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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史范文1
適應經管類專業化教育需要，把課程融進教育之中受整個社會行業的“專業化”浪潮影響，教育專業化也逐漸成為一種趨勢。在行業高度發展的今天，商界追求提供給消費者越來越“專業化”的服務，教育界也隨之要提高自身的服務意識，進行專業化的教學改革。無論是經濟類專業教育還是管理類專業教育都經歷了一個從經驗化、隨意化到專業化的發展過程。在當前高校各經管類專業教育中，要想在廣闊而深邃的專業領域成就精英式的專業化教育，必須能對經濟“全局”進行必要的、概略的把握。只有對經濟領域的主要構架諸如經濟理論與經濟知識，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經濟與市場、金融等等之間的有機聯系，有一個較為全面、概略的了解，專業化教育才能深入。作為學科體系基礎課程的西方經濟學，恰是對經濟知識進行框架性、整體性的介紹，其中既有宏觀經濟層面的理論闡釋，也有微觀經濟運行的原理分析，同時揭示出經濟各部分間的內在聯系。因此，《西方經濟學》課程教學，主要致力于該課程與各專業其他專業課程之間的銜接工作，讓學生能具有知識的包容性，也具有多元化的文化視野，為更好地開展專業教育奠定堅實的基礎。
不同專業差別化教學，把課程融進專業之中對于不同專業的學生而言，由于專業特點和人才培養目標不同，對經濟知識的內容和知識結構的需求也就不同。所以西方經濟學采用差別化教學，分別尋找經濟學與不同專業的對接。有限的教學課時不可能呈現西方經濟學的全部內容，在明確不同專業學生的特點和需求的基礎上進行選擇性教學，不同專業精心安排不同的教學內容，使用差異化教學方法。比如對于市場營銷專業的教學，致力于挖掘經濟理論與市場變化的關聯，讓學生掌握如何運用經濟理論進行市場分析，如何洞察經濟形勢的變化，來把握新的商機；教會學生如何運用經濟學模型進行市場分析，預測未來市場的變化，并進行相應的策略調整。而對于會計專業的教學，除了扎實的基本知識外，注重經濟知識運用和融會貫通能力的培養，還要注重與其專業的業務活動聯系緊密的現代資本運作等金融基本知識和業務技能，從而在具體的實踐活動中能靈活運用知識和業務技能來進行企業資金管理和風險管理等活動。
革新教學方法，把課程融進思想之中與其他課程相比，西方經濟學課程內容多而龐雜，加上課程理論性強，內容抽象單調，又依賴于數學和模型這個基本工具來解讀，所以經濟學是一門很難而又不容易靠近的學科。降低理論深度，增加教學方式的靈活多樣性是西方經濟學的教學方向。由經濟熱點或新聞的介紹入手，結合所學的經濟學原理，精心設置問題、提出問題，給學生留下思考的空間，引導學生透過現象去看本質，從具體實例中提煉出背后蘊藏的經濟道理。采用多樣化的方法，啟發學生分析問題，逐步培養學生對經濟學的好奇心。通過具體的案例，用經濟實際熱點問題進行基本原理講解，突出經濟知識的運用性。鼓勵學生自己去找資料、發現生活中的經濟學，采取教授與討論相結合的組合式教學，將經濟思想滲透進學生的心靈。
貼近日常實例教授，把課程融進生活之中如何讓經濟學大師的思想精髓和經濟理念走入“尋常百姓家”，讓經濟學離人們不再遙遠，讓學生利用大師的經濟理念指導自己的經濟行為且從中受益，是課程的關鍵。為此，西方經濟學教學應注重實用性，盡量將大師們的學術思想和經濟理論與日常生活緊密結合起來，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讓學生學以致用，能用經濟理論來指導自己的經濟行為?？偨Y出人類經濟思想發展史上出現的著名經濟學家，并以生動有趣的語言和靈活多樣的新穎事例，對經濟學家們的重要理論思想和觀點進行系統的介紹和論述。
實行與其他課程的交叉教學，把課程融進學科之中西方經濟學理論性強，相對于市場營銷、廣告、現代企業管理和國際貿易等課程來說比較枯燥。在教學過程中，適當與這些相關課程交叉講解，既能讓其他專業課為經濟學服務，又能讓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成為其他課程的分析工具。這樣不僅可以拓展學生將經濟學知識向相關領域滲透的能力，還能夠增加西方經濟學的趣味性，擴展西方經濟學在不同課程中的吸引力，鞏固學生對西方經濟學知識的掌握。
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史范文2
回顧整個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發展，其演變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即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以及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圍繞著亞當?斯密的“道德人”與“經濟人”的關系問題——“斯密難題”而展開的。
一、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
阿馬蒂亞?森說：“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傳統聯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eNicomacheanEthics》)的開篇，亞里士多德就把經濟學科與人類行為的目的聯系起來，指出了經濟學對財富的關注。”
盡管現代經濟倫理的發展是在20世紀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經濟倫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臘。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德性主義認為，善和德性是至高無上的，人應當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脫物欲誘惑，追求智能與真理；而以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為代表的快樂主義，則有別于柏拉圖派的觀點，主張道德與物質利益密切相關，“快樂與不適”決定了有利與有害之間的界限。為了調和上述兩種對立的倫理思想和體系，亞里士多德提出了總結性倫理學說，他指出：“在財產問題上我們也得考慮到人生的快樂和品德這方面。自私固然應當受到譴責，但所譴責的不是自愛的本性，而是那超過限度的私意——譬如我們鄙薄愛錢的人就只因為他過度的貪財——實際上每個人總是多少喜愛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財務或金錢的。人們在施舍的時候，對朋友、賓客或伙伴有所資助后，會感到無上的欣悅?！蓖瑫r他認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會導致經濟交換過程中的敗德行為，他說：“對毀約行為的，對偽證行為的判罪，對富人的阿諛奉承，等等，據說這些現象都是起因于私產。但是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p>
可以說，在古希臘思想家中，亞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較明確地提出了倫理的經濟內涵，并進一步提出經濟與倫理之間的關系。經濟學研究最終必須與倫理學研究和政治學研究結合起來，這一觀點也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Politics)中得到了說明和發展。因此，亞里士多德堪稱古代經濟倫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經濟學真正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開始于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派。馬克思說：“古典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倍鴣啴?斯密在古典政治經濟學派中是一個集大成者，他不但窮其畢生精力創作了劃時代的經濟學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國富論》)，而且以道德哲學教授的身份撰寫了倫理學名著《道德情操論》。
縱觀這兩部巨著，不難看出《道德情操論》是《國富論》的基礎，《國富論》是《道德情操論》道德哲學中蘊涵的一種特殊的經濟案例。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系統地論證了自由市場經濟是唯一符合效率與幸福原則的經濟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論》則試圖對物質經濟的運行予以強有力的精神指導。由此出發，斯密界定了關于市場經濟道德基礎的六大原則，即自尊、自愛、同情、互利、正義和虔誠，而且斯密認為市場的運行應當以這六大原則為道德前提。這一觀點后來在將經濟學和倫理學結合得最為緊密的穆勒的功利主義中表現得十分明顯。總理曾經說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論》同樣精彩。”溫總理的話是對著兩部論著的恰當評價。
可以說，斯密同時受到大衛?休謨的道德情操論和哈奇森經驗主義功利論的影響，并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也從而實現了經濟學研究與倫理道德哲學研究(或者可以稱為“經濟人”與“道德人”)的“聯姻”。正如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亞當?斯密是把他的經濟分析與道德分析作為相互補充，而不是用經濟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亞當?斯密的這兩部著作的歷史、學術地位是沒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對其中的“道德人”與“經濟人”闡述的不同理解所引發的激烈爭論，形成了經濟學說史上所謂的“斯密問題”或“斯密難題”，或稱“斯密悖論”。而這場爭論，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延續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對立論”與“統一論”兩種不同的觀點。
