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雙減政策的背景和意義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雙減政策的背景和意義范文1
關鍵詞：轉產轉業 漁民 政策建議
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資源豐富，在陸地資源被大規模開發利用的今天，資源、環境、人口之間矛盾逐步激化，而海洋以其豐富的資源和開發潛力向我們展示了廣闊的前景，成為我們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地。但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我國的近海捕撈強度不斷增加，海洋資源不斷衰竭，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沿海人民的生活和穩定，尤其是中日、中韓和中越北部灣協定的相繼實施，使本來就十分嚴峻的局面雪上加霜。
為此，我國政府從維護海洋資源的可持續角度出發，同時借鑒國外先進的漁業管理經驗與政策，我國漁業行政管理部門于2001年開始實行沿海捕撈漁民的轉產轉業政策，至今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但也存在一些問題。
1.沿海漁民轉產轉業的政策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漁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自1990年以來，水產品總產量已連續10多年居世界首位，是名副其實的世界漁業大國，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造船和捕魚技術的不斷成熟，捕撈強度的加大使得海洋資源枯竭。現在一艘普通的鋼質漁輪的生產水平相當于三艘中小型帆船，而勞動力的使用數量卻比帆船節約了30%。
進入20世紀以后，工業化不斷加快，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如火如荼，大量沿海灘涂被占用，港口建設，海上漏油事件的頻發，城市生活污水和工業污水的大量排放對魚類的生活環境造成破壞性影響，海洋生態系統遭到破壞，魚類的繁殖能力下降，加劇了漁業資源的衰退。
特別是隨著《中日漁業協定》、《中韓漁業協定》和《中越北部灣漁業協定》的簽署和相繼生效，我國傳統的漁場面積被壓縮，大批漁船被迫撤出，據統計，中日、中韓漁業協定生效，我國東部各省（市）約有2.5萬艘漁船從日韓的對馬、濟州、大小黑山島等傳統作業漁場撤出，據浙江省統計，僅中韓漁業協定就有超過一萬余艘漁船轉產，約3萬捕撈勞動力下崗待業，波及近10萬漁民的生活問題。
鑒于此，從2002年以來，國家陸續出臺了扶持漁民轉產轉業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報廢漁船補助，轉產轉業項目補助，轉產轉業漁民技能培訓補貼等。
2.政策實施的困難
政策對于社會經濟的作用具有統領的作用，所以對于漁業雙轉政策的研究有助于我們更好的發展漁業經濟。盡管政府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努力對漁民實行轉產轉業，希望漁民提高收入、漁業走出困難， 然而實際效果與預期相差甚遠， 而且又有新的問題出現， 如漁民轉產后返流捕撈現象普遍；又如漁民退出捕撈而非漁勞力進入捕撈有逐年增加之勢， 削弱雙轉成果；尤其是近幾年隨著海洋開發的推進，臨港產業得到快速發展， 大量海域被征用、填沒等， 對傳統的沿岸漁業生產造成極大沖擊， 漁民失業或潛在失業增加， 漁民權益保障問題日益凸顯。[1]通過實地考察與分析，我們發現影響雙轉政策實施的因素主要有：
2.1雙轉政策涉及的漁民規模大且素質不高
雖然隨著捕撈強度和漁業資源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激烈，讓大部分漁船和漁民從捕撈大軍中退出是歷史潮流，但是我國的轉產轉業政策是由于中日、中韓協定而被迫集體退出捕撈業的，我們把這種稱為突發性轉產，而發達國家是在市場機制下，受利益的驅動而進行的常規性轉產。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漁民轉產問題來得比較突然，突如其來的協定使我們措手不及，大量待轉漁民使得我們不得不盡快制定政策，也使得雙轉工作一時難以開展。
從2002年起，我國對沿海漁民實行轉產轉業政策，力爭5年內減船3萬艘，約30萬漁民實現轉產轉業，其規模之大，人數之多是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此外，漁民相對來說，接受的教育比較少，文化素質不高，缺乏轉業的職業技術，造成就業困難，漁區漁民的社會養老保險體制滯后等等也給雙轉工作帶來許多困難。
2.2漁民轉產轉業的沉淀成本過高，政府扶持資金少
經濟學知識告訴我們所謂沉淀成本是指即使廠商不再進行生產也不能收回的成本。[2]為了方便分析，我們假定所有的固定成本都是沉淀成本。那么對于一個人是否要進入或退出某種行業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當沉淀成本大于平均成本時，他就可以持續生產；另一種是當沉淀成本小于平均可變成本時，他就會選擇退出這一行業。
實際上確切的說當廠商的收益在平均可變成本與平均成本之間時，即使會出現一些損失，他也會繼續生產，因為如果停止生產，他就蒙受更大的損失。
對于漁民來說，漁船是漁民的基本生產資料，也就是投入生產的固定成本，根據政治經濟學知識我們得知固定成本是通過工人的勞動一部分一部分的轉移到新產品中去的，再通過出售從而得到彌補，也就是回收成本，它不能一次性收回。對于漁船這樣的高價值產品更是這樣，動輒幾十、上百萬，回收周期更是需要很長的時間。另外，漁船的專用性很強，幾乎不能用作別的用途，因此，它的二手市場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所以，淘汰舊漁船和轉產轉業對漁民來說成本比較高，難以承受。漁船越大，投資成本就越高。擁有大漁船的漁民一般靠借款，加上利息成本，退出捕撈業經濟損失很大，雖然從國家到地方各級政府都給一定補助，但是政府的資金補助對于已經債臺高筑的漁民仍是杯水車薪。
2.3政策宣傳不到位，完善政策實施的手段
任何一項政策要想達到良好的政策實施效果，除了科學的制定政策目標，進行可行性的政策分析，監督政策實施的過程外，還要有良好的政策宣傳手段。漁例如一些基層的工作人員對工作并不負責，僅僅下發給各漁村干部，也不深入漁民做思想工作，使得政策流于形式，漁民們也只知道有此政策，對其內容卻知之甚少，甚至曲解政策，造成不必要的麻煩。對此，我主要從三個方面來加以說明，希望能提高政策的實施效果：
①宣傳教育
沿海漁民轉產轉業政策是新的歷史時期，我國漁業結構調整和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是一項涉及面廣，政策性強的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在具體的落實過程中，要通過報刊，廣播，電視，網絡等先進的媒體傳播技術加強對漁民的宣傳教育，使他們深刻認識到現在的形式。理解黨和國家的各項方針政策，這樣才能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取得他們對政策的擁護；
②強制手段
執法機關作為國家的強制機關要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尤其是在利益的誘惑下要分清是非，對于一些年老失修的漁船和無證船舶要堅決的查處，依法辦理，同時也要加強自身的思想素質，杜絕尋租行為，認真履行國家的相關政策方針；
③利益誘導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起來的今天，雙轉政策的實施除了國家要進行干預與指導外，更要利用好市場的調節作用。國家在促進漁民轉產轉業的時候要配置以其他的輔助措施，引導漁民自己退出海洋捕撈業，例如建立漁民的社會保障體制，加強就業指導，對轉產轉業的漁民給以生活部貼等等；同時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建立良好的政策實施環境，利用市場機制，促進競爭，優勝劣汰，使漁民自主擇業，自己選擇退出方式，從而促進漁業的可持續發展。
2.4雙轉政策的補助對象不明確
國家實施漁民轉產轉業政策的對象是漁民，所以對于漁民這個概念我們必須首先明確。雖然任何公民，商業機構以及外國人和公司都可以在我國從事漁業捕撈，但我國的漁民轉產轉業政策的對象應該是傳統意義上漁民。
根據我自己的理解我認為所謂的專業漁民是世代生活在漁村且一直以捕魚為生的才是漁民，至于原“非專業漁民”的人員成為漁民家庭的成員（入贅女婿等）而下海捕魚的，這些可以由當地漁民協會視具體情況， 制定出符合本地實際的漁民入會條件來確定。[3]另外，對于“船老大”和“漁工”也要區別對待，都要顧及，例如在漁船報廢項目上，根據農業部和財政部的文件規定，漁船報廢專項補助的對象是漁船的所有人，即該船的股東，而沒有考慮在漁船上的雇工，可見，現行的漁船報廢補助政策僅僅注重漁船的產權，卻忽視了漁民的漁業權。[4]
3.完善我國漁民轉產轉業的政策建議
任何一項政策從它的提出、實施到產出，都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我們要正視其中的不足之處，隨著時間的發展來不斷修改、完善它。
3.1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制定科學的總體規劃和實施辦法
