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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科學研究范文1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09.01.018
中圖分類號：B842.1，B84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6729(2009)001-0068-05
1 引言
后悔理論［1-2］認為，后悔是一種當我們認識到或是想象自己如果做出了不同的決定，自己目前的狀況本應會更好時的情緒。后悔是一種在決策過程中產生的情緒，也影響著之后的決策［3-5］。研究后悔有助于認識情緒與決策之間的相互作用，更好地做出決策。
后悔研究的首要問題是要將后悔與其他負性情緒，尤其是失望情緒區分開來。但早期研究多要求被試對虛擬情景下他人的情緒進行評估，缺乏真實性和責任感。因此，Mellers［4］ 引入賭博范式，將被試作為后悔的主體，以被試的主觀評定分數作為指標，通過操縱不同的反饋方式（部分反饋和完全反饋）形成不同的比較基點：要求被試在兩個轉盤中選擇其一，轉盤指針所指向的結果為被試在這輪賭博中所得的結果。在部分（失望）反饋條件下，被試只可以看到自己所選轉盤的輸贏情況，而不知道未選轉盤的結果；完全反饋（后悔）條件下，被試可以同時看到已選轉盤及未選轉盤的結果。研究發現，完全反饋條件下的情緒反應比部分反饋條件下的情緒反應更強烈，證實了后悔是一種獨立于失望的情緒。而這一范式的使用也使后悔研究擺脫了原來“隔靴抓癢”的困境，在以后的研究中得到廣泛應用［6-7］。后悔研究的另一個主要問題是后悔對之后的決策有何影響。行為研究表明，后悔同時也影響著決策，體驗過后悔的個體，其決策變得更為理智和有利［7-9］。這表明兩者之間不是一種簡單的因果關系，而是一種動態的，相互影響的過程。
縱觀多年來的研究，后悔研究在實驗范式和理論模型上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同時也存在著種種問題。在理論方面，早期的理論僅描述了后悔的情緒特性，從現象學的角度對后悔和其他負性情緒（例如失望）進行區分，但這種以現象為依據的分類也受到質疑［10］。由于研究技術的限制，傳統的研究只關注了后悔產生的方面，并沒有探究后悔影響決策行為的機制。因為僅從行為實驗的結果，無法深入了解兩者之間相互影響的過程。而近年認知神經科學的進展則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和方法，對這兩個方面都有所側重，因此，當前研究呈現出兩個主要走向：一是關注后悔與其他負性情緒在情緒體驗以及神經機制上的差別［6-7, 11］；二是關注后悔與決策之間的相互影響和調控［12］。
2 后悔產生的神經機制
行為研究只能從現象上，以被試的主觀感覺作為單一的指標，研究后悔或其他負性情緒（如失望）是否產生以及在不同條件下的強度大小，但無法解釋導致它們差異的生理機制是什么，也不能從實證的角度探究其具體的心理過程。由于情緒與生理反應之間的密切關系，使用生理指標（生物電、激活腦區等）是當前情緒研究的一個新方向，有助于認識不同情緒的心理過程和神經機制，以及它們在這兩個方面上的差異。
Camille等［6］使用了Mellers范式，以皮膚電強度和主觀評定結果作為指標，比較了正常人與眶額皮層損傷病人在后悔產生上的差別。研究發現，正常被試在后悔條件下的皮膚電強度更大，且信號的強度隨著已選項結果與未選項結果之間差別的增大而增大；眶額皮層損傷的病人則表現出不同的模式，他們在失望條件下的強度更大，但兩組被試在主觀情緒評定中沒有顯著差異。因此，研究者認為眶額皮層損傷的病人能夠在情緒生成以前對結果的輸贏進行正確的編碼，但在后悔產生的過程中出現障礙。而這種障礙可能是由于眶額皮層損傷的病人不能夠對自己所負責任進行加工所造成的。此外，也可能涉及對負性反饋的加工、行為抑制、反事實思維［13］這些方面。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證明了Meller's的范式的確可以使被試產生不同的比較基點，從而分離后悔和失望。
但是，賭博任務是以聯結和逆轉學習（在刺激、反應和反饋三者之間建立聯結，或是破壞已有的聯結，重新建立新的聯結關系）為基礎［14-15］，而眶額皮層與逆轉學習也有著密切的關系［16-17］，所以眶額皮層損傷病人在逆轉學習方面的障礙也可能是干擾實驗結果的重要原因。同時，該實驗范式還混淆了對結果的責任和反饋方式這兩個變量，對研究結果的解釋造成混淆。因此后來的研究者在使用該范式時，都對其進行了種種的改進，提高實驗結果的有效性。
行為研究發現，除了比較方式，責任與后悔的產生之間也有著密切的關系［18-19］，是后悔產生的必要條件。但Ordonez等則認為責任對后悔沒有影響［20-21］。Coricelli［7］等在Mellers范式的基礎上，增加了一個實驗變量：被試是否可以選擇賭注，并將電腦隨機選擇的條件作為基線，分離了責任感和是否看到未選擇的結果這兩個變量。結果發現，在不同條件下，被試在看到實驗結果時激活的腦區以及其各自的激活強度會有所不同：與電腦隨機選擇的結果相比，被試在兩種反饋條件下看自己所選擇的結果的輸贏，都會導致腹側紋狀體被激活。而被試自己選擇的情況下，顳中回、中腦等腦區在部分反饋條件下被激活；外側眶額皮層、頂下小葉、前扣帶回和海馬在完全反饋條件下被激活，且內側眶額皮層的激活強度、被試的情緒自評與兩個選項的結果（選擇項和未選擇項）之間的差值大小成正比。也就是說，外側眶額皮層可能與負性情緒的加工有關，而內側眶額皮層與結果評價有關（評價本來應有的結果和實際出現的結果之間的差異）。該研究較為直觀地揭示了后悔產生與眶額皮層的密切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后悔理論；也充分考慮了責任的影響，使人們對后悔產生過程的影響因素和機制的了解更為完善。但研究結果并未能明確完全反饋和部分反饋之間的差異僅僅是加工強度上的差異還是情緒性質上的差異，這也是目前情緒研究中的一個難點問題。因而單憑兩種條件下激活腦區的差異，只能證明眶額皮層與后悔有著密切的關系，但不能簡單斷定眶額皮層就是后悔產生的特異性區域。此外，這一腦區在后悔產生的神經回路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是影響后悔產生的核心過程，還只是影響其中的某個子過程或者相關因素？具體心理過程和神經機制的結合，是后續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
Coricelli［22］總結神經心理學與fMRI的研究后認為，除了受刺激的物理屬性所驅動的輸贏或對錯評價以外，后悔的產生涉及兩個獨特的加工過程：陳述性加工（declarative process）和自上而下的調整（top-down modulation）。前者是指個體通過陳述性的語言，描述結果及提醒自己在以后的決策中避免再出現類似的錯誤，形成陳述性記憶，其主要加工區域為海馬；后者是指個體根據已選項結果和未選項結果之間的比較和陳述性記憶，思考自己對結果應負的責任以及結果本應是什么的反事實思維過程（認知調整），其主要加工區域為眶額皮層、背側前扣帶回和杏仁核。這一模型是目前對后悔產生總結最全面的模型，但也存在以下問題：沒有明確地揭示相關的認知加工與后悔產生的關系，這些認知加工之間是串行還是并行？相關腦區在回路中到底充當著什么樣的角色，其相互關系又是如何？除眶額皮層外的某個腦區的損傷是否同樣會導致后悔的缺失？現有的研究數據還不足以對此作出明確回答。
3 后悔影響決策的神經機制
根據先前的結果，調整之后的行為決策是人類適應性的體現。早期的效用理論［23］、后悔理論［2］都對此提出各自的解釋，并一致認為：人們會根據選項間效用值的比較結果，調整下一次的決策行為。行為研究也普遍證實了后悔對決策的影響：個體都傾向于回避曾經給他們帶來更強后悔的選項，并據此調整決策［9, 24］。但是這些理論和研究結果都無法解釋后悔對決策起作用的機制。而神經心理學的研究發現，眶額皮層損傷的病人則缺乏這種調整自己決策的能力［6］，常會做出對自己不利的決策。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僅與后悔產生有關，還是在決策階段也出現了異常？從現有的理論以及僅僅探索后悔的產生機制都無法解決，需要從神經生理的角度分析后悔對決策的影響機制。
“軀體標記假設”（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為此提供了較為合理的解釋［25-26］，認為個體在對結果進行預期的過程中，會產生相應的情緒生理信號，影響以后的決策行為，而這種情緒標記則源于個體對以前類似事件的情緒體驗：負性情緒體驗導致負性的軀體標記，對決策產生預警；正性的軀體標記則對決策產生激勵，從而提高決策過程的準確性和效率，這種標記的缺乏或阻斷則會降低決策的效能。而這個過程主要涉及杏仁核［27-29］、腹內側前額葉(包括眶額皮層)［30-31］、背側前扣帶回［32］等腦區。如果這些腦區受損，會使個體對負性反饋缺乏相應的生理反應，從而在調整行為時出現困難。
Coricelli等［7］對選擇階段的激活的腦區進行分析后也發現，被試在對選項進行選擇時，與他們接受結果反饋時所激活的腦區相同，如內側眶額皮層、右外側眶額皮層、頂下小葉、海馬以及左側杏仁核，表明人們在決策時會重新激活以前產生的后悔的表征，使得之前所積累的經驗以及情緒體驗對當前的決策造成影響。電生理研究則發現，在賭博的初始階段，被試只有在獎賞出現時才會出現較強烈的皮膚電反應，但經多次重復以后，其在選牌時也同樣會出現較強的皮膚電反應［13］。而強化學習理論則提出，ERN（error-related negavitity，錯誤相關負波）波幅除了反映輸贏大小，還反映了個體在承擔風險和決策中的傾向。被試如果在前一輪中輸了錢，那么在隨后的反應傾向與輸錢反饋時的ERN波幅呈正比。ERN波幅越大，該被試越傾向于回避隨后賭博中的風險［33］，因此，Nieuwenhuis等［34］推測，ERN的產生可能是一種“軀體標記”，是情緒對決策起作用的機制之一。這些研究都表明，軀體標記充當了情緒與決策之間的中介，個體通過軀體標記可以直接做出有利于自身的選擇。
綜合神經心理學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腦損傷病人的加工異常不僅僅只存在于后悔的形成階段，也存在于決策階段。但是在各階段異常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目前尚未得出一致的結論。軀體標記的異常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4 情緒和決策的關系
目前后悔的認知神經研究仍處于一個起步階段，無論是在后悔的形成方面，還是后悔對決策的影響方面，研究者都進行了一定的探索。目前對這兩種機制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個體首先就決策后反饋的效價以及其他性質建立表征，再根據各種背景因素（相對的大小、概率）對結果進行細致地評價比較，并且產生相應的情緒；在對下一次決策的結果進行預期時，相關的生理活動使得這些情緒體驗會被重新激活，產生不同的情緒信號，并影響被試的決策或使其調整自己的行為，以避免再次出現負性結果。在這個過程中，多個腦區參與了相關的過程，主要包括：腹內側前額葉（眶額皮層）、前扣帶回（ACC）、杏仁核、海馬、基底前腦。結合多項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結果，認知、情緒和行為三者的關系可以總結出以下關系式及各個加工階段相關的腦區(見圖1)。
某一個認知過程往往是多個腦區共同協作的結果，但目前的研究似乎還未能很好地揭示各個腦區之間的動態關系。與其他社會性情緒相似，后悔研究就理論和實驗結果而言，其具體的機制和認知過程，外顯的現象和內在加工機制之間的關系，還未被清楚地認識。
5當前研究存在的問題及未來的研究方向
