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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經濟政策范文1
關鍵詞：貨幣政策工具；宏觀調控
一、引言
貨幣政策作為各國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工具，日益受到各國經濟決策部門的重視。在擁有成熟市場經濟條件的國家中，貨幣政策的調控作用更為明顯和突出。在此次金融危機發生以前的近二十年內，世界主要經濟體呈現出經濟穩步增長、通貨膨脹保持較低水平的特點，這一期間被稱作“大平穩”（Great Moderation）時代，對此研究者普遍認為，較為正確和成熟的貨幣政策是實現“大平穩”的重要推動力量之一。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后，對全球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的影響日益加深，對此，各國紛紛開展了各種版本的救市計劃，努力使經濟盡快走出衰退的泥潭。這其中貨幣政策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在應對全球經濟危機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我國，隨著我國在上世紀90年代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政策的合理運用成為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這其中，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我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發展中大國，正處于經濟體制轉軌的特殊時期，經濟體系的運行和市場經濟體系成熟發達的西方國家相比有著很大的差別，這也決定了我國在貨幣政策調控運用中需要考慮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和特點，綜合關注我國貨幣政策調控目標中存在的多重性和調控機制的復雜性。從我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軌跡來看，保持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防止經濟出現大的起落一直是我國經濟工作中的首要任務。這實際上也對我國貨幣政策調控提出了具體要求。在這一目標下，如何合理制定貨幣政策，綜合利用利率調控、信貸規模管理等多種貨幣政策調控工具有效地實現調控目標成為貨幣政策制定部門需要關注的問題。
回顧近二十年來我國貨幣政策調控的歷史實踐，在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后，全國在之后的幾年內出現了經濟過熱的局面，通貨膨脹形勢嚴峻，在這一時期我國相應實行了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在其他政策的協調配合下，我國經濟過熱的局面得到了有效緩解。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我國出口部門受到了較大沖擊，國民經濟增長受到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對此，我國在1998年之后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由適度從緊轉向為穩健，這些政策的實施對于防范通貨緊縮趨勢的出現起到積極的作用。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國外需求對我國經濟增長巨大的推動作用隨后幾年開始逐漸顯現，在以投資為主的國內需求和外部需求的雙重作用下，我國從2003年開始經濟又重新出現了偏熱的趨勢，貨幣政策對此又重新進行了微調予以應對，但總的來說，在次貸危機全面影響我國之前的近十年時間內，我國經濟發展總體上呈現出平穩發展的特點，貨幣政策調控變化幅度不大，總體保持穩健的態勢。然而，隨著次貸危機后，全球主要經濟體陷入了衰退，全球經濟復蘇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在內外復雜的經濟形勢和壓力下，我國貨幣政策近幾年的調控出現了明顯轉變：首先在2008年底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實行了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實行了大規模信貸擴張，扭轉了當時宏觀經濟下滑的不利局面，然而隨后國內以房地產為代表的資產價格過快上漲以及通貨膨脹上行壓力的出現，我國貨幣政策開始轉向穩健，試圖在通貨膨脹治理、管理預期和穩定經濟增長之間尋求合理有效政策空間。總的來看，近二十年我國貨幣政策是在不斷學習和吸取相關貨幣政策理論和成熟市場經濟國家時間經驗基礎上，結合本國國情和國民經濟形勢變化，合理選擇搭配貨幣政策工具進行相應調控，其歷史實踐表明，我國貨幣政策在保持國民經濟平穩運行起到了積極的正向推動作用。
就我國貨幣政策調控中所使用的政策工具來看，可以大致分為數量型和價格型工具兩種。其中，我國數量型工具主要包括了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信貸規模的控制，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包括了利率調控和人民幣匯率政策。目前我國貨幣政策調控體系當中，以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最為頻繁，效果最為明顯，同時也兼顧了利率調控等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的調控手段。其中，隨著我國基礎貨幣供給越來越多受到外匯占款的影響，國內流動性增加存在一定的被動性。在這一背景下，我國中央銀行將商業銀行體系內超額存款準備金作為主要的操作對象，通過調整存款準備金率來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處在一個合理的水平和位置，從而實現貨幣信貸調控的目的。此外，中央銀行還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來對貨幣市場流動性進行調節。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方面，從我國利率政策來看，通過對存貸款等管制利率的調節來引導市場預期，進而影響市場利率走勢。隨著近年來我國利率市場化建設的逐步推進，以貨幣市場和債券市場利率為代表的利率市場化特征日益顯著，微觀主體對利率的敏感性逐漸加強，利率市場化的微觀基礎得到了一定改善。在這一背景下，人民銀行利用利率這一重要的經濟杠桿，進一步強化了利率政策調控工具的運用，利率調控方式和調控機制更為靈活，在國家宏觀調控體系中正在發揮著積極作用。從匯率政策來看，我國于2005年7月實行了人民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到2012年6月，人民幣兌美元已累計升值超過30%，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對于調節我國外部失衡、緩解外匯占款對國內基礎貨幣投放壓力、保持貨幣政策獨立調整的空間具有重要意義。