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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新秩序范文1
[關鍵詞]中國崛起；國際秩序；要素；特征
[中圖分類號]D8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5103（2017）03-0045-02
一、國際秩序的相關要素
1.國際秩序變革的決定因素
國際體系中主要大國權力的分配是引起國際秩序變革的決定性因素，“秩序反映了國際權力再分配的問題”。沃爾茲認為在無政府國際體系中，體系結構的排列原則是平等的，同時各單元的性質相同，因此決定體系結構變化的是各單位能力的變化。鑒于國際體系結構受行為體能力變化的影響，因此在無政府國際社會中，單位行為體的能力越強，其在結構中地位就越高，其對系統的影響就越大，能夠將自身的利益與體系的利益相結合，甚至在霸權體系中霸權國的政體國家利益已經蘊含在國際體系之中。根據霸權穩定論學者的研究，歷史上出現了葡萄牙、荷蘭、英國、美國等霸權國都建立了符合自身利益的國際秩序，并在國際秩序中最大限度地獲取國家利益。權力結構占優的國家在國際格局中占據重要位置，其國家利益的范圍就隨之擴展，要求國際秩序能夠反映其國家的特定利益或為其整體國家利益的獲得而服務。
2.國際秩序的構成要素
國內外學者對國際秩序構成要素觀點不一。英國學派學者赫德利?布爾認為國際秩序有三個要素：共同利益、規則和國際制度，其中國家間形成共同利益觀念是維持國際秩序的第一步，規則起到指令性原則作用，國際制度有助于規則效力的發揮。美國學者約瑟夫?奈將秩序的要素歸結為價值觀、制度和權力，并對不同學派的觀點作出了歸納，認為現實主義秩序的基礎是均勢，自由主義秩序的基礎是國際制度，建構主義以演進的觀念為秩序的基礎。清華大學閻學通教授指出國際規范、主導價值觀、制度安排是國際秩序重要的組成要素。中央黨校門洪華教授認為國際秩序即表現為大國對權力、利益、觀念的分配，因此國家權力、價值觀念和制度是國際秩序的組成要素。綜上可以發現中外學者都將價值觀念、國際規范和國際制度作為國際秩序的構成要素，而國際權力結構則是國際秩序變革的決定性因素。
二、當前國際秩序的特點及其與中國的關系
1.當前國際秩序的特點
通過對國際秩序構成的三要素分析對當前國際秩序進行梳理。當前的國際秩序特點表現為：第一，西方主導的國際價值觀。西方現代價值觀中的“民主、自由、平等”是制定當前國際秩序的主導價值觀。現在“民主、自由、平等”的價值觀已廣為世界接受，無論哪個國家，無論是否真的愿意接受西方的價值觀念，都會在對外宣傳中強調尊重自由民主的觀念，以免承受國際壓力。但西方的價值觀本身是為西方國家的利益服務的，它宣揚的是西方的標準和價值追求。第二，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規范。當前國際規范的指導原則是西方國家的價值觀，國際規范反映的是西方國家的利益。這種國際規范帶有明顯的雙重標準。表現為西方國家對盟友以非武力、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解決沖突和摩擦；而對非西方國家則采用包括武力在內的各種手段以達到目的。第三，西方主導的國際制度安排?，F今運行的全球性的國際制度是由西方國家主導，受西方國家掌控。在國際政治領域，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中有三席由傳統的西方大國把持；在國際經濟領域，現行的國際經濟機制都是由西方國家所主導的，如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西方國家占有絕對多數的投票權和事實上的否決權；在國際安全領域中，美國主導的北約其影響力和作用范圍正逐漸向全球性軍事安全領域邁進。
當前國際秩序的合理性。經過歷史檢驗，當前的國際秩序具有較大的合理性與穩定性。首先，在國際安全領域，現有秩序有效地防止了世界戰爭的爆發，限制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為人類的生存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根據平克的研究，現有國際秩序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來最為和平的，目前因戰爭死亡的人數占人類死亡總數的比率是17世紀以來最低的。其次，在政治秩序方面，聯合國確認并積極維護國家平等、民族自決等原則，國家的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和國際機制的充分保障，任何國家的領土不容侵犯。在現有秩序形成前國家之間隨意吞并現象不再出現，即便是秩序的主導者美國，不經安理會的批準對其他國家的武力行動也會被認定為違法行為。最后，現存的國際經濟秩序保證了戰后國際經濟與貿易領域的穩定，促進了戰后大部分國家的發展與繁榮。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如中國、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都抓住了世界經濟發展的機遇，取得了經濟發展和現代化的成就。不可否認，現今的國際秩序在國際政治、經濟、安全領域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為人類的和平與幸福追求提供了客觀有利環境。
當前國際秩序的不合理成分。其不合理成分表現在以西方國家的利益為服務重點，以西方的價值觀作為判斷標準，以西方的準則作為運行標準。這使當前秩序未能兼顧世界上不同地區的多種文明與不同的價值觀念，未能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納入核心范圍。在經濟領域，不平等的國際經濟舊秩序仍然鞏固，不合理的國際分工、不平等的商品貿易交換、不公平的國際金融規則使發展中國家處于國際經濟邊緣地位。在政治安全領域，國際安全秩序主要是由美國主導的多邊和雙邊軍事同盟為核心的國際安全體系。依據西方國家的價值標準、利益與戰略需求，西方大國任意干預非西方國家內政，導致一些地區安全秩序長期混亂。
2.中國與現存國際秩序的關系
其一，中國是現有秩序的創建者與受益者?，F有的國際秩序是在二戰后世界各國共同參與建立的為謀求世界和平、穩定與繁榮，以聯合國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第一，在政治秩序方面，中是聯合國的創建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在國際舞臺中得到了應有的地位，并能夠在這個舞臺上發揮影響作用。第二，在安全秩序方面，現有的國際秩序保證了國際社會的整體安全。以聯合國為核心的集體安全機制為保障世界和平與穩定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二戰之后雖然國際沖突與戰爭時有發生，但大國之間的摩擦和沖突得到了有效的協調，為國際安全創造了難得的條件。中國既是國際安全的積極促進者與維護者，同時也享受著這種安全帶來的收益?，F存安全秩序基本上保證了中國對國際安全的需要，為中國的快速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第三，中國在現有的國際經濟秩序環境下，經過了改革開放長達三十多年的努力，現在已經穩居世界經濟體量第二位，并在眾多領域實現了國家的現代化。