目前，關于后悔的認知神經方面的研究逐漸深入，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但仍然存在著不少問題。本文主要從以下三方面進行概括：① 情緒的生理機制和心理過程未能統一。關注心理過程的研究往往只是流于對表象的描述；關注生理機制的研究則無法明確后悔是否真正被誘發。后悔的核心過程是反事實思維，但目前對此的研究還非常缺乏，這方面認知神經機制的研究尚未起步。因此，如何提取出后悔的核心因素，將其與其他負性的預期情緒（如失望、內疚等）從情緒特性和認知過程上都區分開來，是未來研究的一個重點。② 對與復雜情緒相關的認知過程研究較少，關系不明確。目前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更善于研究基本情緒，但對復合情緒關注較少。后悔與各種基本認知過程（強化物表征、結果評價、結果預期以及決策）密切相關，人們無法明確后悔的產生是由特定的腦區所負責的，還是僅僅是這些認知過程的一個“附屬產品”，與特定的腦區無關。而這些認知加工之間的關系目前也并未明確，也沒有足夠的研究數據對模型的假設給予支持。③ 實驗范式本身存在著混淆因素。Mellers的賭博范式涉及了金錢的得失以及逆轉學習這些干擾變量，而眶額皮層、杏仁核以及背側前扣帶回等腦區也與這些任務相關。無法明確得出這些腦區的活動是與后悔的產生有關，還是由于實驗范式相關的認知加工所導致的。因此，研究非金錢得失的條件是否也能誘發失望和后悔，以及其所導致的不同腦區的激活，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這一問題。
因此，未來的研究方向應該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①研究不同的認知過程以及相應的腦區之間的關系，可以通過使用具有較高時空分辨率的研究手段，探測不同的腦區在激活時程上的特點，從而建立后悔產生的神經回路模型。② 對后悔的核心-反事實思維進行深入研究，明確其認知神經機制：眶額皮層、杏仁核以及背側前扣帶回等相關腦區的相互作用模式，以及它們如何影響人類的決策過程。③ 在明確后悔的核心性質的基礎上，設計更為完善的實驗范式，深入分析情緒產生的腦機制，分析不同負性情緒之間相互作用、特殊的神經回路以及共同涉及的腦區，并為心理和精神治療提供更多的理論和臨床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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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科學研究范文2
摘要：風險決策與人類的生活密切相關，本文從認知神經科學視角，介紹風險決策相關理論模型和常用實驗范式，結合不同研究技術論述現代風險決策研究，并指明未來研究可能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風險決策；腦電；近紅外；磁共振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6）52-0097-02
在人類生產生活過程中，面臨著或大或小的風險情境，在風險情境下進行決策行為是人類長期以來學會的技能。個體須在損失或盈利、損失或盈利的權重、損失與盈利關系的不確定性這三個方面做出最優選擇。當個體不能預告決策情境各種備選方案的結果，方案不確定且概率已知時，便構成了風險決策。在蓬勃發展的認知神經科學推動下，人們開始探討風險決策背后的認知機制。
一、風險決策的理論介紹
風險決策的理論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分別為絕對理性、有限理性和生態理性。風險決策理論與實證研究不斷發展，形成了相應的理論模型[1]。①基數效用理論。人們進行決策時，并不是依賴獲益本身，而是更加注重心理上的滿足感與愉悅程度所構成的效用，人們決策時追求的是效用的最大值，且效用與收效是對數關系時，會選擇相對安全的小收益，而拋棄相對有風險的大收益。②期望效用理論。期望效用理論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強調人們根據喜好和規則進行理性的風險決策，是根據客觀規律而定的，強調效用應該根據人們的主觀概率進行計算，該理論逐漸發展為決策研究的主要方法。③前景理論。前景是指風險決策中的一個備擇方案，近似于日常生活中的彩票游戲。前景理論將大于參照點的部分視為受益，小于參照點的部分視為損失，強調在進行決策時是主動的，且在進行風險決策時不僅考慮外在表征和內在表征，也考慮個體因素。④啟發式理論。啟發式理論是指通過信息搜索，把問題的呈現形式在人類大腦中加以改變，使問題得以有效解決。依據心理學原則，在有限的時間、有限的知識和有限的認知能力內作出正確決策。
二、風險決策常用實驗范式
風險決策研究早期，大多采用自陳量表（如感覺尋求量表）的方式來進行，后續開發出了一系列實驗室范式來開展研究，如劍橋風險任務，仿真氣球冒險任務（BART），骰子博弈任務等。①劍橋風險任務。具體實驗模式是設定三種比例（3∶3，4∶2，5∶1），分別對應三種條件：高不確定條件、中不確定條件和低不確定條件。給被試呈現6個盒子，盒子顏色按設定的三種比例，請被試猜測黃球在哪種顏色的盒子里，不同顏色盒子對應的錢數不同。②仿真氣球冒險任務。實驗模式更接近于現實生活場景，BART會在屏幕上呈現一個仿真氣球，被試按鍵時可將氣球逐漸吹大，每一次吹氣均會有收益，但同時也面臨著風險（氣球會爆破），氣球越大收益越大，風險也越高，如果氣球被吹爆，則該氣球的收益就為零或負值。在實驗中，被試可以隨時停止吹氣以接受當前的收益，被試須決策是繼續冒險還是停止冒險。③骰子博弈任務。骰子博弈是一種收益金額與概率均明確的風險決策任務，告知被試他的電腦與另一名被試的電腦已聯網，兩人看到的屏幕畫面一樣，進程條代表投骰子的力度，進程條越長代表力度越大，力度與骰子的點數之間有著某種規律，但并不代表力度越大點數越大，因此被試要認真觀察自己和另一名被試的按鍵位置和相應點數，從中把握進程條和點數大小之間的規律，盡可能贏更多的錢。被試按鍵投骰子，兩人投擲的點數和大于6則贏錢，小于等于6則輸錢，等兩名被試都投完骰子，分屏呈現點數比較信息和輸贏信息，先反饋兩人所投點數的大小，接著呈現合作賭博的輸贏結果。上述這些經典的實驗范式，可以依據研究要求進行適當修改，也可以與不同的技術手段如腦電、磁共振等相結合，成為探討風險決策的有效方式[2]。
三、風險決策的認知神經科學研究
下文選擇目前流行的認知神經科學技術作為切入點，從行為學、電生理學、近紅外光學成像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幾個方面論述相關的風險決策實驗。①行為學研究。在行為學實驗研究層面，人們通常使用反應時間、選擇反應概率等考察心理過程。如徐四華的研究中，探討真實與虛擬金錢對風險決策的影響，使用BART任務，要求被試在虛擬獎賞和真實獎賞兩種條件下完成BART任務，結果發現，真實金錢獎賞比虛擬金錢獎賞有更強的反饋學習效應，即當前的風險決策更容易受到前一次決策結果的影響，前一次決策成功會使個體接下來的風險偏好水平顯著提高[3]。在另外一項行為學研究中，為檢驗風險決策理論中期望法則這一假設，梁竹苑等通過對指導語的控制設計了兩類任務：風險決策任務和計算決策任務，要求被試選擇自己所偏好的模式完成實驗，結果發現，風險決策任務受決策者個體差異影響，采用的加工過程與計算決策任務不盡相同，并未按照期望法則進行決策，說明不能將期望法則假設作為人們決策的唯一指標。②腦電生理學研究。腦電記錄技術具有高時間分辨率的特點，可以從毫秒級別考察外在事物的內在心理過程。在于凱的研究中，集中探討了不同感覺尋求個體進行風險決策的行為表現以及結果評價的認知神經機制。采用了愛荷華賭博任務，以測試被試的風險偏好程度。結果顯示，性別差異對風險決策沒有太大的影響，而不同個體的感覺尋求程度對風險決策有顯著的影響。研究表明，高感覺尋求個體在風險決策中的行為模式是“即時收益優先”模式，低感覺尋求組在負性反饋結果條件下比高感覺尋求組誘發更大的反饋相關負波，說明相對高感覺尋求組來說，低感覺尋求組對代表懲罰的負性刺激更敏感，在風險決策中更傾向于保守的選擇。張婭玲等人在研究中采用事件相關電位技術，考察青少年風險決策的時間加工機制。采用劍橋風險任務，行為結果表明，被試在決策時，相對于效價來說更多地關注概率，在與獎賞匹配的高、中、低三種不確定性條件下都得到了證實。青少年在風險任務中的決策較多的是選擇安全選項，表現出較為明顯的風險規避傾向，N400的波幅可能反映了不_定性程度，而LPC的波幅大小可能反映了結果評價準確性程度的高低。③近紅外研究。近紅外技術通過測量大腦內含氧與脫氧血紅蛋白的濃度變化情況推論大腦某區域的神經活動變化情況，具有較高的時間、空間分辨率。在Cazzell的研究中，運用了功能性紅外技術來研究在主動和被動的風險決策中，性別差異所引起的健康成人的前額葉皮層的含氧紅蛋白的濃度變化。實驗選取了四十名成人參與者完成主動和被動兩組BRAT任務。結果發現：在被動模式下只有很少的前額葉皮層激活，而在主動決策并贏得金錢和在所有的實驗中輸錢都能激發較強的前額葉皮層激活的被試中，女性的主動決策中得到損失比男性在相同情況下有著更強的背外側前額葉皮層的激活，但在主動決策獲勝的情況下卻無明顯差異。在另一項同樣使用近紅外與BRAT任務研究中，Li考察風險決策中年齡與性別因素的差異，選擇男、女青年與老年被試，結果發現：在大腦激活模式、激活量與腦―行為相關中存在顯著的年齡效應，年老者前額區皮層激活量明顯下降，年青被試更傾向于冒險，年老者更傾向風險規避，年老被試在性別上都傾向于大的前額皮層激活增多與風險規避，但年輕被試卻體現出了性別差異。④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fMRI具有較好的空間分辨率，可無創記錄大腦血氧代謝情況。Rao的研究運用腦功能連接分析方法檢驗“加權過程”是否存在于風險決策中，分別采用兩種風險決策任務（判斷決策任務與偏好決策任務），研究表明，兩種決策下，表征概率與回報的腦區之間的功能連接強度不一致，說明風險決策并不一定存在“加權過程”。在Rao的另外一項研究中，為探討決策偏好的改變是與決策相關的博弈結構還是已有決策策略的變化有關，讓被試在已有期望值上完成適應于單次決策與多次重復決策（100次）的高風險高回報與低風險低回報任務，通過腦區激活結果發現，支持風險決策中的二重加工觀念，即依據單次或是多次決策來修改決策策略。
四、結語
風險決策會一直伴隨著人們的生活，學界對風險決策的研究也不會止步?，F有研究從多個理論視角，采用多種技術手段，對風險決策的內在機制進行了很好的探討，也發展起了相應的理論模型，但由于風險決策涉及的因素眾多，技術手段有限等，其研究有待進一步完善。在將來研究中，可以加強實驗范式的生態性，設計更貼近現實風險決策的實驗范式來深入細致探討其機制，也可以加強對現有技術手段的挖掘或是聯合多項技術（如EEG與fMRI）等綜合考察風險決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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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科學研究范文3
關鍵詞：科學精神；科學倫理精神；科學活動的主體；審美之維
Abstract:Theaestheticdimensionofthespiritofscienceethicsincludestwoparts:theaestheticdimensionofnature,andtheaestheticdimensionofinnovation.Theaestheticdimensionofnaturereferstotheobjectdimensionofthespiritofscienceethics,whichistheresultoftheexplorationofthingssuchasexpressionform,internalstructure,operationlaws,interconnectionandinteraction.Theaestheticdimensionofinnovationisthesubjectdimensionofthespiritofscienceethics.Bytheverynature,thebeautyofthingswhichmaybetheconcept,thepurpose,theexternalcharacteristics,thecomplexityandrealityliesinthemselves.
