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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紅利概念范文1
一、人口紅利的概念
一般來講,人口轉變要經歷三個階段:高兒童撫養比階段、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階段和高老年撫養比階段。它所對應經歷的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原始階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的傳統階段;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現代階段。人口紅利即是指這種在人口轉變過程中,由于生育率下降使少兒撫養比例迅速降低,總人口中的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尚未達到較高水平時的人口結構狀態。它實質就是在一定平均預期壽命,科技水平的基礎上,使人口與經濟社會的發展從不適應到適應的轉變過程。
二、人口紅利的衡量指標
從人口紅利這個意義上說,所謂的人口紅利顯然是指社會勞動力資源總數,即勞動力參與數,而非簡單的勞動能力人口。對于一個社會整體來說,勞動力參與率是基本穩定的,在本文中就以勞動參與率來代替勞動年齡人口來作為研究人口紅利的指標。
四川省的勞動參與率在1992年之前一直有所波動,1992年以來,平均每年下降0.57%,到2008年勞動參與率為76.99%,勞動參與率仍比較高。以65歲作為老年起始年齡,總撫養比在53及其以下均有人口紅利。其中,在44以下存在人口暴利,44～47之間是人口高利,47～50間有人口紅利,50～53之間還有人口微利。根據這一標準,四川省人口紅利期持續較長,這種狀態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因而為經濟快速增長提供了良好契機,這個時期是經濟發展的黃金期。
三、四川省人口紅利的特征
與其他發達的地區和國家相比,四川省人口紅利具有其獨有的特點,主要表現在:
(一)在較短時間內完成人口轉變,進入人口紅利期
四川的計劃生育工作卓有成效,生育率開始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常住人口總量從1982年的7300萬逐漸增加到2008年的8138萬,26年凈增人口838萬,平均每年增加32.2萬人。
(二)人口紅利伴隨著老齡化程度的迅速加深
據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的統計數字,2015年中國老年人人數將突破2億,而到2040年將達到4億.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一份題為《銀發中國》的研究報告也說,35年前,中國年輕人是老年人口的六倍,而此后35年,老年人口將是年輕人口的兩倍。
(三)人口紅利持續時間相對較短
即使不考慮老齡化的加劇引致的虛假的人口紅利的快速到來,四川省總的人口紅利從1990年開始到2030年結束也僅僅是40年左右的時間.由于人口轉變在很短的時間內得以實現,這一事實使得少兒撫養比下降與老年撫養比上升之間的間隔也很短。老齡化快速提升的結果是使得總撫養比快速增大,因此,四川省人口紅利期持續的時間相對較短。
四、開發和利用人口紅利的措施
(一)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實現人口紅利
在人口轉變帶來的人口紅利勢微和視窗關閉之前,應以最大化就業為目標,充分開發和利用相對充裕的勞動力資源。要解決這一問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前提下,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從而最大限度的吸納勞動力資源。
(二)逐步建立一個完善的人力資源市場制度體系
首先改革現行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確立人力資源流動制度。其次應加快勞動就業的信息化建設,建立并且規范政府及社會開辦的各種職業中介機構,為勞動力供需雙方提供信息交流的平臺,規范勞動力市場秩序,盡量避免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失業。
(三)加強就業培訓,避免結構性失業
四川省是勞務輸出大省,農民工的就業問題十分嚴峻。因此,必須對勞動者進行就業培訓,提升其素質,增加附加在其身上的人力資本含量。加大對農民工的培訓,應作為日后對工人進行培訓的重要內容,而且農民工數量龐大,農民工整體素質的提高,對人口紅利的開發意義巨大。
