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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率和生育率的區別范文1
中國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共有十個：回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東鄉族、撒拉族、塔吉克族、烏孜別克族、保安族和塔塔爾族。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統計，這十個民族人口共計2032.06萬，占全國少數民族人口的19.3％，約1/5左右，他們的人口變化對整個少數民族人口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中國信仰伊斯蘭教的人口主要分布在西北五省區，這五省區的伊斯蘭教人口占全國伊斯蘭人口的75％。五省區中又以新疆為最多，新疆伊斯蘭人口占全國伊斯蘭人口的52.4％，十個信仰伊斯蘭的民族中七個都主要分布在新疆。在新疆少數民族中96.99％的人口信仰伊斯蘭教。
二、人口的現狀與變動
1.人口增長很快且民族間差異大
從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國信仰伊斯蘭教的人口由800.6萬增至2031.1萬，增長153.8％；而同期全國人口只增長了115.0％。也就是說伊斯蘭人口要比全國平均人口增長率高出33.7％。像這樣47年人口就增長1.5倍多，在全國人口史上也是屬高速增長之列。這充分說明我國伊斯蘭民族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都是有保障的，并受益于國家的優惠政策。
但分別看這十個少數民族就會發現，他們之間的增長率是有區別的，增長較快的是撒拉族、保安族、回族、東鄉族、塔吉克族；維吾爾族和柯爾克孜族的增長率也比全國平均水平高，而烏孜別克族、塔塔爾族則是負增長，這與這兩個民族屬于中俄跨界民族，其主體部分在國外有關。塔塔爾族在俄羅斯稱為韃靼族，在1962年生活困難時期這二個民族都有相當一部分人從中國越境走出。
十個伊斯蘭民族人口增長狀況請見下表：
資料來源：第一至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
從表1中看到，全國伊斯蘭人口在不同階段增長的幅度是不同的。在五次人口普查之間，增長的幅度一次比一次大，例如第一次至第二次人口普查共11年僅增長15.47％，第二次人口普查至第三次人口普查的18年間增長58.07％，而第三次至第四次人口普查間8年增長20.42％，如按平均每年增長幅度看，第二次至第三次的人口普查間增長的高一些，但在這個期間全國人口增長率也很高。而在第三次至第四次人口普查間全國人口增長率降下來的情況下，伊斯蘭人口的增長就顯得突出了，比漢族要高出一倍，如同期漢族人口的增長率只有10.80％。第四次到第五次人口普查期間伊斯蘭人口增長15.48％，而同期全國人口只增長11.66％。
伊斯蘭民族人口的增長，主要是自然增長。這種高增長的主要原因有早婚早育和高出生率。在許多地方，伊斯蘭民族人口的生育指標都超過了國家的規定，而且超過的幅度大大高于漢族。這與民族的文化構成和生育意愿有關，伊斯蘭民族在生育觀念上除了有養兒防老、解決勞動力短缺等一般要求外，還有宗教上擴充人口的意識，如女兒一般不外嫁，與外族通婚要男方加入伊斯蘭教等。男方要外族女子做妻子，妻子也必須隨伊斯蘭教。
早婚現象是伊斯蘭人口的一個特點，這既有宗教上的因素，也與經濟文化的發展有關，伊斯蘭教義上將“出幼”(即成年)年齡定為女孩9歲，男孩13歲。“出幼”的男女可以涉足婚姻，如甘肅的回族、東鄉族在70年代初還有14、15歲的女孩就結婚的現象，現在女孩17、18歲就結婚仍然很普遍，經濟文化上的因素主要表現在文化低、就業率低、不上學、不就業，只好早早出嫁。
伊斯蘭各民族人口的出生率都比較高，在第四次人口普查中，維吾爾族、柯爾克孜族、塔吉克族的人口出生率都在30％以上。由于絕大多數伊斯蘭家庭起碼要生育二胎以上，因此獨生子女很少，如甘肅東鄉族自治縣1991年統計，獨生子女領證率為1％，也就是說僅為個別現象。另據1989年中國18個百萬人口以上少數民族總和生育率統計，哈薩克族為4.74，維吾爾族為4.65，為最高的兩個民族。可見伊斯蘭民族的生育率比其他少數民族要高。而且這種高生育率是與文化狀況密切相關的，文化程度越低的人群，出生率越高；因為伊斯蘭人口中的文化構成普遍較差，因此出生率也相對較高。
與出生率相反，大多數伊斯蘭民族人口的死亡率較低，在這次人口普查中，只有三個伊斯蘭民族的人口死亡率較高，其余都較低(見表2)。
2.人口的年齡性別結構
(1)年齡結構輕，但民族間差異大
2000年伊斯蘭十個民族人口的年齡構成仍呈年輕型。0～14歲人口的比重均高于全國平均水準，65歲以上人口比例普遍偏低，社會負擔系數高，少年兒童負擔系數高。
在這10個民族中，以0～14歲年齡構成看最低的柯爾克孜族和最高的回族之間相差10個百分點，說明差別是很大的，從中還可以看出柯爾克孜、哈薩克、塔吉克、撒拉族的少兒比例很大，說明這幾個民族生育率很高。目前年齡構成輕的伊斯蘭民族主要分布在新疆，這與當地生育政策較寬有關。尤其是像塔塔爾族、哈薩克族等，比全國平均水平低一倍，老少比除回族外，均小于15％，10個伊斯蘭人口均屬年輕型人口。
總負擔比(也稱總扶養比)，是指總人口中非勞動年齡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比。從表4可以看到，伊斯蘭人口的負擔比均高于全國平均數，柯爾克孜族達到100以上，也就是說每一個勞動力就要負擔一個老人或兒童，可見經濟負擔之大。
少年兒童負擔比反映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多少名少年兒童?？聽柨俗巫搴凸_克族負擔最多，說明其生育率高。老年負擔低，反映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多少名老人，這項指標有好幾個伊斯蘭民族接近全國平均水平，這從一個側面說明這些民族老年人口長壽比例較高。
(2)性別比比較正常
伊斯蘭人口的性別比一般偏低，據1990年統計，與全國持平及低于全國水平的有七個民族，而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只有三個，這三個民族分別是烏孜別克族、塔塔爾族和東鄉族。
伊斯蘭民族不重男輕女，所以出生人口性別比較正常，不像漢族過去一直有溺女嬰的習俗，人為地使性別比偏高。在這次人口普查中，伊斯蘭民族人口的出生性別比均低于全國平均水準。
3.人口文化素質狀況
伊斯蘭民族由于文化底子薄，農村人口比例大，大多數從事農業生產和個體經商，使其整體文化程度較差。除回族外都有自己的語言，在現代社會經濟交往中，他們要再學會漢語才便于交流，這樣就面臨雙語教學的任務，加大了民族學生的學習負擔。
從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來看，除塔塔爾族、烏孜別克族外，其余民族的人口文化素質都較差，從大學生比例上看七個民族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從文盲率來看也有七個民族高于全國平均比例，這說明大多數伊斯蘭人口的文化素質在全國平均水平線以下。
伊斯蘭民族由于宗教的原因，對婦女的約束過多，使婦女參與文化教育的機會降低，因此婦女的文盲率比其他民族更高，在1990年人口普查中東鄉族、保安族和撒拉族的婦女文盲率都在85％以上，高得驚人；其中東鄉族婦女的文盲率最高為92.07％。東鄉族的文化程度很差，這個現象由來已久，這與該民族分布有關，東鄉族都集中在東鄉縣的農村，城鎮人口很少，經濟又落后，教育事業發展緩慢，所以文化素質差的現象很突出。
從表2中我們可以看到，有些人口少的伊斯蘭民族文化程度高，這與國家在大學招生和中小學入學優惠等政策有關，人數少優惠政策的效益就明顯。另外在文盲率的統計中，我們可以看到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等，文盲率急劇下降，這與統計方法有關。在這次人口普查中，少數民族只要會一定的本民族語言和文字即算脫盲，而民族文字的識字率表的難易程度相對低于漢族，所以很多稍許能識字的即算脫盲了，也就是說統計是有一定的水分的，真實的情況是文盲比例還比較高。
4.職業構成
一般發達國家農業勞動力在產業部門應占30％以下，如果以此為標準衡量伊斯蘭民族人口的職業構成那么都不太理想，只有烏孜別克和塔塔爾族的指標接近這個水平。
伊斯蘭民族善于經商，因此在職業構成中我們可以看到分民族的從事第三產業的人口比例中，有5個民族從事第三產業的人口超過了15％，他們是烏孜別克、塔塔爾、回、哈薩克和塔吉克族。而且也有些民族行業、職業構成都很差，例如東鄉族、保安族和撒拉族，這與他們分布的地理、自然環境差，大都居住邊遠的農村，經濟收入低文化素質又不高有關。這三個民族從事農牧業的人口都在90％左右，最高的東鄉族竟達96％。
5.婚姻與家庭
伊斯蘭民族早婚的現象雖然比解放前有所減少，但目前在農村仍是一個突出的問題，在這次普查中有七個伊斯蘭民族的未婚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說明這些民族不同程度地存在早婚現象。
伊斯蘭民族一般都是教內婚姻制，即夫妻雙方都信仰伊斯蘭教，因此其婚姻相對而言比較穩定，但同其他民族相比，婦女地位仍較低，致使家庭關系不夠穩定。如這次普查中，烏孜別克族、塔吉克族、保安族的離婚率都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1～4倍。
近親結婚在伊斯蘭民族中仍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甘肅保安族聚居的積石山大河家鄉，由于近親婚配率高，使遺傳性疾病增加，僅呆癡人口比例就達2％左右。蘭州市新華巷一個回民聚居區1982年進行的一項近親婚配調查中，發現回族的近親結婚率高出漢族5倍。在新疆哈薩克族人口中也存在近親結婚率高的現象。
家庭規模較大，也是伊斯蘭民族的一個特征。因為生育的胎次多，多胎比例大，必然導致家庭規模增大。
三、今后伊斯蘭人口發展的趨勢
1.隨著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人口增長率將進一步下降
我國人口急劇增長帶來的壓力，在伊斯蘭民族地區同樣顯得很嚴重。如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東鄉族自治縣、保安族自治縣等伊斯蘭地區都出現了人均耕地下降，影響人均糧食占有量提高等人口壓力，使許多民族宗教人士開始認識到人口問題的嚴峻性，自覺地響應政府的計劃生育號召。
在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通貴鄉、涇源縣，新疆溫宿縣、霍城縣的維吾爾聚居地、甘肅張家川回族自治縣等地方，都有阿訇積極參與宣傳動員實行計劃生育的事例，有些阿訇還擔任了計劃生育協會的理事。還有的阿訇在伊斯蘭的經典中找出了可以進行計劃生育的理論根據進行宣傳，并帶頭動員自己的親屬做了絕育手術，因此目前在伊斯蘭地區對計劃生育的宣傳是能夠接受的，而且計劃生育工作也正在伊斯蘭地區開展起來。但響應程度不一，這與人口壓力的大小有關，在人口壓力越大，也就是人口密度超高的地方，計劃生育工作也就愈顯得迫切。目前來說，回族聚居的地方，人口壓力相對要大一些，而從事游牧的一些民族如哈薩克族地區人口壓力就相對小一些。由此計劃生育的政策指標也不一樣，在邊遠山區和牧區一對夫婦允許生三個孩子，新疆的一些邊遠山區還允許生四胎。
在伊斯蘭地區開展計劃生育，要尊重其民族信仰和特點，一般在齋月不做手術，給婦女做手術的大夫最好是本民族的女大夫，盡量避免進行大月份引產，宣傳工作要動員宗教人士出面一塊搞，這樣計劃生育就會取得成效。例如：回族人口占97％的寧夏涇源縣，從1980年開展計劃生育，到1991年節育率已達到90％，總和生育率已由1980年的6.3下降到1991年的3.9，人口增長趨于平緩。又如新疆霍城縣，編印了維吾爾文的計劃生育宣傳材料，制作了維吾爾文的計劃生育宣傳板塊和錄像片，使群眾逐步接受了計劃生育觀念，這個縣的蘭干鄉維吾爾族人口占96％，2000年該鄉的計劃生育率、節育率分別達到91.2％和75.7％，成了全縣的計劃生育先進單位。
事實證明在伊斯蘭地區計劃生育正日益為廣大群眾所接受，而且國家對少數民族地區開展計劃生育工作也日益重視并有了更多的投入，在這種情況下伊斯蘭民族地區的人口增長率將會逐年下降，并逐步接近漢族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另外伊斯蘭人口的自然增長受外界因素干擾較少，在近些年數百萬更改民族成分的人口大軍中，由非伊斯蘭人口更改為伊斯蘭人口的數量并不多，因為伊斯蘭嚴格的和禁忌使一些外族人口望而止步?？紤]到以上因素，預測今后10年我國伊斯蘭人口將再增長20％左右，達到2200萬左右。
2.人口身體素質和文化素質將進一步提高
隨著我國國民經濟整體水平的提高，少數民族人口的身體素質和文化素質必將也會有一個大的飛躍，伊斯蘭人口當然也不會例外。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寧夏回族自治區在國家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格局中，由于比鄰獨聯體國家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在對外貿易和吸引外資的工作中也將得到長足的發展。經濟實力的增長，必將為衛生和文化事業提供堅實的基礎。
