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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經濟學范文1
關鍵詞 高職學校 思想政教育 全面發展 師資建設
中圖分類號：G41 文獻標識碼：A
Predicament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SHEN Yan， CHEN Jingfei
（Changjiang Engineering Vocational College， Wuhan， Hubei 430212）
Abstract On the paper to clarify the important value of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analysis of the main difficulties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existing and proposed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including from the strategic level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the teaching staff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vocational schools to optimize working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a view to the promotion of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enefit.
Key words vocational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verall 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1 高職學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價值
從根本上說，加強高職學校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為了促進高職學校學生的全面發展。人的全面發展理論是科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我們把勞動力或勞動能力，理解為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人生產使用某種價值時就會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綜合?！雹龠@里我們可以看出人的全面發展是指勞動能力的全面發展，其次，人的全面發展還包括人的社會關系的全面發展，因為人的本質是一切現實社會關系的總和，社會關系不僅僅決定著人的本質也決定著人的發展。再次，人的全面發展包括人的素質的全面發展，人的綜合素質包括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身心健康素質，在人的素質結構中最為重要最為核心的乃是人的思想道德素質，所以有必要通過進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人的思想素質、政治素質、道德素質和法律素質等，進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高職學校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這些學生與普通高校的學生有著一定的區別，如學生在學習成績上普遍較差，由此而衍生的一些問題較為顯著，自信心較差，紀律意識淡薄，怪異行為較多，對于未來缺乏正確的認知，在這種情況下，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本身存在一定的難度，但是卻又恰恰凸顯了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極端重要性。通過對高職學校學生實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夠加強高職學校學生思想道德文化建設，加強高職學校學生理想信念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構建他們完善的、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也是對于“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實踐，為將高職學校學生培養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優秀人才，培養復合型人才、創新型和應用型人才奠定基礎。從更為宏觀層面的意義而言，高職學校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健康有序發展。
2 當前高職學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的主要困境
一是對高職學校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戰略重視程度不夠。這種重視程度體現在四個層面，其一從國家層面，從改革開放以來，大力發展高等教育，對于職業技術學院的關注和政策支持力度都較為薄弱，在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缺乏相應的政策和專項資金支持。其二從社會層面，整個社會上對于高職學校學生還存在著某種歧視，不管在日常的社會生活中，還是在就業以及今后的職業生涯發展中，這種氛圍使得高職學校的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難以開展。其三是學校層面，一些學校只注重學生技能培養，忽視對學生綜合素質的塑造，甚至一些高職學校完全商業化，只注重賺錢的經濟利益，缺乏基本的社會責任感。其四是學生個體層面，自身對于思想政治教育也缺乏興趣，而且往往還存在偏見，認為思想政治教育存在“洗腦”嫌疑，不積極參與配合。
二是高職學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師資隊伍薄弱。一些高職學校甚至缺乏專門的輔導員，只是由高年級的學生擔任，這樣一種人才隊伍配備，顯然不適應網絡媒體環境下的高職學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且一些高職學校專門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老師極其緊缺，往往是一些輔導員（下轉第112頁）（上接第61頁）擔任，教授、副教授都不愿意上相關課程。
三是高職學校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不科學。當前一些高職學校的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往往是以教師為本，根據教師的想法進行教育，難以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參與性，而且往往是照本宣科，只注重課堂教學，沒有課堂之外的實踐，學生的興趣難以提升，而且長期的這種教化方式，使得學生對于思想政治教育課堂非常反感，本身高職學校學生的學習自主性和自我約束力就較差，在這種情況下，更是難以做到認真學習。
