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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減政策重要意義范文1
【關鍵詞】“營改增” 交通運輸業 稅負增加
一、背景
我國自2012 年從上海開始，在部分行業部分地區進行“營改增”試點。具體稅率為：在現行增值稅17%和13%兩檔稅率的基礎上，新增11%和6%兩檔低稅率。“營改增”是結構性減稅政策的主要內容之一，其主要目的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社會專業化分工，減輕企業稅負提高企業效益。但是，在試點過程中，出現了部分企業稅負增加的現象。根據國家統計局調查總隊對91家試點企業的抽樣調查結果，有超過40%的交通運輸企業一般納稅人稅負增加。這一現象引起了其他服務業企業對“營改增”推行前景的擔憂。
二、“營改增”對交通運輸業稅負的影響理論模型
“營改增”對交通運輸業稅負的影響分為兩種。第一，通過實施“營改增“可以實現實現進項抵扣，減少重復征稅，從而實現減稅，在此稱之為抵扣效應。第二，實行“營改增”的企業適用的稅率也會進行調整，稅率升高會增稅，反之會減稅，在此稱之為稅率增（減）效應。因此營改增對交通運輸業企業稅負的最終影響，取決于以上兩種效應的綜合結果，在此稱之為減稅凈效應=抵扣效應-稅率增（減）效應。
以下運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對稅稅率增（）稅效應和抵扣效應進行分析，以探究“營改增”使交通運輸業企業稅負增加的原因。
設某個交通運輸業企業的營業收入為R，“營改增”前適用的營業稅稅率為t0，則在“營改增“前，該企業應繳納的營業稅額為Rt0。“營改增”后，設該企業適用的增值稅稅率為t1，那么企業的增值稅銷項稅額為Rt1。設企業可實現進項稅抵扣的第i種外購商品的價格為Pi，其所適用的增值稅稅率為ti，則此企業的進項抵扣額為∑Piti，因此“營改增”后企業的稅負為（Rt1-∑Piti），稅負變化為Δt= Rt1-∑Piti-Rt0=R（t1-t0）-∑Piti ，其中R（t1-t0）就是稅率增（減）效應，-∑Piti是抵扣效應。
以下著重分析抵扣效應。為了體現產業分工的專業化水平和進項稅抵扣全鏈條的完整性，需要分析企業外購商品的總價格即中間投入①占總成本的比重以及外購商品中可進行進項稅抵扣的比重，因此引入進項平均稅率 ，使 ∑Pi=∑Piti，∑Pi為企業外購商品中可進行進項稅抵扣的商品總價格。設企業外購商品的總價格為P，則-∑Piti=-∑Pi=-P其中，表示外購商品總價格中可實現進項稅抵扣的比重。（①企業中間投入指企業生產經營中所消耗的外購物質產品和對外支付的服務費用之和）。因此Δt=Rt1-∑Piti-Rt0=R（t1-t0）-∑Piti=R（t1-t0）-P。
三、具體原因分析
（1）企業新適用的增值稅稅率t1過高。交通運輸業的營業稅稅率為3%，但實施“營改增”后交通運輸業一般納稅人適用11%的稅率，比較“營改增”政策實施前后，稅率提高了8%，幅度過大，稅率的增稅效應明顯。
（2）外購商品總價格中可實現進項稅抵扣的比重 較小。在增值稅抵扣全鏈條沒有打通的情況下，
（3）企業中間投入P的特殊性。交通運輸企業的中間投入具有特殊性，其所用的主要生產資料為汽車飛機輪船等，雖然當期購入設備進項稅額可以抵扣，但是這些設備使用壽命較長，一般不可能每年大批量購進，日常成本主要以維修費和燃料費為主，因此實際中可抵扣的金額有限，導致企業稅負增加。
四、建議
（1）建立健全財政補貼機制。在“營改增”政策實施的過渡期，對因稅改造成稅負增加的企業給予財政補貼，以彌補增值稅全鏈條打通前企業的進項抵扣不足和稅率提高帶來的損失。但是在實際實行中一定要落實，透明化運作，簡化行政手續，確保企業可以獲得補貼資金。
（2）調整增值稅稅率水平與結構。但從長遠來看，也應對增值稅稅率水平與結構進行相應的調整，促進行業稅負的優化。不同行業的成本結構和中間投入的比率即特點上存在差異，交通運輸業的成本結構中有相當大的部分不能實現進項稅抵扣，同時其固定資產更新周期長，會導致實際中可抵扣的金額有限。但是，目前其適用11%的增值稅，相比原來的營業稅率大幅上升，為此，可以適當增加幾檔增值稅稅率，但也不能設置過多的稅率檔次，否則會給稅收的征收征管帶來困難。
（3）解決增值稅發票取得困難的問題。對企業財務部門人員進行專業化的培訓，結合“營改增”政策進行相應的稅務籌劃調整。做好企業增值稅發票的歸集和管理工作，盡量選擇可以開具專用增值稅發票的客戶。另外，為了解決開票據繁瑣的問題，可以采取集中采購分散適用的措施，例如企業為了取得燃油費的增值稅發票，可以在一定時期內同意集中購買油卡，再發放給駕駛員使用。
（4）加快“營改增”的雙擴圍。雙擴圍一是從地域上，向全國擴圍。另一個擴圍是從行業上，將更多行業納入“營改增”的范圍，這有利于打通增值稅的全鏈條，增加進項抵扣效應，減輕企業稅負，同時可以促進行業的專業化分工和結構調整，實現“營改增”的最終目的。但在雙擴圍的同時要注意不同行業和不同地區的特殊性，進行相應的調整，切勿簡單復制、一刀切。
雙減政策重要意義范文2
關鍵詞：雙寡頭市場；最優策略；政府補貼；減排投入
中圖分類號：F27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148X（2017）06-0034-09
收稿日期：2017-01-25
作者簡介：徐朗（1990-），男，湖北荊州人，上海海事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能源經濟、物流與供應鏈管理；汪傳旭（1967-），男，安徽安慶人，上海海事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工學博士，研究方向：物流與供應鏈管理。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項目編號：71373157，71403120；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項目，項目編號：2015ZDIXM039；上海海事大學研究生創新項目，項目編號：2016ycx074；上海海事大學優秀博士論文培育項目，項目編號：2016BXLP005。
一、引言
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環境污染和資源短缺問題日益凸現。為了實現經濟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許多國家開始制定并實施能源節約和降低碳排放計劃，加快節能環保標準體系建設并逐步建立政府對綠色企業補貼制度[1-3]。企業在進行減排研發活動中承擔了成本和風險，但往往無法享有研發的全部收益。如新能源汽車制造商，面對消費者使用習慣和新能源汽車市場不成熟等原因，不易通過現有市場機制實現快速推廣。從橫向維度來看，進行新能源汽車的研發是提高減排能力的根本途徑，但由于研發行為存在外部性，競爭對手可能由于研發投入的溢出效應而受益，從而造成研發投入失靈；從縱向維度來看，政府將低碳化作為一種鞭策企業改進環境績效的策略，研發投入具有公共利益特征和不確定性，新能源汽車制造商進行減排研發往往提高了社會總福利而自身收益甚微。因此，減排研發投入在無政府補貼下，會大大削弱企業減排研發的積極性。近年來，為了引導消費者的低碳理念，政府制定了相關補貼、減免措施，如發改委、工信部和財政部聯合推動實施了新能源汽車補貼政策。那么，選擇何種補貼策略才能保證經濟和環境協調發展？如何選擇最優的補貼政策以促進企業減排研發，并實現社會總福利最大化？技術外溢和產品差異情況對政府補貼和企業決策會產生什么影響？上述問題的回答，將對實現全面發展和環境保護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并為政府實施各種環境補貼策略以及制造商進行減排決策提供參考。
針對技術溢出效應下的企業研發行為的研究，國內外學者大多數根據Aspremont′s和Jacquemin[4]的文獻分析雙寡頭決策。Femminis等[5]基于溢出效應下研究了企業研發策略，分析了企業在不同的研發方式下，吸收能力對企業R&D決策行為的影響。Veldman等[6]從研發投入出發，引入市場競爭因素，用動態博弈方法分別對企業的技術創新進行分析，得到企業利潤均衡解。Kamien等[7]基于多企業競爭情況，構建兩階段研發合作動態模型，并比較不同合作機制的效果，發現在溢出率較大時合作研發能夠帶來更大的技術進步。楊仕輝和魏守道[8]基于產品存在差異化競爭，建立了三階段政府與企業的博弈模型，并求解得到最優企業研發水平、政府管制水平和社會總福利。Qiu等[9]比較了企業先進行完全競爭的過程R&D活動后在產品市場上競爭的兩階段博弈中當產品市場分別為價格和產量競爭時博弈的均衡解?？梢园l現，上述文獻大多主要集中于雙寡頭市場下雙方博弈策略，并未分析技術溢出和產品差異對其決策的影響程度。