三、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新古典經濟學是指19世紀70年代由“邊際革命”開始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馬歇爾經濟學說而形成的一種經濟學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馬歇爾以折衷主義手法把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產力論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以完全競爭為前提、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相當完整的經濟學體系。從19世紀末起至20世紀30年代，新古典經濟學一直被西方經濟學界奉為典范，成為當時經濟理論的主流。新古典經濟學學者主要關注的是如何確定市場交易條件，即如何確定價格；而他們不再關心的是市場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為在他們對經濟學前提的假設中，新古典經濟學提出：市場主體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市場機制在既定不變地運行、是完全競爭的市場、完全信息。由此他們提出了“帕累托最優”的概念。在這里，人們可以看到，倫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競爭市場的一個隱含的既定條件，是一種完美的、理想的經濟倫理狀態。
這一階段的經濟倫理思想的主要內容是：完善了“經濟人”的假說，完成了“經濟人”的倫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義福利經濟學，修正了古典學派的公平觀；論證了經濟與倫理的相互關系。但是，正如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經濟學家必須考慮的那些力量之內。”可見，在新古典經濟學派，雖然實證經濟學占據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規范分析仍然是經濟學中重要的分析方法；雖然數理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和博弈論得到廣泛的應用，但在實證經濟學的許多理論和命題中仍然包含著明確的或含蓄的倫理觀與價值觀。
四、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是以凱恩斯的思想為代表，特別是在他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所集中表達的價值觀念：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決非是萬能的，在市場經濟發展到高級階段時，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理應發揮直接干預和調控市場經濟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轉。凱恩斯在經濟倫理上還有一個思想，就是鼓勵奢侈，反對節儉。他認為節儉對個人來說是美德，但卻不利于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因為如果無人消費就組織不起生產。他舉了兩個例子加以證明。一個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個例子是英國作家和經濟學家貝爾納德?孟德維爾的《蜜蜂寓言》。顯然，凱恩斯是用了社會的標準來評價節儉倫理的。
而當代西方經濟學別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經濟倫理思想。經濟與倫理，從古希臘、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合”，到新古典經濟學派的“分”，再到阿馬蒂亞?森這里，經濟學終于向倫理學復歸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阿馬蒂亞?森的獲獎公告中所言——“阿馬蒂亞?森結合經濟學和哲學的工具，在重大經濟學問題討論中重建了倫理層面。”而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脆稱阿馬蒂亞?森為“經濟學的良心”。
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史范文3
作者：曾祥云 單位：南京政治學院上海校區
這是一個帶根本性的經濟哲學問題，對于它的不同回答，將決定和影響經濟學的面貌以及對其它經濟哲學問題的回答。這一論題又具體涉及到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什么、經濟問題與非經濟問題的劃界標準是什么、經濟學內部分類的原則和依據是什么、經濟學究竟是一元的、多元的還是工具論的等一系列問題。對于這些問題，經濟哲學可以在經濟學提供的解答的基礎上，作出自己的哲學分析與評價。例如，關于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經濟學說發展史上有“物質財富”說、“資源配置”說、“交換關系”說、“人類行為”說、“制度環境”說等不同認識與主張。但是，如果我們認識到，人是經濟活動的主體，離開人及其活動就無所謂經濟學，因此，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研究的初始點和終結點都無法脫離人這一主線索，無法回避人在人類經濟活動的主導作用。換言之，如果一種經濟理論無視人的存在，忽視了人的因素，那么其科學性與合理性以及它的現實指導意義，就是非常值得質疑的。而由此又必然引發對經濟理論合理性的哲學思考。又如經濟問題與非經濟問題的劃界問題。經濟學無疑是研究經濟問題的，但究竟什么是經濟問題?經濟問題與非經濟問題究竟如何區分?怎樣看待經濟問題與政治、軍事、文化、法律等之間的關系?對這些問題的考察分析，對于深化經濟理論研究，也無疑有其指導意義。二是關于經濟學預設前提的哲學質疑。科學理論研究都有其最基本的前提預設和初始概念。不言而喻，前提預設的不同必然影響到一種科學理論的建構，必然影響到一種科學理論的邏輯推導結果，也必然影響一種科學理論對于現象層面的解釋力?？?#8226;波普爾指出:“如果不對假定的前提進行檢驗，將它們束之高閣，社會就會陷入僵化，信仰就會變成教條，想像就會變得呆滯，智慧就會陷入貧乏。社會如果躺在無人質疑的教條的溫床上睡大覺，就有可能漸漸爛掉。要激勵想像，運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貧瘠，要使對真理的追求(或者對正義的追求，對自我實現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須對假設質疑，向前提挑戰，至少應做到足以推動社會前進的水平。”［2］P4“經濟人”假設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邏輯起點和初始概念，被視為西方經濟學建立的理論基礎和開展經濟分析的基本出發點。綜觀現代西方經濟學，無論是均衡價格理論、公共選擇理論和人力資本理論，還是理性預期學派、新古典綜合學派等，大多都是以“經濟人”假設為研究出發點和基本分析工具，都不由自覺地沿承和遵循著“經濟人”這一前提預設。然而，“經濟人”這一預設前提也始終遭到了來自經濟學領域內外的非議與抨擊。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經濟人”假設片面強調追求財富的自利動機，沒有看到人類經濟行為動機的多樣性，沒有反映人的全貌，因此，“經濟人”是唯利是圖的“抽象的人”、“虛假的人”。“經濟人”假設是經濟理論中又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并且不可否認的是，這種“經濟人”假設對于現實的市場經濟社會中的各種經濟現象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對社會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許多積極作用和消極影響都能給出較深刻的、獨到的診斷。面對理論界對于“經濟人”假設的褒貶不一，經濟哲學有必要作出如下追問:“經濟人”假設的合理性究竟何在?它是否屬于“不證自明”?“經濟人”的存在性質和存在方式是什么?“經濟人”與“社會人”、“道德人”的聯系和區別是什么?能否將“經濟人”等同于現實的人?“經濟人”究竟是前提假設還是科學抽象?應當怎樣看待“經濟人”的地位與作用?對這一系列問題的追問與哲學解讀，對于澄清理論界在“經濟人”假設問題上的認知偏差，必將產生積極的影響。三是關于經濟理論合理性的哲學拷問。在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及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過渡的一段時期，西方經濟理論曾在我國出現嚴重的“水土不服”現象。而近幾年隨著西方一些國家出現金融危機，許多研究者又開始對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產生懷疑。由此，人們不能不對經濟理論的合理性問題展開一系列的追問:究竟什么是經濟理論的合理性?經濟理論成立的條件和依據是什么?如何看待經濟理論中的預設前提?怎樣理解經濟理論與現實經濟活動的關系?這些問題無疑要涉及到哲學的認識論和真理觀，對它們的分析解答不僅有助于人們正確認識和深入理解現實經濟現象，而且將為經濟理論研究提供有益啟迪。四是關于經濟個人主義、經濟自由主義、經濟理性主義的哲學查審。這是經濟學理論中對人們現實經濟活動有著深刻影響的、同時又與哲學理論有著密切關聯的經濟觀念或者說經濟思潮?！皞€人”、“自由”、“理性”既是現代經濟學理論中的基礎性概念，也與西方哲學理論有著密切的關聯。因此，借助哲學思維方式，并以哲學理論作分析工具，不僅可以對這類經濟思潮給出深度分析與合理評判，而且對于人們樹立正確的經濟理念提供方法論指導。
