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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貧攻堅概念范文1
一、金融精準扶貧的相關概念
（一）金融扶貧的概念
金融扶貧是指金融機構在資金方方對農村貧困人口的支持與幫助，從而增強的農村貧困農戶的內生發展動力，達到其穩定脫貧和可持續發展。主要表現為：（1）對貧困地區發放扶貧貼息貸款。（2）對貧困地區的信貸政策支持。（3）改善貧困地區金融基礎設施。（4）加大金融對貧困地區優勢產業的支持。
（二）金融精準扶貧的內涵
金融精準扶貧是指利用科學的方法和程序，對不同貧困地區的貧困村和貧困戶進行準確界定，依據貧困的原因進行分類管理，并依據動態化的準入與退出機制進行定量考核，從而實現當地金融資源的最優配置與貧困地區人口的徹底脫貧致富。其特點是精確界定、分類管理與動態考核。
二、新疆金融精準扶貧的實踐情況
（一）推行聯動機制，加強扶貧合力
一方面，專門成立了自治區金融支持脫貧攻堅工作領導小組，協調區市縣三級金融扶貧的有序開展。另一方面，推行金融扶貧主辦行制度，指定主辦行，開展金融扶貧縣試點工作，實現集中地方資源與金融扶貧工作方式的創新。
（二）出臺金融扶貧的具體政策
新疆出臺了《金融支持新疆脫貧攻堅“十三五”規劃(2016～2020年)》、《2016年新疆金融助推脫貧攻堅工作計劃》、《自治區扶貧小額信貸貼息資金及風險補償金管理辦法》等文件，在金融方面出臺一些支持南疆經濟社會發展的細則，擴大信貸對南疆貧困地區的支持力度，實行差別化授信評級，保證貧困地區貸款的正常投放。
（三）推出一系列金融產品
推出一批符合新疆實際的具有地域特色金融模式，國家開發銀行主導的巴里坤縣金融扶貧模式、農信社吉木乃縣金融扶貧模式和中國進出口銀行扶貧龍頭企業帶動貧困戶模式都取得了好評。
（四）“訪惠聚”平臺助力，金融精準扶貧績效凸顯
利用駐村工作組優勢，積極開展金融扶貧工作，實現金融服務的精準進村、精準扶貧。各金融機構積極與駐村工作組進行對接，推出符合農牧民需求的“訪惠聚”專項優惠貸款等特色金融產品，得到了廣大農牧民的積極響應。
三、新疆金融精準扶貧的難點
（一）貧困地區金融體系不健全
新疆貧困地區多集中在南疆連片特困地區,特殊的自然地理因素加大了南疆三地州金融機構運營、開發和管理成本，運營成本比平原地區高，但利潤率卻不到平原地區的一半，甚至出現虧損，從而使金融基礎設施很不完善。
（二）金融扶貧產品和服務單一
大部分銀行在農村金融市場業務的占比不高,而農信社等金融服務機構自身能力有限,提供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單一。農村金融服務機構提供的貸款主要以短期小額信用貸款和聯保貸款為主,貧困地區企業和農民的資金需求得不到有效滿足。
（三）政策紅利釋放不到位
短期的扶貧貼息貸款與種養殖業生產周期極不匹配，貧困農牧戶持續生產資金需求不能滿足，導致扶貧貸款政策的實施效果大打折扣。貧困地區地區人口金融知識匱乏，對政府出臺的金融扶貧政策知曉率不高,大部分貧困戶尚無主動利用金融扶貧政策資金發展生產的主觀能動性,嚴重依賴村干部推廣宣傳。
（四）脫貧人口的退出與返貧之間矛盾的協調困難
精準扶貧不僅要加強對扶貧對象的有效監測與考核，還要重點注意的是脫貧人口的及時退出，讓需要得到幫助的貧困人口及時進入得到扶助，但目前因災返貧、因病返貧、因學返貧、因婚返貧等現象的出現，使得脫貧人口的及時退出實施起來比較困難。盡管脫貧人口的再返貧可被二次界定為新的扶貧對象，但由于退出造成的扶貧幫困的中斷，存在時空差使得再次被認定為扶貧對象難度加大。返貧人口的出現，一方面造成前期的幫扶成效的消失，另一方面也使精準扶貧的總體進程減速。因此，及時合理解決脫貧人口的及時退出與返貧再生之間的矛盾是當前金融精準扶貧的重要難點。
四、加強新疆金融精準扶貧的對策建議
（一）推進普惠金融工程建設
一是增加貧困地區金融機構的數量，特別貧困地區的金融機構必須優先擴充。二是推進農村支付服務環境建設的縱深發展，進一步推動銀行卡助農取款服務點行政村全覆蓋工作的實施，解決貧困農村地區各項支農補貼發放小額提現與轉賬不方便的問題。
（二）加大對貧困地區金融知識的普及