3 加強高職學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對策
一是從戰略層面高度重視高職學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國家民族的發展需要人才，我國在校大學生約有2000萬人左右，高職學校學生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十分寶貴的人才資源，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高職學校學生的健康成長和全面發展需要加強思想政治教育。
二是加強高職學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師資隊伍建設。一方面需要加強專職思想政治教育教師的引進工作，另一方面也需要通過學校內部渠道進行培養，同時在薪酬福利待遇方面給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保障，解除他們的后顧之憂，使得他們能夠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學工作中去。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師資隊伍建設不僅僅是一個數量的問題，還需要提高質量，加強對高職學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績效考核亦至關重要，促進教師認真教學，想方設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質量。
三是優化高職學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法。當前很多學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通過灌輸的方式進行，這是不科學的，筆者認為學生應該是自由地根據自己的喜好進行選擇，一味地強制和灌輸往往適得其反，筆者認為這也是為什么現在大學里很多學生不喜歡原理等一系列公共課的原因之一，并不是因為大家覺得不好或者錯誤，而是覺得自己自由受到限制，選擇權被剝奪。所不滿的所不喜歡的并不是思修或者馬哲本身，而是學習思修或者馬哲的這種方式。要緊密聯系大學生的思想實際，把傳授知識與思想教育結合起來，將系統教學與專題教育結合起來，理論武裝與實踐育人結合起來，切實改革教學內容，改進教學方法，改善教學手段。值得一提的是，在網絡時代，高職學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基本上還處于文本時代，大多是“紙上談兵”，對于如何引導和利用網絡媒體加強高職學校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還處于萌芽和探索時期，還“任重而道遠”，沒有一套相對科學合理和完善的機制加以應對，在這方面加強網絡教學和互動的研究亦非常重要。
注釋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19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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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經濟學范文2
摘要運用經濟學的理論假定、分析框架和方法技術分析政策,已成為政策研究的新方法,為政策的制定和評估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旨在介紹經濟學中研究政策常用的假定和分析模式,闡明和強調其在政策制定、執行與評估中可以發揮的作用。
關鍵詞政策研究 外部性 成本-效益
政策研究的經濟學途徑就是運用經濟學中的理論假設、概念框架、分析方法及技術看待公共決策問題,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實證的分析工具,為政府制定出合理的公共政策提供科學的依據。
一、經濟學的基本假定
(一)完全自私經濟人論
“經濟人”假設是指各微觀主體是關心個人利益的,完全理性的并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經濟人”假設包含三個基本命題:1.人的自利性。2.經濟活動中的人在行為上是理性的。3.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證,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動會無意而有效地增進社會公共利益。
(二)資源有限與需求無限假設
資源的有限性是相對于人們需求的無限性而言的,“資源的有限與需求無限假設”是現代經濟學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假設前提。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薩謬爾森指出:“經濟學研究的是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資源以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并將它們分配給不同的人。這個定義的背后隱含了經濟學的兩大核心思想,即物品是稀缺的,社會必須有效地利用它們的資源?！?/p>
(三)公平與效率高低反向變動論
經濟學意義上的公平,是指有關經濟活動的制度、權利、機會和結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經濟學意義上的效率,是指經濟資源的配置和產出狀態。經濟公平與經濟效率是人類經濟生活中的一對基本矛盾,也是經濟學論爭的主題。人們所以把這一矛盾的難題解析稱作經濟學說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
(四)外部效應的普遍存在
布坎南和斯塔布爾賓給外部效應下的定義:只要某一個人的效用函數(或某一廠商的生產函數)所包含的變量是在另一個人(或廠商)的控制之下,即存在有外部效應?？捎霉奖硎緸?
UA =UB(X1,X2,X3…Xn,Y1)
如果某一個人A的效用,不僅受其所控制的活動X1,X2,X3…Xn的影響,而且還受其他活動Y1的影響,而Y1又在第二個人B的控制之下,就發生了外部效應。
二、經濟學的分析框架
公共政策在運用的經濟學分析框架主要包括有:福利經濟學框架、公共選擇理論和制度經濟學框架。
(一)福利經濟學框架
公共政策中運用福利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主要是借助福利經濟學中的相關概念和原理對政府的政策制定以指導或對已經運行的政策以評價。政府的政策畢竟會涉及到各種資源的重新配置,而福利經濟學的根本目的就是對各種配置的效率和效果提供一個評價系統。一項政府活動被提出時,福利經濟學框架就要求力圖回答以下三個重要問題:(1)該項政府活動是否能夠產生合意的分配結果;(2)該項政府活動是否有利于效率的提高;(3)該項政府活動能否以合理的成本完成。如果對這些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就很可能導致政府的失靈,帶來負效率,這種情況下就應該讓市場自行發揮作用。
(二)公共選擇理論
公共選擇理論采用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來分析政治,是“政治的經濟學”,它在方法論上有三個基本特征:“經濟人”假設、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作為交易的政治。另外,值得指出的是,立憲選擇是公共選擇理論研究的重要領域,己經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分支―立憲經濟學。立憲經濟學認為,憲法是一國政治決策的最高規則,并將憲法視為功利主義意義上的契約,立憲選擇應該取得公民的普遍同意,立憲選擇的過程事實上就是設計與選擇一個良好政府的過程。
