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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減政策的背景及意義范文1
關鍵詞：低碳旅游；優勢條件；阻礙因素；對策；江西
一. 引言
低碳旅游是低碳經濟背景下旅游業發展的新模式，要求在旅游活動中盡量減少碳足跡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原則開發和利用旅游資源，實現資源利用的高效低耗與對環境損害最小化的全新旅游發展方式。
江西具有優良的生態環境，具備發展低碳經濟的先決條件，2009年11月江西省政府了國內首個省級低碳經濟發展白皮書《綠色崛起之路—江西省低碳經濟社會發展綱要》，其中提出要建立三大低碳產業群，旅游業為其中之一，低碳旅游對江西轉變旅游經濟增長方式及旅游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二. 江西低碳旅游發展現狀
（一）旅游資源
江西的生態環境在全國一直屬于前列，生態旅游資源也是最具優勢的旅游資源，根據《江西旅游產業發展“十二五”規劃》，江西省有世界遺產4處，世界地質公園2處，國際重要濕地1處，國家5A級旅游景區2個、4A級旅游景區40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8處，國家級風景名勝區12處，國家自然遺產3處，國家自然與文化雙遺產3處，國家級森林公園43處，國家地質公園、礦山公園5處，全國水利風景區14處，國家濕地公園10處，等等，江西森林覆蓋率63%，生態效益價值達8233億元，是低碳旅游得以發展的基礎。
（二）旅游客源
近年來，江西旅游業發展迅速，產業規模不斷擴大，在旅游接待人數和旅游收入方面持續增長，“十一五”期間，旅游接待總人數由2005年的5095.1萬人次增加到2010年的1.0819億人次，年均增長16.25%；旅游總收入由2005年的320億元人民幣增加到2010年的818.32億元人民幣，年均增長20.66%。游客主要來自本省及蘇、浙、滬、湘、鄂、粵等長三角、珠三角經濟發達地區，為低碳旅游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客源條件。
（三）旅游從業人員和游客低碳意識及行為
低碳旅游在全國剛剛興起，江西旅游管理部門、旅游企業和游客對低碳旅游的認識還不夠，旅游景區建設和旅游產品開發仍然注重經濟利益，高能耗、高排放的開發方式對生態平衡造成破壞。江西旅游景區、旅游交通、酒店、賓館的運營仍然以傳統能源為主，清潔能源和碳減排技術的利用和推廣不足，這其中包括資金、技術實施條件、人才等方面的原因，節能減排任務艱巨。而據對江西游客的問卷調查顯示，60%的游客存在亂扔垃圾、浪費食物、浪費水資源的行為，70%游客對他人破壞環境行為不會立即進行制止，環保意識不強，低碳旅游產品的設計和推廣受到限制。
（四）旅游業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情況
江西旅游業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總體來講比較低，旅游業能源消耗占全省能源消耗總量不到2%，旅游業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省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不到1%，是低能耗低碳產業。其中，旅游住宿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江西旅游業16%和12%，旅游活動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江西旅游業15%和13%，比重較小，而旅游交通中的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量比重占江西旅游業70%左右，是旅游業能耗的主要方面，各交通工具中以汽車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為主，其次為飛機和火車，這與使用汽車出行距離最長相關。
（五）政府旅游規劃及政策
江西堅持政府主導旅游發展戰略，已明確旅游業支柱產業地位及旅游業低碳化發展方向，建設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編制《江西省旅游生態設計規范》和《江西省旅游生態行為規范》，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環境建設等方面加大了扶持力度，為低碳旅游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但是江西省尚未制定低碳旅游發展規劃，未出臺低碳旅游相關的政策法規或行業標準，低碳旅游活動的規范性和合理性沒有相應的法律法規來界定，旅游業涉及的各行各業也沒有明確的生態、能耗及排放指標，碳減排程度的考核和等級的評定無從實施，這不利于低碳旅游的長遠發展。
通過以上幾點的分析，可得出，江西優秀的生態環境和旅游資源、江西近年來迅猛的旅游發展勢頭、政府對旅游業發展的重視及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契機均為低碳旅游發展提供了動力，但另一方面，江西旅游從業人員和游客低碳意識弱、新型能源和低碳技術利用少、缺乏低碳旅游發展規劃和政府相關政策又構成對低碳旅游發展的阻礙，只有增加動力，減少阻力，才能促使低碳旅游又快又好的發展。
三. 江西低碳旅游發展對策
低碳旅游強調在整個旅游活動過程中盡量減少碳排放量，即要求在旅游“吃、住、行、游、娛、購”六方面實施低碳管理，這就需要政府、旅游企業、旅游景區、旅游者多方的共同推進和通力合作。
（一）政府制定相關政策，做好低碳旅游引導工作
政府在低碳旅游發展中應起到引導、管理和保障的作用，（1）在江西省旅游產業“十二五”規劃的基礎上制定江西低碳旅游發展規劃，確立低碳旅游發展目標和任務，在旅游景區、旅游企業中進行節能減排任務分解，確保2015年前能耗減少20%。（2）加強低碳旅游宣傳，在旅游景區、居民小區、火車站、酒店賓館等地設置低碳旅游宣傳牌或借助江西衛視、江西旅游網、江南都市報等主要媒體開設低碳旅游專欄，倡導低碳消費，著力提高旅游從業人員和旅游者的低碳意識。（3）制定交通、住宿、餐飲、景區的碳減排標準，對碳減排量進行統計考核，并與星級賓館評定、綠色飯店評定、A級景區評定及地方政府政績評價等工作相掛鉤，促使和激勵旅游過程中的各環節節能減排，實施低碳管理。（4）制定扶持低碳旅游發展的財政、稅收、人才等方面的政策，設立低碳旅游專項基金，對低碳旅游產品開發或碳減排技術給予資金支持，并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對高能耗、高排放的旅游活動和旅游行為進行制止和懲罰。
（二）旅游者轉變消費模式，發揚節能環保美德
低碳消費是低碳旅游發展的根本動力，旅游者的低碳行為對低碳旅游的發展至關重要。旅游者在旅游過程中應摒棄奢華浪費的消費方式，轉變為注重環保、節約資源的低碳消費方式。有研究表明，旅游的愉悅感與酒店的等級沒有必然的聯系，與旅游中開支的高低也沒有必然的聯系，而節能環保行為體現了旅游者的社會責任感，從而使旅游者獲得一份精神享受，如出行選擇公共交通，不使用一次性用品，不浪費食物和水資源，不污染環境等。2010年國慶在贛州章貢區、九江武寧、萍鄉武功山、鷹潭龍虎山等地，游客騎自行車，自帶帳篷進行近郊游及野營，就是低碳旅游很好的體現。
（三）旅游企業實施低碳化運營，旅游交通是碳減排重點。
旅行社、酒店、餐館、交通公司等旅游企業是提供旅游產品的主體，只有將低碳思想融入到經營管理中去，才能促進低碳旅游產品的開發和推廣。如旅行社向旅游者推薦低碳旅游路線，餐館不提供一次性餐具，酒店客房用品一日一換改為一客一換，洗漱用品改耐用型大包裝，等等。旅游交通由于碳排放量較大是碳減排重點，主要是變私家車為公共交通，變耗能大的交通工具為耗能小的交通工具，如電動車、自行車、馬車，或開辟步行路線，減少交通帶來的碳足跡。九寨溝景區的交通模式值得借鑒，廬山景區的觀光公交也可在全省推廣。另外，旅游企業應積極運用新型能源和碳減排技術，降低能源消耗，節約資源，提高企業運營效率。
（四）建立低碳旅游示范點，分階段實施低碳旅游
低碳旅游的發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江西可分階段進行。建立低碳旅游示范點，是探索低碳旅游發展模式的有效途徑，對省內其它景區起示范借鑒作用。婺源被授予全國低碳旅游示范區稱號，得益于其低碳旅游發展科學有序，生態環境保護良好。廬山、井岡山、龍虎山等地也是建立低碳旅游示范點的很好選擇，一是這些景區生態環境較好，具備優先發展低碳旅游的條件，二是這些景區客流量較大，可引領全省的低碳消費。在低碳旅游示范景區，從景區規劃、建設、運營到游客接待都要盡量做到低碳化，使游客通過切身感受理解和接受低碳消費方式。通過低碳旅游示范景區的建設和推廣，為低碳旅游在江西的全面實施提供條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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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減政策的背景及意義范文2
關鍵詞：油品升級；成品油價格；投入產出模型；物價水平
一、引言
隨著霧霾天氣頻發，空氣污染問題受到全國甚至全世界的普遍關注。有研究指出，從導致霧霾頻發的因素構成來看，機動車的影響超過了1/5，超過燃煤和工業成為第一大污染源，由此引發了加速油品升級的強烈呼聲。在此背景下，2013年2月6日，國務院做出了加快油品升級時間表的決定。按照決定的要求，第四階段車用柴油標準（即國四柴油標準）的過渡期至2014年年底，第五階段車用汽油和柴油標準（即國五汽油標準和國五柴油標準）的過渡期至2017年年底。第四階段車用汽油標準已于2014年1月1日在全國范圍推行。中國正式進入了油品升級的快車道。
伴隨著油品升級的是成品油價格上漲的預期。2013年9月，發改委了成品油質量升級的價格政策。油品質量由“國三”升級為“國四”后，汽油和柴油每噸的價格分別上升290元和370元，折算為每升則分別加價0.21元和0.32元；“國四”升級到“國五”后，汽油和柴油每噸價格上升170元和160元，折算到每升加0.13元和0.14元。