目前，企I減排及政府補貼策略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豐富的成果。Clara和Jessica[10]研究了政府不同環境政策對企業技術投資行為的影響，并通過算例分析發現排污權交易條件下，技術投資水平僅取決于企業自身的技術特征和政府補貼率。Ben和Georges[11]假設寡頭市場上企業進行產量競爭，但通過從事研發活動來控制污染排放，并將企業的研發努力分為原始研發努力和提高吸收能力研發努力，發現政府可以通過財稅手段來實現社會總福利達到最優水平。宋之杰和孫其龍[12]在碳稅和碳限額機制下，討論了雙寡頭制造商的最優碳排放量和定價策略，為企業主動碳減排最優策略選擇以及政府財稅政策制定提供決策依據。Petrakis和Poyago[13]在碳排放權和碳稅限制下，研究政府對減排投入的最優補貼問題，并比較分析采取補貼和鼓勵合作兩種技術政策后企業的研發水平和社會福利。Ana等[14]構建了寡頭制造商與政府組成的博弈系統，研究企業在碳稅和碳補貼機制下的決策行為，并且探究了政府如何通過財稅政策使社會福利達到最優。簡言之，企業在減排研發投入決策和與政府進行博弈的過程中，現有的研究文獻僅將政府補貼策略作為一個外生變量進行討論，且僅考慮生產產量和消費者環境偏好的影響，缺乏綜合因素的分析。
鑒于此，本文系統地考慮了產品差異和消費者環境偏好等因素對雙寡頭制造商市場競爭的影響，假設兩制造商對減排進行投入存在技術相互溢出，建立政府與雙寡頭制造商之間的三階段博弈模型，在社會總福利最大化條件下，通過逆向求解法得到制造商最優決策和政府最優補貼率，并分析了技術溢出和產品差異對制造商最優決策和政府最優補貼率的影響。
二、模型構建與描述
本文在Aspremont′s和Jacquemin（1988）研究的基礎上，考慮市場上存在雙寡頭制造商生產差異化產品的減排研發投入博弈問題。假設博弈雙方均為理性的經濟體，以自身利潤最大化為前提進行決策。具體地：第一階段，進行減排研發投入，隨之增加消費者對產品的購買意愿；第二階段，兩制造商對產量進行決策。假設市場中存在兩制造商，且生產產品具有一定的替代性。所以，消費者需求的效用函數可以表示為：
Uq1，q2=q1+q2-q21μ21-q22μ22-2σq1q2μ1μ2（1）
其中，q1、q2分別表示兩制造商的產量，μ1、μ2分別表示兩制造商減排研發投入對消費者碳減排偏好的影響。由于雙寡頭制造商生產產品是差異的，故假設σ∈0，1為產品差異性。當σ0時，表示兩制造商生產的產品是相互不影響的；而當σ1時，表示兩制造商生產的產品是完全替代的?？梢园l現，消費者需求的效用函數Uq1，q2是關于兩制造商各自產量的函數，所以通過一階偏導條件可以得到逆需求函數為：
piqi，qj=Uqi，qjqi=1-2qiμ2i-2σq3-iμiμ3-i，i=1，2（2）
假設雙寡頭制造商通過加大減排研發投入，以提升產品質量，刺激消費者市場需求。同時，消費者碳偏好程度與雙寡頭制造商減排研發投入是相關的[15]，且存在：
μi=ε?I1/4i+ρ?I1/43-i（3）
其中，Ii表示制造商的減排研發投入；ρ∈0，1表示兩制造商減排研發投入的正向溢出程度，且當ρ0時，表示兩制造商研發投入沒有相關性的，當ρ1時，表示兩制造商研發投入具有完全互補性；ε表示研發投入對消費者碳偏好系數的影響程度。
制造商進行減排研發投入，在迎合消費者碳偏好的同時，也會降低單位產品的碳排放量，從而減少環境污染。環境效用函數ω表示制造商在一定的研發水平下對降低生產碳減排做出的貢獻[16]。所以，環境效用函數可表示為：
ω=θ?I1/21+ρ?I1/22（4）
其中，θ表示兩制造商減排研發對環境的影響程度，且θ>0。
三、無補貼下雙寡頭制造商決策
雙寡頭制造商之間的市場行為是完全對稱信息的動態博弈模型，因此可以通過子博弈逆向歸納法求解。針對無政府補貼情況下的雙寡頭制造商決策，按照逆序歸納法的步驟求解，即第一階段企業確定最優減排研發投入，以使得企業自身利潤最大化；第二階段企業進行古諾競爭選擇最優產量，最終得到雙寡頭制造商子博弈完美納什均衡。所以，兩制造商的利潤函數為：
maxπi=qi1-2qiμ2i-2σqjμiμj-Ii，i=1，2（5）
（一）雙寡頭產量競爭
第二階段博弈過程中，雙寡頭制造商在既定減排研發投入的情況下，通過古諾競爭確定最優產量qi，以實現各自收益Ri最大化，所以雙寡頭制造商的收益函數分別表示為：
maxRi=qi1-2qiμ2i-2σqjμiμj，i=1，2（6）
由于2Riq2i=-4μ2i
（二）雙寡頭研發競爭
第一階段，兩制造商以自身利潤最大化進行減排研發投入。由式（5），分別對兩制造商利潤函數求減排研發投入的一階偏導條件，可得：
πiIi=RiμiμiIi+RiμjμjIi-1=ε2-ρσ2μi-σμj4I3/4i4-σ22-1=0，i=1，2（7）
由于兩制造商是信息對稱的，可以發現當μ1=μ2=μ時，兩制造商利潤函數關于減排研發投入的二階偏導存在2πiI2i
假設政府的主要目標是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無政府補貼情況下的社會福利可以表示為消費者剩余、生產者剩余與減排研發投入所造成的環境效益之和，即：
SW=CS+PS+ES
=ε21+ρ2-ρσε21+ρ22+3ρ-σ1+σ+ρσ+4θ2-σ2+σ282-σ22+σ4（8）
引理1：兩制造商的均衡利潤、產量和減排投入均隨著技術溢出率ρ增強而增大①。
由引理1可以發現，在兩制造商進行博弈過程中，制造商的均衡利潤、產量和減排投入隨著溢出率的增強而增大。隨著技術溢出率增強，制造商的減排投入所造成的社會福利大于自身利潤，有利于制造商提高產量、增加減排投入，提升自身利潤，這也充分說明溢出效應越強越有利于增強自身的市場競爭力。
引理2：兩制造商的均衡利潤、產量和減排投入隨著產品差異性σ增強而減?、?。
由引理2可以發現，在兩制造商進行博弈過程中，制造商的均衡利潤、產量和減排投入隨著溢出率的增強而減少。隨著產品差異性增強，制造商的減排投入所造成的社會福利小于自身利潤，造成競爭逐漸激烈，制造商往往采取減少產量、降低減排投入，從而保證自身收益，這也充分說明產品差異越強越不利于增強自身的市場競爭力。
四、政府對制造商的補貼策略
在現有的雙寡頭制造商三階段博弈模型中，并未考慮通過政府行為調控市場，往往這種情況所產生的均衡并非是最優的，市場易產生局部“失靈”狀態，所以需要利用政府財稅手段實現資源重新配置。而對政府部門而言，由于制造商進行減排研發投入的社會效應遠遠大于自身利潤的增加，再加上環境效益的高風險性，會大力支持制造商的研發投入行為。政府對研發投入的支持主要表現是對制造商的補貼，在補貼方式上政府主要有兩種選擇：投入補貼和產量補貼。
（一）政府對制造商投入補貼
政府對兩制造商的投入補貼是指對制造商研發投入進行直接補貼，刺激制造商增加研發投入，提高社會總福利。在投入補貼情況下，政府以社會總福利最大的目的，對兩制造商減排研發投入按照s的比率進行補貼。所以，兩制造商的利潤函數為：
maxπi=qi1-2qiμ2i-2σqjμiμj-1-sIi，i=1，2
st0s1（9）
1.雙寡頭制造商的產量決策
如無政府補貼情況下，由制造兩商減排研發投入與消費者碳偏好的關系，可得均衡減排投入為IISi=11-s2INSi。將其代入式（3），可得消費者碳偏好程度為μISi=11-s1/2μNSi。所以，雙寡頭制造商的均衡價格、產量和利潤分別為pISi=pNSi、qISi=11-sqNSi、πISi=11-sπNSi。
2.政府的補貼政策選擇
在政府投入補貼策略下，社會福利不僅要考慮消費者剩余、生產者剩余與碳減排的環境效益之和，還要減去政府對雙寡頭制造商減排投入補貼，即：
SW=CS+PS+ES-s?I1+I2
=ε21+ρ2-ρσε21+ρΔ1-σΔ2-σ2Δ3-4θ1-s2-σ2+σ281-s22-σ22+σ4（10）
其中，Δ1=21+3ρ-6s1+ρ，Δ2=-1-ρ+s1+ρ，Δ3=-1-s1+ρ。由社會福利函數SW關于兩制造商投入補貼率s求一階條件SWs=0，可得：
s*=ε21+ρ22+5ρ-3σ-σ21+ρ+4θ2-σ2+σ22-σε23+σ1+ρ2-σ3+2ρ-σ21+ρ+4θ2-σ2+σ2（11）
（二）政府對雙寡頭制造商碳減排產量補貼
政府對兩制造商的產量補貼是指對制造商生產數量進行補貼，鼓勵制造商增加產量，提高社會總福利。在產量補貼情況下，政府以社會總福利最大的目的，對雙寡頭制造商的單位產品價格按照每件g進行補貼。所以，兩制造商的利潤函數為：
maxπi=qi1-2qiμ2i-2σqjμiμj+g-Ii，i=1，2
st g0（12）
1.雙寡頭制造商的產量決策
如無政府補貼情況下，由制造兩商減排研發投入與消費者碳偏好的關系，可得均衡減排投入為IQSi=1+g2INSi。將其代入式（3），可得消費者碳偏好程度為μQSi=1+g1/2μNSi。所以，雙寡頭制造商的均衡價格、產量和利潤分別為pQSi=1-gpNSi、qQSi=1+gqNSi、πQSi=1+g2πNSi。
2.政府的補貼政策選擇
在政府產量補貼策略下，社會福利不僅要考慮消費者剩余、生產者剩余與碳減排的環境效益之和，還要減去政府對雙寡頭制造商生產產量補貼，即：
SW=CS+PS+ES-s?q1+q2
=ε21+ρ1+g2-ρσε21+ρ
SymbolQC@ 1+σ
SymbolQC@ 2+σ2Δ3+4θ2-σ2+σ282-σ22+σ4（13）
其中，
SymbolQC@ 1=22-3ρ+g，
SymbolQC@ 2=-1+gρ，
SymbolQC@ 3=-1+ρ。由社福利函數SW關于兩制造商投入補貼率g求一階條件SWg=0，可得：
g*=2+σε21+ρ1+3ρ-ρσ-σ+4θ4-σ22ε21+ρ2-ρσ（14）
引理3：政府對投入進行補貼時，最優補貼率隨減排研發對環境影響程度θ增強而降低，隨碳減排對消費者偏好影響程度ε增強而增加；政府第產量進行補貼時，最優補貼率隨減排研發對環境影響程度θ增強而增加，隨碳減排對消費者偏好影響程度ε增強而降低③。