二經濟哲學研究的第二條路徑或者說第二個維度，是對人類經濟活動或者說經濟行為的批判反思。哲學反思思想本身，并不意味著哲學可以放棄對現實世界的關注。哲學反思的雖是思想，但思想只能是關于思想對象的思想、關于人類現實生活世界的思想。因此，哲學在反思思想的同時，必然要觸及到對于思想所反映的對象即現實生活世界的反思。經濟活動是人類社會實踐的重要形式。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即是人們的現實經濟活動。因此，經濟哲學對經濟思想或者說經濟學理論的批判反思，必然要涉及到人類經濟實踐活動。換言之，人類經濟實踐活動必然成為經濟哲學反思的重要視域和開展經濟哲學研究的又一重要路徑。經濟哲學對于人類經濟活動或者說經濟行為的反思，并不是對現實經濟生活中各種具體經濟現象的簡單描述?，F實經濟世界中各種具體的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屬于經濟學理論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它們有經濟學這門具體科學去研究。經濟哲學對于人類經濟活動的把握也是一種整體性和根本性的，它至少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一是關于人類經濟行為的總整性把握。它包括對以下問題的追問:究竟什么是經濟行為?區分經濟行為與非經濟行為的依據是什么?人類經濟行為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影響人類經濟行為的主要因素究竟有哪些?等等。經濟學家大多以“自利性”或“利己性”來概括人類經濟行為的特征。問題在于:“自利性”或“利己性”究竟是不是人類經濟行為獨有的特性?“自利性”或“利己性”又究竟是不是人的本性?它是先天生成的，還是后天才有的?在人類經濟領域，是否存在純粹的完全的“自利性”或“利己性”?又是否存在“利他性”?人類經濟活動中的“自利性”或“利己性”與“利他性”，究竟是怎樣的關系?這一系列的問題，都是需要經濟哲學作出思考與回答的。二是關于非理性因素對于人們現實經濟活動的影響。經濟實踐活動作為人類社會實踐的一種重要形式，是一種有目的性的主體性社會活動，它總是在某種特定的世界觀、價值觀和特定經濟理論的指導與牽引下進行的。因此，經濟活動在本質上并不是盲目的、非理性的活動。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人們的經濟活動就是“完全理性”的，并不意味著非理性因素對人們的經濟活動沒有任何影響。這是因為，現實世界的人既是一個理性的人，同時又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人的實踐活動實際上是理性因素與非理性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過程。同樣，人類經濟活動也是理性因素與非理性因素相互交織的過程。在現實經濟活動中，人的欲望、直覺、無意識、情緒、情感、意志、習俗等非理性因素，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人們的經濟行為。經濟學家馬歇爾認為，經濟學應當是研究人的欲望及其滿足的科學。在他看來，一切生產要素都是作為實現和滿足欲望的手段的要素，而對人的欲望及其滿足的研究，即是對需要和消費的研究。那么，人的欲望等非理性因素究竟是如何作用和影響人的經濟行為的?我們又應當怎樣看待非理性因素對于人的經濟行為的作用、影響?非理性因素對于人的經濟行為的作用、影響，究竟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比如說習俗，我們知道，人是通過文化而實現自己的社會化的，而任何一種文化都是特定群體的文化，任何特定的文化形態、文化群體都具有其特定的價值觀、行為方式、傳統和風俗、習慣等。因此，“市場交換行為已不是單純的經濟關系的交換，同時也包含著文化關系的交換，習俗本身也是人們長期沿襲積久而成的社會文化的持有，是社會文化的一個支流，不同社會文化和亞文化構造著不同的市場習俗和行為者的文化心理模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并制約著市場行為者的動機”。［3］P127－128由于非理性因素必然存在于人們的經濟活動之中，也必然對人們的經濟行為產生影響和作用，因此，經濟哲學對于人類經濟行為中非理性因素的批判反思，不僅對于深化經濟理論研究，而且對于調整和規范人們的市場經濟行為，都是很有意義的。三是對經濟自由與經濟正義的哲學省察。雖然社會科學各個具體研究領域都有對自由的特定視角的關注，但從踐行對人的終極關懷的角度來解讀和演繹“自由”，則屬哲學的題中之義。市場經濟是一種自由經濟，因此，經濟自由即是市場經濟運行的一個基本前提和根本原則。如何從哲學的高度來認識和評判經濟自由及其與經濟正義的關系?如何在經濟正義的框架下來實現人的經濟自由?經濟自由與哲學，尤其是哲學的自由觀究竟存在怎樣的內在聯系?經濟自由對于哲學及其自由觀生成的意義何在?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應當怎樣作出對于經濟自由的現實選擇?等等，這些都是經濟哲學對于經濟自由應該給予解答的問題。四是關于經濟符號的哲學解讀。哲學以其對于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關系的理性思辨而深刻啟迪著人類智慧，人類也正是在對這種最普遍關系的批判反思中，不斷提升對于整個人類世界的把握能力。而作為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關系基本表現形式的人類認識、實踐活動，都與符號現象有著密切的關聯。經濟活動作為人們現實生活世界中的一種基本活動，無疑也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符號活動。從產品包裝到CI設計，從貨幣、支票到存折、信用卡，從商標、品牌到價格、廣告等等，這一切都是人類現實經濟生活中所特有的符號形式，即便是人們在現實經濟活動中經常使用的語言文字符號、數字符號，也因其承載著某種特定的經濟信息而顯其特性。可以說，現實經濟世界即是一個符號世界。符號都是有意義、有所指的。但經濟哲學對于經濟符號的分析考察，重要的不在于符號的所指及它的意義層面，而在于符號的價值功能。人是現實經濟活動的主體，并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人又是特定文化群體的人，并具有其特定的文化觀念和文化習俗，因此，任何人類經濟活動的背后，都必然或多或少、直接或間接地刻有特定文化傳統的印記。這表明，經濟符號無疑具有其獨特的文化象征的價值，而這種文化象征價值所潛蘊的變值功能，又無疑可以成為提升商品價值、影響商品價格的重要因子。因此，經濟哲學對于經濟符號的哲學解讀、對于經濟符號內在價值的發掘和揭示，也應是經濟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視域。
三經濟哲學研究的第三條路徑或者說第三個維度，是對經濟學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批判反思。與其它科學一樣，經濟學也有它自身的獨特的相對穩定的研究方法。在西方經濟學說史上，就曾存在抽象演繹法與歷史歸納法、證實法與證偽法之爭。由于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選擇，關系到一種經濟學理論的研究指向，關系到對于人類經濟實踐活動本質的認知，關系到一種經濟理論體系的構建，因而，對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哲學查審，既是經濟哲學研究的題中之義，也是哲學為經濟學研究提供方法論牽引、有力推進經濟理論發展的重要途徑。西方經濟思想發展的歷史表明，經濟學研究方法雖因經濟學家個人的經濟觀、價值觀和研究視角不同，而呈現出多樣性和復雜性，但是，任何一種經濟學研究方法的背后，實際上都無不刻上了哲學世界觀的烙印，哲學無疑是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學理支撐和初始地平。那么，梳理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哲學背景，對經濟學研究方法合理性的恰當評估，就成為經濟哲學應有的話題，并可由這一話題進而引發對如下一些問題的思考:如何看待經濟學與哲學的關系?經濟學研究方法對于哲學理論自身的發展有什么意義?哲學對經濟學研究的意義何在?哲學應當怎樣發揮自己對于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論功能優勢?等等。我們知道，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是抽象演繹法，而抽象演繹法的哲學背景即是西方理性主義傳統。在西方經濟學說史上，以批判抽象演繹法而登上經濟學論壇的歷史學派，其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歷史歸納法則無疑又是以經驗論哲學為背景的。眾所周知，在西方哲學史上，唯理論哲學遇到的最大挑戰，即是來自經驗論哲學對它的批判。因此，西方經濟學史上關于抽象演繹法與歷史歸納法的研究方法之爭，實質是西方哲學史上理性主義哲學與經驗主義哲學之爭的翻版。在西方經濟學研究中，還存在著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之爭，而這無疑又是與西方哲學史上實證主義和規范主義的影響密切相關的。主張實證分析的穆勒本人，即是實證主義哲學的一個代表人物。而隨著波普爾證偽主義哲學登上哲學舞臺，在西方經濟學研究中，證實法與證偽法之爭亦隨之而興。實際上，無論是作為實證分析學理背景的實證主義哲學，還是作為倡導證偽法哲學根據的證偽主義哲學，又無論是作為抽象演繹法哲學基礎的唯理論哲學，擬或是作為歷史歸納法哲學背景的經驗論哲學，等等，都只是被一些經濟學家簡單地“借用”于經濟理論研究的。由于這些西方哲學理論或哲學流派因其觀點本身就存在著某些片面、偏頗等不合理因素，因此，以這些哲學理論或哲學流派為背景的各種西方經濟理論或經濟學流派之間的相互論爭與攻詰，自然也就不可避免。