一是依托訪惠聚平臺的優勢，開展金融知識的宣傳教育，加強運用金融信貸的意識，提高運用信貸工具的能力；二是通過建設農民培訓學校，使貧困群體加強金融教育的學習，最終達到解決貧困地區農牧民貸款困難的問題。
（三）開展金融精準扶貧工程
構建金融精準扶貧數據庫，精準定位金融扶貧對象。繼續發揮好金融扶貧主辦銀行和示范縣的模范帶頭作用，銀行業金融機構要擴大對農村貧困地區的信貸總量，優化信貸結構。依據不同貧困群體的現實狀況，專門設計金融產品和服務，從而擴大貧困地區的金融資源量，滿足貧困地區農民生產生活的資金需求。
（四）推動產業化金融精準扶貧工程的實施
推進農業的適度規模經營，加強金融對農業生產、初加工、深加工、新產品開發等方面的扶持，創建農業生產新模式。積極改善商貿物流金融體系，風險投資機構要進入貧困地區，促進企業管理現代化與技術革新，實現產業鏈的升級改造。構建金融自助組織，支持產業的發展壯大。對貧困地區主導產業和區域特色產業實行產業鏈貸款模式，建立產、工、銷一體化機制，實現規模效應與集聚效應的協調發展。構建新疆綜合金融服務平臺，依靠金融扶貧專家團的力量指導產業扶貧項目主體制作專業化、可操作的融資方案，以此來提升融資的成功率。
（五）構建金融扶貧工作推進機制
一是實行部門聯動機制。加強政府部門與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的溝通協調，發揮一行三局、金融機構在脫貧攻堅金融服務工作的積極作用，達到政策協調，信息分享，積極落實中央、自治區以及人民銀行關于金融扶貧的各項政策。二是完善管理制度。各個金融機構要積極制定關于金融扶貧的各項計劃。各地、州、市也要結合實際，制定有效地實施方案和管理辦法來助力金融的精準扶貧。三是建立考核機制。通過構建金融支持扶貧考核評估制度，明確目標與責任分工，獎罰分明，嚴格監督，實行責任追究制度。自治區人民政府通過下達金融信貸任務，督促金融機構支持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姚雪蓮.新疆農村金融扶貧的成效、問題及對策[J].區域經濟，2016（4）.
[2]李壽龍.新疆連片貧困區的金融扶貧[J].中國金融，2017（4）.
[3]董翠英.金融精準扶貧瓶頸[J].中國金融，2016（23）.
[4]張怡.對新疆南疆三地州金融扶貧開發的思考[J].企業導報，2016（11）.
[5]潘功勝.以普惠金融理念為引領創新服務助推脫貧攻堅[N].金融時報，2015-12-25.
[6]張宇飛.精準扶貧、金融扶貧與金融精準扶貧[J].現代商業，2016（23）
脫貧攻堅概念范文2
井岡山有著紅色的歷史，也是一片綠色的土地。井岡山率先摘掉貧困帽，是十多萬人民奮力攻堅的結果，也為我國縣域整體脫貧提供了樣本，有著重要的社會和歷史意義。不久前，記者到這里圍繞脫貧攻堅進行專題調研采訪。5天時間，走訪6個鄉鎮15個村莊，訪問了32個貧困戶?！肮浴倍衷谟浾叩念^腦中，有了生動直觀的顯現。
扶貧是一項以經濟指標為標準的集體努力，更是傳統社會的深刻變革。貧困，尤其是連片貧困地區，受制于客觀自然條件，發展腳步慢了。但是，貧困并不僅僅是經濟發展不夠，而有著復雜的社會因素。脫貧攻堅不是簡單的“把收入搞上去”，它是一個地方的社會人文生態的多方面變化。循著這樣的思路，記者在井岡山的村落里體會著“攻堅”的分量，探尋井岡山的“樣本意義”。
“貧”與“困”
貧困農戶經濟收入已經穩步達到一個水平，擺脫了經濟之“貧”。但“脫貧”之后還需“解困”。貧困戶的“精神之困”遠大于“增收之難”。
不讓一個群眾掉隊，是脫貧攻堅的莊嚴承諾。實現這個承諾，貧困戶始終是精準扶貧的“靶心”。一個地區扶貧成效如何，歸根結底要看戶。在井岡山采訪的那些日子里，記者走村而且串戶，認真地了解了32戶貧困戶的收入和生活情況。這些貧困戶有五保老人，有殘疾家庭，也有病患人家。
在鵝嶺鄉塘南村，記者看望了一位五保戶老人，已經72歲。他剛剛搬進自己的新房里。兩間新修的磚瓦房就在自家老屋的后面。M門是客廳，客廳右邊是老人的臥室，左邊有一個接通下水、安裝了抽水馬桶的衛生間。