由引理3可以發現，政府基于社會總福利最大化的目的制定最優補貼率，技術溢出率和產品替代性是決定的關鍵性因素。隨著技術溢出率的增強，兩制造商減排研發行為對消費者的偏好提高，這時政府應降低補貼率；隨著產品替代性的增強，兩制造商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往往會選擇減少研發投入，這時政府應提高補貼率。政府通過對制造商減排研發行為進行補貼，促進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引導市場達到最優的均衡狀態。
通過對無政府補貼模型（NS）、投入補貼模型（IS）和產量補貼模型（QS）的均衡解進行比較，可以得到以下結論：（1）兩種政府補貼策略下兩制造商的均衡產量均高于無政府補貼情況，即qIS>qNS、qQS>qNS；（2）投入補貼策略下兩制造商單位產品的均衡價格與無政府補貼情況相同，而產量補貼策略下單位產品的均衡價格低于無政府補貼和投入補貼策略，即pIS=pNS、pQSINS、IQS>INS；（4）兩種政府補貼策略下兩制造商的均衡利潤均高于無政府補貼情況，即πIS>πNS、πQS>πNS；（5）兩種政府補貼策略下的社會總福利均高于無政府補貼情況，即SWIS>SWNS、SWQS>SWNS。
在自由市場競爭機制下兩制造商作為利益主體，其決策目標往往是實現自身利潤最大化，而這又與社會福利目標相違背。而兩制造商進行減排投入的社會福利遠遠大于制造商自身利潤，再加上投入行為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政府會通過補貼策略支持制造商進行研發投入行為。對制造商而言，獲得補貼是為了平衡研發投入成本，達到利潤最大化；對政府而言，進行補貼是為了達到社會福利最大化。無論是投入補貼還是產量補貼，都能有效地使兩制造商加大投入，并增加其利潤。同時，在補貼方式的選擇上，通過分析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合理制定政府補貼率，選擇更為有效的補貼方式，在保證制造商利潤的同時，可以有效地提高社會福利，提高市場減排研發投入，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
五、算例分析
為了驗證模型的正確性和有效性，本文使用Matlab作為算例分析的工具，對加拿大境內的通用和福特兩家汽車制造商進行調查分析，并通過數值仿真來求解不同補貼模式下的兩汽車制造商的最優決策和政府的最優補貼率，分析技術溢出和產品差異的變化對決策變量和社會總福利的影響，并比較不同政府補貼策略下最優補貼率隨技術溢出和產品差異的變化情況。根據調查發現，消費者對新能源汽車的偏好的比例大約為總數的1/3以上，且經過減排技術改進后的汽車排放所減少的COx、NOx約為1/20左右。鑒于此，假設ε=3、θ=005。具體分析主要集中于，技術溢出和產品差異的變化對雙寡頭制造商決策和政府最優補貼率的影響。為研究參數變化對決策的影響，根據技術溢出和產品差異程度分為高、中、低不同情況進行比較，所以取ρ=01、05、09，σ=01、05、09進行分析。
（一）技術溢出和產品差異對制造商產量和價格的影響
根據前文模型，可求解出不同政府補貼策略下制造商的均衡產量、產品價格，計算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1）在無政府補貼策略下，產品差異性與制造商的均衡產量和產品價格成負相關關系。這是因為，隨著產品差異性增強，使得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從而使得制造商不得不采取減少產量降低價格。而技術溢出率與制造商的均衡產量成正相關關系，與產品價格保持不相關。這是因為，隨著技術溢出率增強，使得其他制造商減排投入對于在位制造商而言可以贏得更多消費者的青睞，但對產品價格無直接影響。（2）當產品差異性增強時，投入補貼策略下的制造商產量增加，單位產品價格均降低；而產量補貼下的制造商產量和單位產品價格均降低。當技術溢出率增強時，投入補貼策略下的制造商產量增加，單位產品價格不變；而產量補貼下的制造商產量增加，單位產品價格降低。同時，當產品差異性較弱技術溢出率較強時，投入補貼的產量低于產量補貼的產量；但產量補貼的單位產品價格始終低于投入補貼的價格。這是因為，政府進行投入補貼策略時，主要是刺激制造商的減排研發活動從而提高其積極性；而政府進行產量補貼策略時，主要集中于制造商生產產量。雖然不同的政府補貼策略對制造商都能帶來好處，但產量補貼策略是對制造商生產行為的補貼策略，并未對制造商減排投入產生明顯效果，而投入補貼是對制造商研發行為的補貼策略，主要將補貼轉移到環境效用中。
（二）技術溢出和產品差異對制造商利潤和社會總福利的影響
根據前文模型，可求解出政府不同補貼策略情形下制造商利潤及社會總福利，計算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1）無論政府對制造商的減排投入補貼還是生產產量補貼，均能增加制造商利潤并提高社會總福利。但是，產量補貼策略下的制造商利潤總低于投入補貼策略下的制造商利潤；同時，當技術外溢率和產品差異性均較小時，產量補貼策略下的社會總福利高于投入補貼策略下的社會總福利。這是因為，政府對產量補貼僅僅是改善制造商生產活動的補貼，不僅不利于制造商加大減排投入力度，甚至會出現制造商隱利提高，降低其減排研發的積極性。（2）在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變化下，社會總福利的變化與制造商利潤的變化趨勢相似。因此，無論何種決策情況下，制造商利潤和社會總福利依然是隨著技術溢出率的增強而提高，隨著產品差異性的增加而降低。同時，當技術外溢率較強產品差異性較弱，亦或是技術外溢率較弱產品差異性較強時，投入補貼策略相較于產量補貼策略更有效。這是因為，在強調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條件下，政府對制造商產量補貼往往是次優策略，實際上相當于將消費者剩余通過產量補貼再分配給了生產者，從而導致局部資源錯配。
對制造商進行產量補貼時，政府的補貼支出相對于減排投入補貼往往更多，同時還會造成消費者剩余轉化為生產者剩余，從而導致企業得到更多的隱藏福利。
（三）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對減排研發投入的影響
在兩種政府補貼策略下，通過分析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對兩制造商減排研發投入的影響，如圖1所示。制造商減排研發投入與技術溢出率呈正相關關系，與產品差異性呈負相關關系。同時，產量補貼策略下的研發投入最大，投入補貼策略下的研發投入次之，無政府補貼策略下的研發投入最低。隨著技術溢出率的增強，制造商的減排研發投入增加，而減排研發投入作為社會公共品的特征就越強，政府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需要提供更高補貼率對制造商減排研發行為進行彌補，保證社會總福利實現最大化，從而反過來更加刺激制造商減排研發投入。而隨著產品差異性的增強，兩制造商的市場競爭日益激烈，而減排研發投入并沒有起到顯著提高自身利潤和社會福利的效果，政府需要通過其他財稅手段調整市場，對雙寡頭制造商進行，引導帶動更多的減排研發投入。
（四）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對消費者偏好的影響
在兩種政府補貼策略下，通過分析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對消費者偏好的影響，如圖2所示。消費者碳偏好與技術溢出率的變化趨勢相似，與產品差異性的變化趨勢相反，且技術溢出率對消費者碳偏好的影響強于產品差異性。也就是說，隨著技術溢出率的增強，消費者碳偏好也同時增加；而隨著產品差異性的增強，消費者碳偏好卻降低。同時，當技術溢出率較小、產品差異性較大時，投入補貼策略對消費者碳偏好影響程度弱于產量補貼策略；而其他條件下，投入補貼策略對消費者碳偏好影響程度于產量補貼策略。這是因為，當技術溢出率較小、產品差異性較大時，兩制造商都很難利用“搭便車”現象提高自身利潤，而市場競爭程度很激烈，政府通過產量補貼能夠更為直接地刺激兩制造商加大研發投入，從而提高兩制造商利潤和社會福利。
（五）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對政府補貼率的影響
在兩種政府補貼策略下，通過分析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對政府最優補貼率的影響，如圖3和圖4所示。兩種政府補貼策略下的最優補貼率，與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的變化是不同的。在投入補貼策略下，無論產品差異性如何變化均衡補貼率與投入溢出率呈正相關，隨著投入溢出率的增強而提高；而當技術溢出率較低時均衡補貼率與產品差異性呈負相關，當技術溢出率較高時均衡補貼率與產品差異性呈正相關。在產量補貼策略下，均衡補貼率與技術溢出率呈“U”型，即隨技術溢出率的增強先減少后增加；而均衡補貼率與產品差異性呈負相關，隨著產品差異性的增強而降低。
六、結論
本文基于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構建三階段政府與雙寡頭制造商的博弈模型，求解制造商最優生產產量和減排投入以及政府最優補貼率，并通過理論分析和模型推演對比三種補貼情景下的制造商利潤和社會福利差異。算例證明了模型的有效性。