五、結束語
總之,我們必須清楚的認識到,在人口紅利期勞動力資源充足,社會負擔較輕,儲蓄力旺盛,這無疑給經濟增長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我們決不可忽視接踵而來的老齡化問題給社會帶來的巨大挑戰。因此,當前必須制定合理的政策措施來實現大量勞動力的充分就業,把潛在的人口紅利變為現實的人口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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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紅利概念范文2
應對“用工荒”背后的邏輯，是校正用工在較低的價格水平上可以“招之即來”的參照系，充分認識到從不愁“人”的數量到關注“人”的質量轉變所隱含的商業價值，這并非像規避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那樣簡單。
二次人口紅利重在素質
應當指出，在社會就業總量壓力繼續加大的情況下，“用工荒”的出現并非完全是因為招不到人：一方面，是用人單位不愿意支付更多的勞動報酬；另一方面，在用人單位愿意支付更多勞動報酬的情況下，招不到符合崗位需要的人。前者標志著第一次人口紅利的消失，這不出人們的預料，因為早有專家預言2013年是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折點；后者則說明管理者開始青睞第二次人口紅利，勞動者技能或者素質的重要性開始日益凸現。
所謂“人口紅利”是一個經濟學、人口學上的概念，原本是以人口的數量進行統計分析的，實際上是一種人口量的紅利。勞動力數量的充足提供了成本優勢，光是龐大的基數就能夠成就很多優秀企業。與此同時，勞動力價格的低廉助推了大量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第二次人口紅利則不再局限于人口學的范疇，主要指的是勞動者素質的提高，以及由此帶來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一項數據分析表明，在制造業，員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勞動生產率會上升17%；如果員工全是高中學歷，勞動生產率將提高24%；如果都是大專學歷，勞動生產率可以再提高66%。如果說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即第一次人口紅利是量的紅利，那么第二次人口紅利主要指的是人口質的紅利，即“質量型”人口紅利。
當然，質的紅利和量的紅利密切相關。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原本不存在什么特殊的紅利，它之所以被稱為第二次人口紅利，正是因為受到第一次量的紅利的影響。量的人口紅利余波至今猶存，雖然勞動成本有所上升，但勞動者的工資還沒有提高到應有的程度。兩者之間的差距，正是用人單位潛在的紅利，即“質量型”人口紅利。國內較具權威的教育數據公司麥可思最新的《2012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顯示，在2011年畢業的大學生里，有近57萬人處于失業狀態，而這當中10多萬人選擇“啃老”。即使畢業工作一年者，對工作的滿意率也只有47%。這不僅是因為受到傳統人口紅利的牽制，也表明受過較好教育的勞動者的工資水平遠沒有達到人們的預期，中產階層還沒有達到應有的規模，其中的紅利空間仍然可觀。
從理論上講，普遍意義上的人口紅利總是存在的，否則就難以進行擴大再生產。一些經營者在勞動力成本上漲中之所以不再能夠獲得原有的人口紅利，一方面是因為生活成本提高，另一方面也說明自己的企業失去了原有的競爭優勢。因此，企業家們不能在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安于現狀，而是要將創新和轉型升級作為唯一的生存出路。未來10年，中國勞動力成本將處于持續上升階段，廉價工資已很難吸引更多的勞動力?，F實中，堅持創新、科技含量高的企業的工資水平總是相對高許多。這些工資水平相對高的企業不僅沒有被勞動力成本壓垮，反而不失后發優勢。這就說明，所謂的人口紅利早就由“紅在數量”轉向“紅在質量”。只有在經營活動中以“質”取勝，才能繼而分享“質量型”人口紅利。
以“質”取勝貴在儲備
在第一次人口紅利與第二次人口紅利之間，并不存在天然的鴻溝。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如同社會進步一樣，是一種必然的趨勢，能否很好地發揮勞動者的作用，關鍵在于用人單位選擇粗放攫取還是同舟共濟。股神巴菲特在談到投資經驗時笑稱：“我用屁股賺的錢比腦袋多?！彼^用屁股賺錢，就是對股票較長時間的持有；用腦袋過多就是過度投機，對股票頻繁換手。用“屁股”與“腦袋”獲取人口紅利的“秘笈”也應當一樣，只不過“持有”類似于對人才的儲備，成功取決于真誠。