其二，中國受現有秩序的制約，是舊秩序的改革者。雖然現行國際秩序基本上保證了國際安全與政治穩定，也促進了國際經濟的發展與貿易的繁榮。但是它更多地反映的是西方國家的意志，不可能母本上反映和維護廣大非西方國家的利益。西方國家以價值觀的差異不斷打壓中國，抹黑中國形象，完全無視各國價值多元的客觀存在。在安全領域，現今秩序雖然力圖維護世界安全，但它更多的是希望維護西方國家的安全。近期美國支持日本、菲律賓等國頻頻在中國和南海鬧事，打著維護東亞秩序的旗號行危害東亞安全之事，嚴重威脅到我國的國家安全與完整。在國際貿易中，美國利用其在國際貿易機制中的主導權頻頻打壓中國正常對外經貿并在人民幣匯率上大做文章。總之，現有秩序對中國來說利大于弊，中國在現有秩序中具有極高的地位，也從現有的穩定秩序中獲得了較高的收益。但是現有秩序的確有許多不合理之處需要各國共同努力加以完善。
三、我國參與構建國際新秩序的努力方向
1.提高國家實力是參與構建國際新秩序的基礎
國際秩序首先是權力分配的產物。大國能夠影響國際秩序的變革，根本上是因為大國的國家權力在構建國際秩序中的關鍵作用。歷史上國際秩序的建構一般由體系大國根據自身利益偏好建立，并通過國際法或國際規則確認。現今國際社會為什么把重建國際秩序提上了議程？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國際體系的權力結構發生了變化。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發展遲緩，相對優勢進一步縮小，美國領導世界的信心和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削弱。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仍然保持著經濟的快速增長，國家實力的增強改變著原有國際權力結構面貌。中國要想在國際新秩序的構建中發揮相應的作用，必須繼續夯實國力，鞏固國家的權力地位，并且在重視傳統權力的同時注重制網權等新型權力的爭奪。
2.推進新型大國關系建設，共建國際新秩序
國際秩序是國際權力格局的反映，是以國家權力為基礎的秩序建設。其一，國際新秩序的構建首選要協調好大國之間的關系與利益分配，只有世界大國一致同意新型國際秩序的建設，國際新秩序才有可能建立。中美之間應“以合作取代對抗，以共贏取代獨占，樹立建設伙伴關系新思路”，“實現雙方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因此不要敵視現存的國際秩序，現有的國際秩序擁有其合理性與合法性，應與世界主要大國一道，在新型大國關系的基礎上致力于打造一個更加公平有序的新秩序。其二，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是人類福祉之所系，還應使各國公平地參與其中，原有的國家秩序的一個嚴重不合理之處就是沒有涵蓋世界各國的利益，特別是中小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主張沒有得到充分重視。構建國際新秩序，其“新”就新在它應盡可能地涵蓋各國利益，包容多元的價值觀念，促進公平有序的發展。
3.重視觀念因素對國際秩序建設的作用
主導價值觀是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制定具體國際規范的原則和指南。中國應在承認現存秩序“民主、自由、平等”的價值觀基礎上，提倡公平、正義、文明的價值觀。因為公平、正義、文明是分別高于平等、民主、自由的三個普世價值，以此來凸顯新舊秩序的區別和新秩序的先進性。另外應努力從中國的傳統文明中尋找支撐點，發掘國際秩序新的價值觀念。中華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天人觀念、非戰觀念、道義思想”有利于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樣性，積極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促進全球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應用并指導國際新秩序的構建。但需要努力的是如何用合理、簡明、易懂的方式宣揚中華文明的國際秩序觀，使國際社會認可和接受這些價值觀念。
世界經濟新秩序范文2
博鰲亞洲論壇的高端人士認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改變了全球經濟和金融格局。發達經濟體陷入衰退，其占全球經濟的比重將不斷下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理論遭受空前挑戰；新興經濟體或可抓住機遇，引領世界經濟率先走出衰退，從而在國際上獲得更大的話語權。在舊有經濟模式被挑戰的境況下，亞洲應該跳出經濟看經濟。
發達經濟體比重逐步下降
盡管目前金融危機已席卷全球，然而危機發源于美國，發達經濟體遭受的沖擊仍然最大。這不僅導致發達經濟體在世界經濟中所占比重逐步下降，而且其增長模式和發展理念也受到普遍質疑，在世界經濟的影響力和話語權因此將被削弱。
首先，發達經濟體在本輪金融危機中經濟實力大為削弱。金融市場陷入混亂，汽車等產業面臨重組，財政赤字居高不下。目前，發達經濟體已幾乎全體陷入衰退，而且步入蕭條的可能性仍在增加，導致其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下降。世界銀行3月31日的《2009年全球經濟展望》更新版預測，2009年發達經濟體仍是經濟重災區，其經濟今年將整體下滑2.9%，其中美國經濟下滑2.4%，歐元區經濟下滑2.7%，日本經濟下滑5.3%。而且隨著金融危機不斷惡化，主要發達經濟體的衰退程度還在加深。
其次，金融危機導致長期崇尚自由市場的西方資本主義理念受到嚴峻挑戰，其增長模式和發展理念受到普遍質疑。政府干預、國有化等手段再次成為經濟理論中的主導。在本輪金融危機大救援中，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一改往日崇尚自由市場理論的作風，對金融市場積極進行干預，除了向金融機構大舉注資外，還接管了多家金融機構。
再次，發達經濟體的國際地位與話語權也在不斷下降。曾被譽為“富國俱樂部”的G7如今已被稱作“沒落貴族俱樂部”。然而，隨著金融危機的蔓延，包括新興經濟體在內的二十國集團（G20）正在取代G7，成為全球共同尋找對策、協調應對危機的平臺。