油品升級導致油價上漲的預期引起了全社會的普遍關注。成品油價格上漲不僅增加汽車擁有者的支出，作為國民經濟的血液，其價格變動更直接影響到了以此為投入品的工業部門，進而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系統。國內外學者對油價波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油價沖擊對宏觀經濟和物價水平的影響以及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分析上，而在油品升級大背景下，研究成品油價格波動對行業部門的影響的文章相對較少。目前國內學者關于油品升級造成的影響方面的研究多為定性研究或者簡單匡算，得出的結論缺乏科學依據的支撐。本文擬從我國汽車行業、其他相關行業以及居民支出變動三個角度，全面測算油品升級背景下油價上漲對國民經濟系統的影響，得出的結論對于我國在全面推廣油品升級過程中相關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二、油品升級對我國汽車市場的影響
汽油和汽車屬于互補品，根據相關經濟理論，汽油價格的變動將導致汽車需求量發生變動（圖1）。具體而言，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油品升級導致汽油供給曲線向左上方平移（由Sx1到Sx2），導致汽油均衡價格上升（由Px1到Px2）；汽油價格上升，使得汽車需求曲線向左下方移動（由Dy1到Dy2），導致汽車市場的均衡數量下降（由Qy1到Qy2）。具體下降幅度可以通過交叉價格彈性系數進行測算。
在計算汽油和汽車的交叉價格彈性之前，需要構造汽車需求量關于汽油價格的函數關系。根據經濟學原理，商品需求量的影響因素很多，最優自變量個數的選擇需要在提高模型擬合度和防止多重共線性兩個主要目標之間權衡。本文選取汽車需求量的主要影響因素：汽車價格、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汽油價格。數據區間為2000～2012年，數據來源均為《中國統計年鑒2013》，相關變量的統計數據如圖2所示。各變量及其數據處理情況如下。
1. 汽車需求量（Q）。假定汽車市場是出清的，汽車的需求量等于汽車的銷售量。另外，不考慮折舊因素，汽車當年的銷售量等于居民汽車當年末擁有量與上年末擁有量之差。
2. 汽車價格（TP）。這里用交通價格指數來表示，并對原數據序列進行了定基處理，以2000年為基準年。根據需求規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商品需求量與價格呈反方向變動，故預期其系數為負值。
3. 汽油價格（FP）。本文用車用燃料及零部件價格指數來表示。汽油與汽車屬于互補品，汽油價格的變動將會導致汽車需求量呈反方向變動，預期其系數為負值。
4. 居民收入水平（I）。本文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表示。由于汽車屬于正常品，收入水平越高，對汽車的需求量越大。
由于選取的變量之間量綱差距較大，本文對原序列進行了對數處理，以保證序列的平穩性。對數序列的系數在經濟學上即為彈性系數，具有很強的經濟學意義。模型估計結果見式（1），小括號內為t統計量。
ln_Q=-0.24+2.09ln_I-1.12ln_TP-1.81ln_FP （1）
（3.99） （-0.95）
（-1.99）
R=0.98，R=0.97， F統計量=193.41，DW=2.35
經過檢驗，模型不存在異方差和序列自相關性，并且模型的擬合優度達到98%左右，說明模型的擬合效果較好。通過式（1）可以得到如下結論：
第一，汽車的收入彈性大于1，說明汽車屬于奢侈品。在模型中，收入的估計系數為2.09，并且在統計上十分顯著。即：人均居民收入每增加1%，對汽車需求量將增加2%左右。這符合經濟學上對汽車這類產品屬性的劃分。
第二，在控制住其他變量的情況下，汽車需求量與汽車價格呈反方向變動。在模型中，估計系數為-1.12。即，汽車價格每下降1%，對汽車的需求量將上升1.12%左右。汽車的需求價格彈性大于1，說明汽車屬于需求富有彈性的產品，企業可以通過降價增加其收益。從圖2也可以看出，汽車價格指數在近10余年間一直保持下降趨勢。
第三，汽油價格上升對汽車的銷售有負面影響，系數為-1.81，在10%的顯著性水平通過顯著性檢驗。交叉彈性系數為負，進一步論證了經濟學上汽油與汽車屬于互補品的判定。
本文在油品升級的大背景下展開研究，尤其關注汽油價格變動對汽車產業的影響。在汽油由“國三”標準升級為“國四”標準后，汽油價格每升加價0.21元（較之前的價格大致上升3%左右），通過對上述模型的估計，可以測算出，在其他因素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汽油價格上升3%，將導致汽車的銷售量下降5.4%左右。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汽油作為汽車的互補品，其價格上升會導致互補品的需求量下降。另一方面，油品質量升級后，汽車的相關設備面臨升級改造以適應“國四”汽油，這必然導致汽車的制造成本上升，從而影響其預期銷售量。
三、油品升級對全行業價格水平的影響
油品升級導致成品油價格上漲，運用投入產出模型可以測算成品油價格變動對其他產品價格的影響。
（一）投入產出模型的假設
投入產出模型的主要基本假設包括：（1）不考慮需求變動對價格的影響，部門產品價格的變動完全由成本推動；（2）不考慮價格傳導的時滯效應，部門成本的上升會迅速地傳導到部門產品的價格上，因此所測算的價格變動影響程度是最大的。
（二）投入產出價格模型的構建
某一部門商品價格的變動，是由與之相聯系的部門商品的價格連鎖變動引起的。即：
其中，I為（n-1）階單位陣，ATn-1為直接消耗矩陣An去掉第n行和第n列后的（n-1）階矩陣的轉置矩陣。
將式（4）移項整理得：
式（5）表示第n部門商品價格變動ΔPn，部門1到部門n-1各商品價格的變動程度。
（三）成品油價格變動對其他部門商品價格的影響測度
本文采用2007年135部門的投入產出表為基本數據，同時為了更好地反映現階段我國社會的經濟結構、技術進步、價格波動等情況，引入2010年42部門投入產出延長表，為了保證部門統計口徑的一致，同時采用2007年42部門投入產出表，以便于進行比較分析?？紤]到油品質量由“國三”標準升級為“國四”標準并于2014年1月1起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后，全國油價普遍上漲3%左右的事實，本文以3%作為成品油價格變動的基礎，以期更好地反映成品油價格上漲對全社會部門產品價格的影響。以2007年135部門投入產出表為例，受成品油價格變動影響程度最大的前14個部門排名見圖3。其中，受影響程度最大一類是交通運輸業，受影響程度最大的前七個部門中交通運輸業就占了六個，分別是：航空運輸業1.06%，水上運輸業0.86%，裝卸搬運和其他運輸服務業0.77%，道路運輸業0.61%，以及城市公共交通業0.55%。這類部門直接依賴于成品油，成品油在其總投入成本中所占的比例較大，分別為：航空運輸業30.09%，水上運輸業24.27%，裝卸搬運和其他運輸服務業23.09%，道路運輸業17.22%，以及城市公共交通業16.54%。受影響程度較大的另一類部門是將成品油相關產品作為主要原材料投入的能源轉換部門或高耗能工業部門，分別是：合成材料制造業0.97%，化學纖維制造業0.53%，塑料制品業0.50%，涂料、油墨、顏料及類似產品制造業0.49%，基礎化學產品制造業0.46%，專用化學產品制造業0.42%，地質勘查業0.39%，有色金屬礦采選業0.39%，橡膠制品業0.38%。
有些部門受成品油價格波動影響幅度較小，這類部門均屬于對成品依賴程度較低的產業或者第三產業，如圖4所示。
為了便于歷史比較，并考慮到部門統計口徑的一致性，本文對2007年42部門投入產出表和2010年42部門投入產出延長表進行了測算，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可以看出，2010年與2007年相比，排名前幾位部門受成品油等投入品價格波動的影響程度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交通運輸業從0.66%下降到0.39%，化學工業從0.46%下降到0.18%，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從0.39%下降至0.26%等。影響程度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成品油等產品在這些部門中的投入比例普遍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如圖5所示，2010年較2007年，除建筑業中成品油等產品的投入比例略有上升外，其他部門成品油等產品的投入比例均出現了下降。這充分說明這些部門對成品油等產品的依賴程度正在減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工業結構向低能耗方向的轉變事實。此外，從表1中可以看出，不同部門受影響的排名也有所變化，這主要是由于成品油等產品在這些部門成本結構中的地位變化導致的。
四、油品升級對我國物價一般水平的影響
在計算了成品油價格變動對各部門產品價格變動的影響的基礎上，可以進一步計算成品油價格變動對一般物價水平的影響。本文分別以居民消費、農村居民消費、城市居民消費、中間使用、最終使用為權重，計算出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城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工業出廠品價格指數PPI、GDP平減指數，計算公式為：
ΔPIm=XimΔPi/Xim，m=1，2，…5，i=1，2…，n（6）
運用投入產出表數據，計算的結果如表2所示。
