先生的推理、觀點，我們可以得出周先生基本上還是站在產權經濟學的角度，只是強調的角度已經不再簡單地是交易成本，而從收入－產權的角度，站在整個國家的高度，對整個三農問題進行著詳盡的耙梳。這，或許也就是產權經濟學所能達到的解釋高度罷。
二
在周先生的分析中，有著一條相當清楚的脈絡，那就是從國家－農民的相互作用出發，用時髦的話，就是國家－個人的博弈過程。也正是在這一角度上，周先生提出“產權可能是副產品”這種驚人的觀點。而這樣的分析方式，與政治學上的系統分析法有著極其相似的方法。在戴維·伊斯頓系統分析方法中，系統輸入、中間過程以及系統輸出、反饋等諸多的因素已經作為政治系統整合的重要因素與過程。在這一方面，他與政治學的系統分析有著相似之處。
從政治學的角度，或者說更寬泛一點，從政治－社會的角度來探討三農問題，主要集中在兩方面。其一是法治角度，即法律的制定是否完善、法律的執行是否徹底。這一法治的視野，主流的觀點大致是認為，現行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是與時代的要求相適應的，如目前實行的《土地管理法》等系列法律、法規沒有過多的漏洞，問題的關鍵出現在法律的執行方面。執法過程中，滲進著過多的人的因素，使得法治的目標發生了偏轉，人治的因素過重。
這種觀點，在的《現代化陷阱》一書中隨處可見，因而她們提出的一個解決辦法就是用道德來加以輔助。
第二種觀點則認為，問題不僅僅出現在法律的制定、執法的水平這些低層次的因素，而是出現在整個國家的社會架構方面。他們認為，自建國之后實行的戶籍制度，就使中國出現了兩個不同的社會，一邊是享受著種種特別福利的城市，另一邊則是被遺忘的廣大農村。正是這種城鄉壁壘（筆者試圖不用城鄉二元結構，因為它是一個相當含糊的概念，詳細可見筆者的《混亂的“城鄉二元結構”》）束縛著農村發展，導致農民的二等公民身分，最終讓整個農民陷入一種可怕的“鎖入效應”。因而他們提出了“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城鄉結構體制的束縛”這種針鋒相對的觀點，而解決的對策，也就是破除城鄉壁壘，給農民以國民待遇（*）。目前的學術界主流思想很明顯地轉向支持這種觀點。
然而，雖然“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城鄉結構體制的束縛”得到了更多人的認可，這可能會有利于今日中國農民生活狀態的改觀，但是，若從學理的角度出發，我們卻不得不承認這樣的解釋，其說服力是遠遠比不上周其仁先生的解釋。因為這樣的解釋充其量只是涉及到三農問題的“外在性本質”，而沒有深入到像汪丁丁所講的那種“價值體系”，也就是沒有真正涉及到一個根源問題——改革的動力之所在。而周先生的文章則指出的改革動力——市場大底部——是一個很實在、很現實的改革動力！
因而，許多的政治學者們就在上述的基礎上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他們從整個中國改革的大背景出發，來分析三農問題。他們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模式，是一種做大蛋糕的模式，從社會的邊緣發端，從而在一段時間里處于一種“帕累托最優”的狀態——所有人的福利都得到提高同時沒有一人的福利降低——之中。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際，中國的社會資源配置機制發生了變化——急劇的變化，使得一些人得以迅速暴富起來，而改革開放之初的廣大受益者卻淪為改革代價的承擔者，這些群體有廣大的農民、進城的民工、城市下崗工人等，最終演化成今日的中國10大階層（陸學藝，*）。
這些改革代價的承擔者，“與整個社會結果是斷裂的，其自身是相對封閉”，最終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現象——“貧困群體化”（孫立平，*）。而在一項更為具體的研究中，學者們發現，是城市下崗工人的斷層化，才引發出人們對三農問題的關注。換言之，自70年代末的之后，社會的一種普遍共識是農民已經發展起來了，但是，只有等到城市的下崗工人的生活失去保障之后，對社會、政府構成極大的壓力之際，人們才真正地重新思考著弱勢群體的問題，而在這弱勢群體之中，自然包含著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這一個歷史性的根本問題，竟然要這樣地被間接提及，誠可悲矣！這種特殊的情況之下，人們就不得不問，到底我們的政治體制是怎么一回事、我們的政府是怎樣行使權力的，竟然使三農問題處于如此的一種被遺忘的邊緣化地位？或許，這就是學者們發出了“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這種時代的強音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能夠提出“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這樣的時代強音，確實需要足夠的睿智、豁達的胸襟以及宏闊的視野，莫怪乎許前席先生的《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戰略與管理》*年第一期）獲得了普遍的好評。在《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一文中，作者開宗明義地表明：中國當前的農民問題，如此迫切沉重，對其決斷和回答，不是庸俗的經濟倫理及政策所能應對的，它在不斷追求一個“清醒而又堅韌”的政治主導層。在許文中，作者特別反對的是庸俗經濟倫理的操練者，以及那些信仰操練者。反對前者“一味地兜售一種軟乎乎的幸福主義觀，而全然不覺民族整體的政治思想和節操”，反對后者“單單憑借‘良心原則’，憑借‘對自己主觀信念的無限確信’（亞當·斯密語）來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從而使國家和民族的整體生存”“漂浮在混亂信眾的不確定意見之上”。
作為政治，它首要的是面對著這樣一個尖銳的問題——政治體置人民于何處。古往今來的政治哲學和歷史教訓，無不揭示著這樣的一個真理：人民是事實上的法官。因而，政治體應當以民為本也就變成了理所當然。而以民為本的政治體，也就理所當然地要“給農民以國民待遇”。這具有邏輯上的一致性?！敖o農民以國民待遇”決不是像經濟學上所討論的邊際效應最大化為準則，而是一個“政治權力落實到何處的問題”。