在4月初的G20倫敦峰會上，一開始就呈現出“三足鼎立”的局面，美國、日本為代表的救市派側重恢復經濟、以法國和德國為代表的歐盟主張改革加強監管，新興經濟體國家主張加強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和決策權。這場在發達經濟體國家陷入嚴重金融和經濟危機背景下舉行的重要會議，明顯發出了有史以來發展中國家對改革國際金融格局的最強音。
全球實力將呈現新的平衡
經過本輪金融危機的洗禮，南北力量此消彼長，大國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美國獨大主導世界經濟的秩序被打破，世界經濟加強區域合作，朝著多極化發展的趨勢不可逆轉。
首先，金融危機改變了世界經濟力量的平衡。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曾培炎表示，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全球的消費、投資、貿易、生產、就業都出現了萎縮，世界經濟仍在衰退，今年全年可能出現負增長。發達經濟體陷入長期低迷的可能性在不斷增加，而以中國為代表的部分新興經濟體卻已顯露出復蘇的勢頭。
其次，金融危機還改變了世界產業格局。危機已經導致金融、汽車等眾多領域大洗牌。作為發達經濟體支柱產業的金融業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其金融機構或破產或被國有化；而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的金融機構幾乎沒有遭受沖擊，其相對實力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在全球銀行市值排名中，中國的銀行占據了前十位中的四席，而美國、瑞士等發達經濟體的銀行排名則大幅滑落。
再次，美元的霸主地位將被打破。盡管當前貨幣市場“一主多元”格局仍然存在，但金融危機已經導致美元地位大大削弱，重塑國際貨幣體系的呼聲也日漸高漲。據香港媒體報道，英國首相布朗已經宣布，今年9月將在紐約舉行G20第三次金融峰會，討論超國際儲備貨幣議題。
不過也應該清醒地看到，建立世界經濟新秩序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重建國際金融和經濟新秩序的工作才剛剛起步。發達經濟體在研發能力、高新技術、生產效率、管理經驗、產業體系、人才儲備等方面仍然擁有明顯的優勢，在國際事務中也仍然享有較高的話語權，在危機過后重拾國際地位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新興經濟體只有抓住當前機遇，在國際組織及其他領域盡量爭取更多的發言權，才能保證世界經濟新秩序向健康、有序的方向發展。
亞洲新興經濟體崛起
近十年來，亞洲經濟迅速發展壯大，對世界經濟都產生很深遠的影響。新興經濟體的迅速崛起是二戰結束以來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遭受的一次最為嚴重的沖擊。在本輪金融危機中，新興經濟體增長的空間相對較大。博鰲亞洲論壇的與會者認為，一些主要國家若能率先復蘇，并引領新興經濟體重新回到經濟增長的軌道，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將進一步提升。
在博鰲亞洲論壇“世界經濟何處去”的主題演講會上，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指出，包括日本、中國在內的整個亞洲經濟到2030年將占據世界經濟的半壁江山之多。僅從經濟規模來看，2030年中國將超過美國，并且是日本的4-5倍。印度也將達到日本的2倍。
首先，新興經濟體由于金融市場尚未成熟，對外開放程度相對較低，因此在本輪危機中受到的沖擊也相對較小。然而，國際資本的迅速撤離以及歐美市場疲軟也連累新興經濟體增速放緩。世界銀行最新預測認為，新興經濟體經濟今年增幅只有2.1%，盡管大大低于去年底世行預測的5.8%的增幅，但相對于世界經濟下滑1.7%而言，優勢仍十分明顯。世行4月7日的《東亞經濟半年報》預測，東亞新興經濟體2009年GDP增幅仍將達到5.4%。
其次，由于經濟增速明顯快于發達經濟體，新興經濟體占世界經濟的比重也在不斷上升。中國、印度和俄羅斯3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超過一半。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初步測算，2008年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20%。鑒于當前發達經濟體普遍處于負增長，新興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還將進一步提高。日本的經濟研究中心預測，到2020年，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會達到70%左右。
再次，新興經濟體的話語權也在不斷提升。英國《金融時報》刊文指出，4月2日在倫敦召開的G20金融峰會開啟了世界經濟新秩序。在國際金融危機持續蔓延之際，世界主要經濟體選擇了包括新興經濟體在內的G20而非此前“主宰”全球事務的“富國俱樂部”――G7，這本身就是經濟格局改變的重要標志。
亞洲應跳出經濟看經濟
對于如何尋找亞洲新興經濟體增長新動力，參加博鰲亞洲論壇2009年年會的專家表示，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亞洲經濟制勝之道應該跳出經濟看經濟，既要調整經濟政策，擴大國內需求，尤其是消費需求，以形成經濟持續增長的新動力，也要改進社會政策，注重以積極的社會變革緩解經濟壓力，同時積極參與亞洲次區域合作，實現亞洲經濟內部循環。
――“去杠桿化”挑戰亞洲新興市場國家舊有經濟發展模式
金融危機對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影響并不一致，日本、韓國受到的影響較大，今年經濟可能會有較大幅度的負增長，但中國、東盟大多新興市場國家，其經濟的基本面尚未受到影響，金融行業遭受的直接損失有限。
專家表示，由于亞洲新興經濟體的金融體系均較獨立，特別是在1997亞洲金融危機后，這些國家大都采取較為謹慎的金融政策，從而為抵御金融危機設置了“防火墻”。
然而，亞洲新興市場國家普遍面臨著發展模式轉型的巨大壓力。過去10多年中，亞洲新興市場國家與美國經濟形成了一種循環：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向美國出口賺取美元外匯儲備，美國通過金融創新吸引美元回流，并通過“杠桿化”轉化為美國居民持續消費的動力，于是可以繼續維持對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的進口，使得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維持高增長勢頭。
