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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的認知范文1
內容摘要:制度社會學除了考慮組織外部環境擁有的要素之外,更重視象征系統、認知系統、規范性信念等要素對組織的影響。制度社會學認為這些要素是由文化要素構成的,它關注的是人們生活的世界是怎樣的,它認為組織及成員被嵌入到文化系統中。因此,它認為廣泛的制度內容影響組織行為,相對于技術和經濟環境而言,它更重視社會文化環境?；诖?對公司治理的形成具有很大影響力的是社會期待、社會責任等社會規范。
關鍵詞:社會認知 組織認知 公司法
社會認知和組織的關系
(一)外部環境對組織的認知
制度社會學強調外部環境對公司組織的認知和公司組織對外部環境的認知的相互作用,本文從這一個角度探討公司法的問題。從個人認知的角度來考慮,組織本身也是被認知的存在。有一些學者認為,組織存在于一定限度的時間內,就是說組織經歷被形成被消滅又被形成被消滅……這樣反復的過程。比如,有一些行人在馬路上碰到一塊大石頭,它阻礙他們的行程。這個時候,他們需要一起合作挪開那塊石頭,他們需要提供勞役(活動),并且為了達到這一個目的,他們的力量應該要一致(相互作用)。另外,他們需要一起討論怎么去移動這個問題(意志的調整)。具有這樣的活動、相互作用、意志的調整等特征時組織才能存在。因此,上述的移動大石頭的例子中,行人們一起合作,試圖移動巖石的時候,組織是存在的,但是,大石頭移動完之后,組織就消失了。同樣,一個工廠晚上關閉的時候,職工不進行工作,所以沒有具備上述的三個條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認為,作為組織的工廠是不存在的。這種情況在其他的企業或者醫院等組織也是一樣的,所以他們也是被形成、被消滅。
在上述一定時間的框架中,組織被形成而存在這樣一個組織化的看法有沒有問題呢?的確像Barnard所認為的那樣,組織是兩個以上的人協作的系統,本文認為組織是人們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系統,但同時社會是受人們主觀認知影響的,并不是以單獨并客觀的事實而存在。上面的例子中從事移動大石頭的人們是否擁有參加或形成組織的意識?是否他們在主觀上認知組織的存在?另外,上述的理論認為企業在沒有工作活動時(如晚上下班后)就不存在企業組織,那么屬于企業組織的成員在主觀上也認為組織是不存在的嗎?他們肯定認為在任何時候他們都是組織的成員,也就是在主觀上認知了企業的存在。而且跟企業有交易關系的其他企業也不會認為該企業在不活動時就會消失。從這種視角來看,企業在其活動的時間內才可以生存的看法是不正確的。而組織在活動的時候才可以存在的看法不能很好地說明企業中機關的存在意義。
各國的公司法規定公司內部應該具備董事會、股東會等公司機關,但是如果公司是在消失又形成的存在,那么在其內部存在的董事會或者股東會也是消失又形成的機關。但是實際上法律要求的是常設機關,并不是在開股東會、董事會的時候存在的臨時機關。因此,公司組織的存在被限制在公司職工實際活動期間的看法和要求公司機關的持續性的法律規定存在著矛盾。以上的公司存在的限定說法問題的根源是對相互作用的理解不夠,它們僅僅是從身體相互作用的方面來把握問題,而淡化從人們擁有的主觀認知的方面把握精神上的相互作用。人除了擁有身體之外還擁有精神,它是精神性存在并認知事實的存在,因此,職工等與公司有利害關系的主體怎么去認識公司存在的事實,對公司的存在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如果利益相關者或者組織成員認為與他們有關系的組織是存在的,那么該組織在沒有活動的情況下也還存在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另外,筆者認為公司的存在需要法律保障,這是因為組織是需要人的主觀上認知的存在,這樣的組織對社會有一定的影響力,那么這種組織應該在社會上被認知。而在制度上要保證的是法律的認可。
以上所述的公司機關的存在是從社會認知的必要性和保障其認知的法律制度的必要性方面來說明的,從這種重視認知的制度理論的視角來考慮,組織的環境是被組織或者個人認知而賦予某種意義之后形成的,并且組織本身也是被人們認知、賦予某種意義而存在的。
(二)組織對外部環境的認知
外部環境對組織的認知之外,組織和個人也認知外部環境。社會對公司的角色期待對應的是公司在自己認知的框架中認知外部環境。公司是通過認知外部環境作出行為的、擁有主動性的組織,它不同于只受到外部環境影響的被動組織。有人強調技術和經濟資源的重要性。在他們理論的框架中,組織和外部環境的關系還是被重視的內容,只是對于組織來講,環境是對行為主體的制約條件的集合。但是,組織的外部環境超越了客觀存在的事實的范圍。這是因為,外部環境是通過對組織本身的關注和解釋的過程而形成的。如果沒有人的認知,社會中的各種現象就不會成為影響人們行為的要素。人為了理解社會現象而關注、選擇、記憶、評價有關社會的信息,并根據這些信息預測將來的情況。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外部環境是被創造的。人們賦予社會現象某種意義認識到其存在,這種創造的概念對理解現實中的組織行為非常重要。如果不能夠充分理解該組織是怎樣創造外部環境的,就無法回答某種組織的外部環境是什么的問題。在客觀條件相似的情況下,不同的組織可能擁有不同的認知,它們根據自己的認知創造不同的環境,展開不同的行為。
人們的認知具有主觀地認知對象的特點,但是這個認知依靠人已經擁有的某種觀點,而這種觀點的設定正如Heidegger主張的那樣,受到環境的影響,帶有某種歷史性的因素,而從這種觀點出發我們才認知了各種現象。個人的信息處理能力也是有限的,他無法處理所有的信息。為了簡單地梳理信息,信息是被選擇而分類的,而人的認知結構是解釋信息的一種框架,社會認知意味著某種認知在特定的共同體內部成員共有的狀態下的認知。對這樣的社會認知影響很大的是社會文化環境。組織外部的社會文化環境對組織施加適應社會信念的壓力。文化中包含著對角色的期待,因此行為人在什么情況下做什么、和誰、通過什么樣的辦法交換等經濟行為也受到角色的影響。比如,根據Zelizer的研究,美國生命保險行業因為涉及到人的生死問題,曾遭到大眾的抵制,這個例子說明了文化因素對經濟行為的影響,但是隨著文化框架的變化,社會大眾認可了生命保險防止投保人等家屬更貧窮的作用,生命保險逐漸地發展起來了。
