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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思辨方法范文1
一、哲學對學生思辨能力培養的意義
思辨能力就是能夠用辯證的方法去認識問題、分析問題,并且在此基礎上創造性地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它主要包括:分析概括能力、理解運用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等。思辨能力越強,對各種問題的認知就越深刻,就更容易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人生才能得到更好的發展。
哲學與人生課程主要講解了哲學中與人生發展關系密切的基本知識,其主要任務是讓學生學會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正確看待自然、社會的發展,正確認識和處理人生發展中的各種問題,逐步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中等職業學校的學生由于年齡、知識、社會經驗等諸方面的原因,他們對事物的認知還不夠全面、深刻,在處理問題時容易沖動,導致矛盾的激化。哲學是思辨的哲學,通過對哲學的學習,有利于學生養成科學的思維方法,幫助學生正確處理人生中的各種問題,提升學生的思辨能力。
二、哲學教學中思辨能力培養的現狀
1.中職學生課堂思辨水平普遍較低
近年來由于職業學校生源的綜合素質有所下降,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普遍不高,許多學生甚至對學習失去了興趣。在哲學課上,他們往往只對書中一些案例的故事情節感興趣,卻對案例中需要思考的問題興趣不高。他們對問題的思考也大多停留在是什么的層面,而對于為什么,怎么辦的問題卻思考的很少。這導致學生無法形成有效的思辨,思辨能力的發展受到較大的阻礙。
2.教師對學生思辨能力培養缺乏耐心
教師要在哲學與人生的課堂教學中培養學生的思辨能力,必須留給學生充足的思考時間,讓學生在充足的時間里去分析、綜合、概括并表達自己的觀點。由于職業學校學生的學習習慣不好,導致了培養學生思辨能力與完成教學任務之間的矛盾。學生的思辨能力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并不可一蹴而就。許多教師也在嘗試培養學生的思辨能力,但卻不見成效。時間久了,許多教師就會失去耐心,轉而選擇完成教學任務了事,從而使課堂又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教師的“一言堂”。
三、哲學教學中培養學生思辨能力的策略
1.轉變觀念,重視思辨培養
在哲學與人生課堂上培養學生的思辨能力,教師轉變教學觀念是關鍵。首先在制訂教學計劃時就應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對教材進行適當的更新、補充與刪減,制定合理的教學目標。其次,在教學中教師要本著循序漸進的原則,對學生思辨能力的培養保持足夠的耐心,課堂上留給學生足夠的思辨時間,讓學生慢慢養成思辨的習慣。再次,教師要放低姿態,以平等的身份參與學生間的討論,讓學生真正成為課堂的主人,避免教師的“一言堂”。最后要轉變傳統的教學評價模式。對職業學校學生思辨能力的評價宜采用縱向考核的方式考核學生的課堂表現、小組合作學習成效等方面,充分發揮學生自評、互評的優勢,調動學生思辨的積極性,推動學生思辨能力不斷提高。
2.培養哲學興趣,讓學生樂于思辨
教師要培養學生對學習哲學與人生課程的興趣,就必須讓學生了解哲學的實用性。這就要求教師在備課時要從學生的實際出發,從學生的學習、生活中尋找鮮活的案例,在課堂上讓學生對這些案例進行討論、分析,提出解決方法。教師適時引導學生總結出相應的哲學理論,再運用理論深入分析案例,以尋求更優的解決方案。這樣學生不僅看到哲學的有用性,也在“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中體驗了思辨的樂趣,提升了思辨的水平。
3.開展合作學習,讓學生善思能辨
教學中,我們不妨采用“小組合作學習”的模式,這樣可以有效發揮集體的智慧以彌補單個學生思辨能力不足的問題。首先,教師引導各小組從不同角度去分析問題,讓每個小組成員給出自己的解決方案并陳述理由。其次,各小組對每個人的方案進行討論、評估,選出本小組最優秀的方案。再次,從各小組的方案中評選一至兩個方案作為最佳解決方案,并對獲勝小組進行表揚。這樣小組間就會展開激烈的辯論以證明自己的方案是最好的。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小組內部從意見不統一到統一就是一個思辨過程;小組間的辯論又是一個更加激烈、深刻的思辨過程。在這樣的過程中,學生相互促進,激發思辨靈感,就變得善思能辨了。
4.拓展課堂,讓學生充分思辨
哲學思辨方法范文2
一、廣譜哲學為實現傳統哲學的現代科學形式開辟了一條嶄新的道路
一般來說,哲學是一個純粹觀念性、思辨性的學科,其科學性主要表現在它如實地反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普遍規律上,但傳統哲學的表現形式確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即自然語言含義的模糊性、多義性和思辨思維的某種神秘色彩,這是導致哲學史上對許多命題長期論戰不休的重要原因之一。近現代以來,許多哲學工作者和自然科學工作者曾試圖運用自然科學尤其是數學工具來改造傳統哲學的形式,但由于近現代自然科學發展水平和視野的限制,這些嘗試終未成功。這是因為這種“改造”使哲學變成了實證科學,喪失了哲學的根本性質,離開了哲學的“譜”,并因而招致了許多哲學家的批評。張玉祥教授在長期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中,認真吸取了歷史上在哲學科學化、規范化間題上的種種教訓,鮮明地提出了“廣義公理化、廣義模型化、廣義數學化、廣義程序化”的“四化”標準,充分吸收和揚棄系統科學、泛系方法論與現代結構類數學(集合論、圖論、近世代數、數理邏輯等)的新成果,使廣譜哲學奠基在極其寬厚的科學和數學基礎上,初步成功地實現了哲學“四化”的目標。
從常規科學的眼光看,很難想像邁出這一步的困難有多大。精通數理自然科學的人都知道,對于實際的工程技術問題,可運用觀察實驗手段計量或模擬的問題,模型化、數學化與程序化是比較容易做到的。但對于像哲學思想、民間諺語中的哲理、一般事物的哲學、絕大多數人形成的思想共識等等純粹思想性、無法直接度量與操作的東西要實現這幾“化”,確有天方夜譚的感覺。至于公理化則一般要到一門數學或精密自然科學成熟到很高的程度才能進行,而哲學還處在不同學派的經常爭鳴之中,要找出公理化方法要求的無爭議的原始概念和不證自明的公理是無法想像的。廣譜哲學的首要的或關鍵的一步是她針對傳統哲學的現狀和實際,把絕大多數人心目中狹義的公理化、模型化、數學化與程序化的概念拓展到含義極其廣泛又相對確切的水平上;特別是她找到并創造性地運用了泛系方法論這樣一個可模擬一般事物機理的銳利武器,從而使哲學的現代科學化這樣一個“神話”成為現實。
二、廣譜哲學轉變了哲學的傳統思維方式,為溝通當代自然科學家和哲學家的思維方式建造了一座寬闊的橋梁