在衛生事業上，伊斯蘭地區相對內地和大中城市目前還有一定差距，因此繼續發展的潛力很大，尤其是鄉、村醫療衛生院、所，僅靠外面派來的醫務人員，是治不了本的，在允許人才流動的今天，主要靠培訓當地本民族的醫務人員。目前改革開放的環境，擴大了民族區域內部和各民族間的交往，也打破了封閉的地域界線，使婚配的范圍擴大，這將有利于減少近親結婚現象，使下一代的人口素質進一步提高。
出生率和生育率的區別范文2
人們最初關心中國人口問題主要是關心它的數量問題，因為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快速增長的人口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壓力，影響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妨礙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人口政策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偏重人口數量的控制。這種偏重是無可非議的，因為即使在今天中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況下，由于人口基數龐大，加之人口發展的慣性，使中國仍面臨著巨大的人口數量壓力。然而，正當人們討論如何控制中國的人口數量，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萬人口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而擔憂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國又面臨另一個挑戰：人口老化問題。
中國不僅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也是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1998年底，中國的總人口已經達到12.48億，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占總人口的9.7％左右。與其他已經成為老年型國家的人口老化歷程相比，中國的人口老化具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絕對數增長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而提前出現。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為基礎按中位方案所進行的中國人口預測的結果表明，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齡結構正在由成年型轉變為老年型，但各個時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的人口老化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0～2000年，中國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轉變；第二階段為2000～2020年，這時中國將變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國家；第三階段為2020～2050年，這一階段將是中國人口老化的嚴重階段。令人擔憂的是，在中國人口總體老化的同時，老年人口內部也在不斷老化。據人口學家預測，下世紀上半葉高齡老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是51‰，而65歲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9‰，總人口在達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可能只有7‰。毫無疑問，高齡老人是增長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齡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在高齡老人，因為大多數60～70歲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芰Γ??0歲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帶病生存甚至臥床不起的概率最高。龐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無疑會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
如果分地區考察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這一問題則更為迫切。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總的格局是農村地區快于城市地區，漢族地區快于少數民族地區，東部地區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到1998年底，已經有近一半的省區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區總人口的比例已經超過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為中國首批老年型省區。從中國人口老化的地區差異上看，中國人口目前已經自東向西開始老化，而且速度將越來越快，在不久的將來，這一“灰色浪潮”就將席卷全國。從這一點上看，中國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問題也并非到下個世紀的某一天才突然嚴重起來。人口老化本身是個動態的過程，它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也是動態的。就中國的整體情況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會經濟影響還沒有顯性化，但就局部地區的情況而言，形勢已經相當嚴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開始負增長，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問題并非生育水平問題，人們更關心的是人口結構問題，尤其是人口的老化問題。
正如人們關心人口數量一樣，人們之所以關心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出自對人口與發展之間關系的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人們考慮的主要是人口總量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而對人口結構特別是年齡結構的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沒有予以充分的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現，人們逐漸認識到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比人口總量變動對發展的影響更大，因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同人口數量的增長一樣，會給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影響，而且這種變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遠比人口數量的增長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影響要復雜得多。如果我們只考察人口總量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將所有不同年齡的人都視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質”的人，這樣的考察方法會抹煞不同年齡的人不同的社會經濟含義。事實上，不同年齡的人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是“異質”的人。中國目前約有1.2億老年人口和3.2億未成年人口，從數量上看，同作為?訝絲詰睦夏耆絲諍臀闖贍耆絲冢??叩母旱J肭崾脛兀?荒苛巳弧5?綣?頤強悸塹秸飭礁霾煌?炅渥櫚牟煌?納緇峋?錳卣鰨?頤薔突岱⑾鄭?夏耆絲諍臀闖贍耆絲誆⒉皇羌虻サ?:3的關系，中國贍養其目前的1億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撫養其?騁諼闖贍耆絲詡虻ァR虼耍?疾炷炅浣峁溝謀浠?肷緇峋?梅⒄怪?淶墓叵凳且恢指?畈憒蔚難芯浚??崾刮頤悄芨?既返匕鹽杖絲詒潿?蛻緇峋?梅⒄怪?淶墓叵怠?nbsp;世界及中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老化的事實，要求人口學界、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對人口老化的原因、過程、特征、社會經濟后果進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實的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尋求解決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后果問題的對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有關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同國外關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學研究的復興是從70年代末期才開始，當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才剛剛進入成年型，人們關注的重點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問題不是人口學領域優先考慮的課題。只是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觀事實才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
近幾年來，中國很多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然而，當我們仔細回顧這些數據和文獻后，我們會發現，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學效應和社會學效應，也就是說對中國人口老化的現狀、特征、原因、過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學和社會學的后果的論述較多。但弱點是，對現實情況的描述多，而理論上的創新少。
隨著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這一不可避免的客觀現實的到來，對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已經迫在眉睫，搞清這種關系對于制定中國下一世紀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正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階段的中國來說，正確認識中國人口老化發生的原因、運動的過程、發展的趨勢以及將會產生的社會經濟后果至關重要。中國在制定下一世紀的產業政策、分配政策、交換政策、消費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時，必須考慮到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客觀事實。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全面、穩定、協調、健康地發展。
二、幾個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