上述創造的概念對理解現實中的組織行為非常重要。如果不能夠充分地理解該組織是怎樣創造外部環境的,那么就無法回答某種組織的外部環境是什么這樣一個問題。在客觀條件相似的情況下,不同的組織可能擁有不同的認知,它們根據自己的認知創造不同的環境,展開不同的行為。對組織來講,怎么去認知其環境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社會認知對公司法產生的影響
從上述的社會認知和組織的關系來看,對公司治理的形成有很大影響力的,除了交易成本和股份結構等經濟因素之外,社會期待、社會責任等社會規范。公司治理的價值,即公司治理的作用是通過保護在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弱者的利益或者通過提高社會整體福利而實現社會公正。而這種公司治理作用和社會規范是“體”和“用”的關系,但是像在本文中已經說明的那樣,公司怎么去認知社會對公司期待的內容靠的是公司的認知能力。因此,在實際社會中有可能存在與社會規范不適應的公司治理模式。但是公司是擁有永恒性并且追求盈利的社會實在,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與利益相關者合作。從這個角度來看,公司要達到它的目的而存在下去的話,需要做出與以社會規范為基礎的社會期待相適應的行為。因此,不同企業認知的不同社會責任概念也是通過淘汰、保留的過程逐漸統一起來的。
社會責任的概念逐漸吸收社會期待之后,這種社會責任概念影響公司治理模式,從而逐漸地在一個國家或者地域中形成特定的公司治理模式。因此這種特定的公司治理模式發揮的作用也與社會規范有相應的關系,而這種作用是促進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從這一個觀點來看,公司治理的形成與價值的問題,一方面是公司治理如何形成、擁有什么樣的價值的問題,另一方面是公司治理應當如何形成、應當擁有什么樣的價值這樣“應當”的問題。而后者“應當”的問題在設計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時候有很大的意義。另外,公司具有股東所有物的特點,也具有股東、職工等各種利益相關者參與并擁有實在性這樣一個特點,或者像交易成本理論假定的那樣,股東等之間的合同之束,或者市場的替代物這樣一個特點。因此從股東、利益相關者以及合同之束的角度認識公司法人的看法都是片面的。受以上各種特點的影響,在公司法中存在著物權法、債權法、合同法、團體法以及勞動法等各種法律特點。而各國公司法強調各個特點的某一部分,比如有的國家的公司法強調公司法中的物權的方面,另外一個國家的公司法可能重視如何籌備資金這樣的證券法內容,而如果像日本把公司看作一種社團,那么這種公司法可能重視公司內部利益平衡的方面。這樣的情況也說明了公司法人的本質是什么、公司法是什么樣的問題,說到底是社會大眾認知的問題,即社會大眾對公司是什么樣的或者應當怎么存在的認知問題。
各國大眾對公司的認知對公司法人的本質來講是非常重要的,而這種認知通過法律解釋或者立法逐漸地吸收到公司法。因此,可以認為對公司法或者公司治理制度的形成來說,各社會成員想要什么樣的未來社會的夢想是有重要意義的。
參考文獻:
1.桑田耕太郎,田尾雅夫.組織論[M].日本:有斐閣アルマ,1998
對社會的認知范文2
關鍵詞：大五人格；社會支持；應對方式；聾啞學生
中圖分類號：C912.6-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11-0079-02
應對(coping)也稱應付，是指個體在處理來自內部或外部、超出自身源負擔的生活事件時，采取的認知和行為上的努力。個體的應對資源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主觀資源，如人格、態度等；另一類是客觀資源，如社會支持等。它們既是可供利用的應對資源，也是影響應對的決定性因素[1]。有關研究表明應對方式與健康之間有著密切關系。積極的、適應性的應對方式有利于適應和身心健康，消極的應對方式不利于身心健康[2][3]。
隨著社會經濟和社會文明的發展，國家對殘疾人的關注也是越來越多，越來越多殘疾人進入學校，享受教育。聾啞學生作為一個特殊群體，其心理問題也逐漸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與重視，國內許多相關研究都表明聾啞學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比較低[4][5]。就目前來看，我國對殘疾人心理的研究和干預還是相對比較薄弱。因此探明影響應對的各種主客觀因素，不僅在理論上有助于揭示應對的深層內涵和作用機制，而且能夠為聾啞學生應對技巧的學習和治療性干預提供實踐指導。
一、研究方法
1.被試
被試的抽樣方法為隨機抽樣，從濟南特殊教育學校選取聾啞學生200人，收回問卷188份，有效問卷149份，男生89人，女生60人。從濟南大學和職業技術學院選取普通學生180人，收回問卷161份，有效問卷133份，男生55人，女生78人。
2.研究工具
一是大五人格問卷；二是社會支持問卷；三是應對方式問卷。
二、結果
1.聾啞學生與普通學生的差異
為了對比聾啞學生與普通學生的差異，分別將他們在人格、社會支持以及應對方式上進行比較，發現聾啞學生與普通學生在人格的適應性、利他性和道德感上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在社交性和開放性上差異不顯著；在社會支持上，聾啞學生與普通學生在社會支持總分和客觀支持上存在顯著的差異，在利用度和主觀支持上不存在差異，普通學生獲得更多的社會支持；聾啞學生和普通學生在解決問題、自責、退避、合理化和消極應對方面存在顯著差異，普通學生更多地使用解決問題，而聾啞學生更多地采用自責，退避等消極的應對方式。
2.聾啞學生人格、社會支持與應對方式的相關
為了考察聾啞學生人格、社會支持與應對方式之間的相關，采用皮爾遜積差相關的方法，結果見表1。