Keywords:sciencespirit;spiritofscienceethics；subjectofscientificactivity；aestheticdimension
隨著科學的迅猛發展及其向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的滲透，對于科學活動的主體而言，逐漸生成了科學倫理精神。作為科學活動主體精神氣質的科學倫理精神，不僅凝結著科學活動主體在認知之維上體現的求真精神和在臻善之維上體現的臻善精神，而且還蘊涵科學活動的主體的求真精神和臻善精神的結合——達美精神，進而形成了科學倫理精神的審美之維。筆者在探討科學倫理精神的審美之維時，首先追問科學倫理精神何以可能，進而追問科學倫理精神的審美之維何以可能以及科學倫理精神的審美之維的內涵是什么。通過這一系列的追問對科學倫理精神的審美之維作一探索。
一、科學倫理精神何以可能
科學倫理精神何以可能？首先必須弄清生成科學倫理精神的兩個不可或缺的“基因”——科學精神與倫理精神，以及科學精神與倫理精神何以契合。
什么是科學精神？筆者以為，科學精神也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科學精神往往與求真有關，主要是在認識論的視域中。梁啟超認為：“教人求得有系統之真知識的方法，叫做科學精神?！保?］有學者將其概括為“勇于去偽存真的那種執著的求真、求實、求真知的精神”［2］117。可見，狹義的科學精神不僅包括尊重事實和真理的態度，探求真理的方法，勇于懷疑和創新的精神，而且也包括堅持真理、探索真理的執著情感。然而，隨著科學的迅猛發展，科學活動由個體發展為科學共同體，科學、技術由分立型到一體化，科學評價由價值中立到與價值相關，原來狹義的科學精神向廣義的科學精神延伸不僅有其可能性，而且具有內在的必然性。正如法國著名的學者讓•拉特利爾所指出的那樣：“今天，科學不再只是獲取知識的方法，也不再只是知識體系，而是極為重要的社會文化現象，它決定現代社會的全部命運，并正在向我們提出極為嚴峻的問題，……科學對于現代社會最深遠的影響主要可能并不是——當然也不是直接地——來自于科學所提供的關于實在的陳述，而是它以大量的設備器械和實踐的形式造成了外部的投影，我們自身的存在陷于其中，不論我們愿意與否，它直接地決定了我們的生活方式，間接地決定了我們對價值的陳述和價值系統?！保?］就廣義的科學精神而言，它不僅關注求真，而且注重臻善。這樣科學精神就由認識論擴展至價值論，由關注認知方式到認知方式和行為方式的相互聯系。美國著名科學社會學家R•K•默頓從科學社會學的視角指出：“科學的精神氣質是有感情情調的一套約束科學家的價值和規范的綜合。這些規范用命令、禁止、偏愛、贊同的形式來表示。它們借助與習俗的價值而獲得其合法地位?！保?］劉大椿則從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相容性出發，認為“科學精神包括懷疑一切既定權威的求實態度；對理性的真誠信仰，對知識的渴求，對可操作程序的執著；對真理的熱愛和對一切弄虛作假行為的憎惡；對公正、普遍、創新等準則的遵循”［5］。由此，可以將科學精神概括為：是科學活動主體在一定的社會和文化格局中，經過科學活動的長期陶冶和磨礪積淀而成的價值觀念、認知方式和行為方式之總和。［6］與此同時，廣義的科學精神，不僅體現在科學共同體之中，而且還表現為科學活動主體對科學成果合理應用的關切，對人—社會—自然系統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愛因斯坦曾經說過，在我們這個時代，科學家和工程師擔負著特別沉重的道義責任，因而要使自己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類“只懂得應用科學本身是不夠的，關心人本身，應當始終成為一切技術奮斗的主要目標，關心怎樣組織人的勞動和產品分配這樣一些未解決的重大問題，用以保證我們的科學思想的成果會造福人類，而不致成為禍害”［7］。在這一意義上，廣義的科學精神實際上已超越了科學自身的視域，進入了科學與社會、科學與人、科學與人—社會—自然系統的關系之中，進而生成為一種科學倫理精神。
關于倫理精神，筆者以為，也有廣義與狹義之別。［8］狹義的倫理精神主要關涉的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倫理關系，它是一定社會內在秩序的體系，它體現了一定社會的人們如何安頓人生，如何調節人的內在生命秩序，同時它又體現了一定社會“人倫關系、倫理規范、倫理行為的價值取向”，因而是一定社會或民族社會生活的內在生命秩序的“設計原理”及其倫理品性的生長過程。［9］正像科學精神是歷史生成的，其內涵也在歷史生成過程中不斷發展變化的一樣，倫理精神在歷史生成過程中，其內涵在不斷深化。由于倫理精神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因而，對于不同的民族，其倫理精神也有一定的差異。隨著科學的迅猛發展及其成果的廣泛應用，其負效應突出地表現在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的惡化，科學的倫理問題、環境的倫理問題使人應接不暇，不僅直接影響了人生的安頓，更重要的是擾亂了人的內在生命秩序調節：一方面，由于資源的匱乏、環境的污染，不僅影響了當代人的內在的生理生命秩序的調適，而且影響人類生命的延續即代際倫理關系及其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由于基因技術、生殖技術的發展不僅挑戰了傳統的“自然生命神圣”觀，而且對原有的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家庭人倫關系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即從思想觀念的層面影響了人的內在生命秩序調節。這樣，作為“一定社會內在秩序的體系，體現了一定社會的人們如何安頓人生，如何調節人的內在生命秩序”的倫理精神不能僅僅關注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倫理關系，而且也要關涉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因此，狹義的倫理精神必然向著廣義的倫理精神伸展。廣義的倫理精神不僅是一定社會內在秩序的體系，而且它體現了一定社會的人—社會—自然系統的內在秩序的協調狀況；不僅體現人的目的——人們如何安頓人生，如何調節人的內在生命秩序，同時能認識和體悟自然的目的——自然包括人在內的生態價值、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人對人—社會—自然系統的內在秩序的責任與使命，進而確立相應的倫理規范和倫理行為的價值取向。這樣，為科學倫理精神的生成奠定了倫理底蘊。
總之，在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條件下，人與自然的關系直接制約著人的發展和社會的發展。原來關于人的發展的社會要求和價值取向，包括對理想、道德、情感、美等精神生活的追求中融進了人與自然關系的內涵，進而使科學精神與倫理精神的內涵越來越具有互滲性：科學精神蘊涵了科學與社會、科學與人、科學與人—社會—自然系統的倫理關系，因而具有了倫理的意蘊，倫理精神包括了人與自然關系方面的科學—倫理內涵。正是在科學精神與倫理精神的契合中，生成了現代科學倫理精神?，F代科學倫理精神的生成是科學精神與倫理精神發展的傳承性與互滲性的統一，發展的階段性和連續性的統一，革故與鼎新的統一。它體現了“一代代人，一個個人用自己有限的認識能力，去認識外在的無限的存在，包括這些無限存在中包含的客觀規律和客觀變化”［2］116。
二、科學倫理精神的審美之維何以可能
科學倫理精神的審美之維何以可能？不僅要追問科學倫理精神何以可能，而且要追問科學倫理精神具有怎樣的內在結構。由于科學倫理精神是科學精神與倫理精神的契合，因此它蘊涵著三重之維：認知之維、臻善之維和審美之維。
作為認知之維的科學倫理精神更多地體現在科學知識生產的過程中，即包括探求和獲得真知的整個動態過程。它是科學活動主體在探索科學的漫長歷史發展中，特別是在近四百年來科學的發展中逐漸生成的。由于自近代以來（尤其是近代之初）探求和獲得真知即科學知識的生產過程一直是科學中的顯學，或處于顯學地位，因而人們常常把求真與科學等同，或者說把探求和獲得真知看作科學，甚至是科學的全部。進而，作為認知之維的科學倫理精神被學者們探索、分析研究和論述得最多、最為充分。而長期以來，狹義的科學倫理精神即指認知之維的科學倫理精神，正如李醒民指出的那樣，科學的實證精神和理性精神是科學的鮮明標識，因而“是科學的精神價值的最根本的構成要素”［2］98。
作為臻善之維科學倫理精神，是科學活動主體對科學的迅猛發展及其成果的廣泛應用，負效應突現的倫理反思的過程中生成。它蘊涵了科學活動主體的臻善精神和實踐理性的行為意志，通過科學活動主體的科學態度和科學研究中的社會目的表現出來，從倫理學的視角看，包括科學活動主體臻善的德性精神和科學活動的倫理精神。由于科學態度“是由社會的、或者個人的道德因素所提供的?？茖W研究中的社會目的，也是由社會提供的?？茖W成果的使用價值，體現著社會的一般利益；科學成果的交換價值，則是個人或者小集團取得個人利益的途徑”［2］163。因而作為臻善之維的科學倫理精神蘊涵了科學活動主體對利益的道德抉擇。
作為審美之維的科學倫理精神之所以可能，與科學倫理精神蘊涵的認知之維——求真精神和臻善之維——臻善精神有著內在的關聯。因而，追問科學倫理精神的審美之維何以可能，首先需要從哲學視閾透視美與真、善的關系。