通過對表2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一是成品油價格上漲，對PPI的影響程度最大，對CPI的影響程度最小，GDP平減指數居中。PPI上漲幅度大于CPI上漲幅度，主要原因是成品油作為中間使用的比例接近94%，而用于居民消費的比例不足4%。因此，成品油價格上漲的壓力更多地反映在PPI的變動上。此外，與2007年相比，2010年各價格指數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這說明，成品油價格變動對我國物價一般水平的影響有所減弱。
二是在價格傳導順暢且不考慮預期的情況下，成品油價格變動對我國物價水平的影響均相對較小。即使是受影響最大的PPI，其變動幅度也不足油價本身變動幅度的13%。這主要是由于各類價格指數的計算包括全部產品的消費或全部中間產品的使用，成品油自身的消費或中間使用僅占非常小的一部分，如在2007年42部門投入產出表中，成品油中間使用或最終使用占PPI、CPI、GDP平減指數中的權重比重分別為3.95%、0.77%、2.57%，并在2010年進一步下降至2.44%、0.62%、1.56%。因此，成品油價格變化對國內物價一般水平的影響相對較小。
五、主要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在油品升級的大背景下，運用投入產出模型，計算了成品油價格上升對其他部門商品和國內物價一般水平的影響，得出的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油品質量升級背景下成品油價格上漲，對我國汽車銷售量存在負面影響。經測算，在其他因素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汽油價格上升3%，將導致汽車的銷售量下降5.4%左右。
第二，成品油價格上漲對交通運輸業的影響最大，這主要是因為這類部門直接依賴于成品油，成品油在其總投入成本中所占的比例較大。另一類受影響程度較大的部門是以成品油等相關產品作為中間產品投入的能源轉換部門或高耗能工業部門。
第三，2010年與2007年相比，受影響程度最大的前幾位部門中，成品油價格上漲對其部門商品價格影響幅度均出現了不同程度地下降。這主要是由于2010年成品油等產品在這些部門中的投入比例較2007年普遍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這充分說明了這些部門對成品油等產品的依賴程度正在減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工業結構向低能耗方向的轉變趨勢。
第四，成品油價格上漲對各類價格指數的影響大小排名為：PPI的上漲幅度>GDP平減指數的上漲幅度> CPI的上漲幅度。此外，與2007年相比，2010年各價格指數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這說明，成品油價格變動對我國物價一般水平的影響有所減弱。
第五，在價格傳導順暢且不考慮預期的情況下，成品油價格上漲對我國各類物價水平的影響均相對較小。就國內現實情況而言，由于成品油價格變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管制，價格傳導存在一定的滯后期，成品油價格上漲對國內物價一般水平變動的影響程度會進一步削弱。這說明，油品升級可以在對國內物價一般水平的影響程度非常小的情況下，實現我國空氣質量的極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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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減政策的背景及意義范文3
【關鍵詞】高校貧困生；就業困境；對策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推進，高校畢業生數量急劇增，2012年新畢業大學生約為660萬人，而社會就業市場卻逐漸飽和，導致大學生就業形勢日益嚴峻。貧困大學生作為其中的弱勢群體，則陷入更大的窘境。目前我國高校中經濟困難的學生約占在校生總人數25%，他們能否順利就業，不僅關系到千萬個家庭，更關系到高等教育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的和諧穩定。
一、高校貧困生就業現狀及原因分析
高校貧困生就業呈現雙低現象，一是就業數量低，二是就業質量低。有關統計資料表明，貧困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低于大學生平均就業率約10個百分點，初次就業質量也明顯低于非貧困大學生。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綜合素質欠缺。就業市場供求關系的不平衡，使得用人單位對大學畢業生的期望值越來越高，就業能力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綜合素質的競爭。由于家庭背景、教育經歷、教育環境和教育觀念的不同，貧困大學生入學時在綜合素質方面就“先天不足”，與經濟條件好的學生在閱歷、知識面、特長等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入學后，由于經濟原因和心理方面的因素，他們很少參加鍛煉實際應用能力和社會實踐能力的活動，回避各種社會交往，對于充斥校園的各類證書的考取更是望而卻步。這使得貧困大學生在知識結構、就業技能及實踐操作、組織協調、人際交往等方面的能力欠缺，在就業競爭中明顯處于劣勢。（2）就業成本壓力大。在嚴峻的就業形勢下，大學畢業生為了找一份理想的工作，除了要付出時間和精力外，錢財的開支也不可忽視。畢業生在求職過程中投資項目繁多，制作簡歷費、形象包裝費、通訊費、交通費、參加各種招聘會的門票費、餐飲費、住宿費等等，以及參加各類招聘考試及公務員考試的資料費、培訓費；此外，找關系、請客、送禮的灰色成本也不容小視。高昂的就業成本降低了貧困大學生的就業要求，限制了他們的擇業范圍，使他們錯失了很多就業機會。（3）就業心理不成熟。貧困大學生往往存在消極自卑的心理，在應聘過程中不能自信地推銷和展示自己，在求職中也不愿主動與人交往，害怕競爭；貧困大學生特殊的“邊緣性”地位，使他們在就業中存在著強烈的功利思想，常常產生不切實際的攀比，在實際的就業中表現得盲目和急功近利，極大地影響了個人潛能的挖掘與發揮；由于自身素質欠缺、擁有社會資本較少，對就業充滿擔心和憂慮，面對一些就業機會猶豫彷徨，錯失良機；還有些貧困大學生認為社會分配不公平，存在抱怨心理，感到前途渺茫，得過且過，不能正確地對待就業中的競爭。（4）家庭背景不理想?！凹彝ケ尘啊卑ǜ改傅穆殬I、社會地位、經濟收入、受教育水平等。家庭背景決定了家庭擁有的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組織資源及社會資源，這些資源以各種方式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子女的就業狀況。據北師大我國大學生就業問題研究課題組調查，在工作落實的重要原因中，社會關系排在第一位。父母社會階層越高的子女就業機會越多，工作狀況越好。這種現狀，在短時期內是難以扭轉的。貧困大學生一般都沒有可以依靠家庭背景，社會資源的數量和質量也都相對貧乏簡單，在求職中沒在可以利用的資本，嚴重缺乏各種社會關系的支撐，只能孤軍奮戰，與家庭背景好的大學生相比，工作落實率和工作質量都相對較低。
二、高校貧困生就業援助對策
（1）規范就業市場，創造公平的就業競爭環境。政府及有關部門必須完善就業政策，打破地區、部門、行業的壁壘；規范就業市場，廢除不合理、不規范的就業面試收費、招考收費、招聘會門票收費等，降低就業成本；呼吁相關機構為貧困生減免培訓費用，建議用人單位利用多種渠道使招聘方式多元化，如可以通過互聯網提供求職簡歷、查詢就職信息、遠程面試等，降低貧大學生的就業成本；建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用人機制，扼殺不正之風，堅持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擇優就業原則，使貧困大學生擁有同等的權利和機會；建立貧困大學生 “綠色就業通道”，出臺貧困大學生就業、創業優惠政策，為貧困大學生提供良好的就業環境。（2）完善高校貧困生經濟救助體系。貧困大學生在就業競爭中處于劣勢的根源還在于經濟困難，克服經濟困難是解決貧困大學生就業問題的基礎和前提。首先要進一步完善獎、貸、助、補、減的貧困生資助體系，最大程度地減輕貧困大學生的經濟負擔，保證他們順利完成學業。政府應盡快建立科學化、法制化的高校貧困生社會保障體系；銀行應進一步完善貸款制度，在保證按期還貸的前提下，提高對貧困大學生的貸款額度，延長其還貸期限；高校應努力健全和完善貧困生資助體系，要科學合理地整合各類資助資源，使之發揮最大效應。如，要改革獎學金制度；拓展勤工助學市場；進一步推動教學改革，實行以完全學分制和選課制為基礎的真正意義上的彈性學制等。其次，建立貧困大學生就業基金。由政府牽頭、社會慈善機構和企業出資、學校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幫助建立貧困生就業基金，為貧困大學生提供就業過程中必要的經濟上的援助，使他們擁有更多的就業機會。（3）提高貧困大學生綜合能力和心理素質。就業競爭歸根結底就是綜合素質的競爭，高校應盡可能為貧困大學生創造條件，提高他們的綜合素質。如加強對貧困生的專業培訓、社會需求的技能培訓及求職技巧培訓，使他們一專多長；鼓勵貧困生多參加社團活動和各種社會實踐活動，鍛煉他們的人際交往能力和組織管理能力，培養他們的合作觀念和團隊精神，使貧困生在大學生涯中不斷完善和充實自己，增強就業競爭力。貧困生的心理狀況在他們成才和就業過程中也會對其產生重要影響。貧困生由于經濟拮據，與那些家庭富裕、出手闊綽的同學形成巨大反差，自身的綜合素質與其他同學也存在一定差距，使他們缺乏自信心，常常自慚形穢，呈現出的自卑、焦慮、孤僻、文飾、消沉心理。高校要通過各種方式、各種渠道加強對貧困生的心理疏導和心理健康教育，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科學的人生觀、價值觀和理性的貧困觀，引導他們將經濟等各方面的壓力轉化為人生前進的動力，塑造健全人格、健康心理和高尚情操，克服不良心理狀態，鼓勵他們自強不息，挑戰貧困，超越自卑。（4）引導貧困大學生樹立正確擇業觀。當前，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們的就業期望值過高。大多數大學生選擇在發達地區、高薪部門就業，愿意到欠發達地區工作的較少。有一項對3000余名本科畢業生的調查表明，首選到北京工作的高達74.8%，首選去中西部地區的僅有2%。北京大學就業指導中心主任李國忠指出：“其實現在我國的很多地方還是很需要大學生畢業生的，比如說基層單位、中西部地區、低收入的技術工作等等，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學畢業生也并不過剩！”貧困大學生背負著家庭的殷切期望，更希望通過找一份理想工作來改變現狀，“有業不就”情況非常普遍。高校要加強對貧困大學生就業觀念的正確引導，幫助他們樹立先就業、后擇業的就業觀；教育他們擺正心態，合理定位，將人個利益與國家建設需要相結合，妥善處理個人與家庭、個人與社會、待遇與發展之間的關系。（5）提供就業信息，拓寬就業渠道。高校要積極與用人單位加強溝通與合作，建立用人單位與貧困大學生信息交流平臺，并根據貧困大學生就業目標，優先把他們推薦給相關單位，為貧困生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充分利用網絡等途徑免費為貧困生個人信息，幫助他們進行遠程面試，提供求職、招聘、指導平臺，拓寬貧困大學生就業渠道。
