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的現實困境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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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減政策的現實困境

雙減政策的現實困境范文1

一、“十一五”經濟與環保工作發展情況

在“十五”末,內蒙古的基本區情是欠發達,經濟總量較小,資源綜合開發利用水平不高,產業層次低、集群化發展不夠、鏈條不長。2006年自治區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為了全面落實“十一五”規劃綱要確定的各項任務,必須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搶抓機遇,加快發展”,“遵循規律,科學發展”,“以人為本,和諧發展”。

在正確認識自治區區情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礎上,經過5年的奮斗,自治區綜合經濟實力躍上新臺階。一是經濟規模取得大發展,全區生產總值從2005年的3905億元增加到2010年的11655億元,年均增長17.6%,經濟總量由全國后列進入中列;人均生產總值達到7070美元,位居全國前列。二是經濟內涵取得大發展,經濟結構優化升級顯著推進,以新能源、現代煤化工等為主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快速發展,風電裝機由20萬千瓦增加到1000萬千瓦居全國首位,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年均增長23%以上。

“十一五”全區經濟規模和內涵的大發展給環保工作帶來了巨大的動力,同時,環保工作的大發展也為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笆晃濉币詠恚h保部共審批自治區各類項目環評163個,總投資6120.3億元;自治區環保廳共審批建設項目環評2506個,總投資74817.3億元。環保工作在積極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又切實強化了污染減排?!笆晃濉逼陂g,隨著自治區GDP的快速增長,污染排放新增量大幅增加,二氧化硫新增78萬噸以上,化學需氧量新增12萬噸以上,自治區的污染減排工作必須在消化巨額增量的基礎上大力削減存量。到2010年,全區二氧化硫排放量為139.41萬噸,比2005年的145.6萬噸下降4.25%,完成140萬噸總量控制目標的110.61%;化學需氧量排放量為27.51萬噸,比2005年的29.7萬噸下降7.46%,完成27.7萬噸總量控制目標的109.51%,超額完成了國務院對自治區下達的“十一五”減排目標任務。

污染減排交上滿意答卷,環境質量隨之明顯改善。2010年,內蒙古全區重點監測城市空氣質量為二級良好,優良天數平均達338天,比2005年平均增加63天,主要污染指標分別比2005年下降15―40%,是全國唯一沒有發生酸雨的省區。全區流域水質明顯改善,由“十五”的“中度污染”轉變為“輕度污染”,重點監測的40條河流的67個斷面中,Ⅲ類以上標準水質斷面占65.7%,比2005年提高45個百分點。

二、科學認識的環保發展道路

內蒙古的環保發展既是內蒙古經濟社會大發展背景下的必然要求,又是正確認識環保工作規律、順應時代轉變理念方法、勇于探索開辟新道路的必然結果。

(一)樹立生態文明觀是環保工作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立足點

找到這個立足點,就找到了環保工作與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總體布局緊密銜接的橋梁??茖W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科學發展內在包含了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社會特征,以及人民群眾喝上放心的水、呼吸上新鮮的空氣、在良好的環境中生活等美好的生活圖景。科學發展觀視閾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要在政治上超越資本主義制度,建成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共同富裕的社會;又要在物質上創造超越資本主義工業文明觀帶來的發展成就,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因此,這就要求我們既要“補上工業文明的課”,又要“走好生態文明的路”。

生態文明是與以工業化生產方式和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為特征的工業文明相對應的概念。首先,樹立生態文明觀要求豐富對經濟發展內涵的認識,不能僅僅以GDP增長單一指標來看待發展,經濟發展包含資源消耗、經濟效益、環境承載三個方面的內涵,應從單純的GDP考量逐步轉變為全面提升經濟發展質量。第二,樹立生態文明觀要求拓展對經濟發展周期的認識,不能單純強調短期內的經濟規模擴張、造成“有水快流”的不良局面,務必在經濟發展上注重長期可持續性和代際公平性,進而長久保持資源稟賦優勢,避免陷入資源枯竭困境。第三,樹立生態文明觀要求豐富對民生內涵的認識,將環境權益作為民生的題中應有之義納入各項政策制定當中,不能忽視更不能漠視公眾環境權益。

(二)在發展中尋求出路是環保工作的根本方法

5年來的實踐,使我們深刻認識到環境保護既是發展問題又是民生問題,解決環境問題必須要從經濟結構、發展方式上找根源。

1、把握發展機遇,環保工作才有出路

這里的發展有兩層含義:一是經濟社會的發展,二是環保自身的發展。從第一個層面來看,環保工作不能就環保論環保,而是應該放入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來看待,立足于服務經濟發展和社會民生,以環境保護的成績來優化經濟發展、來改善社會民生,歸結為一句話就是:有為才有位。從第二個層面來看,環保工作正迎來前所未有的歷史性發展機遇期。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科學發展觀,2005年國務院《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2006年國家召開第六次環保大會,總理提出環境保護“三個歷史性轉變”的指導思想。一系列的重大決策表明,環保工作已經進入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干線、主戰場和大舞臺,必須認識機遇、搶抓機遇,乘勢而為,從而開創環保事業長足發展的有利局面。

2、大力實施科技興環保、人才強環保戰略,提升環保發展能力

環保發展能力的提升,表現為適應時展,提高行政效能,有能力應對當前日趨嚴峻的環境形勢,破解結構型、復合型、壓縮型的環境問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大力實施科技興環保、人才強環保戰略。2007年自治區政府出臺了《關于貫徹落實全國節能減排工作電視電話會議精神的意見》的文件,明確要求各級政府每年要將排污費的50%用于加強環保自身能力建設,這為環保自身能力跨越式發展開鑿了源泉。5年來,國家和自治區直接投入財政資金17.45億元,其中能力建設8.85億元,污染防治資金8.6億元,自治區環保財政專項資金增加了5倍。

在科技推動環保方面,自治區環保廳5年投入6.2億元全面提升常規監測和自動監測能力,徹底改變了“廢水靠看、廢氣靠聞、廢渣靠摸、噪聲靠聽”的落后狀況。自治區環境監測中心站新建了監測實驗中心,具備了有機、無機等15大類的監測能力,并通過了國家級實驗室技術評估。2008年4月和2010年9月,自治區環保廳分別啟動實施了全區重點污染源自動監控項目一期、二期工程,總投入1.65億元,集成物聯網、“云計算”、3S空間信息管理、3G移動通訊技術,在全國率先建成全區統一的環保物聯網監控平臺、環保移動辦公執法平臺,環保監管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借助高效能的環保專網,自治區環保廳與各盟市環保局構建了全區統一的視頻會議系統和環保綜合辦公平臺,建成自治區、盟市兩級環保部門13個現代化的監控中心,形成全區環保管理“一張網”的數字化格局。

在人才增強環保方面,全區環保機構隊伍建設得到明顯加強,新增機構118個,101個旗縣區全部獨立設置了環保局,主要的工業園區也都設置了專門的環保機構,新增各類編制1342個。自治區環保廳機關新增設了環評、總量、人事3個處室,組建了東、西部環保督查中心、評估中心、在線監控中心、固廢管理中心、排污權交易中心、環保產業協會7個事業單位,增加各類行政事業編制128個。

(三)抓住總量控制這個環保工作的主線

從“十一五”內蒙古的污染減排和環境質量改善效果來看,總量控制污染減排工作對改善環境質量有著最直接的作用,抓住總量控制這一環,就抓住了環保工作的主線。

環保工作始終是圍繞如何處理好“三個量”之間的關系來開展的,這三個量就是經濟總量、污染總量和環境質量。三者之間,經濟總量決定污染總量,污染總量決定環境質量。其中,經濟總量對污染總量的決定作用,受經濟結構、經濟發展方式等經濟質量因素影響;污染總量對環境質量的決定作用,受污染分布、環境容量等自然生態因素影響;環境質量反過來成為城市競爭力的重要決定性因素,進而對城市經濟總量增長起到推動或制約的作用。因此,從這個關系上來看,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境要從總量控制做起??偭靠刂婆c環評審批、污染治理、監測評估密切聯系,構成工作循環鏈條??偭靠刂铺岢鑫廴究偭康目刂颇繕耍ㄟ^環評審批來實現總量指標優化分配,通過污染治理來削減已有總量、控制新增總量,通過監測評估來掌握總量控制和環境改善的成效??偭靠刂圃接谐尚В洕l展就越有空間,環境質量就越發改善。實現總量控制目標的基本思路,是貫徹總理“三個轉變”思想,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和必要的行政辦法來解決問題。

1、將總量控制提升為政府意志,建立行政考核機制

“十一五”以來,自治區黨委、政府高度重視減排工作,先后出臺了《關于印發“十一五”期間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計劃的通知》等21個推進減排的行政規章。為嚴格落實行政首長責任制,自治區政府于2006年成立了以政府主席為組長的節能減排工作領導小組,于2009年成立了以政府主席為組長的松花江流域水污染治理領導小組,于2010年成立了以政府主席為組長的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領導小組,各盟市也相繼成立以盟市長為組長的領導小組,切實加強了組織領導和工作協調。為嚴格落實減排目標責任考核,2007年自治區把污染減排完成情況列為對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實績考核的重要內容,將節能減排考核權重由2%提高到8%,超過GDP和財政收入7%的權重,并實行“一票否決”制。