漁民作為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和農民還不一樣，農民還有土地可耕種，而漁民只能依靠海洋生活，沒有任何的生活保障，更何況在漁業資源日漸衰竭的今天，漁民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我們必須從全局的高度予以重視。同時，在具體實施的過程當中，要根據沿海各地的具體情況的不同，因地制宜，而不能一刀切，忽視現實的因素，做到分類指導，合理布局，做到減船、轉產轉業、保護恢復資源并重。
3.2加大對轉產轉業漁民的政策扶持力度
①要落實轉產轉業的各項補助資金，例如對漁船的報廢拆解的補助，對漁業稅費減免的資金
②加強對漁民培訓補助政策。通過農業部漁民轉產轉業培訓專項資金及地方培訓補助政策的實施，幫助受訓漁民掌握一技之長和提高就業能力
③實行漁民稅費減免政策。在沿海各地取締違規涉魚收費，在辦證、納稅方便，給予優惠和減免；四是對從事海水養殖的漁民給予技術指導和支持。
3.3積極發展旅游業和休閑漁業
現代漁業發達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面對海洋資源的衰竭，必須調整漁業發展經濟結構，大力發展二、三產業，培植龍頭企業，開發具有高附加值的海產品，同時加大濱海資源的開發，促進漁民的增收、轉型，從傳統的以打漁為生的漁民變成真正的“上班族”，這樣才能更好的吸納更多的轉業漁民，促進可持續發展。
3.4完善法律制度，創造良好的政策實施環境
進一步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域使用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漁業船舶報廢暫行規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堅決依法辦案，處理“三無”和“三證不齊”漁船，同時針對我國漁業資源的特點，進行漁業權的法律制度的研究，建立一項符合我國漁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漁業權制度。
3.5落實漁業權保障漁民權益，建立漁民養老保險制度
目前我國在城市已經有了醫療、養老、就業等保險制度，農村也已經開始著手建立養老保險制度，而漁業是一個高投入、高風險的工作，漁民，特別是老年漁民，病殘漁民等弱勢群體還沒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建立漁民養老保險制度已成為廣大漁民最迫切的要求。只有漁民的醫療衛生、就業、養老等問題得到根本的解決，漁民轉產轉業政策才會得到根本的落實。
參考文獻：
[1]劉舜斌.制度、國情、政策與漁業問題[J].海洋漁業.
[2][美]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 卡爾·E·沃爾什.經濟學（上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M].1996：161
[3]劉舜斌.漁業權研究II[J].中國漁業經濟，2009，1（27）.
[4]韓立民.漁業經濟前沿問題探索.海洋出版社[M].2007：143.
雙減政策的背景和意義范文2
滕泰在《新供給主義宣言》中提出，“淡化總需求管理，從供給側推動改革”的宏觀政策主張。賈康等在《新供給：經濟學的中國創新》中將其思路表述為“構建和發展以改革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主要政策主張概括為以“雙創雙化雙減”等展開的“八雙五并重”，強調以供給側發力破解中國發展中的矛盾凸顯與瓶頸以對接現代化“中國夢”。這些構成了中國版“新供給”學說的亮點，其主要理論基礎層面的研究成果則體現在已形成的一系列論文和公開出版物。
“新供給”學說提出的背景在于世界金融危機提出了對于經濟學以往成果作系統性反思的必要性，同時中國經過30余年的高速增長，過去的快速發展難度加大，面臨減速壓力而勢必轉入“新常態”。面對未來的挑戰，在經濟理論和政策領域，急需以理論創新來支持和保證正確的改革發展路徑。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
作為“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提出者，滕泰認為是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交替誤導了中國。凱恩斯主義認為政府必須階段性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刺激總需求才能維持經濟增長和就業，而貨幣主義則堅信一切通脹歸根到底都是貨幣原因造成的。在兩種思想的交替指導下，在保持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長后，中國經濟似乎走進了一個死循環―每當經濟增速有所下滑，決策部門往往會選擇凱恩斯主義，加大投資、放松信貸，拼命刺激“踩油門”；每當通脹有所抬頭，決策部門又會高舉貨幣主義的大旗，通過減少投資、緊縮信貸的方式拼命緊縮“踩剎車”。在“踩油門”和“踩剎車”的交替中，中國經濟越來越顛簸、經濟周期也越來越短，投資猛增、貨幣超發、產能過剩與壟斷加劇、高利貸泛濫、中小企業倒閉潮輪番上演。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錯誤的根源在于他們都是只看到硬幣的一面―需求，而不去分析硬幣的另一面―供給。
事實上，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源自中國人口本身的活力、城市化進程、資本和資源的持續投入、技術的進步和制度的改進。問題是，中國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每一輪所謂通脹都只不過是“食品通脹”，而食品通脹的根源在于糧食、蔬菜和豬肉的周期性供給波動。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供給自動創造需求”是一個理想的經濟運行機制，也可以作為新供給主義的短期經濟管理目標，然而實現這個短期目標的辦法既不是刺激總需求，也不是計劃經濟手段或傳統產業政策，而是“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
五大財富源泉
滕泰介紹，“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自2012年底提出以來先后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伴隨著《新供給主義宣言》一同被提出的是“新供給主義經濟學”一貫主張的經濟長期潛在增長率取決于五大財富源泉，解除供給抑制，也必須從這五大財富源泉出發。
財富源泉之一是人口和勞動力?！半m然學界對中國人口紅利尚存爭論，但農村還有‘相對剩余勞動力’和‘相對人口紅利’。”滕泰說。目前中國農村人均GDP與城市人均GDP相差五倍，也就是說一個農業人口一旦在城市找到工作，其對經濟的貢獻就提高四倍。因此，只要解除人口和勞動力供給抑制，比如短期適當放松戶籍制度、促進人口自由流動，長期適當調整人口政策，中國的相對人口紅利就會進一步得到充分釋放。
財富源泉之二是土地以及附著在土地上的資源。如果中國的土地一直不能自由流轉，農業就將一直停留在小農經濟階段，而小農經濟產出效率顯然很低。如果土地可以自由流轉并適當集中，農業生產效率就會大幅提高。礦山也是一樣，如果煤礦、石油等資源是壟斷的，礦產交易市場發育不完善，其開采就會比較粗放，資源利用效率就不會高。應該說中國的資源和土地供給抑制還比較嚴重，未來產權優化和釋放資源供給還有很大空間。
財富源泉之三是資本。中國是全世界資本最多的國家，我們有3.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居民、企業加上政府的儲蓄有100多萬億人民幣。然而，作為外匯儲備和國內儲蓄最多的國家，中國的利率水平卻是全世界最高的。美國是零利率，日本是零利率，只有中國利率高，中小企業私募債利率高達14%-15%，民間借貸成本更高。為什么在全球資本最多的國家出現了最嚴重的資本短缺和最貴的資本價格？原因就在于資本抑制和金融抑制。假定把金融抑制放開一下，逐步把中小企業資金成本從14%-15%降低到5%，有多少中小企業會煥發出生機勃勃的生命力？
財富源泉之四是技術和創新。中國還沒有形成創新型的科教體制。高中、大學培養的都是知識型人才，很多國有科研機構白白耗費了大量財政資源卻缺少真正有市場價值的創新技術。不僅強化市場導向和創新活力的教育科研創新體制改革迫在眉睫，在企業研發、金融支持、政府管理等層面解除技術和創新抑制，中國也還有很多功課要做。
財富源泉之五是制度本身。制度決定了一個國家宏觀的社會分工效率和微觀的企業生產效率，而社會分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自然帶來財富的增長。