(三)制度經濟學框架
關于制度經濟學框架在公共政策分析中的運用,在中國的制度變遷中體現的尤為明顯。新制度經濟學研究“制度運轉的費用”,通過對交易費用的高低判斷制度的運行效率,還可以用“制度變遷的成本”或“改革成本”來判別不同改革道路的優劣。
三、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析技術――成本―效益分析
(一)政策分析中成本、效益的含義
成本是商品經濟價值的范疇,人們進行生產經營活動或達到一定目的,就必須耗費一定的資源,其所費資源的貨幣表現及其對象化稱為成本。
從經濟學的一般意義上講,效益就是人們在有目的的實踐活動中所費和所得的對比關系。所費,即活勞動與物化勞動的消耗和占有;所得,即由上述實踐活動帶來的有用的結果。
公共決策中的效益是一個多層面的綜合性概念,效益可以分為內在效益與外在效益;宏觀效益和微觀效益;直接效益與間接效益。而這些類型的效益都具有內在的統一性。
(二)成本―效益分析諸觀點
成本效益分析,是對某一特定行動進行評價,通過對可能獲得的收益和可能付出的成本作出權衡,從而識別出最優系統或最優方案。而美國學者彼得•G•薩松和威廉•A•塞哈爾菲并不贊成把成本―效益分析說成“一種方法”,他們把成本―效益分析定義為:“為了達到明確的公共目標,結合不同方案的凈效益作出一種估計和評價?！?004 年我國政府頒布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第十七條明確提出要“積極探索對政府項目尤其是經濟立法項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政府立法不僅要考慮立法過程成本,還要研究其實施后的執法成本和社會成本”。
(三)成本效益分析的步驟和方法
第一步:明確問題。要進行成本―效益分析最基礎的就是要明確問題。在明確問題這一步驟要討論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對規劃的約束;社會效果分析的方向;貼現率。
第二步:設計分析。這一步驟主要是分析問題的結構,列出成本的估值接下來就是要確定哪些資料應該收集。
第三步:收集資料。設計一個收集資料的提綱,獲取有關個備選投資方案效果的資料。
第四步:進行分析。主要是運用原始資料和經濟理論對社會成本和效益作出較佳的評估。
第五步:提出結果。
(四)成本―效益分析的兩種具體的方法
1.貼現的分析評價方法。貼現的分析方法,是指考慮貨幣時間價值的分析的評價方法,亦被稱為貼現現金流量分析技術。主要有凈現值法、凈值指數法和內部收益率法。
(1)凈現值法
這種方法使用凈現值作為評價方案優劣的指標。所謂凈現值(NPV),是指特定方案未來現金流入的現值與未來現金流出的現值之間的差額。步驟如下:
第一步:計算投資項目的每年凈現金流量。第二步:計算未來報酬的總現值。第三步:將投資額折算成現值。第四步:計算凈現值。
凈現值= 未來報酬的總現值―初始投資額現值
凈現值決策規則:只有一個備選方案時,凈現值大于零時,則接受投資方案;反之則拒絕。當多個方案選優時,其凈現值最大的為最優方案。
(2)凈現值率
凈現值率和凈現值的不同,在于它不是簡單的計算投資方案未來的現金流入的現值同它原投資額之間的差額,而是計算前者對后者之比。
現值指數= ÷
若數值大于1,說明其收益超過成本,即報酬率大于預定貼現率。
(3)內部收益率法
上述凈現值、凈現值率的計算雖然考慮了“貨幣時間價值”,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不能據以了解各個投資方案本身可以達到的具體的投資收益率是多少。內部收益率的計算可以做到這一點,是考察項目盈利能力的主要動態的評價指標。它是投資方案在建設和生產經營年限內,各年凈現金流量的現值累計等于0時的折現率。
2.非貼現率的分析評價方法。非貼現方法不考慮時間價值,把不同時間的貨幣收支看成是等效的。這些方法在選擇方案時期輔助作用。
(五)成本―效益分析的作用和局限性
雖然成本―效益分析可以分析政府投資項目的凈收益和社會回報,但經濟學家對成本效益分析的評價不是很高。因為以貨幣為尺度并不能對許多政府領域的效益進行適當的分析,如對國防、太空研究、對外援助、公安和司法裁決等方面的效益用貨幣這個尺度來表示是很困難的。因此,成本效益分析對于那些如防洪,電力生產,郵政,某些運輸和娛樂設施等,也就是說對主要是經濟性質的,有形的,可以用貨幣測量的公共政策更為適用。
另外,對于不適用成本―效益分析法的項目,可以運用成本―效能法進行分析。這個方法的要點是根據方案或項目預期的結果的成本與效能來評估每個方案或項目的效果。許多公共政策大都需要成本(而成本往往可以計算),但無法計算收益,比如非經濟的因素,以及文化,教育等不能用貨幣來衡量或很難估算其成本和收益,同時未來的成本,收益往往有著不確定性,難以估計。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采用成本―效能分析方法來衡量方案達成目標的有效性程度。
成本―效能分析法使得政策制訂者可以通過具有類似任務的機構共同編制預算而發現各項計劃之間的協調性。運用成本―效能法來確定最佳方案,在技術上并不困難,困難之處在于備選方案的確定。因為,這里提出的備選方案應能無差別的實現同一個目標,要做到這一點,可能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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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經濟學范文3
關鍵詞：公共政策制定理性非理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是決策者借助各種技術手段對影響政策問題的復雜環境，信息等客觀因素進行加工、分類、整合、處理，并最終形成政策的過程，而不是全然由決策者拍腦袋決定，因此，政策制定過程是一種理性選擇占主導地位的行為過程。但是，由于在現實中，政策制定中常常會受到許多不確定因素的嚴重干擾，并且由于決策者自身認知能力的有限性，導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屬性。盡管一些學者曾尖銳的批評過政府選擇行為的非理性，但是由于政策科學的發展，越來越趨向于接受新制度經濟學和非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主張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對稱的前提下研究政策的制定、執行和評估等問題。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
管理大師德魯克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在我所遇到過的卓有成效的經理們之中，有些人運用邏輯和推理，而另一些人主要依賴于預見和直覺。既有輕而易舉就做出決定之人，也不乏每當移動一步就備受煩惱之苦者。”這段話表明，管理是人的一種雙重能量的活動，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
在英語里，理性有rationality和reason兩種表達。前者一般指心智上控制調節行為和抽象思維的一般能力，而后者一般是狹隘地指進行推理的能力。理性，可以直觀地理解成為人的行為類型，此類型的特點是以邏輯推理方式來觀察事情。如果從字面意思去解釋，理性，具有以清晰的思維邏輯為基礎，通過深思熟慮，冷靜理智，不輕易顯露主觀感情等特點。理通常是指人們在某些理性因素作用下進行的行為選擇，這種行為是在冷靜、客觀的前提下提出的。提出有限理性學說的西蒙認為，理性的概念應分為經濟學討論的實質理性和心理學所討論的過程理性，“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人總是達成按照給定效用函數來說客觀或實質最優的決策。認知心里學的理性人所作的是根據現有知識和手段來說，以過程上合理的方式來作出他或她的決策”。本文談及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指決策者對政策問題發揮充分的認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靠分析、判斷、處理等方法。理性在政策制定過程中體現為技術、實證、推理、理智、邏輯性等方面，大多與方法、手段、目的相連。