在以公民個體為基本單位的現代政治社會中，這樣的一個觀點也是不證自明的：公民乃一國之公民，而非一地方共同體——人口群落之公民。在這個意義上，許先生認為，“中國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決不可以任何人為的方式切斷公民個體和中央國家之間政治聯系，要讓這一聯系聯系高度堅韌化、高度民主化”。換句話講，國家的愛民之意圖，應該“讓人民看到并感受到”。因此，許前席先生呼吁一種韋伯式的政治教育（更詳細的論述可見甘陽的《走向“政治民族”》），一種漢納阿倫特式的公民理念，以避免“政治侏儒”的可悲立場。因為，“作為一門志業的政治，應當是現實主義的，也應當是理想主義的。這兩方面如能互補，就是對的。如果各自分離，就都是錯的”。
至此，許先生的觀點也就顯然可見，他認為正是“底層民眾，特別是農民，深重地壓迫著幾代人的社會良心”，這與政治的本質是不相符的，這就客觀上要求“政治家們和輔政者們必須學會感受這巨大的歷史責任感和民族責任，從中分辨出政治原則的真正要求，并執行正義”。
三
很顯然地，在將三農問題歸結為經濟性還是政治性的問題上，我們沒有辦法分別出誰優誰劣。但是，在對比之中，我們卻很容易地發現它們的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無論是周先生的分析，還是許先生的分析，都將最后的問題提高到一種人的作用的本質。周先生強調農民在國家－農民的博弈過程中的重大作用，而許先生則強調，政治體應當以人為本，二者實際上是殊途同歸的。這種以人為主體的分析，在法國經典作家米歇爾·?？驴磥?，它們都是屬于一種“人類學”的話語體系。
在其扛鼎之作《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一書中，?？峦ㄟ^對比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初發生在西方文化的認識型中的兩個巨大的斷裂，發現“第二次斷裂則標志著古典時代的終結和現時代的開端，在現時代表象理論、語言都消失了，同一與差異被有機結構所取代；人（I’homme）只作為物之序中的一條裂縫而首次進入了西方知識領域，人類學產生了，并適合于人的人文科學的空間也打開了?！毖酝庵?，在“人并不存在（生命、語言和勞動也一樣不存在）”的年代，人是不可能被作為客觀而進行科學的思考范疇之內的，而只有當“一個問題、一個要求、一個理論或實踐的秩序”成為一種障礙時，人類學才得以產生，人才能作為問題的思考重心而進入科學的研究領域。在這一人類學的視野之下，人已經無可爭論地作為第一性而存在，人的價值也就成為我們思考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同時也是最終的歸宿。這也是我們今天討論三農問題的一個根本性前提。
這種以人為根本價值取向的思維，使我們在處理三農問題時有著一種最終的底線。它使我們明白：人的經濟價值的提高產生了對制度的新的要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來滿足這些需求的。這種為適應新的需求所進行的滯后調整，往往是社會問題的關鍵所在（T·W·舒爾茨）。如50－60年代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如日本、臺灣，農業經濟獲得了一個增長的契機，這一歷史現象促使了廣大的農民產生了對制度調整的一種新的渴望。他們要求進行租約合同的改革，要求公共措施的改善，要求政治權利的保證等等，并組織合作社來實現他們的愿望。
三農問題的地位和作用范文3
一、探源之一：產生背景產業革命和工業化的發端
農業作為弱勢產業、農民作為弱勢群體以及農村經濟作為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有其特定的經濟歷史背景。自從產業革命導致現代制造業和現代城市的興起，就整體而言，農業這一曾經作為農業社會經濟的主導產業就開始逐步被新興現代制造業所替代，與此同時，農民和農村經濟發展也隨之處于相對劣勢地位。因此，除非一國政府在工業化進程中有意識地對這一弱勢產業和群體加以保護，否則，農業停滯、農村落后，以及農民生活的相對貧困似乎就成為產業革命，以及由此引起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必然后果。
這是因為，第一，作為近、現代科學技術的發明和發現產物的現代新興制造業（與傳統農業相比）有著較高的生產率水平，它的產生使人類生產活動實現了從手工勞動向機械化生產的巨大轉變，使人類得以用較小的勞動消耗獲得較多的勞動成果，從而在社會財富的創造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進而成為一國國民生產總值（或國內生產總值），以及國民收入增長的主要貢獻者。
第二，在工業化過程中，農業與工業將互相促進、相互影響。但現代工業對傳統農業將產生更為重大而深刻的影響。表現在，在工業化初期，傳統農業為現代制造業的興起作出了包括糧食、原料、勞動力和資金，以及市場等方面在內的貢獻；而迅速發展起來的現代制造業，將以其技術和制度方面的明顯優勢，轉而對傳統農業的現代化進程，產生更為強大的推動作用和影響。
第三，隨著工業化的推進，現代制造業以其較高的生產率水平，不僅成為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絕對量增長的主要貢獻者，而且在其相對份額增長方面占有明顯優勢；另一方面，現代制造業以其較高的產出率和收入水平，以及較高資本積累率或投資率創造出廣泛的勞動力需求和就業機會，從而吸引勞動力從傳統農業向現代制造業部門的大量轉移。
最后，隨著工業化的進一步推進，農業的相對地位（即在國民收入和就業中的相對份額）將呈下降趨勢。與此相對照，工業部門則成長為支撐國民經濟增長的主導部門。隨著農業相對地位的下降，在人們心目中，其絕對地位似乎也在下降，由此產生了工業化過程中的“唯工業化傾向”，它使戰后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構”呈現不斷強化和加劇之勢。
二、探源之二：“先天劣勢”農業生產技術、產品和組織