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經濟高增長與美國市場的“杠桿化”直接相關，工業革命和全球化給亞洲帶來的“雙紅利”太多，亞洲國家在過去半個世紀都沒有經濟模式轉型的壓力，一直是以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
而目前西方國家的“去杠桿化”，使得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出口導向模式面臨重大挑戰。“去杠桿化”具體表現在：從個人消費領域轉向公司生產領域，西方工業企業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公司貸款問題暴露；從傳統的資本市場開始轉向信貸市場，很多大銀行的信貸問題開始暴露；從美國發展到歐洲，尤其是東歐，由于東歐問題的嚴重化，使歐洲腹背受敵，歐元和歐盟面臨新的挑戰；“去消費化”顯現，美國的居民儲蓄率從兩年前的負值變成現在的3.8%。西方“去杠桿化”意味著亞洲新興經濟體出口導向模式所依賴的國際環境發生變化，經濟增速放緩。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藍皮書中指出，2009年，亞洲的經濟增長將大幅放緩，不排除某些新興經濟體出現負增長的可能，對于韓國、印度等國經濟出現硬著陸的可能性也應有充分的估計。隨著經濟衰退，亞洲新興經濟體內的社會問題也會嚴重，突出表現在企業生存困難，失業率上升。
據越南有關調查，2009年，近40%的企業可能破產或停產，31%的企業表示會面臨更多的困難但仍能克服；17%的企業將仍有發展，但利潤會降低。企業發展困難直接導致失業人口增加。截至2008年末，越南大約有35萬人失業，這一數字估計到2009年會增加到100萬。
――政策調整、體制改革雙管齊下實現發展模式轉型
為應對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幾乎在第一時間做出反應，普遍采取了經濟刺激計劃，包括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以防止經濟在短期內大幅下滑。但從中長期看，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新興經濟體最終的出路在于實現發展模式轉型――實現由出口導向型向內需拉動型增長方式的轉變。
央行行長周小川18日表示，亞洲新興市場國家應該干好自己的事情，最大限度減少金融危機對其影響，并且能利用經濟危機調整經濟增長結構，減少對出口的依賴，而不是在經濟復蘇后簡單重復經濟周期。
美國紐約大學教授魯比尼指出，能否有效擴大內需，是亞洲新興市場國家能否戰勝這場危機的關鍵，也是未來發展模式轉型的關鍵。
亞洲新興經濟國家要有效應對危機，需要“兩手”抓：一手抓政策調整，以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消費、加大投資力度；一手抓體制改革，以改革激發市場活力和釋放經濟的內生增長潛力。
參加博鰲亞洲論壇的專家表示，走擴大內需、拉動消費的道路，需要通過基本社會保障為廣大社會成員提供一個良好的未來預期，解決擴大消費支出的后顧之憂，扭轉“高儲蓄、低消費”的傾向。另一方面，政府要建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相關制度安排，防止財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轉化為權利和機會的不平等。
另外，擴大內需更重要的是要為新消費模式的形成創造制度性與結構性條件。例如，相應的城市化過程；消費信貸等金融支持；完善的社會保障體制；中產階層逐步發育等條件。
亞洲新興經濟體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既要防止經濟全面下滑，又要防止社會問題加劇。與會專家認為，一方面，經濟危機通過失業、市場價格波動等環節，對正常的社會秩序和社會生活造成重大影響；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社會問題也會通過降低收入、抑制消費以及不穩定的社會心理等機制反向傳導給經濟，導致危機加重。因此，要盡快建立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雙向傳導的“防火墻”，防止由此形成的惡性循環或“內生型金融危機”。
失業是當前最突出的社會問題。為了保證經濟正常運行和社會秩序穩定，必須把“保就業”置于應對經濟壓力的突出位置。
其次，防止經濟波動對城鄉居民尤其是弱勢群體的過度沖擊，加大對城鄉低收入群體的救助力度。
第三，加大公共服務投入力度，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會專家認為，進入發展型的新階段，消費處于關鍵的轉型階段，公共需求呈現全面快速上升的趨勢?；竟卜阵w制是這個階段最基本的制度條件。但目前公共服務的供給不足，社會保障體制尚未完善，這種狀況限制了居民消費能力的提升，掣肘了消費結構的轉型。
――亞洲經濟體應該加強區域合作應對危機
“合作，合作，再合作”是此次博鰲亞洲論壇參會專家表達的共同心聲。他們認為，當前亞洲新興經濟體無論是解決短期還是中長期問題，都有賴于區域內經濟合作。
周小川表示，區域合作條件下，出現經濟問題的時候，如果措施在區域內協調管理會更加成功。
需要處理的主要是亞洲內部的合作，如東亞地區自由貿易區的設定、貨幣合作機制，用特別提款權代替美元促進國際金融貿易等。
一般來說區域的一體化會促進貿易投資和資本的流動，會導致更多的經濟增長，使區域不再只依賴外部世界，這個區域更加具有活力和彈性。
金融市場的一體化尤其重要，因為金融市場的一體化可以避免地區的儲蓄投資轉向，然后貸給這個地區的用戶，需要發展區域內的債券市場，并且在區域內進行儲蓄。
另外，區域合作會影響全球化。雖然我們目前在全球化方面遭受了暫時的挫折，但亞洲要在全球化當中起到一個重要作用，歐盟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要疏導全球化，讓它有利于自己。亞洲經濟也應該這樣，亞洲地區的命運不能由其他地方來決定，所以在國際上要發出自己的聲音。
目前區域經濟一體化在亞洲沒有一個非常清晰的結構基礎，東盟在過去十幾年中一直領導著東南亞地區，但是東盟的這些成員國并沒有包括亞洲最大和最強大的經濟體。還有其他的一些平臺，包括東盟＋3、東亞峰會。其中，東亞峰會包括20國集團當中的6個國家。
專家表示，不管使用哪一個平臺，最重要是建立一種機制，能夠及時的做出決定采取行動，起到經濟檢測，危機管理，在20國集團和其他領域共同發出一個有效的亞洲聲音作用。
世界經濟新秩序范文3
但是，在追求和平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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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民日報》2016年2月15日，《國際秩序與中國作為》，作者：傅瑩.