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理性通常由下列因素及其過程使然：（1）決策者能較為全面地搜集和掌握的信息資料；（2）在政策效力方面，決策者能夠準確評估政策所產生的效應；（3）經濟學家和統計部門所提供的理論和數據支持（4）政府能動用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以形成對政策的比較方案，從而在理論和實證資料的支持下有根據地說明甲方案優于乙方案或乙方案勝于丙方案，等等。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
純粹的非理是指人們在直覺、本能、信念、情感等非理性的驅動下（而不是在邏輯思維基礎上）對環境的反應。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以感覺、知覺、表象、情緒等形式展開的感性意識，不能像以概念、判斷和推理等形式展開的理性思維那樣清晰。在大多數情況下，主要由于相對模糊的感性意識支配著人們選擇行為，這是因為人們的意識活動通常都停留在感性層面上，而這種底層次的感性層面的意識活動就會導致純粹意義上的非理。廣義的非理還包括那寫盡管產生于邏輯思維但沒有效用上實現“最優”的行為。比如，西蒙將非理性理解為“對效用最大化的任何偏離”這實際就是指廣義的非理。相對于理性，非理性是活躍的、能動的和不安分的，非理性因素不受任何邏輯規律的限制，它們時常表現為難以預料的波動或情緒沖動，如本能、直覺、靈感、意志和神秘的體驗等。在本文中討論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指決策者沒有對政策問題充分發揮認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據直覺、經驗、外部刺激等等。
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產生的主要的原因有：
（1）現實中信息和環境的非確定性。自上世紀中期以來，人們就已經開始從整體角度來探討組織的變化運行規律，未來的變化乃是由某些動態的并且是不可知的，不斷變換的需求、機會和選擇等混合因素決定的，要利用這種變化并獲得益處，或在風險中少付出代價，需要考慮的參數和要素的數目非常的多，這就更加需要直觀的判斷和感覺?；谶@種觀點，所謂的非確定性環境其實就是一種建立在單獨個體感性認識之上的主觀現象。準確的說，非確定性存在于完成某項任務所要求的信息總量和種類與所擁有的信息總量和種類之間的可見和不可見不同之處。這種感性的差異不是客觀的數量，乃是由所涉及到的個體來決定的，顯而易見它代表著個人的豐富經驗。這樣，非確定性就被定義為某種與決策者個體直接相關的事物，這種相關性更重要指的是他們的“心理狀態”，即非理性的因素。
（2）客觀因素的制約。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許多客觀因素都制約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發揮，例如：政策的時效性，政策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靜止的孤立的，而是不斷變化的，這就要求政策制定中必須要注意時效問題，針對當前問題迅速形成解決方案。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政策制定者刪繁就簡，依靠現有的經驗和直覺甚至靈感對問題作出感性判斷，及時制定政策予以解決。另外，政策制定的成本，政策制定者的認知能力有限等等客觀因素都制約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導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因素。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沖突
世界上沒有什么是絕對的，除了這句話本身。盡管按照傳統的政策學觀點，我們應該在政策制定中排除非理性干擾，以理性的視角去構筑政策規劃。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人類決策行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同構現象是一種客觀實在，他在決策行為發生過程中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和空間上的并存性。對于個體決策者而言，他們的決策是在一種既包含理性又包含非理性的有限理性下作出的。而對于群體決策者來，他們對于政策問題的判斷可能來自對于客觀事實的理性分析，也可能來自于自身經驗、直接等感性認識。正是由于這種同構，導致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沖突究竟何者在公共政策中更重要。
第一，必須承認，政策科學是一門理性占主導地位的學科。
政策制定作為政策過程的首要階段，是政策科學的核心。這一過程直接關系到整個政策過程的成敗，因而在政策制定中的必須對政策問題進行全面的分析，理性的判斷。不僅要了解政策本身，還要看到各政策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還要對未來的變化趨勢、方案執行結果及其影響等方面進行科學的預測，對政策可能產生負面效應采取必要的預防等等，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制定出來的公共政策能夠有效解決政策問題，推動社會發展。所以，只有理性的公共政策制定過程才可能保證政策的穩定性，持久性，有效性。但是，這種技術經濟理性（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以“經紀人”的人性假說為基礎的，在這種理性下，將理性從非理性中分離出來是比較容易和明確的。然而，由于基于“經紀人”基礎的理性分析與現實有很大出入，一些學者認為，理研究是針對經濟學規范性研究應運而生的，其目的在于為人們指出一個在理性意義上最合理的結果，而不是描述人們的真實的行為規律。比如博弈論學者海薩尼就認為：“我們的理論是一種規范性的理論，而不是實證性理論。至少這種理論正式而明確地研究了這樣一個問題，即每一個局中人在對策中為了最有效地促進它自身的利益應該怎么做，而不是在這種類型的對策中他實際上應該怎么做?！庇纱丝梢缘贸觯咧贫ㄖ械睦硇詫е铝苏吣繕撕唵位?，單一化。第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難以避免的
