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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漢儒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由于國際貨幣體系的內涵十分豐富，學術界對其定義莫衷一是。目前，陳彪如、Eichengreen和Mundell的三種定義基本得到了大多數學者的認同。陳彪如認為，國際貨幣體系是支配各國貨幣關系的規則和機構，以及國際間進行各種交易支付所依據的一套安排與慣例。國際貨幣體系的主要目標是:(1)調節各國的國際收支，維持收支平衡與實現外部經濟均衡;(2)協調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實現共同穩定增長。國際貨幣體系的主要內容則包括:(1)匯率關系的規定和變動準則;(2)世界貨幣或儲備資產的確定與供應［20］。Eichengreen認為，國際貨幣體系是將各國經濟結合在一起的“粘合劑”，其主要作用是為了維持外匯市場的有序與穩定、解決國際收支問題，并為遭遇破壞性沖擊的國家提供獲得國際信用［21］。Mundell的定義重點對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貨幣制度的范疇進行了辨析:國際貨幣制度相對僵化，而國際貨幣體系相對靈活［22］。鑒于本文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國際貨幣體系中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與世界經濟失衡的邏輯關系，而非外匯市場穩定性或匯率制度的選擇問題(實行固定匯率制還是浮動匯率制)，故采取陳彪如的觀點來界定國際貨幣體系的含義。
(一)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內生性缺陷
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又被稱作“牙買加體系”或“布雷頓森林體系II”。其區別于國際貨幣史上其他時期國際貨幣體系，如金本位制、英鎊本位制等的核心特征是以美元為中心，提供國際價值尺度職能(即為國際交易提供計價單位)、國際流通與支付職能(即提供國際清償力)和國際儲備職能(即為各國央行提供外匯儲備)，因此美元成為了事實上的世界貨幣。盡管由于1973年石油危機之后美元與黃金脫鉤標志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但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卻因牙買加體系對其繼續履行世界貨幣三大職能的確認而得以延續。然而，這一制度與其他所有制度一樣，自誕生日起便不可避免地罹患了內生性缺陷。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已為學術界廣泛討論的“特里芬兩難”，即國際清償力與信心兩難，不過是國際貨幣體系制度缺陷這枚硬幣的一面，而另一面卻鮮為人知，即“謹慎動機與信心悖論”(簡稱“謹慎動機悖論”)。這一悖論的邏輯是:開放條件下，各國央行出于本幣匯率穩定和國家經濟安全的謹慎動機而積累一定數量的美元，并且隨著國際貿易量的增加而不斷擴大外匯儲備存量，引起對美元需求的增加，故美國應擴張其貨幣供給;而美國作為儲備貨幣發行國只能通過其國際收支的逆差，特別是經常賬戶逆差來提供國際清償力和國際儲備，但鑒于國際收支赤字擴大將引起美元匯率貶值的預期，故美國為維持其國際貨幣信心則必須緊縮其貨幣供給。這就出現了與“特里芬兩難”對應的悖論———“謹慎動機悖論”。乍看，該悖論似乎只是特里芬兩難的另一種描述，但究其邏輯基礎、傳導機制和政策結果卻大相徑庭。首先，比較兩個悖論的邏輯基礎。特里芬兩難是從國際經濟不斷發展的需要角度出發，認為將引起美元擴張;而謹慎動機悖論則強調國家層面對外匯市場的干預需求導致了對美元需求的增長，是有組織的行為，而非特里芬兩難下市場經濟調節的自發行為。其目的在于解決開放條件下市場經濟外部性問題———一國對外部門的產出與就業波動。因此，基于該悖論的政策模擬將更符合實際，特別是當考察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國家，如，日本、韓國和中國等EMEs(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增長史時尤為明顯。同時，在謹慎動機悖論的另一個邏輯基礎中，從世界貨幣供給國的國家層面來看，美元的國際鑄幣稅特權，也在客觀上推動了美元的超發，加劇了世界經濟失衡程度和再平衡的難度。其次，從世界貨幣職能與貨幣需求理論的角度來看，特氏悖論描述的是世界貨幣的流通與支付職能，而謹慎動機悖論刻畫的則是世界貨幣的儲備職能。最后，從傳導機制的角度來看，特里芬兩難并未明確指出經濟發展是如何引起對美元需求增長的，既缺乏傳導機制研究，也沒有說明這種需求增長將帶來什么后果;而謹慎動機悖論不僅提出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兩種傳導機制，更證明了世界經濟失衡是當期國際貨幣體系制度設計的邏輯必然，即內生性缺陷。這一點將在下文著重分析。