老人告訴記者，修蓋這個房子，國家補助2.4萬元，自己掏3萬元。原來的房子漏雨，好幾年前就想翻蓋，但沒有錢。如果沒有這兩年的好政策，他這么大年歲的人說什么也不可能再修蓋新房子了。井岡山實行拆舊建新、移民搬遷、除險加固、政府代建4種方式，整合資金5000余萬元，用于補助“兩紅”子女（烈屬和后代）、貧困戶和五保戶等不同對象。塘南村這五保戶老人能從土坯房里搬到新蓋的磚瓦房，就是得益于這項政策。2015年以來，井岡山投入資金1.2億元用于安居扶貧，解決了6708戶群眾的住房難題。
記者和老人算了一筆日常收支賬：每年在家里務農，能有4000元左右的收入；參加五保戶，每月290元，還有80元養老金，這兩項下來，一年收入4440元；他每年還享受計劃生育特別扶持費6000元；惠農保每年分紅1500元。這樣粗粗算下來，老人年收入16000多元。
惠農保是井岡山金融扶貧的一個新探索。他們按貧困程度將貧困戶分為紅卡戶、藍卡戶。紅卡戶是特別貧困戶，藍卡戶是一般貧困戶。財政給予每個紅卡戶1萬元產業發展幫扶資金。該筆資金投入到專門組建的產業投資公司，注入九銀村鎮銀行，確保年收益不低于股本金的15%。這樣，每一個紅卡戶每年收入可穩定增加1500元。
一年開支多少呢？老人屈指算來，吃、穿、用等生活開支大概8000多元，能有七八千元結余。他說，每年開支高低有變化，節余不是個固定數。
在古城鎮一個叫沃壤的村里，記者訪問了一戶因殘致貧的紅卡貧困戶。男主人姓張，49歲。他和妻子都是天生殘疾，生活能力差。全家四口人，兩個兒子一個讀初中，一個讀小學。去年，他們高興地住進了三室一廳的新房子。新房迎面墻上是搬家時貼的對聯：“精準扶貧奔小康，堅定信念跟黨走”。
在村委會關心下，老張和妻子被安排進村組公益性崗位，負責村里的衛生打掃。夫妻兩人每月有1800元收入。新農村建設以來，很多地方的鄉村都實行公共衛生專門找人打掃，有了一些農村公益性崗位。記者在井岡山很多鄉村看到，這種公益崗位在幫扶貧困戶就業、穩定增加收入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井岡山全市開發出857個村組公益崗位，還整合生態保護扶貧涉林崗位470個，都用來幫助貧困戶就業。
老張家是古城鎮黨委領導的幫扶對象。鎮黨委書記還幫助他在附近的家具廠找到一份涂油漆的工作，他每天打掃完村里衛生就到家具廠上班，每月工資2000元。老張家有4畝田，流轉出去每年收入2000元。全家四口人享受低保，兩個人每月領取270元低保金，另外兩個人每月領取210元低保金。他們一家每年收入在6萬元左右。老張告訴記者，全家一年開銷3萬多元。按照現在的收入水平，每年差不多能節省下兩萬元。
因病因殘致貧，在農村貧困戶中占比很大。記者走訪的32戶貧困戶，因病因殘致貧的有18戶。記者在這些貧困戶家里看到了扶貧成效，也感受到農村貧困戶存在的實際困難。
在茅坪鄉壩上村，記者跨過村邊小河上的一座小橋來到了一戶姓肖的人家。清晨的陽光灑進村莊，空氣中透著清新。女主人剛打掃完院落，準備接待來這里參加“一天”活動的游客。
女主人58歲，家里因為31歲的女兒生病成了紅卡貧困戶。男主人早早去工地壘岸了。女兒3年前患上尿毒癥，每周都得透析兩次。一年下來，醫藥費用兩萬多元。井岡山全市構建起新農合、大病醫保和疾病應急救助“三道防線”。肖家這種情況，可以享受大病保險補償等政策。兩萬多元醫藥費，需要自己支付的不到8000元。因為要到鎮衛生院去透析，來往還有車費開支和在鎮里住宿等，總共加起來1萬多元。
“愁的倒不是錢?！迸魅嗣鞔_告訴記者，丈夫種著家里的3畝田，還打點零工，每年能有八九千元工資收入。這兩年村里發展農家樂，他們參加“農家樂”旅游項目“一日”，接待游客，2016年收入超過16000元；女兒享受農村低保，每月有210元。她念念不忘的是：“孩子的將來該咋辦？”說起女兒的病，女主人眼眶里就涌出了淚水。實打實說，疾病帶給這個家庭的是巨大的精神壓力，而經濟負擔倒還可以承受。
這3戶人家的生活狀況，讓記者看到了脫貧攻堅的制度性成效。通過這些年的幫扶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農村社會保障尤其是農村合作醫療，讓看病不再成為農民最發愁的事情。公益性崗位等就業幫扶政策，根本改變了貧困家庭的收入來源。如果說經濟收入上不去是“貧”，記者在調研中感到，貧困農戶已經“脫貧”。無論是五保戶，還是因殘因病致貧的農戶，經濟收入都已經穩步達到一個水平。但是，他們“脫貧”之后依然需要“解困”。困在哪里呢？貧困戶的“精神之困”遠遠大于“增收之難”，殘和病都是心頭之困。現在，農戶居住相對分散，集體活動和精神文化生活貧乏，他們對于疾病和生活的憂慮就難以得到排解。經濟收入脫貧之后，如何加強農村社會文化建設，幫助有病有殘疾的家庭增強信心，仍然是農村建設的重大任務。