2、將環評審批提升為調控政策,建立優化約束機制

環評審批以總量控制為導向,從單純的行政審批事項轉變為經濟調控措施,能有效地調節發展與環境的矛盾。2006年自治區開展了全國首個省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綱要戰略環境影響評價,并以戰略環評研究成果為依據對自治區“十一五”規劃綱要做出調整。2009年自治區政府出臺了《關于印發自治區工業園區規劃環評審查要點的通知》文件,把推進規劃環評作為從源頭防范結構性和布局性環境污染的關鍵措施來抓,明確工業園區規劃環評審查“十要點”。2008年自治區環保廳出臺《關于建設項目審批“六前置、七環節”的規定》文件,從項目建設全過程控制污染新增量,“六前置”即對項目是否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審批權限、規劃環評要求,是否有環境容量、污染物排放總量指標、環境監測能力和配套環?;A設施等6個條件進行環評前置審查,“七環節”即在審批過程中嚴格把握項目選址、項目布局、工業用水源、污水排放去向、生產工藝、環境風險防治,以及環境敏感區、城市建成區和景觀區等7個關鍵環節。2009年自治區環保廳為支持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發展,出臺了《關于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若干意見》文件,提出環保部門保增長的21條政策措施,開辟環評審批的“綠色通道”。環評審批以總量控制為目標,疏堵結合,從而優化經濟發展。

3、將污染減排提升為聯合行動,建立綜合減排機制

污染減排要見實效,必須將工作措施由主要依靠行政管理轉向依靠環境政策引導與行政管理相結合,將工作機制從過去的環保部門單打獨斗轉變為多部門的協同作戰。2007年自治區環保廳制定了《關于二氧化硫減排“雙五條”化學需氧量減排四條措施的規定》,以加快脫硫工程、污水處理設施建設。2008年,面對全區減排指標處于降與升的邊緣的現狀,自治區政府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加強減排工作的通知》文件,提出加強減排的“雙12條”政策措施。為加強經濟激勵,從2009年1月1日起,全區二氧化硫排污費從每公斤0.63元調整至1.26元,污水處理收費標準由不足0.45元每噸提高到生活污水0.7元每噸、工業污水0.9元每噸。2007年自治區政府出臺了《關于印發自治區節能減排實施方案的通知》,將減排任務分解到自治區15個委辦廳局,2008年各級環保部門建立起與發改、統計、水利、城調等部門的減排統計聯系會審制度,2009年自治區紀檢委、監察廳把各地貫徹執行《關于進一步加強減排工作的通知》文件情況作為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重大決策部署的4個重要內容之一進行監督檢查。

通過部門聯合,結構減排成效顯著,“十一五”期間全區共關停小火電機組62臺152萬千瓦,整合煤礦877座淘汰產能1700萬噸,淘汰水泥產能696萬噸,淘汰焦化產能1100萬噸,按國家要求淘汰了不符合產業政策的電石、鐵合金和鋼鐵等落后產能,特別是關停了包鋼3臺90平方米燒結機,在全國規模最大。

4、針對內蒙古特點在工作中進行改革創新

內蒙古地域遼闊,全區總面積118.3萬平方公里,共與8個省區交界。廣闊的地域既為優化產業布局提供了空間,又給環保監督管理工作帶來了很多困難。2008年自治區環保廳借鑒國家成立區域環保督查中心的經驗,報請自治區編委批準成立了東、西部環保督查中心兩個正處級事業單位,分別設立在東部通遼市和西部烏海市,以分擔自治區環境監察總隊的職責,加強全區環境監察工作。2009年自治區環保廳借鑒北京奧運會空氣質量聯防聯控的經驗,在烏海市、阿拉善盟烏斯太開發區和鄂爾多斯市棋盤井開發區組成的“小三角地區”開展空氣污染聯防聯控工作,由自治區西部環保督查中心牽頭,重點制定區域污染防治規劃和考核指標,明確防治措施及工程,建立自治區、盟市、旗縣三級工作協調機制。2011年全區重點污染源自動監控項目一期、二期工程建成,為自治區和盟市兩級環保部門建立了可以實現污染企業在線、視頻、工況“三位一體”精確監管的環保物聯網監控平臺,極大提高了環保監管的時效性、準確性。這些創新舉措有效提高了全區環保行政效能,對推動污染減排帶來持久深入的影響。

雙減政策的現實困境范文2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of college graduate, the competition of graduates' employment is becoming fiercely.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poor graduates is not optimistic. In order to promote poor university graduates employment smoothly, our country, society, universities and students should do their duty. This paper makes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solving the employment problem of poor college student,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

關鍵詞: 貧困;大學生;就業難;對策

Key words: poor;college student;difficult employment;countermeasure

中圖分類號:G6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1)28-0234-02

0 引言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推進,高校畢業生人數劇增,大學生就業面臨著嚴峻的形勢,而高校的貧困畢業生在目前在這種嚴峻的就業形勢下,加上貧困生個人的就業觀、自身綜合素質、家庭經濟等特殊因素影響,他們更是弱勢群體中的弱勢群體。貧困高校畢業生作為特殊的群體,他們自身對工作具有強烈的渴求性,一個貧困大學生若能順利就業,它不僅可以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而且可以負擔起整個家庭的生計,甚至可以為社會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所以,高校和社會更是應該關注貧困大學生的就業問題,他們能否順利就業不僅對于高校就業率的高低具有重要影響,且對于促進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和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解決好貧困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成為了當前大學生就業工作中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下面筆者就如何解決好貧困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談一下筆者的建議:

1 制定和實施靈活多樣的政策以促進貧困生就業

高校貧困畢業生生能否順利就業,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實現,也關系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因此國家應該針對高校貧困畢業生就業的實際情況,制定和實施更加具體、系統、優惠的配套措施和政策,有針對性地制定相關制度與規定;高校要建立健全貧困生就業機制來幫助他們實現就業。國家要繼續加大對貧困大學生的資助力度。目前,為了幫助貧困生順利完成學業,我國已經建立了獎、助、貸、減、免、緩交學費、特殊困難補助等多層次的困難資助體系。隨著貧困大學生隊伍的不斷壯大,需要國家加大資助力度和更多社會力量的幫助貧困大學生緩解經濟壓力,使其在畢業時不要背負上沉重的經濟負擔。同時貧困畢業生由于自身具有吃苦耐勞的精神、熟悉艱苦環境的特性,如能讓他們在當地基層就業,發揮聰明才智,相信他們一定能干出一翻事業來。因此,國家應加大力度縮小城鄉兩地就業市場的差別,改善貧困生就業環境,積極吸引和鼓勵貧困畢業生去西部基層地區工作;同時逐步提高基層勞動力市場的工資報酬,盡快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解除貧困畢業生的后顧之憂,制定更加優惠的政策,加大獎勵力度,擴大“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大學畢業生基層志愿服務團”、“大學生村官計劃”的規模,積極吸引和鼓勵畢業生尤其是來自農村的貧困畢業生去基層和西部工作,緩解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就業壓力,減少畢業生失業人數。

2 加強就業指導,幫助貧困生樹立正確的就業觀念

首先,針對目前貧困畢業生存在錯誤的就業觀念,高校必須要對他們進行就業觀教育,幫助他們認清當前的就業形勢,轉變就業觀念。引導貧困畢業生要把理想與現實、用人單位的需求、總體的就業形勢等相互統一起來合理抉擇。堅持“先就業、再擇業、然后創業”的理念,把握住所有可能的機會。強化貧困畢業生思想教育,通過對其進行職業生涯理想和信念教育,讓他們形成艱苦奮斗自主創業的的理念,引導他們奔赴西部和基層,實現人生價值。

其次,要重視就業信息的指導,強化就業技能的培養。要從低年級開始、貫穿大學生涯不斷對高校貧困生進行就業指導。及要像對待其他學生一樣對貧困生展開就業指導教育,又要根據貧困生自身的具體情況進行針對性、適宜性的就業指導服務,更要在大學期間有規律地組織專家與學者對貧困生進行相關培訓和指導,以提高貧困生適應市場就業的能力,并且組織貧困生走出校園參加各類社會實踐活動,在實踐活動中增長見識,提升能力。學校就業指導中心還應為擇業有困難的貧困畢業生按照適當比例配備專業的就業指導老師,和貧困生面對面的溝通交流,提供全程化、個性化、專業化的就業指導服務,一對一對其進行幫助,使他們對自己作出合理的職業生涯設計,讓他們更好地了解擇業的方法和技巧。根據貧困生在就業方面普遍存在問題的調研結果及相關資料根據學生自身特點制定教案。重點從“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大學生就業的心理準備、求職簡歷禮儀、求職擇業的方法和技巧、就業政策與簽約程序、就業形勢與對策”等角度展開有目的性、針對性的指導。根據實際情況開展就業訓練營活動,通過職業測評、模擬面試、工作分析、就業技巧訓練等活動,增強貧困畢業生就業信心,使其更好地了解面試程序,增加面試經驗,提高隨即應變能力,使面試成功機會增加。除此,還要積極推薦貧困生就業,特別注意關愛這個特殊群體,同時,積極采取各種措施,降低貧困生求職費用,減輕其就業壓力。

3 建立校企聯姻,提升貧困畢業生職業素質

通常,高校貧困畢業生在綜合素質方面和普通畢業生有較大的差距。如語言表達能力欠缺、接觸社會實際少、人際交往能力弱、實踐操作不強等等。多數的高校貧困畢業生是貧困落后山區或少數民族的學生,交通的閉塞使得他們大部分人普通話較差,方言較重。貧困生的家庭背景、社會交往都會影響到他們的職業生涯規劃能力,與經濟較發達地區的學生相比,貧困大學生職業規劃意識要相對晚得多。很多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貧困大學畢業生在就業中的地位。在人才競爭激烈的今天,大多用人單位在招聘時都提出“有工作經驗”的要求。要想使畢業生符合用人單位的經驗要求,就必須使所培養出的學生與用人單位的要求基本相符,實現“零距離”對接。要做到知一點的一個有效途徑就是校企聯合。所以要想提高貧困畢業生綜合素質校企聯姻是重要途徑之一。