但是，作為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提出者，滕泰說：“在整個2014年，我幾乎沒有發表關于‘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方面的文章。當初《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宣言》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幾乎都是在批判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對學術領域乃至政府都產生了影響，以至于很多人認為進行需求管理似乎是錯誤的，在我看來這是過猶不及。其實供給側的改革是利在長遠，挖掘經濟長期增長潛力，但是不能有失偏頗，當需求不足的時候，也需振興，所以在2014年當我意識到這個問題后，就沒有再去反復批判需求了。不僅如此，在2014年‘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重點實際上已經悄然轉變，轉向降低融資成本、推動減稅降費、利用股市擴大內需。做出這樣變化的原因在于，我認為中國的貨幣政策在2013年出現了失誤，可以說2013年的‘錢荒’是造成2014年經濟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所以我們轉換角度，提出了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這也是新供給主義，因為如果融資成本太高，會影響供給，降低融資成本、降低稅費才能提高有效供給。”
認真觀察經濟數據不難發現，十以來，中國經濟在“三期疊加”壓力下不斷下行，特別是在去年三、四季度表現尤為明顯，滕泰直言：“有人把經濟下行的原因歸結為經濟體制、經濟結構的問題，可是在我看來，2013年錯誤的貨幣緊縮政策以來的實體經濟嚴重資本供給短缺以及被顯著抬高的融資成本才是主要原因。所以在2014年5月，我們從這個角度提出了新供給主義的三大穩增長主張，很快就變成了過去一年來經濟的主要脈絡?！?/p>
這穩增長的三大主張分別是，在經濟融資成本畸高的背景下，應首先旗幟鮮明地提出“解除金融抑制”的改革目標：不能讓錢最多的國家錢最貴，而應該讓資金價格真實地反映中國儲蓄和信貸需求的關系，讓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發揮主要作用。
其次，減稅是降低企業的成本、提高企業凈利潤率來刺激企業家擴大有效供給，或通過降低家庭稅負、提高居民消費能力而刺激居民消費，是市場化的、可持續的穩增長方式；而擴大政府財政投資穩增長，則負面作用越來越大。因此，建議逐步用減稅替代政府投資。
另外，新供給主義雖然更強調通過減稅、降低利率等要素成本來擴大有效供給，但是也不排斥利用市場化手段減少需求抑制的措施。比如，利用股市激活實體經濟，早有國際慣例可尋。
對于外界提出的目前“出現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背離現象”的疑惑，滕泰表示，不能把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對立起來?！耙獟仐壧摂M經濟的概念，我們現在談的金融和資本市場同實體經濟是相輔相成、渾然一體，而不是截然對立的，資金進入股市就是進入實體經濟。上市公司把進入股市的資金用于其他投資，資金就進入了實體經濟。股市上漲，老百姓賺錢后刺激了其消費行為，消費經濟由此轉好。再比如一家企業通過IPO市值10億元，股市上漲后其市值升值至20億元，通過銀行抵押獲得更多貸款，再用于投資。所以股市上漲影響消費、投資好轉，經濟也會相應受到影響轉好。股市可能領先于經濟也可能落后于經濟，這些都是正?，F象。2015年中國經濟如果出現意外觸底回穩，主要的動力將來自于股市?！?/p>
最后，滕泰透露，他近期醞釀的新作視角為從新供給到新需求，他強調，這與之前提出的“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完全不矛盾，而是更加完善?！伴L期增長的源泉在于供給側，即五大財富源泉再加上放松管制和消除壟斷，這要一直堅持，但是供給側的改革利在長遠，進度沒有期望快，而且可能會遭遇較大的阻力，然而中國經濟從2014年到現在陷入了局部經濟衰退和全面通貨緊縮的邊緣，還面臨著局部金融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要應對短期經濟下滑，既要繼續堅持新供給主義的改革政策，同時還要采取新需求理論來迅速振興中國經濟，借助股市振興經濟就算其中一個?！彪┱f。
尋求持續增長
上世紀80年代以后，先后有一些學者已在討論“供給管理”，其討論往往側重于總供給變化機制中更多樣化的政府行為，并特別注重在轉軌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框架下產業政策優化，強調在供給角度實施結構優化、增加有效供給的宏觀調控創新。
賈康、徐林、姚余棟、黃劍輝等學者在2013年第一期《財政研究》發表的論文《中國需要構建和發展以改革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可稱為新供給研究群體的一份把理論創新與改革主張體系化聯結的代表作。其后，賈康任院長的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又陸續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他們指出，近幾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隨之而來的矛盾也逐漸凸顯，使漸進改革路徑以來的制度供給的劣勢有所暴露。分析當前經濟形勢面臨的減速壓力，從內部因素看，高速增長是后發經濟體在特定追趕時期的一種增長形態，隨著與前沿國家技術差距和其他相關要素、機制差別的縮小，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將規律性地向成熟經濟體的水平收斂，并且這一過程將跨較長時期。從外部因素看，自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以來，盡管美國、歐洲、日本等經濟體采取了以寬松貨幣政策為核心的宏觀經濟政策，在局部及個別時段出現一些積極信號，但總體形勢依然復雜嚴峻。
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必須適應中長期經濟模式的轉變和社會轉型，并學會在更具廣泛性、與國內消費和服務業聯系更大、對出口和投資依賴程度較小的增長模式中操作。然而，現實情況是，傳統意義上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已經難以適應中國經濟步入新的發展階段后的總體要求。
財政政策受“三元悖論”式的約束是個永恒命題，即減稅、增支和控制負債三項要求不能同時滿足。特別是歷經了上一次以4萬億元政府投資為代表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后，中國財政刺激的安全空間已經明顯收窄。
更重要的是，雖然中國宏觀稅負總體水平尚屬合理，但考慮各種制約因素和居民實際社會保障情況，進一步提升稅負總水平并不可行。與此同時，未來中國財政支出將迅速增加，包括用于健全養老金體系、醫療保障、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支出，以及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必要投入。另外，目前積累的大規模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已經成了一定程度的隱性財政負擔。因此，中國公共財政負擔總體而言會逐漸加重，預留財政空間和保持財政可持續性是重要的目標，需要有關部門未雨綢繆。
新背景下，雖然逆周期性質的總需求管理不乏用武之地，但尋求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持續增長的供給政策，將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
“新供給經濟學”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在理論框架上實現了對傳統主流經濟學理論的“破”。
首先，指出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都在理論框架里假設了供給環境，其后主要強調的只是需求端、需求側的深入分析和在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張，都存在著忽視供給端、供給側的共同問題。相比于需求側，供給側的問題更復雜、更具長期特征和“慢變量”特點，更要求結構分析與結構性對策的水準，但這并不應成為經濟學理論可長期容忍其認知框架的不對稱的理由。
其次，指出經濟學主流教科書和代表性實踐之間存在“言行不一”的問題。美國等發達市場經濟在應對危機的實踐中，首推他們跳出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來實行的一系列區別對待的結構對策和供給手段的操作。比如，美國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真正解決問題的一些關鍵點上，是教科書從來沒有認識和分析過的“區別對待”的政府注資，美國調控當局一開始對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還是不救”之后，對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而有了這樣的一個處理后又總結經驗，再后來對從“兩房”、花旗一直到實體經濟層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別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資金對特定主體的選擇式注入，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區別對待的供給操作，并且給予經濟社會全局以決定性的影響。