促進貧困大學生順利就業，是全社會的共同使命，體現了教育的公平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社會影響。
參考文獻
[1]潘斌．高校貧困大學生就業自救體系初探[J]．企業家天地.2010（3）：104～105
[2]宋艷，李曦．提高貧困大學生就業能力的對策研究[J]．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1，（2）：49～50
[3]趙廣．2012大學生就業形勢和政策［ER/OL］..2012-02-21
雙減政策的背景及意義范文4
在能源和環境容量約束嚴峻的背景下，既要保持經濟增長，還要推進低碳經濟轉型和不斷提高社會生產的環境友好性程度，是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和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課題。但是，在碳減排意義上如何理解和界定社會生產環境友好性的內涵？如何考慮歷史累積碳排放責任與碳強度減排策略的關系？如何對一經濟體的碳排放責任和碳減排努力作出更為合理的評價？這些都是需要深入探討的重要問題。
因此，研究中既需要考察一經濟體當前絕對碳減排量，也同時考慮經濟發展要求、歷史累積碳排放和實際作出的累積碳減排努力程度，進行綜合評價和分析判斷，在下一階段國際碳減排磋商談判和實際碳減排決策中，有助于理性把握各經濟體實際碳減排努力程度和可能承諾，進行有效決策。
一、碳減排和環境產出
社會生產的環境友好性，要求納入環境產出因素，建立社會“環境―經濟”復合社會產出目標。假設社會產出包括經濟生產和環境生產兩個方面，兩者之間存在替代關系，但又具有某種聯合生產和范圍經濟特性[1]。其中，在本研究中，經濟產出以一經濟體GDP總量，環境產出以碳減排量（根據相對2005年基期2020年中國碳排放強度降低45%的相對減排目標，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基準參照強度，進行絕對減排量的換算，參考表1中計算公式）進行度量。借鑒生產可能性的概念，可知：在一定范圍內，存在通過技術進步或提高技術效率實現同時提高經濟產出和改善環境的社會生產調整路徑。從碳減排意義上來說，也就是兼顧實現經濟發展和碳減排的環境友好型調整路徑。
在主流環境經濟學理論中，通常把污染排放（包括碳排放）視為經濟發展的外部性效應或負的非期望產出（undesirable output），然后，將其導致的社會負收益或正成本通過內部化而納入經濟分析框架，用以研究環境資源和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方式與調整過程。在采用DEA方法進行環境績效和效率評價時，該理論假設隱含設定負的非期望環境產出具有弱處置性，降低非期望產出，就需要減少正期望產出，不能滿足DEA模型產出最大化的要求，因而一般將求解目標調整為在兩者之間尋求平衡。為方便研究，對負期望產出的處理方法主要有負產出法、線性數據轉換法和非線性數據轉換法[2]。
根據IPCC定義，碳排放是7種主要大氣污染物按一定系數加總換算得到的等當量碳排放值，主要與能源利用有關，依據環境經濟學假設一般將其作為負期望產出。相對于一般污染排放的概念，碳排放與社會經濟發展過程的關系更為緊密和廣泛。根據IPAT模型，碳排放主要取決于人口規模（P）、經濟發展水平（A，人均GDP）和技術水平（T，一般采用碳排放強度表征）。STIRPAT模型將IPAT模型擴展為C-D函數形式，將碳排放量的變化歸因于人口數量、人均GDP、產業結構、城市化等指數化驅動因素的影響[3]。
不同于傳統的環境管理，降低碳排放影響的努力，不僅包括“主動”降低生產生活過程中與能源消費直接相關的碳排放（即碳減排），如能源利用清潔化、能源結構低碳化、能源效率與節能、碳捕獲/碳儲存（CSS）等，還應包括通過產業結構低碳化、增加碳匯（如植樹造林）、不破壞或不過度開發現有環境資源（或碳匯資源）、生活方式低碳化等“消極”或間接的碳減排和提高可排放容量的努力。該努力部份，特別是碳匯資源增量，具有長期的減排效應。該部分的減排努力不易測算，現有基于負期望產出假設的理論，對此未給予明確和充分的解釋。
與一般負期望環境產出假設不同，非負環境產出假設[4]認為，給定經濟生產和環境生產可替代，在社會生產可能性邊界內，社會生產目標是追求相對實現社會環境產出（Q）和經濟產出（P）的最優配置（即林達爾均衡配置）的“合意”目標，而不是一般意義上在徑向距離上逼近經濟生產前沿面。與碳減排概念相結合，把該“環境產出”概念界定為考察第t年及之前年份的累積碳減排量，滿足正期望產出假設，表示為：
進一步，假設碳排放量本文中有關變量，在未特殊說明的情況下，一般是指年均量。直接取決于一經濟體能源消費量及其含碳程度，碳排放量應當是實際發生的碳排放量。因此，與能源消費有關的碳排放量測算的基本方法，是采用各種一次能源消費與相應碳排放系數乘數再加總得到。碳減排量則是該變量的衍生概念，是指相鄰年份的相對凈碳減排量。作為累積碳減排量的環境產出概念，包括了對已實現碳減排成果（或環境存量）的保護。
采用環境方向產出距離函數的DEA生產效率測度理論，在有關研究[4-5]的基礎上，借鑒采用切克蘭德的“水平―結構―動態效率”三維度軟系統評價方法，提出了評價一經濟體社會生產環境友好性的指標集，對有關概念和評價指標及方法進行了進一步厘清界定、修正和拓展（表1），提取了有關評價指標集，用于對1980-2013年期間美國（USA）、歐盟（EU）、日本（JAP）、德國（GER）、印度（IND）與中國（CHN）的環境友好性進行評價、分析和比較。
同時，對其他國家水平指標的測算均以2020年中國經濟產出目標和環境產出目標作為參照指標，結構指標和動態效率指標測算方式不受影響。在國際比較中，水平指標和結構指標本身已經是相對指標，而對于動態效率指標，統一以1980-2013年期間中國對應指標的t-1期值作為參照進行測算，形成可用于比較的相對動態效率指標。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偟膩碚f，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偟膩碚f，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偟膩碚f，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偟膩碚f，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偟膩碚f，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偟膩碚f，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偟膩碚f，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式（12）說明：環境產出與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當期與基期的廣義技術差距（碳排放強度之差）和人口規模POPt有關。同時可以看出，環境產出與人口規模之間的關系，與碳排放IPAT公式的簡單關系刻畫有所不同。
基于以上關系描述，可以初步理解，中印“雙高”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因經濟增長迅速和高碳能源結構等約束，兩國碳排放增長迅速；另一方面，依據本文環境產出測算方法，兩國環境產出增長迅速與人口規模增長、GDP/人均GDP雙增長和年均碳減排量高等原因有關，說明考察期內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兩國也同時付出了很大的碳減排和環境生產努力，GDP的能源消費及相關碳排放強度下降明顯。
對應來看，美歐德日巴5個經濟體環境產出增長與碳排放趨勢在內涵上基本一致，即環境生產的增長主要是由碳減排推動。其中，美歐德主要是通過加大碳減排力度和促進碳排放脫鉤，來實現環境產出提高；而日巴也呈現出一定的環境產出與碳排放“雙略增”的趨勢，原因在于兩國因經濟增長影響碳排放有所增加，具體而言是：仍未走出經濟增長停滯“怪圈”的日本近年來的經濟增長有所復蘇，同時因暫停核電開發，增加了碳基能源消費；巴西則是處于經濟追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及其規模效應推動了碳排放的增長。
（二）基于“水平―結構―動態效率”三維指標的測算和比較
1.水平相對指標的測算和比較
由測算得到各經濟體經濟產出（EL）和環境產出水平指數（ENL）、“經濟―環境”綜合發展水平指數（EENL）（圖3），可得以下發現。
經濟產出水平指數（EL）：結合IMF WEO（2014）預測，2020年前中國GDP（PPP修正）將一直處于快速增長過程，2020年美國和歐洲經濟規模將相當于中國的約90.89%和83.33%，其他國家都被遠遠超越。