[5]《人民日報》2016年2月15日，《國際秩序與中國作為》，作者：傅瑩.
[6]《文明沖突論淺析》，《新一代》 2010年第5期.
[7]《文明沖突論淺析》，《新一代》 2010年第5期.
[8]《由伊拉克戰爭論“文明沖突論”本質》，作者：虞衛東，《阿拉伯世界》2003年第六期.
[9]《由伊拉克戰爭論“文明沖突論”本質》，作者：虞衛東，《阿拉伯世界》2003年第六期.
[10]《“一帶一路”構想的戰略意義》，作者：馮宗憲，《光明日報》2014年10月20日
[11]同上.
世界經濟新秩序范文4
關鍵詞：經濟秩序變革；國際經濟法；新趨向
一、引言
全球經濟秩序變革，是指為了使世界經濟整體進行有規律的發展變化、為了使世界各國公平地合作交易、為了使各國獲得正當的權益而建立的運行機制[1]。國際經濟法的出現，就是為了防止世界各國對于世界經濟貿易的干預，從而制定一系列的單邊國家、雙邊國家條例，或者多個國家之間的條例合約。國家在國際生活中，經濟之間的交往無處不在。為了加強在世界上的國際地位，對于世界經濟秩序改革和國際經濟法的新趨向的研究必不可少。經濟全球化給國際經濟關系帶來了緊迫感，國際經濟法的調整是必需的。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應該抓住經濟全球化變革的這一機遇。
二、全球經濟秩序變革的歷程
（一）全球經濟體系的調整
二十一世紀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力不斷地發展，而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并沒有那么顯著，出現了長期以來經濟緩慢發展的現象。一戰以后，美國逐漸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霸主。英國實力大大減弱，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由于戰爭的影響，國家工業受到極大打擊。隨著這種形式不斷持續，推動全球經濟秩序的變革不可避免。20世紀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有所改善，但仍然有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到達危險邊緣。20世紀60年代以來，二戰以后，英美等發達國家進入了戰爭后修復時期，無暇顧及中國等亞洲國家，亞洲國家趁此空隙不斷發展自己的經濟實力，使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亞洲的經濟發展得到快速發展，并在全世界產生不可小覷的影響力[2]。一些崛起的發展中國家對于世界經濟貿易法律秩序逐漸有了自己的話語權。特別是21世紀的中國，印度等國家，在近幾年大量引進外資，使國家的經濟能迅速融入國際市場。
（二）國際貨幣不斷演變
二戰以后，美國建立了世界經濟霸主地位并且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美元在國際上的地位等同于黃金。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的主要經濟沒有減少，但是出現了少數人集中了社會的大部分財富。因此美國進行了相應的改革，但是受到波及的是海外在美投資人員，他們在美的一切投資即將受到貶值。這次危機沒有對美國的金融造成實質上的影響，卻徹底改變了美國金融體制，美元、日元、英鎊等貨幣受到了沖擊遭受貶值。在近幾年，隨著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進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獲得相應的投票權，而以中國為主發展中國家的貨幣正在不斷往國際化方向發展，人民幣國際面臨著巨大機遇。
三、國際經濟法的新趨向
（一）增強影響力和約束力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依存關系變得更為重要，各國的經濟往來都是互利互助，。一個國家想要發展離不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合作。“互利雙贏”成為國際上一種新的形式。因此國際上需要制定大大小小的條約，用規范的法則來約束不良的行為。國際世貿組織的建立，使傳統的國際商貿關系范圍加大，并且擴展到多個領域中。比如服務貿易行業、金融貿易行業、技術貿易行業等領域[3]。隨著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之間的合作范圍變廣。國際經濟法也不斷地趨向具體化，形成了一個有效的運作規模。隨著全球一體化的加大，歐盟等貿易組織也不斷地影響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偠灾?，國際經濟法將不斷地完善，它的影響力和約束力將不斷地增強，它將越來越具有權威性。
（二）加深各國相互合作關系
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之間不斷加強合作關系。國際經濟法讓各國之間的聯系更為緊密。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經濟受到了影響，那么與它有經濟往來的同盟國家必定會受到大大小小的波及。國家之間緊密的合作關系有利于構建和諧的國際環境。每個對外開放的國家內的法律也都是不一樣的，但是為了加強市場化的改革，世界貿易組織國家同盟國之間應該對各自國內法律作出調整，以達到雙方合作的需要。
（三）國際經濟法和國內法律的滲透
全球經濟秩序的變革使得全球經濟法有了新的發展趨勢，國際經濟法的更新使其自身更具有權威性。各個國家為了實現國內市場和國際接軌，因此國內制定相關的法律要和國際經濟法接軌。國內的法律逐漸和國際經濟法聯系越來越緊密。一個國家實力越強，在世界的地位越高，那么相對應的它所制定的國內法律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國際經濟法的制定。如果有些成員國國內制定的法律和國際經濟法相沖突時，其必定會修改國內法律，使他們相互融合。
