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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影響范文1
從2000年之后，中國在發展中國家逐漸進入老齡化社會。老齡社會是指總人口中65歲及以上的比重大于7%；這個比重大于14%，叫做嚴重老齡化；大于20%或者是25%，叫做超老齡化。2000年全國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為7.0%，2010年又上升為8.87%，2000年為8872萬人，2010年增加至11883萬人，年平均增長率為3.0%，大大高于同期全國總人口（0.57%）。城鎮退休人員從2000年3170萬人增加到2011年的6826萬人，年平均增長率為7.2%，這標志著中國進入老年人口第一個高峰期。
到2020年，中國將進入老年人口第二個高峰期，這是受第二次生育高峰期的影響。根據聯合國人口數據庫（2012）預測，到2020年中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2.42億人，占總人口比重達16.9%，到2030年分別增加至3.46億人和23.8%，到2050年中國將形成老齡人口高峰。
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不僅是世界上老齡人口最多的國家，而且在2010年之前60歲及以上人口就超過了歐洲，在2010年之后65歲及以上人口超過歐洲，到2030年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將占世界總數的24.6%。
未來中國人口最大的挑戰就是老年人口負擔。人口老齡化的迅速來臨使得老年撫養系數快速提升。2000年，中國平均9.1個勞動力供應一個老人，2020年平均5.9個勞動年齡人口供養一個老人，到2050年平均2.7個勞動年齡人口就要供養一個老年人。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持續下降，明顯低于婦女生育更替水平，進入“少子化”。2011年4月底公布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大陸人口老齡化和少子化的現象比原先估計的更為嚴重。與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總人口數相比，10年間共增加7390萬人，年均增長率0.57%，增速相當于1990年至2000年的年平均增長率的一半。隨著生育率慣性下降，今后人口增L率還會進一步下降，總人口規模也會明顯降低。
老齡化和少子化已經成為最重要的中國人口基本國情，我國勞動力年齡結構、人口撫養比例、代際關系正在發生重大變化，這將給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發展帶來深刻影響。
少子化的一個后果就是人口總數將出現下降，由于長期人口生育率低于2.0，根據聯合國預測，到2030年中國人口總數達到峰值――14.53億，占世界總人口比重的17.5%；隨后中國總人口數開始下降，到2050年中國人口下降至13.85億人。從少兒人口規模來看，1990年印度已經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少兒人口第一大國，雖然人口總數還低于中國，兩者的差距持續拉大，到2050年印度的少兒人口將接近中國的2倍。這表明，中國需要遏制過快的少子化，以保持人口適度規模，加強對人力資源的開發，從人口數量的競爭，轉向人口質量的競爭。
我們特別需要吸取日本的教訓。日本從1973年之后婦女總和生育率偏低，到2004年降至1.29。與此同時，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從7.6%上升至20.0%。少子化和老齡化已經成為日本發展最大的挑戰和最大負擔之一，也是日本經濟增長乏力和內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
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影響范文2
目前，我國生育率進入超低水平，婦女總和生育率明顯低于更替水平?？偤蜕适侵钙骄繉Ψ驄D生育的子女數，國際上通常以2.1作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即考慮到死亡風險后，平均每對夫婦大約需要生育2.1個孩子才能使上下兩代人之間人數相等。通常把低于1.5的生育率稱為“很低生育率”，低于1.3的生育率稱為“低生育陷阱”。目前我國總和生育率在1.4至1.5間，遠低于2.1的更替水平，低于世界2.5的平均水平，甚至比發達國家水平1.7還低。這個水平已經非常接近“低生育陷阱”。經驗表明，所有掉入“低生育陷阱”的國家，都沒能再重新達到人口更替水平。國務院曾經組織開展的人口發展戰略研究認為，我國人口總量峰值應控制在15億人左右，婦女總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過高或過低都不利于人口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因此，人口生育政策越早調整，其所產生的效果就越明顯。
性別比失衡。目前我國的出生人口男女性別比的平均值已高達117.84，位居世界首位。根據自然規律，男女出生的正常比值應該在103-107之間。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出生人口的性別比持續高位。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除和新疆外，我國內地所有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均呈偏高態勢，有15個省份的男女出生比在115以上，九個省份高達120以上。
出生性別比失衡將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導致我國數量龐大的男性打光棍。此外，還出現了家庭結構失衡，大量4：2：1的倒金字塔家庭的穩定性讓人堪憂；城鄉失衡也不容忽視，城市的繁華吸納了大量進城務工人員，農村呈現以留守兒童、婦女、老人為主的人口特點，導致了不少民生問題。