(二)國際貨幣體系導致世界經濟失衡的兩種傳導機制
當前國際貨幣體系是通過經常賬戶傳導機制和資本賬戶傳導機制引起世界經濟失衡的。前者的邏輯基礎是:各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出于謹慎動機積累美元，而美元以經常賬戶赤字對外圍國家進行輸出的方式又導致了以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為主的外圍國家紛紛走上了進口替代或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的道路。因此，當前國際貨幣體系具有增強外圍國家出口刺激的內在激勵機制的特征。后者的邏輯基礎是:中心國家憑借國內發達的金融市場和本幣的世界貨幣地位，進行全球風險—收益匹配，即通過壓低利率發行各類金融工具，以較低的資金成本融資，并以FDI的形式將資本源源不斷地注入到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分享其經濟增長的高收益。投資過程中的巨大利差又為中心國經濟增長提供了動力。這就導致了當前國際貨幣體系具有增強中心國擴張貨幣供給的內在沖動的特征。
1.經常賬戶傳導機制其傳導機制如下:戰后，外圍國家出于平滑國內經濟周期的需要紛紛發展對外部門，參與國際分工，并由此產生了國內經濟危機的國際傳導可能性。為規避國際經濟風險，特別是外匯收支風險，早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固定匯率制未崩潰時，外圍國家便產生了增加外匯儲備對沖央行外匯頭寸的強烈需求。因而在世界貨幣美元，可以以經常賬戶逆差的形式對外輸送的制度約束下，以日本和韓國為代表的一大批國家走上了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道路。這樣一方面可以解決本國就業問題，另一方面又可增加外匯儲備維持經濟穩定。政府的經濟政策，如幼稚產業保護政策和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等為外圍國家對外部門的發展提供了制度優勢，使原有的貿易平衡被打破。中心國經常賬戶順差不斷減少，并于1971年出現了戰后第一次逆差。隨后，經常賬戶逆差持續擴大。在此基礎上，伴隨20世紀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以FDI為載體的國際產業轉移進程大大加快，從而導致國際分工格局的變化。貿易品部門的幾乎全部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和部分具有較高勞動—資本替代彈性的資本密集型行業更是從中心國家轉移到了外圍國家，中心國則呈現出產業結構高度化和空心化并存的局面。這不僅進一步強化了外圍國家原有的比較優勢，更使部分外圍國具備了原本沒有的比較優勢，即產生了比較優勢動態化效應。該效應又被隨之而來的外圍國家產業聚集效應、規模效應等因素不斷放大，從而形成了由國際分工直接導致的以“中心國經常賬戶赤字與外圍國經常賬戶順差并存”為特征的世界經濟失衡局面。該傳導機制如圖1所示。#p#分頁標題#e#
2.資本賬戶傳導機制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另一大顯著特點是:以美國金融市場為全球金融資產進行風險—收益匹配的核心，執行交易中心和結算清算中心功能。通常，外圍國家的外匯儲備通過購買美國國債等低風險高流動性的金融資產實現保值目的，而私人部門的美元則通過購買風險和收益均高于國債的各類以美元計價證券及其衍生產品實現資本向美國的回流，使美國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處于擴張階段。美國金融機構則通過國際貸款和購買證券資產的方式，將募集到的資本投向收益率較高的實體經濟領域或海外資本市場，特別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以期分享這些國家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果。其跨期交易的具體操作策略是:(1)掉期交易，即在美國國內存在長期正通脹預期下，采取賣出短期金融工具，獲得美元的短期長頭寸，并以跨期交易覆蓋長期項目中的美元短頭寸。