環境產出水平指數（ENL）：考察期內，中國環境產出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別超過德國和日本，僅次于歐美位居第3。但是，在考察期內，德日兩國環境產出水平相近且始終保持平穩，歐美分別在1983年和1993年才超過兩國，說明德日始終保持較高的低碳化水平。
進一步，采用變異系數法測算不同經濟體在發展過程中對環境產出和經濟產出的權重（表2）。變異系數用以描述期內各經濟體對于實現環境和經濟產出目標的難易程度。結合本研究可知，變異系數越大，意味著對應環境努力程度更高。所測算得到的權重系數，可用于評價考察期內對該項指標實現的側重程度。
由各指標結果可以看到：考察期內，中國環境產出水平相對最低，歐美水平較高，其他相近；歐美中的努力水平較高。由于基礎相對較差，中國環境產出改善的效果最為明顯。在經濟產出方面，中美歐努力水平（變異系數）較高，但中國改善程度最大。整體看，中國對經濟發展和環境的政策偏好與歐美相近，說明考察期內中國在致力于社會經濟發展方面以歐美發展模式作為了主要參考，同時取得了經濟環境“雙快速增長”的良好成績。日德巴印4國均相對側重于經濟發展，主要與這些國家環境基礎條件保持較好有關。中國要真正實現環境和經濟協調的低碳化發展，下一階段應提高環境產出權重，加大環境努力。圖3 “經濟―環境”綜合發展水平指數
“經濟―環境”綜合發展水平指數（EENL）：該指數測算采用Fisher指數構造方法。環境產出和經濟產出的測算均以中國2020年目標水平為參照（標準化為1），因此，據此得到的中國2020年“經濟―環境”綜合發展水平指數也是標準化值1。
由圖3可知，歐美發展水平明顯高于除中國外的其他經濟體，但中國追趕速度很快。印度增速也較快。從“環境―經濟”協調程度改善（綜合指數增速）的角度看，中國改善最快，歐美次之，印日德巴4國增長平緩。但是，需要說明的是，中國該指數的改善主要得益于快速經濟增長的貢獻。
2.結構指標的測算和比較
考察期內，依據碳排放強度指標，各經濟體廣義碳減排技術水平基本處于持續進步狀態，即碳排放強度持續降低，與多數研究結論一致。但是，依據評價廣義環境技術進步的環境生產強度（單位與碳排放強度相同）指標，結論卻顯然不同（表3）。
總體上，各經濟體環境強度有趨同趨勢，中國技術進步水平最低，但改善最為明顯；歐美技術進步水平相對穩定；德日巴印的所謂“技術退步”狀態，主要原因在于GDP增速高于環境產出增速，其中，印巴兩國更多地強調了經濟增長。
環境友好指數是社會產出和環境產出的無量綱化比值，說明的是一經濟體在社會發展中趨于環境友好的程度。2020年中國該指數取值為1。雖然這并不完全標志著該年份中國的“環境―經濟”生產滿足目標“合意”配置，但不影響國際間比較。
由圖4和表4看出，各國社會生產的環境友好程度呈現明顯的趨同趨勢。
考察期內，中國社會生產的環境友好程度底子薄，雖在整個考察期內呈提高趨勢，但橫向比仍最低。
德日歐美環境友好程度高，發展平穩。結合實際看，4經濟體經濟發展水平也較高，說明采取了較合理的社會發展方式。其中，美歐人口和經濟規模與中國相近，在環境生產上采取“踩碎步”的改進模式，具有更高的可比性和借鑒意義。日德的環境友好程度一直好于歐美，指數略趨降的原因是考察期內總體上GDP增長超過環境產出增長。
圖4 環境友好指數國際比較
巴印兩國則是在較低經濟發展水平上實現的“高”環境友好性。并且，在考察期內，兩國環境友好程度明顯下降，應與兩國側重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有關。
3.動態效率指數的測算和比較
動態效率基本指數集包括對環境產出的總體績效（DENP）、廣義技術進步影響（DENT）和經濟產出影響（DEEN）的3項評價指數，是基于相鄰年份環比關系對單一經濟體環境生產的動態評價。該類指標只能用于經濟體自身動態效率的縱向比較。此外，為更便于辨析環境產出和碳排放概念及其應用的不同，也分別給出考察期內經濟增長（DCEP）和技術進步（DCTP）對碳排放影響的動態指數變化情況，測算方法相同。
由測算結果（如圖5）可得以下結論。
第一，對所有經濟體，考察期內經濟增長對環境產出的動態影響均基本為負向效應（DEEN
第二，在廣義技術進步對環境產出動態影響方面，在整個考察期內對中國始終保持正向效應（DETP>1）且最為顯著，但作用逐漸減弱；對歐美在多數年份保持平穩正向效應，變動很小，對歐盟作用強于美國；對其他4國均基本保持負向效應（DETP
第三，依據DCEP指數，考察期內經濟增長對碳排放的影響，對發達經濟體而言，對歐盟和德國在約1/2年份和對美日在約1/3年份呈現正向效應。
大體以1996年和2001年為兩個標志性年份，經濟增長對4個發達經濟體碳排放的影響方式分為三個階段：1980-1996年和2001年后4個經濟體的影響模式相近，1996-2001年期間有所差異。對中巴印3國，經濟增長的碳排放效應均呈負向效應（DCEP
第四，依據DCTP指數，在整個考察期內對各經濟體，廣義技術進步對碳排放均基本呈正向效應，對中國作用相對最為顯著。
進一步，采用同年份中國環境產出及其強度、碳排放及碳排放強度、GDP數據作為參照，僅選取廣義環境技術進步可比指數（正向指標，簡寫為RENTP，測算公式如式（13））和廣義碳減排技術進步可比指數（負向指標，簡寫為RCTP，測算公式如式（14）），用于比較同期其他經濟體與中國的廣義環境技術和廣義碳減排技術進步差距。
由測算結果（如圖6）有以下發現。
其一，考察期內，各經濟體之間及其與中國的廣義環境技術進步差距，均呈現迅速縮小和趨同的趨勢。依據RENTP指數，總體上，發達經濟體均保持較高技術進步水平，德日兩國高于歐美。僅依據表面指數值，巴印兩國廣義環境技術進步衰退明顯，原因在于初期兩國經濟發展較低，碳排放水平低，近年來也采取了側重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
其二，依據RCTP指數，考察期內，各經濟體的廣義碳減排技術進步影響的變化趨勢趨同，且均明顯高于中國。但是，巴西的廣義碳排放技術退步明顯。
4.基于2020年碳減排承諾的預期環境友好特征評價和國際比較
以2020年預期GDP標準化為參照值1，以及根據中國承諾測算的2020年碳排放量（1 026 652萬噸），相應環境產出量（2 962 654萬噸）也標準化為參照值1，可知2020年中國環境友好指數和復合產出水平指數也是1。
由表4可知，以2020年中國各環境生產相關指數為參照，日德兩國環境產出水平最高，環境技術進步水平也最高。經濟發展處于較低水平的巴印兩國，環境產出水平和環境友好程度較高的原因在于既有的高環境存量，其環境技術水平較高內涵意味著對環境存量的保護工作開展得好。歐美兩經濟體與中國經濟規模相近，但環境友好程度、環境產出水平和碳減排技術進步程度均高。比較可知，中國“經濟―環境”復合生產水平高的原因，主要在于經濟發展的貢獻，在以碳減排努力為代表的環境生產領域仍亟待努力。
具體而言，測算得到的中國2015和2020年環境友好指數反而相對之前明顯降低。以2020年環境友好為1，考察期內1990年至今的環境友好都高于1。這說明中國現有碳強度減排承諾目標偏低或經濟產出目標過高，“環境―經濟”生產目標制定的環境友好性偏低。
四、經濟增長對碳排放和環境產出的影響分析
根據前述定義，可以將環境產出看作受經濟增長、直接碳排放和影響碳排放的其他間接因素等影響的趨勢性成份和周期性成分的疊加。HP濾波方法可以幫助剔出周期性成分影響，保留某一影響因素的趨勢性成份。
這里，采用HP濾波方法，對各經濟體，在碳排放和環境產出序列中分別剔出經濟產出（GDP）周期性因素的影響，識別經濟影響的趨勢性成份（如圖7），用以說明一經濟體經濟增長對于自身碳排放影響（DCEP）和環境產出影響（DEEN）的不同趨勢特征。該趨勢成份值大于1，說明經濟增長對該方面影響呈正向效應；趨勢成分值小于1，則說明呈負向效應。
依據結果可以看到，各經濟體經濟增長對環境產出的凈影響總體呈負向效應，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會抵消碳減排努力。而對碳排放則因經濟體不同而不同。相應的趨勢影響分析（表5）也能夠說明經濟與環境產出、碳排放存在不同的趨勢效應。
五、政策建議和結論
本文采用基于正期望產出假設的環境經濟分析理論，對中國和美歐等7個主要經濟體的社會“環境―經濟”生產的狀況進行了比較和分析，與采用碳排放或年度碳減排指標的有關國際比較研究結論有所不同，本研究主要有以下結論。
碳減排與社會生產的環境友好性在內涵上具有一致性。經濟增長對環境生產（累積碳減排）總體呈負面影響，有效的碳減排政策應與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相獨立。考察期內，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3經濟體環境產出水平相近，日德始終保持較高低碳化水平，巴印環境產出水平較高的原因在于較低經濟發展水平上對環境存量的低消耗；中美歐對經濟和環境產出的政策偏好相近，但中國未來需要更加重視環境生產；美歐德日巴5經濟體環境生產與碳減排變化趨勢一致，而中印兩國環境生產與碳排放“雙增長”的原因在于伴隨經濟增長的結構調整等政策導致的碳減排；各國社會生產的環境友好程度呈現明顯趨同趨勢，而中國相對仍最低，德日歐美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更為合理。但是，中國累積環境生產努力最大，改善也最明顯。此外，從環境友好性角度看，按照中國2020年承諾測算的社會生產環境友好性水平偏低，甚至低于現階段，需要進行調整。
從動態效率角度看，考察期內，經濟增長對環境產出的負面效應，對較大規模的經濟體影響也較大，但隨時間推移趨于減弱，其中對中國影響最明顯；廣義環境技術進步影響對各經濟體呈現趨同趨勢，對中美歐體現為正效應，而對其他4經濟體效應為負，對中國正效應最顯著。但是與碳減排相關的單純技術進步也沒有遏止碳排放增長的勢頭。
由此，結合中國實際情況提出以下政策建議：在當前放緩經濟增長和建設生態文明的背景下，中國應在未來適當調高環境生產目標或降低經濟產出目標，提高環境友好性程度，進一步加大環境和碳減排努力，促進經濟低碳化發展；調整經濟增長速率和節奏，控制經濟增長的負面環境影響；采取與經濟增長相獨立的碳減排政策，加大該領域投入，推進“碳脫鉤”進程；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有關制度創新，更加重視碳減排技術的實用化和推廣；密切跟蹤各國碳減排和社會生產調整進展，學習他國的先進技術和經驗。