廣譜哲學以現代科學技術的語言、模型和方法來模擬和描述哲學問題,這種模擬和描述,不是一個單純的、外在表現形式問題,它的觸角所“伸入”的是哲學問題的內在結構,因而它改變的就不僅是哲學問題的描述形式,而是哲學的思維方式。例如哲學思維要求對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要從宏觀整體上去把握,要抓住“主流”,但對于一般的而非特殊的、任意的而非具體的社會歷史,什么是“宏觀整體”?什么是“主流”?如何去把握?如何去抓?傳統哲學沒有進一步的、可操作的方法論,它僅僅是提了一個要求而已。廣譜哲學則提出了形式具體的“歷史望遠鏡理論”,它為“歷史望遠鏡”下了一個可操作性的結構化的定義,并為如何使用“歷史望遠鏡”制定了一個不失普適性而又模型化的五步觀測程序。這就把哲學家們純粹定性的、觀念的、思辨的思維方式轉化為可觀察、可控制、可模擬及可運作的思維方式。 毫無疑問,廣譜哲學所實現的這種轉變,為溝通當代自然科學家和哲學家的思維方式建造了一座可雙向交流的寬闊的橋梁。人們知道,早在黑格爾哲學在德國和歐洲廣泛傳布的鼎盛時期,著名生物學家施萊登、大數學家高斯等一大批自然科學家和數學家都曾經對黑格爾的思辨體系表示了深深的厭惡。而黑格爾則對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經典科學及其機械自然觀做了深入的解剖和辛辣的批判。應該說,這種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之間對立和互相詆毀的狀態從未停止過。直到今天,“兩大陣營”的互相蔑視和攻訐的現象仍然時有發生。究其原因,在于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在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上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廣譜哲學的一個重大價值就在于,她以現代科學的語言、方法、模型來模擬和描述哲學問題,這就產生了一個雙向的效果:一方面,她有利于廣大自然科學工作者對曾經貌似空洞玄虛的哲學產生學習和研究的興趣,使他們借助現代科學語言直接吸取哲學營養。另一方面,廣譜哲學的現代科學形式也向當代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知識結構提出了新的要求。勿庸諱言,由于傳統的學科劃分壁壘,由于教育思想和體制的原因,哲學和社會科學工作者的絕大多數不熟悉現代科學的陳述方式,不了解現代數學的廣義量化趨勢,不少人的知識層次還停留在近代經典科學和數學的水平上。要了解或掌握廣譜哲學,甚至要評價廣譜哲學,必須具有相當廣泛深入的現代科學(如系統科學、泛系方法論)和現代數學(如離散數學)的知識。廣譜哲學的建立,無疑促進著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知識結構的更新換代。
三、廣譜哲學把過去憑“悟性”或“內省”才能把握的理論轉化成了可組合模擬的理論
許多人都承認,傳統哲學是有一定的神秘性的,她用觀念的或思辨的語言所營造的理論迷宮一般人難以走出來,學習、理解和掌握哲學理論主要靠不可言喻的“悟性”和“內省”能力,特別是像黑格爾的“邏輯學”、胡塞爾的現象學、海德格爾的本體論哲學等更是如此,這和學習自然科學或一般科學截然不同,后者可以通過觀察、實驗、模擬、解題等可操作的方法完成。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主要原因有三條:第一是哲學沒有具體的可觀察對象,她研究的是所謂“形而上”的層次,即看不見、摸不著的普遍道理。但這是不是哲學只能憑“悟性”或“內省”去把握的根本的唯一的原因呢?事實上,被稱為現代抽象數學的許多理論也是“形而上”的,即遠遠超出了可觀察對象的范圍,例如現代公理方法或形式化方法所描述的知識,結構主義的描述方法,泛系理論等等,它們研究的都是一般事物的抽象結構,是一般形式和一般內容的統一。但這些知識都不是憑“悟性”、“內省”或“參驗”所能掌握的,它們可以通過一定的知識階梯、一定的邏輯生成程序理性地獲得。
哲學理論需要“悟性”去“參破”的第二個原因在于她的描述方式上,最典型的是思辨哲學(如黑格爾哲學、胡塞爾的現象學、海德格爾的本體論哲學等)。它們采用自然語言來描述哲學問題,自然語言含義豐富、用法靈活,同時歧義很多,為了能夠用自然語言“精確地”描述“形而上”的問題,必須對自然語言本身進行提煉、抽象和“蒸發”,使之脫離自然語言的樸素意義,形成遠離日常交流含義的思辨語言,這就為理解哲學家們的思想設置了語言的障礙。特別是,每個哲學家都試圖創造帶有個人特點或學派特色的專用語言,而沒有形成統一的共同語言,這就更增加了互相理解和交流的難度。
對于像辯證法這樣極其深刻和獨特的理論而言,要能夠在理性上把握她還有第三個困難,即自然語言無法精確地描述和模擬辯證原理的內在結構。例如像辯證否定、辯證矛盾、否定之否定、對立面的互相滲透等概念與常規科學的思想(以形式邏輯為基礎)相去甚遠,傳統的數學無法描述,自然語言或思辨語言只能做宏觀的、定性的粗略敘述,而無法深人到內部結構。
廣譜哲學的一個重要價值在于,它以新的方式克服了上述三個困難,這種方式就是它采用了具有集成性、結構性的離散數學模塊來描述哲學問題,這些模塊足夠普適,足以滿足哲學普適性與應變性的要求;這些模塊也是一種統一的精確語言,避免了各個哲學家的“門戶”語言。特別是,廣譜哲學依靠數學模塊的組合方法可以精確地模擬包括辯證法在內的復雜哲學理論。例如辯證矛盾的概念在經典辯證法中規定為“又對立又統一”,這從形式邏輯的角度看是不可思議、不可接受的。從描述方式上說,傳統的數學方法無能為力,用自然語言或思辨語言又無法精確刻劃其結構。廣譜哲學則用兩個模塊的組合準確地刻劃了這一概念。
哲學思辨方法范文3
關鍵詞:中國哲學;概念;范疇;宇宙論;本體論;工夫論;境界論;形上學;知識論;倫理學
一、前言
當代中國哲學的研究,在各學派各系統的分門研究上,當然已有相當的成果,雖然尚不能說各學派及各專家體系皆已形成了專業學者群,但對各領域研究的地毯式覆蓋,也已有了相當可觀的成果。
但是,關于中國哲學研究方法與方法論的議題,卻很難說有明確的成果,這個議題的重點在于:作為當代哲學研究對象的中國傳統思想,如何在經過西方哲學洗禮后的當代學術氛圍中,以清晰的哲學問題意識與解釋架構予以表達。面對這個問題,除了要有對傳統中國思想深刻且準確的理解之外,還需要對以哲學理論體系的方式來詮釋及表達中國思想有正確的認識。過去的一百年來,中國學者對于以哲學體系的方式講述傳統中國思想的工作,盡了極大的努力,經歷了不同的嘗試,但能否系統化以及系統化的程度,各家有不同的方法。這個系統應如何定位?究竟是在西方哲學傳統所使用的基本哲學問題上,還是另求他途?抑或就將系統定位在中國哲學的概念范疇上?
一種做法是以西方哲學基本問題或某一家西方哲學體系來談論中國哲學的系統,這種做法缺點很多,本文將予說明。另一種做法是以中國思想中的概念范疇建構中國哲學體系①,它有優點,也有缺點,這也是本文要分析的。第三種做法是將基本問題與概念范疇結合起來,認為概念范疇是必要但不夠充分的研究方法,應以概念范疇為材料,以哲學基本問題為討論中國哲學的解釋架構,至于這個哲學基本問題則不能直接平移西方哲學的系統,而應建立專屬于中國哲學的基本哲學問題。
筆者所采取的工作態度就是第三種,本文即是對于第三種工作態度的合理性申述。本文將首先討論概念范疇研究法,反省其作為研究中國哲學的方法的優缺點,其次將定義及討論基本哲學問題
研究法的相關方法論問題。
二、概念范疇研究法的問題意識及其優缺點
所謂概念范疇研究法,是以傳統中國哲學詞匯為對象,將這種研究當作整個哲學體系研究的中心,認為特定的概念范疇代表了特定的哲學問題,甚至是明確的哲學立場,整個哲學系統的建構目的就是對于幾個核心概念的論述及定位。其結果是,一則以特定概念范疇為研究中國哲學某家某派或各家各派甚至是整個中國哲學的核心問題本身①,二則以不同的概念范疇代表整部中國哲學史內的不同學派或同一學派內的不同分支系統②,前者是以概念范疇為哲學基本問題的研究方法,后者是以概念范疇為哲學基本立場的研究方法。
概念范疇研究法之所以會普遍地發展成為研究中國哲學的方法,是因為以西方哲學基本問題作為研究中國哲學文本時充滿了錯置、歧義與失真的種種缺失,而中國哲學問題的表述及解答都是聚焦于幾個核心概念之中。這種方法首先是將中國傳統思想中的概念范疇作為中國哲學的問題意識,從而取代西方哲學傳統以來的基本哲學問題,其次是將特定概念的強調及運用視為各家系統內的不同哲學立場,因此它們一方面被視為哲學問題的本身,二方面被視為理論主張的本身。
(一)作為問題的概念范疇研究
被視為中國哲學的基本哲學問題來對待者,就是演變成“理”、“氣”、“心”、“性”、“道”、“物”、“天”“、人”等幾個最核心的中國哲學概念范疇。這樣的研究方法,展現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問題的內部實況,它作為促進傳統中國各學派系統的內部知識細節之呈現的研究方法而言,有重大貢獻。關鍵在于它甩開問題意識極不相應的西方哲學基本問題的研究視野,而直接以中國哲學的核心概念為研究對象。這就像是在西方哲學研究中直接將個別哲學系統中的“實體”、“上帝”、“心靈”、“物質”等概念拿出來研究,而不是從形上學或知識論的問題意識來進入個別的哲學系統。這種從基本問題或從核心概念來研究一個哲學體系的不同方法,對西方哲學研究而言,或許產生不了太大的差異,且必定是交互使用以為分析工具的。但是,以概念范疇或以哲學基本問題作為分析解讀哲學體系的工