與現代制造業相比傳統農業在生產技術、產品以及農民組織等方面處于“先天”劣勢。這方面的較早研究可見之于中國留美學者張培剛的早期著作《農業與工業化》。張培剛：《農業與工業化》，華中工學院出版社，年版，第⒉⒋章。該書在論及工業化過程中農業與工業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農業所做出的重要“貢獻”時，深刻揭示了農業和農民的不利處境。張培剛在論述農業的“產品貢獻”時指出，由于工農業產品供求關系變動引起的工農業產品的相對價格變動，往往對農業和農民不利，即當工業品價格由于需求不足而下降時，作為工業品生產原料的農產品價格也將隨之下跌，而其下降幅度卻往往超過工業品價格；另一方面，當農產品價格由于欠收或供給不足而上漲時，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工業品價格也將隨之上漲，且漲幅往往超過農產品價格。由此不難看出，在工農業產品的相對價格（即貿易條件）變動中，農業和農民往往處于不利地位。
另外，在闡述農業的“市場貢獻”時，張培剛認為，農業和農民在向工業化作出市場貢獻時，自身作出了巨大犧牲：即當農業和農民作為工業品的購買者，往往面對“賣方壟斷”市場”，由于價格由賣方決定，因而被迫支付較高價格；而當農民作為農產品的出售者，又面臨“買方壟斷”市場，由于價格往往由買方決定，因此不得不被迫接受較低價格。顯然，在工農業產品交換中，農業和農民無論作為買者還是賣者，總是處于不利地位。
此外，農業和農民的相對劣勢地位，可以經由以下兩方面進一步加以說明。
其一是農產品的特性。由于農產品是有機的生物產品，這種特定的自然屬性使其容易腐爛、變質，不易儲存和運輸，因此，生產者往往希望能夠盡快出售產品，以減少運輸和儲存過程中的浪費，這樣，在出售農產品時，不得不被迫接受低價。
其二是傳統農業中農民組織的渙散性。這種組織上的渙散性使眾多個體農戶，在直接面對市場時（無論作為買者還是作為賣者），客觀上都將使另一方具有某種壟斷優勢。因為，無組織的個體小農戶不僅難以形成利益共同體，相反，容易形成彼此競爭、相互對立、互相削弱的內部沖突之勢。這樣，在面對數量較少的賣方和買方時，農業和農民的失利就成為必然。
由上述因素導致的不利結果，并非不可克服。其出路在于，加快農業現代化中的技術進步以及組織和制度方面的建設。如果將現代制造業提供的先進技術（包括儲存、運輸和保鮮技術）運用于農業，由農產品的生物特性引起的諸多問題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另一方面（即更為重要的方面），是使農業和農民有效地組織起來，形成保護自身利益的組織。這樣，市場結構將會隨之改變，農民為維護自身利益在市場上的討價還價能力及劣勢地位就會根本改善。當然，所有這些條件的最終改善將取決于人的認識和努力。
除了農產品的特性和農民的組織性兩方面因素外，農業和農民的不利處境，還可以經由農產品的供求彈性以及來說明。首先看農產品的供給彈性。可以說，迄今為止，農業生產對自然條件仍然有著極大的依賴性，加上農產品生產周期較長，從而導致農產品的供給呈現較低彈性。這樣，當農產品需求增加以及由此引起價格上升時，農業生產卻不能相應地快速增長，從而使農業難以通過增加供給以獲得價格上漲帶來的收入增長的好處。另一方面從農產品的需求彈性看，由于凱恩斯“基本心理法則”（“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律”）和“恩格爾定律”（“食品消費支出在人們總消費支出中的比重將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愈來愈小”）的雙重作用，加上現代合成材料技術的進步，農產品的需求也呈較低彈性。這就意味著，隨著經濟進步和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農業的增長和發展從需求方面獲得“拉動力”的空間也相對較小?；蛟S人們會說，這種分析排斥了技術進步因素的作用。的確，如果加進技術進步的影響，農業生產或農產品的有限的供給彈性將獲得相當程度的改善，而且，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費結構的改變，農產品的需求彈性也將有所提高。但就整體而言，農產品作為初級產品，與制造品相比，其供給和需求彈性均較低是不爭的事實。另外，與制造業產品相比，在農產品價值構成中扣除各項成本之外，新增價值（“附加值”）部分比重較小，加上其有限的后序“加工”過程又往往被制造業“包攬”和“壟斷”，因此，農業雖然為其他產業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巨大潛力和空間，自身卻囿于比較利益劣勢的局面而難以迅速發展。
最后，還由于農業的技術進步相對緩慢，農業生產結構調整的彈性相對較低，以及農業部門的資本積累率以及農業生產規模的擴張率也較低，因此，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和現代制造業等非農產業的興起，如果一國政府對農業缺少明智的扶持和保護措施，聽任經濟生活中的比較優勢法則和優勝劣規律的作用，那么，農業停滯、農村落后和農民貧困將不可避免。
三、探源之三：“后天不足”中國工業化戰略中的“重工輕農”傾向及其農業負效應
前面，本文從社會經濟歷史背景，以及工業化過程中農業與工業相互關系的角度，對“三農問題”的起源作了一般意義的探討，然而，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發達國家的工業化表現為農業與工業的雙雙進步與現代化？為什么有的（盡管是少數的）發展中國家在戰后推進工業化的過程中成功地避免了“三農問題”的困擾？……顯然，問題的答案還需從各國的工業化的指導思想和戰略選擇中去尋找。
眾所周知，由于對工業化內涵的片面甚至錯誤的理解，我國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在戰后工業化起步以及以后相當長的時期里，始終推行以犧牲農業換取制造業發展的工業化戰略。這種戰略從其推行的開始，就對發展中國家戰后普遍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構”起著強化和加固作用。從另一種意義而言，這種以犧牲農業和農民利益為代價的工業化戰略的實施，又必須以強化“二元經濟結構”作為前提和手段，由此形成了戰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所共有的“工業化”“城鄉分割”與“工農對立”“二元結構強化”的“累積性因果惡性循環”。因此可以說，不恰當的工業化戰略，是我國“三農問題”得以產生、并形成并呈“積重難返”之勢的重要的和直接的原因。因此，對我國工業化過程中制定和實施的重大戰略決策加以反思，為走出“三農困境”尋找出路，就顯得十分必要。
