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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齡化解決方案范文1
關鍵詞：劉易斯拐點；二元經濟；民工荒；人口問題；人口紅利；計劃生育
中圖分類號：F06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2）17-0117-02
一、中國劉易斯拐點的判斷
近年來中國的“民工荒”現象引起了學術界廣泛關注，一些理論認為中國已經迎來劉易斯拐點，但實際上“民工荒”現象并非由于劉易斯拐點已至，而是由現階段中國特有的原因所致。
1.二元經濟結構并未消失
劉易斯1954年提出了二元經濟發展模型，指出通過資本積累，農業部門可向城市工業部門不斷供應剩余勞動力。隨著剩余勞動力不斷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轉移，工業部門不斷擴張并被動提高工資，同時農業部門生產率提高，最終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被完全轉移，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具有相同的邊際生產率。此時農業部門和城市工業部門的勞動力供給達到一種平衡狀態，人口流動由市場決定。劉易斯拐點是發生這一變化的臨界點，自此二元經濟結構消失。
首先，中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遠未完全轉移，報告指出目前中國農村尚有超過1億剩余勞動力。這一點與劉易斯拐點的農業部門剩余勞動力被完全轉移的理論相悖。
其次，現階段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并未消失，反而城市與農村的收入差距在近十年呈現出顯著的拉大化趨勢。尤其是以北、上、廣、深為代表的一線城市及沿海發達城市，發展速度遠超農村。這也與達到劉易斯拐點后二元經濟結構一元化的論點相悖。
劉易斯拐點的現實含義是，城鄉差距消失，勞動力由豐富資源成為稀缺資源，市場決定人口流動方向，人們可以自由選擇生活在城市或是農村。這種狀態是市場機制的結果，這是經過了劉易斯拐點的真正狀態。
反觀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并未消失，“民工荒”的原因并非農村剩余勞動力枯竭，劉易斯拐點在中國遠未到來?！懊窆せ摹庇兄訌碗s和深刻的原因。
2.“民工荒”的真正原因
（1）中國的戶籍制度對城鄉人口流動形成障礙
中國特有農業與非農業戶籍制度嚴重阻礙了城鄉人口的自由流動。由于劉易斯拐點是農業部門和城市工業部門勞動力分配達到平衡狀態的臨界點，此時農村和城市居民可自由進行雙向移民選擇，而戶籍制度限制了自由移民的實現。在中國的一些城市，持有農業戶口成為在城市正式部門就業的一大障礙，農業戶口的持有人多數只能在城市非正式部門就業。因此只要存在農業戶籍制度，劉易斯拐點就很難真正到來。
（2）城鄉貧富差異不斷拉大，城市生活成本過高，農民工被迫選擇返回鄉村
據調查，目前中國的農民工選擇進入城市的第一目的不是在城市“移民或定居”，而是“打工掙錢”，其掙錢的主要目的依次為“回老家蓋房子”、“結婚”、“供孩子上學”、“回家養老”。農民工到城市的目的可以充分證明多數農民工沒有能力與機會選擇在城市“移民或定居”，隨著其“打工掙錢”目的的達成和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加之戶籍制度的限制，農民工最終不得不選擇返鄉。
（3）受到計劃生育的影響，中國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漸失去優勢
在實行計劃生育之后，中國的人口增長率得到了顯著控制。農村可向城市輸送的剩余勞動力也減少了。高齡農民工返鄉后，沒有足夠的低齡農民工填補空缺。隨著人口出生率的不斷下降，“民工荒”現象將不僅僅是中國經濟的“陣痛”，而是一個長期的人口問題。
（4）中國的地理和文化因素加大了人口流動的難度
中國地域廣闊，發達城市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交通成本相比歐洲、日本等國家高得多。而且由于春節等傳統節日，造成了中國農民工往返城鄉的時間高度集中，更加劇了人口流動成本。同時，由于中國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各民族、各地區之間在方言、習慣、飲食等方面均存在著較大的文化差異，農民工在由于不適應城市文化會出現缺乏歸屬感和被歧視的心理狀態，將促進其返鄉決策。
二、新的人口問題及衍生問題
三十年前，中國面臨了人口高速增長的難題。通過實行計劃生育制度，人口高速增長的態勢得到顯著控制。而之前爆發式增長的人口則成為了一種紅利，為中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關鍵性的促進作用。但是，在計劃生育實施三十年后，中國又面臨了新的人口問題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其他主要問題。
1.人口紅利下降，人工成本上升
人口紅利曾為中國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也是中國在過去三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計劃生育制度的實施直接導致了中國人口紅利的下降，也是導致“民工荒”的真正原因之一。中國的人工成本持續提高，“中國制造”的核心優勢——廉價勞動力正在失去競爭力，不少國際加工產業已經將中國的代工廠轉移到泰國、越南、印尼等其他低人工成本的國家和地區。由于工資成本的上升，中國的出口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2.人口結構趨于老齡化
中國人口出生率在實行計劃生育制度后得到有效控制，但同時也導致了當前中國人口出現老齡化趨勢。在計劃生育制度下的眾多家庭呈現出“4—2—1”的人口結構，即4個老人（夫妻雙方父母），2個成年人（夫妻雙方）和1個孩子。繼續實行計劃生育，必然會加劇人口結構的老齡化，使家庭和社會都呈現“倒三角”的形態，這對勞動力供應、經濟發展、綜合國力都將產生不利影響。
3.養老負擔加重
在未來十年，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口將集中進入退休階段，這對中國的養老體系是一個極大的考驗。由于計劃生育比較有效地控制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人口出生率，青壯年人口的養老負擔將大幅增加，而中國的養老體系尚不夠完善，社會養老將成為國家的重要問題之一。
4.年輕人壓力增加，幸福感降低
由于人口結構趨于老齡化，年輕人的工作壓力增加、生活節奏加快、社會責任加重，這將影響到年輕人的生活和心理健康狀況，使其幸福感降低。
5.產業結構無法形成良性過渡
中國通過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已經在產業升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從資源密集型和非熟練勞動密集型的產業逐漸向熟練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轉變，在IT、汽車制造等行業均出現了并購世界知名品牌的案例。然而，中國的絕大部分產業尚停留在勞動密集型產業階段，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人口紅利消失，由密集勞動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將會停滯。目前“民工荒”所帶來的工人成本上升已經導致加工產業大規模從中國撤離，轉移到其他能夠提供廉價勞動力的國家。而中國目前的產業現狀距離知識密集型還有較大的差距，在產業經濟增長點上無法形成良性的過渡。
6.房地產市場風險加大
房地產的發展是近幾年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房地產市場目前已經出現泡沫。在未來十至二十年，中國老年人擁有的房產將逐漸轉移給（只是使用權轉移而不一定是產權轉移）他們的后代，“4—2—1”的人口結構特點將導致未來年輕人手中的房產出現積壓，購房剛性需求大幅減弱。如果房價仍持續上漲，房地產市場泡沫將終會破裂。
三、新人口問題的解決方案
面臨人口紅利下降、老齡化的新人口問題及相應的衍生問題，需要中國以全新的視角來面對和解決。針對這些問題，可能的解決方案包括以下幾點。
1.逐漸放寬計劃生育政策，緩解人口紅利下降帶來的損失
中國在上一個階段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是完全正確的，但是目前已經出現人口紅利下降和老齡化等問題，就需要以新的視角來面對和解決新的問題。逐步放開計劃生育政策，例如逐步放寬生二胎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人口紅利下降帶來的損失，緩解老齡化的趨勢，在一定程度上保證勞動力供應。這對于調整人口年齡結構、保持經濟穩定發展、保持國家綜合國力、化解房地產市場風險都具有積極意義。