要使校企聯合達到良好的效果,就需要加強“雙師型”師資隊伍建設, “雙師型”教師是指一個教師既有教師任職資格證又有教師以外的執業資格證書(如法律執業資格證書、工程師等),同時具備兩種職業素質。將合作企業具有教師資格證的書的專業技術人員聘請到學校兼職講學,讓他們成為“雙師型”教師隊伍的一部分,讓教師走向工廠,企業工程師走上講臺,使師資隊伍更具實力;實現學科、專業建設與企業互動,利用企業的實驗設備,對學生進行到企業和工廠的實驗和實訓,使企業不斷帶動學科、專業建設,全面提高學生素質;應用型研究所強調校企人員的互動、項目的聯結,學科性公司將優勢學科的科研成果轉化為產品,把潛在的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統一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定期召開“校企合作”交流會,雙方相互交流,企業提出對培養人才規格的要求,高校以此為導向,大膽改革創新。

高校要對“訂單式”培養模式不斷研究。學校培養的人才不符合就業市場的需要,而企業急需的人才學校有沒有培養,貧困畢業生自己也難以及時準確的掌握就業信息,所以“訂單式”培養模式應推廣在畢業生就業中。按照合作單位的需要有針對性的培養人才,降低貧困生就業風險;嚴格審核“訂單”貧困生的綜合素質,防止不良行為的出現;從學生的長遠發展對其進行培養,是貧困生可以得到可持續發展,對其培養不能只考慮企業的現實要求。高校在對學生加強培養企業需要的實用技能的同時,也要培養貧困生的自學能力和可持續發展的能力,關注人文精神的培養,讓學生成為全面和諧發展的人。

4 疏通信息渠道,增強貧困畢業生的競爭優勢

在這個信息化的時代,相對那些經濟條件好、家庭背景優越的大學生來說,貧困畢業生獲取的信息相對較慢、較少,對就業相關知識如就業形勢、就業政策、就業技巧等缺乏了解,這無形中給貧困畢業生在某種程度上帶來了弱勢。因此,通過疏通信息渠道,讓貧困畢業生獲取最新信息,增強競爭優勢是有效途徑。

首先,高校要廣建人脈,建立全面的就業信息網絡,充分發揮在校學生的社會關系網的作用,讓社會充分了解學校的辦學思路、專業設置、人才模式等,提高學校知名度;要把優秀校友的社會資源加以利用,讓他們幫助母校的貧困生更好的就業;高校還要充分掌握成功校友的法杖狀況,讓他們回母校招聘人才,將優秀貧困生加以推薦;除此之外,教職員工的社會關系也要充分利用,讓他們介紹一些企業單位來參加學校的招聘會;利用好在校優秀學生在全省甚至全國的影響力,把學校宣傳出去,讓更多招聘單位了解學校。

其次,加強和各級人力資源勞動與社會保障局聯系,打造良好的信息交流平臺。比如與各省市的人才交流中心官方網站合作,整合有利資源,發揮各自優勢,集各方之力,打造人才多層次、專業多元化、服務多功能、社會影響大的跨省人力資源信息平臺,滿足不同用人單位對不同層次、不同類別、不同專業的畢業生的需要。高校同時聯合與各地人力資源勞動與社會保障局舉辦供需見面會,優先推薦貧困畢業生,幫助每一個貧困生找到適合自己的崗位。

5 結束語

一個人雖無法選擇自己的出身,無法選擇貧窮和富有,但貧困生同樣擁有就業的權利。貧困本身沒有錯,錯就錯在社會對貧困生產生的種種歧視與不公正現象以及貧困生個人自身因素的影響。高校貧困生同樣是社會寶貴的人才資源,是開發西部與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主力軍。因此,我們期待著越來越多的人來關注高校貧困生這個弱勢群體,關注他們的就業問題,期待著貧困生就業難的問題能夠得到圓滿解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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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減政策的現實困境范文3

關鍵詞:草原畜牧業;生產力;生產關系;調整;變革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31-0095-03

草原畜牧業是以草原為生產基地,主要采取放牧方式飼養牲畜,以取得畜產品的畜牧業[1]。“據有關史料,早在秦漢以前的若干個世紀里,先后有多個游牧民族長期活躍在內蒙古廣袤草原上從事游牧業……。直到20世紀40年代末,內蒙古草原畜牧業的基本模式就已經錘煉成型。1947年成立,暫且不論當時草原的具體所有制形式,就畜群品種、季節性草場選擇、放牧方式、游牧距離、冬季飼草儲備、棚圈和飲水設施建設、防災措施以及有牧民的生活方式等草原畜牧業的基本框架而言,都有了相對固定的形式,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獨特特點。”[2~4]

然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牧區開始實施草畜雙承包制度,這種“相對固定”的“基本框架”開始瓦解,內蒙古草原畜牧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之后的二十年期間,內蒙古草原畜牧業規模不斷膨脹,家畜頭數快速增長,追求數量成了各級政府及牧民指導畜牧業工作和生產的標尺。以典型草原畜牧業生產區—錫林郭勒盟為例,1984年牧業年度全盟家畜頭數為839.07萬頭(只),日歷年度為667.06萬頭(只),而到了1999年全盟牧業年度家畜頭數增加至1 923.44萬頭(只),日歷年度為1 187.61萬頭(只),一度涌現出很多養畜規模超過2 000頭(只)的牧業大戶。

1999—2001年連續三年的特大自然災害,以及近十年的全球氣候變化、政策變遷和經濟結構調整,使曾經一度“以頭數論英雄”的草原畜牧業逐步轉入“壓縮頭數增質增效”的另一個發展階段,到“十一五”末草原區域牲畜飼養規模幾乎回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然而,在過去三十余年草原畜牧業原有的草牧場、牲畜、牧民三者之間的動態平衡關系早被打亂,整個系統已失去了原有的穩定性,單純的“減畜”已不能突破其發展的困境。

一、不斷瓦解的內部體系

談及草原畜牧業,人們或與完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畜牧業,或與完全“靠天吃飯”的散放畜牧業聯想,但今日之內蒙古草原畜牧業早已不能游動放牧,也不是完全“靠天吃飯”了。如上文所述,草畜雙承包制度的實施基本宣告游牧畜牧業的結束,而近三十年的建設養畜也使得草原畜牧業的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加強,防災避災能力逐步增強;經營草原畜牧業的普通牧民已享有農村人或城鎮人擁有的現代化通訊、交通設備及服務、日常消費品以及現念。

然而,人們所向往的“天蒼蒼,野茫茫,風水草地見牛羊”的魅力草原也早已千瘡百孔。對草原地區而言,全球氣候變化和人為不合理利用所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草牧場的大面積嚴重退化,以及稀缺水資源的進一步短缺。國內外學者對草牧場退化原因各執一詞,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但就草牧場退化產生的影響而言,草原畜牧業和牧民是最直接、最嚴重的受害者。產草量下降、牧草品種減少、地表水斷流、地下水位下降,牧民只能通過系統外資源的輸入維持畜牧業生產,其結果是養畜成本的成倍增加。其中,不得不承認就局部地區而言,資源約束不一定是因為資源總量不足,而是因為資源利用方式不合理所致。就內蒙古草原資源而言,短缺和不均衡是其固有特點,而游牧經濟長期的分工協作機制決定牧民掌握的生產、經營和管理技術也不均勻,因此看似均等化的資源配置只能導致資源利用本身的不合理性,進而強化資源短缺程度。

與牧草資源和水資源同樣稀缺的是草原畜牧業勞動力資源。經營草原畜牧業需要知識、技術和能力,其中既包括傳統知識,也包括現代技術,既包括放牧技術、管理技術,也包括掌握市場信息的能力。然而,現代草原畜牧業經營當中,傳統知識的傳承和新技術的銜接出現“代溝”,掌握這些知識、技術,具備那些能力者卻越來越少。結果,通過牧民的管理技術和判斷能力實現草—畜、人—畜、人—草平衡時常常出現偏差。而草原畜牧業現有發展態勢決定該行業從業者人群處在逐漸收縮狀態,使草原畜牧業勞動力面臨數量和質量的雙重壓力,必然危及到草原畜牧業未來的發展思路和方向。

除了草原畜牧業的生產基地和生產者,它所經營的畜群品種和結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通過長期適應過程,內蒙古草原畜牧業選育了“草原五畜”,并培育出很多優良地方品種及改良品種。這些家畜品種適應性強、耐粗放管理、易于飼養、體質健壯、抗災抗病能力強,又具有優良的生產性能。然而,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內蒙古草原畜牧業改良工作一度進入停止和無人管理狀態。進入新世紀后,隨著各種項目的實施,內蒙古牧區大量引入外來品種,試圖“調整牲畜結構、提質增效”。于是,外來品種與地方優良品種的較量成為焦點,從生產適應性、物種和文化價值角度考慮,地方品種更占優勢,但從社會資源擁有角度看外來品種則更勝一籌。

草原畜牧業原本是以草原生態、牲畜、牧民為基本要素的復合系統,三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約形成了相對穩定的經濟基礎體系、社會組織體系和技術體系。然而,通過近半個世紀的發展,現如今草、畜、人三者原有的生產性能和特點不同程度的喪失,三者之間的協調性基本瓦解。