具,這在中國哲學的當代研究中就會有差別,關鍵在于哲學基本問題的相應與否上,也就是用西方哲學的基本問題來討論中國哲學體系是否相應的問題,這也正是在西方哲學的討論中以哲學基本問題為分析哲學體系的方法,到了中國哲學就必須轉為以傳統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為分析工具的原因。
然而,概念范疇研究法在當代中國哲學研究中所獲致的成果,雖然有其功能與貢獻,但也有它不能充分解決的問題存在,那就是問題意識的不明確以及體系性建構力的不足。
11問題意識不明確
就問題意識的不明確而言,任何哲學理論的表達當然都是透過文字的,而任何的文字都負擔了表意的功能,作為重要概念范疇討論的中國詞匯,主要有兩類,它可以是作為存有類項的概念范疇,
如“:
理”“、氣”、“心”、“性”、“天”、“道”、“才”、“情”,也可以是扮演抽象功能的概念范疇,如“動靜”、
“有無”“、一多”“、陰陽”、“體用”,但它們都仍然是為表意而形成的單字或復合辭。當然它們也可以被視為是提出問題的概念,但是單一概念所扮演的問題意識的功能之重點并不在概念而還是在問題本身,是問題藉由這個概念來述說,而不是這個概念本身就承載問題意識,概念本身就是在提問題的話,那就是“如何”“怎么”“是嗎”等等概念,但顯然這些并不是我們所正在討論的中國哲學的概念范
疇。就一個概念在一個系統中負擔的功能與扮演的角色而言,它首先是被用來討論問題及提出主張
①這里指的就是張立文先生的方法。
②這里指的是宋明儒學研究中的將不同哲學家的體系定位為理學派、心學派、性學派及氣學派的做法。例如:王立新《:胡
宏》,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年。向世陵《:善惡之上:胡宏·性學·理學》,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0年。以上二書皆是以胡宏為性學派的創作者而有別于宋明儒學中其他理學、心學、氣學立場者。
中國哲學的基本哲學問題與概念范疇51
的工具,只有當它作為特定問題的討論材料時,它才附帶性地獲得了作為問題的角色功能。然而,概念作為單字本身雖然不能改變,概念被賦予的問題意識卻會被改變,因此就會出現同一個概念范疇卻被使用在各種不同的問題意識中,以作為表意材料的現象,這也正是同一核心概念在不同哲學史時期的不同哲學系統中,使用意義會轉變的原因。然而,轉變的都是問題,把問題說清楚了,理論就清楚了,至于用什么概念作為表意的材料,其實并不影響理論的關鍵問題,也就是說,概念本身作為哲學問題的角色功能只是附帶性的,因此也是不易鎖定的,企圖將哲學問題放在概念范疇中討論,是不易說清楚問題的,而這也就連帶地影響到體系性的問題。
21體系性建構力不足
就體系性的建立而言,將傳統中國思想作當代性研究的特點,就在于作出系統性的架構以形成理論,但是,系統是發生在問題與問題之間的命題的關聯,命題是個別哲學體系的主張,主張是回應問題而提出的,問題清楚了主張才能被真正了解,從而形成不同問題間命題的關系,并建構出一套套的哲學理論。例如孟子的性善論是結合了在人性論、修養論及本體論中的各項命題而形成的性善理論,而人性論、修養論及本體論之間的關系是清楚易說的。如果不把孟子的性善論放在人性論、修養論及本體論中說,而放在“心論”“、性論”“、道論”等概念范疇中去說,就不易形成系統性的結構,這就是以概念范疇作為哲學問題論說哲學理論時,體系性建構力不足的意思,原因在于“心”、“性”、“道”、
“理”“、氣”等概念之間問題意識的區別不明確,雖然學界企圖建立這些概念范疇間的邏輯結構,但是邏輯結構的背后還是問題而不是概念,因此直接以問題建立系統結構,比以概念建立結構來得清楚,更何況中國哲學還有儒釋道三大傳統在,事實上概念在三大傳統之間不易有統一的使用意義,除非我們潛意識里以其中某家的立場建立體系,而這就會導致不能平等對待三教的缺失。
當然,這又導向了另一個問題:當代中國哲學研究中是否已將傳統思想的哲學問題說清楚了?說清楚問題就是說清楚問題意識,說清楚問題意識之后才知道各種理論主張的意思,如果不以概念范疇作為問題,那么各種直接表述問題的詞匯是否能有清楚的意旨呢?例如:本體論、本根論、宇宙論、世界觀、人性論、人體宇宙學、修養論、修練論、修行論、工夫論、工夫次第論、境界工夫論、境界論、倫理學、政治學、價值論、道德論、心性論、形上學、存有論、認識論⋯⋯顯然這些關于問題的詞匯需要一番調整,知道各種問題的意思之后,就能將各種哲學問題整理、匯編、統合,形成少數幾個哲學基本問題,并由哲學基本問題收攝或剔除其他所有發生在中國哲學討論中的各種哲學問題,形成由哲學基本問題所組成的中國哲學解釋架構。在這里,中國哲學研究才真正進入了哲學研究的當代化及全球化的國際視野中,因為它的問題意識及系統性建立都達到了清晰的要求。至于哪些問題才是中國哲學基本問題,以及這些哲學基本問題如何組成系統性的解釋架構?這是下一節要談的主題。
(二)作為主張的概念范疇研究
就概念范疇作為哲學主張而言,即在當代研究中,將特定概念在某一哲學系統中的角色視為就是這個系統的哲學立場,例如宋明儒學研究中理學派、心學派、或性學派、氣學派的討論模式①,這是將各家哲學系統主要討論的概念視作僅是該系統關于儒學問題的主張,這樣的研究方法比起將概念范疇視為哲學問題的討論方式,有著更不易落實的困境。關鍵在于概念本身主要是討論問題的材料,而不是哲學問題的主張,因此以概念范疇作為哲學立場的研究方法,對于分辨哲學主張而言是十
①這不同于在易學研究中,將易學傳統分為象數派、圖書派、數學派、義理派等等的模式,易學中這種分類法畢竟還是依研究方法及哲學立場來作的區分。參見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二卷,臺北: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8、132頁。這也不同于佛教哲學研究中,將佛學分為般若系統與唯識系統或佛性論系統的區分模式,般若與唯識都是佛教哲學的主張,因此確實扮演了哲學立場的角色,它的問題只在于這些不同的立場本身是否有著對立沖突?這是佛教哲學本身的問題,筆者不主張它們有立場的對立,認為它們只是對幾種不同哲學基本問題的佛教立場上的主張,因此就哲學立場而言,它們的立場甚至是相同的。以為它們立場不同的研究者其實不能深入這些命題背后問題意識的不同,可以說是有各種不同的問題及不同的主張共同構建了佛教哲學的理論體系,因此厘清哲學問題永遠是哲學研究的第一要務,而不宜停留在表面上的文字同異、糾纏在概念范疇的研究中。
52文史哲·2009年第4期
分不足的。并且,任何一個系統都不會只使用某一概念,因此斷定某一特定系統屬于以哪一個概念范疇為中心的哲學立場,是缺乏明確標準的,例如,被稱為理學派的朱熹一樣大談心性概念,心學派的象山更談理概念。再者,任何概念在各個系統中都可以在不同問題的討論中被使用,強硬地以特定概念范疇為特定哲學體系之哲學立場的做法,不易分清它究竟針對什么問題提出什么樣的主張,因此一旦拿來作系統區別時,極易淪于文字表面上或同或異的論斷。
總之,不論是以概念范疇為哲學基本問題,還是作為哲學立場,都是哲學基本問題研究法不成熟所致,問題在于以西方傳統的哲學基本問題來討論中國哲學體系是不相應的,但我們能否在中國哲學研究中找出哲學基本問題呢?這個問題作為一種任務時,它就是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目標。
三、哲學基本問題研究法的相關方法論問題
在傳統西洋哲學史的認知里,形上學、知識論、倫理學是其中的三大哲學基本問題,所謂哲學基本問題,就是個別哲學體系所討論的問題莫不屬于這幾個哲學問題之中。通常的情況是,個別哲學體系所談的哲學問題就是形上學、知識論或倫理學問題中的某一個問題,當然也有同時談其中某兩個問題的,甚或三個問題都談到??傊?這三大哲學基本問題并非時常同時出現在同一家哲學體系中,依照哲學史的發展來說,啟蒙運動時期之后的哲學史才主要是知識論問題上場的時代,在此之前所談的主要是形上學的問題,至于倫理學問題則是一直出現的,但也可以說它伴隨著形上學思路或知識論思路在進行。就此而言,哲學基本問題在西方傳統中與在中國傳統中尚有一角色功能特殊性之差異在,那就是作為分類項目還是作為解釋架構的差異。
(一)哲學基本問題的分類項目與解釋架構的角色功能之差異
就西方哲學傳統而言,無論個別哲學體系對基本哲學問題的或一或二或三怎么談,它都仍然貫通著各個哲學體系自己的思路脈絡。因此一般來說,研究某一家傳統西方哲學理論體系時,是在研究了其哲學體系后才將之劃歸為形上學、知識論或倫理學的,而不是用形上學、知識論及倫理學共構一套哲學基本問題的解釋架構,來研究這個哲學體系三方面的問題。這就是說,西方哲學史上的個別哲學體系,是以它自己所創造的哲學問題意識作為其哲學理論發生的要件,在其系統中,分屬不同哲學基本問題之間的理論關系不必然具有推演性,亦即未必有內在一致的理論推演關系,所以哲學基本問題在西方哲學傳統中只是哲學體系問題意識的分類項目而不是解釋體系。