由表1可以看出，人格的各個維度與應對方式之間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相關，適應性與應對方式中的幻想及消極應對方式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與積極應對方式相關并不顯著；社交性與求助，和幻想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與自責之間呈現顯著的負相關，與積極應對和消極應對相關均不顯著；道德感在幻想，退避及消極應對上存在顯著的負相關。從社會支持的總分來看，社會支持與應對方式中的自責，幻想之間呈現顯著負相關，與求助呈現顯著的正相關，與消極應對之間呈顯著負相關，和積極應對相關不顯著。從社會支持的各個維度來看，主觀支持和應對方式中的自責，幻想之間呈現顯著負相關，與求助之間表現為顯著的正相關，和積極應對，消極應對相關不顯著；利用度和求助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與積極應對和消極應對相關不顯著。
3.人格和社會支持與應對方式回歸分析
為了檢驗聾啞人格和社會支持對應對方式的回歸效應，以社會支持總分和人格的各個維度（適應性、社交性、開放性、利他性和道德感）為自變量，分別以應對方式的積極應對和消極應對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表明以消極應對方式為因變量的回歸模型（表2）顯著，而以積極應對為因變量的回歸模型（F=0.801，P>0.05）不顯著。
三、討論
1.聾啞學生與普通學生的人格、社會支持和應對方式的比較
聾啞學生和普通學生在適應性、利他性和道德感三個維度上有顯著地差異，普通學生的得分要顯著地高于聾啞學生，原因可能是聾啞學生由于其生理上的缺陷，以及長期的不能通過語言與他人和外界交流信息，可能導致在人格上的某些維度上偏差。聾啞學生人格上性別差異不顯著。但是普通學生人格維度中的社交性和利他性上存在性別的差異，女性在這兩個上的得分顯著地高于男性，這也與女性比男性更善交際和更有愛心有一定的關系。
相對于普通學生來說，聾啞學生獲得更少地社會支持，這也與以往的研究相同[5]。聾啞學生與普通學生相比在客觀支持上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可能是聾啞學生由于其語言交際上的障礙，交際范圍比較窄，因此獲得的客觀支持也就不如普通學生那么多。聾啞學生在社會支持上性別差異不顯著。
普通學生在社會支持的客觀支持和對支持的利用度上就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別差異，女性獲得客觀支持更多，可能是由于女交際，更有親和力，更愿意接受別人的幫助，因此獲得更多的客觀支持；對支持的利用度也不同，女性更多的利用自己的社會支持資源，而男性由于本身的大男子主義或是傳統的性別角色的原因，更不愿意接受別人的幫助，更傾向于獨立的自己解決問題。
在應對方式上，聾啞學生和普通學生都更多地采取求助等積極的應對方式，但是在消極應對方面，尤其是在自責、退避等維度上面，聾啞學生得分顯著地高于普通學生。盡管大多數的聾啞學生經過教育學習，在遇到問題和困難時能夠面對現實，理智的分析問題，針對問題采取行動，但是比正常人更多地使用消極應對。這可能與其自身就是弱勢群體，潛意識里就更自卑有關。應對方式上聾啞學生性別差異不顯著。
普通學生在積極地應對方式上得分更高些，性別差異也更顯著。男女在解決問題，求助和合理化方面呈現顯著的差異，男性更多地使用解決問題和合理化，女性更多地使用求助的應對方式，這也是與男女性格上的差異有關系。男性是就事論事，有問題就解決問題，并且要自己獨立解決問題，女性則有更多地依賴性，遇到問題希望得到幫助，這也就造成了男女應對方式的不同。
2.聾啞學生人格與應對方式的分析
從人格的各個維度上看，聾啞學生人格與應對方式之間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相關，適應性與應對方式中的幻想及消極應對方式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與積極應對方式相關并不顯著。這與以前的研究不一致，并且這種現象不僅出現在聾啞學生身上，普通學生的結果也與其一樣。原因可能有多方面，最有可能的就是心理的一個缺失性關注，越是沒有什么東西，就會越關注什么。由于先前經驗的適應性不良，造成了后來對適應性的過度關注，在被問及相關問題時更多回避或是報告積極的方面，因此造成適應性與消極的應對方式顯著相關。社交性與求助和幻想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與自責之間呈現顯著的負相關，與積極應對和消極應對相關均不顯著。社交性得分更高者，擁有的社會支持可能就更多，遇到問題時可能更愿意采取求助的應對方式，更少自責。道德感在幻想，退避及消極應對上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隨著國家對特殊教育的重視，特殊學生也接受到比較系統的教育，道德感得分越高者，更少的使用消極應對方式。
進一步的回歸發現，人格對消極應對的回歸模型顯著，尤其是適應性和道德感，進入回歸模型，說明適應性上得分越高者，更多地采用消極應對方式；道德感上得分高者，更少的使用消極應對方式，兩者對消極應對方式有一定的預測作用。
3.聾啞學生社會支持與應對方式的分析
社會支持水平和消極應對方式呈負相關，社會支持獲得更多者更少的使用消極的應對方式，但是與積極應對方式相關不顯著。這也與前人研究不一致。原因可能是存在社會贊許效應，被試在回答社會支持時，更傾向于多說自己擁有的社會支持。
從社會支持的各個維度來看，主觀支持和應對方式中的自責、幻想之間呈現顯著負相關，與求助之間表現為顯著的正相關。主觀支持指的是個體在社會中受尊重、被支持、理解的情感體驗和滿意程度，與個體的主觀感受密切相關。因此聾啞學生中主觀支持得分更高者更少的自責和幻想，當他們遇到問題時更多是求助他人，也因此對支持的利用度也就更高，利用度和求助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也就不難理解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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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金釗.應對方式、社會支持和心理壓力對中學生心理健康的影響研究[J].心理科學,2004,(4).