人口結構嚴重扭曲，出現快速老齡化和嚴重少子化。我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1999年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到1.32億，占總人口的比重超過10%，標志著老齡社會的開始；2001年我國65歲以上老人比重為7.1%，超過7%老齡化警戒線。目前形勢越來越嚴峻，2014年，老年人口增加到2.12億，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15.5%，老年人口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未來可能進入超老齡型社會，2015年至2020年將是我國人口老齡化高速增長期，預計2020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將達到2.5億，2025年將達到3億，到2050年我國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數量將達到4億，占總人口比重將超過30%，成為超老年型國家。我國老齡人口增加快于世界水平，人口老齡化、高齡化、失能化、空巢化、未富先衰；農村比城市先老、東部比西部先老，老齡化進程階段性不均衡。如此快速的老齡化，將會給經濟社會帶來巨大負擔，養老、醫療、生活等問題將會接踵而至。
與快速老齡化相疊加的是，我國已經進入嚴重少子化社會。
統計表明，從1982年開始至今，我國0-14歲人口比重已經從33.59%下滑到2013年16.4%，其中2010年第一次低于18%，正式進入少子化社會。2014年0-14歲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只有16.5%，已經處于嚴重少子化，大大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這種趨勢還在繼續。日本是最早進入超少子化的國家，之后近20年的經濟調整與超少子化不無關系。
少子化導致勞動力規?？焖倏s減和勞動力的老齡化，造成學校教育生源危機，影響人力資本積累和社會創新能力，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影響范文3
根據聯合國的數據，到 2050 年， 全球老齡人口將增加到近 2 0 億， 而60 歲以上的人口也將超過15 歲以下的青少年人數。由此可見，人口老齡化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世界性潮流，而我國在1999年的時候，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經達到1.32億，占總人口比重超過了10%，這也標志著我國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 且目前已經成為世界上老齡人口比較多和人口老齡化程度比較高的國家之一。由此可見，人口老齡化問題已成為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共同面對的挑戰之一。
一、關于當前我國人口老齡化現狀的探討
目前，大部分學者通過分析了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認為中國步入人口老齡化以來，老齡化發展加速，且進程很快。如劉思敏（2011）認為，我國的人口老齡化快于西方的原因在于中國近三十多年的人口計劃生育的政策，使得人口生育率長期低于人口的更替水平。徐文杰（2011）則進一步認為，經濟發展水平的狀況決定了老年人口分布的狀況，因此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人口老齡化也相對比較嚴重。
二、關于我國人口老齡化特點的研究
1、“未富先老”。大多數學者認為中國具有“未富先老”這樣一個顯著的特點。“未富先老”是鄔滄萍教授首先在20世紀80年代首先提出，他認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總人口和老年人口都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又由于中國長期積貧積弱，在改革開放前我國的GDP還不到世界的1%，中國人口龐大，并且又迎來加速老齡化階段，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國家（2006）；田雪原（2010）則認為在21世紀的今天，“未富先老”的特點始終伴隨著我們，制定人口老齡化發展的政策等，必須考慮到這樣的特點的制約和影響；馮慧陽（2011）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認為“未富先老”的特點是更加明顯的，經濟發展水平的速度趕不上人口老齡化的進程。劉士杰和原新（2011）則把“未富先老”認為是我國的基本國情。
2、“未備先老”。另有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具有“未備先老”的特點。如李建民，杜鵬等學者（2006）則認為“未富先老”并不是當前我國人口老齡化的本質特征，中國當前的老齡人口問題也是和“未富先老”無關的，并指出老齡化挑戰的真正含義是“未備先老”。而穆光宗等（2011）則認為人口老齡化除了具有“未富先老”的特點外，還具有“未備先老”，“孤獨終老”的特點。
3、區域發展不平衡。有些學者認為我國的區域發展不平衡也是人口老齡化的一大特點。如王志寶，李國平等（2013）通過分析了近20年的人口面板數據，認為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區域差異較大，且和經濟發展狀況的關聯性比較高，認為經濟發展是推動人口老齡化的重要的因素之一。
4、其他特點。其他學者則從自己的角度提出了人口老齡化的其他特點。如錢凱（2010）認為人口老齡化除了具有以上兩個特點外，還具有老齡人口總量“多”，老齡人口的增速“快”的特點。史佳穎等認為（2013）人口老齡化在微觀層面上表現為少子老齡化，因此中國的老齡化還具有典型的少子化特征。
三、關于我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研究
大多數學者認為，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在21世紀共分為三個階段。如徐文杰（2011）認為，2001—2020為快速老齡化階段，2021—2050為加速老齡化階段，2051—2100為穩定的重度老齡化階段。穆光宗（2011）則指出，人口老齡化將伴隨著21世紀的始終，而且2030—2050年是中國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時期。
而有的學者則從其他角度提出了我國未來的老齡化趨勢研究。如賈云竹等（2012）是從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女性化的趨勢研究出發，認為隨著我國未來經濟社會的發展，特別是女性各個年齡段死亡風險的進一步降低，未來我國老年人中的女性化程度將會逐漸深化。
四、關于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研究