雙減政策的背景及意義范文5
作者簡介： 陳 宇 （1981―），女，湖北黃岡人，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稅收理論與政策評估、公共財政與宏觀經濟分析 ；劉振亞（1964―），男，江蘇徐州人，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英國伯明翰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宏觀經濟研究、公共財政與金融市場。
摘 要：在我國稅收規模連年高速增長，稅收負擔是否過重熱議的背景下，從稅收超額負擔的視角對各國稅收效率進行了比較，并測算了全面減稅和對間接稅減稅兩種政策的經濟效應。結果表明，中國的稅收超額負擔處于中等水平，但仍存在減稅增效的空間；對間接稅減稅的結構性減稅政策能更好的符合穩物價、調結構的政策目標。
關鍵詞： 稅收；超額負擔；GTAP；國際比較
中圖分類號：F812.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7217（2014）05-0080-06
一、引 言
近年來，我國政府財政規模不斷擴大，已經連續20余年增長率超過20%，2011年財政規模水平已超10萬億元，僅次于美國，位列全球第二。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多年來一直高于GDP增長速度，由此導致宏觀稅收負擔不斷上升并引發減稅的討論。在這種背景下，國內學者對稅收負擔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但對宏觀稅收負擔的判斷分歧較大。朱青（2007）、彭高旺（2006）等認為，中國宏觀稅收負擔低于大多數發達國家， 在世界范圍仍處于偏低水平[1]。而安體富（2009）、李波（2007）等指出我國財政收入和稅收收入占GDP 的比重已超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認為中國宏觀稅收負擔較高[2]。
為什么稅收負擔會引起那么多的爭議？主要原因在于稅收負擔的內涵相當豐富，除一般意義上的宏觀稅收負擔之外還要綜合考慮財政資金用途、支出效率以及稅收效率等問題。正是由于衡量稅收負擔的指標很多，不同研究者分析的角度不同，因此，盡管中國稅收連續多年以高于GDP增幅的速度增長，但對中國稅收負擔的高低仍存在較大爭議?，F有的文獻詳盡討論了稅收宏觀負擔和支出效率等問題，但對衡量稅收效率重要指標的稅收超額負擔的定量研究和比較卻較少。
稅收超額負擔是指對現有稅率做很小的調整所帶來的社會總福利的變化。這種變化有兩部分：一是稀缺資源由私人部門轉移到政府部門，從而私人部門購買力降低帶來的直接負擔；二是由于相對價格改變，從而資源配置扭曲導致的“無謂”（deadweight）效率損失即超額負擔。本文中的稅收超額負擔考慮的就是第二部分“無謂”損失。對稅收超額負擔的研究是很現實和重要的，因為它對于最優稅制選擇以及公共支出確定等問題起到了標尺和準繩的作用。
二、文獻回顧
Harberger（1964）[3]最早提出稅收帶來的效率損失的直觀表示“Harberger三角區”并推導出計算公式。Edgar Browning（1976）[4]提出稅收“邊際”負擔的概念，他通過局部均衡分析測量了美國稅收的超額負擔，計算出美國勞動稅的超額負擔在0.32～0.47之間。Charles Ballard等（1985）[5]開創性的構造了一個遞歸動態CGE模型，根據1973年的數據測算出美國1美元稅收的邊際超額負擔介于17～56美分之間。Devarajan等（2001）[6]用類似的CGE方法分析了孟加拉，喀麥隆等發展中國家的公共資金邊際成本，他們的研究引起了特別關注，因為此前的相關研究僅集中于發達國家。國內對稅收超額負擔的研究較少，陳波根據1995年的數據對中國分稅種的稅收超額負擔進行了定量研究[7]；劉明（2009）[8]運用CGE模型測算了我國的稅收平均超額負擔和邊際超額負擔；歐陽華生等（2010）[9]測試了我國稅收超額負擔及減稅政策的福利收益。
現有研究對稅收超額負擔的測算如表1所示[10-14]，各國的稅收超額負擔值變化很大，在-0.52～1.29①之間。由于所采用的模型和方法各不相同，即使對同一國家同一時期的測算也存在較大差異。同時，由于各國稅制結構相差較大，稅種設置、征收方式及影響機制等等都不盡相同，因此難以對各類稅收進行橫向比較。此外各學者所采用的基礎數據年份跨度也較大，因此不宜根據已有的測算值對同一時期的各國稅收超額負擔進行橫向比較。而GTAP數據庫擁有基期年份統一規范的全球多個國家/地區的稅收、產出、投資、貿易等各項經濟數據，運用GTAP模型又能在同一理論框架和模型假設下進行分析，因此很適合進行稅收超額負擔的國際比較。
三、模型設定
根據國外研究成果，使用CGE模型測量稅收超額負擔時一般采用Musgrave（1959）提出的分析方法，用單位稅率變化時的福利變化值除以稅收變化額的比值以分析稅收對社會整體經濟的扭曲程度。GTAP模型測算稅收變化等沖擊所帶來的福利變化采用收入等值法（EV，equivalent variation），包含配置效率、貿易條件和投資儲蓄平衡。收入等值法和補償等值法（CV，compensating variation）是總體福利度量的兩種主要方法，起源于著名的Hicks（1939）福利變量測度[16]。EV表示當價格變化時，為避免價格變化消費者所愿意放棄的一定數量收入（或財富）。CV表示當價格變化時，為使效用水平不受價格變化的影響，消費者必須獲得的一定數量收入（或財富）。表達式如下：
EV=e（po，u1）-e（po，u0）=e（po，u1）-w（1）
或者：
V（p0，w+EV）=u1 （2）
CV=e（p1，u1）-e（p1，u0）=w-e（p1，u0） （3）
或者：
V（p1，w-CV）=u0 （4）
其中，p0為初始價格，p1為變化后的價格，u0為初始效用，u1為變化后的效用，w為收入（或財富），u=v（p，w）為效用函數，w=e（p，u）為支出函數。由于EV用社會總體收入變化來表示社會福利水平變化，能全面考慮分配效率、貿易條件及投資儲蓄的影響，所以本文選用EV來計量福利的變化。
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模型是美國普渡大學開發的多國家一般均衡模型，考慮了外生變量的變動對生產、貿易、投資和福利水平等各個經濟變量的影響，能為政策分析和模擬提供具體定量的結論建議[15]。因此適合分析稅率變化對整體經濟的影響，即社會福利變化值。此外，GTAP數據庫包含多個國家同一年度的稅收、產出、投資、貿易等各項經濟數據，因此適于對多個國家同期的稅收超額負擔情況進行橫向比較。
GTAP模型是以Warlas一般均衡理論為基礎構建的比較靜態模型，模型首先構建單國家多部門一般均衡子模型，再通過國際貿易關系將各個子模型連結成多國多部門一般均衡模型。模型假定市場完全競爭，生產規模報酬不變，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生產者成本最小化，所有產品和投入要素出清。勞動力在國內自由流動，土地在部門間不完全流動。進口產品與國內產品不同質，服從Armington假設。
模型中的區域部門行為表述區域產出在私人部門支出、政府部門支出及儲蓄之間的分配，采用的是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數，也即這三類當期消費的比例固定。其中，私人部門支出首先用CES函數將國產品與進口品組成綜合商品，然后采用CDE效用函數決定產品組合，即家庭對個別產品的消費量既受所有產品價格相對變化的影響，也受私人支出總金額變化的影響，其影響幅度取決于該產品與其他產品的各自價格彈性、交叉價格彈性及收入彈性。
廠商的產出采用Leontief函數，在此假設下廠商的綜合要素投入與中間投入呈固定比例關系。合成要素投入由原始要素經CES函數組合而成；中間投入由不同來源的進口品和國產品經CES函數兩層嵌套綜合而成。
由于政府的稅收或補貼的干預，模型中有兩類價格：市場價格和生產者或消費者等行為主體面對的價格。本國生產者的供給價格加上生產稅即為“國內市場價格”；再加上國內貨物稅得本國消費者面對的“國產品需求價格”。對于出口產品，市場價格加上出口稅即得“本國出口品的FOB價格”；再加上單位運輸成本得到“進口國進口貨品的CIF價格”；加上進口稅即為“進口國進口品的市場價格”；若進口國再對進口品征收貨物稅，則得“進口國消費者的進口品需求價格”。 國產品與進口品可用CES函數組合成綜合商品，該綜合商品的價格即為消費者面對的綜合商品需求價格。
四、稅收超額負擔測算與國際比較
為了研究我國稅收超額負擔并進一步分析其超額負擔水平在國際比較中是否較高，根據經濟發展階段及稅制結構的不同，選取了美國、澳大利亞、巴西和韓國對其稅收超額負擔進行了測算并與中國進行比較。其中美國和澳大利亞是典型的發達國家，稅制結構中直接稅的比重較高，根據表2所示美國直接稅的占比高達83.4%，澳大利亞達72.2%。韓國雖然為發達國家，但由于歷史發展階段和政策選擇不同，其稅制結構卻不同于美國和澳大利亞，直接稅占比約為55.1%，為雙主體結構。此外巴西與我國同屬中高等收入國家，其間接稅占全國稅收總額70%左右，直接稅占全國稅收總額30%左右，以間接稅為主體。
1.各國稅收超額負擔及其構成測算。
由于稅制結構及稅種設置差異較大，且各國稅收體系的征收方式及影響機制等都不盡相同，因此不易也不宜對具體稅種的超額負擔進行比較。經綜合考慮，將稅收按間接稅、直接稅分類進行國際比較。本文所用的GTAP數據庫為第7版，包含113個國家（地區），基期為2004年。為測試邊際福利負擔，設定模型的外部沖擊為將全部稅收提高1%。在模型中，對各國分別施以提高1%的稅率沖擊后，各國的福利及其分解變動如表3。稅收超額負擔等于提高1%的稅率之后的社會總福利變動額除以稅收變化額的值。其中，總福利變動由分配效率、貿易條件和投資儲蓄平衡三部分組成，分別表示沖擊對要素配置效率的影響，出口相對盈利能力的影響和投資儲蓄平衡的影響。從配置效率看，中國和韓國有小幅增加，其他幾國為減少，從而增加1%的稅率對中國和韓國的要素配置效率有較小的提高作用，對其他幾國則為降低，從而以間接稅為主體或雙主體國家的配置效率將會隨稅率提高而增加（巴西例外由于其間接稅的扭曲太大，由表3可知），說明中國等對公共支出仍有較大需求的國家小幅增稅能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從貿易條件看，各國都有較大的減少，因此稅率增加會降低各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對各國貿易條件都有較大的損失。從投資儲蓄平衡來看，美國、澳大利亞增加，其他各國減少，這是因為增加稅率將抑制投資，從而有利于美國等低儲蓄國家的投資儲蓄平衡。從總福利變動值來看，稅率增加均導致各國福利減少，美國約為106.7億美元居首，其次是中國約25億美元、巴西16.1億美元、澳大利亞13.4億美元及韓國9.5億美元。從稅收超額負擔來看，巴西最大為0.44，接下來分別為澳大利亞0.27、中國0.24、韓國0.19及美國0.09。