對社會的認知范文3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計劃行為理論；消費者企業社會責任認知
中圖分類號：F2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428（2017）02-25 -02
一、研究問題的提出
“民以食為天”，食品工程的質量安全問題是關系到國家發展、民生大計的問題。此外食品企業的發展不僅關系到萬千百姓的食品健康安全，還是實現農業現代化，帶動農村經濟發展，提高農民收入的關鍵一環。但是我國近幾年的食品安全狀況卻不容樂觀，食品安全慘劇一次又一次進入人們的視線，不斷警示著人們。隨著食品企業社會問題的不斷出現，消費者越來越希望企業可以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在發達國家，消費者在推動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眾所周知，企業的生存與發展離不開消費者的信任和支持，因此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知及其對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響應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企業的行為。因而消費者的響應方向及程度將會成為食品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外部動力。
二、文獻回顧
（一）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這個概念最早由“企業社會責任之父”Bowen提出，他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家應該以人類社會的共同目標和價值觀念為基礎進行的決策和制定的生產經營策略。Davis指出經營者的社會責任是其出于非直接經濟利益和技術進步的目的而做出的有利于社會的決策和行為。
我國學者劉俊海指出：“企業社會責任意味著管理者不應只以股東價值最大化為目標，還應考慮除股東以外的利益相關者（如債權人、投資者、員工、消費者、政府、社區等）的社會利益?！眲⒉貛r認為：“雖然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短期內并不能為企業帶來經濟利益，但著眼長期，責任企業的社會形象能轉化成企業競爭力，特別有利于跨越國際貿易壁壘，改善消費者認同感和忠誠度?！?/p>
雖然，目前學術界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并沒有統一的定義，但是企業不應當僅僅以追求利潤為目的，只有擁有社會的支持，承擔合理的社會責任，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
（二）食品企業的社會責任
關于食品企業社會責任，西方發達國家的企業社會責任體系及評判標準比我國的要完善，一些國家出現了動物權利的概念，并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動物權利的發展越來越法制化、標準化等，Michael 提出了食品企業應該承擔的八個方面責任――健康安全、勞工人權、采購和貿易公平、社區、環境、生物技術、動物權利。而考慮到我國的國情與企業發展情況，動物權利等因素暫時不能作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
1.根據社會層次劃分
（1）經濟責任
經濟責任指企業應當為社會提供所需要的產品，保持良好的經營績效，保障股東權益，保證投資者的利益，食品行業面向企業股東和投資者需要承擔經濟責任。
（2）法律責任
食品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應遵守法律法規，保障員工的合法權益，保證產品質量，提供真實的商品信息，提供便捷、可靠的售后服務，保障消費者合法權益，營造安全、平等的消費環境。此外，企業還應當按時依法納稅，真實、完整、及時的披露企業信息，以便投資者做出正確的決策。
（3）倫理責任
企業應當重視生產經營過程對地球生態造成的破壞，將保護環境，節約能源與綠色經營的可持續發展理念納入企業的長遠戰略規劃。環境保護工程是關系到整個人類生存現狀和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的大事，因此食品企業在生產經營中應當做到綠色生產，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單位。
（4）慈善責任
企業的慈善責任包括幫助貧困、災區人群，為弱勢群體提供生活物資。其最主要的形式是捐贈，如向兒童福利院、貧困地區、地震災區、教育機構等進行愛心捐贈。此外，還包括向弱勢群體，如殘疾人士，生活困難人群提供保障性工作崗位等等。
2.根據利益相關者理論劃分
（1）對股東的責任
股東是企業的主要投資者，作為企業風險的主要承擔者，企業有義務向股東提供真實的經營及財務數據，以便股東即時了解公司經營狀況，為股東決策提供依據。
（2）對員工的責任
食品企業想要發展，必須保證的員工合法權益得到保障，如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按時發放員工薪資福利，向員工提供與其勞動投入等價的報酬，依法繳納五險一金，按時發放職工工資。
（3）對消費者的責任
食品企業對消費者的責任首先表現在保障食品安全上，包括對原材料的選購環節的嚴格把關，對加工環節的監控，對銷售環節的關注等。其次，食品企業在進行宣傳時，不應夸大產品效果，誤導消費者。而且，食品企業應當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務規章制度，保證消費者的合理訴求得到及時、妥善的處理。
（4）對商業伙伴的責任
目前社會對食品企業應向其供應商應該承擔的責任要求包括：遵守商業道德，尊重、保護供應商的合法權益，誠信經營，建立良好的商業信用等都是與供應商維持良好關系的方式。
（5）φ府的責任
政府在企業的建立成長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食品企業在其生產經營過程中要依法納稅，遵守各項法律法規，聽從政府的領導，遵守政府制定的相關政策，并接受政府的監督。
（6）對社區的責任
食品企業不同于其他企業，會更多的接觸農業、農村、農民，因而其對社區的責任，首先是帶動農村的經濟發展，促進當地農業技術進步，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其次，還應當參與社會的扶貧計劃，幫助困難人群，參加慈善公益活動。
（7）對自然環境的責任
食品企業應當積極生產環保產品，合理利用資源，嚴格控制生產過程中對環境造成的污染，如對廢渣、廢水、廢棄進行合理的處理，并盡量恢復以污染的生態環境。
三、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對消費者購買意愿的影響
（一）國外消費者企業社會責任認知對購買意愿的影響
國外學者的早期研究表明，相比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狀況較差的企業，擁有高水平社會責任意識的消費者會更愿意選擇社會責任履行情況好的企業，消費者的這種選擇反過來又會促進企業更積極、更全面地承擔社會責任。Drumwright 提出，不同消費者擁有不同的人口統計學特征，其購買意愿以及對企業的形象感知都不同。Sen & Bhattacharya（2001）指出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支持的概念（CSR support），他們認為企業社會責任的認知水平會通過消費者企業認同和企業信任兩方面影響企業聲譽，最終影響企業的經營績效。之后，Mohr & Webb （2005）提出，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支持程度不同，對其產品的購買意愿及對企業形象的感知也不同，研究發現企業社會責任支持程度高的消費者更愿意購買責任企業的產品，即擁有更強的購買意愿。
（二）我國消費者企業社會責任認知對購買意愿的影響
我國有關消費者企業社會責任認知，最開始主要基于carroll的金字塔模型，周延風（2007）引入消費者企業社會責任支持的概念（CSR support），該理念認為消費者的人口統計學特征會影響其企業社會責任認知水平，同時企業社會責任認知水平高的消費者更傾向于認可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更愿意購買積極承擔社會責任企業的產品。這一研究結論與國外研究結果相吻合。王懷明（2011）等指出，消費者行為態度對其支付安全食物的意愿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陶蕊（2011）發現消費者對環保產品的態度和主觀規范對其購買意愿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楊申瀅（2012）認為不同的企業社會責任認知水平會影響消費者的行為態度、主觀規范、知覺行為控制，進而對消費者的購買意向產生影響。來堯靜和呂文鳳（2008）以綠色食品為背景，研究消費者的購買意愿，發現消費者感知到的外在社會壓力會正向影響其購買綠色食品的行為。計劃行為理論還認為知覺行為控制會影響個體的行為意向，即購買行為意向不僅受到個體主觀信念的影響，還會受到外在客觀條件的約束。羅丞，邰秀軍（2009）以廈門消費者為研究對象，分析發現其對安全食品了解程度、行為態度、主觀規范、知覺行為控制以及對當地食品安全監管機構的信任程度均會正向影響的購買決策。