就美與真、善的關系而言，康德和黑格爾曾經在學理上進行了深入的探索?？档轮赋?，美總是蘊涵著快適，而對于善的愉快是和利益興趣結合在一起的。他說，“善是依著理性通過單純的概念使人滿意”［10］43；而關于幸福則是“生活里的最大總數的（就量和持久來說）快適，可以稱呼為真實的、甚至最高的善”［10］44-45。因此，在康德看來，真善美之間總是相互聯系。黑格爾則著重從真與美的關系中揭示了其內在的關聯性。他曾對美下了這樣的定義：“美就是理念的感性顯現。”［11］158因為在黑格爾看來，在嚴格意義上，真與美有分別。因為說理念是真的，是符合它的自在本質與普遍性的，并且將其作為思考的對象。而作為思考對象的不是理念的感性的外在的存在，而是這種外在存在中的普遍性的理念。同時這一理念“也要在外在實現自己，得到確定……自然的或心靈的客觀存在”。然而，“當真在它的這種外在存在中是直接呈現于意識，而且它的概念是直接和它的外在現象處于統一體時，理念就不僅是真的，而且是美的了”［11］158。因此，“美就是理念，……美與真是一回事。這就是說，美本身必須是真的”［11］155。
就科學倫理精神而言，它蘊涵了科學活動主體內心的對自然內在聯系與規律的尊重，對科學及其研究成果的誠實、誠信精神，對社會發展與人的完善的自覺的道德責任，對科學發展的崇高使命，對人—社會—自然系統協調發展的關切感與義務感，而且將這種內在的認知之維、臻善之維“在外在實現自己，得到確定……自然的或心靈的客觀存在”，而且將其“直接和它的外在現象處于統一體”，從而生成了科學倫理精神的審美之維。正如馬斯洛指出的那樣，“美必須是真的、善的、內容豐富的”，美與善作為“存在價值不是一堆互相分離的枝條，而是一塊寶石的不同側面”［12］?？茖W倫理精神作為科學精神與倫理精神的契合，不僅體現了真與善的內在聯系，更彰顯了真、善與美相互貫通的審美之維。
李醒民將科學美表述為：“實驗美、理論美和數學美。實驗美包括實驗現象之美、實驗設計之美、實驗方法之美、實驗結果之美；理論美包括描述美、結構美、公式美；數學美包括理論數學表達的質樸美、和諧美、對稱美和涵蓋美。”［2］102實際上，作為審美之維的科學倫理精神所關涉的科學美，作為一種理性美不僅體現了科學活動主體將科學原理、科學規律（定律）這些真的理念“直接和它的外在現象處于統一體”中，使真在“這種外在存在中是直接呈現于意識”，而且與人的完善、推進人—自然—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緊密關聯，體現了“生活里的最大總數的（就量和持久來說）快適，……甚至最高的善”。
三、科學倫理精神的審美之維的內涵
科學倫理精神的審美之維是自然的審美之維和創新的審美之維的有機統一。
科學倫理精神自然的審美之維也可稱為科學倫理精神審美的客體之維，因為這里所說的“自然”是指科學活動主體探索研究的對象，它具有客觀先在性，即它的存在是客觀的、不以科學活動主體的意志為轉移。在這種審美之維上表現的科學達美精神，具體體現為，科學活動主體對自然物或現象的表現形式、內在結構、運作規律、相互聯系與相互制約性的好奇驚異、敏銳感悟、執著追求、不懈探索，進而生成獨特的美學透視、美感領悟和審美直覺。因為這些自然的感性的客觀的因素在科學倫理精神自然的審美之維中，并不保留它的獨立自在性，而是通過科學活動主體獨特的美學透視、美感領悟和審美直覺要把自然物或現象所存在的直接性揚棄掉，進而自然的客觀存在及其客體性與科學美的理念相統一。這樣，就使科學美“既不是困在有限里的不自由的知解力的對象，也不是有限意志的對象”［11］156。從認識的視角看，這種科學活動主體的美學透視、美感領悟和審美直覺的對象不是被看作以一定方式存在著的個別的事物即它是與科學活動主體美的理念無關的客觀存在，或者它與其他事物的千絲萬縷的聯系也僅僅是外在的。作為科學活動主體的審美對象，它是“讓它所特有的概念作為實現了的概念顯現于它的客觀存在，而且就在它本身中顯出主體的統一和生動性”［11］158。因此，這種審美的對象從向外的方向轉回到其自身，在科學活動主體的審美觀照中，“就把它的不自由和有限變為自由和無限了”［11］158。由于科學活動主體在科學倫理精神自然的審美之維中，必須堅持從實際出發，反映自然本身的內在聯系與規律，因而在審美中，其主觀欲念退隱了，進而把自然對象看成獨立自在、本身自有目的存在。正是如此，黑格爾認為，“審美帶有令人解放的性質，它讓對象保持它的自由和無限，不把它作為有利于有限需要和意圖的工具而起占有欲和加以利用”［11］159。對于審美對象而言，它未受到科學活動主體的壓抑，也未受到其他外在事物的侵襲和征服。由此，在科學理論創新美中所表現的科學達美精神為，追求體系的自恰美與簡潔美；注重理論的明快美與練達美；關注原理的統攝美與貫通美。
科學倫理精神審美的創新之維也可稱為科學倫理精神審美的主體之維，不過，這里所說的“主體之維”不是指科學活動主體在創新過程中的主觀性或任意性，而是在了解和尊重探索研究的對象所具有的客觀先在性的前提下，對自然或研究對象的表現形式、內在結構、運作規律、相互聯系與相互制約性的美學透視、美感領悟和審美直覺的基礎上，進行的創新。正如莊子所說，“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即對于科學活動主體而言，判天地之美，有助于析萬物之理。這正如康德所指出的那樣，這種“獨立的自然美使我們發現自然的一種技術，這技術把自然對我們表象為一個按照規律的體系，……這自然美固然不曾真正擴大我們對于自然對象的知識，但是仍然擴大了我們對自然的概念”［10］85。就科學倫理精神審美的創新之維的本質而言，在它所關涉的對象（科學理論、技術產品）里的美，無論是其概念及其目的，還是其外在的特性，豐富的復雜性和實在性，都顯得是從其本身生發出來，而不是由科學活動主體在創新過程中，以自己的主觀性或任意性外在的強加其上。之所以如此，正像黑格爾所說：“美的對象之所以是真實的，只是由于它的確定形式的客觀存在與它的真正本質和概念之間見出固有的統一與協調。”［11］160-161在科學理論創新美中，由于概念本身是具體的，體現它的實在也就完全顯現為一種完善的形象，其中個別部分理論、原理、規則、定律也顯出觀念性的統一和生氣灌注。體現了概念與現象的協調和理論的融會貫通。在技術的創新美中，產品的外在的形式和形狀不是與外在的材料相分裂的，或是強行使材料機械地遷就本來不是其所能實現的目的，而是按其質與形的統一，按其本身固有的形式，通過技術的創新美表現出來。無論是科學理論的創新美，還是技術的創新美，就其創造出的對象而言，盡管其各個部分已協調成為一定的觀念性的統一體，但就其各部分組成來說，還保留著它們獨立自由的形狀。這就是說，它們不是只有觀念性的統一，還具有其獨立自在的實在的面貌。因為“美的對象必須同時現出兩方面：一方面是由概念所假定的各部分協調一致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是這些部分的自由性的顯現是為它們本身的，不只是為它們的統一體”［11］161。這便是科學活動主體在創新審美之維上表現的科學達美精神。這種科學達美精神，如同特奧多•安德列•庫克在《生命的曲線》中所指出的那樣：“工程效率始終與美學相得益彰?！簿芍ㄖ湓O計基礎無不意味著純結構之美?！保?3］2具體表現為，追求產品的品質美與外觀美；注重色彩的明快美與和諧美；關注造型的對稱美與別致美。
通過以上的探索，我們可以領悟到，科學倫理精神的審美之維生成既是科學發展的內在需要，也是科學活動主體內在需要，它是科學與求真、臻善、達美的內在相通性的高度概括與升華。它是認知之維、臻善之維“在外在實現自己，得到確定……自然的或心靈的客觀存在”，而且將其“直接和它的外在現象處于統一體”，體現了科學活動主體將美與求真結合，進而領悟自然美的真諦、創造技術美的奇跡、構筑藝術美的圣殿，因為“一座工程學的豐功偉績，無論其體積大小，在完成其應履行職責的同時，同樣要喚起微妙的美學情感。在這個方面，它與可愛的花朵或貝殼所激起的美學情感是一致的”［13］2，同時又將美與臻善結合即將科學美與推進人—自然—社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和人的完善和全面發展相結合，進而使科學倫理精神具有永久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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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科學研究范文4
關鍵詞：博弈論；課堂教學；眼神交流
一、師生眼神交流關系探討
（一）眼神交流博弈關系的形成
博弈本質上是人類的決策選擇，特別是人們相互之間存在互動關系、策略對抗情況下的決策選擇1。表述教師與學生眼神交流博弈的基本要素有三個：一是局中人或參與人（教師――學生）；二是師生雙方可選擇的行動或策略；三是雙方每種行動或策略所獲得的收益。局中人、策略和收益合起來稱為博弈規則，教師和學生雙方依據博弈規則，做出使自己收益最大化的策略選擇。
（二）眼神交流博弈模型初探
局中人（參與人）：教師與學生，分別以P（Professoriat）和U（Undergraduate）表示。
A.策略集：導師的策略集用Sp表示，學生的策略集用Su表示。一般，Sp=（Sp1，Sp2），Sp1表示教師選擇眼神傳遞策略，Sp2表示教師選擇無眼神傳遞策略；Su=（Su1，Su2），Su1表示學生選擇眼神接收策略，Su2表示學生選擇無眼神接收策略。
B.收益：假設：教師與學生雙方分別擁有各自的私人成本，教師的私人成本為a，學生的私人成本為b。當教師選擇眼神傳遞策略時，需要付出私人成本a，同時產生一個私人收益a1（只對自身有利）和一個公共收益a2（雙方都有利）；當學生選擇眼神接收策略時，需要付出私人成本b，同時產生一個私人收益b1和一個公共收益b2。教師選擇無眼神傳遞時，既不需要付出成本，也無任何收益。那么，將會出現一下四種情況：