總的來看，隨著我國經濟領域改革的不斷深入、金融體系市場化程度的持續推進。中央銀行制定貨幣政策時必然會綜合運用數量型和價格型等多種政策工具有針對性地進行調控。因此，考察這些不同貨幣政策工具對我國宏觀經濟影響和作用的不同特征對于提高我國貨幣調控的科學性、前瞻性、有效性無疑具有積極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近年來，在分析和探討金融宏觀調控政策對宏觀經濟影響的研究中，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SGE）在宏觀經濟政策分析中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應用，并逐漸為貨幣政策決策部門所接受，這一分析方法的一個顯著優點在于能夠避免以往經濟模型中容易出現的盧卡斯批判和動態不一致，因此應用該方法可以提高模型在經濟預測和政策評價的可靠性和可信度。國內外研究中，Smets和Wouters（2007）、Chari et al（2008）、Blanchard（2009）、李春吉、孟曉宏（2006），許偉、陳斌開（2009）等分別采用此類分析方法對宏觀經濟波動和經濟政策效應進行了分析和探討，這為理解和掌握宏觀經濟政策的傳導機制和政策效應提供了很好的幫助。鑒于該理論體系具有較為完善的理論基礎和較好的實用價值，目前各國中央銀行紛紛開發本國宏觀經濟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框架，其在政策效應分析、經濟預測等領域的應用日趨廣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可以預見，未來基于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模型在經濟管理部門進行政策制定、政策效應分析和經濟預測領域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事實上，隨著能夠反映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特征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的逐步開發和不斷完善，該方法在我國經濟政策效應的量化分析、經濟發展運行中重要參數界定與測度、對我國經濟未來運行態勢的預測方面無疑將表現出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綜上所述，本文將考察貨幣政策工具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分別討論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和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的政策效應。在具有微觀基礎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理論框架內，系統性、規范化地研究和分析貨幣政策不同調控工具對我國經濟發展運行情況的影響和作用。
二、我國經濟DSGE模型的構建及求解
本文旨在基于動態隨機一般均衡理論，對我國金融宏觀調控政策對我國經濟運行情況的影響進行量化分析和探討。本文建立了關于我國經濟的多部門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該模型是基于新凱恩斯壟斷競爭模型框架建立的，包括了多個經濟部門：家庭、中間品生產者、零售商、政府等。目的在于考察我國金融宏觀調控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和作用。就金融調控政策而言，在這里主要集中分析貨幣政策調控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情況。我國的貨幣政策中主要包括了數量型和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兩個大類，其中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是指側重于直接調控貨幣供給量的工具；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是指側重于間接調控的工具。
在具體分析中，以我國廣義貨幣供給量來代表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在我國的執行情況，以一年期貸款利率作為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在我國的執行情況。模型中所需要的其他經濟數據包括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我國城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等。所有數據均為季度數據，時間段為1998年第1季度到2010年第2季度。綜上所述，本文將首先建立關于我國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包括了我國家庭、本地企業（中間品生產商、零售商），資本品生產者、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和政府相關經濟決策部門等，模型基本框架的建立如下。
本文模型中引入了兩種貨幣政策工具，模型求解和估計時，分為兩個線性系統分別進行。兩個系統均包含技術沖擊、貨幣政策沖擊和理性預期沖擊，兩個系統的唯一差異體現在貨幣政策反應函數上。
三、模型參數估計、脈沖響應函數模擬
（一）模型參數的估計
1.部分參數的基本校準
2.部分參數的貝葉斯估計
以上是基于數量型和價格性貨幣政策工具給出的關于我國國民經濟情況的模型估計結果。從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國經濟運行的特征參數，這些參數對于我們理解我國經濟結構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幫助和參考借鑒意義。此外，觀察兩個模型對同一參數的估計結果，可以發現，兩者均較為接近，說明結論具有較好的穩健性。
（二）模型參數的脈沖曲線模擬分析
本文基于以上模型，考察了我國貨幣政策調控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情況。限于篇幅，本文所關注的我國經濟的重點有兩個方面：我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和我國地區的通貨膨脹（我國消費者價格指數）情況?？梢钥吹剑敂盗啃拓泿耪撸ㄘ泿殴┙o）擴張時，我國實際產出明顯的上升趨勢，通貨膨脹也出現上升。1%正向貨幣供給波動會引起產出大約0.8%的波動，其政策效應顯著的持續期大約可以達到將近10個季度左右；與此同時，貨幣供給增加還會引起通貨膨脹的上升，1%正向貨幣供給波動可能會引起通貨膨脹上升近2.5%，并可維持較長的政策效應期。同時，貨幣供給增加對消費者消費、企業投資都有著明顯的正向推動作用。相對來看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可以發現，當價格型貨幣政策（利率）提高時，我國實際產出明顯的下降趨勢，通貨膨脹顯示出現下降而后上升。具體而言，1%正向利率沖擊出現時，我國通貨膨脹在短期內出現一定的下降，而后逐漸呈現出緩慢上升的趨勢，這說明利率政策對于我國通貨膨脹的抑制作用有限，然而利率上升可以使得產出出現明顯下降，但其作用力度明顯小于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對產出的影響，1%的利率正向沖擊僅僅可以引起產出不到0.5%的波動。在消費方面，利率提高的增加會相應減少居民消費，顯示了價格型政策工具在消費調節中的產生負向作用，使得消費水平下降，更多的消費預算可能變為居民儲蓄。同時，利率的上升對投資的抑制作用也較為明顯。