“老年人”是指達到或超過老年年齡界線的人，這里的關鍵在于老年年齡界線，因為確定這一界線是統計老年人口的前提條件。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老年年齡界線的定義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齡分類和死亡率研究》一書中將人口按年齡劃分成不同的類型，實際上，他是將50歲作為老年年齡的下線；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的下線；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又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國際上之所以將老年年齡界線從1956年的65歲增改為60歲，這是因為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報告主要是針對發達國家出現的人口老化問題，而當時發展中國家還談不上人口老化問題，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界線是根據當時發達國家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而設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經不僅是發達國家的問題，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人口老化問題，而發展中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低得多。因此，考慮到全世界的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將老年年齡的界線定義為60歲。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老年年齡的標準應是不斷變化的。一般說來，發達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應高于發展中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盡管人均預期壽命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還是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將60歲作為中國老年年齡的界線是合理的選擇。
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也是不同的，界線范圍在15～20歲不等。一般說來，發達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高于發展中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國際上一般將15歲定義為未成年人界線，即0～14歲的人口均為未成年人口。
在給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后，我們就很容易確定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了，即成年人的年齡界線是15～59歲。（二）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的定義一樣，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因時期和地區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人口年齡結構的類型劃分如下：
年輕型成年型老年型65歲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4％以下4%～7％7％以上
而后，隨著世界人口特別是發達國家人口的進一步老化，國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劃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國人口咨詢局的劃分方法如下：
年齡結構類型年輕型成年型老年型0～14歲人口40％以上30%～40％30％以下
65歲及以上人口5％以下5%～10％10％以上
老少比15％以下15%～30％30％以上
年齡中位數20歲以下20～30歲30歲以上
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后，各國又采用了如下的劃分方法：
年輕型成年型老年型
60歲及60歲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5％以下5-10％10％以上
對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特別是隨著老年年齡標準的不斷變化，對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要相應改變的。一般說來，對老年型人口的定義通常以60及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稱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問題
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來說，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遷移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齡結構是在不斷變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構成是不斷變化的。在總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年輕化。對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人口可能出現老化，也可能出現年輕化，人口的老化與年輕化是可逆的；而對個人來說，從他或她一出生就開始進入了老化的過程，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問題是指在總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的動態過程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由于在人口老化的過程中，各個年齡組的人口都在發生變動，所以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有老年人口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老年人口問題是指老年人口這一特殊的群體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問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不論是老齡化還是年輕化，都會存在老年人口問題，即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問題，而存在人口老化問題則一定存在老年人口問題。 三、關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觀點綜述
國外早期對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多數是對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討，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臨的實際問題。然而，對實際問題的研究離不開一些基本的理論假設。不同的學者在特定的條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論假設，而這些理論假設又為后人所演變發展，進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1969年，在二十四屆聯大上，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齡問題，呼吁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關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長的趨勢及隨之出現的一些問題。
國外關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和老年事業的經驗為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提供了借鑒的成果。但中國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背景既有別于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更與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同。因此，國外的經驗雖然可以借鑒，但終究難以適應中國的國情。我們的問題要靠我們自己去解決，中國人口老化的科學研究要靠我們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老齡問題世界大會揭開了中國的老年事業的序幕。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觀事實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近些年來，中國相關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學人口所張純元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中國老年人口經濟》、《中國老年人口社會》、吉林大學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武漢大學人口所徐云鵬等主編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熊必俊主編的《老年學與老齡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杜鵬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學軍的《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復旦大學王愛珠的《老年經濟學》，天津學者的《1988年中國九大城市老年人狀況抽樣調查》和上海學者的《上海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等。這些著作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關調查數據為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準確的依據，如中國社會科學人口所組織的“中國1987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抽樣調查資料”、1992年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組織的“中國老年人供養體系調查數據”等。所有這些文獻和數據都為進一步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一）關于下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口老化趨勢的預測