對人才的儲備固然需要指向高端人才，然而對于大多數企業來說，主要指的是技工或者熟練工，所謂儲備就是與他們形成盡可能長的合作關系。比如火鍋店的切肉工，切出的涮肉每盤有多少卷，數量、份量必須經過精準考量。如果卷數少，消費者會不滿意；份量重，老板則需多付成本?；疱伒贲A利主要是依靠切肉工的技術，因此他們就是火鍋店的人才。但是合格的切肉工并非隨便可以招得到，火鍋店要想增加營業額，擴大經營規模，就需要儲備一定的切肉工。這里的儲備有兩層意思，一層是經營淡季時不能輕易裁減，需要“養起來”；另一個是遇到好的切肉工時，要通過不斷調整待遇，使其能夠留下來。這就如同巴菲特對股票的持有：沒有好機會時屁股要坐得住，買入好公司股票后屁股更要坐得住。只不過在人力資源管理中，“屁股”應當更多地坐在勞動者這一邊。
當然，我們這里所說的儲備重在使用；儲備、使用的過程就是增值的過程。管理大師德魯克早就指出：“組織不能只依賴天才來運作”，經營的成功只能依靠“一群平凡人做出不平凡的事”。德魯克的這種洞見完全可以作為人力資源管理中以“質”取勝的座右銘，因為人力資源管理中所說的“質”，離不開累積的過程。其中“質量型”人口紅利在當前的情況下固然依托于勞動者教育程度的提高，但學歷高并非代表質的紅利大。對于個人來說，需要歷練；對于企業來說，需要在實踐中組織繼續學習。歷練和組織繼續學習的過程，就是質的紅利增值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講，“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用工荒”是難以消解的；即使在量上得到一定滿足，也很難立即做出“不平凡的事”，也不可能完成兩次人口紅利之間的成功過渡。
儲備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關鍵要在產品和服務的創新上不斷取得新的突破。當今世界各行各業發展日新月異，稍有不慎，瞬間就會被打敗、被淘汰。日本家電業在2008年的世界市場上還不可一世，沒有“沒落”的任何征兆，然而短短三四年時間過后就到了將要出局的地步；摩托羅拉、諾基亞等手機廠商昔日的輝煌也在瞬間黯然褪色。如果說人力資源質的紅利不可能被某個企業所壟斷，那么在“質量型”人口紅利的輪番爭奪中，贏就贏在率先轉型搶占先機。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幻想著通過向勞動力低廉的區域轉移工廠的方式降低成本、維持經營，就不可能全面顧及人才的儲備，更不可能在“質量型”人口紅利的競爭中搶占先機。如果說轉移工廠需要花費很多成本還未必能奏效，那就不如珍惜現有實力，在提高勞動生產率上做足文章。
讓人才紅利“紅”起來
毋庸諱言，第二次人口紅利相對于第一次人口紅利而言，更具有宏觀意義。只將人招進來并非能將潛在的紅利變現，關鍵要在微觀領域讓“質量型”人口紅利能夠真正“紅”起來。嚴格來說，“質量型”人口紅利就是人才紅利，人力資源應當是人才資源、人智資源。當自然資源被分配完畢之后，企業生長的動力將更多地來自人才資源，經營者應當像在分享第一次人口紅利時進行資本運作那樣，及時進行人才或者人智運作，取得“財散人聚”的效果。
人口紅利概念范文3
關鍵詞：人口紅利；有效勞動供給；人力資本
中圖分類號：F014.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2）08-0182-02
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2011年底，我國GDP的年均增長率為9.8%，創造了一個增長奇跡，而一直以來，人口紅利都被認為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國內學者根據1982-1997年的數據利用線性回歸模型估計了中國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為23.71%。進一步的研究又將人口紅利的概念拓展為“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暗谝蝗丝诩t利”是指由于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的提高、人口總體負擔相對較輕的人口轉變階段為經濟發展提供的直接勞動供給增加從而推動經濟的增長；“第二人口紅利”則是指由于人們預期到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如生育率降低和人口預期壽命延長等將導致總人口撫養比在將來的大幅上升等）會相應調整個人行為，做出有利于資本積累的消費-儲蓄決策從而通過提高資本-勞動比率推動經濟的增長。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從1982年的61.5%逐步上升到2010年的74.5%，我國經濟也進入了高儲蓄、高投資、低撫養的“黃金時期”。但是，有學者指出中國很快將走出“人口紅利”階段，2015年前后進入“人口負債”階段。但這里的“人口負債”是指因為嬰兒出生率降低，人口老齡化問題加重而導致總人口中勞動人口所占的比重降低，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國的“人口紅利”即將結束。