總體來看，就調控效果而言，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無論在政策效應的力度還是持續期方面均優于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此外，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對通貨膨脹的治理效應并不理想，可以看到，盡管在最初利率的提高使得通貨膨脹出現明顯下降，但在隨后的時間內，通貨膨脹逐步上升并依然維持在正向的態勢。同樣的情形出現在價格型工具對消費、投資的影響上，其作用力度也相對小于數量型政策工具。這說明，現階段，在我國貨幣政策調控體系當中，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相比于價格型工具能夠發揮出更大的調控效力。
事實上，受限于我國經濟結構特點和金融體系發展的相對滯后，我國數量型工具和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中存在著一定的不足。長期以來，我國國際收支保持雙順差的局面，外匯占款連續快速增長，基礎貨幣被動投放，造成我國國內貨幣供應量不斷擴張，因此盡管從我國當前經濟金融發展特點來看，數量型貨幣政策調控的效果相對更為有效，但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導致了數量型貨幣政策調控工具存在著一定的被動性。需要指出的是，隨著近年來，受到我國人民幣匯率調整逐漸趨向均衡匯率、經濟危機導致外部需求減弱和外匯占款增長放緩等因素的影響，我國在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上有了較大的調整空間，獨立性和主動性有了一定的加強，然而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依然面臨著較大的困難。就我國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來看，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在于我國微觀市場主體仍然缺乏足夠的市場化意識，事實上這正是我國金融體系發展不完善的一種體現。我國金融資源的價格體系長期存在管制現象，金融市場又缺乏足夠的投資渠道，這造成了微觀主體在進行決策時往往對金融市場價格變化不敏感，存在預算軟約束、非理性投資等問題。在這種條件下，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的調控效果必然要打上折扣，影響其政策效力的發揮。
四、本文結論與政策建議
基于本文的分析表明，從貨幣政策工具對我國經濟的調控效果看，執行以貨幣供給總量調控為代表的數量型工具優于以存貸款利率為代表的價格型工具。事實上，我國經濟近年來取得加快發展，其經濟增長結構中投資拉動所占比重較大，這其中更多是以國有企業投資行為為主導。由于存在預算軟約束等方面的原因，這類企業在融資、投資中對于資金成本（利率）并不敏感，對其影響最大的是貸款規模的大小。因此，當貨幣政策收緊，以信貸規模為代表的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對這些經濟主體的投資行為影響十分顯著，相比之下，價格型工具作用受到了一定限制，事實上，這正體現了當前我國利率市場化不完善，資本價格效應難以充分體現的現狀。在當前金融宏觀調控中，政策效應最為明顯的依然是對信貸規模的管控。
需要指出的是，當前人民銀行多次提出將綜合采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實施宏觀經濟調控。這說明在今后一段時期內，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將會有更多施展的舞臺，其前提條件必將是我國利率市場的不斷推進和完善，這也正是我國“十二五”期間金融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事實上，近年來，隨著各項金融市場改革的穩步推進，我國初步建立起以shibor為代表的短期利率體系和以國債收益率曲線為代表的長期利率體系，利率市場化程度有顯著提高，利率在貨幣政策制定和對宏觀經濟影響方面的作用日益凸顯。種種證據表明，中央銀行采用利率調控的現實條件在逐漸完善，以利率為代表的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在正逐步加強。
綜上所述，金融宏觀調控政策與我國經濟發展與穩定息息相關。因此，密切關注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變化趨勢、詳細考察多種貨幣政策措施、工具的政策效應特征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意義重大。當前，我國經濟處于較快發展時期，與之伴隨的是我國經濟結構轉型、資產價格波動（特別是房地產價格）和一段時期內通貨膨脹預期的不斷增強，應當看到貨幣政策將在這一過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影響和作用。在這一背景下，充分理解和把握金融宏觀調控政策對我國經濟的影響、考察我國經濟運行的特征，對于相關政策制定、保持區域經濟發展與穩定無疑具有積極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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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經濟政策范文2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匯率；宏觀調控；政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8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0）52-0020-01
1 人民幣匯率現狀及趨勢
自2000年以來,我國人民幣匯率走勢不斷增強,這主要由三方面原因造成：首先，我國對外貿易順差逐漸加大,帶動了外匯儲備超常規增長。其次,我國實體經濟持續增長為人民幣升值提供了基本支持。最后,次級債危機不斷深化,使得美元指數持續下行,國際熱錢涌入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進一步上升。
2 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2.1 人民幣升值的正面影響