四、結論及建議對策
（一）食品企業需要提高社會責任意識，主動承擔社會責任
從上述的文獻分析可以得出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理論、內涵及重要性的認知水平越高，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水平就越容易影響其食品購買意愿。而消費者的青睞是企業經濟利益的來源，消費者更愿意選擇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狀況良好的企業，也就是f食品企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最終將會是自己收益。
（二）完善食品企業社會責任法律法規政策建設，積極引導食品企業承擔社會責任
政府應該不斷完善有關食品企業社會責任法律法規及政策規章的構建，不斷引導、促進食品企業積極、全面承擔社會責任。其次，政府還應建立健全合理的社會責任評估體系，客觀公正地評估食品企業責任履行狀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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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的認知范文4
摘要：企業社會責任已經成為理論界和實踐界的共同關注焦點，其與員工工作行為的關系也得到了深入研究。以社會交換理論為基礎，通過問卷調查和數據分析，從員工組織認同感和工作投入兩個視角來解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對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過程中的作用機制，結論表明：(1)企業社會責任對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2)員工工作投入在企業社會責任與員工組織公民行為之間起著中介作用；(3)員工組織認同感在企業社會責任與員工組織公民行為之間起著中介作用。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4474(2011)05－0061－07
近年來，已經引起理論界和實業界普遍關注的“企業社會責任運動”迅速擴展到世界范圍內。隨著運動的不斷深入，作為社會責任的主要履行者，企業不僅提高了自身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意識，而且聯合產業鏈中的合作方、供應商等各個參與者共同參與到企業社會責任運動中來。目前，企業承擔與履行社會責任，已從當初以處理勞工沖突、環保問題為主要功能，上升到實施企業社會責任戰略以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以及塑造“負責任”的雇主形象。在這樣的背景下，企業社會責任的相關研究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興趣。與此同時，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與員工行為的相關研究也成為組織行為理論研究的熱點。企業對其利益相關者履行社會責任，將會促使員工產生親社會的企業公民文化，并由此提升員工表現。但是，現階段的研究并沒有很好地闡釋企業社會責任對員工行為的影響機制。那么，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對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通過何種作用機制來實現?基于上述疑問，本文論證員工的組織認同感和員工工作投入在這一關系中的中介作用。
一、文獻回顧與理論假設
社會交換理論通常認為人們會在日常的社會生活中與他人交換如情感、贊賞、信息、聲譽、地位、服務等非物質資源；與此同時，人們在與他人進行社會交換時也會計算其成本與收益。如前所述，本研究的重點是在社會交換理論的基礎上，解釋企業社會責任影響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作用機制。根據社會交換理論，人們在社會生活中交換著各種物質和非物質的資源，并考慮以何種手段獲得更多的社會交換收益。而利益相關者理論強調群體間以及個體間因平等交換關系而結成相互依賴關系，這樣，社會交換理論也就成了利益相關者理論的基礎。員工是企業首要的利益相關者之一，社會交換理論的提出為解釋員工與企業組織之間的關系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如果企業能夠為員工提供有競爭力的薪酬以及培訓、晉升機會、組織文化、組織支持、組織關懷等，根據社會交換理論，員工會積極回報給予自己尊重和重視的組織，并通過努力工作和忠誠、自覺維護組織形象、利組織行為等換取組織的認同和獎賞。企業如何更好地承擔對各個利益相關者的社會責任，進而激勵員工、換取員工的熱忱回報與努力付出也是社會交換理論嶄新的應用課題。在本研究中，筆者基于社會交換理論的研究視角，深入分析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與員工的態度和行為之間的影響關系，并在此基礎上探討在這一影響過程中相關因素的作用機制。
(一)企業社會責任與組織公民行為
近年來，組織公民行為日益成為組織行為學研究領域關注的焦點，它對組織的有效運作特別是人力資源管理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Kata和Kahn于1966年最早提出了“組織公民”這一概念，并認為組織公民需具備以下三個基本條件：必須被組織吸引，并愿意留任于組織之中；必須完成角色內的工作任務；必須表現出超越角色規定的主動的創新行為。之后深受理論界關注的便是Organ及其同事，他們提出了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Citizenship Behavior，OCB)的概念。Organ認為任何組織系統的設計都不可能完美無缺，如果只依靠員工的角色內行為，很難有效地達成組織目標。因此，必須依靠員工的角色外行為來彌補角色職責的不足，促進組織目標的實現。為此，他們將組織公民行為定義為，“不能被組織正式的報酬系統直接、明確地確認的，但是有利于組織運作成效的個人自發行為”。此概念成為日后組織公民行為研究的基礎。
組織公民行為的相關研究是一個不斷發展、不斷完善的過程。具體來說，組織公民行為涉及到員工的個體行為，且這些行為超出了員工的職責范圍，但是卻有利于確保組織有效運作進而提升組織效能。Organ認為，組織公民行為的理論基礎為社會交換理論。也就是說，組織公民行為是基于互惠原則的自發性的回報行為，該種行為一般都超出了員工的工作描述，完全出于個人意愿，既與正式獎勵制度無任何聯系，又非角色內所要求的行為?；谏鐣粨Q理論，企業社會責任影響組織公民行為主要有兩方面的動因：(1)公司通過承擔企業社會責任，并樹立良好的企業社會形象，以此來吸引和留住員工，而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行為本身就是一種組織公民行為；(2)企業社會責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互利平等的社會換模式，下屬一般選擇組織公民行為作為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回報。
正如Organ所認為的那樣，社會交換理論在組織公民行為和其他變量的相互影響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對組織經驗的感知促使人們去評估其與組織之間究竟是社會關系還是經濟關系，并以此來判斷該交換關系的公平程度。有相關研究認為，組織中的個體若能感知到這種公平的社會交換關系，將會增加其對組織的忠誠度，而且增加的忠誠度將會促進個體組織公民行為的產生。反之，若是組織中的個體感知到的是不公平的社會交換關系，將會更加傾向于減少其對組織的忠誠度，將其社會交換關系轉化為經濟交換關系，并相應地調整其未來的組織活動。之后的許多研究也證實了Organ的觀點，認為積極的社會交換關系將會促使組織公民行為的產生。也就是說，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是一個對員工、顧客、環境等利益相關者負責任的過程。如果使員工能夠感知到組織的努力，這將有利于企業樹立“負責任”的雇主品牌，并將有利于吸引和留住員工、形成組織認同感，從而有助于間接影響員工的工作表現，促進其表現出更多超越工作本身的角色外行為和利組織行為?；谏鲜龇治?，本研究提出假設1。
假設1 企業社會責任對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二)員工工作投入在企業社會責任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中介作用