(2)貨幣互換交易，即做頭寸匹配，以規避長期利率風險和匯率風險，優化資產負債表結構。反映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上就是短期資本項目為美元長頭寸，外幣短頭寸;長期資本項目為外幣長頭寸，美元短頭寸。這樣就實現了通過跨期壓軋對沖風險，對外圍國家的經濟增長進行套利交易的目的。由于美聯儲公布的聯邦基準利率是所有金融資產進行定價的基本參數，故通過再貼現工具或量化寬松的貨幣工具降低聯邦基準利率以減少美國金融機構的融資成本，①是有助于金融市場擴張的。同時，公共部門的債務成本也將因此得到消減，即產生國際鑄幣稅效應。受益于金融部門快速發展帶來的財富效應，中心國可以維持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從而支持其私人部門較高的消費水平及公共部門較高的赤字水平。因而私人部門對貿易品的需求也將進一步被放大，造成中心國經常賬戶逆差的持續增長以及外圍國順差和外匯儲備的增長，并最終導致世界經濟失衡的加劇。該傳導機制如圖2所示。
世界經濟失衡的真正根源———基于新政治經濟學的邏輯
既然當前國際貨幣體系是世界經濟失衡的直接原因，那么要探究世界經濟失衡的根源就必須回答是什么因素決定了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制度設計，從而最終造成了世界經濟的失衡局面?；仡櫜祭最D森林體系的建立過程，“懷特方案”與“凱恩斯方案”的激烈交鋒，充分反映出美英政府各自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都是出于服務各自國內政治目標的。因此，國際貨幣體系絕不是獨立于世界經濟的外生變量，而是內生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一系列變量的。制度經濟學中的公共選擇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探尋國際貨幣體系建立的內在邏輯的框架。由于一國經濟政策具有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特征，因此也可被視為一種公共物品。在公共選擇理論的分析框架中，民主國家的選民通過選票(成本)交換政府的經濟政策(收益)，而政治家則通過支付政策(成本)獲得選票，從而合法執政———實現政治家的個人抱負(收益)。在此交易結構中，選民與政治家的博弈(討價還價)，決定了政策供給曲線與政策需求曲線的交點，即政策市場出清點的位置。美國現行的民主制度帶來了“選票至上”的政策供給邏輯。由于提供有利于選舉得票的經濟政策的成本不需要有政治家個人支付，而收益卻可由政治家和選民共享，故此制度具有內生的公共物品供給沖動。這正是公共選擇理論的核心觀點———選民傾向于選出有利于自己錢包的政治家，而不管政策的成本(財政赤字、通貨膨脹)由誰承擔。因此，在各政黨的選舉博弈中，提供有利于得票的經濟政策才是占優策略。具體而言，降低失業率和提高人均收入是政府最關注的兩個政策目標。為實現這些目標，政府需要在對內經濟政策與對外經濟政策之間進行權衡。除了遵循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的基本邏輯，在國內采取“對內實施增支不增稅”的赤字財政政策與寬松的貨幣政策外，在對外政策方面，建立以美元霸權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也是美國各政黨占優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前以美元為世界貨幣和美國金融市場為世界金融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至少為中心國美國帶來了兩方面的巨大收益:其一是國際鑄幣稅收益。盡管該體系逐漸衰變為牙買加體系，但仍然維持了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即擁有征收國際鑄幣稅的特權。美國通過一輪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不斷擴張貨幣供給，以壓低國內利率，但卻通過國際資本的外溢效應在世界范圍內輸出了通脹預期，造成外圍國家外匯儲備貶值，從而攫取世界財富，即征收國際鑄幣稅。其二是財富與就業效應。通過壓低利率為本國財政赤字降低債務成本，并為本國處于世界資本市場中心地位的金融部門降低融資成本，提高利潤率，進而以財富效應支撐國內消費的快速增長，拉動本國經濟增長，并促進以金融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的就業。這樣不僅進一步強化了其產業高度化的發展趨勢，也通過增強第三產業的比較優勢而加快了制造業的產業轉移，造成了產業空心化的問題。