經濟哲學對于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根本性把握及其所形成的哲學理念，對于促進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不斷完善與發展，并進而推動經濟學理論的不斷完善與發展，無疑有其獨特的方法論指導意義。經濟哲學還應當關注經濟學范式的批判反思。自庫恩提出“范式”這一概念以來，有關具體科學門類的研究范式問題，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特別關注與重視，不僅有牛頓力學研究范式、哲學研究范式之說，而且也出現了對于經濟學研究范式的分析考察。對經濟學范式的研究，無疑屬于經濟哲學的研究論域。庫恩的“范式”作為一種整體框架，對科學研究和科學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僅是開展科學活動的基礎，確立科學認識主體的整合機制，而且是科學理論自我完善的手段和工具，是實現科學革命的內在動力。因此，加強經濟學范式研究，對經濟學研究及其發展也無疑有其重要作用。但是，我們看到，有的研究者由于對“范式”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誤將經濟學流派當成了“經濟學范式”，結果變成了經濟學范式“滿天飛”。由于庫恩的“范式”概念是針對以自然現象為研究對象的自然科學提出來的，因此，開展經濟學范式研究，應當首先明確什么是經濟學范式?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確定在經濟學發展史上究竟產生和形成了哪些經濟學范式?它們各自的特點又是什么?進而分析什么是經濟學的“范式轉換”?經濟學范式轉換的條件、方式又是什么?在庫恩那里，所謂范式轉換，是指新范式對舊范式的取代，且這種轉換是整體轉換，而轉換的方式即是“科學革命”。作為研究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及其發展規律的經濟科學，其范式轉換的方式又究竟是什么?如此等等，它們都是需要經濟哲學來解答的。需要指出的是，從傳統的對于哲學的理解及其相應的哲學話語體系來說，經濟倫理也無疑是經濟哲學的一個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論域。但考慮到在國內外的相關研究中，人們通常是把經濟倫理當作與經濟哲學并列的兩門哲學分支學科來看待的，同時，經濟倫理研究遠較經濟哲學研究要深入、成熟得多，且已形成相對獨立的較系統的理論體系，因此，在這里，我們并未將經濟倫理歸入經濟哲學研究的論域之列。經濟哲學或許還有其它的研究路徑和論題。國內外的經濟哲學研究仍處于探索之中，迄今為止，也遠未形成某種獲得大家一致認可的統一的經濟哲學話語體系。但基于對于哲學和經濟哲學的理解，我們認為，上述經濟哲學研究的三條基本技術路徑及其相關論題，在經濟哲學研究中應該說是相當重要的，自然也是主要的。
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史范文4
斯密以來，三種哲學思想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機械自然觀、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系統實在觀。本文分析了這三種哲學思想對經濟學發展的具體影響，并指出僅僅依靠系統實在觀是無法完全克服機械自然觀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帶給經濟學的局限性，需要引入中國古典哲學對經濟學的發展進行指導。
一、以機械目然觀為哲學基礎的經濟學個體主義方法論及其局限
機械自然觀的建立始于英國那個被稱為“機械宇宙繪圖員”的霍布斯以及法國哲學家和數學家笛卡兒，后來在牛頓力學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完善。機械自然觀強調從部分和個體角度認識整體，認為整個世界與機械類似，由部分組成又可以還原為部分。這種哲學觀經過工業社會的實證后得到進一步的強化，成為各門學科發展的指導思想。如生物學將生物細胞與人體器官當作機器的零部件理解；醫學將人的精神和肉體分開進行治療；管理學的泰羅主義將人看作生產工具，和機器一樣被當做時間和動作的研究對象。
機械自然觀是19世紀西方學術界有關世界的一種主流認識。受牛頓經典物理學偉大成就的影響，19世紀初很多社會哲學家開始談論“社會物理學”，主張將社會科學建設成類似數學和物理學一樣精密的科學。這種觀點無疑對邊際革命的創始人瓦爾拉斯等人產生了巨大影響。瓦爾拉斯就是在牛頓力學的基礎上運用數學來構建他的經濟學一般均衡體系，目的是用自然科學的理性原則構架起一套經濟宇宙的客觀法則，在這樣的經濟宇宙中，人們可以用盡可能少的公理演繹出經濟生活中的規則。為此，他秉承斯密的“經濟人”假設并對其做了進一步簡化①，將社會歸結為同質自利個體的總和，遵循先分析個體規律，而后將個體規律直接加總為社會規律的路徑研究經濟現象，并且這一路徑是不可逆的。這種方法論也就是新古典經濟學一直遵循的個體主義方法論，其哲學基礎顯然是機械自然觀。
通過個體來認識整體，這無疑是一種進步，但機械自然觀將個體組成整體的過程過分簡單化了。整體并非個體的簡單組合，這一過程不是物理過程，而是化學過程。機械自然觀對這一過程的簡化是其哲學思想的一個重大缺陷。瓦爾拉斯將經濟學數學化時并沒有認識到這一缺陷，他將社會看作同質個體的機械加總，忽視了個體在習俗、道德等方面的諸多差異，也沒有深入研究個體組成社會的有機過程。以系統論的“蝴蝶效應”②為喻，建立在機械自然觀基礎上的經濟學實際上只研究了蝴蝶扇動翅膀的動作，并沒有研究這一動作引起龍卷風的整個過程。在這種哲學觀的指引下，新古典經濟學只研究了經濟運行的一個橫截面，并沒有關注經濟發展過程。所以199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思批評說，新古典經濟學只研究了經濟運行，而沒有研究經濟發展。
二、社會達爾文主義對經濟學注重個體與競爭傳統的強化及其局限
如果說機械自然觀只是從學理層面為經濟學片面強調個體主義方法論提供哲學指引，那么，社會達爾文主義則進一步滲透到社會層面對經濟學注重個體、強調競爭的傳統進行了強化。
1859年，達爾文發表了《物種起源》一書，提出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選擇理論，將這一原則應用于社會領域就產生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不過達爾文本人并沒有將自己的理論由自然界擴展到社會領域，這一過程是由斯賓塞等人完成。早在1850年，斯賓塞就在其著作《社會靜力學》中提出了社會進化的思想，當《物種起源》發表后，斯賓塞為其社會進化思想尋找到了更多的生物學論據，于是就有了其后來為社會達爾文主義辯護的《第一原理》。1890年，馬歇爾在斯賓塞《第一原理》的基礎上將社會達爾文主義引入經濟學，由此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經濟學原理》有那么多詞句與《第一原理》相同。馬歇爾的經濟學體系所受進化論思想影響的深刻程度，可以從他的一句名言看出，他說：“經濟學家的目標應當是經濟生物學，而不是經濟力學”。
達爾文認識到自然界弱肉強食的生存競爭，但他并沒有忽視生物問的共生現象。而社會達爾文主義卻無視自然選擇過程中的合作，片面強調了這一過程中的生存競爭。這是對達爾文本意的曲解，因此博爾丁意味深長地說，達爾文顯然不是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對競爭的片面強調意味著社會達爾文主義缺乏道德基礎，這與強調理性分析與競爭、忽視道德研究的經濟學在思想上是一脈相承的。I司時，從方法論角度來看，社會達爾文主義實際上堅持的也是一種典型的個體主義方法論，因為它也只是從單個物種間關系來認識競爭，然后將總結出的所謂規律推演至整個自然界乃至人類社會，這與建立在機械自然觀基礎上的經濟學牛頓體系產生了深刻的共鳴。雖然進化論的思想最初萌生于經濟學，但社會達爾文主義遠比經濟學流傳更廣、更“深入人心”，所以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深刻影響著經濟學的發展，而不是相反。
社會達爾文主義既然存在著如此巨大的缺陷，為什么還能夠在西方社會成為主流?除了歷史局限，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社會達爾文主義為西方國家對非西方國家的掠奪提供了理論辯護。盛洪在分析經濟學本身所具有的天下主義與和平主義精神②在西方得不到弘揚的原因時指出：“在現代經濟學蓬勃發展的過程中，西方列強正走著一條用武力向外擴張的道路。盡管連年征戰也給人們帶來了痛苦，西方對非西方的掠奪和榨取卻減少了西方國家戰國狀態的殘酷性，使得西方文化較少對戰國規則產生憎惡之感，社會達爾文主義成為主流?！睂ι鐣_爾文主義的危害感受不深并且能夠從中獲得切實好處，人們有意無意地堅持或支持社會達爾文主義，使它得以長期存在。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社會達爾文主義當然也就不能得到反思與揚棄。
三、系統論哲學思想對經濟學發展的重要影響
20世紀以來，隨著物理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對人類認識的拓展，系統論這種新的哲學思想得以產生。系統論認為整個宇宙是一個大系統，這一系統雖由各部分組成，但各個部分并不能與系統機械地分合，因為系統與部分之間除了線性關系，更多的可能是遠遠超出人們想像的非線性關系，這種非線性關系使得人們的決策往往面臨著諸多不確定性。與機械自然觀不同，系統論哲學認識到整體、關系、過程和動態的重要性，強調從整體的角度來認識個體，認為關系和整體是首要的，個體必須在動態的整體過程中才能夠界定，而且各個相互聯系的部分在整體中均發揮著重要作用，無所謂主次。這種哲學觀對眾多領域的研究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如強調身心統一的整體醫學觀、管理學當中的系統管理理論以及各學科中的自組織理論等等。