“戶”與“家”
“簟筆且桓鐾臣聘拍睿“家”則包含著精神和社會意義。健康完整的家庭才能充滿奮進動力。脫貧攻堅不僅要政策幫扶到“戶”，更要幫農民建好“家”。
扶貧與扶志相結合是脫貧攻堅的一條原則。記者在調研中看到，家庭“志短”，除了因病因殘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家庭本身的不完整。記者理解的不完整家庭，是指作為家庭主體的夫妻一方缺失。家庭主體缺失的原因各種各樣，在每一個時期都有。但是，當前農村社會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家庭主體缺失直接損害家庭的經濟功能，造成長期精神不振和經濟貧困。
有一種情況是上輩單親，導致下一輩家庭的起步困難。記者在葛田鄉華嶺村訪問一位58歲的老太太。她丈夫早年病逝，一個人拉扯大兒子。如今，兒子靠維修摩托為生，家里花了所有積蓄蓋起了房子，但兒子33歲依然沒有成家。房子里仍然擺放著過時的家具，而且多個房間都是空著的。兒子沒有成家是老人最大的“心病”，也直接影響著母子兩人的“心勁”。這個家庭的“扶志”與給孩子成家直接聯系在一起。
記者調研的9戶不完整家庭中，有8戶屬于上一輩單親的情況。這種家庭貧困的重要原因是，家底薄，家庭積累不足。因為歷史原因，過去很長一個時期，這樣的家庭能把孩子撫養長大，已經十分不易，難以有更大經濟力量。這樣，孩子到齡無法成家，家庭接續陷入“惡性循環”，整個家庭就容易失去精神動力。
農村不完整家庭的第二種情況是兒子大齡未婚。在鵝嶺鄉塘南村，記者見到一位周姓老婦人。67歲的她和3個未成家的兒子一起生活。老人雖然精干利索，但無法擺脫精神的困頓。大兒子曾經成家，前幾年離婚了。二兒子37歲，三兒子35歲，都沒有成家。老人說，“家里除了一個電視，不用電器”。在塘南村扶貧的掛點干部介紹說，全村560多口人、141戶，30歲以上適齡青年未婚的有24人。在茅坪鄉壩上村，記者也遇到一位吳姓老婦人，已經60歲。21年前丈夫去世，她帶著兒子生活。如今，兒子34歲還沒有成家。這位老婦人參加村里的農家樂旅游項目，每年收入都在1萬元以上。但她還是愁眉不展：“主要是發愁兒子結不了婚?！?/p>
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農村婚姻破裂有所增加，這也成為農戶返貧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記者在鵝嶺鄉神源村就訪問過一位63歲的老婦人。她早年喪夫，自己拉扯孩子成人。在孫子9歲那年，兒媳出走，后來與兒子離婚。現在，家里使出全部力氣蓋起一座兩層樓房，但外墻仍是的灰磚，家里也沒有什么家具。通往二層的樓梯和二層地板都是水泥，沒有來得及裝修。兒子外出打工掙錢去了，留下老人照看著13歲、剛上初中的孫子。
給子女成婚向來是農村家庭財富實現代際轉移的重要方式。子女婚姻破裂，尤其是兒子離婚，將中斷一個家庭的財富積累，而且造成新的損失。按照現在的社會情況，農村結婚彩禮“行情”是10萬元左右，再加上房屋、家具、酒席等開支，“婚姻成本”在20萬元以上。對于一個普通農戶來說，兒子婚姻重組相當于兩倍付出這個成本，從經濟賬上看，這也幾乎是不可能的。
當下，農村的家庭建設面臨很多新情況。女孩從上學就離開村里，到了成婚年齡，大都在外地打工。男女比例本來是不平衡的，如果兒子遭遇離婚變故，重組家庭的難度非常大。這將直接打擊一個家庭致富的精神動力。
“扶志”對于貧困戶來說，就是要改變這個家庭的精神面貌。如果說“戶”是一個農村統計概念，那么“家”則包含著更多精神和社會意義。健康完整的家庭才能充滿奮進的動力。所以，在脫貧攻堅中，政府不僅要把政策幫扶到“戶”，更要重視農民的家庭建設。家庭精神動力不足不是簡單的政策扶持可以解決的。包括家庭建設在內的社會建設是經濟穩步達到一定水平之后，農村發展的重要任務。
“鏈”與“環”
農村專業合作社鋪展出一條條產業鏈，而農戶就是這鏈上的“環”。扶貧之難在于，讓產業鏈把貧困戶帶起來，讓貧困戶成為產業“鏈”上牢固的一“環”。