二、日益惡化的外部環境

事物的發展離不開與外部環境的相互作用,特別是當事物本身特別脆弱時,外部環境的影響尤為重要。作為“靠天吃飯”的第一產業,草原畜牧業的發展離不開“天”,即草原生態環境本身。草原生態系統脆弱性增強已成事實,深究其原因既有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也有人類不合理行為的影響,而且后者往往成為前者的誘因。就導致草原生態系統脆弱性增強的責任主體而言,并不全是生活在草原區域的人們,更不是草原畜牧業本身和牧民個體,而是更廣泛區域、更多產業和群體的不合理行為。但草原畜牧業和牧民卻是最直接的風險承擔者,草牧場退化、自然災害多發、高溫、冰雹、暴雨等極端氣候事件增多、動植物資源匱乏、水資源枯竭……。

為了保護和恢復草原生態,增強系統本身的適應能力,中央及各級政府做出了積極探索。至于其生態效果如何,暫且不易評價,但就其對草原畜牧業產生的影響而言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大多數生態項目重點放在壓縮放牧畜群規模,防控牲畜采食和踩踏,直至遷出牧民,其中草原畜牧業牲畜品種和畜群結構、經營管理及放牧方式、牧民生活方式都發生著不同程度的變化,一些地區草原畜牧業放牧空間將會進一步縮小,甚至有些地區的畜牧業已經不能稱為真正意義上的草原畜牧業。而隨著內蒙古農區、半農半牧區,以及郊區畜牧業的快速發展,草原畜牧業在規模、產能方面只占全區畜牧業的1/4~1/3,甚至更低,然而它卻占據著全區近60%的國土。顯然,在中國現行GDP評價體系尚未改變的情況下,草原畜牧業在全區畜牧業,乃至總體經濟布局中的重要性將日漸降低。

另外,畜產品市場環境是影響草原畜牧業發展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其中不乏有草原畜牧業自身的問題。由于草原畜牧業自身的品牌樹立、推廣和保護工作滯后,普通消費者很難辨別某種畜產品是否真正產自草原畜牧業,結果往往會出現“格雷欣法則(Gresham’s Law)”現象,甚至會出現“掛羊頭賣狗肉”之事。當草原生態系統的服務價值不斷被認可的今天,如果草原畜牧業所提供的產品與大宗畜產品之間沒有明顯的價格差異,其效益必然相對低下,草原畜牧業也不可能通過“科學養畜、少養精養”的途徑實現草原生態與草原畜牧業的雙贏目標。

三、組織和合作:草原畜牧業發展之方向

無可非議,作為時代產物草畜雙承包制度在改革當初極大地帶動了廣大牧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放和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實現了全國畜牧業發展的一次大跨越。然而,作為農村革制度的延伸,草畜雙承包制度卻忽視了草原畜牧業生產的兩大特殊性,即資源分布的不均衡性(氣候(包括災害)、降水量、草牧場、地表水等自然資源時空分布不均衡,以及勞動者所掌握的畜牧業經營管理能力和水平,以及放牧技術在個體之間的不均衡)和生產的互助協作性(以浩特、艾里作為自組織的互助體系)。于是,草畜雙承包制度的庇護下,草原資源利益相關者的盲目擴大再生產在所難免,甚至超越資源閾值,反而影響了草原畜牧業的持續發展。當人們意識到草畜雙承包制度下單戶經營模式的弊端時,制度本身已逐漸暴露出它與生產力發展要求之間的不適應性。

1.建立家庭牧場,允許一部分牧民“做強做大”。在廣大草原牧區,會經營畜牧業、善于管理草原、能抓住市場機會的牧民不在少數,他們是牧民中的精英,是組織與合作的實踐者。這部分人通過租賃草牧場、購買牲畜、雇傭勞動力、聯系市場等途徑使資源相對集中,已成為當地頗有影響的畜牧業經營能手、牧業大戶。顯然,草場承包制度改革之草牧場承包經營權流轉機制,以及生態移民、政策性禁牧等政策環境正在促使著這種模式的快速成型,有條件、有能力的牧民可在現有法律、法規、政策框架下,通過市場交易獲得更多的生產資源,進而建立家庭牧場,成為自成規模的畜牧業生產組織。

2.從家族內部至浩特,加強經驗管理,實現聯戶經營。越分越退化的草牧場、越來越高昂的生產成本,以及市場交易中的失利逐漸喚醒牧民,單戶經營、分散決策不能發揮草原畜牧業的優勢。聯戶經營可以通過畜牧業生產的統一組織、統一生產、統一銷售、統一決策,分工協作,分戶結算,可有效降低上述風險,提升畜牧業生產效益。在傳統草原畜牧業中,以浩特為單位的生產經營模式是聯戶經營模式中最典型、最成功模式之一。當然,時至今日牧民可根據自身條件,選擇父子聯戶、兄弟聯戶、鄰里聯戶、親朋聯戶,甚至浩特內部的、嘎查集體的聯戶等多種聯戶模式,不必受制某種或某幾種固定模式之限。

3.傳承互助協作傳統,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積極建立專業合作組織。草原畜牧業,無論是傳統畜牧業的“浩特—艾里”組織中,還是建國后的合作化、集體化時期,以及改革開放后的草畜雙承包時期,從不缺乏合作精神和實踐。“合作化、集體化適合牧區特點。牧區合作化……總體上十分符合牧區牧民互相幫忙的文化傳統和相互協作的客觀需求。縱觀合作化以來的牧區發展歷史,合作化集體化給牧區帶來的是:生產力的聚集,牧區經濟的穩步發展,集體經濟的逐步鞏固和壯大,牧民生活普遍的有所改善。它的不足主要是政社合一體制下行政領導對集體經濟干預過多、管得過死以及集體經濟自身管理不善,特別是財務管理一直比較混亂”。而今日,應以史為鑒,總結歷史經驗,吸取教訓的基礎上,積極建立牧民專業合作組織,開辟草原畜牧業的合作化道路。

然而,新生事物的發展往往是曲折的,即使是系統內部因子的改良也不例外。建立分工協作、互惠互利的社會組織管理和生產體系,不管是技術層面,還是心理層面都面臨著諸多不確定性或障礙。如建立家庭牧場過程中的草牧場流轉問題,雖說它是解決現有制度條件下草牧場合理分配的一種有效途徑,但租賃戶與出租戶之間的利益沖突較大,存在嚴重的外部性,使流轉草場得不到有效保護,甚至引發諸多不利于草牧場保護和草原畜牧業發展的事件;在建立專業合作組織發展中,有些合作組織是為爭取項目,或為完成任務,甚至有些合作組織是跟風而上,而后來因各種利益沖突卻不歡而散,扭曲了建立專業合作組織的初衷;而有的專業合作組織入社牧民的積極性較高,對合作組織的希望值也相對高,但由于一些外部因素影響,或自身條件限制,合作組織工作進度緩慢,甚至無所作為,從而嚴重挫傷了廣大牧民建立和加入專業合作組織的積極性。在心理上,實施草畜雙承包制度三十年之后,牧民已經習慣于單戶經營、個體生產,無論在社會管理,還是經濟生產,更傾向于追求短期效益和個體利益,卻逐步喪失對傳統知識的尊重、對組織的信任和對周圍的關注。

四、調整和完善:草原畜牧業發展之需要

首先,作為內蒙古獨具特色的傳統產業,草原畜牧業的發展不僅牽涉到產業本身發展及從事該產業的廣大牧民增收致富的問題,也關系到草原牧區生態安全及民族文化的繼承與保護問題。因此,發展草原畜牧業必須遵循保護草原生態與發展草原畜牧業并重的原則。我們不能以保護草原生態的名義制約草原畜牧業的發展,同樣不能以發展草原畜牧業的名義破壞草原生態,而是通過草牧場與畜牧業之間的平衡關系,維持草原生態經濟系統的穩定?;仡檸浊甑牟菰竽翗I發展史,可以確定生態—生產—文化多贏的目標是可以實現的。

其次,應嚴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草原法》等法律法規,依法保護當事人合法權利?!吨腥A人民共和國草原法》第13條規定,“集體所有的草原或依法確定給集體經濟組織使用的國家所有的草原,可以由本集體經濟組織內的家庭或者聯戶承包經營。在草原承包經營期內,不得對承包經營者使用的草原進行調整;個別確需適當調整的,必須經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村(牧)民會議三分之二以上成員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牧)民代表的同意,并報鄉(鎮)人民政府和縣級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門批準。集體所有的草原或者依法確定給集體經濟組織使用的草原由本集體經濟組織以外的單位或者個人承包經營的,必須經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村(牧)民會議三分之二以上成員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牧)民代表的同意,并報鄉(鎮)人民政府批準”。法律是一切行為的準則,《草原法》、《基本草原保護條例》等法律法規規定了草原承包使用者,乃至全社會公民、組織和政府部門應享有的權利和應承擔的責任義務,實踐中應依法行使,杜絕一切違法違規行為。然而現實中,往往本末倒置,不杜絕違法行為的發生,不追究破壞草原行為的違法性,卻討論如何使其危害降低至最小的問題。

此外,建立組織與合作機制既要有決心也要有耐心,必須遵循政策支持下的有序推進和牧民自愿下的循序漸進原則,要以提高牧民的認知程度為前提。同時要發展因地制宜的多種合作與組織模式,進行大膽的試點和示范,允許試點的失??;注重政策的持續性,避免出現試點階段和推廣階段的扶持政策不一致,或扶持力度急劇下降等現象。

同時,相關部門要做好政策解讀、政策實施和政策評估工作,并建立問責制度。由于信息、語言等多重影響,牧民缺乏對現行政策的了解,甚至有些牧民根本不知道。所以,不管是關系到草原生態,畜牧業生產,還是牧民生活,任何政策措施必須做好政策解讀工作。實施政策、管理政策與出臺政策同樣重要。由于政策實施過程中存在很多變量,政策實施效果和設計效果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必須分清哪些是政策設計自身缺陷引起的,哪些是實施過程中發生的,哪些是政策以外的因素造成的。同時,要建立問責制度,如果政策效果不佳,或失敗,有必要追究相關方責任,包括政策制定者、實施方和接收方(牧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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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明.現階段草原畜牧業發展面臨問題的調查報告[J].北方經濟,2011,(4).