第三，指出政府產業政策等供給側問題在已有經濟學研究中的薄弱和滯后。比如，在經濟發展中“看得見摸得著”的那些“產業政策”方面，從上世紀80年代亞科卡自傳所強調的重振美國之道的關鍵是“產業政策”，到克林頓主政時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奧巴馬國情咨文所提到的從油頁巖革命到3D打印機，到制造業重回美國，到區別化新移民和新興經濟等一系列的亮點和重點，都是很明顯地對應于現實重大問題的導向，以從供給端發力為特色。
其后，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群體有自己的“立”。
第一，特別強調的是經濟學基本框架需要強化供給側的分析和認知，這樣一個金融危機刺激之下的始發命題需要更加鮮明地作為當代學人“理論聯系實際”的必要環節和創新取向。在基礎理論層面強調：應以創新意識明確指出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主要支撐因素，從長期考察可認為是有效供給對于需求的回應和引導，供給能力在不同階段上的決定性特征形成了人類社會不同發展時代的劃分。需求在這方面的原生意義，當然是不可忽視的―人有需求才有動力、才要去追求各種各樣的可用資源―但是在經濟學角度上，對于有效供給對需求引導方面的作用過去卻認識不足。從供給能力在不同階段特征上的決定性這樣一個視角，強調不同發展時代的劃分和供給能力、以及與“供給能力形成”相關的制度供給問題，具有從基礎理論層面發生而來的普適性，也特別契合于在中國和類似的發展中國家怎樣完成轉軌和實現可持續發展方面的突出問題。回應和解決這個視角上的問題，其實也包括那些發達經濟體怎樣在經歷世界經濟危機沖擊后更好地把理論服務于現實需要。在現實生活中，關鍵是在處理“生產產品滿足消費”的需求側問題的同時，解決“生產什么”和“如何生產”的供給側問題―尤其是“制度供給怎么樣”的問題。這種把需求與供給緊密聯系起來的研究，在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實踐中正在日益凸顯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強調正視現實而加強經濟基本理論支點的有效性和針對性。比如“非完全競爭”，應作為深入研究的前提確立起來，因為這是資源配置的真實環境，牽涉大量的供給側問題。過去經濟學所假設的“完全競爭”環境，雖帶有大量理論方面的啟示，但它畢竟可稱為一種1.0版的模型?，F在討論問題，應放在非完全競爭這樣一個可以更好反映資源配置真實環境、涵蓋種種壟斷競爭問題的基點上，來升級、擴展模型和洞悉現實。需求分析主要處理總量問題，指標是均質、單一、可通約的，但供給分析要復雜得多，處理結構問題、制度構造問題等，指標是非單一、不可通約的、更多牽涉到政府―市場核心問題這種基本關系，必然在模型擴展上帶來明顯的挑戰和非比尋常的難度，但這卻是經濟學創新與發展中繞不過去的重大問題。更多的中長期問題和“慢變量”問題，也必然成為供給側研究要處理好的難題。過去經濟學研究可以用一句話打發掉的“‘一般均衡’中或‘反周期’調控中自然解決結構問題”，認為有必要升級為在非完全競爭支點上的一系列有待深入開掘的大文章。
第三，認為市場、政府、非營利組織應各有作為，這也是優化資源配置的客觀要求。在明確認同市場總體而言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們還需要有的放矢地來討論不同的主體―最主要是市場和政府，還有“第三部門”（非政府組織、志愿者、公益團體等），它們在優化資源配置里面可以和應該如何分工、合作、互動。在不同的階段，不同的領域，分工、合作、互動的選擇與特點又必有不同。由分工、失靈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強調“公私合作伙伴關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類社會多樣化主體關系隨經濟發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趨勢。
第四，特別強調了制度供給應該充分地引入供給側分析而形成有機聯系的一個認知體系，即物和人這兩個視角，在供給端應該打通，各種要素的供給問題和制度供給問題應該內洽于一個體系，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行為經濟學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融于一爐。通過這樣的“立”來回應轉軌經濟和中國現實的需求，形成的核心概念便是他們在理論的建樹和理論聯系實際的認知中，必須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給管理”。在中國要解決充滿挑戰的現代化達標歷史任務，必須藉此強調以推動制度和機制創新為切入點、以結構優化為側重點的供給端的發力。
當然，以上這些并不意味著研究中就可以忽視需求方面的認識―“需求管理”的認識在已有的經濟學理論成果中已經相對充分，希望在供給這方面更豐富地、更有針對性地提高認識框架的對稱性。這樣的認識落到中國經濟學人所處的現實中間，必然合乎邏輯地特別強調要“以改革為核心”，從供給端入手推動新一輪制度變革創新。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積和“滯脹”、“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風險、實現中國迫切需要的方式轉變與可持續健康發展而直通“中國夢”的“關鍵一招”和“最大紅利所在”。研究者的意圖和可能貢獻，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調動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國迫在眉睫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新一輪改革如何實質性推進”這一問題上，以求通過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給管理，跑贏危機因素的積累，破解中長期經濟增長、結構調整瓶頸，從而使“中國夢”的實現路徑可以越走越寬、越走越順。
“八雙、五并重”的基本主張
“新供給經濟學”的基本政策主張，是以改革統領全局之下的“八雙”和面對“兩個一百年”歷史任務的“五并重”。
“八雙”的基本要點是“雙創”，走創新型國家之路和大力鼓勵創業；“雙化”，推進新型城鎮化和促進產業優化；“雙減”，加快實施以結構性減稅為重點的稅費改革和大幅度地減少行政審批；“雙擴”，對外開放格局和新的國際競爭局面之下，擴大中國對亞非拉的開放融合，以及適度擴大在增長方面基于質量和結構效益的投資規模；“雙轉”，盡快實施我國人口政策中放開城鎮體制內“一胎化”管制的轉變，和積極促進國有資產收益和存量向社保與公共服務領域的轉置；“雙進”，在國有、非國有經濟發揮各自優勢協調發展方面，應該是共同進步，需要摒棄那種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維，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贏”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經濟制度的現代化實現形式；“雙到位”，促使政府、市場發揮各自應有作用，雙到位地良性互動、互補和合作。針對這一點，賈康強調：“在這方面的分析認識需擴展到中國勢必要發展起來的第三部門，即志愿者組織、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組織、非盈利組織，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來越活躍的群體，應該在社會主體的互動中間發揮他們的潛力。我們非?？粗貒H上已經高度重視的公私合作伙伴關系―PPP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尋求共贏，應該是最基本的認識視角?！薄半p配套”，盡快實施新一輪“價、稅、財”配套改革，積極地、實質性地推進金融配套改革。
在上述基本考慮中，“雙創”是發展的靈魂和先行者；“雙化”是發展的動力與升級過程的催化劑；“雙減”則代表著側重于提升供給效率、優化供給結構以更好適應和引導需求結構變化的制度基礎；“雙擴”是力求擴大供給方面在國際、國內的市場空間；“雙轉”是不失時機、與時俱進地在人口政策和國有資產配置體系兩大現實問題上順應供給結構與機制的優化需要，以支持打開新局；“雙進”是明確市場供給主體在股份制現代企業制度安排演進中的合理資本金構成與功能互補和共贏效應；“雙到位”是要在政府與市場這一核心問題上明確相關各方的合理定位；“雙配套”是對基礎品價格形成機制和財稅、金融兩大宏觀經濟政策體系，再加上行政體制，以大決心、大智慧推進新一輪勢在必行的制度變革與機制升級。
雙減政策的背景和意義范文3
關鍵詞：碳排放權國際貿易；CDM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1200108-02
1 國際碳排放權市場的現狀
碳排放權是在全球氣候變暖的大背景下出現的一種新興的貿易產品，它的目的在于以較低成本有效地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碳排放權國際貿易以溫室氣體排放許可證或減排信用額為主要商品形式。企業是這一貿易主要的參與實體，在特定范圍的交易規則和交易框架進行貿易。