（1）當教師選擇Sp1（眼神傳遞），學生選擇Su1（眼神接收）時，教師和學生各自都付出私人成本，并且分別產生私人收益（a1和b1）和公共收益（a2和b2）。這種情況下，教師的最終收益為a1+a2+b1-a（教師的個人收益、公共收益與學生的公共收益之和減去成本），學生的最終收益為b1+b2+a2-b（學生的個人收益、公共收益與教師的公共收益之和減去成本）。（2）當教師選擇Sp1（眼神傳遞），學生選擇Su2（無眼神接收）時，教師付出私人成本a，產生一個私人收益a1與一個公共收益a2；學生無眼神接收，因此不付出私人成本，也不產生任何收益。此時，教最終獲得的收益為a1+a2-a；學生通過搭便車的方式獲得收益a2。（3）當教師選擇Sp2（無眼神傳遞），學生選擇Su1（眼神接收）時，學生付出私人成本b，產生一個私人收益b1與一個公共收益b2；教師無眼神傳遞，不付出私人成本，也不產生任何收益。此時，學生最終獲得的收益為b1+b2-b；教師通過搭便車的方式獲得收益b2。（4）當教師選擇Sp2（無眼神傳遞），學生選擇Su2（無眼神接收）時，教師和學生雙方都不付出私人成本，也無任何收益，均為0。
教師和學生博弈的收益矩陣如表1所示：
分析表1的收益矩陣，我們可以看出，在不同條件下，教師和學生的優勢策略有所不同。
（5）對于教師而言，當滿足：a1+a2+b2-a>b2且a1+a2-a>0時，無論學生選擇接收眼神還是無接收眼神策略，教師選擇傳遞眼神策略都會獲得最大收益，此時傳遞眼神是教師的優勢策略，解不等式組得出a1+a2>a。對于學生而言，當滿足b1+b2>b時，選擇眼神接收是學生的優勢策略。
綜上，可知，對于教師和學生個人來說，當自身眼神交流產生的收益大于其付出的私人成本的時候，會選擇眼神交流；反之，當自身眼神交流產生的收益小于其付出的私人成本時，則選擇無眼神交流。
二、教師和學生眼神交流如何走出困境
對于大學課堂當中的教師與學生眼神交流問題，如何走出相應的困境，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就目前所了解到的情況，筆者試著給出以下兩點建議：1、學生：發揮課堂中的主體作用：加大課堂參與的主動性、增強學習的動機和欲望、以開拓學習思維。2、教師：發揮課堂中的主導作用：提高教學水平、提升教學能力以及把握情感。
神經科學研究范文5
【CHANCE或引發臨床研究潮】
“預防早期卒中復發的研究始終是一個全球難點。選擇何種藥物，適用什么治療方法，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決。”2013年6月30日，天壇會創始人、執行主席王擁軍教授在會上報告CHANCE（氯吡格雷用于急性非致殘性腦血管事件高危人群的療效研究）及幾項亞組研究成果時表示。
據了解，由王擁軍教授率領團隊牽頭的CHANCE項目研究，在國家科技重大專項“腦血管病創新藥物臨床評價技術平臺建立”項目的支持下，共納入國內114家中心，取得了5170例輕型卒中和短暫性腦缺血發作（TIA）患者的有效數據，是迄今為止全球最大的多中心、隨機、雙盲、雙模擬、平行對照輕型卒中和TIA的臨床研究。
該研究報告已于今年6月26日發表于《新英格蘭醫學雜志》（NEJM）。該研究結論有：輕型卒中和TIA是可以治療的醫學急癥；首次證明了使用CHANCE治療方案（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氯吡格雷首劑300mg）可使3個月內卒中再發風險降低32%；CHANCE用藥方案是安全的，不增加任何程度的出血時間；有理由推測對輕型卒中和TIA存在更積極的治療方案，但仍需進一步臨床研究。
CHANCE研究結果得到了國際主流醫學界的認可，樹立了中國臨床研究在世界醫學界的典范形象和信心，突破了我國重大新藥創制臨床評價的瓶頸，并有可能改寫國際醫學治療指南并引領世界卒中治療方向。
王擁軍教授指出，評價一項研究要看效力。盡管CHANCE研究5000多例的樣本量比較大，其研究結果也在NEJM這樣的權威雜志發表，但其證據等級只是2級，meta分析才是1級。因此，我們即將在《循環》（Circulation）雜志發表一個meta分析。
他還介紹說：“與SPS3等研究相比，CHANCE研究有兩大特點：一是卒中后的時間窗不同，SPS3研究的時間窗為6個月，CHANCE研究則為24小時。為尋找這個時間窗，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最后發現在卒中后72小時內復發率高。二是用藥時間長短不同，SPS3研究中是長期治療，而CHANCE研究中雙抗治療的時間只有3周。我們按照CHANCE的入選標準對SPS3進行的亞組分析發現雙抗仍然是有效的?！?/p>
3個月及1年隨訪： 二級預防用藥依從性須加強
北京天壇醫院王伊龍教授代表課題組報告了CHANCE研究3個月及1年的隨訪結果，目前資料分析結果有：隨訪3個月和1年，TIA和輕型卒中患者的預后不良（殘疾）主要是由于復發致殘性卒中事件。早期不穩定（復發集中于90天內）仍是主要預后特征，CHANCE研究中雙抗治療方案所帶來的臨床益處主要體現在發病急性期。3個月至1年時處于相對平緩的狀態。1年的復發獨立預測因素包括年齡、體質指數、基線NIHSS評分、高血壓、糖尿病及就診時間，提示ABCD2量表結果可能在我國TIA和輕型卒中患者中被復制?？寡“逅幬镆缽男噪S時間延長而下降，1年服藥率為76.5%，其中以阿司匹林為主（70%）。氯吡格雷組3個月停藥后1年內卒中復發略有增多趨勢，但還需進一步收集資料和分析研究。
【本刊專訪2013年天壇會執行主席繆中榮教授】
《中國醫藥科學》：13歲的天壇會今后還會有哪些成長？
繆中榮教授：目前國際卒中領域三個最大的會議，分別是美國的國際卒中會議、歐洲卒中會議和天壇國際腦血管病會議。從規模來看，今年天壇會參會人數近7000人，讓很多首次參會的國外專家非常吃驚。從會議水平上看，天壇會也與美國和歐洲的卒中大會逐步縮小了差距。本次大會的講座題目十分廣泛，涉及卒中領域各個方面，緊跟國際前沿，前瞻性很強。
每年的美國和歐洲的卒中會議上，都會一些卒中領域新臨床研究結果。今年的天壇會有一件新的大事――王擁軍教授在會上了CHANCE研究的主要結果。這代表了國際領先水平，并將會議進一步推向了新的高度。未來隨著天壇會知名度的提升，將會更加注重對研究領域、思維方式的引領。王擁軍教授的CHANCE研究在本次大會上的，將會改變過去大家不重視臨床研究的狀況，吸引更多醫生從事臨床研究；同時也會吸引更多國際卒中領域臨床學家，在天壇會上臨床研究結果。未來我們的目標是把天壇會真正辦成一個國際性學術大會。美國的卒中會議吸引了全世界的專家主動參會，而不是受邀參會。目前天壇會主要還是以國內專家為主，國外的很多專家都是受邀前來，與美國卒中會議還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我們相信，這個差距將會越來越小。
《中國醫藥科學》：在今年的天壇會上，機械取栓成為專家們討論的一個新熱點，您怎么評價這一技術？
繆中榮教授：機械取栓，目前是急性卒中治療的一個研究熱點。針對急性期腦卒中患者的救治，以前都是在血管里注射溶栓藥物；但溶栓需要一定時間，還易增加腦出血的風險。大家都知道，越短時間實現血管再通，患者獲益越大。因此，現在隨著理念和材料的發展，新出現了機械取栓的技術。我們可使用取栓的裝置直接把血栓拿出來，既快速還能降低出血風險。
機械取栓對患者而言，是否獲益？為回答這個問題，國內外都做了大量的病例研究。應該說，這一技術正在臨床研究過程中，尚未成熟。一個急診患者來到醫院，如果我們認為他非常適合做機械取栓手術，我們會向患者及家屬建議。講清楚這一手術有可能加速恢復，對患者有好處，但手術本身有一定的風險，一是手術可能不成功，二是有時會發生血管弄通暢了反而出血的情況。如果患者對技術不成熟而存在風險有顧慮，我們還是為其進行傳統的內科輸液溶栓治療。
以國內進行的調查研究來看，現在國際上已累計完成了幾千例機械取栓手術，我國每年開展300～400例。我院即將牽頭在國內進行機械取栓的多中心研究，以掌握更多循證醫學證據。我們認為，目前從個體化病例來看，機械取栓是有效的，遠期情況尚不清楚。機械取栓的技術可能很有前景，也可能經過若干年研究后發現療效比不上內科治療，因此，對患者的隨診很有必要。但目前我國只有幾個大的臨床卒中中心設有專門的隨訪人員，比如天壇醫院的卒中中心會對患者進行定期隨訪，調整治療藥物，并據此為臨床研究提供依據。
【缺血性腦卒中早期血管重建，需把控三要素】
全軍腦血管病診療中心主任、第二軍醫大學長海醫院神經外科主任劉建民教授――
從急性腦梗死研究的歷史來看，1946年由Mcfarlane和Pilling從人尿中提取尿激酶，1958年溶栓治療應用于腦梗死治療，這是一次治療上的革命。我們意識到，急性腦梗死是急性的腦供血動脈閉塞造成的缺血，針對動脈的閉塞研究藥性學進行治療。
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NINDS研究首次證實，對發病3小時內的超急性期缺血性腦卒中，應用重組組織型纖溶酶原激活劑（rtPA）進行血栓溶解療法有效，這是在尿激酶的基礎上，在治療效果上有了一大進步。這是針對急性腦梗死的病因性治療，而不是腦梗死后的康復和神經營養等。
1996年FDA批準這一治療方法應用于臨床。1999年PROACTII研究證實，動脈溶栓對治療大腦中動脈閉塞有效。21世紀，因為藥物溶栓治療的結果不能令人滿意，于是出現了機械的方法，使導管到達梗死部位去注射藥物。注射藥物的效果依然不好，又發明了新的機械取栓裝置來開通閉塞的血管。
對急性腦梗死而言，血管重建的時間窗不同。早期的研究，靜脈溶栓不管是尿激酶還是rtPA，時間窗非常短，逐漸從3小時，通過研究延長到4.5小時；動脈溶栓是針對局部用藥，對全身全腦的影響較小，可延遲到6小時；機械碎栓或取栓不使用溶栓藥，導致出血性的概率很低，時間窗可超過8小時，后循環可延遲到24小時，這只是從發病到治療對時間窗的簡單規定。真正涉及到每個患者，時間窗并不是決定性的，而是取決于患者的側支循環。