大部分學者認為我國的人口老齡化是兩個方面的作用結果：一方面是生育率降低，另一方面是我國人均壽命的延長。如孫一（2010）認為人均壽命的延長，出生率下降是造成我國人口老齡化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但是學者對這兩個影響因素的作用機制的看法確不盡相同。如吳紅喬（2010）認為少子化是我國發生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原因，而我國少子化的直接形成原因是由于生育率的降低；何建寧（2010）在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了計量分析和回歸分析之后，認為影響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因素是生育率，而人口密度又是影響生育率的根本原因。
有些學者則從其他的角度分析了人口老齡化的形成原因。如原新等（2009）采用假設模擬的方法再現了1982-2007年人口發展進程，考察了相關人口學變量：生育率、平均預期壽命、人口慣性作用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結果發現在這三個變量中，人口慣性作用的貢獻率為最大，為56. 06%；馬驍驍（2010）則通過實證分析證明，在造成人口結構老齡化的原因中，經濟水平和生育政策是兩個最為顯著的影響因素，并認為即使中國實施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經濟增長對人口老齡化的促進作用仍要大于政策因素，但與國際相比，經濟因素起到的作用仍相對較小。
五、關于我國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社會的影響研究
（一）經濟層面。一些學者認為人口老齡化對國民收入分配、消費、儲蓄投資、勞動力供給和勞動生產率、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等經濟領域帶來一定的影響。
1、關于人口老齡化對國民收入分配的影響。李軍（2013）認為人口老齡化改變了經濟活動中的勞動力和非勞動力人口的數量比例，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經濟的供給和需求，最終影響了整個經濟的運行。何奇等（2012）認為人口老齡化正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正從積極因素轉向消極因素，因此中國應當逐漸降低財政支出的規模，可將更多的財政資金分配到我國的公共教育領域。
2、關于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的影響。在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研究中，有關人口老齡化與消費需求的研究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王金營等（2006）通過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時間序列分析，將人口年齡結構引入了標準消費人的消費函數中，發現人口老齡化對消費水平、消費規模、消費結構均有影響，并且發現隨著老齡化程度的提高，會使人均收入提高所帶來的消費水平增加速度減小，老齡化也會降低未來消費水平和比率；王森（2010）在將人口的年齡結構引入消費函數的基礎上，采用中國的數據進一步解決了消費函數可能存在的偽回歸問題，使模型對現實的解釋方面更加具有說服力和可靠性。于瀟等（2012）利用包含人口年齡結構的消費模型，分析了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的影響，并實證分析和討論了中國的消費函數，對人口老齡化和消費之間關系做了進一步的研究。
3、關于人口老齡化對儲蓄投資的影響。學者們對人口老齡化對儲蓄投資的影響的觀點不盡相同。大部分學者認為根據生命周期理論，老年人口比重的相對提高會導致國民儲蓄率的降低。如杜本峰（2007）認為人口老齡化會使中國儲蓄率和投資率下降，從而加大了資本積累的不確定性，影響了金融市場的穩定，進而導致經濟發展出現系列波動；劉永平和陸銘（2008）則以中國家庭中的父母自利性假設為出發點，得出老齡化程度的提高使儲蓄率下降的結論；而李中秋，王朝明（2013）同樣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對儲蓄率有負效應，且由于未富先老，城鄉倒置的老齡化狀況，使得人口老齡化對儲蓄率的影響方面更加復雜。
有些學者不完全認同人口老齡化對儲蓄率的負效應或者程度。如唐東波（2007）借助于一個簡單的兩期疊代的模型，揭示了人口老齡化一般會使得居民的最優儲蓄增加的結論；王森（2011）則基于VAR模型的方法，使用了1979-2009年的數據，對我國的人口老齡化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做了定量分析，結果發現人口老齡化雖然對居民儲蓄率有影響，但影響程度并不大，貢獻率僅占1%左右，而居民收入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反而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比較大；毛毅（2012）則區分了當期和上期的老年人口撫養比對人均居民儲蓄的影響，他是運用地區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當期的老年人口撫養比對人均居民儲蓄的影響為負的，而上期的老年人口撫養比對人均居民儲蓄并沒有顯著影響；黃潤龍（2012）認為多種經濟社會因素影響了居民儲蓄水平，而人口老齡化是是通過社會經濟變量來間接影響儲蓄水平，而且認為，老年人因為消費減少及我國家庭結構的變化因素，會導致儲蓄隨著老齡化而增加；朱禮華，趙志勇（2013）運用中國的省級面板數據和日本的有關方面數據，針對老齡化的儲蓄效應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人口老齡化的儲蓄效應具有階段性的特征，并且中國近20年來的經驗數據也表明，老年人口比率的上升提高了國民儲蓄率，但是預計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將會展現出類似于日本的人口老齡化儲蓄效應，即人口老齡化將降低國民儲蓄率。
4、人口老齡化對勞動力供給和勞動生產率的影響。一般而言，人口老齡化會導致勞動力短缺，降低勞動生產率。但有的學者認為，針對我國具體的情況，我國雖然已經進入到人口老齡化的階段，但是目前我國還沒有出現勞動力短缺的情況。如祁峰（2010）認為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生育年齡的人口多，一段時間內并不會出現勞動力短缺的問題，但國家政府方面應該積極防范。并從老年人口與青年人口的狀況對比，認為人口老齡化會降低勞動生產率。