首先，從個體決策者的層面來看，人類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對人類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人們無法脫離理性而存在。但是，當把理性狂熱地抬高到“唯我獨尊”和“無所不能”的地位，否定并拋棄人的情感、欲望、意志等非理性要素，把它當作客觀和真理的化身，并用理性衡量一切、推演一切，甚至推演人類歷史時，它也就恰恰走向了它的反面非理性，必然要招致人們對它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古希臘哲學史上的斯多葛派認為，如果可能的話，理性應該完全壓制情感，以達到心靈上的寧靜。在柏拉圖看來，理性是人的靈魂最高的屬性和力量，它應該統治著人的激情和欲望。很明顯，兩者都在強調理性的絕對地位和力量，認為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因素是不可靠的，它們是人的理性的障礙，而對人的情感和欲望加以貶斥。不可否認，人應該具有理性，并且也可以具有理性。然而，人卻不是純粹理性的動物，人有七情六欲，人又是具有豐富情感和欲望的。在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并不只有理性的思維在發揮著作用，情感、意志、靈感、信仰、潛意識等非理性因素也同樣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理性主義張揚盛行之時，人們也逐漸認識到：人的心靈中的非理性的因素也要起著必須的作用。相對于當代公共政策制定所處的高度復雜、多變的社會環境，任何人，無論他/她具有多么超人的之后，所能掌握的用以支持其決策行為的知識和信息都是有限的。更為重要的是，人類作為富于情感的高等動物，其決策行為并不完全受理性支配，還會受到情感、深層心理動機、宗教激情、價值信仰等多種非理性因素的影響，個體的經驗、直覺、靈感等超理性因素也在決策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其次，從作為間接決策者的公眾來看，存在群體非理性現象。在現代社會中，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同于個人的決策，各種利益集團、公眾等發揮著重要的影響。我們大力倡導政策制定的民主化，除了為落實公民依法應享有的政治權利之外，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以群體的利益關注制約個體的利益動機，以群體的理性彌補個體理性的有限性，以群體的理性制約個體非理性的作用。但是，必須看到，作為社會性動物的人類，有時會表現出一種群體非理性。集體無意識、群體失智等都是對這種群體非理性現象的刻畫。這種群體非理性一旦被激發，在短期內幾乎沒有什么外部力量可以制約它。這種現象不僅為現代心理學所揭示，也被現實中大量的實例所印證?；貞浺幌氯嗄昵鞍l生在我國的那場史無前例的“”中的群體性狂熱，我們就能體會到這種群體非理性所具有的難以駕馭的力量。雖然對于一個社會而言，只是在少數時候才會出現群體非理性的現象，但是，一旦出現，必將對公共政策的制定產生重大影響。
第三，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對立統一
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對立中一個較為突出的例子，就是理論和經驗的對立。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決策者可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通過理論分析的政策方案與通過經驗得到的政策方案是相互抵觸的，這是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最讓決策者頭疼的問題。面對這樣的問題，對方案的選擇往往是很艱難的。當然這是很極端的例子。而且，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任何政策方案的產生也不會純粹的依靠理性或非理性，因為無論個體決策者或是群體決策者的決策行為都是一個理性和非理性穿插的復雜過程，即便從行為結果上看是非理性的選擇，也或多或少包含者一些理性的成分。這就使得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呈現出既相互對立，又相互融合。理性保證了政策在客觀世界的精準性，而非理性保證了政策在現實世界的有效性。理性不斷修正非理性的政策方案，而非理性又反過來不斷改進理性的政策方案。
綜上所述，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不是分離的，也不僅僅只有相沖突的一面。所以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不能片面的追求理性，否定非理性作用，這樣過于簡化了政策所要解決現實世界問題的復雜性；當然更不能完全靠決策者拍腦袋來進行抉擇，這樣會導致盲目的經驗主義錯誤。這已經在我國近代歷史上留下很多慘痛的教訓。同時，我們要正視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沖突，更要看到理性和非理性想融合的一面。在政策制定中利用好理性和非理性的這種特殊關系，使制定出來的政策兼具科學行和人性化，有效的解決社會問題，達到政策目標。
參考文獻
[1][英]約翰·伊特韋爾：《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第四卷，阿馬蒂亞·森：“有限理論性”辭條，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
[2]肖斯特蘭，管理的兩面性[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2
[3][美]赫伯特·西蒙：《心理學與經濟學中的理性》，赫伯特·西蒙著，黃濤譯：《西蒙選集》，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4]商丘師范學院學報第23卷第五期，廉正軍：《論理性與非理性之爭》，2007.5
[5][美]赫伯特·西蒙：《現代決策理論的基石》，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公共政策與經濟學范文4
關鍵詞:公共政策制定 理性 非理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是決策者借助各種技術手段對影響政策問題的復雜環境,信息等客觀因素進行加工、分類、整合、處理,并最終形成政策的過程,而不是全然由決策者拍腦袋決定,因此,政策制定過程是一種理性選擇占主導地位的行為過程。但是,由于在現實中,政策制定中常常會受到許多不確定因素的嚴重干擾,并且由于決策者自身認知能力的有限性,導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屬性。盡管一些學者曾尖銳的批評過政府選擇行為的非理性,但是由于政策科學的發展,越來越趨向于接受新制度經濟學和非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主張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對稱的前提下研究政策的制定、執行和評估等問題。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
管理大師德魯克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在我所遇到過的卓有成效的經理們之中,有些人運用邏輯和推理,而另一些人主要依賴于預見和直覺。既有輕而易舉就做出決定之人,也不乏每當移動一步就備受煩惱之苦者。”這段話表明,管理是人的一種雙重能量的活動,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
在英語里,理性有rationality和reason兩種表達。前者一般指心智上控制調節行為和抽象思維的一般能力,而后者一般是狹隘地指進行推理的能力。理性,可以直觀地理解成為人的行為類型,此類型的特點是以邏輯推理方式來觀察事情。如果從字面意思去解釋,理性,具有以清晰的思維邏輯為基礎,通過深思熟慮,冷靜理智,不輕易顯露主觀感情等特點。理性行為通常是指人們在某些理性因素作用下進行的行為選擇,這種行為是在冷靜、客觀的前提下提出的。提出有限理性學說的西蒙認為,理性的概念應分為經濟學討論的實質理性和心理學所討論的過程理性,“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人總是達成按照給定效用函數來說客觀或實質最優的決策。認知心里學的理性人所作的是根據現有知識和手段來說,以過程上合理的方式來作出他或她的決策”。本文談及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指決策者對政策問題發揮充分的認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靠分析、判斷、處理等方法。理性在政策制定過程中體現為技術、實證、推理、理智、邏輯性等方面,大多與方法、手段、目的相連。