按照《京都協議書》對發達國家的強制減排要求，2012年前發達國家需要減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約在50億噸至55億噸，其中一半減排量由發達國家內部完成，余下超過25億噸則需要通過通過國際市場，主要與發展中國家進行CDM項目合作以實現減排目標。而據2007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統計，全球范圍已簽約的減排量還不到3億噸。在今后五年的時間內，可以預計，碳排放權國際貿易將會有一個爆炸式的增長。盡管《京都議定書》在美國并未獲得批準，但碳排放交易市場已經止式啟動，并獲得蓬勃發展，潛力巨大。據世界銀行估計，2008年～2012年全球碳交易需求量為7～13億噸，交易值可為每年140～650億美元。另據歐洲氣候交易所稱，一旦二氧化碳排放配額交易在期貨期權市場展開，僅歐洲市場每年的規模就將達到580億美元。
從目前的情況看，隨著碳排放權國際交易的迅速增長，附件一中的發達國家是碳排放權的主要買家，用以充抵在《京都議定書》下的減排責任，或者作為一種投機手段在今后出售來獲利。而非附件一的發展中國家則成為該商品的主要賣家，與發達國家進行CDM項目的合作，并將產生的CERs通過合同規定的方式出售給發達國家。
2 碳排放權國際貿易對我國的影響分析
在發展CDM項目，進行碳權貿易上，我國有較強的稟賦資源。我國能源消費結構表現出以煤炭為主，能源利用率較低。中國每創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國的4.3倍，德國和法國的7.7倍，日本的11.5倍，因此我國減排潛力很大。另外，設備及技術水平相對落后，且具有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較好的政策環境與經濟發展潛力，所以減排成本相對較低。相對而言，發達國家的減排成本一般高于我國，如美國減少1噸溫室氣體排放的成本大約是100美元，而在中國只有20美元。
因此，我國是世界上公認的最大的溫室氣體減排信用額提供者。根據聯合國CDM項目執行理事會(EB)的統計信息，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世界各國在聯合國已經注冊成功的CDM項目總數為890個，其中我國已注冊成功的項目數量為147個，占項目總數的16.52％，僅次于印度(33.82％)居世界第二位。但由于我國已注冊項目的減排量規模普遍較大，因此在總減排量上，我國以90.956，948噸二氧化碳當量雄居榜首，占全球預期年減排量的48.38％。根據亞行環境專家預計，在未來幾年內中國每年將提供近1.5到2.5億噸的CO2當量。市場份額約占全球一半。
2.1 碳排放權國際貿易對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碳權貿易對我國的意義不僅僅是我國又找到一種新的貿易商品。根據聯合國的定義，CDM項目應遵循以下可持續發展原則：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戰略和優先領域相一致；促進發展中國家所需要的先進、高效、環境友好的技術轉讓，特別是能源技術的轉讓；有助于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助于發展中國家緩解和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建設；有助于發展中國家區域環境的改善等。
因此，通過清潔發展機制，積極參與國際碳排放權貿易，有助于我國獲得發達國家提供的資金和先進技術，特別是能源技術的轉讓，開發由于存在技術或資金障礙而僅憑借自身的能力難以實施的項目，促進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2.2 碳排放權國際貿易對我國相關制度的影響
我國的排污權交易制度尚處于探索階段，對現階段的中國來說，碳排放權貿易作為排污權交易的一種方式，參與其中無疑對國內排污權交易市場的形成、排污交易制度的建設有著積極的借鑒作用。通過CDM項目的國際合作，我國在引進先進的技術同時，也可以積累寶貴的碳減排項目合作經驗，這對我國在日后不得不承擔起減排責任時無疑有著非常大的幫助作用。CDM項目的監督、審核、減排量監測等，都有一系列嚴格的程序和方法，以保證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同時不造成新的環境破壞，對我國在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下進行環境保護、節能減排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而且，CDM項目通過市場機制解決溫室氣體排放以及其監測制度和第三方審核等體制，也為我國進一步治理國內環境污染，建立排污權交易制度提供了新的思路。
2.3 碳排放權貿易對我國經濟增長的瓶頸作用
《京都議定書》所產生的碳排放貿易機制在短期內除給我國帶來收益的同時，也正在向世界傳輸這樣一個市場信號：利用大氣資源是有償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除美國外都已基本加入京都體系，而且即使美國沒有加人，其在國內也正在建立類似的體系。雖然《京都議定書》規定了碳減排三種靈活的履約體制，但畢竟還是會產生成本。而聰明的西方人選擇了一種一箭雙雕的方式：進行產業轉移。發達國家把高污染、高能耗及資源型行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再從這些國家進口低附加值產品或半成品，這樣就可以大大減少發達國家自己的排放量，實現他們單個的排放目標，而且大大增加了發展中國家的碳排放量，使得發展中國家一直指責發達國家高消耗的聲音減弱，并且揮舞起政治和經濟的大棒，強烈要求碳排放量日益增多的發展中國家承擔起減排的責任。
無疑，中國正面臨這樣一種情形。西方消費需求加劇了中國碳排放增長。近年來中國能源消耗、溫室氣體排放的快速增長，不僅是國內投資和消費需求膨脹的結果，更是國外市場的消費需求拉動所引起的貨物出口迅速增加所致。與此同時，隨著我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迅速增長，1990年至2003年間，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17億噸，增幅超過73％。目前，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占全球總排放量的13.5％，并且很有可能在2010年左右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在《京都議定書》下一個履約期的談判中，我國將面臨著國際上極大的壓力要求承擔起減排責任，再想如第一期中逍遙自在恐怕不再可得。
而我國人均GDP剛過1000美元，國家開始進入工業化和城市化迅速發展階段，是能源需求的高增長時期――高樓、高速路、鐵路、機場、電廠這些基礎設施需要大量水泥、鋼鐵、有色金屬等原材料。這些都需要大量的化石能源，并且由于技術和設備相對陳舊落后，能源消費強度太，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也比較高，而技術和
設備并不是短期內可以改變和更新的。一旦在這個時期承擔起減排責任，這無疑是給高速行駛的經濟列車踩下了剎車，將會對我國經濟的增長產生很強的負面作用，影響經濟的增長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此外，中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迅速增長和粗放式地生產方式還會給中國帶來國際市場的競爭壓力?！毒┒甲h定書》的簽約國已經占據了大部分國際市場，并在這個市場上建立了保護環境的游戲規則，只有節能、低污染的產品，才能夠在這個市場上站住腳。可以預見，在未來的國際貿易競爭中，國際競爭對手可能會利用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限額設定“綠色”貿易壁壘，溫室氣體排放問題會成為貿易保護主義者手中的武器。中國高排放、低產出獲得的產品，可能成為新的國際貿易爭端因子，引發一些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
2.4 碳排放權貿易的局限性
令人憂心的是，迄今為止，國際上仍然沒有一個統一流通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碳權交易市場流動性差，發展不完善，被各種交易類別分割成了多個封閉的市場，各市場間缺乏流動性。其中最典型的是CDM項目的交易市場和國際其他交易市場之間的流動性問題。CDM作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合作實施的碳減排項目，發展中國家只能將減排額度出售給發達國家的中介機構，卻不能拿到國際市場去進行出售，導致這成為一個明顯的買方市場。相反，國際買家卻可以將在發展中國家購買的減排額度拿到國際市場去出售，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發展中國家在減排交易中的利益受到了嚴重的損害。這也就意味著中國不可能期望用自己的CDM項目所產生的減排量來抵扣自己的份額，并且也無法從中獲取較大收益。
雙減政策的背景和意義范文4
[關鍵詞] 升值 貶值 新貨幣現象
一、“新貨幣現象”的產生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一次性上調2.1%以來，人民幣一直處在對外升值的通道中。2007年人民幣匯率全年上漲了6.4%,2008年1月2日至2008年4月24 日三個多月的時間內人民幣匯率升幅達4.3%。至2008年4月24 日，相對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的8.11元每美元,人民幣對美元累積升值了13.8％，為6.9890元每美元。