2.逐漸取消農業戶籍制度，促進實現城鄉人口自由流動
取消農業、非農業的二元戶籍制度，才能徹底消除城市就業崗位對于農業戶口持有人的限制和歧視，實現城鄉人口自由流動。目前中國農村尚有超過1億的剩余勞動力，取消農業戶籍制度后，可以更好地促進農村向城市轉移剩余勞動力，促進中國真正迎來劉易斯拐點。
3.加大二、三線城市建設力度，建立中西部地區發展極
目前中國一線城市發展程度已與國際接軌，但二、三線城市和農村的發展尚比較落后。由于一線城市收入水平高，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但同時由于戶籍制度限制，外來人口很難定居一線城市，加之一線城市生活成本過高，最終多數外來人口被迫選擇返鄉。
加大二、三線城市建設力度，可以大大降低農民工的遷移成本，同時由于二、三線城市的生活成本較低，可間接降低農民工的人工成本，刺激工業發展。在此基礎上，在中國中西部地區逐漸形成新的發展極，吸引資金，可在一線城市與農村之間形成一個過渡區域，既可以緩解一線城市人口壓力，又可以帶動二、三線城市發展，提高生產效率。
4.加大教育與科研力度，提高人口素質
加大教育和科研力度，進一步完善義務教育，進一步提高科學研究水準，能夠有效促進產業升級。只有擁有核心技術，才能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促進我國產業升級。同時，普及教育有利于提高人口綜合素質，促進社會文化發展。但是在加大教育的同時，要有策略地進行重點教育方向的引導，防止教育深化。如果僅僅是一味普及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反而可能導致知識失業，使“民工荒”情況加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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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齡化解決方案范文2
關鍵詞：養老保險制度完全積累個人帳戶公營管理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上許多國家紛紛進行了養老保險制度改革，90年代以后各轉軌國家也各自推出了新的養老保險制度。這些改革措施或思路都借鑒了現代經濟學的新的發展成果，大多數在本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它們的經驗無疑對于完善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具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國外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案要點
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是20世紀的一大社會進步。然而，經過幾十年的運行，這一制度暴露出不少問題，主要體現在對本國經濟增長的負面作用和社保機構自身的財務危機上。20世紀70年代，各國已經開始醞釀要改革這一制度。
（一）智利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
智利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具體的行動可以認為始于1981年的智利改革。當時智利的社會保障制度以現收現付制為基礎，廣泛地覆蓋了養老金、撫恤金、疾病補助和津貼。隨著人口老齡化階段的到來，加上原有體制存在的不公平所導致的效率低下，社保機構的財務狀況呈不斷惡化之勢，到20世紀70年代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政府決心對原有制度進行徹底改革。經過政府的努力，1980年智利通過改革法案，1981年新體制正式實施。其具體內容包括：政府強制性規定公私單位的所有雇員都必須參加養老保險，每人每月將不少于工資10%的資金存入自己的個人帳戶，形成養老基金；政府的養老基金監管局只負責規范與監督基金的管理，而不具體參與實際管理事務。私營性質的養老基金管理公司（AFP）是法定的經營管理者?；鹚姓哂袡噙x擇和更換養老基金管理公司，這迫使各個養老基金管理公司在價格和服務方面展開競爭。政府對養老基金管理公司的設立標準、財務狀況、資產結構進行監管，并要求其交納風險準備金；養老基金管理公司嚴格按照分散化、透明化和獨立化的原則來進行管理，基金可以用于購買政府債券、企業證券和民營化的公共設施；基金所有者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后，可以從自己選擇繳費的養老基金管理公司領取養老金，或者將積累的養老金連本帶利轉向人壽保險公司以支取年金。新的養老保險制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功。
（二）轉軌國家養老金改革方案實施
許多轉軌國家認為，智利的完全基金化的強制性定額繳款體制對于它們并不合適，因為這一體制存在兩個缺陷：該體制沒有真正分散風險，比如，一旦出現持續的惡性通貨膨脹，或者資本市場出現大的波動，完全積累的基金制將可能破產。更何況轉軌國家的資本市場還不完善；由于存在轉軌成本，智利模式難以在具有龐大的現收現付體制的國家內實施。
1994年，世界銀行關于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提出了一個“三支柱”方案。這一方案對于轉軌國家的養老保險制度的重建產生了決定性影響。該方案的主要內容是養老金的來源應該多元化，具體來說就是要通過現收現付支柱、強制性基金化支柱和自愿的輔支柱（即個人的商業保險部分）這三個支柱來保障個人未來得到穩定的養老金。贊成該方案的人士認為，由于該體系的每一個支柱分別是通過勞動市場、資本市場和保險市場來組織和運行，因此是暴露在不同類型的風險之下，這樣，體系內總的風險得到了有效的分散。
從1998年開始，轉軌國家開始紛紛按照三支柱方案來設計本國的養老保險制度，盡管各國在具體的操作方案和制度的側重點上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別。這些轉軌國家養老金改革方案的基本特征是引入基金化支柱，該支柱將與經過改革的現收現付支柱并存。它們力求形成一種包含了代際聯系的優點和強制性長期個人儲蓄的優點的混合制度。
我國完善養老保險制度的緊迫性
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緊迫性來自以下方面：我國人口老齡化階段的迅速來到。由于我國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行特殊的人口政策，2030年我國的退休人員將達到高峰期，根據估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將比世界上其他大國來得都要快；我國正處于城市化加速發展期，城市人口的增加在今后的一段時期內會非常迅速，而目前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主要覆蓋的是城市人口，這意味著加入到這一制度中的人口會越來越多；經濟體制轉軌的需要。目前許多退休人員的養老保障還多少依賴于原來所在的國有企業，這加重了國有企業的負擔，不利于下一步國有企業的徹底改革；宏觀經濟發展的需要。
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取向
本文以養老資金的財務機制和養老基金的管理方式兩個方面討論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取向
（一）養老資金的財務機制
對于我國養老資金的財務機制，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存在三種觀點：主張實行完全的現收現付制，認為該制度管理成本低，互濟色彩鮮明；主張部分積累制，實際就是統帳結合，該制度與世界銀行的“三支柱”方案本質上是相同的；主張完全積累制，即社會統籌的部分也要進入到個人帳戶。對于第一種觀點，除了前面講到的人口老齡化和城市化原因使之不可行外，還有一個微觀層面的問題，即如果提高繳費率來緩解支付壓力的話，無疑要增加企業的成本，最終導致國內企業的虧損面大大提高。
目前，比較主流的觀點是部分積累制，根據這一觀點，社會統籌部分通過現收現付制來提供最低養老保障，而個人帳戶方面通過企業和個人繳納的基金積累則既有利于提高社會儲蓄率，又有利于激勵個人的工作積極性。因此，該觀點似乎最為合理。但是，國內外學者中對此都有不同看法。費爾德斯坦認為，考慮到我國目前實際上資本的邊際產出大于工資總額的增長率，因此，將現收現付制部分改為基金制，將大大降低政府的財政負擔。郭樹清則是國內強烈主張完全積累制的代表人物，其理由是：完全的個人帳戶制使得養老保險的享用與貢獻完全掛鉤，可以徹底打破“福利大鍋飯”；完整的個人帳戶打消了人們的其他幻想，有利于繳費的順利進行；政府難以擠占；制度透明度高，管理成本低；可以取得最好的積累和增值效果；由于城市化進程加速，不搞個人帳戶，政府的養老保險負債會越背越大。他認為，為了體現基本養老金的互濟性，可以拿出統籌部分繳費的30%-50%平均化后再記入個人帳戶。筆者認為，完全積累制應該是兼顧公正與效率的最好制度。特別是，轉軌國家所擔心的完全積累制不能分散風險的擔憂，可以通過現代金融工程來設計收益和風險水平固定的金融產品來化解。