人口老化的理論和實際證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決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階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對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導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導作用。無論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預測的兩個最重要的參數?；谥袊?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趨勢，當初人們在進行人口預測時，普遍傾向于中國人口生育水平會急速下降的樂觀估計，估計到200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會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種預測方案的參數假定是：總和生育率從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隨后不變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從1981年的67.88歲上升到2050年的80.20歲。事實上，近年來，中國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趨勢繼續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現了波動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總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較快。對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進行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國內外爭議較大，大多數人認為此結果偏低，極少數人則認為實際的結果可能會??汀H嗣嵌閱殼白芎蛻??實乃?街謁搗詛。?偷牡偷?.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際工作部門對此莫衷一是，無所適從，給人口規劃和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也造成了學術界的混亂。
綜合考察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作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和1993年國家計生委對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結果（見“當前計劃生育工作中的喜與憂：由幾則信息引發的思考”，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辦公廳，《計劃生育情況》增刊（9）期）以及國家統計局1990～1998年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的結果，我們認為，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計。就中國的全國平均水平而言，中國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長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現在這樣低的生育率水平。因為即使像美國這樣發達的國家，其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仍然為2.1，而且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和生育率長期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同樣會帶來許多問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中得到一定的啟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過高，勞動力短缺，社會保障負擔過重等問題。因此，2020年倘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則應采取干預政策，抑制總和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國人口三年腫瘤死亡回顧調查”資料表明：當時中國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3.6歲，女性為66.3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82年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時，中國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4歲，女性為69.4歲，男女合計為67.9歲（姚新武，尹華1994）。1985年，國家統計局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則表明，當時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為68.9歲，其中男性為67.0歲，女性為71．0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98年，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上升到71歲，其中男性為69歲，女性為73歲。目前，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已經遠遠超過了世界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歲，其中男性為64歲，女性為68歲。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1歲，其中男性為59歲，女性為62歲；而發達國家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75歲，其中男性為71歲，女性為79歲（PRB1994）。
從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近3歲，平均每年提高近0.5歲。從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1歲，平均每年提高0.33歲左右。而從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2歲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歲。毫無疑問，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特別是衛生和營養保健狀況的不斷改善，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還會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速度是“邊際遞減”的，即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低時，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會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而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高時，相似的社會經濟條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相對較小幅度的提高，在達到一定階段后，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甚至可能出現停滯不前的狀態。中國人口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歷程證明了這一點：從每年提高0.5歲下降到每年提高0.33歲，進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歲。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中國人口的人均出生預期壽命會逐漸提高，但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會逐漸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絕對數會逐漸增多。目前，中國每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數為550萬左右，而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上升為1130萬左右（世界銀行1993）。
我們可以看到：中外單位或學者對中國未來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預測是非常接近的。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下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取決于現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預期壽命，而與今后出生的人口數量沒有關系。在上述的各種預測中，聯合國的預測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中，對下世紀老年人的預測又相對較高，但無論如何，從以上的各種預測結果中，我們可以作這樣的判斷，即到2000年，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1.3億左右，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0.9億左右。
需要說明的是，預測畢竟是預測，任何自認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設條件為依據的預測都難以斷言其所預測的內容會成為現實。對發展中的中國來說尤其如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變動受政府政策的影響較大，我們不能肯定中國政府在某個時刻不會改變其經濟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結果會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國目前尚缺乏權威、精確的人口和經濟方面的統計數據，這為我們的預測在一開始就造成了障礙。因此，我們的預測大致只能說明一般的趨勢，而不能將其視為對未來的客觀描述。（二）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主要觀點
中國人民大學鄔滄萍認為，從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看，中國人口老齡化是在經濟不發達的背景下發生的，中國未來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國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長期，人口老齡化速度將超過一些發達國家。中國人口轉變快，但人口增長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受人口政策的影響甚大。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鄔滄萍提出的最新觀點是：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數量問題，而非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的比例高低，因為無論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對的，而數量是絕對的。據此，他指出，人們要從新的視角審視計劃生育在老齡化過程中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田雪原認為老年人口學研究的重點在于老年人口變動，而老年人口變動同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緊緊連在一起。在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和過程進行分析之后，他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表現在：一是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較快，達到的水平比較高；二是老齡化發展在時間上具有階段和累進的性質；三是老齡化在空間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學袁方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人口老齡化將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解決中國老齡問題要依靠國家、社會、集體和家庭相結合的方式。