正是由于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這兩大好處及其造成的選舉占優策略，美國政府才不愿、不敢放棄以美元為世界貨幣、美國金融市場為世界金融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盡管這種國際金融制度安排會造成“特里芬兩難”和由“謹慎動機悖論”導致的世界經濟失衡的后果。因此，通過基于公共選擇理論對國際貨幣體系建立邏輯的考察，我們不難發現:世界經濟失衡的根源就在于美國式的民主政治制度設計，而美國當前政治制度造成世界經濟失衡的基本邏輯是:公共選擇理論下的民主政治結構→國際貨幣體系→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美國金融市場的中心地位→經常賬戶傳導機制、資本賬戶傳導機制→世界經濟失衡。
后危機時代的世界經濟再平衡困局與展望
世界經濟再平衡的范疇是指，通過各國在經濟政治等方面的磋商、協調與合作，解決世界經濟長期失衡的問題，以促進世界經濟以一種相對均衡的方式平穩持續增長的過程。雖然在2010年11月的G20首爾峰會后，各國已經開始致力于推動當前世界經濟的再平衡進程，但再平衡之路卻并不平坦。當前制約再平衡的根本難題是美國政治制度的內生性缺陷———“選票至上”導致的政治家的短視行為，如貿易保護措施和干預外圍國家匯率調整節奏等等。次貸危機爆發后，特別是2009年以來，美國以對中國輪胎、銅版紙制品、鋼管和鋼板材施加了貿易制裁;歐盟也對包括鋼盤條、無縫鋼管、鋼纜、葡萄糖酸鈉和鋁合金輪轂在內的多種中國商品采取了同樣措施。這些貿易保護主義的做法不僅無益于再平衡，更為外圍國家的經濟結構調整增添了額外難度。由此可見，只要中心國家不能改變“外部利益必須服從內部利益”的政策制定邏輯，在當前國際貨幣體系及其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傳導機制的共同作用下，世界經濟的再平衡就難以達成。在次貸危機影響遠未消除的后危機時代，各國均面臨著不同程度的經濟衰退風險，因此再平衡道路上的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難度更是大為增加。前文基于公共選擇理論對國際貨幣體系與世界經濟失衡因果邏輯的證明，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世界經濟失衡與再平衡過程的框架。#p#分頁標題#e#
首先，美國宏觀經濟政策工具的枯竭使其宏觀經濟的再平衡面臨極大挑戰。美國經濟的失衡主要表現為財政和經常賬戶的“雙赤字”特征。對于巨大的財政赤字，美國應通過減少公共開支，增加稅收來緩解。由于直接增稅面臨巨大的政治壓力，故極難實行。如果美國增加當期國債的發行量，并維持貨幣供應量不變，則一方面根據李嘉圖等價，將產生中長期增稅的預期，進而提高中長期資金面的緊張和經濟下滑的預期，引發加息預期，不利于投資和經濟增長的內部經濟目標;另一方面，將直接刺激當期資金需求上升，降低國債價格，抬高即期市場利率，同樣不利于投資和經濟增長，并產生基于選票的政治壓力。因此，為維持低利率，美聯儲勢必通過擴張其資產負債表平抑利率的上升勢頭，從而造成財政赤字貨幣化，即引發通貨膨脹。所以，美國的財政赤字基本無法通過財政手段予以再平衡，只能通過國內的通貨膨脹進行跨期稀釋，并通過國際貨幣體系征收的鑄幣稅進行補償。另外，由于美國已經處在債務上限的邊緣，其財政政策工具實際也已基本枯竭，因此，可以預見寬松的貨幣政策將成為美國未來的必然選擇。對于經常賬戶的再平衡，美國主要寄希望于匯率政策，即通過美元貶值來擴大出口、減少進口以修復國際收支平衡表。然而，由于貨幣政策工具中的利率工具聯邦基準利率已接近零而枯竭，即匯率的利率評價機制失效，因而只能寄希望于旨在調節貨幣供應量的量化寬松工具———QuantitativeEaseI和II。通過貨幣供給的擴張增加貿易品部門的國內投資和生產以彌補經常項目的赤字，進行“再工業化”式的再平衡。故在后危機時代，只要臨近2012年總統大選時美國失業率仍居高不下，則“QEIII”恐怕就會呼之欲出。屆時，新一輪的流動性過剩不僅將沖擊外圍國家的資本市場，也會對歐洲金融市場及匯率的穩定產生巨大的消極影響，進而威脅到再平衡進程。
其次，歐洲債務危機的持續發酵為再平衡增添了巨大的不確定性。由于歐洲沒有統一的財政政策，難以真正協調各國修復自身的國際收支平衡表和資產負債表。財政去杠桿化由于缺乏國內獨立貨幣政策的配合而在希臘引發了大規模罷工和抗議游行等政治問題。同時，“歐豬五國”財政負債率過高的問題不僅降低了在這些國家的財政政策乘數，也影響了歐元匯率的穩定。以法德軸心為基礎的歐元區，也為獨立性較強的歐洲央行在控制通脹問題上的僵化付出了更大的財政代價，從而降低了未來政策協調的余地與政策工具的彈性。正是在此邏輯下，為了避免美國式的財政工具的枯竭，歐盟通過IMF向EMEs發出了特別融資的救援請求。因此，未來歐盟的再平衡道路必將十分曲折，在缺乏貨幣工具和財政工具的情況下，貿易保護主義很可能進一步抬頭，并且將在匯率問題上繼續對中國施壓。