5、關于人口老齡化對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影響。大多數學者認為人口老齡化不利于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如彭秀建（2006）運用“中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宏觀經濟后果進行了量化分析，發現中國人口老齡化將通過勞動力的負增長以及由此導致的物質資本的低增長來減緩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陸銘（2008）認為長期經濟增長將隨著老齡化增強而下降，但如果加快人力資本積累速度，將會大大地減緩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齊傳均（2010）則從三個角度進行了實證分析：人口老齡化將導致勞動力供給下降、人口老齡化不利于資本形成、人口老齡化將削弱全要素生產力，分析認為，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方面的不利影響是不容置疑的。
6、其他方面的影響。吳帆、李建民（2010）從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的代際關系影響角度，認為人口老齡化加深了社會代際關系的變化，從而使勞動力市場方面、社會公共資源分配方面、社會養老保障和待機利益關系格局等具體的方面都呈現出一些新特征；劉輝煌等（2012）利用因素分解和動態面板的實證分析，認為中國近年來人均碳排放量增加的原因是人口老齡化，并且人口老齡化和碳排放存在顯著的倒U型關系。
（二）社會層面。另有一些學者認為，人口老齡化同樣也對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等社會領域產生一定的影響。如田雪原（2007）認為隨著老齡人口數量的增加，用于養老金及醫療支出的數額和比例也隨之增加，從而使得政府財政壓力增大，政府預算中用于支持經濟發展的工業支出則緊縮，必然不利于經濟社會的發展；童玉芬等（2008）針對北京市的人口老齡化狀況，就北京市人口老齡化對社會保障支出的影響做了定量關系分析，認為人口老齡化與社會保障支出水平成明顯的正相關的關系，并預測了北京市未來的人口老齡化趨勢及變動對社會保障支出的影響；林森，張軍濤（2013）認為人口老齡化會對醫療保險產生影響，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參保人員的結構老化，二是醫保“隱形債務”的增加，三是醫療保險基金支出的增加，并參照了國外醫療保險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經驗，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
其他影響：包玉香（2012）從人口老齡化對區域經濟的影響角度出發，以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為基礎，將人口老齡化因素引入了該模型中，得出人口老齡化對區域經濟的效應具有雙重效應—正效應和負效應等一系列結論。陳衛民，張鵬（2013）從人口年齡結構如何影響通貨膨脹的角度出發，將人口結構引入一個生產者最優化模型當中，并經過實證研究，認為當老齡化程度較高時，老年人口比重上升會推動通貨膨脹率上升。
六、評述和建議
1、國內學者對我國的人口老齡化現象以及老齡問題的研究已經取得了相當豐富的理論成果，然而，他們的觀點也存在著一些不足。例如，有的學者提到我國的人口老齡化存在著嚴重的區域間的不平衡，但是他們在分析這種不平衡的時候，并沒有討論區域間的人口遷移（流動）對人口年齡結構的影響。
2、有關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社會的影響研究是大量學者研究的重點，但是大多數的研究集中在定量分析和描述性分析的基礎之上，定性分析的研究相比國外而言，還不是特別充足。
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影響范文4
近三十四年以來，受益于改革開放等基本國策，浙江省經濟發展迅速，經濟增長成果全國矚目。2012年浙江省人均GDP突破一萬美元大關，名義國民生產總值比三十年前增長了一百多倍。民營經濟蓬勃發展，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引擎。然而，在經濟增長迅速的背后依然有很多問題值得我們深思。過去引人注目的經濟增長主要來源于龐大的人口和對資源的過度消耗，伴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升級的必要，浙江省經濟也面臨著下行的巨大壓力。勞動力資源伴隨著人口老齡化開始減少，很多人認為過去幾十年高速增長的經濟成果歸功于人口紅利下充沛的勞動力供給。由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嬰兒潮和八十年代的計劃生育等歷史原因，人口年齡結構正在發生明顯的變化，我國正在逐漸步入人口老齡化社會，老齡化表現為青少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降低而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增大的現象。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老年人口的迅猛增長會給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下行的壓力。
根據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經濟增長的源泉主要來自于儲蓄上升、人口增長和技術進步。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會直接影響處于青年期的勞動人口數量，從而影響經濟增長。充足的勞動力供給為經濟的穩定增長提供了人力資本。勞動力供給是指在一定的市場工資率的條件下，勞動力供給的決策主體愿意并且能夠提供的勞動時間，它的數量是由勞動參與率和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兩方面的因素所決定的。勞動參與率指勞動力占勞動年齡人口的百分比，勞動參與率的提高將會增加勞動力的供給，反之勞動參與率的降低將使勞動力供給減少。數據表明，超過50歲的勞動人口的勞動生產率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從資本形成的角度來看，人口老齡化會影響國民可支配收入中消費和儲蓄分配的比例，影響資本形成，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會拉低人均儲蓄，從而影響經濟增長。從歷史經驗可以發現，儲蓄率是影響經濟增長很重要的因素。韓國、日本、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家在二戰以后實現經濟騰飛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高儲蓄率。