收稿日期:2013-09-09

雙減政策的現實困境范文4

4月15日,十堰市發生市區公交全線停運事件,全市70萬人的出行受到嚴重影響。當天下午,十堰市委書記陳天會主持召開常委會,專題研究維護市區正常公共交通秩序問題。會上,十堰市委、市政府決定:收回十堰市公交集團公司的城市公交特許經營權。

至此,在十堰市推行了5年、曾經“全國首家”的“城市公交整體民營化”改革,正式尷尬謝幕。

公交整體民營化“第一家”

十堰市公交民營化改革,始于2003年。

當年,溫州商人張朝榮以每年800萬元的價格買斷了十堰市城區公共汽車22條線路、18年的特許經營權,“十堰市公交民營化改革”正式啟幕。

2003年3月24日,張朝榮的溫州市五馬汽車出租公司與十堰市政府正式簽訂收購協議。按照協議,十堰市政府所持有的國有資本全部退出公交公司,張朝榮以3931萬元的價格收購國有產權;新公司掛牌后,溫州市五馬汽車出租公司持有68%的股份,另外32%的股份由公交公司內部員工持有;新公司同時以每年800萬元的經營費和附加費等,買斷十堰公交18年的特許經營權。

作為國內首例市州級“城市公交整體民營化”改革,十堰市“公交民營化”一開始就被賦予了“標本”意義,受到各界的廣泛關注和高度贊譽。

來自十堰市公交集團有限公司官方網站的資料顯示,此后4年來,公交集團公司累計投入資金達1.3億多元。先后三次投入嶄新豪華雙溫空調公交車237臺,陸續新設站牌站廊500余個,投巨資建成了公交IC卡乘車收費系統項目,又投入巨資建立公交GPRS智能監控調度系統。

對此,十堰市政府也表示肯定:“公交公司在民營化以后的一段時間內,經營者增加經營投入、更新公交設施、改善服務條件,曾經也出現過營運局面的好轉,為十堰公交事業的改革和發展作出了積極努力和有益的探索。”

一再上演的停運風波

然而,對于被寄予“多贏”厚望的“公交民營化”改革,十堰市公交公司的職工卻屢次以“停運”相抗。

十堰市公交公司原本是一家國有事業單位,隨著“民營化”,職工們的身份一下子變成了私人企業的員工,這令大多數職工難以接受。

2002年12月11日,為抵制即將到來的改制,十堰市全市公交線路停運一天。

據原公交公司一位職工透露,當時職工主要有三怕:一怕下崗;二怕收入減少;三怕政府賣斷企業后,從此撒手不管。

2003年6月,新公司成立不久,因為“遺留問題”沒有解決,公交集體停運事件再次上演。此事還引發了“退股”風波,原先持股的職工紛紛退股,曾令“新官上任”的張朝榮備感苦惱。

盡管市政府和公交公司采取了一些措施來解除職工們的后顧之憂,但職工們的部分擔心,還是變成了現實。收入明顯少了!

據司機們反映,“公交民營化”以后,他們的工資實行“底薪+提成”制,每月的工資包括底薪、公里提成和收入提成。

職工們還反映,公司“扣錢扣得厲害”:超油、欠趟、假幣、事故等等,違反就要扣錢。另外,每月的收入情況還排名次,倒數后三名當月的收入提成減半,如果連續三個月倒數,則底薪減50元。

據了解,發生在2008年1月12日的第三次停運事件正是因工資而起。當時,一公司一位名叫孫東風的司機,在扣除各項費用后只拿到了11.82元的月工資,他為此停運抗議,同事紛紛響應,造成市區公交全線停運。

對此,十堰市建委副主任朱天峰曾對媒體表示:“停運集中暴露了市公交集團公司在營運、管理、職工福利待遇等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特別是后兩次,反映的是司乘人員與經營者之間的矛盾已達到難以調解的地步,整個公司的管理和運行基本處于癱瘓狀態,已不能履行為廣大市民提供公交服務和維護正常公交秩序的職能?!?/p>

尷尬謝幕

4月15日,在發生第四次停運事件的當天下午,十堰市委迅速召開常委會,專題研究維護市區正常公共交通秩序問題。

會議由十堰市委書記陳天會主持。會議決定:立即成立維護公交正常秩序領導小組,負責處理恢復公交秩序的各項具體工作;市政府依法收回特許經營權,全面接管公交公司,由公交公司臨時黨委全面負責過渡期的具體工作,在恢復運營后,按公交優先的政策和現代企業制度進行規范;16日起,按出車時間要求全面恢復公交車運營秩序,對不按時上班的員工一律視為自動離崗。

至此,曾經國內首家、計劃18年的十堰市“公交民營化”改革,在僅僅推行了5年之后便“夭折”,最終不得不以“政府重新收回”的結局尷尬謝幕。

關于“收回”的原因,十堰市政府提供的材料稱,“這兩次全線停運,充分反映出現在的公司經營者已經不能對公司實行有效管理,已經不能維護企業的穩定和正常的營運秩序,已經不能為市民提供安全可靠的公共交通服務。因此,為了維護城市公共交通秩序,保障廣大市民正常享有公共交通權益,根據現行法律法規和特許經營協議,依法收回特許經營權?!?/p>

對此結局,十堰市民反應強烈。市民們在肯定“民營化”改善了十堰的公交設施的同時,也對“政府收回”表示歡迎:“公交是公益性事業,老板是來賺錢的,畢竟政府控股會讓人放心些?!?/p>

同時,也有人對“收回”之舉表示質疑,政府這樣太草率了,現在給人的感覺是政府并沒有變成服務者,還是計劃經濟的管理者,需要你進來投資的時候好話說盡,出了問題就把責任都推在別人身上,政策的朝令夕改只會讓想進入十堰的投資止步不前,造成十堰的產業和資金進一步外流,最終吃苦頭的是十堰市民。

難以看清的幕后紛爭

“因為我們經營不善?是他們政府不作為,補貼沒有到位!”針對十堰市政府對公交集團公司“經營不善”的指責,張朝榮十分憤慨。

張朝榮說,自己接手前,公交公司其實是在虧損,2002年虧損760萬元。接手后,2003年當年公司實現經營收入6700多萬,利潤106萬元。2004年收入為7900多萬,贏利119萬元。但隨后三年分別虧損500多萬、900多萬和700多萬元。

關于2005年以后接連虧損的原因,張朝榮稱是“油價暴漲”。張說,公司營運線路22條,營運車輛386輛。每天的油耗就是20多噸,成本很高。在這成本突增的緊急關頭,十堰市政府卻沒有依據國家有關政策進行補貼,導致公交集團公司經營陷入困境,這與政府補貼缺失有關,不能理解為經營不善。

張朝榮稱,十堰市政府應該補貼的分三方面:低票價、油補和公益性義務。張說,公交公司為了改善十堰市民的出行條件,更新了車輛,完善了服務,還承擔了社會福利,包括老年人、殘疾人、現役軍人免費乘車,學生優惠,僅這方面的免費就達到了7800萬元。但是政府并沒有落實“公交優先”的承諾,沒有給予相應補貼。

針對此問題,十堰市公交集團公司提交給政府的《亟待解決問題的報告》解釋,主要與公交特許經營權出讓價格確定權劇變、對原單位公交車承包金的減免、小中巴重復線路損失、社會公益性線路虧損、油價暴漲以及市政府招商優惠政策沒有兌現有關。

張朝榮說,經歷這次失敗之后,他可能再也不會投資公交了,再也不敢了。

“公交民營化”難題待解

其實,不僅在十堰市,國內其他很多城市都在嘗試“公交民營化”改革,但情況不容樂觀。

據報道,因為“公交民營化”,各項考核嚴厲,安徽合肥市公交車司機片面追求眼前利益,頻頻違章,導致事故頻發,備受市民詬病。

而在四川廣元市,個體戶肖顯碧因參與廣元市公交線路承包經營陷入困境,最后與公交公司對簿公堂。

在長沙,由于近幾年很多公交線路交由民營公交企業經營,為追求經濟效益,不少線路的公交車都不愿意搭載持免費乘車證的老年人,引發市民質疑。

另據報道,重慶、南京等地原已民營化的公交事業也重回國有公用事業。

雙減政策的現實困境范文5

【關鍵詞】高校貧困生;就業困境;對策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推進,高校畢業生數量急劇增,2012年新畢業大學生約為660萬人,而社會就業市場卻逐漸飽和,導致大學生就業形勢日益嚴峻。貧困大學生作為其中的弱勢群體,則陷入更大的窘境。目前我國高校中經濟困難的學生約占在校生總人數25%,他們能否順利就業,不僅關系到千萬個家庭,更關系到高等教育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的和諧穩定。