系統論哲學思想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1927年海森堡發表了《量子論運動學和力學的直觀內容》，提出了著名的“測不準原理”，1930年奧地利數學家哥德爾證明“在數學中總有一個不可知”，提出了“不可判定性”。這其中蘊涵的不確定性被認為是一個重要的哲學原理，而精通數學的凱恩斯接受了這一原理并將不確定性引入其1936年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的分析中③。這可以看作是系統論思想最早在經濟學中的應用。而近年來新制度經濟學、混沌經濟學、演進經濟學等非主流經濟學的發展更體現出系統實在觀對經濟學發展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對制度和交易費用的強調，將意識形態、社會科學知識等也納入了經濟分析，使得經濟學不僅接近了現實，而且有突破個體主義方法論的趨勢，其對集體主義方法論的強調將促使經濟學反思機械自然觀?；煦缃洕鷮W尤其關注一些新古典經濟學解釋不了的模糊現象，發展下去似乎也會在哲學上改進經濟學：因為以機械自然觀為基礎，只能解釋運動狀態能夠復制的周期性現象，而對于那些路徑界定非常模糊、經常有漲落、且運動軌跡很少或者根本不能夠復制的波動性的非線性變化，則需要借助系統哲學觀才能夠解釋清楚。演進經濟學則進一步闡發了經濟學的經濟生物學性質，而不是經濟力學性質，這既是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批判，也是對經濟學牛頓體系的挑戰。
不過，必須承認的是，上述經濟學的新發展還沒有從哲學基礎上真正揚棄機械自然觀對經濟學發展的影響，因為它們還沒有突破新古典經濟學的個體主義方法論和“經濟人”假設這些東西，從而使它們的批判很大程度上發展為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豐富。凱恩斯雖然將整體性和不確定性引入經濟分析，但他并沒有從根本上清除個體主義方法論和“經濟人”假設的影響，很快被?？怂梗瓭h森的LS－LM的模型同化，被薩繆爾森綜合進“新古典綜合派”，后來還引出了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和盧卡斯的“理性預期學派”。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范式的分析仍然采用的是“邊際分析”和“經濟人”假設等，更重要的是它們缺乏一個統一的主體理論框架。用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由綱領不變的硬核和可變的保護帶兩部分構成”這一模型來分析，上述非主流經濟學只不過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保護帶”做了調整，并沒有觸及其內核。用庫恩的話來說，新古典經濟學目前還只處于“危機階段”。因此有人說，所謂的“現代經濟學”其實不過停留在19世紀哲學和物理學的水平上，還沒有實現“現代化”?！霸诂F代經濟學與當代哲學之間是一段沉默的距離”。也就是說，經濟學并沒有完成在系統論基礎上的哲學重建。
四、中國古典哲學對經濟學發展的可能貢獻
由上述分析可知，經濟學要想獲得新的長足發展，在哲學基礎上必須突破兩個局限：一是機械自然觀的局限與束縛；一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局限與束縛。對于第一個局限的突破，需要借助系統實在觀的貢獻，一些非主流經濟學已經做了初步的嘗試。盡管在系統實在觀的基礎上構建新的分析框架依然任重道遠，不過依靠西方的歷史資源與努力取得進一步的突破還是有可能的。對于第二個局限的突破，由于文化無意識的作用，僅靠西學的資源就要困難得多，必須考慮引入新的文化傳統來改造西方原有的社會哲學和人們認同的舊的行為規則，而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古典哲學是為數甚少的可資借鑒的非西方的文化資源。事實上在系統實在觀的基礎上對第一個局限有所突破后，經濟學應該向何處去，西方至今沒有找準方向。
中國古典哲學的核心是天下主義，這種天下主義也必定是一種和平主義，它是一種完全不同于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哲學思想。社會達爾文主義將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引入到社會領域，是以民族主義為現實基礎的。所謂民族主義是指人類中的一部分人因生理或文化方面的特征而達成的一種身份共識。由于它只認同本民族的利益，低估其他民族的利益，從而更傾向于用強力或暴力手段來改變本民族與其他民族之間的財富分配與利益沖突，使之更有利于自己。社會達爾文主義為民族主義的這種暴力行為提供了理論辯護，因此只要有民族主義就必然會有社會達爾文主義。而天下主義則持“世界大同”的觀念，認為人與人是同等的，國與國是平等的，根本就沒有也不應該有民族之分。由于強調對全人類的認同，從天下主義很容易導出“天下為公”的原則，在它看來，以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去謀求另一部分人的福利實際上毫無意義。因此，天下主義更傾向于用和平的、自由貿易的方式，而不是用暴力或者強力手段去獲得財富。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為增進全人類的整體福利，我們需要的是天下主義，而不是民族主義或者社會達爾文主義。因為在民族主義下，為侵略或防止侵略，不同的國家將主動或被迫將資源用于發展暴力手段，而在天下主義下，這些資源將會完全被配置到社會生產中去。更為嚴重的是，堅持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民族主義還很有可能使人類社會最終走向滅亡。因為在民族主義“以暴制暴”的行為規則下，民族國家要想在競爭中獲勝，就必須確保自己在武器制造方面的領先地位，長期競爭的結果是“不合作沖突”不斷升級，發展到現在便是人類擁有了數萬顆核彈頭，足以將地球毀滅幾十次。社會達爾文主義或者民族主義已經將人類社會帶到了滅亡的邊緣。
要發揚天下主義就必須要倚重中國，因為中國是人類歷史上惟一以天下主義文化傳統為主流的國度，她為今天整個世界天下主義文化發揚提供了寶貴的精神資源。天下主義要成為一個國家或者民族的文化主流，至少要具備以下兩個條件：一是長期的和平統一；二是幅員遼闊。長期的和平統一才允許一個國家利用和平的方式去促進該國經濟的整體發展，并發展出與之相適應的意識形態，而不是去發展民族主義；幅員遼闊才可能促使一個國家在與世界其他國家隔絕的狀態下把自己“作為一個世界以發展，而不是作為一個國家”。中國在秦朝便結束了戰國時代，并形成了一個幅員遼闊的統一國家，這非常適合天下主義精神的發展。用湯因比的話說，由于長期的和平統一，再加上“獨尊儒術”等文化政策的實施，中國自漢以后便發展出持久的世界主義（即天下主義）。雖然中國歷史上也不斷有朝代的更替戰爭，但中國的文化成功地將國家和天下區分開來，以確保天下主義的發展，顧亭林的一段話深刻地反映了二者的不同，“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反觀西方，他們至今也沒有結束戰國時代，而國與國爭必然滋生民族主義，所以西方文化的主流目前仍然是民族主義。雖然歐盟正以和平的方式統一歐洲，但這并不意味著西方民族主義的結束，因為歐洲的統一只不過是一個放大了的民族主義。①
只有天下主義成為人類社會的主流文化，經濟學本身所蘊涵的天下主義與和平主義才可能得到真正的發揮。在天下主義還沒有成為人類社會的主流文化之前，經濟學的重要使命就是去論證和迎接這一時代的到來。由于文化的無意識，相比生活在民族主義文化氛圍下的西方經濟學家，中國的經濟學者更有可能突破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局限，在中國古典哲學的指引下清理民族主義的影響，提出西方經濟學家因為文化偏見而提不出的問題，并使經濟學的發展回到她應該回到的軌道上來。正如汪丁丁所說：“經濟學向現代的發展應當，而且也只能，從回到哲學開始。中國經濟學家固然是先接受了西方經濟學的訓練，然后才被實踐推動著去思考超越西方經濟學的問題。不過中國經濟學家對老師的超越，在我看來會是比較容易的。因為這一超越必須從哲學開始，而中國對世界的最大貢獻可能就是哲學了?！彪S著中國日益成為一個世界經濟強國，隨著西方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反思，我們相信，中國的天下主義文化必將成為人類社會的主流文化，那時經濟學就真的會成為“她本來就應該是那樣的經濟學”。
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史范文5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western economics is the universal economic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But in 19th century， the "non-mainstream" economics represented by Liszt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appeard in Germany. The economists of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advocated trade protectionism to defend German capital interests and oppose Adam Smith's economic liberalism. As a result， Germany's economic had rapid development and in its place in the world.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made the nation and particularity of economic theory rise to the highest level. And for China's "dependent economics"， we should lear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to provide a soli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ic.