四、中國面臨的挑戰
我國經濟法深受經濟秩序變革的影響。在現實中，這種影響從表層上看是借助經濟全球化提供的機會，中國經濟法可以通過吸收、借鑒其他經濟法實踐經驗來提升自己的內涵。從深層上看，則表現為中國經濟法通過回應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對中國經濟安全的挑戰和對中國經濟的沖擊。挑戰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由于金融活動的趨利性和投機性，我國從事國際金融活動面臨巨大的風險
隨著全球經濟化發展，我國對外投資的金融公司必定會受到國外金融行業的沖擊，甚至會導致國外金融業進入我國金融市場。這樣一來，不僅導致我國國內金融市場被分割，還會導致較小的金融公司因為競爭不過外來的金融企業，而面臨倒閉。在全球化經濟秩序變革中，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壓力和沖擊較大。其中最大的問題和挑戰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地位上的國家受到沖擊。
（二）由于全球化時代各國經濟的關聯和依賴增強，我國必須面對全球化的經濟危機問題
跨國公司的進入，存在著控制我國某些產業產生威脅的可能。經濟全球化變革必然會導致國外企業涌入中國市場，這對我國企業來講形成了較大的威脅，加大了國內企業的競爭力和壓力。
（三）經濟全球化的變革，是我國面臨人才流失的威脅
人才的供應不足成為各個國家普遍存在的問題，在經濟全球化發展中，國外企業為了留住人才，提高優越的工作環境以及自身經濟實力。我國的根本性措施是依靠增強國家經濟實力和提高綜合國力來抵御經濟風險的侵襲，而經濟法的積極回應則是維護經濟安全不可缺少的制度性方案。
五、我國應當采取的措施
（一）使用法律解決貿易爭端
目前來說，我國的國際貿易糾紛解決機制仍然處于滯后狀態，遠遠落后于歐洲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在國際貿易爭端中應該敢于拿起國際法律的武器維護自己的利益，我國對于世界貿易糾紛的法律建設工程應該投入大量精力是非常有必要的[4]。應該努力研究世界貿易各種規則并有效地利用國際貿易法解決世界貿易爭端，保護自己合法權益，減少損失，以此來維護我國國家。目前我國國內法律相對來說也是滯后的，必須加強對國內法律的修改和補充，以此來適應于全球經濟法的法律法規。我們國家還應該加強和周邊發展中國家的合作與交流，在國際法規的制定中應當積極參與和表現，做到真正公平合理地維護國際經濟秩序。
（二）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法的制定
在經濟全球化中，歐美等發達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發展中國家的地位還是比較低，影響較小。在傳統的世界經濟貿易體制中，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中沒有權利，要聽任強國的擺布，發展中國家往往很難實現和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因此，我們要摒棄這種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發展中國家要想保證自身利益，就必須在國際經濟法的制定中積極主動，制定的國際經濟法要有利于自身的經濟發展，強調一切國家都有在國際經濟貿易中擁有平等的話語權和決策權。
（三）提高國家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
總的來說，我們國家科技還處于較低的水平。只有不斷加強國家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建設，國家在國際中的地位才不會受到影響。首先我們應該鼓勵科技的創新與發展，加大科技的投入力度以及加大對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的投入，只有如此才能保證國民經濟長期穩定地增長；大大引進海外科技人才，使他們為我們所用，為危機的發展重建積蓄力量；加強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培養，政府應該加強對企業的扶持，引導和鼓勵企業進行自主創新，鼓勵企業去競爭去發展；加強對教育的投入，我國教育事業和發達國家相比差距相對來說較大，國家的發展離不開人才的貢獻，我們應該加大對專業性人才、技術性人才的培育，人才是國家核心競爭力。
六、結語
在面對全球經濟秩序的變革和世界經濟法的新趨向，市場競爭尤為激烈，但全球化經濟變革，也給國家的發展帶來了機遇，無論是以中國為主的發展中國家還是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都能通過變革改變國家命運。身處變革浪潮中的中國，應該加大法律的建設，不斷擯棄陳舊的法律法規，不斷地更新法律、不斷地進行探索。另外，我國還應該不斷加強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合作關系，積極主動地參與到國際經濟法的制定。在全球化經濟變革中，中國要抓住機遇，使全球經濟秩序變革朝著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應該抓住機遇，積極地參與到國際競爭與合作當中，不斷提高自身綜合國際實力，勇敢地迎接挑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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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許國強.試析世界經濟秩序變革中的國際經濟法新趨向[J].法制與社會,2015（10）.
[3]楊文玢.淺析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經濟法發展趨向[J].法制博覽,2016（08）.