第一,刺激進口增加,提高企業利潤。我國石油、鐵礦石等資源型原材料主要來自國外,且以美元進行結算,人民幣匯率提高,減少采購成本,為在華企業增加利潤。
第二,有利于改善投資環境。人民幣匯率升值,可使在華投資的外資企業利潤增加,從而增強投資者的信心,促使進一步追加投資或者再投資,吸引大量外資進入中國資本市場。
第三,有利于抑制通貨膨脹。人民幣升值使企業采購成本降低,企業也就自然愿意降價保產量、保利潤,這樣既可以降低物價也可以避免經濟硬著陸。
2.2 人民幣升值的負面影響
第一,抑制出口增長。人民幣升值意味著我國出口的產品價格在國際上提升,這將對我國出口商品在國際價格上的競爭力造成巨大傷害。
第二,影響就業。伴隨著人民幣的加速升值,我國出口型產業將會受到巨大沖擊,尤其是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型產業,效益減少,甚至面臨破產,而這些產業是吸附內地出外打工人員最多的行業,一旦破產,我國的失業人口將會大量出現。
第三,影響金融市場的穩定。在我國金融監管體系有待進一步健全的情況下,人民幣大幅升值,將觸發大量熱錢對金融體系的沖擊,流入資本市場的熱錢將加大我國房市、股市的泡沫,對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第四,人民幣升值使我國巨額外匯儲備大量縮水。早在2006年2月底,中國大陸外匯儲備總額達8537億美元,首次超過日本,位居全球第一。到2010年3月,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達到了24470.84億美元,繼續保持全球第一的地位。而人民幣升值,使得我國美元儲備大量縮水。
3 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宏觀調控的對策建議
3.1 繼續發展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
盡管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國際價格優勢正在逐步減弱,但由于我國擁有豐富的勞動力,就業問題依然存在,并且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在我國GDP中占有絕對比重,所以我國不能因為貿易條件的惡化而否認勞動密集型產業在我國經濟貿易發展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
3.2 積極發展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
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業水平,不僅有助于國民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還有利于我們在人民幣升值期內抵消升值給出口帶來的負面影響。產業結構演變的一般規律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知識密集型產業。這就要求我國必須積極發展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使其增加國際競爭優勢。
國民經濟政策范文3
據調查，農民工和城市工人的收入差距十分明顯。全國農民工平均月工資為921元，只相當于城市工人平均月工資1346元的68.4%，而且80%的農民工月工資在千元以下，甚至有27％的農民工月工資在500元及以下。農民工在平均收入遠遠低于城市工人的情況下，平均勞動時間卻大大高于城市工人。他們平均每周工作56.6小時，比城市工人每周平均47.9小時的勞動時間要多8個小時。
農民工與城市工人的收入差距通常被認為是因戶籍差異而造成的同工不同酬。然而，調查發現，這一收入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是農民工和城市工人在人力資本上存在差異造成的。從受教育情況看，83.4％的農民工只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而在城市工人中，約70％都具有高中以上的教育水平。從所從事工作的技術水平來看，農民工中從事體力和半體力勞動的比例高達83.3%，而城市工人有近一半人（49.2%）從事需要專業技能的工作。分析進一步證明：當引入人力資本、工作狀況、就業地點等因素來考察農民工和城市工人的收入差異時，農民工身份因素對收入的影響消失了。受教育年數較多、能從事專業技能工作、就業于東部地區和大中城市市區的農民工和城鎮工人，都會得到較高的工資。
二、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水平普遍低于城市工人，擁有養老保險的占16.3%，擁有失業保險的占6.2%，能夠報銷部分或全部醫療費的占28.4%
農民工和城市工人的待遇差異主要是在社會保障方面。如在養老保險方面，農民工擁有養老保險的占16.3%，城市工人占67.3％；在失業保險方面，農民工擁有失業保險的占6.2%，城市工人占44.5％；在醫療保險方面，農民工能報銷部分或全部醫療費的占28.4%，城市工人占66.3％。分析證明，即使在同樣的人力資本、工作狀況、就業地點的條件下，農民工和城市工人擁有的社會保障也存在明顯的差異：城市工人享有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醫療費報銷的機會分別是農民工的2.99倍、3.22倍和1.62倍。
三、農民工呈現出積極的社會態度，他們的安全感、公平感、滿意度等均高于城市工人
第一，在社會安全感方面，農民工的社會安全感明顯高于城市工人。調查顯示，農民工和城市工人相比，在人身安全、財產安全、醫療安全、食品安全、交通安全、隱私安全等6個方面，農民工的安全感均明顯高于城市工人。
第二，在社會公平感方面，農民工的總體感受也明顯高于城市工人。在14個社會領域的社會公平感評價中，農民工的公平感明顯高于城市工人的有11個領域，包括義務教育、政治權利、財政稅收政策、每個人的發展機會、就業機會、財富及收入分配地區/行業待遇等領域，只有在司法執法、社會保障、城鄉待遇3個領域，農民工的公平感低于城市工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與就業、收入分配、發展有關的社會領域，農民工的公平感大大高于城市工人，均高出10個百分點以上。而人們通常認為，這些領域恰恰是農民工受到社會歧視之所在。
第三，在對地方政府工作的滿意度方面，農民工總體上也同樣高于城市工人。農民工對地方政府10個方面的總體滿意度為68.65%，高出城市工人4.2個百分點。特別是對地方政府在義務教育、樹立良好社會風氣、維護社會治安、實現社會公正、依法辦事等方面，農民工的滿意度明顯高于城市工人。
第四，農民工在社會群體間利益沖突的感知方面，遠不如城市工人強烈。農民工回答“有嚴重沖突”和“有較大沖突”的比例只有18.63%，僅為城市工人的一半；認為社會群體利益沖突“絕對會激化”和“可能會激化”的比例為38.79%，也比城市工人低16個百分點。
四、農民工具有積極社會態度的原因
第一，與農民工對自身境遇的歸因有關。調查結果顯示，雖然農民工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待遇低下，但他們認為這是自身的素質與能力所致，而非社會性因素造成的后果。面對這種境遇，要提升自己的經濟收入，他們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勉努力和知識技能的提高。因此，即便農民工為社會公眾視為“弱勢群體”，但他們自身還是認為存在著“個人發展”和“工作與就業”的機會公平，他們并未將經濟、社會地位的不平等，歸因于社會的不公正。