（二）養老基金的管理方式
不管是部分積累制還是完全積累制，都面臨個人帳戶中積累的資金如何管理的問題。世界上實行個人帳戶制的國家在資金管理方面存在兩種方式，一是前面講過的智利的私營管理模式，一是新加坡的公營管理模式。對于智利的私營管理模式的具體運做方式及優點，前文已經提及，但是，斯蒂格利茨對私人管理個人帳戶提出了兩點疑慮：私人管理基金對資本市場的發展水平要求較高，而許多國家都滿足不了這一條件，即使資本市場狀況良好，也會存在管理成本過高的問題；不能為個人提供充分的保險以避免通貨膨脹這種風險，而定額給付制可能更好。
新加坡的公營管理模式具體為：所有雇員和雇主每月按雇員薪金的一定比例繳納公積金到中央公積金局設立的個人帳戶，基金由中央公積金局統一管理；中央公積金局按政府規定的利率付給利息，基本上相當于其國內主要銀行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或略高。長期以來，新加坡的個人公積金管理一直非常成功。但是對于這一公營模式也存在詬病，包括：中央公積金局將該筆巨額資金交給新加坡財政部，由財政部進行投資，政府投資難免會降低投資效率；政府掌握這筆資金的使用權進行公共項目投資，這有悖于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
客觀地講，兩種模式的優劣很難區別，筆者認為，考慮到我國目前資本市場尚不完善，而且私人投資管理水平和私人信用尚有欠缺，因此，至少在今后一段時期內，選擇公營模式可能更符合國內的情形。當然，對于具體負責運營的公共投資管理機構，政府應該通過立法來保證其經營的獨立性，同時對于其權限和責任，包括投資領域給予明確化。
除了養老保險制度本身的改革之外，配套政策的實施也是非常重要的。簡言之，這些政策應該包括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同步進行機關事業單位養老制度的改革、修改公司法和勞動合同方面的法律條款，以及進行養老保險制度的立法。
關于體制轉軌而發生的隱性債務問題，最重要的一點是政府已經明確表示愿意承擔其補償問題的解決?？傮w上看，減持國有股權和出售其他國有資產，或者直接劃撥國有股權應該是進行債務補償的最有效的、也是最合理的籌資渠道。
綜上所述，隨著我國社會的不斷發展，目前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時期。通過借鑒國外的改革經驗和考慮國內的實際情況，本文認為，我國應該建立完全積累型的個人帳戶制，社會統籌和企業與個人繳納的資金都應該進入到個人帳戶，同時，現階段應該選擇公營管理模式來對積累的資金進行投資管理。當然，在進行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同時，相關配套政策的實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兼顧公正與效率的養老保險制度對于我國在今后20年的戰略機遇期內實現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一定會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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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齡化解決方案范文3
關鍵詞：養老金缺口；養老金入市
養老金是國計民生的一種非常關鍵的保障，我國養老金制度應用的是社會統籌以及個人賬戶兩方面結合的方式，社會統籌即現收現付，個人賬戶即基金積累。在養老金入市政策中的養老金即個人賬戶。因此，將老百姓的養老錢作為投資資金投放在風險較高的資本市場中的改革引起了國民的擔憂和熱議。而養老金入市是國外主流國家政策改革中的主要措施。鑒于國際養老金改革經驗以及國內養老金面臨的缺口問題，本文就養老金入市的意義及可行性進行了分析，同時提出了改革的相關政策建議。
1、我國養老金入市的需求及背景
1.1養老金缺口的存在
隨著我國近幾年人口結構的改變以及養老金制度的改革，養老金缺口的存在問題逐漸顯露出來。在2012年的《財經》雜志中在經濟學有很高造詣的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和中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均對我國養老金缺口問題進行了分析，其中馬駿在《化解國家資產負債中長期風險》中指出：預計2020年養老金缺口將有0.2%的GDP，2030年預計達到1.4%，而2050年將有可能達到5.5%，即用GDP的增長率來表示2050年的養老金缺口將是2012年的75%[1]。而一些相關部門則對養老金的缺口問題存有異議，通過對往年的養老金基金總數的數據分析發現，2013年的養老保險基金總數較往年增長了18.3%，發出不存在養老金缺口的聲音。
但事實上養老金缺口不僅是當前養老基金的余額，還應考慮未來時間內承擔的權益凈責任下所剩金額。即說明在某段時間內養老基金累積少于權益凈責任的時候，則出現缺口。隨著我國養老保險的體質改革和人口的老齡化問題的加重，預計我國未來30年的養老金權益凈責任將大于養老基金累積額度，最終導致我國養老金缺口逐漸增大。
1.2養老金入市背景
在針對我國養老金缺口的解決方案中，延遲退休年齡絕對是短時間內最直接有效的方案，但僅僅只是起到緩解的作用，不是可長久持續的解決方案。而如何能夠使養老金保值則成為了解決缺口的方向。在2012年的兩會期間，養老金制度的引發了養老金入市的話題。而廣東省成為第一批養老金入市政策的改革試點。
2、養老金入市的可行分析
2.1養老金入市的優劣勢分析
養老金入市的優勢。數據調查中發現我國在2012年末的養老保險基金累積可達2.4萬億元，僅有部分地區出現養老金缺口問題。而對于養老金上市的政策改革在國內外都成功案例可以借鑒。國內的社?；鹋c2001年入市，于年末已獲得8.5%的收益率。國外對于養老金入市則秉承了一定的開放態度，德國早在1957年便開始進行養老金制度的改革，英國、日本都建立了養老金管理部門，與我國情況最為貼近的是美國的401K計劃，最具有參考價值[2]。
養老金入市的劣勢。對于養老金入市的最大顧慮就是股市的高風險問題，而我國的股市發展相對不夠完善，資本市場中的投資產品較少、國債利率較低、金融監管的力度偏低。以及沒有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和最低收益的擔保制度等等一系列因素都會對養老金入市造成阻礙。
2.2養老金入市的機遇和風險分析
養老金入市的機遇。2012年兩會后，養老金的改革制度已成為勢在必行的趨勢。而根據人口調查顯示，未來20年后60歲以上的老人將超過4億人，我國老齡化問題即將進入白熱化階段，這意味著中國家庭出現“4+2+1”的倒金字塔結構，養老為問題將成為社會問題。我國的養老金目前仍以投資與銀行和國債兩種形式，這導致養老金的年收益率在2%以下，即養老金一直在貶值[3]。因此養老金的保值改革已成為我國刻不容緩的政治問題，這也是養老金入市的一個機遇。
養老金入市的風險。養老金入市的最大問題就是入市的投資風險。我國養老金改革與美國的401K計劃很相似，美國的改革初期因股市大好出現雙贏的局面，而因遇互聯網泡沫而造成資金縮水，金融危機更是導致美國養老無依的局面。所以資本市場的投資存在投機性，回報和風險并存。
通過以上幾點對養老金的可行性分析，對養老金入市自身的優勢契機和外部因素產品的威脅風險等進行了綜合的分析。以當前形勢為前提，整合自身情況并借助國內外成功案例的參考，我國養老金入市改革正穩步的進行著。
3、我國養老金入市的幾點建議
3.1貫徹執行養老金保值增值的目標
養老金顧名思義是我國退休人員賴以生存的養老錢，而養老金入市的最終目的是填補缺口，起到保值增值的作用，因此，在養老金入市過程中，應以保值增值為目的嚴格的貫徹執行，不能將養老金作為它用，引來風險[4]。在我國社?；鹑胧惺亲灾鞯倪x擇投資行為，因此養老金也是如此，最終是以達成保值或增值為目標，不可作為資金市場中的托市、救市資金，避免出現貶值風險。
3.2建立專業的養老金投資機構
養老金入市既然秉承保值升值的目的，必然不可由員工直接進行投資操作，為了更好的實現目的，必須建立專業的養老金入市投資部門或者委托專業機構進行投資管理。經濟學家魯政委曾指出，養老金入市改革已經是箭在弦上，但為達成更好的保值目的，必須建立專業的投資管理部門，同時建設專業的投資人才進行操作。
3.3制定合理的投資計劃，劃分基金層次
資金市場可以劃分為銀行存款、股市、債券以及國際投資等板塊。參考美國401K計劃，可將我國養老金進行劃分，劃分遵循低風險的原則，大部分基金用于風險相對較低的銀行存款和國債等，其余可根據資金市場現狀進行股市、債券、甚至房地產等投資。另外根據國家實時政策制定合理的投資組合，規避風險，獲取最大利益。