關于員工工作投入的研究，不僅深受工業心理學領域的關注，同時也是組織心理學、組織行為學和管理心理學的重要課題。工作投入被看作是一種員工重視職業發展的積極心理學視角的工作追求。Schaufeli等人在其研究中將工作投入定義為一種以活力(vigor)、奉獻(dedication)和專心(absorption)為特征的積極、持續和高成就的工作情
感、認知狀態。
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可以有效地提升企業形象，幫助企業在擁擠的勞動力市場上形成一種吸引力，促使企業吸引那些具有高技能、積極性高的員工。與此同時，成功的企業應該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并采取企業社會責任戰略。尤其是，當員工積極參與到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過程中來，并成為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真正制定者時，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活動才是最為有效的。以往的相關研究發現，個體身份認同會影響個體在組織中的工作表現。具體來說，“本質特征”、“社會性契約”以及“道德的堅持”三者是身份認同的主要組成部分。更為確切地說，企業社會責任的本質是一系列管理活動，用以最大限度地確保公司在社會活動中的積極影響或是用一種滿足甚至超越了法律、道德、商業和社會公眾對于企業的期望的方式來運作。也就是說，企業之所以履行社會責任，是基于企業的組織文化以及其“道德的堅持”?；谏鲜龇治?，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價值觀的具體表現。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有助于企業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圍，鼓勵員工積極參與其中。員工不僅僅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具體履行者，更應該成為企業社會責任戰略的制定者，其身份與組織身份不斷契合。在此基礎上，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將會內化成員工的主動行為，并進而對員工的工作表現產生影響。Bennett和Bell在2004年的相關研究中指出，如果組織期望員工能夠完成并超越組織預期的目標，就應該設法讓員工對組織投入他的“心”，從而使員工不僅僅在理性上而且在感性上心甘情愿地對組織投入、對組織負責，進而通過積極主動的工作投入影響組織績效和提高組織的工作產出。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工作投入代表著一種對工作的積極向上的態度和體驗。工作投入的相關研究結果顯示，工作投入對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具有直接且顯著的正向影響。也就是說，工作投入可以有效促使員工產生親社會的企業公民文化，并由此提升員工工作表現，激發員工的角色外行為?；谏鲜龇治?，提出如下假設2。
假設2 員工工作投入在企業社會責任對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過程中起著中介作用。
(三)員工組織認同感在企業社會責任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中介作用
根據社會認同理論，員工的自我概念受其所在的社會組織影響，而其工作的企業是重要的社會組織之一。員工憑借企業社會責任所形成的積極的社會認同感來提升自我概念，并將自己所在的內群體與外群體進行比較，形成有利感知，認為自己所在群體優于其他群體，并形成積極的社會認同。作為企業的一份子和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員工在感知企業社會責任和評價企業中扮演了不容忽視的角色，并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員_丁的自我概念和組織認同感。Herpen，Pennings&Meulenberg將企業社會責任看作社會所期待和希望企業履行的義務和責任活動，社會成員將通過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評價和感知來形成對企業的認同或否定態度。Bhattacharya，Sen＆Daniel認為員工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感知與評價會形成認同，并對其態度和行為產生影響。Rodrigo&Arenas以智利兩家建筑企業為研究對象，通過質性分析(扎根理論)探討了企業社會責任體系(聲譽)對組織和社會的態度產生的影響。結果發現，員工會在組織層面察覺并接受組織的新角色，進而影響組織認同感，并因此而表現出有利于組織發展的行為?；谏鲜龅睦碚摲治?，我們提出如下假設3。
假設3 員工組織認同感在企業社會責任與員工組織公民行為之間起著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調查對象為西南地區五家制造型企業的員工，共計發出問卷400份，回收302份，回收率為75.5％，剔除無效問卷后最終得到256份有效問卷。調查對象分別來自這些企業的不同部門、不同崗位。
(二)研究工具
企業社會責任采用本文作者在前期研究中基于Turker原始量表修正后得到的企業社會責任量表。組織認同感采用Mael&Ashforth于1992年編制的組織認同感問卷。工作投入選取由Schaufeli等人于2002年編制的工作投入量表(UWES)。組織公民行為采用樊景立在中國文化環境下編制的組織公民行為量表。
(三)統計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 18.0和LISREL 8.71進行統計分析：首先，進行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檢驗；然后，進行描述性統計、相關分析等；最后，采用結構方程模型驗證企業社會責任、組織認同感、工作投入和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系。
三、結果分析
(一)信效度檢驗
1、信度檢驗
為判斷各測量題項是否真實地測量了相應的變量，本研究采用內部一致性系數(Cronbach's a)來檢驗結構變量衡量的信度。本研究中各潛變量的Cronbach's僅值均大于Nunnally建議的0.7水平，表明本研究對各結構變量的衡量具有較好的信度(見表1)。同時，本研究還采用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對潛在構念一致性程度進行檢驗。從表1可以看出，各變量的組合信度系數CR值均高于Bagozzi&Yi以及Fornell＆Larcker建議的0.6標準，表明本研究對各個變量的測量均具有較好的信度。
2、效度檢驗
變量衡量的效度主要是通過內容效度和結構效度分析來評價。對于內容效度來說，由于本研究對各變量的衡量都是在借鑒國外學者的現有研究基礎上形成的，因此具有較好的內容效度。對于結構效度，則依據Aderson和Gerbing的方法分別對收斂效度和判別效度進行檢驗。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表明，各變量的標準化因子載荷均大于0.7，且全部通過t檢驗，達到p
(二)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2給出了企業社會責任、組織認同感、工作投入與組織公民行為四個變量的均值、標準差以及Pearson相關系數矩陣。相關系數矩陣結果表明，變量間均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可以進一步進行假設檢驗。
(三)假設檢驗
本研究采用結構方程模型統計分析技術來驗證假設和理論模型。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四個潛在變量：企業社會責任、組織認同感、工作投入以及組織公民行為均已通過驗證性因子分析檢驗，證明測量模型是有效且可信的。在此前提下，本研究進一步通過結構模型分析驗證假設，并檢驗組織認同感
和工作投入在企業社會責任對組織公民行為影響中的中介作用。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在控制了性別、教育程度、工作年限、職位層級以及崗位類型等人口統計學變量后，企業社會責任對組織公民行為呈顯著的正向影響關系(β=0.218***，p