關鍵詞： 德國歷史學派；保護貿易論；經濟學說的國度性和特殊性
Key words：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trade protectionism；the nation and particularity of economic theory
中圖分類號：F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6）08-0004-03
1 德國歷史學派簡介
德國歷史學派是19世紀40年代至20世紀初期出現在德國的庸俗經濟學流派。它強調強調經濟生活中的國民性和歷史發展的階段特征，反對自由主義，代表德國產業資本階級的利益，把過渡性和特殊性上升到最高的高度，并對抗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其先驅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此后威廉?羅雪爾將歷史方法應用到經濟學方面，奠定了這一學派的基礎。
1.1 德國歷史學派的產生背景
19世紀前半葉，英國完成了產業革命，獲得了世界工廠的地位，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說代表了英國產業資本的利益。而19世紀初的德國還是一個封建農奴制度占統治地位的國家，其國內市場競爭機制不發達，民族工業脆弱，資本主義發展相對落后。19世紀30年代，德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迅速發展起來，但同英、法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為發展本國的工業，對抗來自英國的工業品，19世紀40年代，德國產生了自己的政治經濟學，即歷史學派。他們指出，當本民族處于落后的情況下，想不甘落后，必須通過國家的力量來保護自己的工業，與強勢力進行抗爭，因而要采取貿易保護政策。
綜上，德國歷史學派是在對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抽象演繹法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批評中興起的，反映了貧困落后的德國要求追趕先進鄰國的歷史使命感。
1.2 德國歷史學派的哲學基礎
德國歷史學派受德國哲學傳統中廣泛注重歷史方法的深遠影響。這種哲學傳統反對啟蒙運動的唯理主義，反對自然秩序，反對將豐富和獨特的社會現象付諸于概括性的理論。歷史主義是德國歷史學派的最重要哲學基礎。
李斯特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中，指責英國古典經濟學不強調經濟生活中國民有機體的重要性，是“世界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經濟學。他的國民經濟學則強調經濟生活中的國民性和歷史發展階段的特征。他反對古典學派的抽象、演繹的自然主義的方法，而主張運用從歷史實際情況出發的具體的實證的歷史主義的方法。李斯特的這種歷史主義的經濟發展階段論，形成了德國歷史學派的傳統和基本特征。
歷史主義認為看待事物時應以動態的眼光，其認為人類社會具有不可逆性，每時每刻都處于發展演變之中。任何國家和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它客觀上決定了這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演變過程，也決定了這個國家和民族的特點和氣質，因此很難有一個經濟規律是適用于所有國家和民族，并不存在以演繹推理為基礎和特征的普遍規律，只存在以個別國家的經濟發展史為研究對象的“國民經濟學”，它是歸納總結出的某些可能存在的經濟規律。
2 德國歷史學派的國度性與特殊性分析
由于李斯特之后的德國歷史學派代表人物的理論創新水平再沒有高過李斯特，本文筆者在此主要介紹李斯特的思想，并通過李斯特的思想來解讀德國歷史學派的經濟主張。
李斯特的經濟理論由他提出的“生產力理論”、“經濟發展階段論”和“保護幼稚工業理論”三部分組成。我們分別通過這三個理論，來闡述分析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說的國度性和特殊性。
2.1 生產力理論
生產力理論是李斯特保護幼稚工業論的理論基礎，也是他論證保護貿易政策必要性的最有力的根據。
李斯特認為，貿易政策制定時必須充分考慮到國家的利益，考慮發展生產力和發展工農業的需要。他認為自由貿易原則不能是”唯利是圖”，更不能把”唯利是圖”當做是社會的普遍經濟規律。每個國家都有其自身與眾不同的特點，且每個國家的發展也不盡相同，因此并不存在適用于一切國家的經濟理論。亞當?斯密建立的世界主義政治經濟學，將自由貿易作為理想，其實本質上是從英國利益角度出發的。同理，德國實行保護貿易，也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慮。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以財富為研究對象，認為生產力的重要性要遠遠大于財富，它認為若具有生產力，窮可以變富，但若不具有生產力，富也不會長久。物質生產力的基礎是農工商業，其中工業是重中之重。對于生產力落后的國家要想促進其長遠發展，實行保護貿易是有效手段。
李斯特認為要想真正的促進生產力發展，具體應做到以下方面：一是意識到教育/科技對于提升生產力的重要性；二是意識到生產力進步離不開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三是強調產業部門間的協同合作；四是發展生產力的基礎是民族精神的進化。此外它還認為工業是促進生產力進步的重要環節，必須對其將其重視和利用，只有真正意識到工業對于促進生產力進步的重要性，才能不斷完善相關的政策和法規，進而提高國家的生產力。
2.2 經濟發展階段論
李斯特的“經濟發展階段說”是保護貿易政策的一個主要根據。通過分析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他認為每個國家都需要經歷五個階段，分別是原始未開化時期、畜牧時期、農業時期、農工業時期和農工商業時期，要想獲取最大的貿易利益，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就應該實行不同的貿易政策。比如在農業時期，自由貿易是適用的貿易政策，不僅能夠促進農業發展，還能夠培育工業基礎；在農工業時期，保護貿易是最適用的貿易政策，不僅減少了競爭壓力，也有效促進了工業發展；在農工商業時期，自由貿易是最適用的貿易政策，以便于我國現今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獲取最大貿易額。
經濟發展階段論在很多國家的經濟發展歷史中都得到過驗證，比如英國在農工業時期就采用的是重商主義保護政策；美國、德國處于農工業時期時，采取的是保護貿易政策，他們都取得了不錯的貿易利益，符合當時的國家利益。
2.3 保護幼稚工業理論
李斯特理論的落腳點在于國家干預，因此，生產力理論和經濟發展階段論都是保護幼稚工業理論的基礎。
他提出，當一個國家正處于農工業發展階段時，需要通過保護國內市場以促進國內生產力的發展。他認為后進的德國只有在強有力的國家力量的扶持下，才能實現強國之夢。因此，他提出，保護關稅政策是當時德國可采取的提高生產力的最有效手段。關稅保護政策是李斯特為后進德國開出的強國良方。
保護幼稚工業不是盲目保護一切產業，而是理性保護那些能增加國家物質財富，創造國民精神的產業。這里需要注意：①一國工業雖然幼稚，但沒有強有力競爭者時，不需要保護；②只有剛開始發展且有強有力的外國競爭者的幼稚工業需要保護，且最高期限為30年，保護期限過后要有能力同外國競爭者進行競爭。因此，這種國家干預是講科學，重過程，有節制的，保護也不是保護落后和低效率。[1]
3 歷史學派經濟學說的作用例證
德國歷史學派不僅對現代經濟理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它更是直接和德國的興衰榮辱休戚相關，它見證了德國的成長和壯大。
19世紀初，德國仍處于分裂和割據狀態。1815年的德意志邦聯內部，存在著各自為政的38個邦國，德國境內關卡林立，存在著多種商業法規、度量衡制度和幾百種地方性貨幣，嚴重地影響了國內市場的形成，阻礙了工商業的發展。1834年，38個德意志聯邦成立德意志關稅同盟。它是在德國統一前，以普魯士為首的各邦國為掃除相互之間的貿易障礙而結成的同盟。德意志關稅同盟把德國境內大部分邦國結成了一個緊密的貿易和經濟區域，是德國走向經濟和政治統一的重要步驟。
德意志關稅同盟建立后，德國有了統一對外的關稅政策，開始了工業革命。一開始該政策的實施是比較溫和的，稅率只是小幅度的提升了，雖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德國的工業力量，但還是無法抵御英國壓倒式的工業力量，面對這種形勢，德國在李斯特的影響下當機立斷，大幅度地提高了金屬皮革/毛紡織品等稅率，極大地促進了該時期的保護關稅運動，一段時間后，該政策的效力真正地發揮出來了，不僅極大地促進了德國資產注意生產，還有效地抵制了英國競爭。
隨著工業的不斷進步，德國社會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正如馬克思指出，“保護關稅成了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義和的武器，是他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實現國內自由貿易的手段?！盵2]在這個意義上，李斯特貿易保護主義不自覺地充當了推動德國社會轉型的動力。以李斯特貿易保護理論為顯著特征的這一時期在德國歷史上被稱為“李斯特時代”。
可以說，以李斯特為代表的歷史學派就是針對德國經濟發展不完全，經濟較落后的情況，提出保護幼稚工業，針對德國各邦國經濟上的獨立成立的德意志關稅同盟。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們的經濟主張可以很好的發展德國經濟。由此可以看出，針對不同時期、不同條件的國情，經濟學說也要具備一定的階段性和特殊性。
那么在當今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的情況下，我們又應該以什么樣的理念來發展經濟呢？
4 德國歷史學派思想對當代中國的啟示
從上文中對德國歷史學派思想的闡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適合于本國國情的經濟理論可以很大程度上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因此，我們亟需尋找一個理論，為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提供理論基礎。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理論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西方經濟學對我國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對我國經濟建設的影響至關重要。然而，當前社會經濟學研究領域中存在對西方研究和教育盲目崇拜的現象，甚至認為世界上只有西方主流經濟學，其它的學說越來越被邊緣化。
當前我國社會中存在一種“依附型經濟學”之風，不僅忽視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科學基礎，也將發展中國家的適用性拋在腦后，導致了諸多不利于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現象出現，比如技術落后、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環境污染等。針對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應該走出與西方國家有所不同的道路。
要想促進我國經濟學的發展，我國應在認真學習和吸收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基礎上，充分考慮我國的國情，制定適用于我國經濟的發展道路，只有這樣才能事半功倍，具體應做到以下方面：一是建設中國崛起的國民經濟學；二是推動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三是開創以中國哲學和中國經驗為基礎的中國經濟學研究傳統。在這方面，德國歷史學派的發展經驗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價值。
德國歷史學派被稱為是”國民經濟學”，它不僅對現代經濟理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它更是直接和德國的興衰榮辱休戚相關，它見證了德國的成長和壯大，使德國成為當時的世界級強國，在這個過程中李斯特功不可沒.面對這一現象，很多國家都紛紛開始效仿，希望發展本國的生產力，壯大自身的實力，因此，對于今天的中國經濟學家來說，重讀李斯特就具有了特殊的歷史意義。中國經濟學界應該以德國歷史學派為榜樣，為建設中國崛起的國民經濟學而奮斗。
深入研究德國歷史學派，對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馬克思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德國歷史學派的思想，但是由于國內對德國歷史學派了解不多，以及傳統政治經濟學認為馬克思不可能借鑒庸俗經濟學的思想，所以，馬克思與德國歷史學派的聯系也就被割裂了。實際上，馬克思的理論根植于德國經濟學的傳統之中，與德國歷史學派有著許多共通之處。而且，正如霍奇遜指出的，“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與德國歷史學派都是同一哲學文化的產物”。[3]追溯馬克思經濟學形成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德國歷史學派與馬克思經濟學都深受當時德國哲學思潮和政治經濟發展的影響。德國古典哲學與歷史法學、生物進化論、法國大革命、經濟與技術的巨大變遷等學術思想與歷史事件，都影響了馬克思經濟學與德國歷史學派的創立者。因此，重新發現并深入研究馬克思與德國歷史學派的深刻淵源對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