建國以來，我國“城鄉分割”、“工農對立”、“二元結構強化”的傾向集中表現在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各個方面，包括收入政策、價格政策、稅收政策、投資政策，以及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產品提供政策、社會保障和福利政策等。
（）從收入分配政策看，我國自推進工業化以來，一直采取向城市居民傾斜的收入分配政策。改革開放后，隨著農業生產增長和農民收入的增加，這種情況一度有所改善，然而，自年代中期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又明顯拉大。統計資料表明，到目前為止，占我國總人以上的農村居民，其收入在國民收中所占份額還不到，而總人口中不到的城市人口，其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超過劉書明等“關于減輕農民負擔的問題的幾個重大判斷”《財政研究》，年第期。，而且據測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改革前的倍左右，增加到目前的倍左右。
（）從價格政策看，為配合優先發展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戰略，我國長期實施“工農業產品剪刀差”政策，即通過人為壓低農產品價格，以使工農業產品交換條件有利于工業部門的積累和擴張。改革開放后，盡管多次調整農產品價格，但由于工業品價格提高更快，因此，工農業產品價格之間的“剪刀差”非但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擴大。有資料顯示，年間的年里，以“剪刀差”方式流出的農業收入達到億元。年均流出億元，是改革前（年均億元）的倍?！凹舻恫睢边@種“暗稅”給農民增加的負擔已超過農業稅（“明稅”）負擔（同前注）。。
（）從稅收政策看，我國城鄉居民稅賦也呈現明顯的“城鄉倒掛”現象。依據我國目前稅法和現行稅制，城鄉居民稅賦負擔嚴重失衡。從所得稅方面看，城市居民所得稅起征點為月收入元及以上者，而我國絕大多數農村地區農民年純收入不到元，卻必須履行納稅義務。從增值稅角度看，城鎮個體工商戶增值稅起征點為年銷售收入元者，然而，盡管一般農戶遠遠達不到該收入水平，卻戶戶必須交納農業稅。另外，現行稅制對城鎮個體工商戶實行五級超額累進所得稅率，年應稅收入不到元者，稅率為。而在農業方面，對主要農作物征收的每畝實際稅收負擔率（稅金純收益）則分別為：稻谷；小麥；玉米；大米，均明顯高于城鎮個體工商戶所得稅率劉書明等“關于減輕農民負擔問題的幾個重大判斷”《財政研究》，年第期。。另外，城鄉稅收征收方式及其（依據）也存在明顯的于農于不利和對農不公現象。從理論上說，稅收是基于經濟收入的一種派生性收入。而我國農業稅普遍采取“稅跟地走”（“地跟人走”）的均攤式征收方法，以至于許多農戶在幾乎沒有納稅基礎和能力的情況下也被迫成為納稅對象。
值得提及的是，若不是剛剛在全國農村推行的旨在為農減負的“費改稅”政策將多年來使農民不堪負重的稅外“費”賦減了下來，使農民負擔有所減輕，城鄉居民的稅賦差別就更為顯著。
（）從政府投資政策（包括基礎設施和公共產品提供政策）方面看，其“城市偏向性”同樣十分明顯。
一方面，在政府投入方面，我國一直采取向城市和工業建設傾斜的投資政策，改革開放后，雖然財政支農支出總量有所增加，但相對量卻呈下降趨勢。例如，年，財政支農支出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趨勢，即分別為：、、、、、和；年回升到，年又下降為陶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與農民負擔問題探索”《財貿經濟》，年第期。。另外，在政府對農業投入增加的同時，農業稅和鄉鎮企業稅則逐年增加，結果兩兩相抵（不考慮“剪刀差”形式的間接流出），農業和農村的資源凈流出遠遠超過凈流入。另外，在政府固定資產投入中，城鄉差別也十分明顯。例如，在年的政府固定資產投入中，對國有企業的投資占，人均達，元，而對農村集體經濟投入的人均水平僅為元（同前注）。。最后，從我國農業產值比重與政府支農投入比重兩個指標看，也不難發現兩者間的失衡。目前，我國農業產值占的，政府財政支農支出僅占總財政支出的（同前注）。。
另一方面，在基礎設施和公共物品提供方面，“城鄉二元結構”也相當明顯。公共物品應由政府（全部或部分）提供，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國長期以來，在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物品提供方面采取明顯的城鄉差別待遇政策。
農村的公共物品也可分為“純公共物品”和“準公共物品”。前者包括農業基礎科學研究、農業科技成果推廣、大規模土壤改良和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大江大河治理，防治病蟲害、環境保護與公共衛生設施，通訊和文化設施建設，以及年義務教育普及等。后者包括區域性小型基礎設施建設（如：電力、能源、水利、交通、通訊等設施建設）；高中及職業技術教育、農村醫療以及文化設施等。
“純公共物品”理應由中央財政提供，而“準公共物品”則由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財政共同提供。另外，農戶從事的農業生產活動，盡管在性質上被界定為“私人產品”，但由于其產品（尤其是大宗農作物產品）及其產量關系到國家糧食安全問題，因此具有明顯的“外溢性”，政府也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借助于價格、稅收、以及投資政策等直接和間接手段，幫助其降低成本，提高生產并增加收入。然而遺憾的是，我國基礎設施和公共產品提供長期向城市尤其是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傾斜，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產品提供嚴重不足，從而造成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產品提供體制上的“二元結構”即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主要靠政府財政預算解決，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所需資金則主要由農民出資負擔。其后果是：農業科研和技術推廣投入不足。農業生產的科技含量始終難以提高；水利設施長年失修、建設滯后，大江大河治理不利，導致水患頻繁、干旱不斷，農業“靠天吃飯”的局面仍未改變；農村能源交通條件改善緩慢，公共衛生設施和標準遠遠落后于城市，農村九年義務教育普及面臨嚴重資金短缺，從而使占人口近的農村人口生活水平和勞動力素質不能迅速提高。