一、高校貧困生就業現狀及原因分析

高校貧困生就業呈現雙低現象,一是就業數量低,二是就業質量低。有關統計資料表明,貧困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低于大學生平均就業率約10個百分點,初次就業質量也明顯低于非貧困大學生。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綜合素質欠缺。就業市場供求關系的不平衡,使得用人單位對大學畢業生的期望值越來越高,就業能力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綜合素質的競爭。由于家庭背景、教育經歷、教育環境和教育觀念的不同,貧困大學生入學時在綜合素質方面就“先天不足”,與經濟條件好的學生在閱歷、知識面、特長等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入學后,由于經濟原因和心理方面的因素,他們很少參加鍛煉實際應用能力和社會實踐能力的活動,回避各種社會交往,對于充斥校園的各類證書的考取更是望而卻步。這使得貧困大學生在知識結構、就業技能及實踐操作、組織協調、人際交往等方面的能力欠缺,在就業競爭中明顯處于劣勢。(2)就業成本壓力大。在嚴峻的就業形勢下,大學畢業生為了找一份理想的工作,除了要付出時間和精力外,錢財的開支也不可忽視。畢業生在求職過程中投資項目繁多,制作簡歷費、形象包裝費、通訊費、交通費、參加各種招聘會的門票費、餐飲費、住宿費等等,以及參加各類招聘考試及公務員考試的資料費、培訓費;此外,找關系、請客、送禮的灰色成本也不容小視。高昂的就業成本降低了貧困大學生的就業要求,限制了他們的擇業范圍,使他們錯失了很多就業機會。(3)就業心理不成熟。貧困大學生往往存在消極自卑的心理,在應聘過程中不能自信地推銷和展示自己,在求職中也不愿主動與人交往,害怕競爭;貧困大學生特殊的“邊緣性”地位,使他們在就業中存在著強烈的功利思想,常常產生不切實際的攀比,在實際的就業中表現得盲目和急功近利,極大地影響了個人潛能的挖掘與發揮;由于自身素質欠缺、擁有社會資本較少,對就業充滿擔心和憂慮,面對一些就業機會猶豫彷徨,錯失良機;還有些貧困大學生認為社會分配不公平,存在抱怨心理,感到前途渺茫,得過且過,不能正確地對待就業中的競爭。(4)家庭背景不理想?!凹彝ケ尘啊卑ǜ改傅穆殬I、社會地位、經濟收入、受教育水平等。家庭背景決定了家庭擁有的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組織資源及社會資源,這些資源以各種方式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子女的就業狀況。據北師大我國大學生就業問題研究課題組調查,在工作落實的重要原因中,社會關系排在第一位。父母社會階層越高的子女就業機會越多,工作狀況越好。這種現狀,在短時期內是難以扭轉的。貧困大學生一般都沒有可以依靠家庭背景,社會資源的數量和質量也都相對貧乏簡單,在求職中沒在可以利用的資本,嚴重缺乏各種社會關系的支撐,只能孤軍奮戰,與家庭背景好的大學生相比,工作落實率和工作質量都相對較低。

二、高校貧困生就業援助對策

(1)規范就業市場,創造公平的就業競爭環境。政府及有關部門必須完善就業政策,打破地區、部門、行業的壁壘;規范就業市場,廢除不合理、不規范的就業面試收費、招考收費、招聘會門票收費等,降低就業成本;呼吁相關機構為貧困生減免培訓費用,建議用人單位利用多種渠道使招聘方式多元化,如可以通過互聯網提供求職簡歷、查詢就職信息、遠程面試等,降低貧大學生的就業成本;建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用人機制,扼殺不正之風,堅持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擇優就業原則,使貧困大學生擁有同等的權利和機會;建立貧困大學生 “綠色就業通道”,出臺貧困大學生就業、創業優惠政策,為貧困大學生提供良好的就業環境。(2)完善高校貧困生經濟救助體系。貧困大學生在就業競爭中處于劣勢的根源還在于經濟困難,克服經濟困難是解決貧困大學生就業問題的基礎和前提。首先要進一步完善獎、貸、助、補、減的貧困生資助體系,最大程度地減輕貧困大學生的經濟負擔,保證他們順利完成學業。政府應盡快建立科學化、法制化的高校貧困生社會保障體系;銀行應進一步完善貸款制度,在保證按期還貸的前提下,提高對貧困大學生的貸款額度,延長其還貸期限;高校應努力健全和完善貧困生資助體系,要科學合理地整合各類資助資源,使之發揮最大效應。如,要改革獎學金制度;拓展勤工助學市場;進一步推動教學改革,實行以完全學分制和選課制為基礎的真正意義上的彈性學制等。其次,建立貧困大學生就業基金。由政府牽頭、社會慈善機構和企業出資、學校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幫助建立貧困生就業基金,為貧困大學生提供就業過程中必要的經濟上的援助,使他們擁有更多的就業機會。(3)提高貧困大學生綜合能力和心理素質。就業競爭歸根結底就是綜合素質的競爭,高校應盡可能為貧困大學生創造條件,提高他們的綜合素質。如加強對貧困生的專業培訓、社會需求的技能培訓及求職技巧培訓,使他們一專多長;鼓勵貧困生多參加社團活動和各種社會實踐活動,鍛煉他們的人際交往能力和組織管理能力,培養他們的合作觀念和團隊精神,使貧困生在大學生涯中不斷完善和充實自己,增強就業競爭力。貧困生的心理狀況在他們成才和就業過程中也會對其產生重要影響。貧困生由于經濟拮據,與那些家庭富裕、出手闊綽的同學形成巨大反差,自身的綜合素質與其他同學也存在一定差距,使他們缺乏自信心,常常自慚形穢,呈現出的自卑、焦慮、孤僻、文飾、消沉心理。高校要通過各種方式、各種渠道加強對貧困生的心理疏導和心理健康教育,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科學的人生觀、價值觀和理性的貧困觀,引導他們將經濟等各方面的壓力轉化為人生前進的動力,塑造健全人格、健康心理和高尚情操,克服不良心理狀態,鼓勵他們自強不息,挑戰貧困,超越自卑。(4)引導貧困大學生樹立正確擇業觀。當前,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們的就業期望值過高。大多數大學生選擇在發達地區、高薪部門就業,愿意到欠發達地區工作的較少。有一項對3000余名本科畢業生的調查表明,首選到北京工作的高達74.8%,首選去中西部地區的僅有2%。北京大學就業指導中心主任李國忠指出:“其實現在我國的很多地方還是很需要大學生畢業生的,比如說基層單位、中西部地區、低收入的技術工作等等,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學畢業生也并不過剩!”貧困大學生背負著家庭的殷切期望,更希望通過找一份理想工作來改變現狀,“有業不就”情況非常普遍。高校要加強對貧困大學生就業觀念的正確引導,幫助他們樹立先就業、后擇業的就業觀;教育他們擺正心態,合理定位,將人個利益與國家建設需要相結合,妥善處理個人與家庭、個人與社會、待遇與發展之間的關系。(5)提供就業信息,拓寬就業渠道。高校要積極與用人單位加強溝通與合作,建立用人單位與貧困大學生信息交流平臺,并根據貧困大學生就業目標,優先把他們推薦給相關單位,為貧困生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充分利用網絡等途徑免費為貧困生個人信息,幫助他們進行遠程面試,提供求職、招聘、指導平臺,拓寬貧困大學生就業渠道。

促進貧困大學生順利就業,是全社會的共同使命,體現了教育的公平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社會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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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減政策的現實困境范文6

關鍵詞:貧困人口;反貧困;戰略轉型;對策

中圖分類號:C924.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貧困是一種社會現象,社會學中的貧困是指在物質資源方面處于匱乏或遭受剝奪的一種狀況,其典型特征是不能滿足基本生活需求。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貧困也表現為一種相對狀態,且貧困的范疇不斷拓展至精神、文化甚至是心理層面。探討貧困問題,實質上就是分析處于貧困狀態的這批人群(即貧困人口)的生存狀態、基本特征以及如何幫助或引導他們走出貧困狀態,同時也要防范處于貧困邊緣的人口掉入“貧困陷阱”。因此,傳統意義上的反貧困戰略側重于貧困人口所在的地理位置,如界定貧困縣、貧困村等,但卻相對忽略了貧困個體的生存狀態與發展特征。隨著我國扶貧開發戰略的深入與發展階段轉變,當前反貧困戰略需要同時關注貧困人口的整體變動趨勢與貧困個體的現實訴求,從而推動我國扶貧開發工作邁向新階段。

一、中國貧困人口的變動趨勢與特征

貧困線標準是一個動態的參考體系,與各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緊密相聯系。按照世界銀行的名義國際貧困標準線,貧困人口是指每天生活費低于1.25美元的人口。從我國貧困人口數量來看,按2010年標準貧困人口仍有2688萬,而按2011年提高后的貧困標準(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2300元人民幣/年),中國還有1.28億的貧困人口。[1]P45可見,我國貧困線標準歷來偏低,經測算,中國新的國家扶貧標準大致相當于每天1美元。但也要看到,貧困標準線的變更導致我國貧困人口數量增加僅是表面現象,在我國消除絕對貧困的過程中,我國貧困人口在結構、分布、社會發展機會以及代際傳遞等方面都在發生了新變化,這些新變化突破了傳統意義上以生存為基線的貧困定義,而更多地凸顯貧困人口的發展訴求,也對我國新時期的扶貧開發工作和反貧困戰略轉型帶來了新需求與新挑戰。

(一)貧困人口分布呈現碎片化狀態

貧困人口的分布包括兩層含義:一是貧困人口在地理上的分布狀態,這主要受資源稟賦和自然環境的劣勢所限制。一般來說,自然環境條件惡劣是貧困地區的普遍現象,從地理環境條件考察貧困地區時,可以看到這些地區不僅資源占有量低,而且地處邊遠,交通閉塞。不僅本區域的資源蘊藏占有量低,而且資源的供給和來源狀況也差。生產生活條件較差、資源極度匱乏、人均耕地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等等,這些都是導致貧困發生的自然原因。此外,導致貧困地區貧窮落后的自然因素還包括氣候、地形地貌、地理位置等諸多方面。在這個層面,我國貧困人口分布正由片狀、帶狀布局向碎片化改變?!拔覈毨У貐^在中部、東北等部分省份在空間分布上呈現離散化的狀態,并呈現由東向西、由北向南逐步增多的趨勢?!盵2]P27二是貧困人口在人群中的分布狀態。這主要是受貧困人口自身素質偏低所限制。一般而言,由于個體在受教育程度、勞動技能、經營方法等方面存在差異,其向社會提供的勞動量、創造的勞動價值也各不相同。根據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原則,其收入水平自然也就不一樣。在這個層面,貧困人口的分布格局正在發生改變,在人口流動頻繁的今天,貧困人口在人群中的分布正由相對集聚走向分散化、碎片化,貧困人口分布于社會各個領域。