二、浙江省人口年齡結構的統計描述
2013年末全省常住人口5498萬人，比上年增長0.38%。全年自然增長人口25.0萬人，自然增長率為4.56‰，其中出生率為10.01‰，死亡率為5.45‰。18歲以下人口數量占總人口數量的16.62%，18歲到35歲人口數量占總人口數量的22.99%，35歲到60歲人口數量占總人口數量的41.71，60歲以上人口數量占總人口數量的18.68%。
伴隨著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增大，使老齡化不斷加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少子化，這也是我省人口結構的另一個重要特征。少子化是指由于出生率下降而造成的0―14歲低年齡人口比例不斷減少的現象。一方面計劃生育政策的持續實施是造成少子化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人們生育觀念的改變、生活節奏的加快、生活壓力增大等客觀原因也使人們的生育意愿降低。由于低生育率的影響，全省2003年至2013年少年撫養比處于緩慢下降的狀態，從2003年到2009年迅速降低后，2009年到2013年間處于平穩的過程，在2013年達到最低點。2003年到2013年間少年兒童占總人口的比重一直處于下降的過程，2013年比2003年降低了4.01個百分點。2003年少年撫養比為0.3136，2008年少年撫養比為0.2660，2013年少年兒童撫養比達到最小值為0.2569。
從2003年到2013年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一直處于緩慢上升的狀態。2003年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13.60%，2013年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18.68%，比2003年增加了5.08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2003年到2007年一直緩慢增長，2003年為65.78%，在2007年達到最大值為66.72%，比2003年增加了0.94個百分點，在2007年到2013年間處于緩慢下降的過程，在2013年達到最低值64.70%，比2007年下降了2.02個百分點。由于老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一直上升，所以老年撫養比也隨之一直上升。2003年老年撫養比為0.2067，在2008年上升為0.2345，在2013年老年撫養比達到最大值為0.2887。
三、世代交替理論
世代交替理論是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放棄了無限生命假設，轉而假設經濟中不斷有新家庭出現。在這種經濟模型中，消費與儲蓄由世代交替的家庭決定，是家庭的無限期決策。企業雇傭家庭的勞動力，租用家庭的資本，來生產家庭消費的產品。假設把人的生命周期分成一百年，20歲前屬于少年，20歲到60歲前屬于青壯年，過了60歲到一百歲為老年。處于少年時期的人既沒有資本，又不能向社會提供勞動力，正處于學習和成長的階段，需要父母養育。因此，經濟人的生命只有兩個周期：青壯年和老年。在世代交替理論里，“人”指的是“經濟人”。青年時期和老年時期的時間長短是一樣的，都是四十年。
Y代表浙江省國民生產總值，N代表浙江省人口總數，K代表固定資產投資總額，p代表18歲以下少年和60歲以上老年占總人口的比重，u代表隨機誤差項或者隨機干擾項。用EVIEWS對人口總數，固定資產投資額和p值進行單位根檢驗，顯示一階差分后平穩。
用EVIEWS對浙江省2003年至2013年的數據進行回歸，得到以下結果。
經濟生產總值與人口老齡化程度呈現負相關，具體表現為老年人口和少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值降低百分之一，經濟增長百分之3.4431。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t值大于臨界值，所以人口老齡化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顯著不為零。
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影響范文5
關鍵詞：少子化；日本女性；婚育意識；社會地位
中圖分類號：C924.3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3）09-0089-03
一、日本少子化社會和女性的婚育意識
少子化是指生育率下降，造成幼年人口逐年減少的現象。日本厚生勞動省的《將來人口推計報告》稱，1995年后出生的人，估計20%將一生不婚不嫁。這個結果將導致日本人口呈直線下降的趨勢，預示20年后的日本境遇不容樂觀，其主要決定于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的婚育意識的變化.。
（一）日本少子化社會現狀
日本政府在2004年版的《少子化社會白皮書》中，將少子化社會①定義為“總和生育率②遠遠低于人口更替水平，③少年兒童人口總數比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還少的社會”。
根據厚生勞動省統計情報部《人口動態統計》顯示，2006年的1973年至2006年期間日本出生人口及總和生育率的變動情況，1973年日本出生人口數約為209萬，1983年減少到約151萬人，到2006年下降到約109萬人，在30年的時間里減少了近一半。日本要維持同一人口規模的“人口置換水平”的總和出生率為2.07（以2003年為基準），但是2003年日本的總和出生率只有1.29。生育子女數量持續減少意味著日本在過去30年多年來一直處于少子化狀態，這個狀況目前還沒有得到較大的緩解，少子化問題依然很嚴重。
根據日本省局（國告）的1947～2004 年日本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情況顯示，少年兒童人口（未滿十五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35.3%，到2004年僅占總人口的13.89%，而老年人口（65歲及以上人口）到1947年的4.8%漲到2004年的19.48%，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從1947年的59.9%，持續上升到1990年的69.5%之后開始轉為下降，2004年減少到66.63%，不到60年的時間，出生率下降近三分之一，老年化比重上升四倍，生產年齡人口也在不斷減少。④
由此可見，少子化導致老齡化、勞動力不足、社會保障崩潰等一系列問題，提高人口出生率是當前日本面臨的重大課題之一。
（二）女性婚育意識變化下晚婚、晚育、不育的現狀