3.4有效監管
養老金作為全民的養老資產，在入市投資過程中監督是十分重要的。養老金的投資管理部門或委托機構在投資過程中必須做到公開、透明，實時接受監管部門的監管，同時建立信息披露制度[5]。養老金入市監管可參考國外的縣官監管制度，一是對數量限制規則，對投資的類別、數量以及比例均進行明確的規定；其二是謹慎規則，要求每一次或每一個項目的投資應權衡利弊，最大程度的規避風險。
4、小結
我國養老金入市改革已在廣州試點運行，廣州試點的養老金入市改革被稱為破冰之舉，但是在短時間內，還無法正確的預估養老金改革運行的效果。一個政策的改革，必然會面對多方面的阻擾因素，而且無法避免的會遇見多種難關，但養老金入市的改革之路是我國政策改革必經之路，任重道遠，只要逐一攻克，推進改革運行，問題才會迎刃而解?？傊B老金入市改革任重道遠。
（作者單位：吉林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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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齡化解決方案范文4
不僅如此，中國政府目前的財政狀況似乎相當好。在全球所有主要經濟體中，中國政府的資產負債狀況屬于最健康的。其國有企業的總資產達53.3萬億元（其中，27.9萬億元屬于中央政府，另外25.5萬億元屬于地方政府），外匯儲備總量在2012年突破了3萬億美元大關。在靜態條件下，中國政府的資產能輕松償還其全部負債。
此外，中國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在過去十年增長迅速，這使得大多數人都確信，即便中國政府真的出現財政困難，也將被經濟增長所化解。鑒于高儲蓄率和高置業率，私營部門資金比較充裕，很可能能夠承擔老齡化的代價。這可以為中國政府分憂，讓它集中精力處理自身的債務問題。最后，快速增長的國內資本市場有可能在未來幾年進一步增強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借債能力。
然而，隨著其經濟增長放緩、經濟增長模式轉換，我們勢必要重新審視中國政府未來的財政可持續性——情況是不是要發生變化了？ 2012年：轉折點？
2012年，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同比增長了12.8%，達11.72萬億元。與此同時，全年財政支出增加了15.1%，至12.57萬億元。
有兩種模式值得注意。首先，中國2012年財政收入和支出的增速均遠低于2011年（分別為24.8%和21.2%）以及過去十年中的大多數年份。其次，財政支出的增長大大超過了財政收入的增長。財政收入增長放緩、財政支出增長加速的趨勢正逐步形成。
盡管人們仍在爭論，工業部門增長放緩是否是財政收入增長放緩的主要和結構性原因，但有一點已經很明顯，即經濟增長放緩是財政收入增長放緩的原因所在。2012年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為7.8%，是過去13年來最低的，這使得許多人擔心財政收入的增長是否也會相應放慢。
此外，人們還想知道，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經歷了一段時間的超高速增長后，2012年是否可能成為該增長趨勢的轉折之年。
由于實行了遏制房地產的政策，2012年全國土地出讓金收入為2.69萬億元，比2011年的3.15萬億元減少了14.6%。隨著住房市場的走向更加撲朔迷離，目前尚不清楚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在2013年是否將有所改善。按絕對值計算，中國的住房價格已經高于許多發展中國家，而就租售比和房價收入比而言，中國的房價已經處于全球第一梯隊，因此，地方政府不大可能以更高的價格拍賣更多土地，以大幅提高財政收入。
政府支出的速度未來很可能大幅加快。由于中國政府承諾改善社會福利，例如公共教育、醫療衛生、環境保護等，必要的政府開支必然會相應增加。 減速綜合癥
財政收入增長放緩將引發一系列問題，其影響將超出經濟學范疇。
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家庭收入占GDP的比例在1985年約為56%，到2010年已降至約40%，遠低于大多數發達國家50%-65%的水平（數據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
隨著家庭收入增長放緩，私營部門內部的收入分配不均將更加凸顯，并引發對目前稅收和財政制度的不滿和失望。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官方報告顯示，中國10%最富裕家庭的年收入是10%最貧困家庭年收入的65倍；同國際趨勢類似，企業管理人員與企業普通員工10%間的收入差距在迅速擴大，使得年輕一代日益不滿。
同時，政府自身也面臨挑戰。隨著資源減少，增加投資與提供社會福利之間的平衡難度將大大提高。雖然某些領域的公共支出在2012年實現了快速增長——教育支出增長了28.3%，達到4667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08%），保障性住房支出增長了16.4%，至4446億元——還有一些其他領域也需要類似的增長。隨著財政收入增長放緩，政府要么放緩財政支出增長，要么承擔財政赤字。
中央政府已經開始著手擴大財政赤字，以彌補財政支出上升形成的缺口。2012年，中國的財政預算赤字維持在8000億元，約占同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5%，保持在歐盟提出的3%這個“安全范圍”內。
另據中國新聞通訊社稱，2013年的財政赤字預計將在2012年的基礎上增加約50%，達到1.2萬億元。雖然目前中國的財政赤字規模不大，但如此高速地增長肯定會令人側目，令投資者憂心。 地方債務挑戰
雪上加霜的是，中央政府無法控制自身所有財政問題，因為其中許多問題源自地方政府。盡管《預算法》禁止地方政府發債，許多地方政府還是大肆舉債，以提供基本的福利和基礎設施，或刺激地方經濟。
在2009年-2010年的財政刺激和信貸擴張期間，地方政府的舉債規模之大前所未有，其中大部分是通過表外融資平臺為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金。土地出讓金、稅收收入以及上級政府撥款是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
對許多地方政府而言，土地出讓金占到財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隨著對房地產業遏制政策的出臺，許多地方政府未能實現財政收入增長。同2011年29.1%的增速相比，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在2012年僅增長了16.2%。為了平衡收支，許多地方政府愈加依賴自身融資平臺。融資平臺的財務風險增大、違約率攀升，因而不得不提高融資利率。
據估算，地方政府債務總額在2012年約為12.77萬億元，相比之下，2011年的總額為10.7萬億元（年增長率約19%）。總共有3萬億元的地方政府債務將在2013年到期，約占2013年地方政府預計財政收入的50%。在這種情況下，債務展期和再融資雖然成本高昂，但對許多地方政府而言卻是唯一可行的解決方案。
然而，許多地方政府似乎并不擔心。因為地方政府本身沒有獨立的資產負債表，因此他們并不對自身融資行為負全責。事實上，中央政府在為地方政府進行隱性信用背書。 社保缺口堪憂
較之上述問題，社會保障資金缺口，仍然是影響中國政府財政穩健的最大的不確定因素。
社保體系的資金缺口將隨著中國人口的迅速老齡化快速擴大。負債總額有朝一日可能會超過國有企業的資產總額，而后者正是中國政府的最重要資產。
由于現行的獨生子女政策導致人口老齡化加劇，以及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目前的社會保障體系可能會危及中國政府的財政可持續性。據社?；甬斁址Q，由于社保體系存在資金不足這一潛在問題，中國可能很快不得不考慮推遲退休年齡，即退休人員能開始領取社會保障金的年齡。
即便按照官方數據，很多省級社會保障基金也都存在資金不足。有些專家估計，即便中央政府社會保障資金也未能很好地顧及到人口統計學特征以及經濟狀況的不確定性。社保體系資金不足不光可能帶來經濟不確定性，還可能對中國造成深刻的政治不確定性。
國際投資銀行近期一些研究顯示，中國政府的總債務占自身GDP的50%-120%，遠高于官方統計水平。如果這些研究屬實，上述因素將給中國政府的財政可持續性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 潛在解決方案
在經濟仍保持穩步增長的情況下，中國政府仍然有足夠的時間來準備，以應對其財政穩健性面臨的挑戰。