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徐勤認為人口轉變速度將決定人口老齡化強度。人口轉變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任何人口隨著社會的發展或遲或早總要發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化速度不同，導致人口轉變的速度不同，從而人口老齡化的強度也不同。一些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人口轉變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轉變的后期將出現老年人口比重急劇增長的時期。中國人民大學喬曉春通過對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認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響因素時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現實人口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從現實看，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還要大（雖然歷史上年齡結構最終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決定的）。過去往往只重視出生率、死亡率對人口老化的影響，而忽視了現實存在著的年齡結構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認為，運用穩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是不恰當的，因為中國人口處于急劇轉變之中。以往根據穩定人口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對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長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過對9個方案人口動態模似的結果分析，史菁卻得到了這樣的結論：死亡率下降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與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樣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國的人口老化不能簡單地歸因于計劃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國1964年人口年齡結構為基礎，運用人口預測方法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結論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沒有使中國人口老齡化，反而使其年輕化。他還認為人口年齡結構發展的慣性也是年齡結構變化的一個原因。
杜鵬在《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一書中認為，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現在：（1）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過程重新加以認識，這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特點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會福利制度等都有著重要的意義。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資料為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們分析過去40年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數據為基礎所作的人口預測也使我們得以對未來的人口老齡化趨勢重新進行估計。（2）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和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影響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齡結構，但是這些因素在過去40年的人口發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還沒有從數量上加以全面分析；這些因素在不同時期的作用是否一樣？差異有多大？這些問題都有待進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們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用比較預測方法對過去40年和未來40年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影響因素進行比較分析來回答上述問題。（3）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斷地更替，新進入老年人口的隊伍逐漸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兩個不同時期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并未改變，甚至老年人口數也一樣的情況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這種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齡化過程并不只是總人口的老齡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斷老齡化。對這一特點的了解是隨著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而出現的，但還未被廣泛認識（杜鵬1994）。
于學軍認為，無論采取那種方案對中國未來的人口發展趨勢進行預測，都會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中國在下個世紀將面臨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戰。面對下一世紀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我們既不能采取不承認的態度，視而不見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就“談虎色變”，盲目悲觀，凡是不尊重客觀規律的態度都是不可取的。我們應以科學的態度對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以積極的態度迎接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積極采取對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總撫養比較低的有利形勢，大力發展社會經濟，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同時，我們又要認真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消極后果，盡量避免或減緩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的消極影響。因此，從戰略的高度認識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從宏觀上看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趨勢，及早地制定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相協調的總體戰略規劃，統籌兼顧，綜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別要注意的是，各個年齡組的人口群體是撫養和被撫養的關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過程和解決老年人口問題時，要全面系統地考察整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老年人口是整個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變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齡組人口的變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體，必須與未成年人口和勞動力人口聯系起來進行綜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時，要考慮到不同年齡組人口群體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學軍，1995年）。
以上列舉了部分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進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獻，這些研究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問題都有重要的發現和建議，為以后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是由于中國人口老齡化還處于起步階段，對其過程及影響的認識需要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此外，人口發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預測的方式變化，隨著新的人口數據的取得和人口老齡化分析技術的發展，使我們有可能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過程和特點重新進行認識，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量化分析，從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對社會經濟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人口老化過程，是人口轉變過程中的必然產物。如上所述，人們之所以關心中國人口老化的過程，是因為會產生所謂的人口老化問題，而人口老化是會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及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可能是人們最為關心的。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人口老化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產生了一些學術上的爭鳴，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馬贏通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的喬曉春之間的交流。