依據“一價定理”（law of one price），在經過匯率折算后，除去運輸成本，以及其他必要的交易費用，一國貨幣的對內價值和對外價值應當一致，這是由貨幣作為特殊商品的同質性和流動性所決定的。然而,在人民幣一路升值且有加快趨勢的狀況下,人民幣的對內卻在不斷貶值。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2007年全年我國居民消費價格（CPI）上漲了近5％，2008年一季度CPI總體漲幅約為8.0%。按照傳統的經濟學理論，5%的CPI 水平是一個顯著通脹的標志。這種人民幣對外升值和對內貶值并存，且兩者的差異呈不斷擴大趨勢的現象，已經成為一種“新貨幣現象”。
二、“新貨幣現象”的成因
目前人民幣對外升值加速的預期依然炙熱、對內通脹的壓力同樣絲毫未減，我國人民幣“內貶外升”的特征顯然與傳統宏觀經濟學理論不符,然而,經過分析發現，對外升值與對內貶值卻相互關聯。造成人民幣“內貶外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國際收支雙順差, 外匯儲備急劇增加,外匯占款大幅攀升
在中國經濟強勢增長的背景下，近年來我國經常賬戶和資本與金融賬戶的順差持續增長，外匯儲備大幅度攀升。據國家外匯管理局資料，1999年我國外匯儲備為1546.75億元，而截至2008年3月底，我國的外匯儲備已增加到16821.77億美元。
一方面，從匯率決定理論的角度分析, 國際收支雙順差,以及巨額的外匯儲備，是人民幣升值的主要經濟原因，同時由于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不斷提出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也使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加大, 促使了人民幣升值。
另一方面，巨額的外匯儲備帶來了巨額的外匯占款。外匯占款是指中央銀行收購外匯資產而相應投放的本國貨幣。外匯占款的增加直接增加了基礎貨幣量，再通過貨幣乘數效應，造成了貨幣供應量的大幅度增長。比較近年來我國M0、M1、M2的增速和GDP的增速，可以看到，不論何種貨幣供應口徑下，與實體經濟的需求相比，貨幣供應量都顯得偏高。當過量的貨幣追逐物品時，物價會上漲。引發國內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是貨幣供應量過大。
2.全球經濟發展不平衡所致
從二戰后到冷戰結束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由于工業化進程的懸殊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形成了高低相差懸殊的兩種生產要素價格體系。冷戰后，阻礙資本與貿易在全球范圍內流動的政治堤壩崩潰，由于生產要素價格懸殊，發達國家的產業資本開始向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大規模轉移，以獲得在本國生產中所無法獲得的巨大利潤。當全球經濟體系趨于融合時，市場的力量必然會對這種極不正常的扭曲情況進行校正，其基本方向就是通過資本與貿易在全球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在發展中國家外部創造了一個不斷增長的巨大需求，不斷拉升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要素價格與商品價格。
人民幣的“內貶”是中國的貨幣對本國的商品和生產要素貶值，而“外升”則是外國貨幣在對中國貨幣貶值，也是外國的貨幣在以更大的幅度對中國的商品與生產要素貶值。因此不論是中國的物價上漲，還是中國的人民幣升值，從發達國家看，都是中國的生產要素價格與商品價格在提升，通脹率與匯率的變動方向也由此從以往的互逆變成了同向。
3.中國國內經濟運行中的體制性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倡導的是出口導向型的經濟, 這為我國經濟的快速崛起和綜合國力的迅速上升做出了巨大貢獻。但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入和國內外經濟環境的巨大變化, 我國經濟發展戰略沒有做出很好的調整。目前, 經濟發展的動力仍然是“高投資”和“高出口”, 在西方發達國家,以及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中對經濟發展起決定作用的最終消費在我國始終處在較弱的地位, 而由此引起的“高儲蓄”, 又促使了“高投資”和“高出口”。大量出口產生的順差使得人民幣一直處在對外升值狀態, 但由于我國匯率制度改革起步不久，尤其是亞洲金融危機后的一段時間實際實行的是固定匯率制度，匯率的調節靈活性較小，這時人民幣升值壓力無法通過調整匯價釋放，而升值預期產生的國際游資的大量進入，對內的通脹壓力就同步積累，壓抑的對外升值加劇了對內貶值。
三、對人民幣“新貨幣現象”的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人民幣的對外升值與對內貶值并存，已經成為近幾年我國貨幣領域的一種新現象。這一新貨幣現象對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產生很大的威脅, 同時也給我國的貨幣政策乃至宏觀調控帶來新的挑戰.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加速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努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新的貨幣現象主要是由經濟的外向性質以及派生的順差導致外匯流入形成的，政策的著重點應該在對外經濟方面。一方面，在目前有管理的匯率機制下，加快推進匯率制度改革，放寬人民幣匯率浮動期間，短期內適度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另一方面，應努力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人民幣可以考慮逐步在周邊地區實現有條件的流通，將對人民幣的投機沖擊和升值預期逐步地分攤到周邊地區，用疏而不是堵的方式化解流動性過剩危機。
2.加快經濟發展戰略的轉型, 促進國內經濟均衡發展
如上文所述,我國國內經濟發展的失衡,“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出口”必然促使對外經濟發展的失衡。經濟發展規律表明: 一國過分地強調以出口為導向, 必然加大該國對外的依存度, 長此下去,必然會不斷削弱本國的自主創新能力, 加劇本國產業結構的“洋化”, 這對中國這樣一個內需潛力很大的大國來說既是不相匹配也是不能持續的。所以我國應加快經濟發展戰略的轉型,減少對外出口的依賴, 提高國內國民的消費率, 優化本國產業產品結構，促使國內經濟的均衡發展。
參考文獻:
[1]貝多廣朱曉莉:試析人民幣對外升值與對內貶值并存[J].經濟研究,2007，(9)
[2余永定:全球經濟不平衡與中國的調整[J].中國金融,2005,(12)
[3]曹龍騏:人民幣升值過程中“新貨幣現象”剖析[J].深圳大學學報,2008,（1）
雙減政策的背景和意義范文5
關鍵詞：匯率預期 人民幣跨境流通量 人民幣國際化
一、引言
國際金融危機后，多元化國際貨幣格局和全球去美元化的趨勢日益顯現，中國也適時提出了人民幣國際化戰略。而貨幣能否成功國際化的關鍵在于該貨幣是否具有良好的匯率預期。人民幣跨境流通量的變動會引起外匯市場上人民幣供需變化，進而引起人民匯率預期波動。因此，研究人民幣跨境流通量與人民幣匯率預期的關系，對夯實人民幣國際化的基礎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匯率預期是指經濟主體對匯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變化趨勢和幅度的一種判斷。國內學者通常認為我國匯率預期形成機制為外推型，即只能依據匯率近期走勢以及美元強弱等外推。人民幣跨境流通是指人民幣在境外承擔價值儲藏、交換媒介等職能。
而國內關于人民幣跨境流通對人民幣匯率預期的研究較少，且多基于人民幣跨境結算視角。Lardy & Douglass（2011）認為，當前人民幣結算大多用于中國的進口貿易而非出口貿易，意味著人民幣跨境流出量增加，這會增加而不是降低在岸市場上人民幣的升值壓力。沙文兵和劉紅忠（2014）對人民幣國際化、匯率預期以及匯率變動三者間的互動機理進行分析，實證結果顯示國際化進展順利時，人民幣跨境存量的提升會形成人民幣升值預期。潘大洋（2015）指出，境外人民幣供求失衡風險加劇，這將進一步放大人民幣升值壓力。
從現有文獻可知，目前對于人民幣跨境流通量對匯率預期影響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理論和邏輯推理上，而實證研究較少。因此，本文將從這個方面出發，先估算人民幣境外流通量，然后實證分析人民幣跨境流通量及國內有關經濟變量對匯率預期的影響，并提出政策建議，以完善現有研究。
二、機理分析及變量選取
（一）人民幣跨境流通對匯率預期影響機理
本文認為人民幣跨境流通量正向影響匯率預期。由于人民幣跨境流通量得主要渠道是經常項目下的貿易結算以及資本與金融項目下的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當人民幣資產相對于其他國際貨幣計價的資產的預期收益上升或風險下降，非居民傾向于增持人民幣資產，外國廠商傾向于選用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從而使人民趴緹沉魍量增加。這意味著外匯市場上人民幣需求的增加，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人民幣會形成升值預期。反之則有貶值預期。