第一，不論政府采取減排研發投入補貼還是生產產量補貼策略，在短期內均能刺激制造商加大減排研發投入，從而增加制造商利潤以及社會總福利。所以，政府應該根據不同的具體情況，通過對雙寡頭制造商制定切實可行的補貼策略，推動減排研發技術的進步，實現社會總福利的帕累托改進。
第二，在政府以最大化社會總福利的目的下，投入補貼策略的均衡補貼率與技術溢出率呈正相關性關系，而與產品差異性不確定；產量補貼策略的均衡補貼率與技術溢出率呈“U”型關系，在技術溢出率較小或較大時補貼率較高，而與產品差異性呈負相關關系。所以，在差異化產品市場競爭中，政府應加強對減排研發投入的保護。
第三，消費者碳偏好與技術溢出率的變化趨勢相似，與產品差異性的變化趨勢相反，且技術溢出率對消費者碳偏好的影響強于產品差異性。隨著技術溢出率的增強，消費者碳偏好也同時增加；而隨著產品差異性的增強，消費者碳偏好卻降低。同時，當技術溢出率較小、產品差異性較大時，投入補貼策略對消費者碳偏好影響程度弱于產量補貼策略；而其他條件下，投入補貼策略對消費者碳偏好影響程度強于產量補貼策略。
后續研究可以關注以下問題：第一，討論信息不對稱情況下的雙寡頭制造商的決策問題，分析政府應選擇何種補貼方式；第二，基于技術溢出和產品差異，研究供應鏈的研發投入決策，分析供應鏈系統如何影響政府補貼策略。
注釋：
①證明：對兩制造商的均衡利潤、減排投入和產量分別求技術溢出率ρ的一階偏導，得πNSiρ=
ε41+ρ2-σ4-σ+2ρ2σ2-5σ+6-2ρ2σ4-σ82-σ22+σ4、qNSiρ=ε41+ρ26-σ-4ρσ82-σ2+σ3、INSiρ=ε41+ρ4-2σ1+3ρ+ρσ21+2ρ82-σ22+σ4。由于00，即均衡利潤、產量和減排投入是技術溢出率的單調遞增函數，隨著ρ的增強而逐漸增加。證畢。
②證明：對兩制造商的均衡利潤、減排投入和產量分別求產品差異性σ的一階偏導，得πNSiσ=ε41+ρ23+51-σ2+ρ41-σ3-2σ-σ21+2σ+2ρ21+1-σ34-2+σ32+σ5、qNSiσ=-ε41+ρ341-σ2+ρ+3ρ2σ82-σ22+σ4、INSiσ=-2-ρσ1+ρ21+ρ2-σ-σ1-ρσ42-σ32+σ5。由于0
③證明：對不同補貼策略下的政府最優投入補貼率和產量補貼率，分別求碳減排對θ和ε的一階偏導，有s*θ=-16εθ1+ρ2-ρσ2+σ22-σε23+σ1+ρ2+4θ2+σ2、g*θ=22-σ2+σ2ε21+ρ2-ρσ、s*ε=8ε21+ρ2-ρσ2+σ22-σε23+σ1+ρ2+4θ2+σ2、g*ε=-4θ2-σ2+σ2ε21+ρ2-ρσ。根據假設條件可知，s*θ0、s*ε>0、g*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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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減政策重要意義范文3
關鍵詞：環保管家；清潔生產；企業環境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和環保督查制度的實施，越來越多的重點排污單位開展了系統的環境管理工作。隨著垃圾分類等國策的實施與推動，人民群眾越來越感覺到綠水青山深遠的戰略意義。環保管家作為新時代生態環境領域重要的參與者，已經開始從生態環境服務工作的淺水區向清潔生產與資源化利用的深水區探索。如何精準地提供重點排污單位清潔生產服務、強化管家專業能力擺在了第三方環境服務機構眼前[1]。
1環保管家的背景
2017年8月，環境保護部《關于推進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實施意見》（環規財函〔2017〕172號），鼓勵第三方治理單位提供包括環境污染問題診斷、污染治理方案編制、污染排放監測，以及污染治理設施建設、運營及維護等活動在內的環境綜合服務。伴隨一系列政策的出臺，“環保管家”這一概念應運而生[2]。環保管家作為一種“合同環境服務”的新型治理環境污染的商業模式，主要為企業提供檢測、監理、環保設施建設運營、污染治理等一體化環保服務和解決方案，以解決企業環境問題。在企業運營工作中，環保管家可以和大氣、水、固廢，以及土壤污染防治管理同步開展，通過監控管理實現數據信息的自動采集。環保領域涉及更多的專業化問題，在污染處理過程中需要加大投入力度，企業采取不同的環境治理方案，滿足不同環境治理要求。企業實行環保管家的優勢在于企業自身監督管理水平的提升、企業自身環保水平的提高、企業環境管理信息的公開。印染行業環保管家的服務思路是開放的、創新的、包容的、協同的，是以供給側改革為導向的主動服務、以需求為導向的定制化服務。目前企業環保管家服務還處于初級階段，服務理念逐步形成，服務內容也逐步豐富，需要積極探索，不斷創新、總結和推廣[3-4]。
2清潔生產與資源化利用領域發展現狀
清潔生產在不用的發展階段和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叫法，例如“廢物減量化”“污染預防”等，但其基本內涵是一致的。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定義的清潔生產為清潔生產是一種新的創造性的思想，該思想將整體預防的環境戰略持續應用于生產過程、產品和服務中，以提高生態效率，降低人類及環境的風險。自200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頒布以來，政府對清潔生產的重視程度日益提高，特別是2012年修訂以后，清潔生產與資源化利用的節奏明顯加快?！吨腥A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于2020年3月再次修訂，以垃圾分類為代表的資源化利用思想已成為國民必須掌握的基本素質。但相比于政府的高要求，部分重點排污單位的執行卻受到了很大的掣肘，尚不能完全滿足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還存在以下問題。
2.1資源化利用意識相對薄弱
企業職工清潔生產意識薄弱，缺乏垃圾分類等資源化利用培訓，環保管理人員配置不足，業務能力和素質不高；企業原輔材料臺賬記錄不完善或記錄內容不真實；產污設備、污染治理設施管理制度不完善；現場管理執行不到位。
2.2清潔生產審核流于形式
《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第27條要求，重點排污單位需定期開展清潔生產審核，并應將審核結果向清潔生產綜合協調部門、環境保護部門報告。但在實際審核過程中，審核組織對企業基本情況了解不明，產排污判斷失誤，清潔生產方案趨同化，嚴重影響了審核報告的真實性與有效性。在環保壓力日趨提高的當下，部分企業為了應付考核甚至偽造清潔生產審核結果，造成不良影響。
2.3減量化措施考核無法落實
《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第18條要求，國家定期鼓勵、限制和淘汰的技術、工藝、設備、材料和產品名錄，但部分重點排污單位對此名錄不夠重視，出于市場經濟利益，仍選擇國家明令禁止淘汰的設備。對現有推薦的節水工程則“選擇性失憶”，以企業效益不佳等市場因素對抗減量化措施。
2.4清潔生產審核機構良莠不齊
隨著清潔生產審核機構資質的打破，大量的環保咨詢機構在未進行有效培訓的前提下探索清潔生產審核領域，野蠻生長嚴重，審核質量嚴重下滑。此種現象給企業判斷國家形勢帶來了嚴重的誤導，并產生了嚴重的后果?！拔也恢朗裁刺蕴a品”“今年效益不好明年再說”“反正政府對我沒有要求”是部分重點排污單位面臨減量化考核無法落實的托詞。因此，如何讓清潔生產與資源化利用真正落到實處，需要專業人員和機構進行一對一幫扶，環保管家服務就成了一個有效的手段。
3環保管家服務模式在清潔生產審核中的應用
3.1環保管家參與清潔生產工作
（1）環保管家有捕捉科技前沿及行業領先的嗅覺與能力。（2）環保管家具備了解目標企業原輔材料、工藝、設備、產品等各項靜態運行情況的能力。（3）環保管家可以掌握目標企業的過程控制、廢棄物、管理、員工等動態運營方法。
3.2環保管家開展資源化利用全過程服務
（1）定期開展企業原輔材料、產污設備跟蹤，推薦優秀供應商。（2）以查找環保隱患為手段，實施企業清潔生產全過程控制。（3）以污染治理設施排查為切入口，定期開展廢物減量化考核，把節水、節能、減廢作為根本目標。（4）以環保培訓作為突破口，定期對企業員工開展清潔生產、垃圾分類培訓，通過加強教育訓練，不斷強化員工的節能減排意識。（5）以制定環保各項管理制度為依托，完善企業清潔生產與資源化利用管理，實施獎懲機制并監督落實。
3.3環保管家自身建設的要求
（1）積極掌握重點排污單位的行業動態，熟悉行業法律法規，并結合合規性評價積極完善自身行業特殊屬性。（2）通過問題導向，從污染治理設施倒推產污環節，并熟悉其產污工藝原理。（3）積極培養溝通能力，成為企業實施全過程管理的好幫手，搭建政企交流的橋梁。
3.4環保管家實踐清潔生產審核案例展示