第二，與農民工的生活期望與權利意識有關。調查結果顯示，一方面，農民工由于受教育水平較低，生活需求層次較低，期望也低，因而更容易得到滿足，所以他們的社會安全感、公平感、滿意感、信任感等社會評價也就更加積極。相關分析表明，上述社會評價越高、教育程度越低的人，對當前社會群體利益沖突的感受就越弱，就越不容易認為社會利益沖突有強化的趨勢，而農民工正是這樣的對社會評價較高的群體。另一方面，農民工也缺乏自我權利意識和社會參與性。比如，根據調查結果，在民主意識方面，和城市工人相比，農民工表現出較低的社會參與性，較高的權威服從。相關分析也表明，民利意識越低的人，對社會群體利益沖突的嚴重性就越不敏感。
第三，與農民工的比較參照體系有關。農民工更容易與家鄉的農民相比較，與自己的過去生活相比較。換句話說，農民工的利益曲線是向上走的，更容易產生比較積極的社會態度，對未來的發展也抱有更加樂觀的態度。調查顯示，農民工對過去5年生活水平變化的評價和對未來的生活水平的期望，都比城市工人積極。有72.3%的農民工認為過去5年的生活水平有所上升，有62.7%的農民工認為未來的生活水平會有所上升，都比城市工人高出約10個百分點。
五、關于農民工的相關政策建議
第一，提高農民工收入水平的最重要渠道，是改善農民工的受教育狀況、加強職業培訓以及提高工作技能。政府對農民工的財政投入應當更加集中于農民工的技能培訓和人力資本提升，以此來提高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上的收入地位，而不是僅僅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否則，勞動力總體上供大于求和勞動力結構性短缺的局面會進一步加劇。
第二，農民工與城市工人的非市場化差異主要集中在社會保障方面。戶籍體制的改革如果不與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障待遇相聯系，它對改善農民工的生活狀況則是有限的。當前應當抓緊建立適合農民工流動特點的社會保障體制，消除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上的機會不平等。
第三，促進和保護農民工的積極社會態度，取消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生活的體制，加強農民工對城市社會的認同。工會、婦聯、共青團都應當把農民工工作當作重要工作來抓，勞動保障部門應密切監測農民工的利益曲線變化，通過各種措施保證農民工的收益能夠伴隨著經濟的增長而不斷增長。
國民經濟政策范文4
關鍵詞:需求;供給;適度增長
中圖分類號:F1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5-0003-02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民經濟增長速度絕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生產增長概念,而是一個生產與銷售(產品價值的市場實現)內在相統一的范圍,即產品使用價值的生產與其價值的市場實現內在結合。因此,國民經濟增長速度不是無條件地的生產增長速度。例如,產品雖然生產出來了,但卻因產銷不對路而積壓,那么這種生產就不能計入生產增長速度。由此可見,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即取決于供給方面,因為若沒有高效益的有效供給,也就不可能有產品使用價值較高的生產增長速度;同時也取決于需求方面,因為若需求不足,產品價值就無法實現,從而也就難以形成產品價值實現較高的生產增長速度,即真正的生產增長速度。因此,要保證中國國民經濟今年實現8%的增長速度,就必須需從需求與供給兩個方面為增長創造有利的條件。隨著物價的上漲及資產價格的調整,加上近兩年從緊的貨幣政策,中國社會上的流動性過剩有所緩解,但仍沒有根本逆轉。這部分流動性構成未來物價上漲的潛在威脅。為此,仍有必要繼續堅持從緊的貨幣政策。但考慮到:一是貨幣政策在應對成本推進型和國際輸入型通貨膨脹方面,作用有限;二是今年隨著物價上漲,數量型貨幣控制措施有自我趨緊的作用(實際貸款與貨幣供給量會隨著物價上漲而下降);三是大量中小企業出現融資與經營困難,而中國又缺乏中小企業融資的渠道。下半年的貨幣政策以維持當前的緊縮力度為宜,不宜繼續加大。同時,應鼓勵直接融資市場的發展,為企業提供合適的融資渠道。在世界關注中國,中國在世界經濟、金融中的影響力加大的環境下,貨幣政策應充分關注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利率、匯率走勢,靈活確定貨幣政策手段。當美國匯率升值,加息的情況下,可適當提高利率,尤其是貨幣市場的基準利率,適當放松行政性的貸款額度管理,加強對貨幣供應量的控制。
一、采取有效的需求刺激政策
如前所述,生產增長速度是產品價值在市場上已實現了的生產增長速度,因此總需求狀況直接影響著國民經濟增長速度,總需求有三種形態:一是總需求膨脹,及總需求遠遠超過了總供給;二是總需求不足,及總需求遠遠落后于總供給;三是總需求平衡,及總需求與總供給大體平衡。在總需求膨脹的條件下,國民經濟高速增長似乎是可以實現的,但增長的質量與效益卻很差,屬于粗放型增長,因為總需求膨脹使得企業不注重技術創新,不注意提高產品質量,不注意加強管理,缺乏長期目標,最終會導致國民經濟難以高效益增長。在總需求不足的條件下,雖然企業迫于市場銷售壓力而不得不改善管理,尋求技術創新,提高產品質量,盡力降低生產成本,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質量與效益,肯定會比總需求膨脹進有較為明顯的提高,但是總需求不足同時也會導致企業開工不足,投資機會減少,失業人員增加,從而使得經濟增長速度明顯乏力。在總需求平衡條件下,市場需求的壓力與市場需求的拉力同在,既能淘汰低效供給,又能刺激高效供給,因而國民經濟增長速度與增長質量以及增長效益,都會比較適當與合理。因此,總需求膨脹與總需求不足兩種狀況,都是宏觀經濟政策的調節對象,只有總需求平衡才是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最終目標?？傂枨笈蛎洉r宏觀經濟政策應實行緊縮性政策,總需求不足時應實行刺激性政策,目的就是尋求總需求平衡。中國從1996年起,宏觀經濟態勢已從總需求膨脹轉向了總需求不足,因而宏觀經濟政策應從緊縮性政策轉向刺激性政策。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作為宏觀經濟政策最主要組成部分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其政策目標不是由我們自身的狀況所決定的,而是由總需求狀況決定的。例如,貨幣政策到底是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還是實行刺激性貨幣政策,并不是由我們自身的所謂好壞之分,以及人們的偏好來確定的,而是由總需求狀況決定的。若總需求不足,就應采取刺激性貨幣政策;若總需求膨脹,就要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因此,既然中國目前各個方面都表明中國宏觀經濟態勢屬于總需求不足,那么我們就應該堅定地采取刺激性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傂枨蟀ㄏM需求、出口需求、投資需求三方面,因而在目前總需求不足的條件下,應該注重從這三個方面同時進行刺激。