所謂解釋體系,是用來分析個別哲學理論的系統性架構,它將個別哲學理論所涉及的哲學問題設定為必然屬于這一套解釋架構中的某些部分。作為一套好的解釋體系,當然盡可能地要關涉到個別哲學理論所涉及到的哲學問題,更重要的是,架構中的不同哲學問題之間是有著互相推演關系的。我們說西方哲學傳統中的哲學基本問題對于個別哲學理論系統的研究意義主要在于作為問題意識的分類項目,但是,中國哲學傳統中的哲學研究,哲學基本問題所扮演的角色卻必須更多地作為解釋架構,而不只是問題意識的分類項目而已,關鍵就在于這個推演關系上。
這是因為,就學派分類來說,整個西方哲學史并不存在中國哲學史的三大主流學派的現象,而是一家一家自成學派,各家當然會有貫穿于漫長哲學史的繼承者及推崇者,但是后來的哲學家之所以成為哲學家就在于他的哲學理論又是自成一派而成為哲學家,亦即他總是了前人的問題與結論而重新定義問題與重新提出解答的體系。而中國哲學史上的哲學家至少在兩漢以后就幾乎都屬于儒釋道三家中的某一家,這就導致在漫長的兩千年來的發展中,同一學派中各位哲學家的理論,莫不是為捍衛特定的哲學立場而在創造新問題提出新解答中完成的。如此一來,這許多理論之間就勢必要有某種關系,將這樣的關系模型化地架構起來,就形成了解釋體系。中國哲學史因為是在漫長的時代中有創造有繼承地發展起來的,因此尋找個別學派的各家理論之間的解釋體系成了理解各家的關鍵任務,也唯有解釋體系的形成才有中國哲學的系統性的建立。
中國哲學的基本哲學問題與概念范疇53
傳統中國儒釋道三學的思想,在當代研究的意義上,之所以能夠成為哲學理論的關鍵就在于它們的理論被系統性地架構了起來,這個系統性就在于解釋架構之中,而解釋架構中的個別項目就是中國哲學的哲學基本問題。個別西方哲學體系既然不以形上學、知識論、倫理學為一套解釋架構,則它們的哲學理論的系統性是個別地發生在形上學、知識論及倫理學的個別理論內部的,而個別中國哲學理論體系既然以整個學派理論為更大的腹地,因此它們的系統性便可以發生在類似于形上學、知識論、倫理學這樣的哲學基本問題所形成的解釋架構之內①。
(二)以西方哲學基本問題作為中國哲學研究的限制與轉化
要談中國哲學的基本哲學問題,還是要從西方哲學傳統的基本問題之使用經驗上做反省開始,以下分別從形上學、知識論、倫理學問題來討論中國哲學的基本問題。就形上學問題而言,20世紀中國哲學家們所創作的中國哲學理論中,從形上學進路解說并建構傳統中國哲學理論的做法是最常見也最有創獲的一路,幾乎談中國哲學的理論系統沒有哪一家能忽視形上學在中國哲學各學派哲學問題中的重要地位,這跟西方哲學傳統中從啟蒙運動之后便更重視知識論進路的哲學問題,以致到了當代哲學更幾乎要否定傳統形上學作為哲學基本問題之理論地位的工作態度大相徑庭。
11形上學
雖然中哲史上各家都有形上學理論,但卻有其形上學問題的特殊性在,因此在當代中國哲學討論中,便跟中國哲學儒釋道三家實踐哲學的問題混雜在一起,或者以為這就是中國哲學形上學的殊勝之處而高于西方形上學,或者挑出與西方形上學討論極為類似的理論部分來強調之,而忽略了其他更為核心的具有中國哲學特色的理論。從熊十力到牟宗三及其以后的當代新儒家哲學理論,將具有中國哲學特色的與實踐活動相關的理論嫁接入中國哲學的形上學討論中,以致認定中國哲學的形上學具有實踐及實證的特色而優于西方形上學,卻遭學界批評,認為是混亂了西方形上學的問題意識②。而在《貞元六書》中提出“新理學”系統的馮友蘭先生,卻是將類似西方哲學思辨討論的新理學思維提出來,建構一套新的中國哲學的形上學系統,結果遭受學界批評,認為是只見到西方哲學的思路卻看不到中國哲學的特質③。
問題的關鍵就在,形上學在西方有它自身的問題意識,它并不是沒有歧義,更不是定于一尊,但硬要以中國哲學具有實踐特質的思路鑲入形上學概念意旨時,則不易取得當代中西方哲學各界的認同,如果不從傳統中國哲學具有的實踐哲學特質來談中國哲學的形上學,又不能讓當代中國哲學界滿意。于是這便逼使我們必須在中國哲學自身的問題意識特點中找到既能溝通中西又能區分中西的形上學表達方式④。
21知識論
就知識論的討論而言,西方哲學史上正式的知識論課題始自啟蒙運動后的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
①但是依據本文最終立場,我們會提出依據思辨哲學及實踐哲學的區分,能夠對應中國實踐哲學特質的另一套哲學基本問題
的解釋架構。
②參見張汝倫先生的批評意見“:現代中國談形而上學的人,大都不但對西方metaphysics的深刻內容不求甚解,對它自身的
批判發展更是一無所知。⋯⋯不僅無法使西方哲學思想真正成為中國哲學的他山之石,反而使我們在對中國本土哲學的理解和對西方哲學的理解兩個方面都受到損害,更不用說在會通中西的基礎上發展中國哲學了?!睆埲陚悺?邯鄲學步,失其故步———也談中國
哲學研究的反向格義問題》,見《中西哲學十五章》,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第7374頁。
③陳榮捷先生批評馮友蘭“:馮氏最大的革新當然是他將理學的觀念轉變為邏輯的概念。他這樣做就根本改變了理學。理學
在實質上本是內在的哲學,現在卻換成了超越的哲學。⋯⋯丟掉理學的內在哲學,他也就損壞理學的實踐性和入世性。這是與中國哲學堅持的趨向直接反對的?!标悩s捷《:馮友蘭的新理學》,見單純、曠昕主編《:解讀馮友蘭·海外回聲卷》,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
年,第186187頁。
④筆者的倡議是,以宇宙論及談價值意識的本體論作為中國哲學的形上學的兩大核心型態,以工夫論及境界論共構為實踐哲
學的基本哲學問題,四方架構彼此互相推演形成中國哲學的實踐哲學的解釋體系。而另外再開出思辨哲學型態的存有論,作為宇宙論及本體論之外的另一套形上學,但是存有論的討論與宇宙論本體論工夫論境界論的四方架構的推演關系,就要另外議定了。參見杜保瑞、陳榮華《:哲學概論》,臺北:五南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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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派,我們當然也可以說在希臘哲學時期就有認識問題的討論,但尚不能說當時已將所有哲學命題的成立訴諸認識能力的可能性基礎上,這是啟蒙運動以后才有的工作態度,因此知識論課題可以說是與形上學課題相當不同的問題意識與哲學理論。在認識的可能性基礎上建立普遍命題的思考方式,這在中國哲學的討論中確實極不充分,先秦名家墨家有為于此,但在隨后的哲學史發展中討論中斷,直至佛教哲學傳入后才有新傳統,但卻再度與實踐活動緊密關聯。也就是說,西方哲學傳統意義上的、以知識論課題為對象討論哲學問題的中國哲學傳統思想材料是有的,那就是名家、墨家以及佛學中的若干理論,但是以知識論課題為對象來研究儒釋道三大主流學派時,這樣的討論傳統是不存在的。儒家的格物致知之學與佛教的心性之學與其說是認識能力的討論毋寧說仍然是修養理論的討論,因而實踐哲學的形態與它的形上學理論結合在一起不可分割。
因此,筆者認為,知識論課題在中國儒釋道三教哲學討論中可以是一個全新的當代新課題,而不能只就傳統材料尋找它們已經談過的意見,因為這些意見與整個學派的理論成立問題不甚相關。至于這個新課題,就是要就著儒釋道三學具有實踐哲學特質又有形上學普遍命題的事實去研議它們的知識成立的問題,亦即從它們的實踐哲學的命題中去討論如何實證的問題,以及從它們的理論系統的解釋架構去說明它們的知識客觀性的問題,并因著它們的實踐性格去研究不同教派的實用性問題以及學習者如何在三教中選擇其一的問題。因此,僅就理解與詮釋而言,在傳統中國儒釋道三教哲學思想中找尋知識論命題與理論的做法與三教理論成立問題無關。所以,針對中國哲學的特質進行知識論的研究絕對是一個嶄新的領域,這將會有輝煌的成果。但是,知識論問題是一套獨立的新問題,就三教傳統的理解與詮釋所建構的解釋體系之哲學基本問題而言,知識論問題將不在這個架構之內,而另為一獨立的新問題。
31倫理學
就倫理學的討論而言,可以說中國儒釋道三學的理論都是西方倫理學意義下的個別倫理學派,以形上學、知識論、倫理學的哲學基本問題項目來討論中國哲學儒釋道三教時,可以說三教都是倫理學,但是三教之學又具有中國哲學的特色,因此有更多問題超出傳統或當代西方倫理學議題之外,當然有的議題在傳統或當代西方倫理學已充分討論而并未在中國三教哲學中被處理。中國三教倫理學課題中最有特色的是修養理論,亦即人格養成理論,但三教的理想人格目標各不相同,因此完整的中國倫理學討論還必須配合實踐哲學的特質結合形上學的普遍命題而為一整個體系的討論。