馬贏通（1987）指出，多年來，人口老化被作為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消極因素來論述，研究的重點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對策。這無論對認識未來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景，還是對深入開展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都是不利的。他認為，從各方面的相關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決不是壞事。人口老化是人口發展的必經階段，主觀上抗拒是無濟于事的，人們在其面前的選擇，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脫。只有按規律辦事，促進其發展，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馬贏通指出，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必然形成少兒人口遠大于現時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時上升的“兩頭沉”的現象，而人口老化過程起到了減輕一頭負擔的作用。因此，只有通過計劃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將有利于中國四化建設的全局。
喬曉春（1988）不同意馬贏通的上述觀點。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與近年來的計劃生育沒有關系，但人口老化系數的變化與計劃生育確實有關系。這一點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認為，人口老化、計劃生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出生人口數量減少及老年人口數量增加會導致人口老化；由于作為人口老化系數分子的老年人口數量是相對確定值，而出生人口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長只能使出生人口減少，從而加速人口老化；計劃生育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雖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計劃生育引起的，但從邏輯關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會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喬曉春進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減少直接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也導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直接關系，人口老化與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沒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聯系。
馬贏通和喬曉春之間的學術交流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下的討論，既交流了學術思想，也深化了學術研究。筆者認為，馬贏通和喬曉春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問題：老年人口問題和人口老化問題。他們之間的辯論沒有使用同一個概念和標準，討論的結果自然不會達成共識。
在隨后的十多年間，中國的學者沒有間斷對這一問題的探討。田雪原（1987）認為，中國人口從屬年齡比的大幅度降低，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條件，未來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黃金時代”，總的來說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人口老化又對社會經濟的運行產生相應的影響。人口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人口作為生產者是有條件的，而作為消費者是無條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必然涉及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從而使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于學軍在《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1995）一書中認為，伴隨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出現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至于整個國家的人口問題要看它的發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影響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要區分不同的階段來看。從長期的趨勢上看，中國的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多于積極的影響。但如果分階段看這一問題的話，我們會發現，中國的人口老化問題大致以下世紀20年代為過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會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許多有利的條件，這一階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許多“利”將逐漸轉化為“弊”，這一階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說明的是，利與弊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利與弊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只要我們能利用這二、三十年的有利時機，在大力發展國民經濟的同時，注意人口老化的動向，采取相應的對策，及時調整社會經濟結構，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我們就可能將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限制在最小的范圍內。:
三、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們對中國人口老化原因和過程的研究已經比較充分了。過去，我們的研究主要以宏觀為主，視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學和社會學領域；今后，我們應進行一些微觀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并將我們的視野放遠于更多的交叉學科之中。我們應將人口老化問題提高到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從多角度審視人口老化問題。我們都預感到人口老化會對中國的社會關系、經濟發展、文化傳統、價值觀念、道德規范等各方面產生影響，人們想知道這些影響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影響？在這些影響中，哪些是積極的，哪些是消極的？如何引導積極的影響而減緩消極的影響？只有把這些問題說清楚，讓人們意識到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是老年人口問題，而是與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的問題時，人們才會關注和重視人口老化問題。
在進行人口老化問題研究時，我們應該借鑒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研究成果，因為他們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為解決老齡化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嚴格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理解和掌握這些理論和經驗會使我們少走彎路，節省很多時間。但遺憾的是，對他們成熟的理論和經驗，我們知道的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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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率和生育率的區別范文3
關鍵詞：社會保障制度，支付危機，私有化，美國
一、美國社會保障制度的起源
美國的社會保障制度起源于19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旨在通過建立強制性退休金儲蓄制度以幫助那些因喪失工作能力而生活無依靠的老年人。1935年美國國會通過的《社會保障法》和1939年通過的《立法補充》奠定了其社會保障制度的基礎。此后，美國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其制度范圍涵蓋了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其中最重要的社會保險包括了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工傷保險。
1937年，按照雇主、雇員以工資收入1%的單方稅率開始征收社會安全福利稅，要求通過征收社會安全保障稅來為整個社會保障體系提供資金。1939年，社會保障體系將范圍擴大到包括退休者和死亡勞工的配偶及未成年的子女。到1950年，其范圍擴大到包括商業和工業以外的行業范圍。同時，隨著稅收金額的提高，其福利程度也進一步提高。傷殘醫療保險制度制定于1956年，并在接下來的幾年里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1981年，里根總統設立了專門針對社會保障改革的聯邦委員會，用以應對社會保障體系出現支付不足的情況。該委員會提出“通過提高社會安全保險稅率，并將該體系擴展到民眾及非贏利組織雇員的范圍，同時將退休者年齡從65歲提高到67歲?！?985年，“獨立預算”這一概念出現于社會保障信任法案中，因此將屬于社會保障體系的財稅項目進行單列，并形成了專門的社會保障預算，以區別于政府其他方面的稅收和預算。社會保障被視為美國社會安全的保護器，它一方面保護了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另一方面調節了美國社會各階層及利益集團的關系。
二、美國目前的社會保障體系
美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實行的是邊收邊付(Pay—as—you—go)的制度，這些福利金的來源并不是來自于每年的政府一般預算，而是每個月公司雇主和雇員繳納的薪資稅，也就是所謂的社會安全保險稅，目前它的稅率為12.4%，其中一半由雇員自己負擔。政府收到這些稅金后會把它放進一個專門的賬戶，用以支付目前退休人員每月領取的社會福利金。有資格領取社會保障退休福利金的只限于美國公民和工作人口，而每月領取退休金的多寡，則依據工作年數和工作時的薪資而定。由此可見，在該體系下，目前工作人口的薪資稅并不會被用作其年老時的退休金，而是發放給現在的退休人口作為其退休福利金。同樣地，目前工作人口的社會福利金將由下一代或下下一代的工作人員來支付。為了減緩對未來工作人口的壓力，避免工作人口所繳納的薪資稅和發放出去的福利金失去平衡，則要求現在的工作人口，即所謂的“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支付更多的社會安全保障稅，.用以規避隨著該部分人口即將面臨退休而造成的社會保障體系破產的危險。
盡管該體系屬于現收現付制，但由于它在實施初期的撫養率非常低，并且后來隨著撫養率的不斷提高，稅率也不斷提高，所以該體系每年都有相當數量的結余。結余加上投資收益，積累額一直呈較快增長之勢。目前每年有近600億的資金積累，在未來10年里將會增長到每年 1000億元的資金積累。其所積累的資金主要投資于安全、低收益的政府長期債券。
在2003年，大約有5080萬人受益于社會安全保障體系。有大約4700萬人接受了老年遺屬殘疾保險OASDI(退休人員退休金、殘疾金和遺屬遺孤撫恤金)，有600萬人接受了社會保障補助。大約有240萬人同時接受了老年遺屬殘疾保險和社會保障補助。目前，有65%的老齡美國人口從社會安全保障體系中所領取的社會保險金已超過了他們收入的一半。而且，對于 20%的老齡美國人口來講，社會保險金是其惟一的收入來源。薩沃·瑞克斯(Sara Rix)曾指出，未來的老齡人口，尤其是婦女，其生活將在更大程度上依賴于社會安全保障系統。