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理性通常由下列因素及其過程使然:(1)決策者能較為全面地搜集和掌握的信息資料;(2)在政策效力方面,決策者能夠準確評估政策所產生的效應;(3)經濟學家和統計部門所提供的理論和數據支持(4)政府能動用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以形成對政策的比較方案,從而在理論和實證資料的支持下有根據地說明甲方案優于乙方案或乙方案勝于丙方案,等等。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
純粹的非理性行為是指人們在直覺、本能、信念、情感等非理性的驅動下(而不是在邏輯思維基礎上)對環境的反應。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以感覺、知覺、表象、情緒等形式展開的感性意識,不能像以概念、判斷和推理等形式展開的理性思維那樣清晰。在大多數情況下,主要由于相對模糊的感性意識支配著人們選擇行為,這是因為人們的意識活動通常都停留在感性層面上,而這種底層次的感性層面的意識活動就會導致純粹意義上的非理性行為。廣義的非理性行為還包括那寫盡管產生于邏輯思維但沒有效用上實現“最優”的行為。比如,西蒙將非理性理解為“對效用最大化的任何偏離”這實際就是指廣義的非理性行為。相對于理性,非理性是活躍的、能動的和不安分的,非理性因素不受任何邏輯規律的限制,它們時常表現為難以預料的波動或情緒沖動,如本能、直覺、靈感、意志和神秘的體驗等。在本文中討論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指決策者沒有對政策問題充分發揮認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據直覺、經驗、外部刺激等等。
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產生的主要的原因有:
(1)現實中信息和環境的非確定性。自上世紀中期以來,人們就已經開始從整體角度來探討組織的變化運行規律,未來的變化乃是由某些動態的并且是不可知的,不斷變換的需求、機會和選擇等混合因素決定的,要利用這種變化并獲得益處,或在風險中少付出代價,需要考慮的參數和要素的數目非常的多,這就更加需要直觀的判斷和感覺。基于這種觀點,所謂的非確定性環境其實就是一種建立在單獨個體感性認識之上的主觀現象。準確的說,非確定性存在于完成某項任務所要求的信息總量和種類與所擁有的信息總量和種類之間的可見和不可見不同之處。這種感性的差異不是客觀的數量,乃是由所涉及到的個體來決定的,顯而易見它代表著個人的豐富經驗。這樣,非確定性就被定義為某種與決策者個體直接相關的事物,這種相關性更重要指的是他們的“心理狀態”,即非理性的因素。
(2)客觀因素的制約。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許多客觀因素都制約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發揮,例如:政策的時效性,政策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靜止的孤立的,而是不斷變化的,這就要求政策制定中必須要注意時效問題,針對當前問題迅速形成解決方案。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政策制定者刪繁就簡,依靠現有的經驗和直覺甚至靈感對問題作出感性判斷,及時制定政策予以解決。另外,政策制定的成本,政策制定者的認知能力有限等等客觀因素都制約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導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因素。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沖突
世界上沒有什么是絕對的,除了這句話本身。盡管按照傳統的政策學觀點,我們應該在政策制定中排除非理性干擾,以理性的視角去構筑政策規劃。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人類決策行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同構現象是一種客觀實在,他在決策行為發生過程中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和空間上的并存性。對于個體決策者而言,他們的決策是在一種既包含理性又包含非理性的有限理性下作出的。而對于群體決策者來,他們對于政策問題的判斷可能來自對于客觀事實的理性分析,也可能來自于自身經驗、直接等感性認識。正是由于這種同構,導致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沖突究竟何者在公共政策中更重要。
第一,必須承認,政策科學是一門理性占主導地位的學科。
政策制定作為政策過程的首要階段,是政策科學的核心。這一過程直接關系到整個政策過程的成敗,因而在政策制定中的必須對政策問題進行全面的分析,理性的判斷。不僅要了解政策本身,還要看到各政策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還要對未來的變化趨勢、方案執行結果及其影響等方面進行科學的預測,對政策可能產生負面效應采取必要的預防等等,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制定出來的公共政策能夠有效解決政策問題,推動社會發展。所以,只有理性的公共政策制定過程才可能保證政策的穩定性,持久性,有效性。但是,這種技術經濟理性(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以“經紀人”的人性假說為基礎的,在這種理性下,將理性從非理性中分離出來是比較容易和明確的。然而,由于
基于“經紀人”基礎的理性分析與現實有很大出入,一些學者認為,理性行為研究是針對經濟學規范性研究應運而生的,其目的在于為人們指出一個在理性意義上最合理的結果,而不是描述人們的真實的行為規律。比如博弈論學者海薩尼就認為:“我們的理論是一種規范性的理論,而不是實證性理論。至少這種理論正式而明確地研究了這樣一個問題,即每一個局中人在對策中為了最有效地促進它自身的利益應該怎么做,而不是在這種類型的對策中他實際上應該怎么做?！庇纱丝梢缘贸?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導致了政策目標簡單化,單一化。
第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難以避免的
公共政策與經濟學范文5
關鍵詞：公共政策制定 理性 非理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是決策者借助各種技術手段對影響政策問題的復雜環境，信息等客觀因素進行加工、分類、整合、處理，并最終形成政策的過程，而不是全然由決策者拍腦袋決定，因此，政策制定過程是一種理性選擇占主導地位的行為過程。但是，由于在現實中，政策制定中常常會受到許多不確定因素的嚴重干擾，并且由于決策者自身認知能力的有限性，導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屬性。盡管一些學者曾尖銳的批評過政府選擇行為的非理性，但是由于政策科學的發展，越來越趨向于接受新制度經濟學和非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主張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對稱的前提下研究政策的制定、執行和評估等問題。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