（二）變量選取
1、人民幣跨境流通量（CB）
該變量需要測算得到?；舅悸肥峭ㄟ^第一階段數據得到我國實際境內貨幣需求估計式，再根據該式估算出第二階段我國境內貨幣需求，與實際貨幣供給之差即為境外人民幣流通量。選取1996年1月-2005年12月為第一階段，2009年7月到2016年9月為第二階段。
（1）實際境內貨幣需求估計。根據凱恩斯貨幣需求理論，貨幣需求由與經濟總體狀況有關的預防動機、與可支配收入有關的投機動機、與市場利息率有關的交易動機三大動機決定。本文選取廣義貨幣需求M2為被解釋變量，國民收入GDP、經濟貨幣化程度X、實際利率R為解釋變量。考慮到GDP是季度數據，為基于月度數據分析，以工業增加值IVA作為GDP變量。X為M2與IVA的比值。R為一年期定期存款（整存整?。├?。用CPI對IVA和M2平減以消除物價影響，并對IVA和Y取對數。
對各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各變量均為一階單整，可采用Johansen協整檢驗。根據AIC信息準則確定滯后階數為2階（見表1）。
由于四個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故可構造第一階段貨幣需求模型：
ln（Y）=3.467711+0.963079ln（IVA）+0.015488X-0.010875R
（42.70587） （125.2137） （48.27456） （-6.675871）
R2為0.999， F統計概率為0，方程擬合程度較好，各系數均顯著，且參數符號符合經濟意義。殘差ADF統計量為-7.069933，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殘差序列平穩。模型設定正確。
（2）境外人民幣流通量估算（第二階段2009年7月至2016年9月數據）。將處理好的2009年7月至2016年9月的相關數據代入上述模型，得到第二階段人民幣跨境流通量。用CB表示。
2、匯率預期（EXPR）
由于境外無本金遠期交割（NDF）交易活躍且不受政策監管約束，價格由完全的市場行為形成，國內學者認為NDF充分反映人民幣匯率預期。本文亦以一年期NDF匯率為變量，將日數據簡單月平均?？芍?，當直接標價法下的NDF數值上升，意味著人民幣匯率面臨貶值壓力；反之則有貶值壓力。
3、其他控制變量
本文構造影響匯率及匯率預期的量化指標外匯儲備（RG）作為控制變量。外匯儲備會影響投資者對一國金融市場的預期和信心。且從我國現實情況看，長期“雙順差”積累的巨額外匯儲備使得外匯供大于求，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烧J為外匯儲備正向影響本幣匯率預期。以官方外匯儲備值表示RG。
三、人民幣跨境流通量對人民幣匯率預期影響實證分析
（一）檢驗與估計
由于VAR模型時間要求時間序列平穩，對各變量取對數以消除異方差性。同樣的，進行平穩性檢驗（表2）。
三個變量均為一階單整序列，對lnCB、lnEXRP、lnRG進行一階差分處理得到dlnCB、dlnEXRP、dlnRG，在經濟含義上變為人民幣跨境流通量增長率、匯率預期升（貶）率、外匯儲備增長率。對平穩變量不進行Johansen協整檢驗。根據AIC、SC信息準則，同時為避免過度參數化，確定滯后期為2階，構建VAR（2）模型。AR Root Graph顯示所有根模的倒數均位于單位圓內，即該模型平穩。
（二）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在向量自回歸模型的基礎上，通過脈沖響應函數的分析，可以觀察到變量短期間的動態相互影響的方向、作用力度和時滯問題。沖擊的作用時限為12個月。
由圖1中得，第1期，人民幣匯率預期波動率受到人民幣跨境流通量增長率一個標準單位正向沖擊后有負響應，在第2期達到負向最大-1.4%。在第3期后，匯率預期波動對沖擊轉為短暫且微弱的正響應。這可能是因為當人民幣跨境流通速度加快，出現資本外逃等金融異動現象，意味著未來人民幣貶值風險也加大?？傮w上短期人民幣跨境流通增加率對人民幣匯率預期有“先升后貶”的影響。
由圖2中得，從第1期，人民幣匯率預期波動率受到外匯儲備增長率正向沖擊后有負響應，且在前兩期較大。該負響應持續到第8期后漸弱并趨于消失。總體上短期外匯儲備規模擴大會引起人民幣匯率升值預期。
（三）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通過每一個結構沖擊對變量變化的貢獻度來評價不同結構沖擊的重要度。表3給出了人民幣跨境流通量增長率和外匯儲備波動率對人民幣匯率預期波動率的影響程度。其中，人民幣跨境流通規模量增長率對于匯率預期的正向沖擊第一期就產生影響，在第7期趨于穩定。而外匯儲備滯后一期才對人民幣匯率預期有影響，在第8期趨于穩定。且人民幣跨境流通量波動較外匯儲備波動的貢獻總體更大。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一）結論
第一，脈沖響應函數分析表明，短期人民幣跨境流通量增加將形成人民幣升值預期，但要謹防增加過快導致的貶值風險；短期外匯儲備變動對人民幣匯率預期變動產生負向影響。
第二，方差分解分析得，人民幣跨境流通變動對于人民幣匯率預期變動的貢獻度更大。長期三者有穩定的均衡關系。
（二）政策建議
1、健全人民幣跨境流通監管體系，積極引導人民幣回流
人民幣跨境流通量變動影響匯率預期。因此一方面應健全人民幣跨境流通監管體系，有規劃性地引導人民幣跨境流通方向。另一方面，應推進人民幣跨境支付結算系統建設，同時發揮資本項目下滬港通、深港通對人民幣回流的貢獻以拓寬回流渠道。
2、合理控制外匯儲備規模
隨著我國實行“藏匯于民”的結售匯制度改革及推進“資產外幣化、債務去杠桿”，我國外匯儲備趨減，易造成人民幣匯率貶值預期。因此，應在我國外匯市齬芾砜蚣苤心扇臚饣憒⒈缸試矗以把控外匯儲備規模，從而穩定市場對人民幣的信心。
參考文獻：
[1]沙文兵.劉紅忠.人民幣國際化、匯率變動與匯率預期[J]，金融理論與政策.2014（8）
[2]任珊.人民幣跨境流通對我國貨幣政策獨立性影響.南京師范大學.2014（12）
雙減政策的背景和意義范文6
關鍵詞：兩缺口模型,FDI,資本回報率
一、理論概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走上了一條飛速發展的道路。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要擺脫貧窮和落后，大幅度增加投資，擴大資本規模是一條必經之路，但由于這些國家收入相對偏低，人口又多，人均收入在滿足了基本生活需求后所剩無幾，無法形成有效的儲蓄水平。因而在擴大生產過程中經常有資金不足情況出現。這時候，引進外部資本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狀況的改變就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發展道路上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嚴重的資金短缺狀況。這些年來，中國政府不斷加大力度引進外資以彌補國內投資不足的問題。如今，步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改革開放已經二十多年，成為了世界上吸收外資最多的東道國之一。這些年來，外資對中國經濟發展起到的推動作用已經是有目共睹的。然而，隱藏在其背后的理論支持又是什么呢？學術界中對引進外資的理論已經作了很多有意義的探索。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錢納里和斯特勞在1966年提出的“兩缺口模型”。
“兩缺口模型”的中心思想是：當發展中國家實現其經濟發展的目標所需資源的數量與國內最大有效供給之間存在缺口時，引進外部資源是彌補這些缺口的必要條件。其推導過程可以表述為Y=C+I+X-M。其中Y為總收入，C為總消費，I為總投資，X和M個代表出口總值和進口總值。上式移項后為Y-C-I=X-M。又因為Y-C=S，所以S-I=M-X，即I-S=X-M。左邊的（I-S）表示投資與儲蓄之差，稱為儲蓄缺口；而右邊的（M-X）表示進口與出口之差，即外匯缺口，左右兩端必須平衡。如果投資大于儲蓄，則國內儲蓄出現缺口，這個缺口要靠進口大于出口來平衡。在一既定的核算階段，儲蓄缺口應于外匯缺口相等。
然而，在兩缺口模型中的四個變量的獨立變動的，他們各自計劃的數量也是獨自決定的，所以模型中的平衡是事后平衡。根據模型，調整兩缺口以使之平衡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一種消極的調整方法，分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當儲蓄缺口大于外匯缺口，可以采用減少國內投資或者增加國內儲蓄的方法是兩個缺口得到平衡。但增加儲蓄短期內難以做到，降低投資則會減緩經濟發展。第二種情況是當外匯缺口大于儲蓄缺口時，可以采用減少進口或者增加出口的辦法使兩個缺口平衡，但增加出口在短期內同樣難以做到，減少進口則會影響經濟的發展。第二中方法是一種積極的調整方法。即引進外資條件下的調整方式。如果兩個缺口不具有互補性，就不宜消極地采用壓縮投資或削減進口的方法，以免對經濟增長帶來不利的影響。而應當積極采用引進外資的方法，使兩個缺口在促進經濟發展的情況下得到平衡。引進外資以平衡兩個缺口模型具有雙重效果：一，可以減輕外匯不足的壓力。二，可以增加國內投資，減輕國內儲蓄不足的壓力?；诘诙N方法的優點，其對發展中國家資金不足問題具有較強的借鑒意義。