通過對1978-2010年期間中國經濟增長因素的分解分析，可以得出在此期間實現的年均9.8%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中，物質資本增長的貢獻份額為28%，勞動力數量增長的貢獻份額為24%，人力資本因素的貢獻份額為24%，勞動力部門轉移，即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農業）向生產率高的部門（非農產業）流動過程對增長的貢獻率為21%，余下的未解釋部分，可以看作是其他體制改進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3%?！叭丝诩t利”對經濟所起的作用在于其產生的有效勞動供給，并且這種勞動供給能夠適應勞動需求，從而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但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并沒有充分挖掘和消化“人口紅利”帶來的潛在的優勢，至少在兩個方面，還有進一步利用的空間。第一是勞動年齡人口如何更好地轉化為有效勞動供給；第二是如何使得勞動供給與勞動需求在結構上相適應。
一、勞動年齡人口如何更好地轉化為有效勞動供給
由于工資水平、人口流動限制等因素，我國還存在著大量剩余勞動力。龐大的勞動年齡人口為我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我國也充分利用了廉價勞動力這一優勢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特別是低附加值的制造業，以至于成為今天的“世界工廠”。但正是由于看似無限的勞動供給，加之企業利潤水平低，社會失業保障體系不健全，使得工資水平一直處于均衡點以下。上世紀90年代以前，我國勞動者報酬占比為50%以上，2001年以后這個比重不斷下降，到2006 年已下降到41%。在2000至2008 年，我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0.4%，但職工的實際工資年均僅增長15.7%。這表明，我國國民收入結構失衡，特別是勞動者報酬所占國民收入比重不斷下降。這就導致了一部分勞動適齡人口不愿意去工作。特別是農業人口，當實際工資水平低于他們的務農收入時，他們就會選擇在家務農。大量分散的農村勞動力不僅不能對農業生產起到促進作用，反而會阻礙農業機械化的發展。隨著經濟的發展，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放緩，會逐漸面臨“劉易斯拐點”，這時，勞動供給不再是無限的，工資水平開始上漲，原本不愿意工作的一部分勞動力會重新去工作。
我國一直以來實行戶籍制度，根據地域和家庭成員關系將戶籍屬性劃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并按照戶口身份來執行科教、衛生、醫療、就業等一系列政策，帶有明顯的“城鄉二元分割”的特征，由此產生了與戶籍相關的“居住”和“暫住”等概念，事實上造成城鄉之間、流動人口與本地人口之間在教育、醫療、社保、衛生等諸多方面的不平等。我國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對外貿易結構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這就需要大量的城市外來人口，即所謂的農民工。然而，由于戶籍制度的存在，這些工人不屬于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居民，而只是暫住人口，在各種福利待遇方面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水平，還會產生留守雙親，留守兒童等問題，這就使得很多能夠并且愿意工作的人迫于各種現實壓力和顧慮無法提供勞動。這一制度桎梏了城鄉勞動力的合理遷徙，將很大一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堵在了農村，使得有效勞動供給的量遠遠達不到勞動年齡人口的量。我國農業占GDP的比重已下降到10%，但據2011年的數據顯示，中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剛剛降到50%以下。而從世界范圍來看，沒有一個發達國家的農業人口是超過5%的。這就說明，我國還有40%左右的農業人口需要轉移。因此，我國的人口紅利一直沒有被完全有效利用，隨著我國戶籍制度改革的深入，會釋放大量剩余勞動力，人口紅利還會有很大一部分空間。