但是，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退休人員將越來越多，按照65歲以上老人占全部人口的 7%即標志著進入了老齡化社會這一標準來計算，美國老齡人口在1990年占12.3%，2025年預計占20.7%，美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可以說是不可忽視的。2000年美國20—64歲成年人相對65歲以上老年人的比例約是4.5：1，而預測到2025年有可能達到2：1，這樣將造成納稅人減少而受惠人增多。老齡化的問題帶來了贍養老人費用的增加和勞動適齡部分人口物質負擔的加重，因此帶來了財源保障的危機。根據社會保障署預測，在稅率及各種受益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由于撫養率因老齡化而上升，到2018年，其收支平衡將被打破，存放于信托基金中的財稅積累資金將超出該年度的社會保障支出。10年以后，即到2028年，即使其全部財稅收入再加上積累資金及其利潤所得，也難以平衡該年度的社會保障支出。雖然積累資金及其利潤仍然可以作為財稅收入的一部分來支撐該體系，但到2042年，其存放于信托基金中的積累資金將因此而面臨枯竭。到那時，在沒有積累資金而單靠財稅收入的情況下，估計只能支付該體系 73%的支出。
根據測算，美國年齡在65歲以上(包括65歲)的人口之比例將很快超過工作人口。這里，有兩個方面的因素造成老齡人口與工作人口比例的上升：其一是人均壽命的延長；其二是美國人口從1960年代起，人口出生率一直在下降。這就是說，領取養老金的人口數在增長，而繳納保險稅的人在減少。尤其是1960年代“嬰兒潮”時期出生的近8000萬人是目前對社會保障系統貢獻最大的人群，然而，隨著這批人退休期的到來，勢必帶來社會保障系統負擔的加重。據估計，在“嬰兒潮”時期出生的大部分人群在2011年將陸續達到65歲。目前學術界對于“嬰兒潮”老齡化以及它將要帶來的各方面影響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許多過去從事增長理論研究的學者都開始研究家庭的生育率變化，以及這將給社會保障制度帶來的影響，近三四年中，有很多與“人口”相關的課題正在進行研究，而在過去的20多年里，“人口”問題在經濟學的研究里并不是一個熱門課題。
20年來，隨著提供社會保障資金的工作人口和退休人口比例的逐漸失調，在目前的法案并沒有通過提高社會保險稅率來增加財稅的情況下，其缺口將必須由政府財政來補足。但由于美國本身居高不下的貿易赤字以及布什總統所宣稱的將通過減稅來刺激經濟增長，美國政府已無法通過削減它的日常預算來填補社會保險赤字。一方面，赤字會帶來通貨膨脹和財政風險；另一方面，削減社會福利保障則會增加社會貧困，并導致各種社會矛盾尖銳化。所以，解決社會保險赤字的問題，改革現有社會保障體系，這已成為美國國內經濟問題中最重要的一項立法議程。
由此，美國政界、學術界及媒體輿論引發了一場關于如何進行社會保障體系改革的大爭論?，F在大多數專家能夠達成共識的是，必須對現有的社會保障制度作出調整才能使美國社會保障機制得以延續和發展。根據目前的情況，現在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如何解決養老保險金的積累問題上。
當然，關于社會保障體系的資金積累問題的改革已不是一個新的話題，它一直存在于社會保障體系改革的過程中，早在1997年就已出現了關于社會保障體系是否應進行私有化改革的熱烈討論。由于政府應當對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老年人提供資助是改革現有社會保障體系主張者的共識，所以現在對于社會保障體系的改革主要體現在關于使養老保險私有化的爭論上。加強社會保障總統委員會主席帕爾森曾提出的將邊收邊付的制度轉移到邊存邊付的制度，這即是布什總統在目前一再強調的將現行制度部分私有化的改革思路。
三、布什總統關于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方案
布什總統提出的社會保障制度部分私有化的思想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認同。他在2005年2月2日的國情咨文講話中提到了如何推進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諸多細節。其改革的中心議題就是使養老保險私有化，即現有雇員通過建立“個人投資基金賬戶”，將他們從工資收入中支付的部分社會保險金(即2%的社保稅)轉入到這個賬戶，而個人原來交納的其余4.2%和雇主負擔的那部分社保稅仍按原來的渠道用于支付社會保障金。這樣一來，部分的社會保障金交給了個人支配，可用于投資購買股票和各類債券以獲取收益，當然同時也承擔風險。
該項改革措施將從根本上改過去的邊收邊付制為邊存邊付制，其結果是美國居民的未來個人養老保險金將從兩個渠道取得：一是傳統的社會保障體系；二是來自于個人投資基金賬戶的投資收益。
對布什該項改革計劃持贊成態度的人認為建立個人賬戶有如下優越性：一是建立個人投資賬戶可以使其持有者有機會尋求回報率更高的機會，其預期給付將會高于傳統制度下的給付水平；二是建立個人賬戶將有利于實現基金積累，因為屬于個人賬戶的資產將不得用于非社會保障目的的投資；三是個人賬戶可以為社會弱勢群體提供更多的保護，低收入者可以有機會利用目前工資稅的一部分建立個人金融資產。在布什總統所倡導的改革計劃下，為了降低投資股票或各類債券所帶來的風險，對于個人賬戶內的資金投向將會有一些限制，甚至政府會出面保證最基本的投資收益。正如布什所言，政府將會建立一個基本的、有效的安全標準以確保投資獲得穩定而有保障的收益。然而支持布什的一方卻并未對如何建立該標準的細節進行闡述，由此看來，該項計劃如何實施還不甚明朗，同時也并未指明由誰來制定保證最低投資收益的標準。然而，布什支持者仍一致認為通過個人管理其部分社保資金的方式優于現有的社會保障體系所帶來的投資收益。
盡管從現行的社會保障體系轉變到布什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執行的轉型時期，會出現由于部分社會保障資金轉入個人賬戶而造成的資金短缺，但布什已指出，他將會使用財政盈余來填補這一短缺，直到其開始在市場導向下的良好運行。然而，是否有財政盈余本身就是一個無法確保的承諾。
四、布什改革方案的問題所在
盡管布什在《國情咨文》中專門闡述了為什么建立個人賬戶是進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較好選擇，但其改革方案存在著一些明顯的問題。
首先，私有化的改革將使美國社會保險制度的整體支付能力受到嚴重削弱。無論從長期看還是從短期看，由于社會保障基金的一部分收入轉移到個人賬戶，其結果是帶來傳統社會保障體系的整體收入下降，因此，社會保障體系的財政條件將不可逆轉地惡化，并且，社會保障基金流失的數額將會超過受益人被削減的養老給付數額。所以，私有化制度將會帶來更大的財政缺失，要填補這個缺失，就必須削減給付，或是提供大量的政府轉移支付。
其次，這項改革計劃將有可能帶來大多數美國人養老金的減少。近兩個世紀以來的歷史數據表明，在考慮了通貨膨脹的因素以后，股票市場有平均6.8%的回報率。布什支持方表示，對于由股票、公司債券、政府債券構成的較為保守的投資組合將會產生4.6%的投資回報率，而且只要個人投資基金賬戶有3%的投資回報率，其資金收益就會優于現行的社會保障體系的資金收益。
股票相對于政府債券的較高收益率作為社會保險制度私有化改革的最主要的支持依據，在美國學術界也是意見不一，這也引起了普通民眾的極大關注。簡而言之，這種收益率之差被稱之為“股權溢價之迷”(Prescott and Mehra，1985)，即股票的收益率之高超過了可以用其本身具有的風險來加以解釋。這個由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雷斯科特及其合作者梅拉在 20年前就已經提出的“謎”，至今仍然沒有得到完美的解決。其中一派意見認為股票的高收益率來自于美國獨特的歷史地位，即本土從未遭受外部攻擊，因此這種過去實現的高收益率僅僅是一種“幸運”，在更長時間里將回歸到一個較低的水平。因此他們懷疑過去的股票高收益率難以重復和繼續。雖然有學者如坎貝爾指出這種論據不具有說服力，因為他的研究發現許多工業化國家，包括多次經受戰火洗禮的歐洲國家，同樣存在顯著的“股權溢價”(Campbell，1999)，但是僅就最近四五年股票市場低迷徘徊不前的狀況來說，實現3—6.8%的年收益率并非易事，讓普通民眾難以認同支持私有化的學者的觀點。這點也是行為金融學家所強調的。他們用行為金融學的兩大支柱，即“心理偏差”與“有限套利”理論來加以解釋。他們認為，即使“股權溢價”在將來仍舊繼續，但短期的股票低收益將使得普通民眾懷疑這種可能。因為大多數人都受到所謂的“小數定律”的制約，這是一種典型的“心理偏差”，意指人們往往習慣于把近期發生的事件看作是一個長時間事件的代表，認為短期發生的事件將延續到長期(Thaler，2005)。而套利者由于受到多種多樣不可預見的風險以及短期業績評估的壓力，不能讓市場在短期回歸理性(Shleifer，2000)。
況且，股票的高收益率只是一個平均的概念，具體到個人或基金，由于操作股票賬戶的能力千差萬別，即使對于同一時間段內從事股票操作的個人或者基金來說，在什么樣的點位入市和出市都會因市場的瞬息萬變而結果迥異。這樣一來，即使私有化實現了高收益率，也會導致一部分人受益增多，而另外一部分人受益減少甚至受損。因此，布什改革計劃將可能會破壞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宗旨。隨著養老保險給付標準的削減，對利益的重新配置已難以確保低收入群體生活的保障。
第三，布什改革計劃不符合大多數人的收益習慣，支持者中富有者眾，貧窮者寡。根據行為金融學家的理論，人們通常會將股票投資和社會保險置于完全不同的“心理賬戶”之下，人們愿意拿出一部分資金去博取一朝富貴的股票投資，但更愿意留下一部分資金確保晚年生活的萬無一失。大多數人是不希望打亂人們心中慣常的心理賬戶的劃分，把原先設置的無風險的收益方式轉換成風險極大的收益方式的。
特別是，富人的心理賬戶中除去社保收入外通常還有其它項目作為生活的穩定來源，而退休養老金卻往往是窮人惟一的晚年保障，從長遠來看，窮人相比之下更不愿意承受社保私有化這樣的冒險。僅從投資能力來講，富有經驗的投資者才有可能是利益的最大獲得者，而他們往往是財富的較大擁有者，因為他們有可能已具有豐富的投資經驗。所以，高收入者更傾向于選擇個人直接控制部分養老保險金，更有可能支持布什的改革計劃，而低收入者最終將只能依靠被削減的養老保險金來維持生活。
第四，前面論及的“股權溢價之迷”，在過去的20年內都沒有在理論上得到完全解決。限于篇幅，我們不能一一敘述，這里僅特別提到一點，即“嬰兒潮”與未來股價變化之間的關聯，就可以看出問題的復雜性。
“嬰兒潮”這批人口在工作期間積累了相當數量的金融資產，如股票與各類債券。當他們進入退休階段后，通常會出售持有的金融資產并以其收入來保證生活質量。但在未來的20— 40年內，這些大規模的出售行為，以及與之相伴隨的，由出生率下降帶來的較小的市場購買力，會給股票和債券市場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呢?深刻分析將發現問題并不那么容易回答。以沃頓商學院的西格爾(J.Siegel)為代表的一派意見認為，這種行為將給金融市場帶來災難性的影響，而解決的辦法惟有依靠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對美國進行大規模的投資。而反對意見則認為這樣的擔心是沒有根據的，因為絕大多數的金融資產僅僅掌握在占人口比重不大的富人手里，他們并不需要依靠拋售來維持生活，同時發行股票的公司也會通過增發紅利來減輕拋售壓力。兩派意見均認為現有理論不夠完善，即使在解釋過去發生的現象上也不能給出圓滿的回答，因此對于未來的預測也充滿了不確定性，因為私有化的改革方案與未來的人口生育率變化、未來的股票市場價格變化息息相關。由于學術界無法達成共識，普通民眾在判斷上也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派別，很可能會加重美國已經出現了的文化分裂，其帶來的后果不可忽視。
第五，在私有化改革計劃下，大量的雇員不得不承受由于其在個人投資基金賬戶的投資失利所帶來的養老保險金的損失，當然政府聲明在一定程度上將對其損失作出援助；同時該項計劃的執行使政府在未來10年內需要拿出2萬億美元來填補轉型期由于部分社會保障資金轉入個人賬戶而出現的缺失。這一舉措所帶來的后果是，布什的社保改革計劃不僅沒有更好地改善現有社保體制，反而會增加已經很高的政府財政赤字，從而將極大地拖累經濟的發展。
出生率和生育率的區別范文4
論文關鍵詞：老齡化；養老保障；改革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基本態勢與特點