靜脈溶栓再通率低 越來越多的研究證實，靜脈溶栓在時間窗內確實能使一部分患者獲益，但有效率在20%到30%之間，治愈率只有不到20%，大部分患者依然是無效的。靜脈溶栓的優點是快捷，在縣級醫院即可進行，只要在時間窗內注射藥物，馬上可起效，然后持續用藥。但即使在美國，靜脈溶栓的治療率仍然很低。美國靜脈溶栓比率是4%～6.4%，22%的患者在發病3小時內就診，3.4%的患者在3～4.5小時內就診。我國靜脈溶栓率為1.6%，21.5%的患者在發病3小時內就診，其中僅有12.6%的患者符合靜脈溶栓條件。靜脈溶栓效果不好的原因之一是在時間窗內進行溶栓的患者太少；二是到達醫院后，由于醫院急救流程不暢，耽誤了患者及時溶栓；三是靜脈溶栓存在風險，禁忌證非常多，使能進行靜脈溶栓的患者更少；四是因為NIHSS分值高，而這意味著急性卒中患者有顱內外主要動脈的閉塞。尤其是NIHSS分值超過20分，靜脈溶栓的癥狀性顱內出血發生率高達17%，并發癥多，血管再通率很低，效果差。研究也證實，通過血管造影來監測血管再通率，通過靜脈溶栓后的頸內動脈再通率僅為10%，大腦中動脈的再通率為25%。即便血管再通，其再通程度也較差。
動脈溶栓的再通率高 把導管接近血栓來注射尿激酶或rtPA，再通率可顯著提高至50%到85%，但癥狀性顱內出血的發生率達到5%至10%，與靜脈溶栓相近。NIHSS小于或等于10分，患者無法獲益，動脈溶栓只能針對大血管閉塞的患者。時間的耽誤可能是沒有獲益的重要原因。PROACTII研究中，平均5.3小時開始治療，治療結束往往超過7個小時。
再通程度和時間是影響預后的關鍵 《新英格蘭醫學雜志》（NEJM）連續發表卒中介入治療Ⅲ期試驗（IMS-Ⅲ）4篇文章，結果表明，患者在靜脈溶栓開始后轉入血管內介入治療，與單用靜脈溶栓治療相比，沒有提高療效，但安全性相似。要提高介入治療的效果，需將從靜脈溶栓到開始介入治療的時間縮短至90分鐘以內。研究顯示，血管重建與再通是提高療效的關鍵。血管不但要完全再通，再通的時間也很關鍵。這就好像地震時一條胳膊被壓在預制板底下，救得快胳膊就保住了，要壓了8小時就必須截肢一樣。
我們發現，由于時間窗的限制和容易出血，采用靜脈溶栓、動脈溶栓、動靜脈結合溶栓，獲益的人群有限；而機械取栓的再通率是最高的，遠高于前幾種方法。目前報道看，Solitaire支架的再通率很高，與Merci相比，再通率從24%提高到61%，90天mRS分值小于或等于2的比例從33%提高到58%；Trevo再通率從60%提高到86%，90天mRS分值小于或等于2的比例從22%提高到45%；如果用這個結果去看IMS-Ⅲ，其結果就會呈陽性。因此，從急性血管重建的角度看，縮短延誤、選好病例、有效復流、機械取栓已成為血管再通的發展趨勢和關鍵。
【急性卒中臨床研究解析：介入治療已到終點？】
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神經外科主任醫師洪波教授――
目前全球血管內治療增長明顯，高于靜脈溶栓治療的增長比例。動脈溶栓的死亡率下降的比例也高于靜脈溶栓。對于大血管閉塞的NIHSS評分高的危重患者來說，血管內治療的效果優于靜脈溶栓。
雖然IMS-Ⅲ研究未顯示介入治療能顯著提高對大血管急性閉塞重癥患者的療效，但更大規模的研究可能獲得顯著差異的結果。然而，從IMS-Ⅲ研究的治療時間看，自靜脈溶栓開始到轉入介入治療，平均達到了127分鐘，顯著落后于IMS-I研究的84分鐘和IMS-Ⅱ研究的101分鐘。研究中介入治療方式采用138例常規微導管溶栓、22例EKOS超聲微導管溶栓、95例Merci取栓、54例Penumbra碎栓取栓等較老的技術和材料，僅5例采用新一代Solitaire、Trevo取栓裝置，療效顯著差于采用Solitaire支架取栓的SWIFT研究和采用Trevo支架取栓的Trevo2研究。
【缺血預適應：從理論到臨床研究】
低氧預適應：如何從基礎研究過渡到臨床？
首都醫科大學低氧醫學研究所、神經生物學專家呂國蔚教授――
50年前的呼吸學文獻、低氧適應方面的文獻，多數集中于器官適應水平，如呼吸加強，心跳加快等，但對組織細胞的適應機制提得很少。我研究發現：低氧條件下，為維持機體內環境相對恒定，機體器官系統會發生一系列積極反應，并將這種現象理解為機體組織細胞的一種 “獲得性耐受”，就此提出低氧預適應的組織細胞機制，即低氧預適應（Hypoxic preconditioning，HPC）的概念；隨后我們建立了低氧預適應的動物模型。經過重復實驗，低氧暴露的動物在低氧艙里存活的時間是正常對照動物的10倍。正常動物只能活1.5分鐘，而經過低氧預適應的動物則可以活15分鐘，個別的達到50分鐘。這提示我們：重復缺氧的實質是一種動員組織細胞抗低氧/缺血/應激潛能的內源性細胞保護策略，是在重復缺氧、觸發氧感受-信號傳導體系、誘發缺氧誘導基因表達的基礎上，啟動細胞節能、腦可塑性和抗缺氧因子生成等系列級聯反應。這些基礎研究發現可轉化為重復缺氧訓練，增減腦化學成分，注射抗缺氧因子制劑等一系列的缺氧防治新措施。
缺血預適應給卒中防治帶來新思維
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副院長、主任醫師吉訓明教授――
以往的藥物治療、手術及支架治療等都是外源性干預，缺血預適應是一種內源性的調動自身對缺血的耐受抵抗。它是一種以缺血、缺氧來抗缺血缺氧的機制，可謂“以毒攻毒”的治療手段。這種方法的前提是腦血管病的危險因素得以控制。我們不對血管的狹窄和閉塞本身進行干預，而是通過這種訓練去促進側支循環的建立，以求改善缺血區的腦血流，降低組織的代謝，使缺血性血管病得到治療。呂國蔚教授是世界上最早開展缺血預適應研究的專家，早期的科研成果在國際上獲得一定認可，但當時這種缺氧訓練的方法很難用于患者。后來我們經幾十年研究發現，四肢遠程缺血預適應訓練，對神經系統及循環系統有很好的保護作用。一些頸動脈狹窄或閉塞的患者通過遠程缺血訓練產生側支代償，可免除介入或外科手術治療，尤其對高齡或不能耐受手術的患者效果較好。為提高療效，我們還專門開發遠程缺血預適應訓練儀，并進行了一項多中心的臨床研究，發表在Neurology雜志上，在美國卒中大會上也引起了強烈反響。
【解讀中國腦靜脈竇血栓形成專家共識】
天津市血管介入放射治療基地十八病區主任范一木教授――
顱內靜脈竇血栓形成（下簡稱CVST）僅占所有腦血管病的3.5%，死亡率卻達到20%～ 78%。1991年全球才開始靜脈竇血栓介入治療。
流行病學研究：CVST在不同年齡段人群中發病率不同，多有誘發因素，如感染、妊高癥、顱內腫瘤、凝血性疾病、創傷和長期口服避孕藥等。不管是獲得性還是遺傳性的，主要誘因幾乎都是血液高凝狀態。其病理學機制并不復雜，就是回流障礙。
臨床表現及診斷：該病最大特點就是無特殊性、無首發癥狀，頭痛、惡心嘔吐等癥狀是任何神經疾病都可能發生的，因此常出現高誤診、漏診。疑似患者要進行實驗室檢查、影像學檢查、腦脊液檢查確診。其中，實驗室檢查目前還存在爭議，而腦脊液檢查對CVST診斷并無特異性，但有助于查找CVST的病因并指導治療。該病發病時，腦脊液的成分不會有太大改變，更多的是改變腦脊液的壓力。
CVST診斷最重要的是影像學檢查，一部分患者通過CT檢查即可看到靜脈竇內的血栓。當看到靜脈梗死伴有出血的CT影像，首先應想到是CVST。CT只能診斷較典型的CVST，一部分CVST患者無特殊CT表現，而在磁共振上多數會有所表現。兩種磁共振中，MRI可直接看到靜脈竇上的血栓，而在MRV上可看到靜脈竇顯影狀態和側支回流的方式。目前數字減影腦血管造影（DSA）是CVST診斷的金標準，除了可看到靜脈竇的充盈缺損或不顯影之外，還可了解靜脈回流方式（如通過海綿竇代償等）。對一些難以診斷的CVST患者，DSA有不可替代的優勢，因其可計算循環時間，循環時間延長意味著血管回流障礙。
專家共識診斷建議：盡管平掃CT和MRI有助于對疑似CVST患者提供初始診斷，但陰性結果并不能排除這類疾病。對內科治療下仍有持續或進展癥狀以及血栓擴大的CVST患者，建議早期隨訪，進行CTV或MRV檢查。
專家共識治療建議：尚無很多資料證實，某項治療最適合對應這類疾病的某種表現或狀態?？鼓委熓悄壳爸委煹氖走x和基礎，可預防靜脈血栓形成、阻止血栓進展、緩解臨床癥狀，但不能溶解已形成的血栓。
無抗凝治療禁忌證的CVST患者，應根據患者體重給予皮下低分子肝素治療或靜脈肝素治療，重癥患者建議給予靜脈肝素治療。其中低分子肝素在專家共識討論中爭議較多，因其在應用中監測較困難。目標值是使APTT值增長一倍，然后轉為口服華法林。需監測血小板計數、凝血象，并做好維生素K、硫酸魚精蛋白等拮抗劑的準備。關于詢問最多的問題，共識的建議是――顱內出血并非抗凝治療禁忌證，同樣也不是溶栓治療的禁忌證，可評價出血體積大小，調整抗凝藥物的劑量，嚴重時可停用。
抗凝時間：病因明確且臨床癥狀有改善的患者，建議應用華法林3個月。對于復發或高凝狀態無法改善的患者建議終生抗凝。
溶栓治療：最早使用的方式是靜脈系統性溶栓，比動脈溶栓使用劑量小，時間長。目前溶栓及取栓已廣泛應用于CVST的治療，但依據僅為臨床研究資料及個人經驗總結，缺乏循證醫學證據，需進一步進行RCT來證實溶栓及取栓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血管內介入治療：有動脈途徑和靜脈途徑下的多種方式，但到目前為止，循證醫學證據都不是很充分。目前針對靜脈入路接觸性溶栓僅有個案報道，還有待隨機對照研究進行驗證。
【大面積腦梗死：側支循環是關鍵】
河南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腦病醫院院長王新志教授――
外科治療大面積腦梗死效果并不理想，易造成梗死灶內出血、感染、腦組織塌陷、繼發癲癇等并發癥，且尚無循證醫學證據證實，因此臨床上內科醫生對大面積腦梗死的預后判斷、治療方案的總體把握尤為重要。