世界經濟新秩序范文5
人民幣國際化的陷阱
當前，很多人主張堅定不移地走人民幣國際化道路，理由是人民幣國際化可以“動”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美元的奶酪。中國為此需要變得更加不怕風險，敢于承擔責任，為了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的大利益，勇于做一些國內輿論未必能理解的國際付出。他們自信地認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歸宿不會與日元的命運相同，日元上世紀80年代的國際化與日本經濟后來的衰退形成“巧合”，人民幣背后的經濟前景更宏大，政治因素更牢靠，我們的“運氣”也會因此更好。
這的確是一個巨大的誘惑。但人民幣國際化的結局會否是另一種情況呢？即，人民幣國際化僅僅意味著放棄資本管制撤掉金融藩籬、意味著人民幣匯率被高杠桿交易的投機資本決定，但是中國并沒有同時獲得國際儲備貨幣之利，超發人民幣也沒有可能向世界泄洪。
在現有的國際經濟體制沒有根本改變的前提下，人民幣完全介入美元霸權國際貨幣體系的結果，很可能是成為日元、英鎊那樣的角色，意味著同美元在世界每一個角落都陷入戰斗當中，不但不會勝利，連原有的地盤也可能喪失。日本、英國、巴西都遭遇過金融危機，英國、日本、巴西也是大額美國國債的持有者，仍然累積巨額外匯儲備。
民族國家、貨幣和資本自由的國際貨幣體系本身，有嚴重的無法克服的問題，中國目前不需要參與這樣一個壞的游戲。
歷史為我們提供了足夠的參考：美國在拉美推行金融自由化以后，拉美的匯率大幅波動，經濟增長率大幅下降，拉美不得不重新依賴美國資本來穩定宏觀經濟；日本和韓國在金融自由化以前，成功抵制了美國資本對民族企業的控制；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外國資本在韓國排前10名的大企業中所占股份不到10%，危機之后則超過了50%；日元在美國壓力下匯率大幅升值，先后引發房地產和股市泡沫，導致1990年代以后真實經濟增長率持續20年的停滯，至今未有起色；1990年代在東歐和前蘇聯推行的休克療法，更導致東歐和前蘇聯的去工業化和經濟的大幅倒退。
中國資本自由化后情況可能更嚴重。資金可以大進大出，導致人民幣基礎貨幣隨之大增大減，杠桿方式（倍增方式）導致商業信貸資金成倍寬松或緊縮。設想一下資金運動潮起潮落之情形：資金進來，發生資產泡沫，由于土地徹底資本化，商業銀行的土地金融機制根本上只能是制造而非防止金融風險，放貸的原因是已經放貸；資金潮退，則必然發生大規模壞賬，沙灘上充滿了裸泳者。金融危機往往就是這么來的。
早在19世紀末期，韋伯就看到了經濟全球化對于民族國家的危險，韋伯寫道：“全球經濟共同體的擴展只不過是各個民族之間相互斗爭的另外一種形式，這種形式并沒有使各民族為捍衛自己的文化而斗爭變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這種斗爭變得更困難，因為這種全球經濟共同體在本民族內部喚起當前物質利益與民族未來的沖突，并使得既得利益者與本民族的敵人聯手起來反對民族的未來?！贬槍Ξ敃r德國東部的農民問題，即德國東部農民受到外來的波蘭勞工的競爭而不得不背井離鄉，而波蘭農民在德國東部日益坐大的情況，韋伯提出的建議是關閉東部邊界、國有化東部土地。
自成體系的人民幣經濟體
中國可以探索正確的對外經貿關系制度與戰略。
今年2月初，伊朗石油部長訪問中國，目的就是推動使用本幣（事實上就是人民幣，而不會是里亞爾）來結算中伊石油貿易。采用人民幣結算伊朗對華石油出口，可以大大緩解伊朗面臨的金融壓力。從2011年最新簽訂的進口協定看，中國已成為伊朗原油的最大買家，中國進口了伊朗石油出口20%的份額。青年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李巍認為，一旦伊朗改用人民幣結算石油款項，伊朗通過石油出口可以換回大量人民幣，由于中國盛產伊朗所需要的幾乎一切物品，這足以保障伊朗的外貿和經濟發展需要。而對中國而言，此舉也意味著人民幣開始打破美元和歐元在石油貿易中的聯合壟斷局面，是人民幣成為國際大宗商品結算貨幣的開始，給人民幣崛起提供了重要契機。
人民幣國際化必須同中國的產業戰略、經濟安全、國家定位聯系起來考慮，要走一條獨立自主、自成體系之路。
中國除需要對西方堅決保持獨立自主之外，還應該進行周邊經營戰略，建設東亞經濟政治共同體。我們不是簡單地融入歐美人主導的世界，而是參與塑造世界新秩序。
著名學者丁寧寧認為，中國政府應該制定一項“周邊共同發展計劃”，對經濟欠發達的東南亞及周邊國家，以政府低息貸款、項目公開招標的方式對外投資，引導中國企業規范地參與國際競爭，還可以消化國內過剩的產能。因此，周邊共同發展計劃也有利于穩定中國當下的經濟增長和就業。
未來大力發展高鐵建設，也只有在上述發展思路中才顯出全部意義，因為只有高鐵才能將歐亞大陸在經濟上緊密聯系在一起。如果有一天，陸上交通運輸的成本及效率，能夠與海運比肩，那么中國的優勢，將絕非美國可比。
若能弱美國則救歐洲
回到歐債危機問題上來。李巍認為，由于英鎊的衰落和日元國際化的失敗，當今的全球貨幣體系呈現高度失衡的狀態，即美元的國際地位處于壓倒性優勢，這給美國濫用貨幣特權、對外傳導危機提供了機會。歐元是目前唯一可以制衡美元霸權的幣種，歐元的失敗將進一步加劇全球貨幣體系的失衡，助長美元霸權的“囂張”，而經濟快速成長的中國必將成為這一全球貨幣格局的最大受害者。中國做好準備出手穩定歐元，這既是出于對穩定全球經濟的責任，也是保衛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
我認為，中國應該和美國、歐盟一道，成為全球格局中的第一級游戲參加者。中美會有一系列的對抗和博弈，在必要時我們要敢于而不是害怕對抗，但應該避免出現中美之間或中美為首的兩個陣營之間對決的情況，因此要抓住機遇，促成歐洲或某些次級大國在某個方面、某個區域成為美國的牽制力量?，F在歐債危機就是一個美歐矛盾難得的空隙，也許我們可以仗義疏財購買歐債，但是需要每買一筆歐債，相應拋掉一筆美債。
救美國不是救中國，救歐洲也不是救中國，但是如果救歐洲意味著改變美國獨大的霸權格局，從大局考慮也許是值得的。
參與塑造國際經濟新秩序
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一直是中國政府的主張。在較長時期，西方發達國家壟斷著制定國際經濟規則的權力和包括G7、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在內的國際組織的話語權。這種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不能有效解決金融危機、環境危機等國際領域的深層次矛盾，并由此造成國際貿易沖突頻發，貧富差距加大、人與環境關系惡化等，成為世界經濟發展失衡的重要原因。
世界經濟新秩序范文6