管理大師德魯克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在我所遇到過的卓有成效的經理們之中，有些人運用邏輯和推理，而另一些人主要依賴于預見和直覺。既有輕而易舉就做出決定之人，也不乏每當移動一步就備受煩惱之苦者?！边@段話表明，管理是人的一種雙重能量的活動，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
在英語里，理性有rationality和reason兩種表達。前者一般指心智上控制調節行為和抽象思維的一般能力，而后者一般是狹隘地指進行推理的能力。理性，可以直觀地理解成為人的行為類型，此類型的特點是以邏輯推理方式來觀察事情。如果從字面意思去解釋，理性，具有以清晰的思維邏輯為基礎，通過深思熟慮，冷靜理智，不輕易顯露主觀感情等特點。理性行為通常是指人們在某些理性因素作用下進行的行為選擇，這種行為是在冷靜、客觀的前提下提出的。提出有限理性學說的西蒙認為，理性的概念應分為經濟學討論的實質理性和心理學所討論的過程理性，“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人總是達成按照給定效用函數來說客觀或實質最優的決策。認知心里學的理性人所作的是根據現有知識和手段來說，以過程上合理的方式來作出他或她的決策”。本文談及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指決策者對政策問題發揮充分的認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靠分析、判斷、處理等方法。理性在政策制定過程中體現為技術、實證、推理、理智、邏輯性等方面，大多與方法、手段、目的相連。
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理性通常由下列因素及其過程使然：（1）決策者能較為全面地搜集和掌握的信息資料；（2）在政策效力方面，決策者能夠準確評估政策所產生的效應；（3）經濟學家和統計部門所提供的理論和數據支持（4）政府能動用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以形成對政策的比較方案，從而在理論和實證資料的支持下有根據地說明甲方案優于乙方案或乙方案勝于丙方案，等等。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
純粹的非理性行為是指人們在直覺、本能、信念、情感等非理性的驅動下（而不是在邏輯思維基礎上）對環境的反應。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以感覺、知覺、表象、情緒等形式展開的感性意識，不能像以概念、判斷和推理等形式展開的理性思維那樣清晰。在大多數情況下，主要由于相對模糊的感性意識支配著人們選擇行為，這是因為人們的意識活動通常都停留在感性層面上，而這種底層次的感性層面的意識活動就會導致純粹意義上的非理性行為。廣義的非理性行為還包括那寫盡管產生于邏輯思維但沒有效用上實現“最優”的行為。比如，西蒙將非理性理解為“對效用最大化的任何偏離”這實際就是指廣義的非理性行為。相對于理性，非理性是活躍的、能動的和不安分的，非理性因素不受任何邏輯規律的限制，它們時常表現為難以預料的波動或情緒沖動，如本能、直覺、靈感、意志和神秘的體驗等。在本文中討論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指決策者沒有對政策問題充分發揮認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據直覺、經驗、外部刺激等等。
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產生的主要的原因有：
（1）現實中信息和環境的非確定性。自上世紀中期以來，人們就已經開始從整體角度來探討組織的變化運行規律，未來的變化乃是由某些動態的并且是不可知的，不斷變換的需求、機會和選擇等混合因素決定的，要利用這種變化并獲得益處，或在風險中少付出代價，需要考慮的參數和要素的數目非常的多，這就更加需要直觀的判斷和感覺。基于這種觀點，所謂的非確定性環境其實就是一種建立在單獨個體感性認識之上的主觀現象。準確的說，非確定性存在于完成某項任務所要求的信息總量和種類與所擁有的信息總量和種類之間的可見和不可見不同之處。這種感性的差異不是客觀的數量，乃是由所涉及到的個體來決定的，顯而易見它代表著個人的豐富經驗。這樣，非確定性就被定義為某種與決策者個體直接相關的事物，這種相關性更重要指的是他們的“心理狀態”，即非理性的因素。
（2）客觀因素的制約。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許多客觀因素都制約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發揮，例如：政策的時效性，政策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靜止的孤立的，而是不斷變化的，這就要求政策制定中必須要注意時效問題，針對當前問題迅速形成解決方案。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政策制定者刪繁就簡，依靠現有的經驗和直覺甚至靈感對問題作出感性判斷，及時制定政策予以解決。另外，政策制定的成本，政策制定者的認知能力有限等等客觀因素都制約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導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因素。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沖突
世界上沒有什么是絕對的，除了這句話本身。盡管按照傳統的政策學觀點，我們應該在政策制定中排除非理性干擾，以理性的視角去構筑政策規劃。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人類決策行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同構現象是一種客觀實在，他在決策行為發生過程中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和空間上的并存性。對于個體決策者而言，他們的決策是在一種既包含理性又包含非理性的有限理性下作出的。而對于群體決策者來，他們對于政策問題的判斷可能來自對于客觀事實的理性分析，也可能來自于自身經驗、直接等感性認識。正是由于這種同構，導致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沖突究竟何者在公共政策中更重要。
公共政策與經濟學范文6
關鍵詞:公共政策政策評估標準生產力
公共政策是以政府為主的公共機構為確保社會朝著政治系統所確定、承諾的正確方向發展，通過廣泛參與和連續的抉擇以及具體實施而產生效果的途徑，利用公共資源達到解決社會公共問題，平衡、協調社會公眾利益目的的公共管理活動過程。這一概念表述了公共政策的主體、手段、目的，尤其突出其目的性。
公共政策的目的性表現在公共政策的成敗上，這就使政策評估在公共政策中占據重要的地位，缺少政策評估，一項政策就不能稱之為政策。公共政策評估如何進行，即公共政策評估都有哪些標準，以此對公共政策成敗做出判斷，本文試就其作些探討。
一、公共政策評估概念的界定
盡管目前對政策評估的研究很多，但對于政策評估的概念卻沒有一個統一的、被絕大多數學者接受和普遍認同的定義。