當前的中國哲學研究的主要任務,首在理解與詮釋,這個工作有了大量的成果與足夠的共識之后,才能有效地針對哲學問題作創新討論。針對形上學、知識論、倫理學或其他重要哲學問題的討論,而由中國哲學的思想基礎出發的工作當然可以合法地進行,但是基于以哲學這個學科作中國哲學這些思想材料研究的任務,仍然只是這一百多年來的新課題①,中國哲學的哲學研究還糾纏在理解、詮釋、創新的種種研究態度問題時,建構一套適合中國哲學的充滿實踐哲學性格的解釋架構,以做正確理解準確詮釋的工作,實為目前的首要任務。因此我們要追求的就是形成解釋架構的中國哲學基本問題,它并不是形上學、知識論、倫理學的三大哲學基本問題項目,而應該另有其他的架構。
(三)中國哲學的基本哲學問題的學派性格與實踐性格談到中國哲學的基本哲學問題以及解釋架構問題,必須先定位好它的理論形態的兩大特點。其
一為前述的學派性格,即各家哲學理論都是屬于儒釋道三教中的某一學派下的創造發展,因此同一學派的個別哲學理論彼此之間必然是有關系的,否則就屬于不同學派的體系??上У氖?在同一學派內卻時常發生不同體系間的批判辯爭,因此一套好的解釋架構必須是能厘清學派內部爭議的重要
工具,藉由問題意識的厘清而解消表面上的差異;其二為其實踐哲學的性格,亦即其理論建構是為著
①中國哲學的當代研究的困境,在于這個學科在中國仍然是個新事件,而過分豐富的中國思想材料則既是中國哲學的當代研究的資產也是負擔,在做好研究方法及方法論的澄清工作之后它們便是資產,否則就是負擔。
中國哲學的基本哲學問題與概念范疇55
實踐的目的而提出的思想體系,因此當以學派為單位,就著許多不同的哲學體系訂定理論系統時,實踐哲學的基本哲學問題便成了系統中必要而不可或缺的理論單元,因此一套好的中國哲學解釋系統必須包含實踐哲學的要素①。就是為什么當我們以西方哲學傳統的形上學、知識論、倫理學的基本哲學問題項目來討論中國哲學時,會有問題的原因。因為這個架構不能有效處理實踐的問題,因此會有種種捍格不入的現象,以致令人不得不另辟蹊徑。前述的概念范疇研究法就是這條新的路徑,這個路徑固然有它真能深入各家系統說明知識細節的絕對優勢,但是卻不能同時兼顧建構中國三教思想的系統性哲學理論的要求,當企圖仍然以哲學基本問題來作中國哲學研究時,就碰到了究竟是哪些才是中國哲學的基本哲學問題,以及是否能夠扮演好解釋架構功能的問題。
(四)中國哲學作為實踐哲學的基本哲學問題解釋架構
為著建立解釋架構而定義的、以儒釋道三教的實踐哲學為主的中國哲學基本哲學問題,依筆者之倡議,應該是“宇宙論”“、本體論”、“工夫論”、“境界論”四項哲學基本問題。宇宙論是論說世界觀的知識系統;本體論是論斷價值的系統;工夫論是就著宇宙論的知識進行的身體修練工夫,或就著本體論的價值意識進行心理修養工夫的系統,或是同時進行身心兩路的修行工夫系統;境界論是依據宇宙論、本體論與工夫論而說的理想完美人格的理論系統。這是四項哲學基本問題,也是一套解釋架構,形成內部一致的嚴密性推演系統,適合處理儒釋道三教具有實踐性格的哲學體系②,當然也適合處理中國三教哲學以外的其他實踐哲學類型學派之理論。
(五)以思辨哲學的基本哲學問題作中國哲學研究的意義
西方哲學傳統下的形上學、知識論、倫理學,是一套思辨哲學形態的基本哲學問題項目,這種類型的理論工作方式在中國哲學傳統中亦非全然缺乏,只是并非主流大宗,因此我們一樣可以找到中國哲學的素材來作這些哲學基本問題的討論,這些問題討論中的意旨,并非與實踐哲學四方架構內的意旨無關,而是問題意識不同,因此不必形成內部的推演關系,兩造之間就是針對同樣的材料進行不同哲學問題之研究的關系,這種討論的形態有兩類:其一,發掘傳統中國哲學素材中本來就類似于這種思辨進路的理論,以為討論對象,并且可以相當切題地進行中西相同問題的理論交流;其二,依據傳統素材的實際內涵為材料來進行思辨哲學的創新討論,并且就在這種形態的研究中,以具有豐富內涵的中國哲學為材料,正是最具有創造力的當代中國哲學之所以現身的條件。
11以中國哲學的類似素材進行思辨哲學研究的傳統形態
形上學問題第一種形態的討論,是過去已經進行過許多嘗試的項目,例如將老子哲學與希臘哲學及斯賓諾莎哲學進行比較,將朱熹哲學與柏拉圖及亞里士多德哲學進行比較,這確實有具體成果的研究③。但是,無論是老子的道論或朱熹的理氣論都不只停止在思辨哲學問題意識的討論中,許多實踐哲學的思路與問題沒有辦法在這種方法中被充分呈現,這也就是為何需要前述的以實踐哲學的解釋架構為角色的哲學基本問題四方架構來談中國哲學的原因。也就是說,從中西交流的層面我們可以研究思辨哲學形態的中國形上學討論的既有成果,但如果從深入理解的層面來說,我們就需要進入相應于中國哲學本身的解釋架構,來研究具有實踐哲學性格的中國哲學。
就知識論問題的第一種研究而言,墨家及名家的議題就與西方知識論的相關課題極為相應,過
①筆者以實踐哲學定位中國哲學的特質,這是相對于西方哲學思辨哲學之性格特質的說法,而這也正是勞思光先生屢屢強調
的重點,他指出“:我愿意誠懇地表明,我確信中國哲學的基本旨趣,不在于思辨,而在于實踐。說得更確切些,中國哲學是以‘自我境界’為主題的引導性的哲學?!眲谒脊狻?關于“中國哲學研究”的幾點意見(刊辭)》,見劉笑敢主編《:中國哲學與文化》第一輯《反向格義與全球哲學》,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7頁。因此勞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巨著便是以心性論為論述旨趣,批評中
國哲學史中的形上學及宇宙論思路。
②此義筆者已在其他著作中申述極多,不在此處展開。參見杜保瑞,陳榮華《:哲學概論》。
③最明顯的例子便是馮友蘭先生借程朱理氣論談新理學的一路。
56文史哲·2009年第4期
去相關學界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十分可觀①。但是有若干研究其實是將具有實踐哲學性格的中國哲學素材當作知識論課題在闡述②。這樣做,一方面就中國哲學的理解而言不準確,另一方面就知識論的研究而言也不能有積極的貢獻。
21將中國哲學的實踐特質置入思辨哲學研究的創新形態
第一種研究方法的問題意識,基本上是西方哲學的思辨形態,因此無法掌握中國哲學的實踐哲學性格,而一旦企圖掌握中國哲學的實踐哲學性格,就勢必要有新的問題意識與概念使用。
就形上學而言,當代中國哲學學者紛紛提出具有中國哲學特色的形上學理論,提出具有超越甚至顛覆西方形上學問題意識的論點。例如:可以實證的中國形上學、動態的形上學、無執的存有論等等③。這種做法爭議很多,主要是混淆了中西不同的哲學問題,而企圖以改變形上學的概念定義來統一中西哲學。如前所言,筆者倡議,一方面以第一種形態的形上學研究來討論中國哲學中思辨形態的形上學理論,另一方面以實踐哲學的四方架構來理解與詮釋中國哲學的相關形上學問題。亦即分形上學問題為思辨哲學的討論傳統與實踐哲學的討論傳統兩部分,不企圖議論高下,更不妄冀結合。第一種形態有它可貴的成效,不必舍棄,但不能以為就是中國哲學的全部。第二種形態是最重要的當代中國哲學的創作,但必須放棄結合第一種形態的形上學議題,而以實踐哲學性格的中國哲學的形上學問題作全新的討論。筆者以為,馮友蘭先生《貞元六書》中的“新理學”建構,在純粹談“理氣道大全”四概念及四命題時④,正是形上學的第一種研究的成功范例,但是當他在《新原人》及《新原道》中談“四境界說”及“中國哲學的精神發展”等理論時,就是以第一種研究進路為基礎跳到了第二種研究中,但并沒有舍棄第一種形態的問題,以至于將具有實踐哲學特質的“四境界說”及“中國哲學的精神發展”與思辨哲學特質的“新理學”四命題復雜地糾纏在一起,因而不能算是當代中國哲學形上學研究的成功范例。
就知識論的第二種形態研究而言,這種討論可以說是尚未展開,硬要找一些素材來進行這種研究,反而既不能對應于西方哲學也無法作中西交流,而且對中國哲學的理解與詮釋并無助益,應有的做法是,在前述基本哲學問題的四方架構下,將儒釋道各家的素材藉此架構展現出來,然后就著這樣的成果,進行具有實踐哲學性格的中國哲學特殊形態理論的知識論問題反思。這就包括了:解釋體系的客觀性及主觀性問題、哲學系統的實證性問題、三大學派的經驗有效適用性問題、個人生命實踐的選擇性問題等。新晨
四、概念范疇與基本哲學問題的視域交融
當前,研究中國哲學一個有意義的工作,就是在比較層面上,通過西方哲學問題意識下的形上學、知識論、倫理學展開相關中哲素材的討論,但更有意義的研究是站在創造的層面上以中國哲學的
①參見李賢中《:中國哲學概論》中《中國認識論》《、中國邏輯》等章節,臺北:五南書局,2005年。