二、如何使得勞動供給與勞動需求在結構上相適應
我國利用豐富廉價的勞動力大力發展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屬于粗獷型、低附加值產業，即使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繼續保持增長，也只會使我國的制造業一直處于產業鏈的末端，而預計將在2015年轉入下降的勞動人口比重反而會形成一種倒逼機制，促使我國產業結構升級，逐漸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這樣就會釋放一部分勞動力。但同時又面臨了一個新的問題，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就可能不相匹配，很多企業反映，普通的工人他們不需要那么多，熟練工人和高級技工他們想招卻很難招到，這說明我國勞動力供需的結構性問題已經開始凸顯。隨著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對工人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結構性失業現象越來越明顯，如果不注重人力資本的積累，那勞動人口所占的比重越高只會導致剩余勞動力越多，加重社會的負擔和影響社會的穩定。我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緩解這一情況，如加普及基礎教育，加強高等教育，發展繼續教育、職業培訓和崗前培訓等。
中國就業人口中具有大專及以上學歷的比例僅為5%左右，發達國家普遍在40%以上，因此我國的人口紅利并不會因為勞動人口所占的比重下降而消失，相反，我國的人口紅利在人力資本上還有很深的挖掘空間。
參考文獻：
人口紅利概念范文4
日本人口紅利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因為科技進步而下降
《經濟》：日本在人口紅利期前后的人口結構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張季風：從長期人口結構變化來看，明治維新之前屬于“多生多死”型結構、但從明治維新以后至上世紀50年代中葉為“多生少死”型結構，從20世紀中期開始日本即進入“少生少死”型結構。從1974年起總和生育率開始跌破2.1%的替代水平，此后一路走低，1996年以后一直維持在1.4%以下。目前日本老齡化嚴重，65歲以上人口已高達24%，而零歲至14歲兒童僅占總人口的13%，是典型的“少子老齡化”人口結構。
談到人口紅利，其相關指標主要有以下幾個：第一個是“劉易斯拐點”；第二個是勞動力總量的下降；第三個是人口的下降。先看一下“劉易斯拐點”，其主要含義就是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轉入到有限供給。關于日本的“拐點”來臨時間，基本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認為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914年，更多的學者傾向于1962年左右。再看一下勞動力的增減情況，日本大約在1995年出現勞動力下降趨勢。大多數學者認為從2005年開始出現總人口的下降，但是日本最新一次人口普查表明，2010年比2005年還增加了28.9萬人。無論是從“劉易斯拐點”出現的1962年，還是勞動力出現絕對減少的1995年，日本人口結構都處于“少生少死型”結構。
《經濟》：人口紅利的消失對日本經濟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張季風：首先，應當說人口紅利確實曾使日本經濟獲得很大利益。上世紀50年代，日本人口處于“多生少死”階段，充足的勞動力為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巨大動力。勞動力大規模地從農村向城市轉移，1959年到1960年之間達到高峰，每年人口流動量達到65萬左右。
但是，人口紅利的消失真的對日本經濟造成負面影響了嗎？說句老實話，回顧日本經濟的發展歷程，我實在找不到確鑿的證據。1955年-1973年是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如果采用普遍認識，將“劉易斯拐點”定在1962年，此后不但沒有出現勞動力短缺問題，而且還持續了10年的高速增長。