以我多年中西醫臨床干預治療的經驗來看，首先從病史進行判斷，高齡、持續血壓增高、高脂血癥和血糖增高，會導致側支循環代償的建立能力下降，預后不佳。其次，從癥狀看，當臨床癥狀與NIHSS評分和GCS評分、臨床癥狀與影像學不匹配時，往往提示腦梗死呈進展性或大面積腦梗死的可能性大，其側支循環代償較差，預后一般也差。第三，側支循環的結構完整性，是發揮其一級和二級側支循環代償能力的重要前提，尤其是Willis環，其完整性可迅速溝通左右大腦半球及前后循環血流，增加缺血區血流灌注，最大程度地挽救缺血半暗帶。血管閉塞發生的速度和腦動脈發育的狀況對側支循環建立的速度和程度起關鍵作用。第四，側支循環評估的影像學方法有TCD、CTA、MRA、DSA，但DSA仍是判斷側支循環的金標準。我在臨床發現，在頭顱CT圖像上梗死灶內出血高度“腦島征”，MR圖像的血管留空影也可提示側支血流存在。
【卒中早期干預，中醫藥有何優勢？】
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副院長、神經內科主任醫師高穎教授――
高穎教授分析說，中醫藥的主要優勢是治療時間窗相對較寬、影像學依賴性低、成本低、人群覆蓋面寬。針對中醫藥缺乏系統、規范化研究的問題，多年來，我們探索了卒中急性期證候演變規律、治療方藥、證候診斷與療效評價標準化等方面，已初見成果，但還存在諸多問題，至今仍未納入《中國腦血管病防治指南》。因此，目前亟待開展系統研究，形成切實有效、便于推廣的中醫藥診療方案。
注重轉化醫學模式的探索 對中醫診療方案的研究中，我們發現，盲目上綜合治療方案研究和評價并不合適，因為有些病種是不太成熟的?！笆晃濉惫リP的結論是，因前期缺乏對單一治療措施的評價，綜合方案出來后，我們的研究結果難以得出循證醫學的證據。因此，針對T2、T3階段的轉化，應制定不同的任務。如腦卒中治療相對成熟，應結合臨床實踐開展T2階段研究――將臨床結果轉化為臨床診療指南，提出循證醫學證據，并進一步完善指南，推廣研究成果；下一步再進入T3階段轉化――由指南再回到臨床，對每個患者實施規范化救治。這兩個階段須緊密連接。
神經科學研究范文6
關鍵詞：學校教育；職業精神；課程；教師
作者簡介：薛棟（1979-），女，山東青島人，天津職業技術師范大學講師，教育學博士，研究方向為職業教育學基本理論。
基金項目：2014年度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教育部青年課題“職業院校學生職業能力與職業道德融合培育研究”（編號：EJA140373），主持人：薛棟。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6）03-0042-05
職業精神作為對一定專業或職業的認識和態度，它是人從事某種專業活動的精神支柱，也是個人成才的強大動力之一。學校教育可以積極引導學生尋找職業的意義支點，促進其對具體社會責任的意識自覺，形成良好的職業行為習慣，為學生職業生涯的個體實現和社會服務提供系統化的指導和培養。尤其對于高等教育階段而言，學生學習的專業，決定著未來將要從事的職業。對所學專業有無明確認識，對未來職業有無遠大理想，都直接影響學生在校學習和未來工作積極性的發揮，在一定意義上講，也關系到學校教育的成敗。因此，結合專業對學生進行職業精神教育，是學校教育不容忽視的重要使命。
一、職業精神的現代迷失呼喚學校教育的精神引領
現代化的生產被描述為“有組織的不負責任”，一方面生產組織的發展成熟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人的獨立意識、效益意識、競爭觀念、時間觀念等，不僅迎合了市場經濟的需要，也符合社會、組織和個體發展的必然趨勢；另一方面，以經濟利益為驅動力的市場價值取向，使得“商品人格”蔓延成為各行各業的普遍人格特征。如政治領域的權錢交易，醫療領域的“紅包”交易，傳媒領域的有償新聞等。上述現象表明，成熟的市場發育并不是直接“生產”而成，它需要一種“精神”的調節。這種精神不只局限于構建個體的生命秩序，而是在職業活動中合理地理解和處理自己的行為與他人和社會的關系、以對社會生活的合理價值和價值選擇為指導的“職業精神”。因為相對于小農經濟生產出來的“家社會”、計劃經濟生產出來的“國社會”，在市場經濟的現代社會，職業活動是最能夠引導人成長為負責任公民的具體社會活動。實質上，隨著經濟增長與技術更新越來越成為職業世界的風向標時，個體對所從事職業的主體地位確立的要求也是越來越強烈，當今的教育若對之重視不夠或處置不當，就會使衡量人的價值標準物質化、數量化和庸俗化，從而泯滅了人對自我超越性的追求和對職業生活的美好向往[1]。
面對職業精神的現代迷失，學校教育必須擺脫發展不及代價的現代主義思維方式，理性審視和篩選繁多龐雜的職業文化，提高受教育者主體的選擇能力。同時，學校教育對職業文化的意義不僅僅是選擇，還在于不斷地進行精神生產，引領現代職業精神健康發展。實質上，“精神反思的任何一種更大的格式塔轉換都是在精神之中發生的。不存在一種更大的、足夠強度的外來精神使得我們放棄這種優越性?！盵2]也就是說，對當前人類職業精神危機的回應，必須也只有在對現代職業精神本身的反思中才能實現。這就要求學校教育不能僅僅停留在所謂研究者對職業自覺意識覺醒的振臂吶喊，而是切實思考和踐行如何將職業自覺意識真正轉變為學生個體職業精神的實踐智慧，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的精神追求，推進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課承與師承：學校教育傳承職業精神的主要路徑
學校教育傳承職業精神的路徑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教育的載體使學生了解、體驗和認同人類職業文化的精神要義，而課程則成為傳遞和保存的重要中介；二是通過教育中的師生關系將各種載體上的職業精神文化信息創造性的代際相傳，使受教育者成為有精神追求的職業人。職業精神傳承以“主體―客體―主體”的形式循環往復、螺旋上升，學校教育成為職業精神不斷“內化―外化―內化”的“職業文化呼吸運動”[3]。
（一）課承：學校教育職業精神的載體傳承
1.確立職業精神傳承的課程目標。職業精神深刻反映著職業群體獨特的信仰、態度、價值觀及行為準則、思維方式等，學校教育應確立職業精神傳承的課程目標，傳承職業群體的職業文化，培植職業認同感。通過為學生提供系統學習職業文化的相關課程，了解、掌握職業文化的歷史及時代特征，尤其要重視職業規范的學習，以促進理解其深刻的精神內涵。此外，應將培養學生的批判意識納入課程目標之中。面對多元的現代職業精神，離開理性的反思和意義的批判，人類已經打開的“潘多拉”之盒，恐怕只會放出使人類命運懸于一線的魔力。實質上，職業精神的傳遞是職業精神發展中的“揚棄”，是批判的繼承，是繼承中的發展和創造，集中體現在傳承主體的價值選擇和判斷上。因此，提高學生的文化批判與選擇能力以及創新能力應成為職業精神教育內容的重要目標。
2.發掘豐富的職業精神資源。職業精神教育課程資源的發掘應以歷史為主線，找尋記錄傳統技藝精神發展、遺落與喚醒的人物故事與歷史事件，給學生了解職業精神形成發展提供真實而生動的素材。學生首先要認識自己民族職業文化的精髓，尤其是對于傳統職業精神的起源要有深入的了解。只有這樣，才能理解現代多元的職業文化，才有條件在變化的職業世界里確立超越自身的職業理想并付諸實踐。同時，面對豐富多樣的職業文化課程資源，學校課程要遵循“用事實說話”的價值性與需求性原則，以我國傳統職業文化為基點，在此基礎上使職業精神課程資源的選取范圍觸及現代多元的職業價值體系，讓學生在縱向的歷史變遷和橫向的多元選擇中領悟職業文化的永恒精神，最終達到對某種職業意義和生命意義的理解。需要強調的是，職業精神教育的過程即非說教，也非訴求；既不是道德勸誡，也不是邏輯推理。這一過程只有通過個體內心的體驗達成精神層面的認同，而體驗的過程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它要想獲得自己的內容，并使其外部表現形式適合于這種內容，就必須以人類實踐活動為基礎。因此，職業精神教育資源的選擇要與社會生活緊密聯系。一方面，在考慮學生經驗的基礎上，選擇與社會生活貼近的工作經驗作為教育活動的內容；另一方面，教育活動又對社會生活與職業活動的重新融合負有責任。通過教育活動，學生應最終理解職業活動服務社會生活的真諦，從而在未來的職業發展中將職業活動重新引回日常生活世界。
3.實施主題統整的課程組織方式。問題導向是職業精神課程內容組織的有效方式。職業世界的活動經驗以問題為中心，設置職業情景，建構職業事件，使學生置身其中并親身經歷解決問題的過程，學生在對職業情景悟解的基礎上，感受職業事件背后所蘊含的精神意蘊，并對自我進行反省和審視，從而促進學生對職業世界的意義作生命意義層面的整體把握，即通過職業角色或者職業事件尋找自我、確認自我與反觀自我，這對于學生職業精神的塑造將發生深刻的作用。因此，職業精神教育的課程組織過程關鍵是主題的確定和規劃。主題可以從職業生活及活動的關注點萃取出來，也可從職業文化的資源與遺產中獲得，還可源自社會問題或議題，如“職業的價值：謀生、服務社會抑或實現自我”、“我們為什么需要工匠精神”、“如何從‘中國制造’走向‘中國創造’”等，更可以是學生自身的議題或關注的事項，如“世界500強企業最關注的職業品質是什么”、“未來20年，你將面臨怎樣的職場世界”等。總之，主題的確定必須關注影響教育效果的主要因素，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主體活動的自主程度，即學生對課程的組織方式是被動接受、自覺適應還是主動創造？也就是說，主題的確立必須關注學生的需求，并能激發學生能動性和創造性，活動的過程應是學生主體的自覺自主的探索性與創造?；顒又黧w自己提出活動目標與任務，主動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設計行動步驟、研究手段，關注行為的結果，并根據結果調整進一步的行動。活動主體在活動中不僅能動地、現實地復現自己，而且在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這才是對于職業精神培育最富有發展性意義的主題活動。二是主題本身的組織結構，即在確定主題的基礎上，還必須對主題進行結構設計，即圍繞主題設計與主題相關的學習經驗，在主題的脈絡下統整適切的職業經驗，形成次級主題，并圍繞次級主題架構更次一級的主題與活動，組成主題網絡[3]。主題網絡的結構越清晰且合乎教育的邏輯，活動主體越易從結構上把握活動。這樣的把握不僅有助于職業學習經驗的遷移，而且有助于內在信念情感的形成。