②方立天就將佛教的禪觀、中觀、頓悟等工夫論觀念置于知識論章節下討論。參見方立天《:
佛教哲學》,臺北:洪業出版社,
1994年。
③可以實證的形上學是熊十力的觀點,他指出“:今人言綜合各科學之原理,以求得哲學上普遍之根本原理。此其說非無似
處,而實不通哲學。哲學是智慧的學問,非僅在知識上用功,可悟一貫之理。⋯⋯蓋哲學之究極詣,在識一本。⋯⋯儒之體認,佛之內證,皆非今人所誚為神秘,而是應實證會之境。所以于科學外,必有建本立極之形而上學,才是哲學之極詣?!薄罢務軐W,如不能融思辨以入體認,則其于宇宙人生,亦不得融成一片?!薄啊缎抡摗犯揪?在由思辨趣入體認(亦云證量或證會),即從智入而極于仁守?!币姽R勇編撰《:熊十力學案·熊十力新儒學資料選輯》,方克立、李錦全主編《:現代新儒家學案》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年,第477、485、486頁。動態的形上學,參見牟宗三《:四因說演講錄》,臺北:鵝湖出版社,1997年,第95頁。無執的存有論,參
見牟宗三《:圓善論》,臺北:學生書局,1985年,第340頁。
④馮友蘭《貞元六書》中有《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六書。總體為提出新理學的理論系
統,內部還有涉及三教辯證而高舉儒學的“四境界說”及“中國哲學的精神發展”兩套理論在其中。
中國哲學的基本哲學問題與概念范疇57
實踐哲學性格的特質建立解釋體系,就著相應于中國哲學的實踐哲學思考模式及術語使用的哲學基本問題,進行各家哲學體系的理解與詮釋工作,使中國哲學的義理內涵因為問題意識的準確與系統性建構的成熟,而能獲致易于取得理解共識的研究成果。站在這個基礎上,還可以再回到西方思辨哲學意義下的哲學基本問題項目,進行純粹哲學問題的創新討論。此即前節的討論重點。而準確理解的工作,還應該結合傳統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研究法的長處,但是,從概念范疇切入中國哲學研究應該注意幾個研究方法上的問題,以便與哲學基本問題研究法有充分的交流。
(一)概念范疇在語句脈絡上的屬性要作出區分
在一個哲學論述語句中,概念的語意屬性既有材料、也有問題、也有主張,例如孟子的人性論,藉由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心,主張仁義禮知我固有之的性善論。這其中人性論是問題,四端心及仁義禮知之性是材料,性善論是主張。一個性概念已經同時出現在問題、材料、主張的語意使用之中,這就是通過概念范疇研究時首先應該要處理的問題。就問題而言,性概念也不只是會出現在人性論的問題之中,在其他哲學體系中,它也會出現于宇宙論、本體論、工夫論、境界論之中。就主張而言,在不同的哲學體系里,性概念也不會只作為性善論的主張而已,荀子就主張性惡說。因此以概念鎖定問題與主張的做法將出現理論分析的重大混淆,應該要將概念范疇僅僅作為材料的功能來分析討論,才最不會有問題。而欲定位問題時,則以哲學基本問題的模式提出,如實踐哲學的宇宙論、本體論、工夫論、境界論,或思辨哲學的形上學、知識論、倫理學。而提出主張時則以命題的形式來提出,如荀子主張人性為惡,大乘起信論主張一心開二門,莊子主張逍遙的價值本體。問題定位不清楚,文本分析就不能清楚,要將問題與問題之間的結構關系弄清楚,才能形成具有分析討論功能的以基本哲學問題為架構的解釋體系,從而將哲學主張以命題的形式表述清楚。談問題與談主張時并不適合以概念范疇的方式進行,這樣才不會有哲學理論的混淆。概念范疇就是被用來分析討論問題的材料,這樣定位傳統中國思想中的概念范疇,則概念范疇的知識表意功能才能清晰呈現,而有助于中國哲學當代研究的系統化及清晰化的需求。
(二)概念范疇在指涉意義上的類型要作出區分概念范疇在指涉意義上的角色功能是有多種類型的,將之區分后可以看出概念范疇在文本脈絡
中扮演的角色,而有助于文本理解。參照哲學基本問題意識來區分時,主要可分為存有類項、價值意識及抽象功能的三種概念。首先,存有類項的概念是其中最重要、種類最多的一類,又可再區分為:談人性位格存有者的理氣、心性命才意念、君子賢人圣人、至人真人神人仙人、鬼神、精氣神形魂魄、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賴耶識、居士菩薩佛天人阿修羅地獄惡鬼畜生等;談整體存在界的天地、道器、理氣、法界、太極陰陽、法界、世界等;談最高概念范疇的天道、上帝、真如法性實相佛性如來藏阿賴耶等。其次,談價值意識的仁義禮知、誠、善、無為、逍遙、至虛、般若、空、苦等。最后,談抽象功能的有無、體用、動靜、本末、一多、陰陽等。而以上的區分還可就哲學基本問題的宇宙論、本體論、工夫論、境界論再度為之,這樣就可以明確看出,同一概念范疇可以在不同哲學問題中擔任重要核心材料的角色,而有助于文本的分析及理解。
(三)概念范疇在不同哲學學派間的使用差異要作出區分概念范疇在學派之間的使用也是有差別的,應將之作出區分,區分之后可以看出共同問題與不
同問題在概念的可共用性和不可共用性上的差別。一般而言,談整體存在界及存有者類別的和宇宙論相關的概念,在不同學派間是不能共用的,如道教與佛教的宇宙論概念難有共用的可能,因為事多涉及它在世界,且沒有共同的超越性經驗,故而只能各用各的。而儒家與道家的宇宙論概念卻多有
共用的現象①,這是因為它們都是直接就著經驗現象世界而說的宇宙論。價值意識的概念在三教之
①一般而言,三教指儒釋道三教,但是就宇宙論而言,道家一派仍應區分在經驗現象世界談智慧的道家,與具有它在世界的道教兩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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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也不宜共用,就算共用了意旨也不相同,如無為一概念在三教中都被拿來使用,但意旨重點各不相同,并非都用了“無為”一詞就有共同價值。至于抽象功能的概念在三教中都被充分地用來談各種問題,但是它們的意旨卻最不能一概而言,即便在同一體系中甚至都會有不同的使用意義,因此最難建立通用的定義,抽象功能的概念完全必須就著各家各系統甚至各文本分開討論才會有確定的意旨。
(四)對概念范疇在不同哲學基本問題上的使用要進行區分每一個概念通常主要被用來討論的哲學問題,但是不少概念被用來討論的問題卻十分豐富,尤
其是抽象功能及存有類項的概念。問題在于,概念都是在文本的脈絡中出現并被使用,就其文本脈絡的問題意識而討論它的問題以及主張才是哲學研究的宗旨,并非本來作為材料的概念能獨立于文本脈絡之外而有它自身的性質。就著材料理解問題、研究主張,這就是最能使概念范疇研究得到系統化研究的方法。例如“道”概念,它就同時可以被使用在宇宙論、本體論、工夫論、境界論的各種哲學基本問題上,因此研究老子的道論,并不需要去爭議它是什么樣的性質,而是要分析在不同的哲學問題中,老子使用“道”概念所提出的意見為何即可①。這就是說,概念本身既不是問題也不是主張,而是被用以討論問題、發表主張的材料。只是因為它既在問題的脈絡中也在主張的脈絡中出現,因此總是被以問題的角色或以主張的角色來定位,這樣就會永遠說不清楚問題也會說不清楚主張。問題是個別哲學文本正在談什么哲學問題,使用什么概念,提出什么主張,只有在這樣的系統性研究下結合概念范疇與哲學問題研究方法,才能有效地處理傳統中國哲學思想的當代研究。
哲學思辨方法范文4
事物的概念自其產生之初,并非靜止的一成不變的,其內涵與外延處于動態的變化發展之中。若要準確地理解“法哲學”與“法理學”之間的關系,我們必須對二者的詞源發展有所了解。
(一)“法哲學”的詞源發展
“法哲學”一詞英文為philosophy of law,德文為Rechtsphilosophie?!胺ㄕ軐W”一詞出現的歷史遠比法哲學這門學問悠久得多。在漫長的法律思想史中,自然法學派、分析法學派、新自然法學派、功利主義、社會法學派等各大法學流派無不提出了自己對于法律的深刻思考。17世紀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在《法學教學的新方法》(1667)中首先使用這個概念。19世紀以前,在主流的自然法思想的支配下,法哲學的討論范圍僅僅限于自然法的一般原理。從康德開始,對自然法的批判成為潮流,法學家們的研究中心轉移到實在法上,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學》中更是使用了“法律的形而上學原理”以取代“自然法原理”。胡果在其《作為實證法的哲學的自然法教科書》(1797)一書中首次使用“實證法哲學”一詞,這被認為具備了“法哲學概念雛形”。之后克烏格將德語中的Rechts(法)與Philosophie(哲學)相結合,組成了“Philosophie des Rechts”,締造了德語的“法哲學”(RechtsPhilosophie)一詞。