所謂的人口紅利“拐點”之后，合理的現象是勞動力不足，失業率下降。但實際情況呢？日本一直到現在都在努力解決就業不足的問題。上個世紀80年代，日本的汽車與家電等組裝工業迅猛發展，在拉動經濟的同時，也很好地吸納了勞動力，緩解了就業問題。上世紀90年代初，日本也確實出現了勞動力短缺的狀況。但這種現象也僅僅持續了兩三年。當時日本從中國和一些東南亞國家引進四五萬人規模的“研修生”，就大大緩解了勞動力短缺的問題。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日本勞動力出現絕對下降的1995年以后，日本非但沒有出現人口紅利消失后應當出現的勞動力短缺現象，相反出現了嚴重就業不足、失業率攀升的現象。即便是日本，因人口紅利消失可能導致勞動力不足問題也可能在10年乃至20年以后才會出現。
當然，人口老齡化確實給日本經濟發展帶來了沉重負擔，但這并不是因為勞動力短缺，而是因為老齡人口增加導致社會保障資金支出過多，比如說上個世紀90年代初社會保障資金支出占日本財政支出的比例僅為12%，而2012年高達29%。但是，日本的社會保障水平要比中國高得多，幾乎不可相比。我并不否認人口紅利的消失可能對經濟增長率有潛在負面影響，勞動力、資本和技術是經濟發展的三大要素，勞動力絕對數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經濟的發展，而且人口規模大，個人消費總量也會擴大。但這不是絕對的，在進入近代以后資本的作用增強，隨著科技的進步，人口紅利的影響逐漸變弱。
《經濟》：如果說人口紅利的消失對日本經濟影響并不大，那么人們常說的日本經濟“失去的20年”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
張季風：首先，我并不贊同所謂“失去的20年”的說法，過去的20年，日本經濟下滑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但可以肯定地說人口紅利消失并不是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低迷的最主要原因。日本經濟早已進入成熟階段，與歐美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后發優勢消失，國內市場飽和，內需縮小，而經濟全球化以后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迅速崛起，在很多領域趕超日本，使得日本的外需也相對縮小，這是需求方面的原因。供給方面的原因是企業的創新能力相對不足。從日本的統計數據來看，在高速增長時期的上個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全要素勞動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率高達30%，而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為負拉動。再有一點，泡沫經濟崩潰后，日本沒有及時處理不良債權問題，導致金融功能不全，進而導致金融危機。以上可見，人口紅利消失并不是帶來“失去的20年”的根本原因。即便到現在，安倍經濟學中也把擴大就業、創造就業機會作為其“第三支箭”的重要內容之一。
中國的當務之急是解決就業問題
《經濟》：中國的人口紅利期是否即將消失？拐點將于何時到來？
張季風：在改革開放之前乃至改革開放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人口都是中國的負擔，可以試想，如果中國沒有這么多人口，可能早就富起來了。就業問題無法解決，中國又何曾享受過人口福利？700萬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再加上歷年未能就業的大學畢業生就業都困難，又怎么說人口紅利消失了呢？千萬要記住，中國還有數以億計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距離“劉易斯拐點”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所以在我看來，現在大談中國人口紅利問題為時尚早。
日本高速增長時期，每年約有50萬左右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但是他們立即成為城市市民，享有與原居民相同的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而我國每年有數以億計的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但他們工作狀況極不穩定，隱蔽失業很嚴重。為什么會出現“民工荒”問題？不是勞動力短缺，而是農村勞動力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生存狀態也不佳，進入城市之后得不到應有的社會保障，得不到應有的社會關懷。如果能夠給予他們足夠的報酬與社會保障，還能出現民工荒嗎？退一步講，從日本的經驗來看，即使達到劉易斯拐點后，還出現了30年的黃金發展時期。所以現在大談中國人口紅利消失問題，未免有些杞人憂天。