井岡山脫貧攻堅中，農村專業合作組織是一個亮點。從2014年脫貧攻堅以來，新增農業合作社209個，全市貧困戶100%加入了合作社。
這個100%怎樣理解？記者想起了“鏈”與“環”的比喻。農村專業合作社是一個個產業鏈條，而農戶就是這鏈條上的“環”。打造產業鏈，能夠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村經濟發展水平，這在很多地方都得到了驗證。合作起來，才能形成規模；有了規模，才能增加效益。這是一條簡單的道理。但是，農村經營以農戶為主，難以形成規模，提高效益，這是很多貧困地區產業發展的困境。
農村專業合作組織從理論上講，可以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上，貧困戶往往缺資金、缺技術，甚至缺勞力，誰愿意和他們一起成立合作社？如何讓產業鏈條把貧困戶帶起來？怎樣把貧困戶有效地綁在農村發展的產業鏈條上？井岡山的農業合作社做出了回答。
用政府的政策舉措啟動專業合作的動力，這是井岡山的一條重要經驗。他們根據貧困程度把農村貧困戶分為三種類型：一種是紅卡戶，需要政策兜底脫貧的；一種是藍卡戶，通過扶持可以在一定時期脫貧的；再一種是黃卡戶，已經脫貧但還需要政策扶持一段時間的。政府為紅卡戶和藍卡戶發放產業發展資金，紅卡戶每戶1萬元，藍卡戶5000元。這些錢不是直接發到貧困戶手里，而是成立合作資金，發展產業，貧困戶從中分紅。這項政策為農村專業合作組織發展注入巨大動力，使貧困戶與產業發展穩固地結合起來。
政策發揮了推動作用之后，農村專業合作組織的作用就很好地發揮出來。
這種組織最容易“長”在農村的土地上，很快與當地種養條件相結合，植根鄉土，而且不會“水土不服”。黃桃、茶葉、養牛等是合作社最常見的內容。因為從事種植業和養殖業，適合四五十歲留守在農村的勞動力狀況，對技術的要求也相對低一些。以種養為主的專業合作組織成為貧困戶脫貧的一種有效方式。茅坪鎮桃寮村一個村民小組以土地入股，2015年集中200多畝土地成立茶葉合作社。今年春天就可以采茶。村支書說，這種方式最能讓農民受益。
這種“結合”有時候某種程度上超出了當地經濟資源，帶有一定社會意義。井岡山有一個鵝嶺鄉。據說，鵝嶺因附近一座山形似展翅之鵝而得名。鄉里負責人說，剛剛脫貧的荷田村得益于養鵝合作社，而正在努力脫貧的神源村也有一個養鵝合作社。記者在神源村了解合作社的運營成效。全村45個貧困戶，每戶5000元產業資金集中起來，成立了這個合作社。2016年賣出4000多只鵝，每只鵝8斤左右，而鵝的售價是每斤10-15元。合作社只聘一個固定工，每月工資2000元，忙的時候再找幾個零工。這樣下來，合作社一年收入是32萬-48萬元之間，也算可觀。
鵝嶺一帶養鵝合作社能夠獲益，并不僅僅在于那座形似鵝的山，而是因為吃鵝是鄉間酒席不可少的一道菜。人們辦酒席，壓軸大菜就是米粉鵝。所以，本地需求量很大。正是順應了這種社會習俗，養鵝才在這片土地上漸成產業。
規模是產業發展一個不容易把握的邊界。規模大了，管理難度大；規模小了，效益提不高。但是，農業合作社這種形式適應農村千差萬別的情況，規模大小完全取決于領辦合作社的人和參與合作社的農戶情況。對于能夠大發展的合作社，入股貧困戶的范圍突破了村組甚至鄉鎮的行政區劃限制。
r村合作組織多大的規模更合適，難以實行“標準化”。葛田鄉黨委書記研究了當地農村合作社的情況。他提出，合作組織的產業規模要與領辦人的經營能力、與當地產業基礎、與市場銷售情況相適應。他得出的結論是，一個農場以土地100畝左右比較合適，一個種植毛竹的合作社，土地可以在千畝以上，而茶葉合作社則200畝左右比較適合人工采摘。
農業合作社仿佛是搭建在農村的一個個舞臺，舞臺有大小，但上演的劇目都動人。新城鎮金源村一位姓尹的貧困戶信心十足地領辦一個養鴨合作社。他從小是孤兒，后來身患肺病，干不了重體力活。他10年前就開始學習養鴨子。他自己說“走南闖北學習養鴨經驗”，但因為技術跟不上，一直沒有成功。這兩年，他專門到湖南學技術，但規模還是上不去。脫貧攻堅政策給了他一個機會。他聯合村里5個貧困戶，再加上幫扶單位的產業扶持資金，成立養鴨合作社，養了2000多只鴨子。去年半年就給貧困戶每戶分紅1200元。他說：“過去成立合作社，自己沒有錢，村里人也不相信我。現在，有了資金支持，我信心足了，大家也相信我了?！别B鴨合作社這個不大的舞臺，讓這位47歲的農民找到了新的人生角色。