不可否認，德國歷史學派對于我國的經濟學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鑒價值，我國也應該對此加強重視，但同時我國自己的哲學傳統和改革經驗也不容忽視，只有這樣才能促進我國經濟學自主創新.正如著名科學史學家李約瑟所指出的，“在古希臘人和印度人發展機械原子論的時候，中國人發展了有機宇宙的哲學?！盵4]中國哲學傳統包含著有機的、系統的和整體的世界觀，這與德國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傳統有內在的統一關系。[5]此外，中國改革經驗也與德國歷史學派所遵奉的文藝復興經濟學的回溯法具有驚人的相似性。因此，中國經濟學在自主創新的過程中，必須要重視對傳統文化重新闡釋，并創造新的文化，這是開創中國經濟學研究傳統的基礎性工作。而哲學基礎與中國哲學傳統具有相似之處的德國歷史學派可以為我們提供許多寶貴的借鑒經驗。
我們不能否認，經濟學說具有一般性，但更應該認識到其國度性和特殊性。因此，從我國現階段經濟矛盾出發，建立以中國存在的廣大勞動者為主體的“中國勞動經濟學”是我國經濟學發展的必要途徑，更是實現全面現代化的必由之路。[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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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史范文6
經濟活動是人們在一定的經濟關系的前提下，進行是生產、交換、分配、消費以及與之有密切關聯的活動。在經濟活動中，存在以較少耗費取得較大效益的問題。經濟關系是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結成的相互關系，在各種經濟關系中，占主導地位的是生產關系。
經濟一詞，在西方源于希臘文，原意是家計管理。古希臘哲學家色諾芬的著作《經濟論》中論述了以家庭為單位的奴隸制經濟的管理，這和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是適應的。
在中國古漢語中，“經濟”一詞是“經邦”和“濟民”、“經國”和“濟世”，以及“經世濟民”等詞的綜合和簡化，含有“治國平天下”的意思。內容不僅包括國家如何理財、如何管理其他各種經濟活動，而且包括國家如何處理政治、法律、教育、軍事等方面的問題。
包括在“經世濟民”內的“經濟”一詞，很早就從中國傳到日本。西方經濟學在19世紀傳入中、日兩國。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譯為“經濟學”，中國的嚴復則譯為“生計學”。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學已逐漸成為各門類經濟學科的總稱，具有經濟科學的含義。
現代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大量運用現代數學方法和現代計算機技術，進行經濟數量關系的分析，這是由于現代經濟發展日益錯綜復雜，在此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需要運用這些新的方法進行精確的描述和解釋。經濟學各門學科依據本身的特點，適當運用現代數學和計算機技術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對于增強經濟科學的精確性，具有重要的意義。
經濟學發展簡史
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以前，對當時的一些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形成了某種經濟思想，但是并沒有形成系統。
在以歷史和文明悠久著稱的民族和國家中，以中國、古希臘、古羅馬及西歐中世紀保存的歷史文獻最為豐富。它們是兩個獨立發展的文化系統，在經濟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貢獻。
古希臘、古羅馬及西歐中世紀的經濟思想
古希臘在經濟思想方面的主要貢獻中，有色諾芬的《經濟論》，柏拉圖的社會分工論和亞里士多德關于商品交換與貨幣的學說。
色諾芬的《經濟論》論述了奴隸主如何管理家庭農莊，如何使具有實用價值的財富得以增加。色諾芬十分重視農業，認為農業是希臘自由民的最好職業，這對古羅馬的經濟思想和以后法國中重農學派都有影響。
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從人性論、國家組織原理以及使用價值的生產三個方面，考察社會分工的必要性，認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經濟生活所必需的一種自然現象。這種分析與中國古代管仲的“四民分業”論和孟子的農耕與百業、勞心與勞力的“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的理論，基本上是一致的。
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與《倫理學》兩書中指出，每種物品都有兩種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與其他物品相交換，而且說明了商品交換的歷史發展和貨幣作為交換媒介的職能，指出貨幣對一切商品起著一種等同關系的作用，從而成為最早分析商品價值形態和貨幣性質的學者。
古羅馬的經濟思想部分見于幾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圖、瓦羅等人的著作中。古羅馬對經濟思想的貢獻，主要是羅馬法中關于財產、契約和自然法則的思想。
古羅馬早期有十二銅表法，以后在帝國時期有適用于羅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和適用于帝國境內的各族人的萬民法。在這些法律中，對于財產權、契約關系以及與此相聯系的買賣、借貸、債務等關系都有明確的解釋。萬民法所依據的普遍性原則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漸形成自然法則思想，成為資本主義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來源。
西歐中世紀雖然經歷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十一世紀才真正建立起來。中世紀的學術思想為教會所壟斷，形成所謂經院學派
經院學派主要用哲學形式為宗教的神學作論證，但也包含某些經濟思想，用來論證某些經濟關系或行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來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城市的興起，教會不得不回答當時社會上出現的兩個重要問題：一是貸款利息的正當性問題，一是交換價格的公正性問題。
貸款取息與教義抵觸，教會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來迫于大量流行的貸款取息的現實，經院學派不得不采取調和態度。
在中世紀神學家中較早論述公平價格的是大阿爾伯特，他認為公平價格是和成本相等的價格，市場價格不能長期低于成本。對這兩個問題，在中世紀并未形成有說服力的觀點，但為以后的經濟學家提出了研究的課題。
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
由于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有著自己的特點。與西方古代的經濟思想比較，除在重視農業生產、社會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處外，也有它自己的特點。這方面主要有“道法自然”的思想、義利思想、富國思想、賦稅思想、平價思想、奢儉思想等。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經濟思想。道家從自然哲學出發，主張經濟活動應順從自然法則運行，主張清靜無為和“小國寡民”，反對當時儒家所提倡的禮制和法家所主張的刑政。道家這種經濟思想后來傳到西歐，對17～18世紀在西歐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響。
義利思想是關于人們求利活動與道德規范之間相互關系的理論?！袄敝饕肝镔|利益，“義”是指人們行動應遵循的道德規范。儒家貴義賤利，成為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僵化教條，妨礙了人們對求利、求富問題的探討和論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商品經濟在中國的發展。
中國古代思想家為使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國家富強，提出了各種見解或政策?？鬃拥膶W生有若就提出“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這是儒家早期的富國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國變法，提出了富國強兵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和以后的韓非，認為農業是衣食之本、戰士之源，發展農業生產是國家富強的唯一途徑。同時，他們認為工商業是末業，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會使人人避農，危害農業生產，因而主張“禁末”。富國思想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思想史上具有獨特地位，這與中國長期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國家這一特點有著密切關系。
對土地課征賦稅是中國封建社會農產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國思想家經常論述的問題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對農業生產改為按所有田畝課征賦稅。因此，中國古代的經書、史籍如《尚書》、《周禮》、《國語》等，常有關于田地分級和貢賦分等的論述。
平價思想，即關于穩定物價的思想。戰國時代，李悝、范蠡鑒于谷價大起大落對農民和工商業者都不利，提出國家在豐年購進糧食，在歉年出售糧食的“平糴”、“平糶”政策，使糧價只在一定范圍內漲落。這一平價思想也被用于國家儲備糧食的常平倉制度，和救濟貧民的義倉制度中。
古代王公貴族生活的奢侈或節儉，關系到財用的匱乏或富足，稅斂的苛繁和薄簡，因此，對待消費應提倡“儉”還是“奢”，這也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經常論述的一個問題。一般來說，黜奢崇儉是中國封建時期占支配地位的經濟思想。
但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里，也出現過一些相反的觀點。如《管子》一書的《侈靡》篇，就論述過富有者衣食、宮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開支，可以使女工、太工、瓦工、農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貧民得到就業和生活的門路，也可使商業活躍起來。這在當時確是一個頗不尋常的觀點，它從經濟活動各方面的相互聯系來考察消費問題，提出了消費對生產的反作用的卓越見解。
除上述幾種主要經濟思想外，中國古代思想家還有其他的經濟觀點，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財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盡其利、民盡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來說，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大都是為維護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統治服務的，但也有些思想是為擴大商品生產與交換、發展社會生產力開辟道路而提出來的。
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發展和演變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在西歐各國逐漸形成了資產階級經濟學。
重商主義16～17世紀是西歐資本原始積累時期。這一時期商業資本的興起和發展，促使封建自然經濟瓦解，國內市場統一，并通過對殖民地的掠奪和對外貿易的擴張積累了大量資金，推動了工場手工業的發展，產生了代表商業資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義思想。
重商主義原指國家為獲取貨幣財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紀末以后，在英、法兩國出現了不少宣揚重商主義思想的著作。重商主義重視金銀貨幣的積累，把金銀看作是財富的唯一形式，認為對外貿易是財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過出超才能獲取更多的金銀財富。因此，主張在國家的支持下發展對外貿易。
古典經濟學17世紀中葉以后，首先在英國，然后在法國，工場手工業逐漸發展成為工業生產的主要形式，重商主義已經不適應日益壯大的產業資本的利益和要求。資產階級面臨的任務是對封建勢力作斗爭，這種斗爭要求從理論上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怎樣使財富迅速增長，探討財富生產和分配的規律，論證資本主義生產的優越性。由此，產生了由流通過程進入生產過程研究的古典經濟學。
古典經濟學的先驅是英國的配第和法國的布阿吉爾貝爾。配第的主要貢獻在于提出了勞動價值論的一些基本觀點，并在此基礎上初步考察了工資、地租、利息等范疇。布阿吉爾貝爾認為流通過程不創造財富，只有農業和畜牧業才是財富的源泉。
出現于18世紀50～70年代初的以魁奈和杜爾戈為主要代表的法國重農學派理論，是對資本主義生產的第一個系統理解。他們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農業來概括資本主義，用的生產經營活動來分析資本的流通和再生產。
斯密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杰出代表和理論體系的創立者。他所著《國富論》一書把資產階級經濟學發展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他批判了重商主義只把對外貿易作為財富源泉的錯誤觀點，并把經濟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到生產領域。