某污水處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開展一輪清潔生產審核，公司領導層與環保管家積極溝通并下達實施清潔生產審核至全員。環保管家依托專業背景，從合規性分析、污染治理設施運行、污染因子排放、藥劑組合選型、設備效能出發，利用《污水處理及其再生利用行業清潔生產評價指標體系》，以問題為導向，結合地方生態環境主管部門要求，系統開展了全公司員工清潔生產培訓，從而導入理念。在審核過程中，環保管家結合日常環境隱患排查與污染因子達標性分析，從清潔生產方案探索的八個方面，總結整理出7套可實施的無低費方案和2套中高費方案。隨著清潔生產評估的開展，專家組肯定了方案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并一致同意實施方案。環保管家在實施方案管理方面發揮了日常巡查、診斷的優勢，督促企業開展改造并在審核后期進行環?？冃Ш怂恪Ｔ趯徍宋猜?，企業通過投資50.8萬元，當年取得經濟效益35.845萬元，通過后道水處理工藝改進、超濾設施優化改造等中高費方案的實施，實現中水回用16.79萬t/年，COD減排2.13t/年，污泥減少委外處置250t/年。在地方生態環境主管部門組織的清潔生產驗收過程中，環保管家對企業取得的環境績效進行了匯報，得到了驗收專家組的認可并順利通過驗收。
4環保管家開展企業清潔生產和資源化利用實踐的意義
4.1是提升企業內部清潔生產管理軟實力的重要保障
環保管家可以很好地滿足企業清潔生產和資源化利用的考核要求，從源頭上減少廢棄物產生，并化解企業盲目抵觸的情緒，為生態文明建設真正落到實處打下堅實的基礎，通過環保管家提升企業現代化管理水平。
4.2是地方環保管理主管部門實施監管的重要補充
環保管家可以作為企業內部清潔生產監督員，發揮地方環保主管部門清潔生產與資源化利用的監督管理作用，讓企業從被動的監督檢查轉變為主動探索實施清潔化管理，緩解環境主管部門的工作壓力。
4.3是清潔生產審核過程的重要支撐
環保管家是企業環境管理的吹哨者和監督員，在“雙控雙減”要求下，可以更大限度地為企業開展資源再利用提供技術手段，帶領企業探索市場動態和引入先進技術，助力企業高質量發展。
5結束語
綜上所述，生態文明的建設依然是我國發展的千年大計，有著重要的意義。環保管家服務模式的運作，對我國清潔生產審核工作有很大的幫助。在當前環保形勢下，相關人員應當提高對環保管家服務的關注，應該將清潔生產監督管理納入環保管家服務工作，讓環保管家可以在生態文明的建設工作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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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減政策重要意義范文4
關鍵詞：石家莊 居民出行 碳排放 低碳交通 措施
Resident Travel CO2 Emissions Trend and Low-carbon Measures in Shijiazhuang City
Li Jing Li Shuangjiang Zhao Qian Cui Erqian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ijiazhuang 05001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trend of resident travel CO2 emission by urban traffic in Shijiazhuang city from 2005 to 2009, and forecasted CO2 emission in 2015.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2 emission per capita by urban traffic in Shijiazhuang city increased with time. CO2 emission from private cars increased fastest, from taxies slightly increased, and from buses dropped. CO2 emission from private cars was much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emission from taxies and buses. The per capita CO2 emission from resident travel in 2015 increased by 21% than 2009, and emission from taxies almost unchanged, from buses reduced by 45%, from private cars increased by 29%. The measures to implement low-carbon transport was controlling private cars,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making low-carbon policies and improving citizen’s awarenes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Key Words: Shijiazhuang resident travel CO2 emissions low-carbon transport measures
1. 研究背景
氣候和環境國際研究中心在美國《國家科學院學報》刊登研究報告指出，在過去10年里全球CO2排放總量增加了13％，而源自交通工具的碳排放增長率卻達25％。歐盟大部分工業領域都成功做到了減排，但交通工具碳排放卻在過去10年增長了21％。至2050年，全球交通工具碳排放將比目前增長30％～50％［1］。
與國外相比，一方面，我國交通能源利用率仍有很大差距，其中機動車燃油經濟性水平比歐洲低近25％，比日本低20％，比美國低10％。另一方面，至2009年底，中國汽車產銷雙超1300萬輛，首次成為世界汽車產銷第一大國，中國機動車保有量約達1．87億輛。隨著機動車數量的增加，我國大氣污染物的排放量已經大大超過了環境容量。
隨著能源危機、經濟危機及氣候危機問題的日益凸顯，如何減少交通中的碳排放，實現交通的低碳化發展，成為世界各國低碳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按照同樣的能源需求增長率，優化交通模式可獲得較優的減排效果。因此，減少城市客運交通碳排放成為世界各國廣泛認同的有效減排手段［2］。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低碳交通”的概念應運而生。
2. 石家莊交通現狀
目前，石家莊正處于經濟高速發展的階段。京津冀都市圈的整體推進、省會龍頭地位強化、中央啟動內需與河北省“三年大變樣”的效應疊加、高速鐵路等交通優勢的升級，諸多發展因素把石家莊推入一個城市快速擴張、產業調整優化、都市區整合發展的新時期。到2020年市區人口將達到500萬［3］，這些勢必帶來交通的進一步發展。
截至2010年初，全市公交車總數為3018輛，其中天然氣公交車1698輛。到2010年2月底，全市機動車總量已經達到149萬輛，其中市區38．8萬輛，僅2009年12月份就新增機動車21751輛。伴隨著市區小汽車加速增長，轎車快速進入百姓家庭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家庭轎車擁有量的快速增長，將進一步加劇城市交通碳排放。莊幸等研究表明［4］，在石家莊市居民生活和出行的戶均溫室氣體排放中，CO2是主要的排放物，其所占比例高達90．6％。
3. 石家莊市交通碳排放
3.1 計算方法
城市交通以客運為主，公交車、私家車、出租車是能耗主體，動力以汽油和柴油等一次性能源為主。以這三種交通工具為研究對象，計算個人出行的碳排放量。公式為：
式中，MC為個人出行的碳排放量，D為平均營運距離，Z為平均客運量，L為實際油耗，a為所使用燃油的燃油密度，w為燃油中碳的比重。
通過C和CO2的質量轉換公式，得到碳排放情況：
式中， ――個人出行的CO2排放，kg。
利用2005～2009年石家莊市居民使用各種交通工具的碳排放參數年均增長率，利用下式推到2015年各排放參數，得到2015年CO2排放量。
2015年各參數=2009年各參數×（1+年均增長率）6
3.2 數據來源
原始數據主要調查自《石家莊統計年鑒（2006－2010）》，部分標準參考相關文獻［4－9］。原始數據見表1：
3.3 結果分析
石家莊市居民出行所使用各種交通工具的個人CO2排放量見表2。
由表2和表1可以得出，2005～2009年石家莊市居民出行人均CO2排放量呈逐年遞增趨勢。其中私家車排放量增加最快，出租車略有增加，公交車下降，且私家車排放量遠大于公交車和出租車之和。2005年私家車的個人出行CO2排放約是出租車的6．4倍，2009年增至7．6倍；私家車2005年的個人出行CO2排放是公交車的8倍，2009年增至14倍。
出租車的個人出行CO2排放，2005年～2008年為增長趨勢，但2008年～2009年有所下降。原因是在后兩年出租車數量沒有改變，但客運量有所增加，而全部出租車的日平均營運距離增幅遠小于客運量的增幅。
公交車的個人出行CO2排放呈下降趨勢。原因是2005年～2009年石家莊市公交車數輛的增幅很小，但隨著總人口的增加，公交車的日平均營運距離相對增加，而且公交車的客運量大大加大，因此分擔到個人的CO2排放就相對減少，從而呈現出逐年降低的趨勢。