女性婚育意識是指女性15歲至64歲有生育能力人群，對結婚、妊娠、養育子女的意欲。日本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與日本女性的婚育意識有很大關系。下面我們分析日本女性晚婚、晚育、不婚、不育的發展趨勢。
根據2005年總務?。▏鴦菡{查）數據顯示，25歲至39歲的男女未婚率在不斷上升，未婚女性25歲至29歲占59.0%、30歲至34歲占32.0%、35歲至39歲占18.4%，與2000年相比分別增長5.0點、5.4點、4.6點，未婚率急劇上升，導致平均初婚年齡延遲并進入晚婚化。根據厚生勞動?。ㄈ丝趧討B統計）顯示，日本人的平均初婚年齡為1975年女性24.7歲，到2005年女性27.6歲，約30年的時間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增長2.9歲。根據厚生勞動省2009年（人口動態統計）顯示，第一個孩子出生時，作為母親平均生育第一胎的年齡是29.7歲，而在日本98%的孩子都是由已婚的夫婦生育的。由此可見出生率的下降與晚婚、晚育和不婚有著必然的聯系。為什么會導致晚婚化和不婚的不斷發展？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女性的婚育意識發生了改變。
二、影響女性婚育意識的要素
（一）女性社會地位的提高
近代時期，日本女性以“賢妻良母”、“男主外、女主內”這樣的性別分工觀念生活，自二戰后，世界各國開展不同程度的民主化活動，日本女性地位向上問題逐漸被政府重視并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在政治上1945年12月女性的參政權被承認并于1946年4月實行。在經濟方面，1947年4月7日政府公布了勞動基本法，但是男女均等待遇缺乏平等性，于1960年代后期，為了迎接日本高度經濟成長期勞動力不足問題，政府鼓勵女性走出家門，步入社會工作，并制定了“男女雇用會均等法”。在社會上，1945年開始國家制定憲法，男女共同參與家務勞動、男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等。從以上可以看出，日本女性的社會地位提高了，在增強女性的自立意識的同時使婚育意識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因為女性在經濟上的獨立，使生活質量和要求自由的欲望也在增加，再加上在高校受到先進文化的洗禮，結婚對于經濟上能獨立的女性來說已經不再是必須或者迫不及待的事情，從而出現晚婚、晚育、不婚現象。
（二）結婚、妊娠、生產對女性生育意識的影響
日本未婚女性的未婚率逐年上升，原因是多方面的，日本女性參與就業經濟上達到獨立、受高等教育年限延長和自立意識的加強，日本未婚女性考慮更多的還是實際生活中結婚、妊娠、育兒等給自身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上帶來的不利因素。
1.從獨身女性的觀點看結婚生活給自己帶來的不利因素
（1）失去自由的生活方式和肩負家庭責任感。首先結婚后，兩個人共同生活，為了夫妻之間更好的相處，為了養成共同習慣而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第二，可能會失去自我實現價值的機會，為了家庭，自己的任何決定和選擇都要受到來自于家庭和社會的約束。比如在育兒和就業很難兩立時，多數女性放棄自己的理想，選擇了家庭。
（2）為了維持家庭生活帶來的經濟負擔感。結婚后，孩子的出生費、教育費及家庭日常開銷，僅靠丈夫一人的收入，維系一家的生活很艱辛，女性作為家庭的一員，也要承擔一部分的費用。
（3）家務工作的負擔感。日本男性受傳統觀念的影響，日本男人很少做家務工作，大部分繁重的家務都有女性承擔。現在日本處于少子老年化社會，居家養老的父母很多，沒有孩子的情況下，一對夫妻要照顧四個老人，除了承擔家務工作還要照顧老人和孩子，負擔很重，難以承受。
（4）隨著離婚率升高，對結婚產生不信任感。
由于以上原因，在經濟能夠獨立的情況下，獨身女性對結婚、生育的積極性不高，導致晚婚、晚育、不婚、不育等現象的出現。
2.妊娠對女性產生的負面因素
（1）妊娠之前對妊娠的焦慮。
在少子化的今天，妊娠對多數女性來說，了解的知識少，而且現在報刊或媒體多報導妊娠期的負面教材，即使正面介紹也是敷衍了事，使女性容易產生恐懼感。
（2）伴隨著妊娠女性身體、時間、金錢、心里的考慮
身體方面的憂慮：女性的妊娠期會很辛苦，大多數女性在妊娠3、4個月的時候，都會有妊娠反應，嘔吐、食欲不振等癥狀，當然也根據個人體質有關，對妊娠期間的強烈反應很苦惱。再就是對身體上的不便，過了妊娠反應期之后，隨之而來的就是身體變形、體重增加、全身浮腫、耳鳴、失眠、胃脹等癥狀。如是就職女性，上下班通勤很辛苦，恐懼每天要乘坐擁擠的電車而辭職的也不少。在想生育第二胎時，想到一邊照顧第一個孩子還要繼續承受幾個月妊娠的壓力，很多女性選擇放棄。
時間方面的憂慮：現在大多數女性在確認自己懷孕后，每隔兩到三周去醫院檢查，而且每次都要等上2-3個小時，如是第二或第三臺的孕婦，不得已還得帶上之前的孩子等待檢查。妊娠期間如出現緊張流產的危險性、相當嚴重的妊娠反應、妊娠中毒癥等必須住院治療，也有一直到生產在醫院度過幾個月的孕婦，不但給工作，給家庭也帶來很大影響。特別是之前的孩子由誰照顧等的憂慮。
關于經濟支出的憂慮：由于妊娠沒有被納入健康保險政策之內，在醫院的巨額費用由自己承擔，除此之外，孕婦的服裝費用、孕期大人的營養費、孩子的必需品、育兒器具等費用，對于女性很難繼續工作的新婚夫婦來說，經濟薄弱，很難承擔巨額的費用。
心理壓力：大多數女性第一次妊娠都會感到強烈的不安心理。孩子出生后是否健康、能否流產、能否忍耐生產之痛、就業與育子能否兩立、能否教育出優秀的孩子等等方面的擔憂。
在醫院檢查感覺受到打擊的的女性也很多，很多日本醫院在實行內診時，女性的上半身用單子蓋著，下半身在外，這樣的內診臺，女性對此表示非常不滿，聲稱讓我擺出那種受侮辱的狀態，寧可死了也不想去婦產科診治。
3.生產對女性產生的負面影
（1）生產之前對生產的憂慮
臨近生產期，孕婦格外感覺到不安。什么時候、在什么樣的狀況下會產生臨產前的陣痛？一個人的時候感覺到陣痛真么辦？大的孩子由誰來照看？產褥期來幫忙的人會照顧大人和孩子嗎？準備生產時的東西是否已經準備就緒？
（2）伴隨著生產女性身體、時間、金錢、心理的考慮
身體方面的憂慮：關于生產對女性身體帶來的最大不利是疼痛。生產前的陣痛時間因個人而因，長達數十個小時的也很多。在日本很多醫院都實行預定生產日期，如果到了預定生產期，還沒有鎮痛時，給孕婦注射催生劑，這時候陣痛要比自然陣痛疼很多。另外，有時還會出現剖腹產、大出血、感染等問題，認為對身體更不利。還有要忍受生產前的灌腸，剃，在會陰處側切等痛苦，如果產褥期調養不好，還會帶來終身難愈的疾病。
時間方面的憂慮：現在孕婦生產基本都在醫院，一般在一周左右，如果是剖腹產的話，時間會長一些，產婦出院后，大概在家休養兩周左右，剖腹產大概需要數周，在此期間，產婦很難回到正常的社會生活和家庭生活。
經濟方面的顧慮：生產是健康保險使用之外，入院費用由自己承擔，入院時和為新生兒的費用增加時期，感覺經濟負擔很重的也很多。