隨后，研究通過巢模型比較，進一步檢驗中介效應。研究首先建立一個競爭模型也就是本研究的理論模型，通過數據擬合，對其進行修正(刪除不顯著路徑)，然后將其與部分中介模型(全模型)進行比較，最終確定一個數據擬合情況最優的優勢模型(如表3所示)。模型比較旨在通過X2與df計算模型差異顯著性，如果差異不顯著，則認為兩個模型間并無顯著性差異，這時選擇路徑最簡模型；若差異顯著，則認為路徑較為復雜的模型優于簡單模型，因此復雜模型擬合較優。根據表3并通過巢模型比較，結果發現部分中介模型(如圖1)和完全中介模型(如圖2)間的差異不顯著(X2df=2=1.7，p=0.43>0.05)，我們認為路徑更加簡潔的競爭模型的擬合程度優于全模型。因此，完全中介模型被接收(X2=443.81，df=148，X2／df=2.99，RMSEA=0.92)，假設2和假設3得到驗證。
四、結論與討論
如前所述，本文在社會交換理論的基礎上，深入探討了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對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以及員工組織認同感和工作投入在此影響過程中的作用?；诖耍狙芯客ㄟ^相關分析和巢模型檢驗等分析方法，得出如下主要結論：(1)企業社會責任對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2)員工工作投入在企業社會責任與員工組織公民行為之間起著中介作用；(3)員工組織認同感在企業社會責任與員工組織公民行為之間起著中介作用。
對社會的認知范文5
[關鍵詞]福利水平；我國經濟；人民幣升值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3）44-0039-02
2009年以來，美國等國家一直就人民幣匯率向中國施壓。2010年9月21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在美國的壓力之下已經突破了6.70關口。一旦人民幣升值達到甚至超過20%，就會造成失業率大幅度上升，從而導致社會動蕩。那么，人民幣到底該不該升值？
1人民幣該不該升值
1.1人民幣不升值
如果人民幣不升值，則意味著我國有越來越多的外匯儲備，而外匯儲備的增加最終將導致中央銀行提供的基礎貨幣越來越多，通過乘數效應最終造成貨幣供給過多，這也是我國經濟近年來存在的問題。自2008年以來，我國的外匯流入逐年增加，可以預見，隨著世界經濟的好轉和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我國的外匯流入還將增加。
貨幣供給過多會導致物價的上漲，然而，當前我國產能過剩，物價不會出現需求拉動型上漲，即使有也不會出現大幅度的上漲。那么最終，過剩的流動性將流入資本市場，造成資產價格泡沫，提高企業的生產成本。
1.2人民幣升值
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的總供給和總需求都會產生影響。首先，人民幣升值會造成能源和原材料成本的下降；其次，人民幣升值還會減少我國商品的出口量。這樣看來，人民幣升值對我國來說既是有利的供給沖擊，也是不利的需求沖擊。如果人民幣升值對供給的沖擊大于對需求的沖擊，那么失業率會下降，產出水平將上升，經濟增長率就會上升；如果人民幣升值對需求的沖擊大于對供給的沖擊，會造成失業率的上升，產出水平的下降，從而經濟增長率就會下降。一般來說，人民幣升值對需求的不利沖擊要大于對供給的有利沖擊，從而產出水平會下降，失業率會上升，但相比較人民幣不升值的情況下，失業率的上升幅度和產出水平的下降幅度要小一些。由此可知，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經濟還是比較有利的，人民幣升值是必然趨勢，然而，我們絕不能被其他國家左右，而應該在進行合理的產業結構調整的基礎上，逐步進行升值。
2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2.1貿易之憂
雖然說人民幣升值會給我國出口貿易企業帶來優勢，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出口貿易企業的不利影響要大于有利影響。
（1）人民幣升值將嚴重沖擊以低價取勝科技含量不高的出口行業。我國進行加工貿易生產的出口企業有一半以上是利用廉價勞動力，技術含量不高并且主要以低價取勝，所以，雖然當前企業人民幣升值的幅度不大，但對這些企業的沖擊不小。短期內，人民幣升值會造成原本單薄的利潤被削減，進而導致虧損，不利于國民經濟的健康、平穩發展。
（2）人民幣升值造成對進口產品的需求增加，沖擊國內相關企業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人民幣升值致使進口產品的價格相對于國內產品的價格來說更低，人們用一定數量的人民幣可以購買到更多的外國產品。在短期內，如果不對這些企業給予貿易保護和本土支持，將對國內企業的發展不利。但從長遠來看，與國外具有先進技術水平的企業競爭是有好處的。
（3）人民幣的大幅升值導致外商投資的成本增加，減弱了外商對我國投資的積極性。改革開放以來，大批的跨國公司和外資企業被我國實行的優惠政策吸引來我國投資辦廠，這些企業利用國內廉價的原材料和勞動力賺取高額的利潤。人民幣一旦升值，原材料和勞動力相對于升值之前不再那么廉價，外商在我國投資成本增加，外國資金會逐漸移出生產企業，轉入我國資本市場，這不但會影響我國的進出口貿易，還會擾亂我國資本市場的正常秩序。
（4）人民幣升值最終加大我國國內的就業壓力。從上面的分析可知，不論人民幣升值是通過沖擊了以價取勝、科技含量低的企業從而阻礙了我國出口貿易的發展，還是致使進口增加從而阻礙國內相關企業的順利發展，或者是削弱了外商在華投資的積極性，這些負面影響最終都會致使我國就業減少，失業率增加。
2.2產業之思
通過利用各種優惠政策來扶持主要經營出口貿易的企業，我國多年實現貿易順差。但如今，美國等國家對我國人民幣升值施加壓力，我國在考慮人民幣是否升值的同時，必須考慮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影響。以下從供需兩方面來討論我國人民幣升值對產業結構變動的影響。
①原材料供給。人民幣升值會造成我國對原材料的進口增加和出口減少。這樣，國內原材料的價格迫于國際競爭的壓力必然降低，從而企業生產成本減少。②中間產品供給。我國以出口貿易為主要經營方式的企業大多從事來料加工、技術含量低、生產中間產品、需要利用廉價勞動力，生產的商品基本上都是低附加值的，本身生產利潤就不高。因而隨著人民幣不斷升值，這些來料加工行業的利潤會逐步減少，甚至很多企業倒閉。但高附加值產品行業原本技術含量高，利潤高，基本不受人民幣升值影響的。大量來料加工企業將因為人民幣升值倒閉或轉型，同時我國經濟將因為人民幣升值向高附加值行業發展，我國出口企業逐漸向高技術型企業轉變，利于優化產業結構。
2.3人民幣升值
①最終需求。人民幣升值會增加進口產品的相對于國內產品的價格，人們增加購買進口商品就會減少購買國內商品，進而影響我國企業的發展，尤其是那些缺乏品牌資源、技術含量不高的企業。②中間需求。中間產品的價格會隨著人民幣升值而降低，那么利用進口中間產品進行生產的企業成本將降低，從而有利于這些企業的發展。③投資需求。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將隨著人民幣快速升值而大幅度上升，這將加大國外投資者對投資的需求，外國資金會涌入樓市、股市等進行投機，這對于優化產業結構大大不利，反而導致大量“熱錢”流入我國。
3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社會福利水平的影響
在一個國家沒有對外貿易的情況下，國內消費用于消費的預算往往是用于在國內不同商品之間分配。當一個國家有了對外貿易之后，消費者的收入就可以用于在國外商品和國內商品之間進行分配，國內價格和國外價格之間就可以用匯率聯系起來。當匯率、消費者收入、國內商品價格和國際商品價格一定的情況下，消費者的預算線也就是確定的，那么必然就有一條社會無差異曲線會和這條預算線相切，切點就是這個國家的消費均衡點，這個切點可以確定這個國家在收入水平一定的情況下可以購買國外和國內商品的數量，這個數量組合就表示了這個國家的總體效用達到了最高水平，也就是達到了社會福利水平最大。
在人民幣匯率升值的情況下，即消費者收入和國內商品價格保持不變，而國外商品在國內價格會下降。分析效用理論可知，一種商品價格下降會導致既定的預算約束線發生轉動，即消費者會增加購買該商品。預算線轉動之后將會和更高的社會無差異曲線有一個切點，此時消費者得到的總效用水平提高，福利水平就提高了。這樣從整個國家來看，人民幣升值將帶來我國整體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
4結論
本文闡述了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經濟、我國社會福利水平的影響。大體上來講，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經濟發展在短期內有負面影響，會沖擊我國一些出口貿易相關企業，從而影響國民的就業。但從長期來看，對這些企業的沖擊會有利于我國經濟的發展，會促使一些低技術含量，以價格取勝的行業向世界先進水平看齊。從整個國家來看，人民幣升值使消費者的總效用增大，社會總福利水平提高?？偟膩碚f，人民幣升值對于我們國家是利大于弊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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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湯健雄.人民幣升值加速珠三角外向型產業轉移[J].生產力研究，2009（8）.