1831年,黑格爾《法哲學原理》使得“法哲學”的概念得到更新,并被人們普遍接受。“法哲學這一門科學以法的理念,即法的概念及其現實化為對象”。其“法哲學”實際上是以實在法為研究對象。1839年,文科尼西《作為法的自然學說的法哲學》一書使其被部分學者稱為完整使用“法哲學”一詞的第一人。
“法哲學”很快在整個德語區和歐洲大陸為人們所接受,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以“法哲學”為名的專著與教科書層出不窮,各自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和內容。20世紀20年代, 近代法哲學的理論體系基本確立,斯塔姆勒的《法哲學教程》(1921)成為其中的代表作,法哲學自此便專注于研究共同普遍適用的法的一般理論,成為了一門獨立的法律基礎理論學科。之后歐洲大陸法哲學開始在世界范圍內傳播和發展,逐漸影響了拉美和亞洲的法哲學理論,并傳播到中國。
(二)“法理學”的詞源發展
法理學”(Jurisprudence)一詞由拉丁文Jurisprudentia演化而來,原意是“法律的知識”或“法律的技術”。19世紀以前,哲學為學科之王,法學還只是哲學與政治學的附屬,其內部亦沒有劃分部門,因而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法理學”。在歐洲大陸普遍接納德國人創立的法哲學概念的同時,處在大西洋彼岸的英美學者卻有了另一個選擇。直到邊沁和奧斯丁之前,“法學”著作側重于探討自然法亦即應然的法,法學家大多都由哲學家“兼任”。經驗論哲學的興起使得英國分析法學派代表人物邊沁、奧斯汀等人對唯理論的法學傳統產生了強烈反感,于是他們沒有選用法哲學這個看似高深艱澀的用語,而是用法理學(Jurisprudence)一詞去表明他們的實證主義主張。邊沁所著《法理學的范圍》(The limits of Jurisprudence Defined,1782)便是這種主張的代表作,該書第一次對法律概念作了翔實的實證主義分析。奧斯丁繼承并發揚了這種實證主張,其《法理學范圍之確定》(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1832)一書更被視為英美法理學的開端。
“法理學”一詞深受英國經驗論的影響,早期的經驗主義由于過分強調經驗實踐的觀察與證實,使得自然法的研究受到沖擊。后來這種割裂經驗與理性、觀察與思辨、否定思辨的意義的信念和方法論受到許多學者的批評。因而后實證主義為校正早期實證主義的信念,在堅持經驗方法優先的前提下,恢復了對理論的信念。
之后社會法學派創始人龐德相繼批判了19世紀和20世紀的諸法學流派并進行整合,重構了“法理學”的概念和內容?!胺ɡ韺W(Jurisprudence)就其最廣泛的意義來說乃是指法律科學(the science law)。這是其原初的含義和詞源學上的含義,亦是與其最上乘用法相符合的?!痹谒磥?法理學的研究內容,不僅包括法律領域中的所有應然問題,而且應該包括將實然轉化為應然的方法論等問題。
漢語中的“法理學”來自日本,1881年,法學家穗積陳重認為當時流行日本的“法哲學”名稱之“主觀性”的形而上學氣味太重,提出“法理學”這個譯名,在日本歷史上首次開設法理學課程。他所說的“法理學”實際上是英美法系的“法理學”與大陸法系的“法哲學”的糅合體。中國最早接觸的便是日本的“法理學”,解放前的法學界受到日本法學理論的影響,導致部分人把法理學和法哲學兩個概念混用,而且采用“法理學”的概念。當歐陸及英美的法哲學與法理學理論相繼傳入,我國法學界對“法理學”和“法哲學”兩個概念使用上的混亂現象產生隨之成為必然。
二、法哲學與法理學的關系 法哲學與法理學是在漫長的法學思想史中分別由兩大法系提出來的概念,是在不同的哲學語境下產生的。我們需要以歷史的、動態的眼光去看待二者的關系。
(一)法哲學與法理學的區別
1.性質不同。我國多數學者傾向于將法哲學視為法學與哲學的交叉學科。在“法哲學”一詞產生之地德語世界,法哲學一直都是哲學的一個分支。德國《布洛克豪斯百科全書》認為:“法哲學是哲學的一個分科,它以一定的方式,有系統地從事法律和哲學的一般原理(意義和目的,起源和效力)?!痹诖艘饬x上,筆者看法與德語世界一致,法哲學的性質最終歸宿應在哲學。法哲學是法的形而上學,是對法律世界永恒問題的思考,是自由的理性思辨。就其淵源而言,“法哲學”一詞由康德至黑格爾賦予其特殊意義時的初衷就是對法的理念的思辨,而其他的法學基礎理論問題,就交給所謂的“法律教義學(Rechtsdogmatik)”去研究了。
至于法理學的性質,它是一個法學流派氣味十足的詞語,是經驗論影響下由分析法學派所創,經過后實證主義法學修正,并為社會法學派、綜合法學派所繼承并發展的“法理學”。其自產生之初,就是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理論的代名詞,亦即“法學基礎理論”。經過龐德和綜合法學派修正后,它既研究實證法的一般原理,也向法的理念、抽象法的原理擴張。這實際上是經驗論哲學向唯理論的一種妥協,但其基本立場未變。當代的法理學(西方法理學),已經發展為一種綜合性的學科,它的性質最終歸宿仍然當屬法學學科。
2.研究對象不同。雖然法哲學與法理學都宣稱對法律世界的一般現象進行研究,二者所研究的對象有根本的不同。法哲學的研究對象正如黑格爾所言,是以法的理念,即
法的概念及其現實化為對象,它試圖從應然的角度去尋找法律世界的最普遍原理。換句話說,法哲學研究的就是法學理論和法律實踐中的形而上學問題。它是對法律世界的一般現象的哲學思考,是抽象的法的思辨。 而法理學的研究對象,在其發展演進的過程中,相比于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所限定的范圍,已經有了比較大的超越。龐德《法理學》就提出,法理學應該研究什么是“法律”、 法律的目的、法學的方法、法律的價值以及法的理論體系。
3.研究方法不同。法哲學的研究方法主要來自于理性主義的思辨傳統,運用抽象思維以及精密的邏輯體系,是站在形而上的高度上對從形而下的法律現象中所得出的結論進行的再加工。這樣重理性的思維方法顯然不同于法理學研究所持的方法。法理學的研究方法,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其最開始的分析實證主義的簡單的分析方法,經過社會法學派和綜合法學派的繼承發展,已經擴展到分析方法、歷史方法、社會學方法與哲理方法等實證方法與抽象思維并用的狀態。
4.研究目的不同。法哲學探索法的本質、發展規律和發展趨勢,試圖尋求法的理念和絕對必然性,從而從哲學的高度給法學研究以理論指導。而法理學的研究目的,由于英美法系經驗論的傳統,從其產生之時發展演變到今天,其強烈的實踐目的性不言自明。亦即是說,法理學的研究,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為立法、執法、司法工作提供統一明確的意識形態,為實現社會秩序的協調而努力。這是近現代法理學、尤其是社會法學派的主張一直以來從未改變過的立場。
(二)法哲學與法理學的聯系
首先,“法哲學”與“法理學”是兩大法系學術傳統的折射,它們各自反映了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法學理論的哲學傳統,同時又體現了兩大法系的相互滲透和融合。唯理論和經驗論哲學在西方法學舞臺上相互碰撞,“法哲學”與“法理學”分別成為了兩種哲學傳統的折射,并不斷發生著演變和交融。
其次,分析法學派創造“法理學”一詞之始,實際上是經驗論不滿唯理論理性主義的濫觴,轉而尋求經驗分析的方法進行法學研究,走向了法理論研究的實證主義道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英美法系“法理學”一詞的發展演變,體現了法學家們對早期極端實證主義的校正。而在大陸法系,雖然沒有“法理學”一詞的存在,法學家們卻用了其他的詞匯彌補“法哲學”以外的法學基礎理論的空缺。這已然說明了“法哲學”與“法理學”之間的內在聯系。只是大陸法系的概念層次顯得更加清晰,理論體系上顯得更加分明了。
哲學思辨方法范文5
在高三語文復習課教學中如何滲透學生思辨力的培養?