(二)相對貧困人口成為主體部分

貧困一般分為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兩種類型,絕對貧困又稱生存貧困.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下,個人和家庭依靠其勞動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維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相對貧困是相對周圍的人而言的,是指與社會平均水平相比其收入水平少到一定程度時維持的那種社會生活狀況,各個社會階層之間和各階層內部的收入差異,通常是把人口的一定比例確定生活在相對的貧困之中。隨著我國扶貧工作的深入,絕對貧困問題得到了顯著解決。據統計,“以絕對貧困標準測算,農村絕對貧困人口規模從2000年的3209萬人下降到2008年的1004萬人,絕對貧困發生率從2000年的3.5%下降到2008年的1%。”[3]P11可見,我國絕對貧困發生率已經很低,絕對貧困人口總數相對穩定,且大多為喪失勞動能力,屬于救助式扶貧對象,在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覆蓋下,基本可以解決溫飽問題。在貧困人口構成中,相對貧困人口成為主體部分,其陷入貧困的原因多為城鄉收入差距擴大、不同區域間發展不平衡、貧困人口自身素質偏低等。在相對貧困人口中,除了農村相對貧困人口,城市貧困人口也值得重視,隨著城市化的推進,生活在城市的相對貧困人口規模呈不斷上升態勢。已有研究表明,城市貧困人口的結構性特征突出,該群體與社會分裂加劇,城市貧困人口陷入貧困不是因為他們缺乏勞動能力,而是就業權的喪失或缺乏新的就業機會,與此同時,農民工也成為新的城市貧困群體。[4]P1610

(三)貧困人口缺少發展機會

就相對貧困人口而言,發展機會是擺脫貧困狀態的核心要素。在相對貧困人口中,其陷入貧困的原因更多的并非其自身因素,而是缺少更多的發展權利與就業機會。權利的不公平分配可能使部分人的可行能力減小,無法實現不同的生活方式,因而陷入貧困。貧困在本質上主要涉及維系生存的物質可獲得性和個人獲得發展機會、權利的公平性等問題。因此,扶貧制度安排的根本目標就是實現公平和效率的均衡,但在扶貧的過程中,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制度的障礙,從而形成了制度性貧困,即不合理的制度引致了公民的貧困,制約了公民的致富機會。對于農民而言,制度性貧困更是明顯,貧困源于沒有權利,源于主流社會設計的不合理制度。現有的制度設計普遍存在以市民為中心的傾向,缺少對農民利益的公平對待,這種制度缺陷是導致農民貧困的主要因素。當貧困成為制度設計缺憾的犧牲品時,貧困人口擺脫貧困境地的機會就變得更少,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爸贫刃灾仑殹钡牧α渴菢O其可怕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就是通過制造人與人之間權利的缺陷與不平等,來形成人與人之間的一種掠奪性的盤剝關系。因此,當前必須從最大程度上避免反復出現“制度性致貧”的悲劇,及時有效地對不合理的制度進行“糾錯”,并通過相關制度安排和制度激勵,來形成具體有效的補償和保障措施。否則,當制度性貧困成為常態時,社會不穩定因素將增多,社會矛盾將會進一步激化。

(四)貧困人口易掉入代際傳遞陷阱

貧困代際傳遞問題的研究始于國外。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的經濟學家在對貧困階層長期性貧困的研究中發現貧困家庭和貧困社區存在著貧困的代際傳承現象,并從社會學的代際流動研究范式中演變出“貧困代際傳遞”這一概念。國內對貧困代際傳遞現象日益關注,防止貧困代際傳遞已成為中國反貧困戰略的新目標。貧困的“代際傳遞”比貧困本身更令人生畏。貧困的代際傳遞無形中抹殺了人們的希望,使人們默守貧困的生活。更重要的是,第二代或第三代貧困者是不愿意安于貧困的現狀的,這就會對社會提出更多的挑戰。當前,由于制度設計的缺陷,我國貧困人口在階層中向上流動機會在減少,貧困代際傳遞現象也普遍存在,特別是在邊遠農村地區,由于貧困人口子女接受教育的機會、發展的機會均少于社會平均水平,這就使得下一代脫離貧困境遇的機會也大為減少。正因如此,“面對貧困問題,應該確立一種大的反貧困觀念。反貧困不僅是幫助貧困人群盡快擺脫貧困狀態,提高他們的發展能力,還應將反貧困的政策措施擴展為減少非貧困人群的陷入貧困的風險,同時幫助相對貧困人群實現自我發展的良性循環?!盵5]P2

二、國內外反貧困戰略概述與啟示

貧困人口的變動趨勢與特征決定了反貧困戰略需要進行適時調整。綜觀國內外反貧困戰略可以發現,反貧困戰略是與特定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根據不同的貧困標準與反貧困目標,政府應制定與之相適應的反貧困戰略。

(一)國際主要反貧困戰略概述

國際上反貧困的邏輯切入點,“基本上是沿著從注重物質資本的投入,到關注人力資本的投資,再過渡到綜合的反貧困戰略這一思路來進行的?!盵6]P75其主要戰略有以下五種:一是是經濟增長戰略。20世紀50-60年代一些發展中國家實施的主要就是這一戰略。它的基本含義是通過促進經濟增長來解決貧困問題。聯合國從20世紀60年代相繼提出和實施的兩個“發展十年”計劃,就是這種經濟增長戰略。二是再分配戰略。根據再分配對象的不同,這一戰略又可以分為兩種具體的戰略,即邊際再分配戰略和生產性資產再分配戰略。前者強調再分配的主要對象是經濟增長的增量部分,也就是一般邊際意義上的再分配。后者的核心可以用“增長前的再分配”來概括,它強調的是對可用于經濟增長的資產存量進行再分配,即先分配后增長。三是綠色革命戰略。該戰略試圖通過引進、培育和推廣高產農作物品種,并利用生物技術提高農作物產量,發展農村生產力,從而解決糧食問題和農村的貧困問題。四是社會服務戰略。20世紀70年代以后,人們將反貧困的戰略重點逐漸轉移到了提供衛生、營養、教育和其他社會服務方面,并將其作為政府部門的一項重要社會政策來實施。五是“雙因素”發展戰略。20世紀90年代,反貧困戰略的側重點又一次發生轉移。世界銀行在《1990年世界發展報告》中,提出了包含兩個同等重要因素的發展戰略。第一個因素是促使貧困者將其最豐富的資產,也就是勞動力用于生產性活動。第二個因素就是向貧困者提供基本的社會服務,其中初級醫療保健、營養和初等教育尤為重要。

(二)我國反貧困戰略概況

國內反貧困戰略與扶貧工作重心轉向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不同的階段,扶貧工作的重點決定了反貧困戰略的取向。真正意義上實施的具有針對性的反貧困戰略,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成型于90年代中后期。我國政府實施的反貧困戰略,是以促進貧困人口集中區域自我發展能力的提高和推動區域經濟發展來實現減緩和消除貧困目標的戰略。從戰略定位來看,長期以來,反貧困戰略在扶貧方式上實現了由“輸血”式扶貧轉向“造血”式扶貧開發;在扶貧主體上強調調動貧困地區廣大干部群眾發展經濟的積極性,揚長避短,發揮比較優勢,增長自我發展能力;在扶貧客體上將貧困人口集中區域(即國定貧困縣和省定貧困縣)作為扶貧的基本操作單位和工作對象;在扶貧資源的管理體制上,實現了單純由財政渠道撥款救濟,扶貧資金無償使用的方式,轉向以財政支持和銀行貸款、無償與有償相結合的扶貧資金投放方式。

(三)對當前反貧困戰略的啟示

借鑒國內外反貧困戰略的階段演進,可以發現當前反貧困戰略存在理念、定位和政策的三大偏差,這三大偏差對反貧困戰略轉型有重要啟示:一是理念偏差。

長期以來,我國的反貧困戰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把貧困地區看作是需要援助的“弱勢地區”、其戰略是把貧困地區看作“問題區域”或是“包袱區域”的前提下制定和實施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會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陷和問題,并特別容易忽視貧困地區本身的發展潛力;二是定位偏差。一方面,反貧困戰略以政府為主,過高估計了政府對地區經濟增長成果分配中的作用,貧困人口和基層組織參與積極性不高。另一方面,扶貧投資瞄準機制出現偏差,理想扶貧戰略要求能夠覆蓋所有符合貧困標準的窮人,不會有窮人被遺漏,而開發式扶貧戰略主要以區域開發、流域治理為基本手段,以貧困地區為扶持對象。這種扶貧戰略既容易把非貧困地區的窮人排除在外,也不可避免地使貧困地區的非窮人從中得到了實惠,從而降低了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率[7]P74;三是政策偏差。一方面是政府過分注重脫貧的數量和速度,對扶貧質量關注不夠。另一方面是部分扶貧行動建立在臨時性的政策基礎上,制度建設嚴重滯后,扶貧效果缺乏持續性。

三、中國反貧困戰略亟需轉型

隨著我國貧困人口數量、結構和分布以及貧困人口的需求發生變化,反貧困戰略需要快速轉型。所謂戰略轉型,它不是一般的局部調整,而是各個戰略層次的方向性改變。具體來看,我國反貧困戰略需要進行三大轉型。