脫貧攻堅概念范文3
貧困縣的“府谷現象”
在3月19日公布的“59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新名單上，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林萬龍首先發現，陜西省府谷縣被“除名”了。
2010年，林萬龍曾率課題組專門對“府谷現象”進行研究。府谷縣因為吸引大量民營企業參與扶貧取得成果而被譽為“府谷現象”。在林萬龍看來，府谷被調整出來“很正常”，因為早在2008年，府谷縣就在陜西省縣域經濟社會發展排名中居前三位，2009年躍居全省第一。據統計，本次陜西調出的6個縣中，有5個縣位列2010年度該省“縣域經濟社會發展十強縣”。
被調出的38個縣中，有不少縣的經濟已經相對發達，并曾經引發爭議。府谷就是其中一個。去年，有關機構第十一屆“中國中部百強縣（市）”“中國西部百強縣（市）”，其中有多個國家級貧困縣。
除了對排名的公正性質疑之外，公眾更多地將批評的矛頭對準了那些頂著國家級貧困縣帽子的富裕地區。無獨有偶，廣西百色市平果縣也是國家級貧困縣。但是早在2008年，該縣就已經連續8年被評為中國西部經濟百強縣，連續6年居廣西縣級首位。上述百強縣的名字，這一次都被從國家級貧困縣名單上拿掉了。
難舍的“帽子”情結
一個共識是，在這份名單上，“請神容易送神難”。中國人民大學反貧困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貴介紹，調整貧困縣難度很大，都想往里面進，進去的都不想出來。調整出來的基本都是“經濟條件比其他縣好太多的”。
不管是“貧困縣”還是“重點縣”，都沒有動態退出機制。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所農村貧困問題與發展金融研究室主任吳國寶說，1994年國家啟動“八七”扶貧攻堅計劃時，就實行了“4進7出”，年人均收入低于400元的縣全部進來，高于700元的縣全部出去。
汪三貴說，但幾乎沒有一個貧困縣申請退出。此次被調出的陜西省吳起縣，早在2008年就被曝出其人均可支配財力超過1萬元，位居陜西省第一，是丹鳳、商南等地的十幾甚至幾十倍。當時，陜西省向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建議，摘掉吳起縣的“貧困帽”。但時隔4年，這頂“帽子”才被摘下。
汪三貴說，沒有申請程序，它們也不會主動去申請脫貧。這個名單基本上是十年一調，只能等待這個節點調整。
戴上“帽子”的不愿摘下，與此同時，很多地方為了戴上這頂“帽子”而努力。日前，湖南省新邵縣入圍“國家集中連片特困地區”，該縣因為廣告慶祝而備受關注。在林萬龍看來，“炫窮”的背后是利益的吸引。
據介紹，國家各部委對貧困地區、貧困縣都有政策傾斜和非專項的轉移支付。還有一些專門針對貧困地區的項目支持。汪三貴說，比如減免稅會從貧困縣先行先試，一些行業政策優惠也會優先考慮貧困地區。在一些招生考試中，來自國家貧困縣的考生會受到降分錄取、減免學費等優待。重重優惠讓“貧困縣”的爭奪非常激烈。
“脫貧縣”掃描
這次被調出的貧困縣中，大部分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其中，位于內蒙古、陜西的貧困縣煤炭、稀土等產量巨大，位于河北的貧困縣鐵、金儲量較大，位于南方的貧困縣多為有色金屬富集區。
據府谷縣政府網介紹，該縣北與內蒙古準格爾旗、伊金霍洛旗接壤，西南與神木縣毗鄰，煤炭儲量豐富，去年全縣煤炭產量7204萬噸。
林萬龍分析說，當地經濟發展如此之快，除去政策扶持和自身努力之外，煤炭等資源價格的猛漲是一個重要原因。實際上，在煤炭價格低的時候，府谷縣、準格爾旗等這些地方并不富裕。隨著資源價格的上漲，當地的GDP和財政收入增長都非?？臁Ａ秩f龍說，2005年，府谷在陜西83個縣中排名還在35位，短短3年之后，就躍居前3名。有分析說，扶貧“扶”了這么多年，不如資源價格上漲效果明顯。
“片區扶貧”新思路
2001年國家扶貧政策思路調整，“國家重點貧困縣”的概念被“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所取代。據汪三貴介紹，從2001年起，國家已經開始淡化“貧困縣”的概念，但是徹底取消這個概念又不現實。