一、在復習基礎知識的過程中體現
復習熟語時,除分析詞的一般意義以外,可以有意識地引導學生分析詞語的哲學寓意。例如:愚公移山――事物由量變到質變。揠苗助長――發揮主觀能動性,要以尊重客觀規律為基礎;主觀能動作用是從屬的、派生的,總要受到規律的制約;事物之間的聯系是客觀的;內因是事物變化的根據,外因是事物變化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鍥而不舍――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必須有良好的精神狀態……通過理解這些詞語中的哲理,不但能提高學生的詞語運用能力,而且能拓展思維空間,培養他們的思辨力。
二、在名句名篇的背誦中滲透
例如:王安石:“古人之觀于天地、山
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报D―認識事物必須發揮主觀能動性。蘇軾:“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报D―實踐是認識的來源?!叭擞斜瘹g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任何事物都包含對立統一的關系,矛盾雙方的對立無條件存在。經常作這樣的分析,學生的思辨力會逐步提高。
三、在詩歌鑒賞中滲透
詩歌的語言含蓄、凝練;詩歌的思想感情豐富、深刻。在鑒賞詩歌的過程中,引導學生分析其內涵,是提高學生思辨力的有效途徑。例如:鑒賞晏殊的《浣溪沙》,賞析其中名句“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時,可引導學生作如下分析:花落、燕歸寫的是眼前景,但與“無可奈何”“似曾相識”聯系在一起,其意義會更加廣泛,即在惋惜與欣慰的交織中蘊涵著生活的哲理:一切必然要消逝的美好事物,人是無法阻止的,但在消逝的同時,仍然有美好事物再現;生活不會因消逝而變得一無所有。但這里的重現,畢竟不等于美好事物的原封不動的重現,只是“似曾相識”罷了,即體現“消逝中的重現、重現中的變化”。通過這些分析,學生會把主觀感情傾注到客觀事物上,在深化人生境界的同時,提高思辨力。
四、作文備考中,通過審題環節滲透
一些閱卷老師提出:“熟練掌握唯物辯證法,學會辯證地分析問題,是應試作文成功的關鍵?!币恍┯薪涷灥睦蠋熯€指出,在高考作文中,審題、立意的實質是認識能力,對生活現象認識水平的高低,決定著審題、立意的優劣,這就要求考生在備考中,必須注意培養自己的思辨力:能夠通過現象看到本質,能夠由表及里、去偽存真,做到“心中有數”。要做到這些,必須熟練地掌握哲學的觀點,掌握唯物辯證法。列寧說過,唯物辯證法是“偉大的認識工具”,唯物辯證法是當今時代精神的精華,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所以在應試中,想寫出切中肯綮、見識不凡的杰作,就不能沒有理論的指導。
專家提出的這些見解,應該是符合高考作文命題大趨勢的。像今年全國卷三道作文題,就體現了一個共同的特點――思辨性。這就要求我們在作文審題教學過程中,注意培養學生的思辨能力。比如:全國卷第三套中的“位置與價值”。審題過程中,首先,引導學生明確材料提示的方向性:“位置不同,但各有價值?!逼浯?,引導學生作進一步的分析:任何事物都應有自己的位置,有了位置才有價值;位置是價值體現的前提、基礎;不是有什么樣的位置就有什么樣的價值,不是想實現什么樣的價值就去尋找什么樣的位置;位置不能決定價值;任何事物必須有適合自己的位置,才能實現自我價值。
總之,提高學生的思辨力,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須常抓不懈。要想取得這方面的成功,教師在教學中應注重滲透;學生在掌握基礎知識、基本技能的前提下,必須注意對生活的感悟、
哲學思辨方法范文6
【關 鍵 詞】“以人為本”/實踐/本體論意義
【正 文】
所倡導的“以人為本”是科學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而在當前的“以人為本”研究中,存在著一種傾向,即主要從價值論和方法論的意義上來談論“以人為本”。從我們黨的事業來講,“以人為本”是我們要貫徹的發展理念和黨的執政理念,所以從價值論和方法論意義上談“以人為本”是必須的。但講“以人為本”,不僅僅是在價值論和方法論意義上來使用,也是在本體論意義上來使用的,“以人為本”中的“本”首先應該是本體論意義上的“本”,沒有本體論意義上的“以人為本”,當然也就不會有價值論和方法論意義上的“以人為本”。不解決這個問題,就很難從理論上說明白為什么要“以人為本”,為什么我們在實際工作中,要尊重人,依靠人,為了人,要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什么要把它作為人們處理和解決問題時的態度、方式和方法。哲學是實踐的唯物主義,實踐范疇的引入,為我們正確理解“以人為本”的本體論意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一、實踐范疇的引入使“以人為本”具有了本體論意義
哲學上的本體論,主要回答世界的本源問題,是一切哲學流派都不能回避的問題。但傳統的本體論思維方式,避開人和人的現實生活抽象地追問世界的本源,它固守舊哲學的思辨傳統,幻想達到對世界的絕對完滿的解釋。實踐證明,這種思維方式是不可取的,也不可能對世界的本源問題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與一切舊哲學相比,哲學不再抽象地談論一般本體論問題,它反對本體論的思維方式,提出“不使哲學成為現實,就不能夠消滅哲學”[1] 8。當然,他所要消滅的哲學只是傳統的本體論哲學,即思辨哲學,而不是整個哲學或一般意義上的本體論。因為在馬克思看來,“只要按照事物的真實面目及其產生情況來理解事物,任何深奧的哲學問題……都可以十分簡單地歸結為某種經驗的事實?!盵1] 67“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關于意識的空話將終止,它們一定會被真正的知識所代替。對現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境,能夠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觀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概括。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盵1] 73-74因此,在馬克思看來,人們對世界之本的追尋應該置于人的生活實踐中?!拔镔|本身是純粹的思想創造物和純粹的抽象”[2] 598,而人們所能看到的或體驗到的,只是一些具體的實物。因此,哲學必須拋棄那種宗教神學式的思辨傳統,面對人的現實世界。離開人的虛妄和抽象的世界,討論這種世界之本的問題是沒有意義的。
實踐范疇的引入,使哲學與舊哲學相比,在哲學形態、對象、性質、功能和方法上都實現了根本的變革。哲學作為唯物主義哲學,它內在地包含自然本體論的哲學前提,即承認和堅持自然存在、物質存在的優先性,但重要的是,哲學并不歸結于此。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說:“從前的一切舊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盵1] 54在他們看來,對于世界物質性的最終確認只有通過生活實踐的不斷延續才能夠完成,因為“在我們的視野的范圍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3]。這就意味著馬克思不是從思維和存在抽象對立的意義上去總結自己的新哲學與舊哲學的對立,而是從實踐的觀點來總結這種對立,用它去解決以往哲學中抽象探討和爭論的問題。因為“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盵1] 56“理論的對立本身的解決,只有通過實踐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實踐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這種對立的解決決不只是認識的任務,而是一個現實生活的任務”[4] 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