2015年石家莊市居民各種出行方式與2009年相比，個人總出行CO2排放將增加21％，其中出租車基本未變，公交車減少45％，而私家車增加29％。
4. 實施低碳交通的建議
低碳交通是在對氣候變化及其對人類生存嚴重影響的認識不斷加深的背景下，以節約資源和減少排放、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保護人類生存環境為根本出發點的交通模式。這種模式根據各種運輸方式的現代技術經濟特征，采用系統調節和創新，應用綠色技術等手段，實現單種運輸方式效率提升、交通運輸結構優化、交通需求有效調控、交通運輸組織管理創新等目標，最終實現交通領域的全周期全產業鏈的低碳發展，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低碳轉型［10－13］。針對石家莊的現狀，低碳交通對策如下：
（1）控制私家車。
由于私家車的個人出行碳排放要遠遠大于公交車和出租車，因此，實施城市交通低碳化的關鍵是降低私家車在城市交通中的出行比重。如在市中心減少機動車道，增加步行道和自行車道，不應特意為機動車停車提供方便等。
（2）優化公交系統結構。
完善公共交通，縮短公共交通與私人交通的車外時間差、提高公共交通的運輸速度、擴大公共交通與其他交通的成本差、改善公共交通的交通環境。石家莊已滿足發展城市軌道交通（地鐵、輕軌）的條件，即200萬以上人口［14］。軌道交通與公共汽車消耗相等的能源，運輸能力前者是后者的5倍以上。因此應加快軌道交通建設。發展新能源及使用混合動力公交車，通過不斷提高強制性的汽車燃油效率標準，促進汽車改善燃油效率。
（3）制定低碳政策。
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出臺一系列政策措施，如鼓勵使用綠色汽車，對研發新能源汽車者給予資助和獎勵，對大排量重污染汽車征重稅，減少政府公務用車等。
（4）提高居民節能意識。
采取有效的途徑，加強節能宣傳教育，使公路交通運輸領域所有從業人員了解我國能源資源形勢和節能減排的重要意義，提高全行業的節能意識和資源憂患意識；同時也要在全市民中進行大力宣傳節能減排，鼓勵居民騎自行車、步行及乘坐公交工具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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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減政策重要意義范文5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受“美元荒”的影響，國際金融界關注的焦點是基于國際貿易和穩定固定匯率為目的的外匯儲備充足性問題。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多元國際儲備體系的出現以及國際資本流動的迅猛發展，外匯儲備需求理論研究在 20 世紀 60、70 年代變得較為活躍，但在 20 世紀 80 年代之后又相對沉寂下來。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導致外匯儲備需求發生深刻變化，伴隨著亞洲和拉美新興市場普遍大規模囤積外匯儲備的趨勢，有關外匯儲備理論特別是針對亞洲新興市場的外匯儲備需求理論研究重新活躍起來，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發生引發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路。本文追溯外匯儲備需求理論的主要發展脈絡，探討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二、亞洲金融危機前:傳統理論向現論的發展
外匯儲備需求理論包括兩大分支: 外匯儲備需求決定因素理論和外匯儲備需求規模理論。外匯儲備需求決定因素理論是外匯儲備規模理論的前提和基礎，而后者在當今國際金融領域的影響更大。
傳統外匯儲備需求決定因素理論建立在凱恩斯的貨幣需求理論基礎之上，認為外匯儲備具有滿足國際交易需求和預防性需求的功能。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外匯儲備不僅與國際貿易緊密相關，而且也是國際流動性的主要來源，因此凱恩斯最先特別指出外匯儲備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1953 年，IMF 首次對國際儲備充足性進行研究，但諸如此類的研究僅出自于簡單的經驗判斷?，F代外匯儲備需求研究始于 Heller，他認為一國外匯儲備需求受制于持有儲備收益與機會成本間的均衡。［1］Heller 和緊隨其后的學者脫離了儲備 / 出口的傳統經驗主義，主要從外部支付( 國際收支) 、出口邊際傾向、規模變量( 如進出口) 和機會成本等角度研究外匯儲備需求，因此外匯儲備需求被視為具有一種積極職能。在牙買加體系下，由于真正的浮動匯率制難以實現，而且資本賬戶自由化增加了對國內金融安全的擔憂，提高了外匯儲備需求，因而使全球外匯儲備總量有增無減。
西方外匯儲備需求規模理論產生于 20 世紀40 年代，經過 60 多年的不斷發展和完善，已成為外匯儲備領域中最有影響的理論，主要有單一因素理論的比例分析法、成本 － 收益分析法和多因素影響理論。20 世紀 70 年代以前，外匯儲備需求規模研究主要采用比率分析法，Robert Triffin提出的儲備 － 比例法，將儲備與進口的比率( R/M) 作為衡量一國儲備充足性的標準。［2］
這一理論的最大優點是簡單易行，但也存在明顯缺陷，即只考慮了商品交易的對外支付需要。隨著全球經濟與金融一體化的不斷深入，這一弊端越來越明顯。Machlup 提出有趣的“衣柜效應”，認為一國貨幣當局對于外匯儲備的需求類似“夫人對其衣柜中的時裝需求”，即越多越好，并不存在各國通用的適度規模標準。［3］
20 世紀 60 年代末期，西方學者開始利用模型對儲備需求進行定量研究。其中以Heller 和 Agarwal 提出的成本 － 收益法為代表。Agarwal 模型充分考慮了發展中國家外匯短缺、必需品進口的不可壓縮性、閑置資源等特點，較全面地考慮了發展中國家的儲備需求，影響力較大。［4］
20 世紀 70 年代早期，貨幣主義學派的Brown 和 Johnson 等經濟學家認為外匯儲備的需求主要由國內貨幣供應量來決定，并在特里芬比率基礎上分別提出國際儲備與國際收支差額比率和國際儲備與國內貨幣供給率等。
三、亞洲金融危機后:預防性與重商主義動機對弈
( 一) 國外研究
近 20 多年里，混合匯率制在發展中國家廣泛被采用，越來越多的國家利用龐大的外匯儲備積累緩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從 20 世紀 90 年代末以來，在研究外匯儲備需求的眾多理論探討中，一個重要的共識是認為儲備應達到足以防范金融風險和危機的規模。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的近十年里，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新興市場國都累積了大量的外匯儲備。針對這一發展趨勢，西方學者進行了深入研究并產生了兩種代表性觀點。一些學者強調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外匯儲備的自我保障/預防機制，即一定規模的外匯儲備能夠為新興經濟體緩沖外部沖擊、屏蔽金融危機，代表學者是 Aizenman。Aizenman 以韓國為例，解釋東亞國家出于預防性動機囤積外匯儲備，目的在于降低因短期資本流動突然逆轉而引起的高昂產出下降成本的發生。［5］
進一步地，Aizenman 和Lee 對發展中國家持有外匯儲備的預防性動機和重商主義動機進行比較，并通過實證驗證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主要出于預防性動機積累外匯儲備。［6］特別地，Obstfeld、Shambaugh 和 Taylor指出，在金融全球化趨勢和跨境資本大規模流動的背景下，外匯儲備的主要功能也從保證國際支付轉向防范異常資本流動。他們基于資本雙向流動考慮構建了一個金融 － 穩定模型，并驗證該模型能比傳統模型和基于外債與“突然停止”的模型更精確地估算亞洲金融危機后新興市場國積累外匯儲備的行為。［7］
另外一些學者則從重商主義角度出發進行解釋。Dooley、Folkerts － Landau 和Garber 指出新興經濟體將積累外匯儲備作為一種特殊的發展戰略，旨在維持低估的匯率來刺激經濟增長。［8］并且，他們認為外匯儲備可以作為鼓勵外商直接投資的抵押品，一國“重商主義囤積”會誘發他國“競爭性囤積”。根據 Aizenman 和Lee 的觀點，預防性動機和重商主義動機對國際儲備囤積需求的解釋可能實力相當，但這兩種外匯儲備需求觀點存在兩個不同之處: 一是與不同福利效應相聯系; 二是預防性動機決定外匯儲備的“最佳”規模，而 Dooley 等重商主義方法將外匯儲備規模視為一個未解問題并且不嘗試確定其最優規模。