刺激消費需求,包括降低存款利息,推行消費貸款政策,形成高收入預期與經濟景氣預期,提高城市居民消費水平,擴大農村居民消費領域等。刺激出口需求,包括降低資金資本和勞動成本,加大出口退稅力度等。刺激投資需求,主要是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包括環保、交通等。刺激消費需求、出口需求、投資需求、雖然對總需求都會有推動作用,但其推動作用各有特點。消費需求與出口需求的推動作用比投資需求的推動作用見效快,但其總體的刺激力度卻沒有投資需求的刺激力度大;投資需求雖然從總體上比消費需求和出口需求的刺激力度大,但見效則比較慢,因為基礎設施建設周期一般比較長,投資需求是逐漸實現的。因此,在刺激需求時,必須制定恰當政策,使這三者之間形成良好的互補效應。目前,加大總需求的刺激,容易使人想到中國過去曾經存在過的總需求膨脹,擔心對總需求的刺激會導致總需求膨脹。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我們現在對總需求強度刺激,不會導致總需求膨脹。
第一,中國過去長期存在的總需求膨脹是傳統體制弊端的最集中表現,是財產關系越發嚴重軟化的結果。而中國傳統體制經過二十余年的改革,已經得到根本性改造,財產關系約束已開始硬化,市場化的進程很快,因而總需求膨脹實際上已失去其存在的體制基礎,不會因對總需求的刺激而再度膨脹。第二,中國過去的總需求膨脹的形成,主要是因為傳統體制的低效率窒息了供給的能力,并且使得供給的效應極差。而中國經過二十余年改革,已經使得我們供給能力和效應有了極大增強,現在供給無論是從規模上還是從速度上,都能夠較快滿足需求增長,因而總需求不會因為強度刺激而形成總需求膨脹。第三,中國過去的總需求膨脹,也是中國過去封閉經濟的產物,當時世界供給能力被阻隔于國門之外,不能彌補中國的供給不足并調節中國的總需求膨脹。而在經過二十余年對外開放之后,中國經濟實際上已融入世界經濟之中,中國市場已經成為全球性國際市場的一個組成部分,全世界供給能力可以極為迅速地進入中國市場,因而在開放條件下中國不可能因為刺激總需求而形成總需求膨脹。
總之,對總需求不足刺激,不會導致總需求膨脹。
二、實行有效的供給優化政策
總需求狀況雖然是加快國民經濟增長速度的關鍵性因素,但國民生產總值最終還是要由供給來提供,因而國民經濟增長速度最終要受制于總供給的狀況。因此,為了實現8%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必須要實行有效的供給優化政策。
所謂供給優化政策,就是指供給不僅要能夠適應和有效地滿足需求,而且還要能夠創造需求和拉動需求。因此,供給優化政策:一是要消除和杜絕無效供給;二是要形成能創造和拉動新需求的供給。中國目前的供給就其規模與數量而言,確實遠遠超過了總需求,結果形成了大量產品積壓,但這不是因為需求不足,難以銷售形成的,二是由于產品自身質量差、成本高、效率性低,根本適應不了需求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因而這種在規模與數量上好像遠遠超過需求的供給,實際上是一種無效供給。對于這種無效供給,不應為它尋找與培育需求而促使它實現,而應實行供給優化或者淘汰無效供給。優化的主要方式包括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增強效用性,調整經濟結構等;淘汰的方式包括資產重組、轉產和破產等。對于無效供給,無論是采取優化方式、還是淘汰方式,實施上都要涉及到產業結構調整,以及資產的處置與人員的流動等重大問題,因而應該形成科學的資產評估與資產重組政策,以及應有的人員流動與社會保障制度。
能夠創造新需求與帶動需求增加的供給,往往都具有兩大特性:一是能夠加大程度地降低成本,從而擴張期消費主體的數量和增加消費主體的消費量;二是能夠創造新的效用或提高以有效用的性能,從而使消費主體對新的效用或以提高效用性的原有效用產生需求。因此,能夠創造新需求與帶動需求增加的供給,必須要依靠體制創新與技術創新,因為只有體制創新與技術創新才能使供給具有上述兩大特征。
由此可見,促進體制創新與技術創新,是供給優化政策的最主要內容。就中國來說,體制創新主要是要進一步解放思想,以效益為中心來選擇與安排體制。技術創新主要是要形成高效的技術融資機制與高科技人才管理機制。供給絕不僅僅只是適應需求,它對需求有很強的能動性,這正是供應學排在總需求不足的條件下反而強調供給重要性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中國目前總需求不足的條件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不能只偏重于需求刺激,還應該注重給總供給的優化,這不僅可以消除那些無效供給,而且還可以從需求創新方面拉動需求,消除需求不足對國民經濟增長的制約。
應該看到,從目前中國銀行存款狀況分析,中國居民購買力顯然高于現有的消費水平,它們之間還有較大的差額,這個差額的形成并非僅來自于需求方面的障礙,即總需求不足,而同時也因為供給適應不了需求方面的要求,有來自于供給方面的障礙,因而實行供給優化政策是極為有意義的。這就要求我們加大破產兼并、資本經營、結構調整的力度,形成有效的供給,促進國民經濟的成長速度不低于8%。所以,要想實現經濟長期穩定的增長,就必須保持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動態平衡,既不會產生需求拉動的通貨膨脹,也不會造成由于供給相對過剩而產生的資源浪費,使經濟在平衡狀態下保持適度增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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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經濟政策范文5
關鍵詞：房地產；經濟周期；宏觀經濟政策；關聯性
中圖分類號：F29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7-000-01
自2000年開始，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為我國的房地產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契機，促進其進入了繁榮發展的階段。房地產業作為我國的第三產業，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條件與居住條件，還對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近年來，宏觀經濟政策在我國的逐漸落實使房地產業的發展更加趨于理性，而房地產自身具有的商品特性、對社會財富的創造性以及與其他行業的相關性決定了其必然會受到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并形成一種經濟周期。經濟周期的波動會對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加強對房地產經濟周期與宏觀調控經濟政策關聯性的探討研究非常有必要。
一、影響房地產經濟周期波動的因素