舉例來說，中國必須推動其經濟增長模式從投資驅動型轉變為消費拉動型。值得注意的是，固定資產總投資對GDP的貢獻率從2000年的33%左右急劇攀升至2011年的約65%。而與此同時，家庭消費支出對GDP的貢獻率從2000年的約40%降至2011年的約34%，遠低于60%的世界平均水平（數據來源：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數”）。
有一個因素可能在此轉型中發揮了格外重要的作用。多年來，房地產開發投資總額對GDP的貢獻率幾乎增加了2倍，從大約十年前的5%增至2012年的15%。隨著時間推移，中國必須不再依賴房地產行業拉動經濟增長，不再一味靠賣地來帶動財政收入增長。
財稅體制的進一步改革也很關鍵，這不僅關乎財政收入和支出平衡，還關乎政府承諾的保障社會福利和民生，以及緩解財富分配不均。2013年一季度，財政收入僅增長了6.9%（數據來源：財政部），增速遠低于去年。
金融部門的改革深化以及資本市場的發展，也將有助于提高政府舉債能力，并有助于積極監督政府財政決策。隨著企業和市政債券市場的發展，地方政府及其融資平臺將有機會光明正大地從公開市場籌集資金。參與正規的資本市場不僅將為地方政府提供它們急需的融資機會，還將有力地激勵地方政府維持增長和財政穩健。
老齡化解決方案范文5
關鍵詞:養老基金;長壽風險;死亡率;長壽債券
一、人口老齡化及其發展趨勢
人口老齡化有靜態和動態兩個方面的含義。所謂靜態含義是指社會人口結構呈現老年狀態,進入老齡化社會;動態含義是指老年人口相對增多,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斷上升的過程。國際上通常認為,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即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處于老齡化社會[1]。
世界人口年齡分布正發生深刻的變化,即年齡分布因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而逐步轉向人口老齡化。預期壽命在近幾十年中快速增加,并且這一趨勢還將持續。歐洲1955年出生的男嬰的預期壽命為62.9歲,而今已達到70.5歲,女嬰則由67.9歲增至78.8歲。發展中國家的預期壽命增幅更大,例如中國上海的平均預期壽命的年增幅約為3.24個月,男性預期壽命已由1978年的70.69歲增至2009年的79.42歲,女性壽命已74.78歲增至84.06歲。由此人口結構也出現老齡化,如1950年的歐洲,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8%,預計在2050年時將達到28%,其中8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由1950年的1%上升至2050年的10%,亞洲和北美也有同樣的趨勢①。
二、長壽風險的內涵與影響
當前人口老齡化在諸多社會領域引發了一系列嚴重的挑戰,如養老金因退休高峰而遭受巨大考驗,醫療系統不堪重負,退休人口由積累財富轉向消費時可能引致的資產價格下行等等。人口老齡化的推進也是長壽風險不斷累積的過程,本文主要關注伴隨人口老齡化而出現的長壽風險特質及其管理方法。
長壽風險對個人而言,是指壽命延長使個人面臨未來支付增加而遭受的保障不足或無力支付的風險;對養老保障型產品提供機構而言是指壽命延長使未來給付年限和給付額度增加,導致負債大于資產的風險。
個人應對獲得養老保障并化解長壽風險的渠道主要包括,政府的基本養老保險、壽險公司、企業年金、私人養老基金、住房逆抵押貸款以及風險自留等。
政府的基本養老保險系統遭受長壽風險沖擊主要表現為收支缺口擴大和財政補貼壓力持續增加,導致養老金制度的財政維持能力遭受質疑。當前國內個人賬戶資金計算使用的期限遠低于實際壽命,超過計算年限后,隨后年份的支付將再次并入統籌,政府養老統籌已面臨長壽風險和人口結構改變的雙重壓力,其財務可持續性明顯弱化。而今社會養老保險的多支柱改革推進呈現出公共養老金和私營養老金在收入替代率方面的此消彼長,即社會養老保險系統提供的退休收入比例下降,私營產品提供的比例增加,加之稅收激勵也推動了私營產品需求增加。
商業性養老保障型產品通過年金化為個人轉移長壽風險,當前年金化仍以固定的死亡率作為精算假設進行定價,并未涉及到未來死亡率改善的可能性,于是壽命延長可能會造成年金商品費率被低估,進而引發養老保障型產品提供機構的財務問題,勢必會對其經營形成不利影響。
由于長壽風險轉移市場的缺失或發展遲緩,養老保障型產品提供機構等在為個人提供長壽風險管理的同時,自身陷入了長壽風險管理困境。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壽險公司、企業年金等商業性養老保障計劃試圖通過以下方法實施長壽風險管理:一是涉獵不同的產品、不同國家或不同社會經濟群體,實施長壽風險的多元化或自然對沖;二是與再保險公司簽訂再保險協議,將部分或全部長壽風險的轉移給再保險公司;三是有可能批量轉售退休金計劃未來支付等等。但從已有的長壽風險再保險協議和退休金出售交易存量看,系統性長壽風險集中滯留于保險系統內,保險公司接受長壽風險轉入的意愿不高,且因死亡險和年金產品分由不同機構銷售,自然對沖機制難以發揮作用[2]。于是養老保障型產品設計出現了DC計劃逐步取代DB計劃、產品定價升高等趨勢。這主要是因為死亡率實際調查數據和生命表提供數據的差異顯著,而生命表是各養老保障性產品設計與定價的依據,機構面臨的長壽風險難以從定價中得到彌補。于是在長壽風險轉移可能性很低的條件下,養老保障型產品定價過高、DB計劃萎縮、DC計劃年金化率低,長壽風險由個人自留將難以避免。
人口老齡化趨勢的推進使得機構難以將長壽風險視為正常的商業風險,并予以承擔。因而隨著長壽風險的增加,研究各類養老保障型產品的長壽風險轉移與風險對沖成為學界和業界關注的焦點。
三、現有長壽風險管理方法的比較分析
當前機構管理長壽風險的方法基本包括四大類:一是機構自留長壽風險,即機構將長壽風險視為正常商業風險,并予以承擔。二是在現有的制度中尋求解決方案,如長壽風險的多元化或自然對沖,即在產品組合中涉及定期保險和年金業務組合;與再保險公司簽訂再保險協議,將部分或全部長壽風險轉移給再保險公司;機構將其未來支付批量出售給保險公司;小型的退休金計劃還可為每位退休成員購買年金等,這樣的套期保值策略將一并轉移所有系統與非系統的長壽風險,除非轉移長壽風險過程中使用的是定期遞延年金。三是改變產品設計,如年金提供商提供參與式年金,將部分長壽風險轉移給仍幸存的投保人,即年金合約中的死亡率時時調整,采用實際發生的死亡率,而非購買時的預測死亡率。四是基于創新型產品設計將長壽風險轉移到資本市場,如長壽風險相關資產的證券化,或使用死亡率指數和長壽指數相關的證券與衍生品管理長壽風險,具體包括長壽債券、年金期貨、年金期權、死亡率互換以及死亡率遠期等[3]。
除壽命延長因素外,導致養老基金潛在負債大于資產的風險顯著增加的因素還有投資收益率的變化。無論是從金融市場的實際投資回報率變化趨勢分析,還是從贍養比、勞動生產率等因素判斷,金融市場難以產生大規模持續回報。從資產角度分析,養老基金資產增值幅度有限;從負債角度分析,養老基金負債因未來支付年限以不確定性的方式延長,導致潛在負債快速增加。因而當前管理養老基金潛在負債大于資產的風險,需從長壽風險的對沖管理角度展開。雖然對沖長壽風險的現有方法為數不少,但由于死亡險和年金產品分別由不同機構銷售,自然對沖機制不僅難以發揮作用,而且不易操控。同時,已發生的零星交易觀察,再保險公司并不熱衷于對長壽風險進行分保。小型的退休金計劃購買年金以處置長壽風險的方法并不適用于大規模的年金,這只是轉移問題而非解決問題。改變養老產品設計,比如設置遞減支付、定期年金或采用DC計劃,本質上都是要求個人自留長壽風險,屬于長壽風險管理的低效表現,并不符合老人的養老需求。所以,各類養老保障型產品的提供機構仍在尋求更為有效的長壽風險管理方式。
在養老基金規模龐大且風險管理創新迅速的發達金融市場,從資本市場風險轉移功能角度考慮設計與開發金融衍生工具以實施長壽風險管理的探索正在持續展開。雖然適用于交易所內交易的標準化合約開發還有很多障礙有待突破,但基于長壽風險管理的場外市場合約已有交易。
四、SwissRe死亡率證券和EIB/BNP長壽債券的啟示
借助瑞士再保險公司(SwissRe)的死亡率證券和歐洲投資銀行和法國巴黎銀行(EIB/BNP)設計的長壽債券的剖析,本文將探討基于創新型產品的長壽風險對沖管理。
(一)SwissRe死亡率證券
2003年12月瑞士再保險公司發行了為期三年的死亡率債券,以便于減少瑞士再保險公司所可能面臨的死亡率嚴重惡化的風險。SwissRe死亡率債券發行總額為4億美元,每季付息一次,計息方式為三月期的美元LIBOR加上135個基點。該債券體現死亡率風險的設計為根據死亡率指數變化調整償付的本金額度,也就是未預料的死亡率增加將導致償付本金額度的減少。死亡率債券中跟蹤的死亡率指數是在采集美、英、法、意和瑞士五國數據的基礎上編制而成的。
在SwissRe死亡率債券的三年有效期內,若實際死亡率指數未超過2002年基準指數的1.3倍,投資者可獲得全額本金償付;若處于基準指數1.3與1.5倍之間,則實際死亡率每增加0.01,本金償付額減少5%;若超過基準指數的1.5倍,投資者的本金將全部損失[4]。
死亡率債券由特設機構發行,特設機構以債券發行獲取的本金,購買價值4億美元的高信用等級債券,同時借助于利率互換交易將債券利息轉變為基于LIBOR的現金流。特設機構每季支付一次利息,債券到期時根據實際死亡率指數調整本金償付額度。特設機構的存在既可使得瑞士再保險公司將該業務表外化,還可控制信用風險,增強投資者信心。