4.依托多樣化的課程形式。主題活動課程、實習實訓實踐課程是學校傳承職業精神的主渠道，為此學校應開設好多種形式的活動實踐課程。一方面重視并改革以職業精神為主題的課堂教學形式，強調主題情景的創設，主題內容的審美化處理，激發學生的情感共鳴及反思；同時，注重在各類課程中進行潛移默化的滲透。另一方面結合專業創新實習實訓課程的開發，通過規范實習紀律、學習先進職業人物、全程體驗職業角色等手段及形式，增強實習實訓課程的職業精神教育效果。此外，通過在校園及學校的圖書館、教室、會議室、餐廳等擺放象征職業精神的器物或人物雕塑，懸掛詮釋職業精神的壁畫等，營造引導學生深入探究、深刻理解職業精神的良好文化氛圍。總之，學校課程從傳承與創新職業精神的目標出發，基于學生的經驗、興趣和生活，有效設計活動主題，利用文體活動、社區實踐、參觀實習、專業比賽等形式實施職業精神教育。教育的過程強調學生的體驗，要求學生在做中積累經驗、感悟人生、建構活動的意義。
（二）師承：學校教育職業精神的主體傳承
1.“師道”：教師承擔“傳道”使命的前提。職業精神教育的過程首先是社會和個體的需要轉化為教育者的職業要求，其次是教育者以言教、身教等特殊方法把職業要求再轉化為受教育者相應的職業素養。在這兩極轉化過程中，教育者自身的職業境界不僅是自我的生命追求，更是重要的教育資源，貫穿于受教育者職業精神培育的全過程――從教育者充分促成受教育者榜樣學習的初級階段，到教育者與受教育者在主體性的實施和實現過程中發生相互影響，達到共同提高。正如韓愈《師說》中所指出的那樣，教師在履行“傳道”使命的基礎上，必須具有為師的素養即“師道”?！皫煹馈笔菍處熗瓿伞皞鞯馈睔v史使命的嚴格要求，教師在職業中所體現出的“道”，即職業精神則是“師道”的重要內容。傳承職業精神對于今天的教師來說，變得比任何時代都更加迫切和重要，因為自然文化生態下以師徒傳承沿襲的傳統，逐漸過渡到要求學校教育承擔職業精神傳承的責任，從而也對教師的職業素質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這種職業素質不僅表現為對自身職業價值的認同與踐行，更主要的表現在對學生職業價值世界的構建，讓學生從教師的身上真正感受到教育的美好，進而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中延綿一種精神的要義，并伴隨著具體的職業實踐，完成各自的職業意義建構[4]。
2.教學：教師“傳道”的基本途徑。學校教育對職業精神的選擇繼承和發展創新，最終要通過教師培養學生來實現。也就是說，教師通過教學培養人才，從而實現對職業精神的傳承。教學對于教師而言，是傳承職業精神的基本途徑。職業精神教育的教學過程是建立在師生關系基礎上的自我意識與主體意識交織中的覺醒和提升，強調師生間的精神溝通，要求“教師只能與學生共同探索，而不是一廂情愿地憑借過來人的經驗去強制學生接受自己的價值觀”[5]。尤其進入大學階段，教師要結合專業真正關注學生作為“準職業人”的職業發展意向和需要，理解學生作為發展中的主體的獨特個性以及自由的選擇。在平等尊重的主體交往中，“潤物細無聲”地影響學生對于職業意義的理解，并在自覺認同的前提下，引導學生樹立遠大的職業理想，并積極付諸于學習過程中。師生雙方的交互作用過程，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推動職業精神創造性傳承的過程，也是師生共同建構職業精神的過程。比如通過對“兩彈一星”科技精英群體職業精神師承效應的分析，師承效應人才鏈通過教學過程使得勇于超越、淡泊名利、樂于奉獻等職業精神相繼延綿，成就了我國偉大的航空航天事業。
三、職業精神傳承的基本途徑
（一）勞動和生活過程
每一種職業都有自己的文化和傳統，之所以世世代代不斷綿延和發展，就在于職業所蘊含的精神意蘊自身具備著某種傳遞和延續其生命力的手段。如“祖傳秘方”、“百年老字號”等文化標簽，不僅僅是技藝的傳承，更“表現古代社會里面生產生活傳統的無上勢力與價值，深深地將此等勢力與價值印在每代人的心目中，并且極其有效地傳延生產生活的風俗信仰，以便傳統不失，團體團結?！盵6]這種對所從事行業的精神意義的延綿，有機地融入于職業主體的勞動和生活過程，并伴隨著人類的發展越來越強大和豐富。因此，人類在改造物質世界的活動中始終伴隨著精神意識活動，人類的物質活動本身就內含著精神要素。也就是說，人類進行物質資料和人自身的生產和再生產，同時也是職業精神的生產和再生產。在傳統的社會結構中，職業精神在勞動和生活中的傳承主要包括血緣傳承和業緣傳承兩種形態。
1.血緣傳承。血緣關系是人類最基本的關系，家庭、家族是最基本的勞動生活組織。個體在生產勞動過程中傳承職業精神首先發生在家庭中，是通過父母及血親長輩的口傳身授順應自然、融入自然、敬拜自然?！白匀弧笔侨祟愖畛醯穆殬I，這種發自內心的“職業精神”是“與神的對話與旨意”，是內心救贖的非理性的“文化遺傳”。雖然人類最初并不懂得種種生活模仿（訓練）的精神意義，而正是“有益于生存”的自然判斷賦予了朦朧、混沌的原始職業意識所蘊含的“善”的要求。職業精神是一種關于“善”的精神的延續，人類據此獲得在勞動生活過程中維持一套善良品行的秩序。所有的這些秩序由于物質生產發展的水平，最初通過血緣關系，源源不斷地傳授給剛剛進入社會傳統之中的每一個新人，并在傳承過程中促成了職業精神的不斷完善和發展。
2.業緣傳承。職業活動中的精神生活并不是純粹的個人生活，職業個體的所思所行體現出群體或組織的特征和意志，如商業領域的“童叟不欺”、醫學領域的“仁心仁術”等，各行各業都有體現自身職業特征的規范要求。因此，職業精神的傳承呈現出行業特征，其傳承方式稱之為“業緣傳承”。業緣傳承最基本的形式是“師徒傳承”。從入門前的考察習俗、到舉行拜師儀式，再到入門后的培養，最后到舉行出師儀式，這些具有行業特征的程式和規范以及技藝本身構成了職業精神的主要內容[7]。古代的“師徒傳承”是一種全程的教育模式，師徒一起生活、學習、討論，“徒弟與主師，親若父子，儼然家族，彼此之間，于道藝外，猶多密切感情，其能得圓滿之效果”[8]。正是這種“情感效應”的積極作用，師傅盡心為徒弟傳職德、授職技。一傳十，十帶百，帶出了一代代職業人，使優良的行規得以繼承發揚。當然，這一過程實際上也存在著剝削，但是正是這種“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學徒制度使得技藝在傳承的過程中，人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融合為一體。
（二）企業生產和培訓過程
生產經營是企業之本，企業的職業精神都是在生產經營實踐過程中形成和發展的。因此，職業精神的傳承結合生產經營實踐，是企業精神傳承的基本途徑。同時，企業培訓與企業價值觀和經營理念密切相關，不僅是溝通精神文化與行為文化、制度文化的不可或缺的渠道，更是指導員工職業行為，進行職業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
1.結合生產經營實踐，開展職業規范養成教育。養成教育是培養員工職業精神的關鍵，需要持之以恒、情理交融、潛移默化地點滴培養和引導，使企業員工養成良好的職業習慣。結合生產經營實踐，開展職業規范養成教育，具體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嚴格按工藝規范操作。生產過程多達幾十道，甚至上百道工序，每個職工都必須嚴格執行每道工序嚴細的工藝規范。二是嚴格進行質量管理。企業的競爭力來源于產品的質量，因此企業應緊緊圍繞以產品質量為核心的全面保障體系，建立質量管理網絡體系，健全質檢員隊伍，建立“質量否決權”制度。三是嚴格執行紀律。工藝操作的準確無誤和質量的穩定可靠，是企業產品暢銷市場的保障。職工在生產經營過程中一旦出現差錯，立即按照規定紀律嚴格處理的過程，是企業精神得以落實的保證。
2.舉辦多種職業培訓，營造職業精神傳承氛圍。職業培訓是企業“德、誠、信”文化代代相承的重要途徑。一是多種途徑開展敬業愛崗教育，提高員工職業素質。企業可以通過多種媒體形式，如編寫企業發展史，引導員工以史為鏡，規范個人言行；拍攝企業成長故事，讓員工透過形象生動的影視史料體驗職業精神的可貴；建立微信平臺，發動員工收集身邊體現企業精神的人和事，及時共享與傳播，讓員工從關注中認同和踐行職業精神。二是發揮榜樣的力量引導和影響職工。企業優良的職業精神得以繼承和弘揚，與一批優秀員工典型的示范作用密切相關。特別是藝德高尚、身懷絕技的老職工，是企業品質和聲譽的名片，他們的事跡介紹，在職工中會產生強烈的反響和良好的教育效果。三是抓住實例和機遇，開展職業精神教育。比如在2003年突如其來的“非典”災難中，京城61家同仁堂藥店支撐了全北京近一半的藥量。為此，同仁堂承受了600多萬的政策性虧損[9]，用行動再次詮釋了“同修仁德，濟世養生”的傳統精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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