（）從社會保障和福利政策看，我國社保體制“城鄉差別待遇”更為明顯。城鎮居民享有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的保護；城鎮國有企業下崗職工享有“三條社會保障線”即“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業保險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政府舉辦的“再就業工程”等措施的關懷和保護；此外，城市居民還不同程度地享受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社保制度提供的好處。而在農村，除了土地作為農民賴以生存的唯一保障外，農民的生老病死別無其他保障。農民生活的目的和全部意義變得如此簡單，那就是為生存著而“活”著。
三農問題的地位和作用范文4
[關鍵詞]農村 合作金融機構 市場定位
中圖分類號：F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6）05-0301-01
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由特定地區的自然人、個體工商戶、企事業法人等其它類型成員投資入股，按照現代企業制度來運作的地區性金融機構，它的特定服務對象決定了它的經營方向，確定正確的市場定位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障。
一、堅持正確市場定位的重要性
1、有效解決三農問題
我國不斷加大對“三農問題”的關注，并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這不僅使得農民生活得到了較大的改善，而且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也得到潛在的發展空間。在不斷深化農村合作金融體制改革的過程中，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經營目標主要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即以“三農”服務為宗旨的目標、服務宗旨與盈利統一的目標、支持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這三種經營目標與農村、農業、農民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因此，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應堅持正確的市場定位，在三農問題的解決方面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2、推動中小微企業發展
隨著我國一系列興農、富農政策的出臺，特別是新農村建設的深入推進，給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機遇。而要抓住這個機遇，就需要合作金融機構明確服務“三農”的市場定位，制定科學的發展規劃和戰略。在正確的市場定位的指導下，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可以不斷提升自身的市場競爭力，不斷發展特色金融服務，為地方中小微企業的融資、結算等提供便利，為自身贏得發展空間和機遇。
3、帶動地方經濟發展
農村金融發展過程中，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是主力軍。深化農村金融改革，重點是深化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改革，改革的目的是更好地為新農村建設服務。在這個過程中，堅持正確的市場地位可以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建立起相對完善的農村金融體系，對于農村經濟的發展以及新農村的建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為此，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必須為新農村建設立業，鞏固農村金融陣地。
4、促進社會事業發展
發展社會事業，可以提供更多的公共安全與生產安全；食品安全與生物安全；城鄉建設、勞動就業與社會保障；以及與人民精神生活有關的文化、教育、體育等相關領域的服務，其意義是十分重要的。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在發展過程中，堅持正確的市場定位，可以為社會事業的發展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和培植區域信用體系建設，凸顯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為社會事業的發展所起的促進作用和發揮的社會價值。
二、堅持正確市場定位的必要性
1、關注“三農”市場
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宗旨是服務“三農”，解決三農問題。因此，要堅持正確的市場地位，必須關注“三農”市場，建立現代化的農村金融制度。目前，政府部門已經制定了相關的政策與要求，我們應該引以為戒，推動與農業關系密切的金融機構的改革與創新。就目前來看，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在三農金融市場方面發揮著主導作用，而國有商業銀行機構網點在不斷地延伸，股份制中、小銀行在三農市場持續增設網點，隨著農村金融市場準入門檻的降低，新的金融機構將蜂擁進入農村金融市場，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一樹獨大的局面將會被徹底打破。為此，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必須關注、盯緊“三農”市場，因勢利導。只有這樣，才能牢牢占據農村金融市場。