對社會的認知范文6
在這次調查中我們發現，幾乎90%以上的村民都披露“好經被念歪”的現象。絲毫沒有人去懷疑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只是置疑落實的情況罷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讓“好經”被“念歪”了呢？或許原因很多，而我們僅僅想從“人情”方面去探究一些原因，以求能找到突破“執行”瓶頸的對策！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是個人情氣氛很濃的國家，這種靠血緣倫理關系維持的社會，缺乏法理契約型社會的傳統，因而輕法治重人情。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在執行過程中，缺少深入貫徹的社會氣氛，往往在人情面前大打折扣。從人際關系方面看，“重人情，講面子”是中國人維系關系的一條準則，我們無法置疑它的優點，但往往人們處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極易引發歪曲評價，他們評價的不是一個人有沒有真正的辦事能力，而是能不能“做人”，會不會“做人”，根本上說就是能不能“不得罪我”。因此，這種評價助長了“不得罪人”，“做老好人”的處事風格，形成了現在“講人情”的社會風氣。而作為一個社會性的人，又必然要受到這種社會風氣和輿論的影響，這種影響會無情地把一個具有果斷堅定性格的人放在錯誤的人情環境中加以考量，這種考量的壓力很可能使人變得唯唯諾諾，凡事先考慮人情，這樣一旦缺乏監督就無法保證執行的得力，甚至可能包庇萌佑，最終會監守自盜，釀成腐敗！——這或許也應該算是腐敗的一大社會根源吧！
另一方面，這一種社會風氣常常帶來一種錯覺，反應在行為處事態度上，就是“要立身必須先織好人情網”?！笆烊撕谜f話，熟人好辦事”這是當代人的一大口頭禪，凡事不找關系就辦不成，因而往往形成惡習，本來個人能做的事也千方百計找人情，助長了社會的依賴思想，使社會喪失活力?！皩幵稿X受罪，不讓人受罪”“一切向‘錢’看”，無形之中又給“權力尋租”提供了空間，滋生了腐敗。同時也容易形成一種馬太效應：有錢人，人情廣好辦事，所有問題托個關系便解決，即便解決不了的也大可“開后門亮紅燈鉆空子”；而對于廣大弱勢群眾，人情窄難辦事，甚至辦不了事，許多急需解決的問題遲遲難以解決，因而就調查情況反應，群眾怨聲載道。許多基層問題被積壓，矛盾日趨激化，群眾忍氣吞聲，有苦難言，尤其是廣大邊遠農村，至今仍然存在“當家不做主”的現象。這種權力不能真正有效地實現人民的利益，長此以往，社會將喪失公平，政黨將失去信任，甚至引發執政危機。這樣看來，人情問題真的是擋了執行的道。
有人說懂得人情的人才宜為官。姑且不論是對是錯，從調查中反應，某某人的為官之路即可見一斑。有的人無才無德卻屢屢高升，有的人盡職盡責卻屢屢受挫，這種現象在基層的選舉中造成“賄選”“送禮”，其情況極為惡劣。“好官得罪人”的現象也屢見不鮮。因此，這種陋習得不到根治，就不利于基層民主政治的發展，就不利于黨風廉正建設的開展，更不利于全社會形成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社會風尚。
誠如所言，中國是一個典型的人情社會，缺乏民主化與法治化的氛圍，缺乏規范化的社會意識，缺乏正確的評價機制和考核體系，社會監控體系有待加強。基于以上知識，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有必要喚起更多人來關注和正視這一社會性的陋習，深入持久地開展各項工作來加以規范。就制度層面而言，我們認為有必要從以下四個方面做一些深入的規劃與安排。
第一， 必須進一步完善立法程序，推動法治化建設。從當前看來，我國法制建設的一大缺陷就是法律的總體指導與執行過程中的技術程序性設計失衡，程序化建設明顯不足，中國的一系列子制度還不完善，使法律漏洞經常存在。因此，我國立法的方向應該事實在著力制訂宏觀性立法的同時，要深入地進行細節性、持久性規章制度的完善。適度處理好法律的剛性與彈性，杜絕執行中的人為性、隨意性現象，使人情難以進入。
第二， 必須要強化規范意識，推動社會監督體系建設。要在全社會構建一個全方位、多角度、立體化的社會監控體系，尤其要深入加強對執行全過程的監督，大力推行公開公示制度，增強執行的透明度和法制化，使一切活動處于社會性的監督之中。
第三， 必須突出職能意識，規范政府行為，推動執行文化建設。要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和效能的提高。規范社會人才評價體系，在全社會形成一種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文化氛圍，加強公推直選工作，完善政績業績考核機制，大力選拔有執行能力、執行勇氣、執行決心的務實勤政型人才，從心理上抵制人情的左右，要深入持久地推動以效能為核心的執行文化建設，努力加強先進性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