《經濟》：那么，我們應該關注的問題是什么？
人口紅利概念范文5
被計劃……
2015年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約為1.4，即平均每個婦女生育1.4個孩子，而國際公認總和生育率為2.1時，才能保持穩定狀態的“人口自然更替水平”，否則會導致國家的人口結構越來越失衡，放寬“計劃生育”迫在眉睫。
被驚醒……
35年計劃生育，我們津津樂道于少生了4億多人口，少消耗了萬億噸糧食、淡水、能源，卻忘了人口本身也是一種寶貴資源。從當下人口結構來看，幾十年后，青年勞動力銳減，中國將快速老齡化，從而造成制造成本激增，消費疲軟，整個國家暮氣沉沉……
人口紅利銳減，未來平均1.4個年輕人養活1個老人：
騙自己……
一切看上去很美，仿佛新生嬰兒的出生將拉動市場消費，解決未來青年勞動力短缺問題。然而，事實真會是這樣嗎？前兩年放開的“單獨二孩”效果并不好。而最近針對生“二孩”意愿的調查，也讓人高興不起來。撲面而來的嬰兒潮，也許是我們在騙自己……
據統計，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養育一個小孩的成本大約在30萬元，不是一筆小數目（以廣州為例）：
打雞血……
人口紅利概念范文6
廣義上講，改革紅利是指國家通過體制變革和機制創新給國家發展進步帶來的全部有益成果的總和，改革紅利是相對于人口紅利和資源紅利而延伸出來的概念。由于中國經濟主要以外延發展方式來實現高速增長，人口紅利和資源紅利優勢逐漸消失，導致經濟增長趨緩，只有通過改革創新，才能為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才能成為經濟穩定增長的新引擎。
商業企業同樣面臨著此類問題，靠以前粗獷擴展的方式已難以為繼。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主要體現在“招工難”和人工成本每年大幅上升；資源紅利的逐漸消失主要體現在進入了高租金時代。要擺脫困境、重振雄風的唯一出路就是遵循經濟發展規律，以壯士斷腕、涅槃重生的膽識，進行改革創新，釋放改革紅利。
筆者認為，商業企業釋放改革紅利沒有任何現成模式。綜觀當今市場，商業企業改革創新新聞屢見于媒體，內容五彩繽紛。若東施效顰，則適得其反。雖不宜盲目模仿，但透過現象看本質，成功的企業還是有基本規律可循的。
一是要清晰把握天下大勢。所謂天下大勢，是指商業企業經營的外部市場環境，這里包括目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的特點、國內零售市場競爭特點、當前消費者行為和心理特點等。識大勢者，可成大事，決策方向才能順應潮流，貼近實際。如正是由于出現了“小眾化”的消費特點，微信營銷、微博營銷、社交網絡營銷等才有施展的舞臺。
二是要有改革創新的膽量。改革傳統的商業模式和體制，必然會觸動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在一段時間內必然會增加成本。但是長痛不如短痛，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在這方面蘇寧云商做出了榜樣，由于推行了020戰略，今年上半年該企業利潤下降60%，但是新的業務模式已初顯生命力。最近該企業高管大量回購本企業股票，就顯示了他們對企業前景的信心。
三是要緊跟現代科技潮流。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空間技術和生物工程的發明和應用為主要標志，在商業領域，延伸出以互聯網為平臺的現代商業科技，極大地改變了商業企業的交易方式、組織方式和管理方式，電子商務的蓬勃興起就是很好一例。目前二維碼掃描、WIFI和移動支付等在商業上得到運用，最近讀到的關于購物“生物支付”的文章，也給人有所啟示。
四是仍要遵循經典的企業戰略學原理。如阿里巴巴與銀泰、復星等企業聯手建立的菜鳥網絡公司，對物流資源進行整合開發，建立了支付寶和余額寶平臺，向金融領域滲透，這體現了縱向一體化戰略。又如萬達在商業地產和百貨業務基礎上，又向影院、酒店、旅游等領域延伸，體現了多元化戰略等。
五是要充分利用自身資源優勢。在對企業自身資源與價值分析的基礎上，揚長避短，在細分市場上形成核心競爭力。如永輝超市和農工商超市利用生鮮采購優勢，將此產品做得風生水起：沃爾瑪的供應鏈建設獨樹一幟，體現了高效率：魯商集團利用房地產開發利潤率高和零售業現金流量足的特點，進行優勢互補，相得益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