瑞士再保險公司的盈利與死亡率負相關,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生命與健康再保險公司,瑞士再保險公司正積極尋找交易對手以實現長壽風險的轉移,否則大量積存的長壽風險需要保有規模龐大的資本金以滿足監管當局的資本充足率監管要求,同時通過管理長壽風險,瑞士再保險公司還可維持較高的信用評級。死亡率債券的發行為瑞士再保險公司提供了極端死亡率風險的防護措施,有助于瑞士再保險卸載其可能面臨的極端死亡率變化。
作為瑞士再保險公司的交易對手,債券投資者將在未發生極端死亡率事件的條件下,可得到更高的投資回報。死亡率債券等同于死亡率指數的范圍看漲期權,瑞士再保險公司是期權買方,債券投資者是期權賣方。
SwissRe死亡率證券是為應對突發重大災難而設計的,債券有效期與長壽風險管理要求相差太遠,而且指數編制與養老基金的受益人結構差距過大,即使該債券被用于短期長壽風險的套期保值策略,也會引發明顯的基差風險。
(二)EIB/BNP長壽債券
法國巴黎銀行(BNPParibas)原計劃在2004年11月面向養老基金業推出長壽債券,這是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長壽風險證券化嘗試。EIB/BNP長壽債券發行總額為5.4億英鎊,有效期為25年,是支付浮動利息的年金債券,其創新設計在于利息支付與幸存者指數掛鉤,該指數計算基于英格蘭和威爾士2002年65歲男性的實際死亡率,最初的利息支付額設定為0.5億英鎊。EIB/BNP長壽債券被歐洲投資銀行(EIB)評定為AAA級信用等級并發售,由PartnerRe再保險公司承保長壽風險相關的超額損失。EIB/BNP長壽債券實質上包括三個部分,一是由歐洲投資銀行發行的浮動利息年金債券,以歐元為計價單位;二是歐洲投資銀行與法國巴黎銀行之間的貨幣互換,歐洲投資銀行支付浮動利率的歐元現金流,獲得固定利率的英鎊現金流;三是歐洲投資銀行與partnerRe再保險公司之間的死亡率互換[5]。
EIB/BNP長壽債券設計的可取之處包括:債券現金流的設計有助于養老基金對其長壽風險曝露實施套期保值,尤其是為特定參考人群提供長達25年的年金化支付時。幸存者指數依據國家統計部門的原始死亡率而編制,易獲取的可信數據增加了市場透明度,可提升投資者信心。
EIB/BNP長壽債券并未成功發行,總結其原因主要包括:一是長壽債券的有效期還不足夠的長,該債券并不能成為養老基金的有效風險對沖方式,這妨礙了養老基金的投資意愿。二是資本要求高而風險降低的少,這使其成為占用資本金較多的一種風險管理工具。三是模型和參數的不確定性較高,使投資者和發行人缺乏充足的信心。即使長壽債券能夠提供完全風險對沖,其所隱含的不確定性將使得合理定價成為不可能。四是潛在的套期保值者認為基差風險相對于債券定價而言過高。長壽債券的特定人群與多數年金和養老基金的受益人結構差異顯著,如年齡階段或性別因素,隱含的基差風險大。又如當年金受益人經歷更快的死亡率改善(比定價的基礎—全民指數),基差風險顯著增加?；铒L險增加的可能性原因還包括長壽債券特定的年金支付水平,在實現養老金計劃存在支付提高的可能性(如基于通貨膨脹率調整的年金化支付)。五是長壽風險所依賴的指數是中心死亡比率,這意味著幸存者指數將低估幸存人群的真實比例。
雖然EIB/BNP長壽債券還有待進一步完善,但其中包含的長達25年的債券有效期、在場外市場實施死亡率互換、死亡率指數或幸存指數編制等都為長壽風險的資本市場管理工具與市場發展提供了借鑒。
另從以上兩個債券的設計可看出,通過資本市場實施長壽風險管理還有很多障礙,如死亡率指數編制。有效的死亡率指數需消除具體投資組合和人群的個體差異,同時確保依然保留不能有效分散的長壽風險。就地域和社會人口統計因素而言,指數覆蓋面應盡可能廣泛,同時還需盡可能地接近參考它的投資組合,把基差風險(basisrisk)降到最低。只有這樣,該指數才能成為公平交易和風險轉移的理想市場基準,并實現長壽風險的市場最低價格確立[6]。
五、總結
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和長壽風險的日益累積,導致社會養老保險的多支柱改革和養老需要滿足對年金等商業性養老機構的倚重。與此同時,長壽風險管理方式的滯后使得年金、養老基金等機構遭遇了長壽風險自留、監管資本要求提高等系列問題,這又抑制了商業性養老保險型產品市場的拓展。故而從長壽風險管理方式上實現突破,將有助于整個社會養老保障系統的優化。從已發生的交易看,可從以下方面加快長壽風險轉移與對沖的實現。
一是鑒于政府已經由養老保障的第一支柱承擔了可觀的長壽風險,不宜再通過長壽債券發行負擔更多的長壽風險,政府統計部門可提供死亡率原始數據,還可基于公開數據編制死亡率指數或長壽指數,作為長壽風險對沖管理市場發展的基準。
二是隨著長壽風險的累積,市場需要大量的有效期超長的債券以便構造套期保值投資組合,尤其是遞延年金需要期限長達50年甚至更長的債券以滿足其年金費收取和年金化支付期間的現金流管理需要,而通過國債提供超長期債券是較為可行的。
三是長壽風險對沖管理市場需要在場內市場交易的標準化合約和在場外市場交易的非標準化合約相互匹配。場內市場可針對系統性的長壽風險設計標準化合約,由于合約的最終使用者類型多,各種信息、預期會迅速反映到市場競爭中,同時場內市場交易還具有流動性、交易機制設計等方面的優勢,如死亡率指數或長壽指數交易。而場外市場非標準化合約可為投資者度身設計以對沖其非系統性的長壽風險,降低基差風險,如長壽債券、死亡率互換等。
基于指數型長壽風險衍生品、已有的利率和通貨膨脹率衍生品和投資組合策略,養老保障型產品提供機構可有效地調整投資風險和回報率,更注重純粹風險的管理,將成本控制在一個合理水平上,還可使得產品設計更加個性化、低成本,推進市場細分,減少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使得每個風險群體都能得到更為精確的定價。
參考文獻:
[1]StephenRichardsandGavinJones.Financialaspectsoflongevityrisk
[2]ThomasCrawford,RicharddeHaan&ChadRunchey,LongevityRiskQuantificationandManagement:AReviewofRelevantLiterature
[3]SwissReinsuranceCompanyLtdEconomicResearch&Consulting.Annuities:aprivatesolutiontolongevityrisk
[4]AndrewCairns.LONGEVITYBONDSANDMORTALITY-LINKEDSECURITIES
[5]D.Blake,A.J.G.Cairns&K.Dowd.LIVINGWITHMORTALITY:LONGEVITYBONDSANDOTHERMORTALITY-LINKEDSECURITIES
老齡化解決方案范文6
關鍵詞：歐債危機 歐元區 經濟一體化 政治一體化
中圖分類號：F830.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770(2012)01-023-04
當前，國際金融市場對希臘可能出現債務違約的擔憂進一步加劇，希臘因債務危機最終走向破產的可能性進一步增大。同時，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已經出現的或將來可能出現的金融風險問題，更是引發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并有可能進一步蔓延至實體經濟領域，甚至是國際政治領域。歐債危機的影響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持續時間之長，決定了我們有必要深入分析其成因。歐債危機的起因錯綜復雜，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既有經濟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既有歐元區內部的因素，也有國際經濟政治大背景的因素。本文試圖從經濟學和政治學的雙重視角深入探究歐債危機的起因。
一、經濟一體化和政治一體化的不同步性
在歷史上歐洲人曾經以各種方式進行過歐洲一體化的偉大嘗試，但是都失敗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使歐洲人普遍寄希望于通過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道路來實現歐洲的和平與福祉。從二戰后的歐洲煤鋼聯營共同體，到1993年的歐洲聯盟誕生，主要是走的經濟一體化的道路。歐元區的成立實際上是二戰后歐洲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結出的果實，各成員國讓渡出自己的一部分，主要是貨幣，組成了一個共同的單一貨幣聯盟。歐元區的成立在促進歐元區成員國間的經濟一體化方面也確實發揮過許多積極作用。成員國在加入歐元區之后，享受到了歐元區使用單一貨幣的好處，比如消除匯率浮動，促進跨境貿易和促進跨國就業等，使得政府和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上融資更加便利，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資本流動更加順暢。但是我們還必須看到，歐元區成員國畢竟是獨立的歐洲民族國家，歷史傳統和文化差異在短時期內是很難融合的，各民族國家的利益沖突也仍然客觀存在。因此，歐洲的政治一體化一直都遠遠落后于經濟一體化，在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共同司法與內務合作、共同防務政策等方面的進展仍然非常有限。