二、兩缺口模型與中國實際的悖論
根據兩缺口模型，中國大力引進外資的背景應該是在對外貿易中的入超國地位。然而根據對中國從1978年到2004年的進出口貿易額的觀察，卻可以發現中國只有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少數年份里是處于貿易逆差的地位，其余年份，特別是進入90年代后，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順差地位越來越明顯。與此同時，中國引進的外資額卻在不斷增長。到2004年，實際引進外資總額達5621.05億美元，居發展中國家首位。這顯然與兩缺口模型所作的結論不相一致。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況呢？我認為有以下幾點原因：
首先，兩缺口模型只是從資本方面衡量引進外資對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作用。引進外資不但從資本上補充了儲蓄缺口，而且在外商對中國投資的同時，還帶來了國外先進的技術和優秀的管理理念。所以，僅僅從資本一方面做考察是不夠的。用以考量中國的實際情況會出現偏差。對于兩缺口模型的這個不足，赫爾希曼等人做了進一步研究并且提出了“三缺口模型”和“四缺口模型”等修正方法。發展形成的“四缺口模型”將引進利用外資的意義從彌補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擴展到了彌補儲蓄缺口、外匯缺口、政府稅收缺口及生產要素缺口，并論述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彌補生產要素缺口，即企業經營管理、企業家才能、技術和技能以及信息等方面存在的缺口所具有的特殊意義。在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較大、建設資金短缺時，引進資金通常會成為一國外資政策的首要目標，此時外資政策目標強調的重點是引進外資的規模和數量，在大規模引進外資的前提下兼顧外資的質量。相反，在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消失、建設資金比較充裕時，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高素質人才等生產要素便會成為一國外資政策的首要目標，此時外資政策目標的重點是外資的質量，而資金則是次要的。
其次，最近學者們的研究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面對著相對低效率的國內金融體系和國外相對高效率的金融體系。因此，他們認為國內的儲蓄首先通過貿易順差流向國外，相應在國內積累起大量的國際儲備，然后又通過各種引進外資的渠道流回國內，通過這個迂回的過程來引入國外的效率較高的金融體系，使國內儲蓄得到比較充分的利用。
第三，在大多數產業，中國都對外商開放國內市場，允許其內銷產品，而所得人民幣經過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可以匯出中國。到2004年，外商投資總規模達到5000億美元，按照年內銷利潤為10%計算，即為500億美元。根據有關專家估計，大概有10%的利潤會被匯往國外，這就造成了外國投資資金的“回流”。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引進外資的數額。。
綜上所述，我國在貿易中的順差地位和引進外資并不矛盾。
三、引進外資的適當規模的確定
引進外資的規模究竟應該多大是由中國的實際情況決定的。最佳的外資引進規模應該是讓其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為了計算方便，我們用平均成本代替邊際成本。收益是指引進外資對國民經濟增長起到的作用，用外資對GDP的貢獻率來衡量。成本則是外資在中國取得的利潤，用永續的現金流計算。根據資本的邊際產出遞減的效應，我們可以認為外資對中國國民經濟增長起到的促進作用也是邊際遞減的。為了計算方便，簡單的從外資Kf，國內固定資產投資Kd，勞動力labor三個變量來考察國民生產總值。采用線性模型來對上述幾個變量進行回歸。數據如下：其中，GDP采用實際GDP，FDI總量為各年FDI乘以當年平均匯率加總，并考慮了通貨膨脹因素，通貨膨脹為GDP平減指數，即為各年名義GDP除以實際GDP，內資固定資產投資總量為實際社會固定資產總投資總量減去FDI總量。我們假定回歸函數的形式為：GDP=b1Kd+b2Kf+b3labor+c+u
b1,b2,b3和c為待定系數，U是誤差項。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可以得出如下結果：
GDP=1.937231*Kd +5.113702*Kf + 0.323227*labor - 12323.03
（10.73406） （4.006903） （1.875107）（-1.256035）
擬合優度：0.993353 F檢驗值： 697.4040
指標顯示，模型表現良好，反映了現實的情況Kd的系數為1.937231，表示每一美元的國內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是1.937231美元。而Kf的系數為5.113702，遠大于Kd的，這就說明外資部門的生產效率確實比內資部門高。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如外資進入中國帶來的現進技術和先進管理，以及在外資部門工作的勞動力普遍受過較高教育等。所以，根據回歸結果，外資的邊際收益為每美元5.11美元。
世界銀行對中國120個城市的1萬2千4百家企業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外資企業在中國投資回報率高達22%，即一美元每年回報是0.22美元。按平均資本回報率10%來算。那么，根據永續年金計算的外資每美元的平均成本就是2.418美元。遠遠小于邊際收益。所以，從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來說，目前引進外資的規模還存在擴大的要求。
然而，我們應該看到該模型存在的一些不足之處：
（一）模型使用的是總量分析方法，雖然證明了中國對外資存在需求，但是既未對國內投資結構和儲蓄結構做出分析，也未對所需的進口結構做出分析，因而同中國實際并不是十分吻合。實際上，有學者做過這方面更為深入，具體的研究，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
（二）模型強調了利用外資的必要性，卻淡化了挖掘國內資源來填補缺口的潛力。
（三）模型并未考慮到中國對外資的吸收能力。
（四）模型忽略了引入外資過多，將會對我國本土經濟帶來重大沖擊這個問題。
所以，單純從外國資本的成本——收益來考慮引進外資的必要性雖然對我們的政策有參考作用，但還不夠以此做出判斷。我們必須更深入的，更具體的作多方面的研究。
四、政策建議
（一）完善市場經濟制度和投資環境。在引進外資過程中，我們應該加強和完善經濟制度建設，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改善外商直接投資硬環境，同時健全外商直接投資管理體系，改善外商直接投資軟環境。
（二）改革政府管理體制，明確界定政府職能。規范政府行為，轉變政府調控方式。建立和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加強對政府公務員的培養，努力提高中國政府的形象。
（三）加強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導向。引導外商加大對第一，第三產業的投資力度。引導外商增加對重工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引導外商投資更多的流向一些薄弱的第三產業部門。積極促進環保產業中外商直接投資，鼓勵外商投資與中國出口創匯產業。
（四）優化外商直接投資地區結構，實現地區間的均衡發展：1，繼續發揮東部地區對外開放，利用外資的優勢。2，繼續辦好經濟特區，提高引資質量和檔次。3，改善中西部地區的投資環境，積極引導外資投向中西部地區。
（五）通過方式創新提高利用外資的規模與質量。多樣化引進外資，進一步擴大服務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強化市場競爭程度，完善投資環境。。通過資本市場的逐步開放和金融體制，利用金融創新手段，提高資本市場的國外資本吸納能力。通過資本市場的逐步開放和產權交易制度的完善，為外資參與國內企業的跨國兼并，重組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并促進外資以多種形式投資國有企業的改革和改造，參與不良資產的處理。取消國內金融機構面向外資企業的惜貸限制。。
（六）注重利用外資與宏觀經濟目標的相互協調。調整外資來源結構，積極吸引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加強宣傳，促進交流，用足用好現有政策。拓展融資渠道，鼓勵國內有條件的企業到海外融資與投資。
參考文獻：
[1]譚崇臺.發展經濟學[M]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
[2]生延超.中國外商直接投資適度規模研究[D].中國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湘潭大學,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