在房地產業的發展中出現的過熱現象實際上就是其經濟周期波動的表現，所以，研究影響房地產經濟周期波動的因素非常有必要。影響房地產經濟周期波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內生因素和外生因素。
1.內生因素
內生因素包括房地產價格、需求、收入、政策以及市場的預期變動等，同時，房地產的供給總量會在勞動力、技術水平以及資金管理等方面變化的影響下而不斷擴張或收縮。這些因素在本質上決定著房地產經濟波動的周期性和持續性?？梢姡康禺a供給、需求任何一方面出現失衡，將會影響房地產業的持續發展，從而引發房地產的經濟波動。因此，必須加大對房地產經濟的調控，保持房地產供給和需求在總量和結構上的平衡。
2.外生因素
外生因素是引起房地產經濟波動的初始原因和初始推動力，主要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投資政策、經濟體制改革政策、技術因素、社會經濟因素等，其中政策因素對房地產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較為直接，較為顯著，房地產業的發展與社會經濟增長的高度成正比，宏觀經濟增長率越高，房地產業的發展就越快。另外，自然災害比如地震、洪水等，以及戰爭、社會突發事件、科學技術的變革等對房地產經濟的波動有直接、突發、猛烈的影響，這些因素中有的持續時間較短，有的則較長。
二、房地產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聯性
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的波動是房地產業發展過程中的自然現象，這種現象是不可避免的，宏觀經濟政策對房地產進行調控能夠防止房地產業出現大幅度的經濟波動，使房地產周期性波動在可控范圍，從而最大限度的減少經濟周期波動對房地產業和社會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下面對房地產業的宏觀調控提出幾點建議，以更好促進房地產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聯和協調。
1.處理好房地產業發展周期差異性與宏觀經濟政策統一性的矛盾
由于我國各個地區的發展程度是不一樣的，加上房地產業具有區域性的特點，所以各個地區房地產業的發展程度也是不一樣的，這就決定了房地產經濟周期既有全國性的周期，又有區域性的周期。因此，宏觀經濟調控政策要根據房地產業發展的全國性和區域性特點，結合本地的實際情況，采用科學的發展觀，既要避免“一刀切”，也要保證地方政府對政策的有效執行。
2.根據經濟形勢靈活調整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要根據國民經濟的發展狀況進行調整，力求政策與經濟發展相適應，防止房地產出現過熱或過冷情況，還要對利息率進行適當的調整，在調控方式和松緊程度方面應連續微調。同時，要在控制貨幣政策的調整幅度、謹慎控制金融市場流動性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房地產的經濟增長點作用，擴大內需，延緩周期波動，使房地產經濟市場的發展更為活躍，為實現我國房地產業和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3.保持財政政策調控的穩定
實踐證明，積極和穩定的財政政策在治理經濟衰退、促進經濟穩定增長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鑒于當前的經濟形勢，可適當的減弱財政政策力度，同時使政策的調整向中性、穩健的方向發展，比如可以適度緊縮財政資金所支持的投資項目，主動進行結構性調整等。這就需要政府謹慎權衡擴張財政政策、緊縮財政政策和穩定財政政策之間的關系和影響，避免財政調整幅度過大而引起房地產經濟周期波動的不穩定。
4.加大對房地產產品的改善力度
目前，我國的住房供應體系仍然不合理，房地產供應市場與房地產需求市場嚴重失衡，要根據這些實際情況，適當引導市場形成一種梯級消費；政府要建立健全居民住房保障體系，充分發揮其在解決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中的作用；保持合理的住房投資建設規模；調整住房的供給結構，并促進住房建設和消費模式的合理化。比如，嚴格控制大型別墅的供給數量，適當的將大戶型、高價位、高配置的高級公寓工程建設比例降低，提倡中小戶型、中低價位的商品房數量。同時，價格因素與房地產行業內的其他因素具有關聯性影響，對房地產業的影響尤為突出，因此，必須合理規制房地產產品的價格，政府應當對各個時期的房地產的經濟情況進行分析和評估，判斷房地產市場與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借助于房地產產品價格評估和指導，其住房價格更為理性，這對促進房地產業的發展、維護市場經濟秩序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三、結語
房地產業作為我國的第三產業，是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能量來源，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當然，在宏觀經濟政策下，房地產經濟周期具有波動的特殊性，因此，要加強對房地產經濟周期和宏觀經濟政策的關聯性的探討研究，根據房地產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因素，處理好房地產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系，適當調整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并合理規劃住房建設、消費模式，控制住房價格，只有這樣，房地產的經濟周期波動才會更趨于理性，房地產的發展環境才會更加健康，其發展前景才會更加廣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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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經濟政策范文6
（一）乘數作用限制了投資的拉動作用
2008年11月5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確定了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初步匡算，實施十項措施到2010年底約需投資4萬億元。4萬億元的投資，對于拉動內需、刺激經濟必將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然而，由于我國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嚴重偏低，較低的投資乘數使這一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由于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占家庭支出比重太大、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夠完善及我國傳統的勤儉節約觀念等因素的制約，我國居民當前的邊際消費傾向嚴重偏低，大致為0.3，只相當于英美國家一半的水平。在當前經濟危機的大環境下，邊際消費傾向也會因為預期的不樂觀而繼續走低。