在理論上，扶貧模式大體有兩種：“地域瞄準”和“個人瞄準”。前者是確定一些地區進行扶持，后者是確定一類群體進行幫扶。2001年之前，扶貧基本以單一的“地域瞄準”為主，而“地域瞄準”又以“貧困縣”為主要形式。今年兩會期間，國務院扶貧辦主任范小建表示，連片特困地區是下一步扶貧攻堅的重點，是扶貧工作的主戰場。
中央財政扶貧資金的增量部分，將主要用于片區。林萬龍說，“片區扶貧”的提出，是因為很多相鄰地區的貧困面臨著共性問題，從而制約了整個區域的發展，比如交通問題、環境問題。而要破解這些難題，單靠發展一個縣是無法實現的。
去年11月29日，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提出“著力推進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扶貧攻堅”。在今年3月19日公布的“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名單”上，有340個縣的名字被加黑，它們是連片特殊困難地區范圍內的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
此外，還有大體同等數目的縣，被一同劃入集中連片特困區，它們共同構成了全國14個連片特困區。汪三貴分析說，扶貧重點到“片區”之后，片區內的重點縣會比片區外的重點縣得到更多的資源。
扶貧“視角”的缺失
與此同時，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正在變得非常普遍：很多扶貧政策正在“扶強不扶弱”。
林萬龍說，比如扶持種植養殖業，可能會把錢給了大戶，而扶貧貼息可能就給了大企業。比如，農機具購置給予50%的補貼，那么只要出1萬元就可以購買價值2萬元的農機具。
但是，如果你是個貧困戶，可能就拿不出這個錢，也就享受不到這個政策。家電下鄉也一樣，買不起家電的人，享受不到優惠。“這就導致真正貧困的人得不到扶持?！绷秩f龍說，這個問題已經不能回避。在林萬龍看來，很多扶貧政策缺乏“貧困視角”，沒有對政策將要惠及的貧困人口、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評估測算。
“個人瞄準”的模式也在日漸興盛，這種模式直接針對真正的窮人，主要形式就是社會保障。但是，汪三貴認為，在農村沒有充分的個人信息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對于貧困的識別非常困難。林萬龍也提到，在目前的經濟條件下，一個家庭是否貧困，已經不像原來那樣一眼就看得出了。
貧困縣標準亟待更透明
592個“貧困縣”的總數是1994年確定的，這個名單的上一次調整是在2001年。11年之后的這次調整，是根據《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作出來的。不過，按照這個綱要的要求，各省應該實現“重點縣”數量逐步減少。
為減少阻力，《綱要》還特別說明，“重點縣”減少的省份，國家的支持力度不減。此次“脫貧”的38個縣只占重點縣總數的6.4%。也就是說，經過10年的扶貧，絕大多數“重點縣”仍然不能脫貧。
林萬龍認為，不能簡單從數量上否定中國的扶貧成績。去年11月，國新辦《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的新進展》白皮書透露，從2001年至2010年，59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從2658元增加到11170元，年均增長17%，增幅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林萬龍說，以前認定貧困，是“吃不飽飯、穿不上衣”的絕對貧困標準，現在已明顯不同。只是相對于其他地方，還比較落后。在林萬龍看來，一個地區的貧困受到自然資源、基礎條件、市場環境等多種因素影響，而國家的扶貧開發政策可以緩解這些影響，但很難從根本上利用行政力量完全消除。