最后，中國等EMEs短期難以通過啟動內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且產業結構調整也尚需時日?？梢灶A見，美歐為尋找新的增長點，將操縱今后的談判氣候產生更多不利于外圍國家的結果，并造成這些國家財政負擔加大、轉型成本提高的困境。同時，由于受多種因素作用(如:亞元因歷史問題難產，導致儲備貨幣多元化受阻;SDR的權重設計仍不成熟;發行超主權貨幣缺乏應有的政治基礎)，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將進展緩慢。因此，當前世界經濟的基本變量與格局仍將通過國際貨幣體系的經常賬戶傳導機制、資本賬戶傳導機制繼續產生失衡的結果，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難以糾正。綜上所述，可以展望在后危機時代，當面臨各自再平衡困境的時候，美、歐、中在貿易政策、匯率政策的交鋒將趨于白熱化。因為難以找到帕累托改進的路徑，各國在公共選擇理論的支配下只能屈從國內目標，犧牲外部目標。失衡常態化的趨勢由此形成。
結論與啟示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到關于世界經濟失衡與再平衡的如下結論:
第一，從國際貨幣體系的視角出發重新審視世界經濟失衡，可以發現:世界經濟失衡是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的一種內生性缺陷(另一種是“特里芬兩難”)和邏輯必然，而美國政治制度的系統性缺陷———“選票至上”的公共物品供給邏輯又成為誕生該體系的根本原因，因而世界經濟失衡根源就在于此。其邏輯基礎是:公共選擇理論下的民主政治制度→國際貨幣體系→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美國金融市場的中心地位→經常賬戶傳導機制、資本賬戶傳導機制→世界經濟失衡。
第二，經常賬戶傳導機制的邏輯在于: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造成了外圍國家出于謹慎動機積累美元的貨幣需求(謹慎動機悖論)，并因此通過政策扶持大力增強貿易品部門的比較優勢。同時，國際間要素(資本)的可流動性通過大規模產業轉移過程，引起了比較優勢動態化，并因此通過改變原有國際分工的平衡格局造成了當前世界經濟失衡的局面。通過比較優勢動態化的過程和產業的聚集效應與規模效應，中心國得以進一步加強資本密集型產品與服務的比較優勢，并在利用其金融部門的高效率獲得超額利潤，提高金融行業等非貿易品部門的相對產出增長率。由此加深了國內貿易品部門與非貿易品部門的生產與消費結構的扭曲，并最終導致了經常賬戶失衡的加劇。
第三，資本賬戶傳導機制的邏輯在于:中心國高效率的金融市場具有公共物品性質，該市場通過以較低的交易費用完成資本的全球風險—收益匹配，獲得利潤。通過寬松的貨幣政策壓低融資成本，并維持長期債務的短頭寸和短期債務的長頭寸有利于分享外圍國家高增長的收益，產生中心國世界貨幣職能的風險貼水。這一過程的完成依賴于中心國發行金融工具融資和以FDI或國際貸款方式投資的資本循環過程，而由此造成的國際分工變革又加劇了世界經濟失衡的局面。
綜上所述，基于對失衡根源的考察結果，我們認為:除非美國政治制度及其政策供給邏輯發生結構性轉變，否則世界經濟失衡將作為建立在“外部利益必須服從內部利益”的政策原則基礎上的國際政治博弈結果而長期存在。無論是以歐洲、美國、還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都無法從順差國與逆差國單一的經濟結構調整中糾正當前的失衡格局。因此，世界經濟再平衡的命題與美國政治決策機制的改革只是同一邏輯的不同表述而已。在后次貸危機時代，以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為基礎的再平衡之路將不會一帆風順。貿易摩擦和匯率爭端將成為今后相當長時期內的主旋律。中國在貿易品部門應該加快優化國內產業結構，盡快完成去庫存化和去落后產能化的調整過程，并通過提高自主研發能力占領高端制造業以減少當前中低端制造業頻發的貿易摩擦。在非貿易品部門，特別是金融領域的改革中，在儲備貨幣多元化受阻、SDR的權重設計仍不成熟、發行超主權貨幣缺乏應有的政治基礎的現實條件下，應當通過加速推進人民幣互換而非成立亞元區來完成區域貨幣合作，從而在當前及未來弱勢美元的國際經濟環境中減少國際鑄幣稅損失，實現宏觀經濟的穩定持續增長和國家利益的最大化。#p#分頁標題#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