此外，這一時期的研究文獻主要以發展中國家外匯儲備為研究對象，一些學者研究指出政治穩定因素在解釋外匯儲備需求上也具有重要作用。雖然在 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前一些學者已開始關注政治因素對外匯儲備積累需求的影響，但自從 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對政治因素的關注才明顯增加。Aizenman 和 Marion 從風險角度分析外匯儲備預防性需求，實證發現政治經濟因素，如領導層變更與政治腐敗都會影響外匯儲備需求，因此外債/儲備比率作為國家脆弱性指標或許沒有作用。［9］
遵循這一思路，Aizenman 以拉美國家為研究對象，進一步明確提出政治不確定性是影響產出沖擊、負債與外匯儲備間關系模式的關鍵變量，硬型( T 型) 決策者選擇負債和外匯儲備來緩解征稅成本，而軟型( S 型) 決策者選擇負債和外匯儲備是為了獲取特殊集團的當前資源。［10］
( 二) 國內研究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前，有關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的問題并未引起學者的廣泛關注。亞洲金融危機后，中國外匯儲備的迅猛增長吸引了大批國內學者對其影響因素進行深入研究。國內對外匯儲備影響因素的研究一般從國際收支角度來進行，并通常側重于借鑒國外研究方法來分析外匯儲備適度性。
總體上看，2005 年前國內學術界主要從靜態角度研究我國外匯儲備規模適度性，并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些學者認為目前我國外匯儲備的規模是充足的，甚至從某種程度上說是過量的，如武劍、吳麗華、時建人、王國林等。王國林分別運用國際比較分析以及 IMF 的 3 個定量指標( 儲備/進口率、儲備/短期外債率、儲備/廣義貨幣率) 來估算 1991 年 ～ 2000 年中國外匯儲備適度值，結果顯示我國外匯儲備大大超量。［11］
另外一些學者與之對立，認為我國外匯儲備嚴重不足，且在可預見的將來也很難提高到適度水平。劉斌以貨幣供應量決定論為理論基礎并與亞洲金融危機國家和地區比較，來分析影響中國經濟外匯需求的諸因素，提出衡量我國外匯儲備適度性的指標和安全界限值，并認為我國當時的外匯儲備嚴重不足。［12］
劉莉亞、任若恩運用回歸技術與協整方法，建立我國適度外匯儲備規模的需求模型并分析了近 20 年來外匯儲備規模的失調情況及其主要原因。［13］這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原有的靜態研究思路，為今后外匯儲備的動態研究提供了一個很有意義的思路。遵循這一思路，一些學者從動態角度分析我國外匯儲備規模，認為外匯儲備是否適度具有階段性。如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課題組采用外匯儲備需求因素法和信號燈模型分析我國 1990 年 ～2005 年的外匯儲備適度性，并用 ARMA 模型對 2006 年、2007 年兩年的外匯儲備進行評價和預測，得出大體相同的結論，即 1990 年 ～ 1993 年不足，1994 年 ～ 2004 年適度，2005 年 ～ 2007 年過度。［14］
游碧蓉、周麗萍運用改進的阿格沃爾模型測算 1996 年 ～2005 年的外匯儲備規模并得出結論: 1996 年不足，1997年 ～2002 年適度，2002 年 ～2005 年過量。［15］
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如李揚、余維彬認為，外匯儲備功能因時而變，只從傳統功能角度來討論外匯儲備規模沒有意義。隨著我國外匯儲備“過多論”被更多認同，一些研究便試圖從更新的視角來分析我國的外匯儲備。巴曙松、朱元倩利用廣義可加模型討論了內外利差和匯率彈性對外匯儲備的非線性作用。［16］
劉兵權則指出中國外匯儲備增長是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因而導致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雙順差的結果。［17］
四、2008 年金融危機后:研究新進展及未來研究方向
( 一) 研究新進展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表明囤積外匯儲備的國家獲益。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早期對大量囤積儲備的擔憂已被證明夸大了。此次危機深刻說明外匯儲備自我保障作用的重要性，使那些吸取 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教訓而大量囤積儲備的發展中國家基本幸免于難。當然，這次嚴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也不可避免地觸發了對外匯儲備新問題的討論: 如何積極運用外匯儲備來應對危機? 外匯儲備積累能在多大程度上發揮防御危機的效用? 中央銀行間互換協議和國際金融機構的融資職能是否能替代未來外匯儲備積累需求? 一些學者對此進行了積極研究并提出一些初步建議。Aizenman 和 Yi 追蹤了 21 個新興市場國在2008 年金融危機窗口期的調整行為來分析外匯儲備“清償力”程度，發現各國表現紛亂復雜。［18］Aizenman 分析了 2007 年 12 月后生效的互換協議所涉及的 24 個國家的數據，得出的結論認為，由于中央銀行只在有利本國利益時才提供流動性支持，因而互換協議對外匯儲備的取代很有限，并建議通過深化區域儲備池( 如 CMIM) 和延長互換協議期限來減小預防性外匯儲備需求。［19］
更進一步地，Aizenman 分析了新興市場國在 2008 年金融危機時期運用儲備的模式及選擇動因，發現 2008年 8 月 ～2009 年 2 月期間這些國家平均匯率貶值率都約為 30%，他解釋可能的原因是“害怕浮動”國家比“害怕損失儲備”的國家受到的危機沖擊影響更大。［20］Mendoza 實證分析了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前后 5 個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規模同危機脆弱性指標間的關系，結論表明各國政策當局為預防危機而愿意持有更多的外匯儲備。［21］
我國也有個別學者探討了外匯儲備的危機預防及屏蔽作用，對未來外匯儲備需求的調整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議。如谷宇等人基于外匯儲備預防性動機建立了中國外匯儲備適度規模模型，應用受限向量誤差修正模型方法證明我國外匯儲備起到了屏蔽、緩沖金融危機的作用，并建議在后金融危機下，短期內應增加匯率靈活性，長期內應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從根本上降低經濟體對外匯儲備的需求。［22］
( 二) 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1． 關注儲備積累負面激勵效應。盡管近期研究基本上肯定了外匯儲備可以作為當前危機的一種穩定力量，但也應該提出警告: 長期內這些好處可能被外匯儲備自身創造的負面激勵效應所抵消。因為如果市場參與者預期到政府的緊急援助并將其納入自己的借貸決策，則外匯儲備積累可能增加私人銀行系統過度舉借外債的道德風險。實際上已有學者證明外匯儲備對減輕危機沖擊的效用是遞減的。
2． 關注儲備運用的影響因素。根據現有研究，是否和如何運用儲備取決于多種因素。首先是國家脆弱性。例如，在新興市場國中，韓國資本自由化程度很高，危機剛發生時約一半的外匯儲備是韓國國內銀行以硬貨幣借入的外債和外資股，“去杠桿”風險很大。巴西和智利“去杠桿”風險較小( 外資股比重較低) ，但卻面臨著商業貿易惡化的高度風險。因而他們選擇了不同的儲備運用模式，前者大量運用儲備來減輕危機沖擊，后者則避免運用儲備而寧愿選擇貶值貨幣來應對危機沖擊。隨著全球流動性危機的繼續深化，內部積累有限的國家會更不愿意損失儲備。其次，運用儲備也受限于儲備自身的有效性，這種有效性可能借助于其它工具得以增強，如互換協議等。此外，還存在其它一些潛在影響因素。因此，2008年金融危機將會如何影響發展中國家的未來外匯儲備需求還有待觀察，不過在這里需強調的是，沿著這一方向進行研究時需重視一個關鍵問題，即各國應動態調整其政策框架和宏觀經濟策略以適應危機挑戰。
3． 關注儲備的削減機制。互換協議和國際金融機構提供的可選擇信貸額度與外匯儲備的“穩定”作用相得益彰，但卻不能據此而抵消之前囤積儲備的好處。因為在長期內，導致這些互換協議產生的全球性極特殊事件，不可能適用于更局部的特殊情況，而且這些互換協議自身也存在缺陷，不能完全替代外匯儲備的自我保障功能。因而，應該從更廣泛的層面來探討未來外匯儲備削減機制。
4． 關注人民幣問題。中國保持著世界矚目的經濟增長，但金融體系遠遠滯后于實體經濟，因此中國將巨額儲蓄投資于美國金融市場。在過去的十幾年里，中國作為全球重要的貿易大國的崛起為人民幣積累了內在價值，特別是人民幣可以用于支付中國進口商品，如果中國出口保持快速增長則人民幣支付在許多國家會大規模增加。近年來，中國人民銀行與韓國、馬來西亞、白俄羅斯、印度尼西亞和阿根廷等國的中央銀行簽訂了人民幣互換協議。因而逐漸推廣的人民幣互換協議增加了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的可能性，這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亞洲國家外匯儲備需求政策。