根據測算結果可知：（1）中國的稅收邊際負擔為0.24，居于五國的中間水平。這說明，如果通過征稅為公共項目籌資，則須公共項目的邊際收益大于1單位稅收加上0.24單位的稅收額外福利成本時，該項目才能被接受。（2）從各國的測算結果橫向比較來看，并不能簡單得出發展中國家稅收超額負擔大或是間接稅為主體的國家稅收超額負擔大的結論。（3）總體而言，稅收超額負擔是由具體的國家經濟結構、發展階段、稅制結構以及匹配程度等多方面的因素綜合決定的。
2.稅收超額負擔的結構分析。
由于各國稅制存在較大差異，而按直接稅和間接稅分類是進行稅制比較時常用的分類方法，因此按直接稅和間接稅分類對分配效率進行比較，結果見表4。從直接稅稅率提高1%對福利的影響看，間接稅占主體的中國和巴西整體福利分別增加約4.6億美元和1.1億美元；間接稅直接稅雙主體的韓國整體福利增加約4.4億美元；直接稅占主體的美國和澳大利亞整體福利分別減少約8億美元和0.4億美元。從間接稅稅率提高1%對福利的影響看，各國福利均減少，美國減少最大約為31億美元，韓國減少最小約為2億美元。由此可見，間接稅占主體或直接稅間接稅雙主體的國家，適度提高直接稅有助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從而調整間接稅和直接稅的比重有助于提高其配置效率。
五、降低我國稅收超額負擔的方案測算及路徑選擇
我國由于處于發展中國家，稅制結構仍是以間接稅為主。為與上文所述其他國家稅制結構進行比較，根據歷年《中國稅務年鑒》和《中國財政年鑒》的數據，按照國際通行稅收分類方法將中國各類稅收整理分類為所得稅、財產稅、勞務稅和其他稅，具體情況見表5。由表5可知，近年來包含所得稅和財產稅的直接稅雖然呈上升趨勢，但比重均不足30%，而以增值稅和營業稅為主的間接稅均在70%左右浮動?？梢娢覈g接稅比重很大，且存在一定的結構剛性。而根據上文測算可知，間接稅超額負擔為負值，直接稅超額負擔為正值，間接稅的超額負擔較大，因此，在中國推行降低間接稅為主的結構性減稅有助于社會福利的提高。
（一）方案設計
為反映減稅產生的實際經濟效應，仍利用GTAP模型測試減稅對價格和需求的影響。模擬方案設計的首要任務是確定減稅的規模，即應該減多少稅。2011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2012 年的“兩會”，建議2012 年財政赤字的規模為1.07 萬億，包括減稅和增支。根據2012年全國財政工作會議和全國稅收工作會議上副總理的講話，赤字的配置要向結構性減稅傾斜[17]。因此，以1.07萬億的一半稍多即0.6 萬億作為結構性減稅的規模。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課題組[18]測算，按標準稅率算，每減少1個百分點約節省稅款2000余億元人民幣，如果調降2個百分點，再加上交易稅附加、城建稅等將達到6000億元左右的規模。因此，設定兩個降低稅收超額負擔的減稅方案：方案一，全部稅率降低2%，測試該方案對我國經濟各變量的影響；方案二，根據上文測算分析我國間接稅超額負擔大，考慮到我國間接稅約占74%，簡單定為將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之外的所有間接稅稅率降低3%。
（二）減稅政策的福利收益及對行業經濟的影響
稅率降低將導致相對價格的變化及經濟主體的反應，進而影響各行業的供給價格、消費價格、需求量，從而影響社會總體福利變化。在GTAP模型中，經過外部沖擊即稅率變化后得到各行業價格、需求及社會總福利變動如表6。
首先，稅率降低對價格有較大的平抑作用。在方案一即全部稅率降低2%時，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的供給價格即生產者價格分別下降1.49%、1.67%和1.55%；消費價格分別下降3.5%、3.75%和3.64%，可見各部門產品價格隨著稅率下調都有降低，而且消費者價格相對于生產者價格對稅率的降低更敏感，其變化幅度約為后者的一倍。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的稅收以間接稅為主，商品的稅負中消費者負擔的比重更高，因此，消費者價格在稅率降低時下降得更多。方案二的價格也都呈下降趨勢，且幅度比方案一更大。
其次，降稅能全面提高包括國產品和進口品在內的需求。在方案一中，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的總需求量分別增加0.92%、1.12%和1.41%；國產品需求量分別增加0.92%、1.11%和1.39%；進口品需求量分別增加2.47%、1.65%和1.94%。當間接稅稅率降低3%時，需求量的增長幅度與方案一時的變化方向相同，且幅度更大。可見減稅，特別是對間接稅減稅能夠對我國的消費需求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在當前需求不足，儲蓄過度的背景下，結構性減稅政策不失為穩增長擴內需的有效調控手段。
此外，兩種方案都能增加社會總體福利，全面減稅政策的福利增加約20.8億美元，減間接稅政策的福利增加約27.1億美元?？梢娽槍﹂g接稅的結構性減稅政策的效果全面優于一攬子減稅政策。因此，應推行降低間接稅為主的結構性減稅政策，這將促進我國稅制均衡，符合穩物價、調結構的宏觀調控目標。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從稅收對經濟扭曲程度的角度，對中美等五國的稅收福利負擔進行了全面比較，在此基礎上測算了我國減稅的經濟效應。結果表明，我國每征收1單位稅收， 產生0.24單位的超額負擔，從稅收超額負擔的結構來看，間接稅的稅收超額負擔為378百萬美元，直接稅超額負擔為463百萬美元，說明適度提高直接稅能增加社會福利，而降低間接稅能增加社會福利。從稅收超額負擔的國際比較看，我國的稅收超額負擔處于中等水平。從減稅效應測算來看，減稅能降低物價增加需求提高社會福利；調降間接稅的方案的社會福利增加和行業收益相比整體降稅方案的更大。因此，在我國間接稅占支柱地位的背景下，適度調整直接稅、間接稅比重，推行結構性減稅政策有助于減小稅收對經濟的扭曲程度。結合當前我國稅制改革背景，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繼續推進“營改增”改革，降低間接稅比重。在我國以流轉稅為主的稅制結構下，它是政府能夠拿出的最大一筆減稅單。“營改增”作為今年乃至‘十二五’時期我國結構性減稅的重頭戲，有利于社會專業化分工，促進三次產業融合；有利于完善稅制，消除重復征稅；有利于降低企業稅收成本，增強企業發展能力；有利于優化投資、消費和出口結構，促進國民經濟健康協調發展。
2.推動針對中小企業與新興戰略產業的減稅政策。中小企業對于充分吸收就業，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有重要意義；新興戰略產業對于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發展方式有積極作用。國務院決定自2013年8月1日起，對小微企業的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和營業稅納稅人，暫免征收增值稅和營業稅，這項政策必將對促進市場繁榮、擴大就業產生重要作用。下一步應考慮研究相關長效機制，并盡快實行對新能源、節能環保等新興戰略產業的減稅方案，擴大結構性減稅政策的覆蓋面，充分發揮減稅政策的積極社會效益。
3.加快個人所得稅綜合制改革，實現有增有減的結構調整。我國目前分類征收的個人所得稅制使得工薪所得成為事實上的個稅支柱財源，而其他所得卻缺乏管控。我國的個人所得稅綜合制改革一方面要提高工薪所得稅的費用減除標準和項目，降低個稅低端稅負；另一方面要全面掌控涉稅信息，將財產性、資本性與隱性收入納入個稅稅源，提升高端負擔。通盤考慮，充分發揮個稅公平分配與熨平周期的功效。
4.積極推進房產稅改革，實現直接稅比例的增加。開征房地稅，能實現稅制對個人房產存量環節的調控，抑制房價過快上漲，更為重要的在于，長遠來看能培育地方主體稅種，與營改增形成聯動，提高直接稅比重，降低間接稅占比。當前應加強個人房產信息的聯網和管理，總結上海、重慶試點經驗，積極推進房產稅在全國范圍內的課征。
5.適時開征社會保障稅和遺產稅。社會保障稅和遺產稅是發達國家的重要稅種，對于公平收入分配與熨平經濟波動具有積極功效。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老齡化的加快到來，開征社會保障稅和遺產稅對于增加直接稅比重，優化社會保障和促進社會公平都具有重要意義，應在征管配套的基礎上，適時開征社會保障稅、遺產稅。
注釋：
① 稅收邊際福利負擔為正值表示稅收會降低社會的總體福利，對經濟存在扭曲作用；為負值表示稅收能提高社會的總體福利，對經濟存在促進作用。Devarajan等2001年的論文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因為他們首次研究測算了發展中國家的稅收超額負擔，并發現其部分稅種的稅收超額負擔為負值。他們研究指出，由于發展中國家在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方面的投入需求很大，從而由稅收所組織的財政資金的投資收益很高，因此發展中國家的高稅負水平不一定帶來高稅收超額負擔，反而可能會對經濟有促進作用。