（二）財政政策很難改變中國長期以來的消費不足問題
美國這次危機不是消費需求不足，它的消費很活躍，其經濟增長需求不足主要是投資需求不足。相反，中國的內需不足主要不是投資需求不足，而是消費需求不足。中國不缺投資需求，中國從政府到企業，從中央到地方，投資都有經驗、有熱情、有積極性。但是中國怎么刺激消費需求，確實是經驗不多，體制上、政策上、環境上的準備也不是很充分。世行認為，中國目前是投資需求過旺而消費需求不足，但是目前中國刺激內需的政策主要是刺激投資需求，而中國實際上投資需求很旺盛，應想辦法刺激消費需求。從短期來看，雖然積極的財政政策能夠為擴大內需做出很大貢獻，但是從長遠的經濟增長目標來看，消費需求的增長才是根治我國需求不足的根本所在。而我國在刺激消費需求方面，缺少經驗、缺少辦法，體制上、傳導機制上也存在障礙。
（三）貨幣政策的作用空間有限
自2008年9月以來，央行連續幾次下調利率和法定準備金率，1年期存款利率已經從4.14%下降到2.25%，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從17.5%下降到13.5%。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效果明顯，從信貸投放看，1~2月2.69萬億元的天量信貸，已超出今年5萬億元信貸底線的50%。目前項目貸款和流動資金貸款控制全都放松到了極點，面對創下歷史之最的一季度4.58萬億元信貸投放，把握信貸投放節奏尤為重要。所以，我國目前的貨幣政策的空間很有限。
（四）“流動偏好陷阱”使貨幣政策的反衰退作用十分有限
從反經濟哀退作用看，由于存在所謂流動陷阱，因此給很多投機者帶來了機會。在通貨膨脹時期，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可能效果比較顯著，但在經濟衰退時期實行擴張的貨幣政策效果則不明顯。因為，此時廠商對經濟前景普遍悲觀，即使央行松動銀根降低利率，投資者也不肯增加貸款從事投資活動，銀行為安全起見也不肯輕易貸款，這樣貨幣政策作為反經濟衰退政策，其效果就甚微。
二、提高宏觀經濟政策有效性的對策建議
（一）全面提高刺激消費政策的有效性
消費需求不足是我國長期存在的一個問題。消費需求不僅是總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消費傾向的大小也將決定各項乘數的大小，從而全面影響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
1.改善投資和消費結構
當前，投資和消費的結構性失衡，投資需求增長過快，排斥了消費需求的增長空間。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固定資產實際投資需求（剔除價格因素后），每年的平均增長速度是13.5%，比西方國家要快1倍還多；這幾年更高，從2003年以來就沒有低于24%。2008年我們緊縮投資，防止過熱，控制投資規模，結果公布出來的數據還是25.5%；2009年一季度是28%?？梢姡@些年我國固定資產的投資增長速度是很快的。一個國家的錢是有限的，去買投資品，就不能去買消費品，兩者之間是排斥的。
2.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其消費增長是不是和國民經濟發展相適應，很大程度取決于居民收入分配在總分配中的情況。目前，從中國各地每年公布的數據看，增長最快的是政府的財政收入，往往比GDP的增長速度快1倍；而GDP的增長速度又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說明企業收入的增長速度也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所以這些年，政府收入增長最快，其次是企業，最慢是居民，因而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的收入分配比重持續下降。1998年，我國居民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占68%，2008年占59%，10年間比重下降了9個百分點，因而總的消費比重也在下降。這是國民收入分配宏觀方面的矛盾。
3.縮小城鄉差距，提高農民收入
一個國家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說明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更多地給了有錢人。根據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有錢人消費的絕對量大，但是消費占其收入的比重小，越有錢消費占收入的比重越低。富人拿到錢后，只將很小一部分用于消費，大部分用于投資、儲蓄和買保值品，這又加大了經濟增長和國民消費的不匹配。所以，消費收入差距過大，不只是影響公平，還影響效果，更影響經濟的可持續性。因此，我們收入分配中宏觀上和微觀上都存在問題，宏觀上居民收入的比重在降低，微觀上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分配的問題影響經濟的增長，使消費需求嚴重不足。
（二）加快發展金融市場，保證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
要加快開發新的市場工具。應根據經濟需要，增加發債規模，積極調整債券結構，增加可資利用的債券品種，進一步增加銀行間市場的開放程度，擴大貨幣市場主體，吸收證券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進入銀行間市場，增大銀行間市場的覆蓋范圍，最終建成我國集同業拆借市場、國債市場、貼現市場于一體的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協調發展的金融市場。
（三）選擇利率作為中介目標，降低貨幣流通速度波動過大造成的影響
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動受到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由于作用因素的復雜性和綜合性，準確估計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動方向和幅度，對于政策制定者來說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在金融創新不斷涌現、各種金融支付工具層出不窮的環境下更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用一個新的中介目標來替代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減弱貨幣流通速度對貨幣政策效果的影響。
從整體上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經濟效果被弱化，但是兩種政策的作用機理、調整的力度和調整的對象卻不同，要從整體上促進經濟的復蘇，兩種政策必須合理的搭配使用，取長補短，而不能單純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必須“雙管齊下，標本兼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