他克服了重農學派認為只有農業才創造財富的片面觀點，指出一切物質生產部門都創造財富。他分析了國民財富增長的條件以及促進或阻礙國民財富增長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把它看作是一只“看不見的手”支配著社會經濟活動，他反對國家干預經濟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則。
李嘉圖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提出了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以分配論為中心的嚴謹的理論體系。他強調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是闡明財富在社會各階級間分配的規律，認為全部價值都是由勞動生產的，工資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利潤是工資以上的余額，地租是工資和利潤以上的余額。由此，他闡明了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工資、利潤和地租的對立。此外，李嘉圖還論述了貨幣流通量的規律、對外貿易的比較成本學說等等。古典經濟學到李嘉圖時達到了頂峰，對后來的經濟學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古典經濟學產生于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處于上升發展的時期，在這種條件下，古典經濟學還能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聯系和矛盾進行較為客觀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學成份。古典經濟學員主要的貢獻是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從而成為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的一個重要來源，但由于階級和歷史的局限性，他們的理論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歷史學派19世紀上半葉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還遠遠落后于英法。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出現了以國家主義為先驅的德國歷史學派。
歷史學派分為舊歷史學派和新歷史學派兩個階段。以羅雪爾為創始人的舊歷史學派活動于19世紀40～70年代。他們反對19世紀中葉以前的英法傳統經濟學，以歷史歸納法反對抽象演繹法；以歷史反對理論，否認經濟規律的客觀存在；以國家主義反對世界主義；以生產力的培植反對交換價值的追求；以國家干預經濟反對自由放任。
隨著19世紀70年代德國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工人運動的蓬勃興起，出現了以施穆勒、瓦格納、布倫塔諾等為主要代表的新歷史學派，他們在上述基本觀點的基礎上，提出改良主義的“社會經濟政策”，因而被稱為“講壇社會主義者”。
邊際效用學派這是19世紀70年代初出現在西歐幾個國家的一個庸俗學派，以倡導邊際效用價值論和邊際分析為共同特點，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兩大支派：一是以心理分析為基礎的心理學派，其主要代表為奧地利的門格爾、維塞爾和帕姆·巴維克等；一是以數學為分析工具的數理學派或稱洛桑學派，其主要代表有英國的杰文斯、法國的瓦爾拉斯和帕雷托。
邊際效用學派在美國的主要代表是克拉克，他在邊際效用論的基礎上提出邊際生產力分配論。當代經濟學家把邊際效用價值論的出現稱為“邊際主義革命”，即對古典經濟學的革命。這個學派運用的邊際分析方法，后來成為資產階級經濟學發展的重要基礎。
新古典經濟學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馬歇爾，他在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繼承19世紀以來英國庸俗經濟學的傳統，兼收并蓄，以折衷主義手法把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產力論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以完全競爭為前提、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相當完整的經濟學體系，這是繼密爾之后庸俗經濟學觀點的第二次大調和、大綜合。
馬歇爾用均衡價格論代替價值論，并在這個核心的基礎上建立各生產要素均衡價格決定其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的分配論。他頌揚自由競爭，主張自由放任，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可以通過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新古典經濟學從19世紀末起至20世紀30年代，一直被西方經濟學界奉為典范。
制度學派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美國出現的歷史學派變種。它的主要代表有范勃倫、康蒙斯、米切爾等。他們把歷史學派的方法具體化為制度演進的研究，否認經濟理論的意義，以批判資本主義的姿態出現，提倡改良主義政策。
此外，在北歐出現了以維克塞爾為代表的瑞典學派，提出與馬歇爾不同的理論體系，強調投資與儲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論，在這一時期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說中，占有特殊地位。
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學
這里主要指經過所謂“凱恩斯革命”迄至今日的資產階級經濟學。
凱恩斯主義與后凱恩斯主義1929年爆發空前規模的世界經濟危機后，資本主義經濟陷入長期蕭條狀態，失業問題嚴重。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借助市場自動調節機制，達到充分就業的傳統說教徹底破產，壟斷資產階級迫切需要一套“醫治”失業和危機，以加強壟斷資本統治的新理論和政策措施。正是適應這個需要，凱恩斯于1936年發表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
《通論》的出現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的震動，把它說成是經濟學經歷了一場“凱恩斯革命”。凱恩斯抨擊“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的薩伊定律和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觀點，對資本主義經濟進行總量分析，提出了有效需求決定就業量的理論。
有效需求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它主要由三個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費傾向、收益預期、流動偏好和貨幣供應量決定的。他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存在失業和蕭條，就是由于這些因素交相作用而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據此，他提出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采取財政金融政策，增加公共開支，降低利率刺激投資和消費，以提高有效需求，實現充分就業。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以凱恩斯這一理論為根據而形成的凱恩斯主義，不僅成為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界占統治地位的一個流派，而且對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具有重大的影響。
新經濟自由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和20世紀50～60年代相對穩定的經濟增長，促成了凱恩斯主義的盛行。但是隨著壟斷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激化，國家干預經濟不斷引起一系列的新問題，特別是70年代以來出現了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同時并存的“滯脹”局面，使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陷于困境，受到各式新經濟自由主義流派的挑戰。
各種色彩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具有各自的論點和論證方法，但是，反對國家干預經濟，鼓吹恢復和加強自由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作用，是他們的共同立場。
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面臨的問題愈來愈復雜，所研究的范圍也愈來愈廣泛。不同的流派出于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及其有效運行的共同目的，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別性，既相互交叉地研究同一課題，又各有側重地研究不同的經濟領域。因而，不僅在理論上彼此有爭論，而且出現了門類繁多的“經濟學科”。
經濟學說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濟學說的主要內容，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產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馬克思從分析商品開始，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批判地繼承并發展了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派奠立的勞動價值理論，指出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二重性是由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勞動的二重性決定的。
剩余價值學說是政治經濟學的基石。馬克思把社會總生產分為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兩大部類，并把每一部類產品的價值，分解為由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和剩余價值所構成。馬克思還考察了資本的各種具體形式，以及相應的剩余價值的各種具體形式。
經濟學學科分類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深化，人類經濟活動的內容愈來愈復雜、豐富，專業化程度愈來愈細密；同時，各種經濟活動之間、經濟活動與其他社會活動之間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聯系，也愈來愈緊密。
為了適應這種情況，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也愈來愈擴展。一方面，從帶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論經濟學中，不斷分化出帶有應用性和獨立的部門經濟學、專業經濟學等分支學科；另一方面，也出現了經濟學科內部各個分支相互交叉的學科，以及經濟學科與其他社會科學，以至自然科學學科之間彼此聯結的邊緣學科。
與此同時，隨著經濟學研究的深化，對分析的精確性的要求愈來愈高，出現了研究經濟數量的分析和計量方法的學科；為了總結歷史經驗，為理論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系統的歷史依據，出現了各種經濟史的學科。這樣，就在社會科學中逐步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門類分支繁多的經濟學科體系。
關于現代經濟學的學科分類，大體上可以分為如下幾個門類：
理論經濟學論述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經濟運行和發展的一般規律，為各個經濟學科提供基礎理論。理論經濟學通常稱為一般經濟理論，它分為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兩個分支。
宏觀經濟學以整個國民經濟為視野，以經濟活動總過程為對象，考察國民收入、物價水平等總量的決定和波動。其中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波動(經濟周期)理論又是宏觀經濟學的兩個獨立分支。
微觀經濟學研究市場經濟中單個經濟單位即生產者(廠商)、消費者(居民)的經濟行為，包括供求價格平衡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在不同市場類型下廠商成本分析與產量、價格決定理論、生產要素收入決定即分配理論等。
經濟發展史是研究人類社會各個歷史時期、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發展演變的具體過程及其特殊規律的學科。它為總結歷史經驗和預見未來社會經濟發展趨勢提供依據，也為研究各個歷史時期形成的經濟思想、學說、政策提供歷史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