心理壓力：很多女性講述生產時的心理壓力是不安和孤獨。在醫院每天都有新生兒出生，對醫生而言，就像面對沒有感情的機器，根本就顧及不到孕婦的不安情緒。圍產期（嬰兒出生前后的時期），是孕婦危險多發期，有時會有死產、早產的情況，對孕婦產生不安的心理壓力。另外，醫院在產婦的病房安排方面很不合理，死產和順產的產婦安排在一個房間，沒有考慮到，死產的產婦的心理感受，不再計劃生育。有些孕婦對妊娠和生產產生極度的恐慌和心里不安，這種現象被稱為心外傷壓力癥群體，普遍認為生產不是病，不需要特別的照顧。作為醫院，作為醫生，只考慮產婦的母子安全問題，對產婦在身體和心理上都得到關照，不是女性妊娠、生產的應有狀態嗎？
（三）已婚女性就業家庭兩立困境
在少子化和老齡化加快的社會背景下，就業形勢不靈活、保育措施不完善、養老政策不完善等問題，使女性陷入家庭和工作很難兼顧的困境。
1.就業方面
據2003年就職女性因妊娠、生產辭職的調查報告顯示，52%的人為了專心照顧孩子和做家務主動辭職；因工作育兒很難兼顧占24.2%；5.6%是被解雇和勸退的。2008年大概30%的人因就業和育兒兩立困難主動辭去工作，這個數據在五年時間沒有太大變化。由于沒有完善的兩立環境，這些職業女性不得不推出職場，等孩子進保育所或者幼兒園時，作為母親的女性想重返職場，卻很難找到自己滿意的工作，面對育兒和工作的雙重困難，不僅影響到家庭收入、個人價值的實現，對結婚、生育產生消極的態度。
2.家庭方面
由于日本根深蒂固的“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的影響，已婚男性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占50%，也就是說大部分的家務都由女性承擔，除了做家務，還要照顧孩子。要支付孩子高額的教育費用，不僅加重了女性的家庭負擔還加重了經濟負擔，諸多壓力使女性對多生育子女的想法很消極。
三、政府支援女性婚育政策、效果及不足
日本政府為了支持女性就業，減輕育兒負擔，在1990年以后推出了一系列育兒休假政策。為了提高保育服務和完善雇傭環境，于1999年12月提出了“新天使計劃”、在育兒和教育費用等方面提出了具體的措施和實施辦法，并對日本職場中存在的性別歧視的陳舊觀念給予糾正。從 2005年4月開始實施現行的“兒童？育兒援助計劃”。與以前的少子化對策相比，在增加兒童幼兒園數量、延長保育時間等完善保育服務的基礎上將現行計劃的重新評估和年輕人的自立等也加入到政策里。2006年6月日本政府發表了《新少子化對策》，對喚起國民對兒童和家族觀念的重視，提出更具體的對策。為了確保女性再就業日本政府設立了媽媽職業介紹所，為希望一邊育兒一邊工作的女性提供就業援助。并提出了“再挑戰支援政策”，女性的再就業問題逐漸受到重視。2007年12月在以“援助子女和家庭”為主題，討論協調育兒、就業、家庭之間的關系，制定切實滿足民眾需求的養育子女的援助計劃。打破就業和育兒難以兼顧的現狀。
通過以上日本政府針對少子化制定的政策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為了應對少子化，提高生育率和增加勞動力，不斷改進政策和使用有效地措施，在緩解女性家庭、育兒與工作之間困難的問題上取得很大的成果，但是在女性生育到生產過程遇到的心理和身體上的考慮欠缺。
四、總結
女性婚育意識是少子化的又一主要原因，本文通過對影響女性婚育意識改變的因素進行分析，認為目前日本政府針對少子化實行的政策較完善，但是女性在懷孕到生產期間，對身體和對心理的影響沒有得到重視，建議為了更好地應對少子化社會，應全面考慮，給女性創造一個寬松愉快的生育環境。
注 釋：
①厚生省.“人口”.2006.
②總和生育率是人口統計學中的指標，是指一定時期內各年齡組婦女生育率的總和總和生育率可以反映人口整體生育率水平的高低。尹豪.人口學導論[M].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06.94.
③人口更替水平是為了長期維持一個穩定的人口規模所需要的總和生育率。尹豪.人口學導論[M].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06.99.
④省局.國告.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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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影響范文6
【關鍵詞】日本 老齡化 措施 借鑒
一、前言
自從1970年正式進入老齡社會以來，日本人口老齡化進程快速推進，目前已進入超老齡社會。隨著日本現代化的完成，少子化、單身化與老齡化等因素的疊加，日本高齡單身家庭數量快速上升，并逐漸形成了“無緣社會”中的“孤族”群體。又由于地域社會變遷、家庭結構變革和傳統社會支持網絡瓦解，日本社會出現了高齡者“孤獨死”的現象?！肮陋毸馈庇址Q“孤立死”，是指在沒有任何照顧的情況下，獨居者，其中以老年人特別是高齡老年人居多，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因為某種原因而死亡的現象，特指發病后沒人發現而死亡的情況。這是全人類社會老齡化的突出表現之一。在日本尤為突出。日本的“孤獨死”現象最早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隨著時間推移不斷加劇，目前已成為日本眾多社會問題之一，造成了不可估計的后果。
中國在1999年正式進入老齡化社會，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以來，呈現出老年人口基數大、增速快、高齡化、失能化、空巢化趨勢明顯的態勢，與日本相比，中國老齡化水平雖然相對較低，但是具有人口數量多、增長速度快等特點，且地區間、城鄉間發展不平衡。根據國家統計局《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4年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人2.12億人，占總人口比例為15.5%；65歲及以上人口數為1.37億人，占比10.1%，雖然低于日本老齡化水平，但北京、上海等發達城市戶籍人口老齡化率已經接近甚至超過當前日本老齡化水平。另外，城鄉“空巢家庭”、農村“留守老人”數量迅速增長，中國的“孤獨死”現象雖然尚未演變成社會問題，但是“獨居老人離世”的新聞卻屢見不鮮。由此可見，隨著人口年齡結構轉型，中國同樣經受著人口老齡化問題的考驗。與日本相比，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更加錯綜復雜，既有發展中國家才有的人口問題，也有發達國家才會面臨的社會問題。為了應對這種危機，日本政府不斷修訂完善相關政策，并實施了一系列應對措施，形成了政府性與民間性相結合，以公助和共助為基礎，社區互助和高齡者自助相協作的支援體系。這些舉措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日本“孤獨死”的社會壓力，而且，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解決和“孤獨死”現象的預防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二、日本超老齡社會的發展現狀及分析