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新趨勢是什么、我國將受到什么影響等問題，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經歷了始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世界經濟目前正處于轉型和調整之中，這是國內外學者的基本共識。但是，對于世界經濟轉型的核心是什么、轉型的動力來自何方、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新趨勢是什么、我國將受到什么影響等問題，卻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此，筆者認為，對于世界經濟當前的轉型和調整，需要從更深的層面來認識，把握其基本發展規律。
正在進行的世界經濟轉型和調整是從技術革命到國際分工以及產業結構和世界經濟調控機制全面的轉型調整。初露端倪的世界經濟轉型和調整，其特征可以總結為如下幾點：
一是科技成果大規模擴散和運用的期走向尾聲，新科技革命處于孕育期，新技術革命推動的新一輪產業革命也處于襁褓階段。在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的高速增長之后，以始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為標志，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增長速度相對緩慢的新技術革命孕育期。根據卡德拉耶夫長周期的判斷，這個下降期可能要到2020-2025年結束，全球正在為2020年前后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大發展積蓄能量。下一個周期的科技突破口將主要表現為新能源、生物工程和生命技術的重大突破。在這些技術取得重大突破并實現產業化之前，其他領域內的技術進步并不會停止，成熟技術的擴散和進一步廣泛運用也會繼續推動生產力發展，但是與新技術革命帶動的大規模技術擴散和運用不同，它們對經濟的促進是局部的，尚無法掀起新的產業革命，也無法帶動世界經濟進入新一輪全面高速增長。
在原有技術基礎上的生產力發展將主要依靠外延的擴張，但是世界經濟面臨的資源瓶頸、環境承載瓶頸已經使以物質商品生產為核心的世界經濟生產力無法再盲目擴張。因此，在新的科技革命取得突破之前，推動生產力增長的動力將更多地轉向資源和環境友好的“新型制造業”，以及滿足人類精神文化需求的“新商品”和服務的生產。這些變化不僅將使全球增長速度無法回到上個世紀90年代的高水平，而且還將改變原來以制造業全球生產為特征的國際分工格局。
二是全球國際分工格局正發生重大變化。在跨國公司的主導下，成熟的制造業在全球轉移已經基本完成，發達國家控制研發、品牌以及銷售網絡等產業鏈高端，發展中國家處于制造業低端的基本格局也將逐漸發生變化。一些發展中國家將通過技術升級和利用信息技術向產業鏈的兩端轉移。與此同時，經歷產業外移和外包而出現了“產業空洞化”的發達國家在經濟危機之后則試圖將一些制造業重新回歸本土，以便實現“再工業化”。這些力量都對國際分工格局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另一方面，電腦的廣泛運用，也促使國際分工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人的受教育水平和人適應新技術能力的差異將在國際分工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全球產業在國際分工細化的影響下，將進一步呈現出在國際空間的轉移與外包的特點，繼制造業之后，服務業梯度轉移也將不斷強化，國際服務貿易將獲得新的發展空間。全球性產業的不斷升級換代和國際分工的細化將使原來隸屬于生產過程的服務被剝離出來進行專業化的分工與合作，新技術的運用和信息技術進一步高級化、智能化的發展，也將創造出更多新的服務業態和形式。國際分工正在由貨物商品生產的分工向服務和知識商品生產的國際分工拓展。
三是全球產業結構“服務化”和“弱重化”的調整方興未艾，全面的智能化產業將獲得快速發展。由于經濟發展動力和國際分工格局的改變，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特征正在向新興市場國家轉移，服務業已經出現了快速增長的勢頭。隨著越來越多國家實現工業化，服務業的大發展將進一步在全球展開。更為重要的是，粗放的制造業生產導致資源和環境瓶頸越來越嚴重，迫使后進的工業化國家不能完全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無法像發達國家那樣通過向落后地區的梯度轉移完全將制造業轉移出去，它們必須尋找新的產業發展路徑，更加集約地使用資源成為必然選擇。通過新技術的使用，大規模生產和工業化所具有的重化工業為基礎的特點將被削弱，不僅服務業更多地被剝離出來獨立發展，重化工業的重要性也將在“智能化”的生產過程中被弱化——發明一種新3D打印材料可能比建一座鋼鐵廠更重要，所獲得的利潤更高。
四是世界經濟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發展中國家正在全面崛起，新興經濟體將成為世界經濟的主導力量。國際分工格局的上述變化，給發展中國家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帶來了新的空間。發展中國家承接成熟技術和在制造業上的原有優勢將使它們的工業化加速完成，縮小其與工業化國家的經濟總量差距。發展中國家經濟規模占世界經濟比重不斷上升，它們的經濟比重將超過發達國家，這將給世界經濟帶來深刻變化。金磚國家地位的上升以及新興經濟體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增強，將改變近代以來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世界經濟正在向多極化、非極化方向發展。但是，這種以GDP衡量的力量對比的變化能否真正引導世界經濟向更加平衡的機制發展，能否推動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尚需冷靜客觀地加以考察。
五是世界經濟治理以及新秩序和新規則制定主導權的競爭將在多個層面展開。以美國為主導的發達國家為了改變在世界經濟中實力相對下降的不利局面，正試圖對世界經濟的上層建筑，即全球經濟的調控模式和世界經濟的協調方式進行修改和調整，以便獲得新的主導權，協助其從現有的經濟增長困境中走出。美歐試圖建立以自己為核心的多層次雙邊和區域貿易投資協定，從而維持自己的主導地位。在全球經濟治理上，美歐發達國家一方面繼續維持G8原有的機制，并試圖將其改造成G20的咨詢和議程設定者，另一方面則在它們不愿承擔更多義務的領域，要求G20中的新興市場國家承擔更多的責任。發展中國家的崛起以及它們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上升，也使得新興國家試圖改變現存的國際經濟秩序和規則，并從各自的地位和利益角度開始抱團，組織不同類型的區域合作組織來影響現行國際規則的改變。金磚國家峰會機制以及其他南南合作框架的誕生與發展，反映出規則制定主導權的競爭將在世界經濟各個層面展開。
世界經濟轉型和調整的上述特征，為我國的發展帶來了機遇和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