按照加入歐盟和歐元的標準，歐元區似乎可以作為一種國家的～體化模式。但是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歐盟不但沒能順利解決希臘債務問題，歐債危機反而傳染至更多國家。歐洲金融市場動蕩加劇，還存在著債務危機與銀行危機并發的可能性。歐元及歐盟運作機制當前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考驗，與歐元區經濟一體化和政治一體化的不同步性有直接關系。與經濟一體化相比，歐洲政治一體化的進程大大地落后。沒有政治聯盟作為基礎，經濟聯盟的發展就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障礙。歐元是一種共同貨幣，它的價值及其穩定與否還取決于各國在政治上能否保持團結一致。若政治一體化的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對于歐元來說就是致命的傷害。目前急需解決的就是國家的讓渡問題。國家對貨幣稅收的管轄權不僅是國家重要的經濟職能，更是一國的重要內容。對于參加歐元的國家而言，它們已經讓渡了發行貨幣的，但是仍然保持稅收和國家經濟決策的權力。這不是單一的經濟一體化所能解決的，更加需要政治一體化的發展來解決。
由于歐元區經濟一體化和政治一體化的不同步性，各成員國的國家利益與歐元區共同利益經常存在沖突。作為多種增長模式和多種發展速度共存的經濟聯合體，歐元區成員國經濟發展差異很大，特別是近年來隨著歐元區的東擴，轉軌中的中東歐國家逐漸加入歐元區，更加加劇了區域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歐元區各國經濟復蘇步伐不統一，德國、法國的經濟開始回歸正常，而希臘、愛爾蘭、西班牙等國由于房地產泡沫的破裂，經濟復蘇之路曲折。各成員國對歐元區貨幣政策的訴求不盡相同，但歐洲央行顯然難以同時兼顧所有成員國的利益，這一問題在單一貨幣體制下難以得到有效解決。如果有一個好的政治決策機制，當某個成員國債務風險上升時，歐元區應該能夠果斷地尋求一種合適的解決辦法。但是，歐盟的成立是建立在一系列超國家機構基礎上的，各成員國常常在機構設置，席位分配、表決機制等問題上爭論不休。歐元區與歐盟密不可分，歐元區的重大決策中都由這些超國家的機構協調解決，這樣的制度設計本身就是缺乏效率和執行力的。在歐元區現行決策體制下，歐洲債務問題不可能迅速得到解決。同時，歐元區設計上又沒有退出機制，出現問題后協商成本很高，這也給歐元區危機處理提出了難題。由此可見，將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置于一個統一的貨幣區內，只搞經濟一體化卻沒有政治一體化，必然存在著諸多難以協調的矛盾，制度上的弊端就已經為危機的爆發埋下了伏筆。
二、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和經濟趨同的不穩定
歐元區各成員國的實際情況不同導致經濟政策各不相同，已經成為歐元區未來發展的重大障礙。雖然成員國在經濟趨同上都達到了指標的要求，但是這種趨同僅僅是表面經濟數據的統一和接近，歐元區真正需要的經濟政策的協調統一還遠遠沒有到來。成員國稅收制度各不相同，失業保障制度以及養老金制度也不統一，成員國不同的通貨膨脹水平與相同的利率之間存在著很大程度上的不協調，成員國穩定物價的要求與放棄部分經濟后調控手段受限制之間也有難以解決的矛盾。如果歐元區不能較好解決內部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問題，那未來的歐債危機仍然會愈演愈烈。
成員國經濟政策的不協調還嚴重影響了歐洲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按照歐盟條約的規定，歐洲中央銀行應該是具有高度獨立性的金融機構，它對歐元起到保證幣值穩定、抑制過高通貨膨脹的作用，是關系到歐元能否穩定運行的關鍵和基礎。但是從后來的實際情況來看，利益的差異性使歐洲中央銀行的獨立運作大打折扣。歐洲理事會控制著歐洲央行的人事安排，它是由各國央行的行長和董事會成員組成的，這些成員都代表本國經濟利益說話。由于各國對貨幣政策的要求不同，因此都盡可能影響歐洲央行采取對本國有利的貨幣政策，從而威脅到了歐洲央行的獨立性。有些國家在失去貨幣調控的手段后，只能利用其他手段來適應本國經濟發展的要求，這些手段也經常地與歐洲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相抵觸，從而大大降低了貨幣政策的效果。
除了經濟政策的不協調以外，成員國經濟趨同的不穩定也是歐洲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了加入單一貨幣體系，各成員國不惜一切代價地向經濟趨同標準靠近，其中很多國家都是臨時突擊的結果。這種經濟趨同標準很難在歐元區啟動后長期維
持下去。希臘、意大利。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等國的債務危機，明顯地暴露出這種經濟趨同的不穩定。歐洲某些大國出于政治目的而人為地搞經濟趨同和加快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進度，最終必然會出現適得其反的效果。比如。對當年希臘為加入歐元區而做假賬，德、法等國心知肚明，但急于擴大歐元區的政治心態壓倒了本來規定的嚴格的財政、經濟標準。希臘等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原本與德、法等歐元區核心國相差不少，其福利水平也有差距。加入歐元區后，希臘背靠歐元這棵大樹，大量借貸，福利水平迅速趕上甚至超過了其他國家?？梢哉f，歐元區在成立之初就在經濟領域埋下了地雷。歐元區成立之后不久，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又使得各國政府紛紛推出刺激經濟增長的財政寬松政策，希臘政府的財政原本處于一種弱平衡的境地，高福利、低盈余的希臘根本無法通過公共財政來支撐過度的財政開支，因此在這輪財政寬松政策中出現了債務危機。希臘債務危機爆發后，歐元區的其他國家包括德國和法國等核心國家都以盡量減少本國國家利益損失為出發點，來協調和尋找各方可接受的解決方案，完全沒有當初推進歐洲一體化的決心和進度。從這里也可以看出，成員國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和經濟趨同的不穩定。直接導致了它們在面對債務危機時仍然退守回本國國家利益的底線，大大增加了各方的協調成本，還可能會延誤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因此，對于每一個歐元區成員國來說，未來逐步推動建立協調的經濟政策并謀求穩定的經濟趨同是很必要的。在這次歐債危機中處于困境的國家必須更多地服從歐元區的統一領導。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希臘在這次危機中實際上已經失去了一部分自，公共政策上也將更多地受制于歐洲央行和歐盟的干預，這種情況以后可能還會發生在歐元區其他成員國身上。
三、貨幣政策的集中化和財政政策的分散化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一個國家調控經濟運行的兩大最主要的宏觀經濟政策，在兩大政策的應用中，其調控的側重點、調控目標、調控影響等方面均存在差異。貨幣政策更多地側重于總量的調節，更多地側重于保持幣值的穩定，且在治理通貨膨脹的時候作用更突出：而財政政策可能更側重結構性的調節，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比較突出，且在治理通貨緊縮的時候作用更突出。因而，為實現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國際收支平衡等宏觀經濟目標，客觀上必然要求將兩大宏觀經濟政策統籌安排合理搭配使用，這在一個國家內部通常是很容易實現的，但歐元區國家在這個問題上則具有較大的特殊性。歐洲區內的國家并非一個普通意義上的國家，雖然歐元區的財政政策仍由各國政府自主制定并執行，但由于歐洲一體化的政治需要，各成員國將自主制定執行貨幣政策的權力讓渡給了歐洲央行，由超國家的歐洲央行制定并執行歐元區統一的貨幣政策，即歐元區實行的是自主分散的財政政策與集中統一的貨幣政策搭配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可以說，這一制度設計是歐元區的最大特色，但也為當前的歐債危機埋下了伏筆。原因在于，各成員國自主實施的財政政策的目標主要是為促進本國經濟增長及解決本國失業等問題，而歐洲央行實施的貨幣政策目標則主要是為維持低通脹并保持歐元的對外幣值穩定。