超老齡社會是日本“孤獨死”現象產生的社會基礎，并且給日本社會經濟帶來了多方面的影響。日本老齡化進程的加快，使高齡者數量迅速增長，同時家庭形態的變革，導致高齡者越來越孤立，再加上部分高齡者長期處于看不起病的貧困線上，缺乏醫療看護，這又使“孤獨死”現象最終演化為一種社會問題。
（一）高齡者數量增長迅速，日本將在半個世紀內處于超老齡社會
世界上最長壽的國家是日本，但同時，日本也是老齡化程度最嚴重的國家。日本的平均預期壽命在世界范圍內是最高的，達到82.7歲，其中，男性為79.4歲，女性為85.9歲，由此可見，日本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的主要原因是平均預期壽命的延長和死亡率的下降。截止2014年底，日本總人口為1.27億人，其中，65歲以上的老年人為3190萬人，占總人數的25%。另外，從長期趨勢來看，日本將繼續維持“少子高齡化”的發展態勢，總人口將持續減少，老齡化率會繼續上升。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推算，這一比例在2020年將達到26.9%，2050年將創下32.3%的新高。也就是說，日本將在半個世紀內長期處于超老齡社會。
（二）高齡者醫療負擔重，相對貧困日益突出
醫療負擔重是導致高齡者面臨生活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政府2014年的調查結果顯示，日本家庭平均年收入為528.9萬日元，比前一年減少1.5%，僅相當于1994年最高時的八成，同時，社會老齡化問題繼續加深，家中僅有65歲及以上老人的家庭數量和比例達到新高，占家庭總數的大約四分之一，從收入構成來看，日本家庭收入主要來源為勞動所得，而高齡者家庭收入主要來源為養老金等收入，另一項調查顯示，有62.3%的高齡者認為醫療負擔過重，基于疾病護理等方面的考慮，而不得不進行儲蓄。
相對貧困也是導致日本高齡者醫療服務需求不能滿足的重要原因。一項調查顯示，進入高齡期后，日本高齡者的相對貧困率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不斷提高。從全年齡段來看，女性的相對貧困率要高于男性，而且這種差距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顯著增大。最大差距出現在70～74歲年齡段，女性高齡者的相對貧困率為26.6%，男性為17.3%，兩者的差距達到9.3%。在巨大的經濟壓力下，部分生活困苦的高齡者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2010年，因犯罪而被的高齡者有48 145人，約是2001年的2.4倍，其中大部分是盜竊罪。同時，為了安穩度過余生，許多日本高齡者寧愿犯罪而使自己的晚年在監獄中度過。
三、日本應對老齡化的措施
在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時候，日本政府制定和完善了以老年人為主的各種制度，建立了一個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同時，延遲退休年齡，發展老年產業，為老年人創造了一個優良的生存環境。
（一）就業和收入
確保老年人的就業機會，創造任何年齡都可以工作的社會環境。保證老年人到65歲仍可以利用其所具有的能力和知識被用人單位雇傭；支援中高年齡者的再就業，確保多種形式的就業機會。同時，日本政府確立并實行公立年金制度，由日本年金機構進行記錄和運營年金，而且，為了確保老年人得到自己的合法收入，日本政府不斷整備企業年金制度，完善退休金制度。
（二）健康和福利
日本政府不斷落實針對老年人的看護保險制度，普及并開發看護的相關服務；豐富看護服務，確保必要的看護服務，提高看護服務的質量；對患有老年癡呆癥的老年人提供支援政策。并且，改革老年人的醫療制度，指導老年人進行健康檢查和保健項目，提供區域性的住家醫療，開創多樣化醫療，完善周邊配套服務；制定和實施地區福利計劃。
（三）學習和社會活動
促進終生學習型社會的形成，確保學校有面向社會人提供高等教育、面向地區開放學校公共機能和支援勞動者進行學習活動的職能；鼓勵老年人參加社區活動，豐富老年生活。
（四）生活環境
政府幫助老年人進行購房，同時增加公共租賃房屋的供給，滿足老年人多樣的住房需求，讓老年人有安定的落腳點。推進滿足老年人需求的公共設施建設，改善現有的不能滿足老年人需求的公共基礎設施。
四、日本應對老齡化問題的措施對我國的啟示
老齡化社會標準是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達到總人口7%，而我國已經10.1%，這意味著我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處于老齡化逐步加深的階段。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以來，呈現出老年人口基數大、增速快、高齡化、失能化、空巢化趨勢明顯的態勢，再加上我國未富先老的國情和家庭小型化的模式，養老問題異常嚴重。因此，我們有必要借鑒日本的經驗。
（1）改革社會保障制度。包括養老保險制度、醫療保險制度等；首先，政府應該制定和完善有關老年人的法律制度，中國正面臨著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有了相應的法律法規就能保障老年人的權利和利益，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會福利、促進社會發展。
（2）增加老年人就業機會。政府可以適當延遲退休年齡，隨著人們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的提高，推遲退休年齡可以使資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且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3）增加老年人福利設施，滿足老年人的需求。重視以老年人為主的服務投資，使老年人的需求得到滿足，提高生活質量。
（4）鼓勵生育。緩解人口老齡化，主要方法就是把總和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這就需要生育政策做出重大調整。從雙獨二胎到單獨二胎，生育政策已經在變化，但是與人口危機的現實相比，還是滯后。因此，現有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無法適應當前形勢，逐漸的放寬甚至完全取消計劃生育政策，才可以緩解老齡化社會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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