② 所得稅主要包含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財產稅包含房產稅、車船稅等。貨勞稅包含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和關稅等。其他稅主要包括印花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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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cess Burden of Tax in China：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Optimization
CHEN Yu1，LIU Zhen ya2，GE Jing3
（1.School of Taxation，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2. School of Financ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3.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雙減政策的背景及意義范文6
1木地板消費稅的概念
1.1釋義
2006年3月20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調整和完善消費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06〕33號）明確規定，自2006年4月1日起對實木地板、實木復合地板及實木指接地板加征5%的消費稅。
實木地板又名原木地板，是指天然木材經烘干、加工后形成的地面裝飾材料；實木指接地板是由一定數量相同的樹種、相同截面尺寸的長短不一木料，沿著縱向指接長料，加工而成的地板；實木復合地板是由不同樹種的板材交錯層壓而成。這三種產品的共同點是在生產過程要消耗大量的木材資源。木地板消費稅是對木地板企業在木地板生產加工環節征收的稅費，而不是由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支付額外的稅費。我國目前實行的是特殊性的消費稅，是在普遍征收增值稅的基礎上，選擇性的對一些特殊消費品征收消費稅，且我國消費稅采用價內稅的計稅方式，只在應稅消費品的生產、委托加工和進口環節繳納。
1.2地板消費稅征收的背景及目的
森林是陸地生態系統的主體，直接關系到全球生態環境、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問題。隨著我國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房地產業的崛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國內對木地板的需求大幅上升。生產和使用木質地板客觀上消耗了大量木材資源，我國森林資源遭到嚴重破壞，森林覆蓋率不斷降低，水土流失嚴重，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生存環境受到威脅。
伴隨環保理念深入人心，為了鼓勵節約使用木材資源，世界各國對天然林采取禁伐、限伐措施。按照5%的稅率征收消費稅就是國家保護森林資源，引導木材合理消費的一種方法，反映了我國政府對森林與環保問題的重視。開征消費稅后，一是可以調節消費結構，通過調節納稅人的經濟利益，影響消費活動的方向和內容，進而調節整個社會消費結構；二是限制消費規模，引導消費方向；同時增強國人的環保意識，提高民眾樹立更加環保的木材消費觀。征稅將促使廠家與消費者更加珍視實木地板的生產與消費，從而提高木材使用率，減少浪費。
1.3消費稅征收現狀
地板消費稅實行9年來，對于保護瀕危樹種、促進生態良性循環發揮了作用，對抑制純實木地板消費也有一些效果。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木地板產業結構的調整，大量進口木材及速生林地的開發使用，繼續征收木地板消費稅，對保護環境已失去了應有作用，并對資源綜合利用和木地板行業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且受近幾年國家宏觀調控的影響，企業生產成本持續升高，國外貿易壁壘的阻礙，地板行業發展速度降緩，地板企業已經到了生死邊緣。
2木地板消費稅對木地板企業的影響
2.1我國地板行業發展現狀
我國木地板行業起步晚、基礎差，但是發展迅速，在不到30 年的時間內開拓了多種類、多規格的多元化產品格局，建立了從生產、銷售到配套鋪裝的服務體系，并形成了一定企業規模的產業集群，整個行業已進入穩步發展的成熟階段。同時，由于木材資源緊缺、市場競爭不規范、企業創新能力弱，國內房地產市場調控，出口貿易壁壘等因素影響，我國木地板行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2.2目前地板企業的發展困境
2.2.1國內市場需求不旺，行業產品銷量總體下滑
受國家宏觀調控的影響，2014年房地產業持續低迷，成交額持續走低。連眾人期盼的金九銀十效應都明顯減弱很多，品牌艱難維系，企業大部分處于虧損狀態。2014年地板銷量約為3.88億元，同比下降2.8%，實木地板及強化地板銷量下降5%以上，地板行業整體呈現出疲軟的態勢，企業不同程度的減產或停產再一次對地板行業的發展敲響了警鐘。
2.2.2高企的稅負嚴重阻礙了行業發展，造成不公平競爭
木地板企業在生產中要承受增值稅、所得稅、消費稅等其他各種稅賦，對企業來講壓力很大，這樣就會促使一部分企業不規范，容易在行業當中犯錯。降低木材企業的稅負，公平稅收環境，規范企業納稅行為，促進行業健康發展。
2.2.3企業稅費過高，產不敷出，生產經營舉步維艱
國際市場疲軟，國內商品房調控，導致地板行業銷量下滑，出現了局部產能過剩、低價競爭的情況。而國內木地板企業生產過程中，勞動力、水、電等生產成本大幅上漲，運輸物流成本也居高不下，消費稅、營業稅、增值稅等各種稅費也有增無減，致使業內出現大量企業減產、停產，甚至老板跑路等現象，大量工人待崗。
2.2.4國外技術和貿易壁壘導致國內木地板出口受阻
我國木地板出口的主要國家是美國和歐洲，每年木地板出口量一直保持在1億平方米左右，占木地板產量的1/4。木地板上承載著很多“所謂”的知識產權，由于我們在地板產品方面的自主知識產權相對較少，出口相關產品需要購買國外知識產權，在與外國企業的出口競爭中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F在中國地板企業的出口競爭，除了成本原因以外，還有非關稅的貿易壁壘。美國《雷斯法案修正案》及《歐盟木材法規》的強制實施，俄羅斯、東盟等相關木材貿易和保護法案的出臺，全球材種資源的認證成本越來越高，以及針對中國地板企業的“雙反”調查，使我國木地板出口量大幅下滑，負增長率高達1724%。由于出口受阻，許多企業轉向內銷，致使國內市場競爭更為激烈。
2.3我國木地板生產已向資源綜合利用方向發展
我國多年開展森林保護工程以來，實木地板原料基本均為從國外進口，對于出口實木地板成品的企業來講，只起到來料加工的功能。從木材原料看，實木地板原料主要來自于進口木材，而實木復合地板、強化木地板原料主要來源于人工林木材、次小薪材、枝椏材等，均屬于資源綜合利用型產品，尤其實木復合地板基材也一部分是秸稈人造板材。木地板的生產對木材資源的損耗已經到了微乎其微的地步。
3取消木地板消費稅的政策建議
3.1實木地板消費稅應盡快取消
征收消費稅的目的是為了節約木材資源、保護生態環境。我國現在的木材消耗主要依靠進口和速生木材。速生林25年就可以利用，楊樹甚至10年左右就可以利用。速生林在我國迅速發展，很多木材加工企業都有自己的林地，甚至在國外開發了自用林地。通過技術的進步，未來的速生林實木地板產業化成必然趨勢，速生木材促進了木材資源的可持續發展，這將會更好的保護我國的生態環境。
自我國實施天然林保護工程以來，國內優質、珍貴木材供應量急劇下降，實木地板原料很大一部分從國外進口。大量進口木材，間接保護了我國的森林資源，對于國內的實木地板生產企業，不應再征收5%的消費稅，而對于實木地板成品的出口企業來講，國內只起到來料加工的作用，消費發生在國外的部分產品，也不應再征收消費稅。
3.2實木復合地板、實木指接地板消費稅，應享受國家補貼或退稅政策
實木復合地板是環保、可持續發展的產品。國際上對木材的綜合利用、科學利用或加工利用有一個基本定律：如果對天然林的利用小于30%，基本上就屬于科學、合理的利用。拿木地板行業來說，實木復合類就符合這一環保要求。實木復合地板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三層復合，一類是多層復合。15毫米厚的為三層復合，表層4毫米為天然林材種，中間層和底層均為速生林木材；多層一般為12～15毫米結構，目前普遍利用的表層只有06～2毫米，所占比重也都小于30%。從國際上對資源的環保綠色、科學利用的角度來講，復合木地板是環保產品，其資源的使用是合理，不破環環境的，生產過程也不污染環境，產品的消費利用對環境無害，產品廢棄以后，還可以被再生利用，這都符合現代環保可循環利用的理念。
實木復合地板基材為人工速生林木材，同為綜合利用產品，中、高密度纖維板能享受國家退稅政策，實木復合地板基材亦應享受。大力推廣實木復合地板的消費，有利于保護稀有木材資源。
實木指接地板主要生產原料為短小木材及木材加工邊角料，屬于典型的資源綜合利用產品。產品生產不僅能減少原木消耗，還可提高木材資源利用率。因此指接地板不但不應征稅，而且應該進行相應補貼。
3.3盡快研究制訂地板行業木材綜合利用鼓勵政策
2014年3月，國務院印發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提出要加快綠色城市建設，實施綠色建筑行動計劃，完善綠色建筑標準及認證體系，大力發展綠色建材，強力推進建筑工業化。木材與木制品是唯一可再生的綠色建筑材料，國家應積極鼓勵其發展，近期也是取消木地板行業消費稅是最佳時期。為保護森林資源，應采取差別征稅的方式，對使用次生材、速生材、邊角料等非原木為原料加工而成的實木復合地板、指接實木地板，按照低稅率征稅或者免稅或者在其他稅目中退稅，以鼓勵企業使用原木替代品。同時，也使征收稅率與征稅對象所耗用的自然資源（木材）相適應，回歸消費稅的本意與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