(一)扶貧對象由面到點的轉型

扶貧對象的轉變是由貧困人口分布改變所決定的。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貧困人口的分布格局決定了扶貧對象選取的方式。隨著扶貧工作的深入推進,以縣為單位的大面積集中連片貧困正在逐步消失,當前貧困呈現出碎片化、分散化、細小化的特征,這就決定了扶貧對象的選擇也要跟著發生變化。為能更準確是確定貧困對象,扶貧對象需要直接瞄準到戶。以農戶或貧困個體為扶貧對象,目的是直接改善貧困人口的生活質量和生存狀況,提高貧困人口的發展能力,結合貧困個體的實際情況,充分利用扶貧資金發展個體所需的項目,從而保證扶貧資金更多地分配到能夠直接改善個體生存狀況的小型經濟項目和需要長期投入的領域,如醫療衛生和教育培訓等。因此,從改善貧困人口生存質量的角度看,個體瞄準比區域瞄準的目標精確度更高。反貧困目標從區域轉向小戶和個體,扶貧對象由面到點的轉型,其宗旨就是優先滿足貧困個體的生存生活需要并培養其個體發展能力,從而實現在短期內消除絕對貧困,快速改善和提高貧困人口的生活質量。

(二)扶貧方式由開發式向發展式轉型

采用什么方式進行扶貧,是由貧困人口的貧困特征決定的,扶貧方式本身并無優劣,關鍵是“對癥下藥”。從整體來看,采用單一的扶貧方式已難以滿足分散的貧困戶脫貧需求。在區域扶貧階段,可以根據區域發展的整體特征,采用主導式的扶貧方式,如救濟式扶貧、開發式扶貧,但隨著扶貧對象落實到貧困戶或貧困個人,扶貧的方式需要根據貧困戶的實際情況進行有針對性的選擇。發展式扶貧,是指根據貧困人口的發展需求進行有針對性的扶貧方式,它并無固定的扶貧模式,強調的是扶貧的實效。實踐表明,在進入相對貧困階段后,發展式扶貧可以為貧困人口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發展式扶貧的核心是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極具靈活性,可以根據不同的致貧原因,采取不同的扶持方式。例如,對喪失勞動能力、殘疾、無法自救的貧困人口,納入最低生活保障體系,實行救濟式扶貧。對于有資源條件的地區,實行開發式扶貧,并且要逐步向發展式扶貧轉變。發展式扶貧不但扶持生產,更注重生產生活條件的改善和生存能力的培養,對目前大多數具有發展潛力的貧困人口適用,能有效持續脫貧,是防止家庭代際貧困傳遞的有效方法。

(三)扶貧主體由線性式向網絡式轉型

保證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權和發展權是一個政府的基本責任,如果一個社會的效率和發展是以一部分人掙扎在溫飽線以下為代價的,一個地區的繁榮昌盛是以另一個地區的長期貧窮落后為前提的,就根本不可能說這個社會是公正的或正義的。在扶貧主體上,政府是當然的主體。但在實際扶貧過程中,政府的強勢地位不能壓制其它力量的健康發展。扶貧主體需要由政府獨攬的線性扶貧轉向以政府主導,人人參與,社會幫扶的網絡式扶貧轉型。在政府主導的基本前提下,要鼓勵貧困人口自發參與,讓貧困戶有尊嚴致富,要鼓勵社會力量參與扶貧,充分發揮社會力量在扶貧攻堅中的作用。一方面,要通過引導,使扶貧對象在主觀上認同扶貧項目的各項工作是“自己的事”,在客觀上要使扶貧對象自愿參與到扶貧項目的各項工作中來,包括項目設計、項目決策、項目實施、項目監督等全部項目工作都是扶貧對象“自己的事”,從而有效地實現扶貧者與被扶者的良性互動。另一方面,扶貧工作也需要發揮社會的力量,高度重視社會組織在反貧困中的作用,堅持政府搭臺民間唱戲的原則,推進民間慈善事業建設,不斷提高社會組織參與扶貧幫困的能力。

四、基于人口視角的反貧困具體對策

貧困人口特征的變化與貧困所處階段的演進,既需要從戰略上進行轉型,也需要制定和實施反貧困的具體對策。從人口學視角來看,反貧困的重點是了解貧困人口的特征與需求,進而從扶貧對象、扶貧方式、扶貧主體、貧困人口發展能力以及制度建設等方面提出應對策略。

(一)實施“靶向療法”,瞄準貧困對象進行個性化扶貧

貧困人口的多樣化需求,散點狀分布決定了要把扶貧對象直接瞄準到戶,并把責任落實到個人的“靶向療法”。一是直接瞄準貧困人口進行反貧困。要求扶貧對象必須相對集中,必須讓那些真正需要扶持的貧困人口得到扶持,而不是讓那些擁有信息優勢和特權的非貧困人口得到好處;二是動態調整扶貧對象,提高扶貧的針對性和有效性。貧困分散化要求扶貧工作必須更加有針對性和準確性。在準確掌握貧困人口分布的基礎上,要動態甄別扶貧對象??梢越梃b國際反貧困經驗,逐步把占人口10%左右最低收入群體的人納入扶貧對象。與此同時,也要調整扶貧工作的基本面、工作重心,更多地關注貧困村公共服務和培育貧困家庭的發展能力;三是探索推進個性化扶貧的新模式。要把扶貧資源整合起來,針對物質貧困、能力貧困和權利貧困采取不同的扶貧模式。堅持以人為本,要從貧困人口的需求出發,不能把以往的體制、政策和模式固定化。

(二)重視發展式扶貧,為貧困人口提供充分的發展機會

要把為貧困人口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提高貧困人口脫貧致富的能力作為扶貧工作核心。一是在扶貧過程中不但扶持生產,也要結合貧困地區的地方特色開展扶貧項目。以粵北山區為例,要重點發展現代農業、發展現代林業產業、發展生態文化旅游業,建設特色產業集群和專業鎮等。二是堅持扶貧與扶智相結合。貧困地區經濟、社會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科技、教育滯后,勞動力素質低。要把扶貧開發與提高勞動者素質結合起來,把扶貧開發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三是保障貧困人口獲得平等的發展機會。貧困并不可怕,怕的是沒有脫貧致富的機會,沒有機會的貧困才是真正的貧困。對于貧困地區的發展,要采取包容性增長的方式,政府必須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通過機會均等來改善收入分配。要改變“經濟發展了,貧困就會自動消失”的認識誤區,避免貧困人口脫貧致富的機會被剝奪,創造條件優先保障貧困人口獲得發展的機會。

(三)形成網絡式扶貧體系,集聚社會力量推進反貧困進程

扶貧工作是政府的責任,但并不等于扶貧就只能是政府來扶貧,要改變傳統由上而下的線性扶貧模式,形成網絡式的扶貧體系。一是充分發揮社會力量在反貧困中的作用。社會力量參與不僅是幫助貧困人口經濟上脫貧的需要,更是傳遞愛心、構建和諧、增強民族凝聚力的需要,其政治、社會意義遠遠大于經濟意義。此外,社會全體成員參與扶貧,大家互幫互助,也有利于社會成員之間的團結友愛,減少仇富心理,營造良好的社會風氣。二是引入市場機制推進反貧困。適當采取市場化的運營模式,才能使反貧困真正具有生命力,要導入市場機制逐步解決貧困地區的造血功能缺失問題。三是充分調動貧困主體脫貧致富的積極性。引導貧困人口轉變觀念,克服“等、靠、要”思想,積極參與脫貧致富事業。

(四)嚴防貧困“世襲”,阻斷貧困代際傳遞鏈條

貧困代際傳遞與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價值追求不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和諧社會的障礙,需要及時阻斷貧困代際傳遞鏈條。一是通過教育提高貧困家庭子女的就業能力。進一步鞏固義務教育的普及質量,讓貧困家庭的子女接受相對平等的教育,使貧困家庭的孩子能站在與其他人均衡的起跑線上參與競爭,獲得改變命運的機會與希望。二是通過醫療保障避免貧困家庭的返貧危險。進一步加強農村醫療保障制度的建設,減少農民“因病致貧”的發生率。三是通過改變贍養模式減輕貧困家庭的負擔。探索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減輕農村家庭養老重負,阻止貧困的代際傳遞。

(五)破解制度性貧困難題,利用制度改革遏制貧富差距擴大態勢

解決貧困的根源問題應該靠制度變革,而不是靠“勸富”之類的細枝末節。發展機會的不均等、政策性缺陷、制度性不公等造成的貧困和落后問題,絕不是靠道德和勸說能夠解決的。貧困地區的落后固然有客觀條件及個人稟賦的因素,但制度設計的不合理,政策的不平等對貧困境況的形成不可忽視。一是把基本的保障制度與積極的保障政策結合起來。 基本保障制度主要側重于應對公民現實的生活困境,重在對事實性的貧困進行補償,有賴于事后的實施和運作。應對結構性的貧困則需要更為積極的保障政策,使治貧救貧減貧成為預防性的行動過程。二是把再分配措施與“成長性投入”結合起來。 治理制度性貧困不能僅僅局限于通過收入再分配和結果平等來達到目標,也需要采取“成長性投入”。即投資下一代、投資未來,也就是利用制度設計來防止貧困的代際傳遞。例如,對貧困家庭、單親家庭、低收入家庭進行投入,對婦女、兒童以及農民工和其他城市流動人口的子女進行投入等。三是建立健全有利于縮小城鄉貧富差距的機制體制。強化二次分配的調節功能,構建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供給體制,為貧困人口的自主發展提供公平正義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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