2、關注中小微企業
農村合作金融機構還必須時刻關注地方的中小微企業市場，并把它作為自身的市場定位。中小微企業是對中型企業、小型企業、微型企業、作坊式企業、個體工商戶的統稱。與大型企業相比，中小微企業在管理體系、資本、人才配置等方面都存在較大的差距。但是，對于農村地區而言，中小微企業是市場發展主體，也是地區經濟發展的主要影響因素，它們的發展前景非常看好，市場空間很大。因此，對于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而言，要實現自身的持續健康發展，就不能忽視中小微企業市場。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要想占領中小微企業市場，可以采取細分策略以及集中性策略。細分策略又稱為差異性策略，就是將目標市場進行細分，分成若干個性質存在差別的市場，并有針對性地開展不同的金融服務；集中性策略就是根據機構自身需求以及市場發展，選擇一個重點目標市場，集中優勢開展業務，以占領這一領域為目的，帶動整個機構的營銷過程。對于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而言，這里的“重點目標市場”，就是指中小微企業市場。要根據企業的實際需求，開展不同的金融服務，并適時為客戶提供一定的優惠政策，并充分地發揮新技術、新科技的優勢，利用網絡、電話、媒體等途徑拓展服務空間，降低交易成本，使這些中小微企業成為長期穩定的合作伙伴。
3、關注地方經濟的發展
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是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巨大推手。因此，堅持地方經濟發展的市場定位，必須隨時關注農村地區經濟的發展，不斷完善機構建設，提高機構的金融服務職能以及抵抗金融風險的能力。
首先，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要建立和完善貸款定價方面的管理系統，根據差別原則來實施分層、分組管理，利用下屬機構的細分化與動態化管理健全授權約束制度。
其次，建立量化定價體系，對現有客戶的信用評級進行系統化管理，并以此為基礎進行專業分工，對利率定價、風險控制與績效考核要不斷細化。
最后，要根據產品、客戶與業務經營的成本核算與績效考核來進行核算，貸款定價給這個過程提供了所需的基礎數據。
通過這樣的方式，為農村經濟的發展提供良好的金融環境，推動地方經濟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確保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農村金融主力軍地位不動搖。
4、關注社會事業的進步
社會事業可兼具公益、準公益和盈利，推進社會事業發展，具有完善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統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重要功能。在我國社會事業改革中，政府需逐步轉換既是投資者，又是管理者、經營者的多重身份，推進社會事業的多元化、社會化、市場化，并按照管辦分離的原則，對社會事業進行分類管理。同時，通過營造良好的環境，積極引導社會力量參與社會事業的興辦。因此，對于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而言，應該關注社會事業的進步，了解社會事業建設的重要作用，積極參與到社會事業中去，通過改善金融服務、加大資金投入等方式，不斷推動社會事業的發展和進步，充份體現自身的社會服務職能和功能。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自身的良好發展。
三農問題的地位和作用范文5
(一)不科學的管理方法
在幾次農村信用社改革中，有一個重要的表現，那就是權力下放。這樣做有利于管理對信用社進行直接有效的管理，能從根本上提高信用社的管理效率，也有效的避免信用社對中國銀行的資金依賴，擁有獨立的經營權。但是這樣的權力下放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首先，在權力下放過程中肯定會涉及到地方政府對信用社的干預和管理，尤其是對信用社資金和資源的管理，當地政府容易進行過多干預，這樣顯然不利于信用社獨立的發展，產生政府對信用社管理侵權的局面。其次，目前我國農村信用社仍然采用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式，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信用社的管理方式應該以市場為主而不是行政方式。作為一種新型的金融企業，農村信用社的經營經驗還不足，如果一直處于行政管理狀態顯然不利于農村信用社的長遠發展。
(二)財務型管理人才缺乏
作為我國的金融機構的組成部分，財務管理是信用社的主要方面。但是由于信用社還處于發展階段，在財務管理方面缺乏必要的人才資源。財務管理是信用社經濟管理的重要方面，財務管理人才的缺乏顯然使我國農村信用社的經濟效益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發展。信用社的一切經濟活動都是資金運轉來進行的，由此可見財務管理對農村信用社的重要作用。由于我國信用社主要位于農村，其管理方式多為粗放型管理，相關體制較落后，從而不能使信用社的經濟管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信用社作為金融企業的一種，其經營目的同樣是追求最大化的經濟利益，但是由于財務管理人才的缺乏，導致信用社經營成本增大，吸引儲蓄的能力下降，同時貸款能力不足。另外由于信用社的特殊地位，很多財務管理人員在進行財務管理之外還要承擔其他的管理職責。
(三)改革定位具有矛盾性