按照經濟學理論，當一國財政狀況惡化時，其信用將會降級，由此導致發行國債的成本上升，甚至金融市場對其繼續發行債務還會附加諸多限制條件，這都會減少財政狀況惡化的國家發行國債的可能性，進而對該國政府控制國債融資和政府赤字規模形成約束。但因歐元區實施的是集中統一的貨幣政策，因而金融市場對歐元區各國政府財政赤字融資的制約機制無法發揮作用。而且，在這種制度安排下，歐元區在一定程度上還為不達標的赤字國發行債務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打開了方便之門。如加入歐元區之前的希臘，意大利等國的政府赤字本就已偏高，其債務背后的信用擔保能力已較低，但這些國家加入歐元區后并沒有采取緊縮的財政政策以削減赤字，而是更加專注于通過擴張財政預算實施寬松的財政政策實現本國經濟增長及解決本國失業問題，將由此可能引發的通脹及歐元匯率穩定問題均拋給貨幣政策的統一執行者歐洲央行。由此可見，歐元區先天的內在制度設計缺陷，使歐元區各國家不僅喪失了主動彌補財政赤字的意愿，反而使其原有的財政赤字進一步擴大，從而釀成當前非常嚴峻的歐債危機。面對歐債危機的爆發，歐元區各成員國仍無法在本國范圍內單獨采取任何貨幣政策來調整，只能寄希望于歐洲央行的統一安排，而這又發生很高的溝通成本，需要很長的協調時間，因而往往失去最佳的政策反應時機，造成很大的經濟波動和危機的可能。
四、區域經濟差異和產業結構失衡
歐元區各個國家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希臘，意大利等南歐國家在經濟體制與運行方式上與德，法等國家也有著較為明顯的差異?？梢赃@樣說，在歐元區內部，經濟強國的發展優勢與弱國的發展劣勢越來越突出，兩極分化的趨勢也變得越來越明顯。經濟強國帶動不了弱國，弱國的放緩也同時拖慢了強國的發展。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國既沒有特殊的地域優勢，沒有很豐富的自然資源，在科學技術方面也沒有明顯領先的優勢。以希臘為例，其經濟發展非常畸形，實體經濟的支撐作用很低，房地產泡沫相當嚴重。希臘的勞動力、能源等生產要素市場競爭不充分，資源配置效率不高，處于壟斷地位的希臘公共企業改革阻力較大，公用事業市場開放相對滯后。希臘的國有企業不僅自身效率低下，服務質次價高，成為財政包袱，而且政府為了拉攏選民，贏得大選，還不得不大力擴展公共部門，進一步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由于希臘低迷的經濟不能支持其龐大的財政支出，最終導致經濟泡沫逐漸破裂。失業率居高不下，銀行業壞賬率激增，債務危機的爆發難以避免。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希臘等南歐國家的債務危機反過來也在制約德國等歐元區主導國家的融資能力，導致德國國債的再融資成本增加。例如，德國政府在最近發行國債時就遭到資本市場冷遇，投資者認購很不積極，最終導致德國央行不得不出手購入超過市場需求的國債，以避免此次國債拍賣失敗。作為歐洲頭號經濟強國的德國長期國債一直是資本市場熱捧的優質資產，如此高比例的德國國債在市場上不能售出尚屬首次，反映的是投資者對歐元區經濟前景的不信任。如果作為歐元區經濟信用等級最好的德國尚且不能在資本市場充足地融資，歐洲其他國家的境況可想而知。最近這次德國國債發行遇冷，直接反映出資本市場對作為歐元區實力最強的德國經濟能否免于遭受歐債危機的擔憂，也是德國經濟遭受歐元區債務危機拖累的一個信號。
從產業結構的角度來看，在金磚國家的經濟迅速增長的過程中，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占據了世界絕大部分市場，而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則幾乎壟斷了高科技產品市場，因此國際制造業市場中留給希臘這類國家的份額就微乎其微了。希臘進入工業化的時間相對較短，由于受到自然資源等諸多先天條件的限制，對制造業產品的進口依賴度很大，而
象希臘原來的傳統產業如航運和旅游等，又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受到劇烈沖擊，因此希臘的就業率和勞動生產率一直處于較低水平。在經濟低迷時期，國家只能采取積極的經濟刺激政策，這又使得財政支出大幅度增加，這些原因都加大了希臘在面臨經濟危機時的財政壓力。在其他南歐國家，如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其產業結構的不合理性和希臘也很類似，缺乏制造業支撐的產業空心化和擴張性的赤字財政政策，都是這場歐債危機的直接導火索。
五、人口的老齡化和不合理的社會福利政策
歐洲是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地區，公共財政背負著很重的養老金負擔，必然會表現為相關國家的公共債務不斷上升。除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巨額養老金支出，歐洲的教育醫療福利、失業救濟、帶薪休假等其他福利項目的支出比例在全世界都屬于高水平行列。如果把歐洲和美國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發現，雖然美國社會較歐洲更為開放，吸收的外國移民也比歐洲多，但是多年來美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卻是歐洲的兩倍左右，失業率也只有歐洲人的一半，出現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社會福利水平比歐洲相對要低很多。與美國不同，歐洲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可謂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安全網”，除了經濟活力受損外，還帶來社會制度的僵化。在歐洲的選舉政治下，歐洲國家不合理的社會福利政策不斷地被強化，沒有哪位政治家或選舉候選人能強力推行削減社會福利開支的財政政策。因此，歷史因素和現實利益交織在一起，使得歐洲很多國家的“寅吃卯糧”狀態持續了很多年。近年來，歐洲一體化的快速推進和歐元區的成立雖然一定程度上掩蓋了這種不合理社會福利政策的弊端，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最近幾年，很多財政能力有限的南歐國家在社會福利政策方面向德國和北歐看齊，而完全不顧及本國的實際經濟發展水平，最終導致債務無法按期償付的危機。
在社會福利政策的形成方面，歐洲各國間有著不同的文化差異。就希臘而言，其債務危機的一個根源就在于其要靠借錢才能過日子，這樣寅吃卯糧的狀態顯然是不可持續的，可以這樣說，希臘爆發債務危機有其必然性，這場債務危機的到來只是早晚問題。除希臘外，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的信用評級最近不斷被下調，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超過國家財政能力的不合理社會福利政策所導致。因此，這場歐債危機的爆發確確實實給歐洲高福利國家的公共政策敲響了警鐘。
到目前為止，歐債危機的影響還遠未結束，歐洲經濟也沒有出現回暖的跡象。歐洲的這場危機對于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來說，同樣具有很強的警示作用。首先，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統一應該成為我國未來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主要著力點，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收支結構和收支平衡尤其要重點予以關注，我們今后絕對不能出現歐洲這樣的債務危機。其次，在中國社會老齡化趨勢日益加快的大背景下，如何制定一套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福利政策，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應該成為今后需要重點解決的改革攻堅點。最后，我國當前在產業結構升級和縮小區域經濟差異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應該放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視野中重新審視和思考，我國企業在“走出去”戰略指導下開展的海外投資活動也必須要具備更大的彈性和靈活性，既要注意規避歐債危機帶給我們的各種風險，又要把握好歐債危機帶給我們的戰略機遇，更好地為我國的國家利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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