陳振明認為，所謂公共政策評估，是指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的效益、效率及價值進行判斷的一種政治行為，目的在于取得有關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張世賢認為，政策評價是“有系統地應用各種社會研究程序，收集有關資訊，用以論斷政策概念與設計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實際執行情形、遭遇的困難，又無偏離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會干預政策的效用”。
以上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別對政策評估進行界定，綜合各方觀點，本文傾向于這樣的界定：公共政策評估是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過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眾回應加以判斷，評定并由此決定政策變遷的活動。
二、公共政策評估的標準
鄧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導論》中將評估標準分為六類：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應性和適宜性。我國臺灣學者林水波、張世賢在《公共政策》一書中認為評價標準由八個方面：投入工作量、績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適當性、執行力、社會發展總指標。張國慶在《現代公共政策學導論》中提出政策評估的首要標準和次要標準的概念。針對公共政策及其活動全過程的各個環節的結果的價值進行評估，評估的標準應該包括下列標準。
1.政策的目標標準
評價一項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志就是看政策執行后能否在預定的時間內完成其所確定的目標。那么，在評估政策時，把制定公共政策時所要達到的標準或目標同在一定時間限度內執行政策所達到的目標相比較來進行評價。如果公共政策在預期時間內取得的成就同制定政策所定的標準一致，那么，很明顯這項公共政策是很成功的，達到了預期的目標。反之，沒有達到所希望達到的目標，說明這項政策是不成功的。
2.政策的投入標準
一項政策從提出、列入議事日程、制定、執行等各個環節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信息等各種資源。這個標準要衡量一項政策所投入的各種資源的質量和數量，其實質就是從資源投入的角度來衡量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政策評估的成本問題。因此，投入成為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3.政策的公平、公正標準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據特定時期的目標，在有效增進與公平分配社會公共利益的過程中所制定的行為準則，公平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特征和體現。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過程中為了實現帕累托最優，就必須注意通過利益的再分配或補償等方式給予那些受損的合法利益以合理的補償，以體現和照顧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看是否體現的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是否體現和維護了最大數的利益。
4.政策的效率標準
經濟學上講究經濟效率即投入和產出的關系，經濟效率要求產出必須大于投入。政策的效率標準是衡量政策取得效果所耗費的政策資源的數量，通常體現在政策投入與政策效果之間的比率和關系。政策效率的高低往往反映出政策本身的優劣和政策的執行狀況。
5.公民參與、回應政策的程度
由于公共政策主要實現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公民的參與與回應必不可少，而公民的參與和回應程度高低是衡量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一項公共政策不論關系到全體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政策對象認為滿足了自己的利益，就會對這種政策有著積極的回應。反之，政策的回應程度就低。這也是評價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
三、中國特色的評估標準
國內政策學者陳振明歸納出的政策評估的五個標準：生產力標準、效益標準、效率標準、公正標準和政策回應度。根據臺灣學者吳堯峰先生對生產力評估標準的綜合與整理，生產力標準的內涵體現了效率標準和績效標準的統一，在某種程度上也涵蓋了政策評估的妥當性和回應度標準，從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公共政策的本質功能上看，生產力標準是當今中國公共政策評估最根本和首要的標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首先，生產力標準既是評價一個黨、國家戰略方針的根本標準，也是評估每一項政策的根本標準。一項政策的正確與錯誤、好與壞、進步與落后，歸根結底取決于它有無或在多大程度上解放生產力、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其次，生產力標準最能體現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從公共政策的實質與功能上看，政府作為公共性的代表，它所依據的是社會公共利益，通過公共政策的制定、實施和評估，來進行利益選擇、利益綜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實，達到持續不斷的發展公共利益的目的。
再次，從現代公共政策環境來看，公眾要求政府既是廉價的，又是有效的。為解決這一沖突，作為政府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務主要手段的公共政策，它的首選價值就是提升政府機關的生產力，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回應公民社會對政府的需求，樹立政府在公眾之中的良好形象，這就決定了生產力標準在公共政策評估標準中的首要地位。
最后，生產力標準也涵蓋和統率了公共政策評估的其他標準，如績效標準，如何最有效達到預期政策目標；效率標準，是否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有效的產出；回應度標準，是否滿足政策對象最迫切的需要。此外，生產力標準與公正標準也是統一的，公共政策越是符合公正標準，社會越是公平，每個人的貢獻與所得越是一致，每個人的勞動積極性便越高。從而越能促進政府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就越符合生產力標準。
參考文獻:
[1]嚴強，王強.公共政策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2]陳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3]林水波，張世賢.公共政策[M].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公司，1995.
[4]鄧恩.公共政策分析導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