在農村信用社的多次改革中著重強調了信用社的產權關系，指出必要嚴格按照市場經濟的規范進行改革，同時鼓勵農村信用社向著商業化的趨勢改革，是信用社真正的實現自我發展和自主經營，同時自擔風險，進行自我約束。另外在改革中作為農村信用社必須扎根于農村，并為農村的經濟發展做貢獻，始終堅持為三農的服務。雖然在信用社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方面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但是作為從中國農業銀行分離出來的信用社資金實力肯定比不上那些國有商業銀行，為了實現有效的發展，必須要大量資金的支持，但是這顯然不符合服務三農的宗旨，若要強調農村信用社服務三農的目標，這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信用社的改革初衷。因此應該調節好信用社的宗旨和改革目的，使兩者能有機結合，真正為農村經濟發展做貢獻。
二、有效解決現代信用社經濟管理問題的對策
雖然我國農村信用社在經濟管理體制方面存在很多問題，但是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完善，提出相應的解決對策是十分必要的。
(一)改革信用社股金結構，采用下放式與合作制的經營模式
面對目前信用社改革問題中出現的權力下放嚴重，政府限制較多等問題，在堅持權力下放的同時，農村信用社的經濟管理還必須堅定的執行合作制經營模式，充分調動農村信用合作社自身的能動性，強化其自身的管理體制，以此來增強信用社的風險抵抗能力。同時農村信用社在發展過程中應充分增強對信用社成員服務能力，積極調動信用社成員的工作熱情，使其提高工作效率，這顯然也是有利于信用社有效發展的。信用社經營管理體制的改革中權力下放也應該運用到信用社內部管理體制中去，鞏固信用社成員在信用社管理中的地位，形成整體的、系統的信用社管理體制。最后權力下放要求信用社成員深入到農村和農民中去，積極了解三農問題，為信用社宗旨服務。
(二)建立完善的信用社資金結算體系
由于農村信用社缺乏專業的財務管理人才，因此一方面要積極引進優秀的財務管理人才，另一方面要建立科學的資金管理結算體系。現代農村信用社應該在繼續開展同城票據結算的基礎上，另外開展其他類似商業銀行的轉匯業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農村信用社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首先，要積極進行信用社其他業務的培訓和學習，通過利用現代化的技術水平建立全國結算業務，提高信用社的結算能力，擴展信用社的經營業務。其次，農村信用社可以借助其他一些商業銀行結構聯合開展資金結算轉匯業務，當然也可以結合一些其他組織結構開展自身的資金結算體系。最后，完善的信用社資金結算體系離不開優秀的資金管理人才，所以擴大農村信用社財務管理人才的招收是建立完善信用社資金結算體系的重要前提。
(三)組建農村信用社自律組織，對信用社改革進行準確定位
進過幾次管理體制的改革，我國農村信用社經濟管理體制取得較大進步，但是由于改革目標與信用社改革過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存在矛盾沖突，主要是信用社經過改革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這與信用社的服務宗旨相違背，應該在進行信用社改革的過程中加強信用社的資金運用能力，同時加強信用社在業務管理、員工管理、資金結算、資金調配方面充分發揮信用社的組織協調能力。組建農村信用社的自律組織，既可以切實為農村信用社服務，又可以保證政府組織等相關部們規定的落實和執行。信用社經濟管理體制有效改革和創新，能為信用社未來的發展提供有利的支撐，也為信用社不斷發展、協調與平衡做貢獻，從而增強信用社的組織管理能力。對于目前信用社存在的問題，有多種解決策略，上面幾條對策研究只是在筆者有限的知識范圍內提出來的。
三、結束語
三農問題的地位和作用范文6
【關鍵詞】農民致富 融資 乘數效應
一、引言
乳山市地處山東半島東南端，經濟結構以海洋產業、旅游產業和房地產產業為主，針對這種情況，本文重點分析農村信用社作為一個金融機構在促進當地產業發展和經濟發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尤其是在促進農民增收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新世紀以來，三農問題愈發受到重視，農業人口占全國人口比重較高，因而解決三農問題對實現全面的和諧小康社會具有非常大的現實意義。促進農民致富是有很多方面，但是解決農民的融資難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由經濟學原理，雖然提高供給是融資的根本目的，但是如何保障貸款資金的安全和提高銀行的貸款收益率才能從根本上持續地增加有效供給。目前央行和銀監會出臺了很多措施鼓勵銀行向三農提供資金，雖然起到了一些的作用，但是這種輸血式的融資方式不能完全徹底解決問題。中國農民是一個很重視信譽的群體，大多情況下的不還貸基本是由于自身經濟狀況窘迫所致，因此只有促進農民致富，才能保障銀行貸款的安全和提高銀行的貸款收益。這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并且具有乘數效應，兩者互相擴大。
二、農村金融當前供求現狀
Patrick（1966）在分析發展中國家經濟和增長金融發展時認為金融的發展模式有兩種。一是供給引導型模式（supply-leading），認為金融機構和相關金融服務的供給應優先于需求，強調金融服務的供給對經濟的促進作用；二是需求追隨型模式（demand-following），認為經濟主體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產生的金融需求而導致了金融機構和金融服務的產生。在經濟發展初級階段，供給引導型模式居于主導地位，而隨著經濟進入成熟階段，需求追隨型模式將逐漸代替供給引導型而居于主導地位。Patrick的這一論斷，對我國的銀行業發展過程有一定的解釋作用。1994年成立的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和最初設置的中國農業銀行都屬于供給引導型模式；而由我國小農經濟由于缺乏資金而自發組成的農村合作基金以及隱藏起來的民間借貸基本上屬于需求追隨型模式；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成立屬于供給引導和需求追隨交織型模式，并最終落腳于供給引導型金融，這樣一種結果需要我們繼續探討是否合適。