雙減政策重要意義范文6
關鍵詞： 三甲醫院；籌資風險；財務管理；防范風險
一、引言[JP2]
伴隨著我國國民經濟水平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人們對醫療衛生服務的要求也更高。在這種條件下，我國的醫療衛生領域發生了改變，例如醫藥管理體系的改革、各大醫院間進行日益激化的競爭、醫保進行更加深入的改革等等。而三甲醫院作為非盈利性質的醫院，要應對這些變革就相對艱難。一旦發生資金周轉困難的問題，醫院的正常經營就難以維系。所以積極應對籌資風險，這對三甲醫院來說愈加有意義。
二、三甲醫院的主要籌資渠道
（一）融資租賃行為
醫院進行的融資租賃行為指的是某醫院作為出租人進行融資，并根據與承租人簽訂的合同，購置承租人需要的醫療設備，承租人為了得到這些醫療設備的持有權、使用權和收益權而向出租人支付相應的租金的行為，在租賃期滿后，承租人可以轉移醫療設備的所有權?，F如今的醫療科學愈加發達，而新型的醫療設備如：伽馬刀、CT等等，價格十分高昂，這對三甲醫院來說資金壓力過大。這種融資渠道的優點包括醫療設備租用時期較長、面臨籌資風險較低、承擔的支付壓力較小等等，因此得到我國眾多醫院的青睞。
（二）經營租賃行為
經營租賃行為區別于融資租賃，醫院作為承租人只能擁有出租人的醫療設備的使用權，并需要按時繳納租費，在租賃期結束之后，出租的醫療設備的所有權也不被醫院所有。
一般來說，經營租賃行為適合于短期，醫院在突況下就會選擇這種籌資方式來應一時之需。
（三）政府的資金援助
三甲醫院作為非營利性的公立醫院，需要政府提供大量的資金援助。由于這種籌資渠道較為穩定，并且區別于金融機構的借貸，即不用償還，所以這種籌資渠道是最重要的。
政府提供的資金援助包括根據醫院進行重點科研項目研究、醫院進行擴大規模等因素來發放的專項補助之外，還包括較為穩定的每年按時發放的經常性資金援助。
三甲醫院往往會加強與政府相關部門的溝通，這樣就可以讓政府更好地明確好醫院在運營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并為醫院提供更加完善的專項資金援助。
四）向金融機構借款[JP2]
向銀行這類金融機構借款是三甲醫院使用得較為普遍的籌資手段。特別是向銀行借款，通過這個籌資渠道，醫院能夠在短期時間內獲取資金，不會受到很大的數額和時間限制。但醫院向銀行借款的同時，也要支付更高的銀行利息，在未來就會面臨更加沉重的資金償債壓力。所以醫院更要理智地制定好還借款計劃，減少因借款利息帶來的籌資風險。
三、三甲醫院面臨的籌資風險
（一）宏觀環境中的籌資風險
1籌資易受國家政策及金融機構影響
三甲醫院的主要籌資來源就是政府提供的資金援助和向金融機構貸款，因此，一旦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調整，金融機構就一定會調整利率來應對這些變革。金融機構調整的利率對三甲醫院需要償還的利息多少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如果國家增加了稅收，并通過減少政府提供的資金援助的政策來借機減少社會上民眾的消費行為來壓制社會的總需求，金融機構就不得不實施”雙緊“政策來提高利率并縮小貨幣的供給量，從而減少國民的支出，這樣一來，就加大了醫院的籌資成本，使醫院的籌資行為受到嚴重影響。
2國家進行金融調控會加大貸款難度
一旦出現通貨膨脹，經濟發展速度過快，就會引發資源斷裂的問題。國家為了應對通貨膨脹這種經濟過熱的情況，就會對金融進行適當的調控，減少社會的貨幣流通，一旦政府縮緊了社會中流通的貨幣量，金融機構就也會做出縮緊貸款的政策來順應政府的政策。在這樣的情況下，三甲醫院就更加難以貸款，一旦無法完成貸款，醫院的資金有限，就會承擔籌資風險，出現例如資金運作不靈，醫院運營陷入癱瘓等情況。
（二）醫院內部的籌資風險
1醫院償債能力下降使籌資困難
醫院的經營效率是評判其所屬等級的指標，同時這也是醫院明確籌資渠道的依據。而三甲醫院主要資金來源除了政府給予的資金援助就是自己的經營收入了。由于近年來，醫院藥品的差價率呈現出持續大幅度下滑并有逐步取消的趨勢，所以三甲醫院很難再從藥品上獲取更高的收益。
三甲醫院作為僅次于我國特殊醫院的高級別醫院，其對醫療設備和醫療服務、醫院規模等因素的要求就更高。現如今各大醫院之間的競爭也日益激烈，因此越來越多的醫院選擇了進一步的發展擴大。例如大量采購新型高價醫療器械并加大力度建設醫院的基礎工程等等，這些都意味著醫院必須投入高額的資金成本，所以這對醫院的資金狀況是很不樂觀的。
一旦三甲醫院出現負債情況，那么醫院用于償債的資金主要就來源于其日常的經營收入。如果醫院無力承擔債務，那么三甲醫院就會產生信任危機，無法再完成籌資行為，那么醫院的資金鏈就會斷裂，陷入危機。
2醫院籌資結構不合理存在風險
三甲醫院為了不斷擴大規模，并增加購置高價醫療設備以增加醫院的運營收入的同時，其承擔的債務也在逐漸增加。在我國當前的金融機構中，關于貸款政策都控制在三甲醫院資產負債率的3/5之內。如果屬于區域壟斷類型的醫院的資產負債率較低，那么就可以借新債務來抵消舊的債務。而在醫院的負債情況已經快要超出固定的指標時，醫院負責人就要更注重對還債日期的安排?，F在的三甲醫院很容易出現長期借款和短期借款占據醫院總負債的比例不協調的問題，如果還債的日期都集中在一起，就會加重醫院償還債款的壓力，導致三甲醫院的資金無法照常運轉。還債日期安排的不夠妥當的話，也會產生籌資風險。
四、防范籌資風險的舉措
（一）建立風險防范體系
在三甲醫院遇到資金問題時，往往會被突如其來的困難弄得措手不及，而為了應對這種問題，必須要快速作出反應，來趨利避害。所以三甲醫院要學會防患于未然，在進行籌資行為時，必須要預先樹立好防范風險的意識，并建立完善醫院的風險防范體系，這樣才能在醫院面臨籌資風險時避免出現資金運轉不靈、醫院運營陷入危機的危險，并作出積極有效的應對措施。
風險防范機制應當科學、有效，并符合三甲醫院的現實情況。醫院的財務管理人員要把醫院的資金運營狀況作為基本依據，并確立好醫院的未來運營發展指標，實時監測并分析醫院各個環節的財務運營狀況。這樣就能及時在出現籌資風險前做好準備，規避籌資風險的出現，并有效地保障好三甲醫院的照常運營，維持三甲醫院的財務信用。
（二）提高資金利用效率
三甲醫院作為公立醫院，其資金的主要來源包括政府的資金援助和自身的經營收入。針對我國現今的國情，三甲醫院要進行資金積累是一件困難而漫長的事情。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速度過快，為了避免出現通貨膨脹的情況，政府不得不壓減提供給三甲醫院的資金補助，這在無形中給了三甲醫院更大的資金壓力。
而三甲醫院為了得到更大的發展，增加業務數量，就必須選擇擴大基礎建設的規模，購置新型高價醫療設備，這些高額的資金成本對于三甲醫院自身經營所賺取的利潤來說，可以是杯水車薪。那么三甲醫院就選擇利用向金融機構借款、融資租賃等外部籌資方式來獲得更多的資金，從而不斷發展自身規模來應對日益激烈的醫院競爭。
要如何合理地利用這些有限的資金就顯得尤為重要，因為不僅要使這些資金的利用率達到最大化，還要使三甲醫院的經營收入達到最大。三甲醫院的財務管理人員就要學會將財務杠桿效應發揮到最大化。如果醫院在日常經營中獲取的利潤增多，那么成本中包含的利息數額就會相應減少，那么醫院從投資中獲取的收益就會在很大程度上提高。
（三）調整醫院籌資結構
三甲醫院的財務管理人員要從醫院自身的財務情況出發，控制好資產負債率，從而選擇好最適合醫院生存發展的負債。如果醫院的負債超出限度，就意味著超出了醫院的償債能力，就會帶來籌資風險，影響醫院的資金運營。而負債太少，就會使醫院的發展止步不前。
財務管理人員還要安排好負債中長期借款和短期借款的比例，使籌資結構符合醫院的發展情況，并且要避免還款期集中的情況。堅持低成本和防范籌資風險的原則減少醫院的還債壓力，在最大限度內優化醫院的籌資結構。
四）選取多種籌資渠道
三甲醫院的籌資很容易受到國家政策調整和金融機構政策變革的影響，因此為了應對這些不斷變化的因素，三甲醫院就要選取多種籌資渠道。首先選取最適宜自身發展的籌資手段，以降低籌資成本的對象為最佳。而面向金融機構的籌資，往往是向銀行借貸。那么財務管理人員可以選取貸款利率較低、門檻較低、風險較小的銀行進行貸款，并學會結合多種貸款方式，在符合醫院發展要求的情況下使資金成本達到最低。
三甲醫院也可以加大與其他醫院的溝通合作，并嘗試著融資租賃這種籌資方式，不但可以減少購置高額醫療設備的壓力，還能夠在短期內提高醫院的醫療服務水平。而且這種融資租賃的籌資渠道并沒有利息，在一定程度上就減少了醫院的資金成本，為醫院的資金運營減少了壓力。
五、結束語
在物質、政治、經濟、文化飛速發展的今天，高質量的醫療服務越來越適應人們的生存發展需要。那么三甲醫院就必須應對著當前的市場經濟體制，適應政府的金融調控政策，來保障自身的日常經營和進一步的發展壯大。
而籌資活動作為醫院進行財務管理的一項重要任務，并將財務風險管理作為活動開展的核心注意點，這對醫院的生存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三甲醫院要根據自身的財務狀況樹立好風險防范機制，并制定好應對措施，這樣才能有效地規避籌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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