我國人口基數大，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醫療衛生條件得到明顯改善，人口預期壽命日益延長，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我國65歲以上人口已達6．95％。到目前更已接近1．32億。而且持續增長勢頭強勁，預計2025年60歲老年人口可達2．8億．占總人口的18．4％左右；2050年將達到4億左右，占總人口的1／4以上。老齡人口中，我國80歲以上的高齡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長．高齡人口已從1990年的800萬增長到2000年的l，100萬，到2020年將達到2，780萬。作為發展中國家以及一個人口大國．我國人口老齡化呈現出以下特點：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呈現出“未富先老”的特征
人口老齡化是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人口發展達到一定階段后的產物。在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伴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而生．呈漸進步伐，當發達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np一般在l萬美元以上。而我國成為老齡化國家時．人均gnp僅為800美元。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用于老年人口的養老支出，與收入水平的變動、老年人口規模及比重有密切關系，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齡化和大規模高速度的老齡化發展對社會養老保障體系而言是一次挑戰，經濟壓力不言而喻。
(二)我國老年人口在區域分布上呈不均衡性
在上海，老年人口2000年已達238萬，占總人口的l8．5％．到2025年將達到最高峰468．8萬，占總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為188萬，占總人口的14．6％，到2025年將會猛增到416萬，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過現在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的程度。整體而論．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經進入老齡化階段。而在中西部地區，人口老齡化的程度明顯低于東部。
(三)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愈益突出
我國城鄉差別與人口流動使農村人口老齡化更加突出。就靜態而言．由于農村嬰兒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齡化程度城市高于農村；就動態而言，由于農村越來越多的青壯年攜帶子女流入城鎮，城鄉老齡化的程度正在接近．因此導致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愈益突出。
(四)女性老年人負荷沉重
由于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以及歷史、文化、社會等原因．老年婦女容易受到性別和年齡的雙重歧視，老年婦女比低齡婦女以及男性老人在生活上面臨更多的困難，并往往會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二、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社會養老保障提出改革要求
社會養老保障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概念，人口老齡化對其的影響是多方面和多層次的。首先，養老保險居于社會養老保障中最根本的一環．以資金缺口直接衡量的話，人口老齡化使養老金和老年人的醫療費用支出大量增加。據統計，從1985年至1997年的l2年問，我國用于社會福利等各項支出從327億元增加至3，043億元，增長近l0倍，其中用于離退休、退職職工保險福利的費用(包括退休金)支出從149億元增長到2，068億元，增長了l2倍多，比同期國民經濟增長的速度快得多。從人口老齡化的趨勢看，社會保障各項費用的增長還將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近年甚至用于社會養老保障的基金人不敷出，據報道，僅2003年，由人口老齡化引發基金缺口，中央財政就至少要補助350億。
其次，人口老齡化使傳統的家庭養老功能受到削弱，急需社會養老保障向更高層次邁進。我國人口壽命的延長，使高齡老人不斷增多，家庭內的代際數將相應增加；伴隨父母年齡的提高，子女的年齡也在相應提高，導致低齡老人供養高齡老人的局面產生，家庭供養能力會有所下降。而隨著人口老齡化、高齡化發展，帶病殘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比重日益增加，所以老齡化發展只解決經濟供養是不夠的，還要解決好社會照料和醫療護理問題。因此，大力培育社會化服務功能，發展以社區為中心的各項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事業，以彌補家庭養老功能的缺失，滿足日益增強的社會養老需求，是人口老齡化提出的一個現實要求。
但就我國目前的情況而言，社會養老的發展同樣面臨較多的制約因素，如社會保障體系的覆蓋面低、缺乏系統的老年服務體系、養老設施嚴重不足、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偏低等。具體就養老保險來說，目前我國城鎮職工實行的“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保險計劃，現收現付，從目前的情況看，每年的養老保險資金缺口還在不斷地加大。據統計，25年后養老保險資金缺口可能會從現在的2000億元增加到1．8萬億元。根據世界銀行的預測，在現行的養老保險計劃下，中國的基本養老基金將在2032年左右開始出現收不抵支?，F收現付制如果不進行改革就有可能把國家財政拖垮，很高的收繳比例也會給企業帶來巨大負擔。因此，改革和完善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三、瑞士和日本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啟示
瑞士是歐洲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日本是亞洲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口老齡化的速度進一步加快，由此而來的養老保險問題日趨嚴重。面對日趨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這兩個同屬于世界首富之列的國家，都采取了積極的防范措施，調整和改革了各自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
(一)增加企業和個人的義務
瑞士和日本在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時，都以國家的基本保險為核心。這種單一的公共支柱雖然解決了社會再分配的功能，卻難以同時肩負儲蓄即養老保險基金的增值和保險即保障退休工人的基本生活的功能。兩國的做法都是建立國家、企業和個人各自負責的多支柱制養老保險制度。在原有國家的基本保險基礎上，建立企業補充養老保險支柱。同時，國家給予一定的優惠稅收政策，鼓勵個人通過儲蓄為退休積累一定的養老金，將個人多余的資金以儲蓄的形式進行融資。
(二)規范原有養老保險體制、控制新的養老保險規模
日本新的養老保險制度主要從開源和節流兩個方面著手來規范原有養老保險制度，增加養老保險的收入，同時，控制新的養老保險收益規模。而瑞士則更多地通過復雜的收益與繳費的精算關系，確保貢獻與收益的平衡。
(三)增加國家對養老保險的投入
面對人口老齡化，瑞士政府以建立養老金補償平衡基金的方式，依托此項基金的穩定的投資回報，來彌補基本養老金計劃的缺口，增加國家對養老保險的投入。而日本則更多地依靠政府財政的直接支出的增加。
(四)確保養老保險基金的增值
調整和改革后的基金制的養老保險制度的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養老基金通過私營公司的管理進入國際或國內資本市場，以最大限度地獲得回報為目的。這樣也就避免了現收現付制下，政治因素對養老金投資的影響，避免了將退休者的保命錢投資到或借貸到瀕臨破產的企業中。
四、加快我國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應對老齡化問題
(一)完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形成多支柱體系
我國原來實行的現收現付的以公共養老金為基礎的老年保障體系已不能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國家獨立支撐的養老保險體系轉化為由國家、企業、個人三者共同承擔已成為政府必然的選擇。因此，我國應增加企業和個人的義務，在國家基本保險之外建立企業補充養老保險支柱和個人自愿參加的其他補充保險，形成新的三元模式。
我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實際上是一種“基本養老金+強制性儲蓄積累”的二元養老保險模式，從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標上看兩者應該有所區別，資金籌集、管理運作以及養老金發放方面，應該逐步分離，按照不同的管理方式分別實施。隨著人口老齡化高峰的到來，基本養老金的比重應該逐步縮小，更多地發揮補充養老保險的作用。
目前我國農村地區正在推行的是完全積累式的養老保險，仍處于探索階段，覆蓋面很小，保障水平較低。從我國人口變動的趨勢來看，隨著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以及農村青年人口的大量外流，未來的我國養老問題，難點在農村，重點也在農村。由于農村老人數量極大，農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權，因此從主體來說，農村養老應以家庭為主，社會為輔，提倡老人自養，樹立自我養老意識。對于農村“三無”老人繼續實行“五?！敝贫?；對于遵守國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獨子(女)戶、雙女戶，繼續推行計劃生育養老保險。還可以因地制宜推廣綠色養老保險，在鄉村利用資源優勢，開辟養老田、養老山、養老林、養老塘的形式，為農村老齡化人口自我養老提供一個平臺。在經濟發達地區，也可以自愿實行農民退休金制度，根據當地經濟發展水平，老年農民或按年度或按月份領取一定數額的退休金。
(二)建立基金管理公司，加強商業養老保險公司的建設
當前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收繳與支付都由國家來執行，帶有統籌的公有制的性質，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急需在資金運作方面下工夫。政府財政職能的轉變、養老社會保險經營上的不足、公共養老保險基金投資收益率偏低的需要以及調動社會成員參與養老保險積極性的需要，都呼喚基金管理公司的建立和商業養老保險公司的建立。
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公司是依據法律來經營管理全國養老保險業務、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法人資格的經營單位，它利用社會成員繳納的養老保險費依法進行投資經營活動，以保證養老保險基金的增殖。目前，在我國養老保險基金只能投資于政府公債、存人國家銀行獲取利息，受到通貨膨脹等的威脅。特別是這幾年，國家為了擴大國內需求，政府公債、銀行存款利率在不斷下調，養老保險基金實際收益率并不高。建立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公司，能夠將養老金的投資收益狀況直接與公司的生存、公司的利益相聯系，調動公司管理人員管理養老金的積極性。商業養老保險必將在養老保險體系中發揮重要的作用。養老金繳納的時間長，有定期性，儲蓄的時間也很長，比較適合作長期投資，而長期投資的收益則是很高的。
(三)加強政府宏觀調控職能，引導監督多支柱體系
政府對社會養老保險應行使宏觀調控職能，制定政策起引導、宣傳和監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我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實際上是一種“基本養老金+強制性儲蓄積累”的二元養老保險模式，從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標上看兩者應該有所區別，政府在此間的職能應該逐步分離，行使宏觀調控職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