在我國目前情況下，供給引導型模式的農村金融機構的優點是進入阻力小能夠很快發展起來，并且風險也由于具有目標性而易于控制；但是正是由于這種目的性很強的發展過程，導致其提供的金融服務的數量不大，并且其資金流向和融資很容易收到當地政府的影響。而需求追隨型模式可以十分靈活地使資金流向高收益和最大需求的地方，能滿足大量并且多樣化的融資需求，當然結果也是會放大貸款風險。農村的金融服務需求因需求主體差異而呈現多樣化趨勢，我國農村經濟主體日益多元化，既有傳統農戶，也有鄉鎮中小企業、農業專業化和集約化的企業，其對資金的需求更是持續擴大。以乳山市為例，由于該市地處東部沿海地區，當地農民多從事海洋捕撈和海產品養殖，因此其很多融資需求來源于海洋養殖和捕撈等項目。由于農業和農村經濟的自然屬性導致他們很容易受到市場環境和政策因素的影響，導致其風險很不確定，因此金融機構在對農村進行信貸支持的時候必然承受一定的風險，但是我們可以通過下面的相關分析知道這種風險在一定條件下會帶來更大收益甚至會降低風險。
三、乘數效應分析
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是一種宏觀的經濟效應，是指經濟活動中某一變量的增減所引起的經濟總量變化的連鎖反應程度。乘數效應是宏觀經濟學的一個概念，也是一種政府在控制宏觀經濟時常用的一種手段。最典型的就是在貨幣在貨幣發行與流通中會存在的乘數效應，其完整的貨幣（政策）乘數的計算公式是：k=（Rc+1）/（Rd+Re+Rc）。其中Rd、Re、Rc分別代表法定準備率、超額準備率和現金在存款中的比率。這種乘數效應在經濟生活中大量的存在，本文以乳山市農村信用社為例，選取相關數據對農村融資和銀行存貸款之間的乘數效應進行分析，根據中國人民銀行2012年2月24規定的存款類金融機構的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農村信用合作聯社等中小型金融機構的存準率為17%，研究發現當金融機構在合理審慎的放出貸款后，整體來說農民的收入增加了，雖然出現一些不良貸款，但是農民增收的部分通過乘數效應再次存入金融機構，進一步加大了金融機構的存款規模，這不但增加了銀行的利潤規模，也同時增強了銀行抵抗不良貸款的能力。乳山市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在下面鄉鎮設有相關分支機構，那些設置在農業和漁業等發達的鄉鎮上的分支機構，由于當地農戶富足而使存款量大增，這在一方面增強了信用社的盈利能力，一方面也同時增強了其抗拒風險的能力，這進一步證明了當地農業經濟的發展和農民的致富對信用社發展所起到的強大作用；另一方面，農村信用社在政府引導下所支持的項目和產業都有了長足的發展，而這些發展起來的產業通過乘數效應又促進了農村信用合作聯社的發展，并且那些富裕的鄉鎮和發展良好的產業平均來說對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帶來的不良貸款比例相對較低，這在一定程度上證明大多情況下的農民不還貸基本是由于自身經濟狀況窘迫所致，因此只有促進農民致富，才能保障銀行貸款的安全和提高銀行的貸款收益，這種雙向互益的過程在乘數效應的作用下進一步擴大。
四、農村信用社在促進農民致富上的對策建議
1.擴大農村金融服務范圍，首先要擴大對農村提供金融服務的種類和提高相關層次； 其次，要對經濟結構和貸款類型進行細化和標準化，形成一種嚴格程序化的授信流程，在自己所服務的地域范圍進行低成本又具有可行性的信用征集。現階段各級聯社高度重視農村金融服務，也從各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所以從金融體系來說，種類是比較齊全的。提高農村金融服務能力，將其金融服務進行推廣，做到為民所知、為民所用，設身處地提供農村金融服務。
2.加快農村保險發展進程。設置創新信貸保險品種中大力發展農村農業保險事業是一項不可缺少的任務，加快建立農業再保險和巨災風險分散機制，使農民和金融機構在遇到不可抗拒的風險面前增強抵抗力。在健全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方面，要鼓勵保險公司從事這種事業，在這個過程中保險公司可以同農村信用社進行信息共享，這對信用社、保險公司農戶都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對信用社來說可以降低不良貸款風險，對保險公司來說擴大了業務范圍，對農戶來說也會在融資方面比較容易，對當前農村存在的地下錢莊和高利貸等非法金融活動也是一種有效的阻止。
3.改善農村地區金融生態環境。要發展多層次全面的健康農村金融體系，必須大力改善我國現在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由于我國農村地區的經濟文化落后，導致農村金融服務也相當落后，因此當前要改善農村地區的金融生態環境必須進行宏觀統籌。首先，以縣域、鄉鎮為地域范圍，設置信用評級機制，將農戶信用記錄進行備案，對惡意拖貸欠貸的農戶進行相關懲罰，對信用良好者進行正向激勵，比如放寬貸款條件等。其次，努力引導社會資金流向農村地區，這也是當前最緊迫和最重要的任務。乳山市農村信用社的存款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于其協理員所吸收來的農村存款，由此可以看出農村的富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信用社的發展壯大，但是大多數貸款卻流向了農業之外的項目上，因此引導資金流向農村，促進農村的經濟發展是當前比較艱巨的任務。這項任務不但于農村和農民有利，也對一個扎根于農村的金融機構來說也非常的有利，只有反哺農村，促進農民的致富，農村信用社才會有立足之地，也才會有長久持續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徐芳，王波. 農村金融體制改革與創新思路[J]. 經濟學家，2005（05）.
[2] 馬曉河，姜長云. 關于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若干思考[J]. 經濟研究參考，2003（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