不一樣的結局 一樣的“擔心”
河北省涉縣這一次被調出“貧困縣”，這是涉縣1984年以來第一次摘下這個帽子。一直努力的“脫貧”目標實現了，但涉縣扶貧辦副主任李運生卻很難打心眼兒里高興。在他看來，沒有了國家支持，很多事情很難辦。首先是財政扶持資金沒有了。李運生說，專項扶貧資金、以工代賑資金、“四稅返還”加起來，扶貧資金每年能有1億元，而涉縣每年的財政收入也不過10億元，現在這筆資金一下子沒有了。
因為不再是國家級貧困縣，之前的幫扶單位也會撤出。不過，涉縣對被“摘帽”早有思想準備。李運生坦承，“這幾年涉縣的財政收入和人均收入都比較高了”。據他介紹，這次河北省評選國家級貧困縣，就是按財政收入和人均收入排隊，用數字說話。所以，被“摘帽”也沒什么話可說。
面對即將“脫貧”的現實，縣里開了會定下調子，“不能松勁兒，別一下子斷了檔”。國家如果不支持了，扶貧工作再推進3年，縣里自己每年拿出1000萬，對貧困村重點扶持照顧。
在李運生看來，摘帽的后續影響有些還沒顯現出來，他擔心一些地方可能要返貧。而且，作為財政支柱的兩個大企業已經開始不景氣，財政收入任務完不成了。
脫貧攻堅概念范文4
目前，對口支援主要模式有三種：一是有對口幫扶關系的東西部省市之間的常規性對口支援；二是特定工程或領域內的對口支援，例如：三峽工程移民安置就業，東西部高校、醫院間的幫扶；三是應急救災性的對口支援，例如汶川地震、玉樹地震的災后重建?！熬珳史鲐殹笔窍鄬τ趥鹘y的粗放式、漫灌式扶貧模式而言的。這一概念由于2013年11月考察湘西時首次提出。2013年12月，中辦、國辦印發了《關于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要求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制。此后，“精準扶貧”的含義逐步深化、擴展。根據2016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精準扶貧可以概括為：按照扶貧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的要求，切實提高扶貧實效，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
二、對口支援與精準扶貧的區別
以下從目標對象、主體結構、資源安排、施策模式以及績效考核與進入退出機制等方面解析對口支援與精準扶貧的區別之處。其一，目標對象不同。對口支援是橫向的地區間幫扶制度，受援對象主要是經濟欠發達的地區及其地區內的各種工程、經濟或科教文衛項目。雖然對口支援確實幫助經濟欠發達地區的不少人口脫離了貧困，三峽移民等特殊對口支援項目也確實落實到受援地區個人，根據對口幫扶的常規運行機制，絕大多數情況下，其直接對象并非貧困人口。而精準扶貧作為縱向的扶貧機制，其終端指向貧困人口。指出，要使“真貧困者”和“返貧困者”能夠得到更為有效的扶持和幫助，“不讓一個人掉隊”。“六個精準”中列在首位的“扶貧對象精準”，要求各級政府按照“嚴格對象標準、規范識別程序、堅持公平公正、直接到戶到人”的原則，全面準確掌握貧困人口的規模、分布以及居住條件、就業渠道、收入來源、致貧因素等情況，建立貧困人口動態管理機制，確保扶貧資源向貧困對象集中。不難看出，“精準識別”這一要求是扶貧資金有的放矢、精準滴灌的前提和基礎，同時也反映出精準扶貧的目標對象的個體性。其二，主體結構不同。對口支援作為橫向機制，主體參與關系相對復雜，就受督CAIZHENGJIANDU201713財稅縱橫援地和支援地的平行關系而言，存在一對一、一對多、多對一的關系網絡，參與主體主要是省、市一級。就單個具體的項目而言，則分別以支援方和受援方為中心形成兩個網絡：“交鑰匙”形式的項目往往由支援方為主導；“交支票”形式的項目通常由受援方為主導；而“聯建共建”的項目則往往有兩個中心。此外，與同一個地區有對口關系的支援方之間，往往形成競爭關系而非合作關系網。精準扶貧作為縱向機制，其參與主體的主結構是垂直的，按的發言，可概括為“中央統籌、省(自治區、直轄市)負總責、市(地)縣抓落實的扶貧開發工作機制”。在強化各級黨委、政府扶貧攻堅責任的同時，明確行業部門的責任，并動員社會各方面參與扶貧動員社會各方面參與扶貧，形成合力。在主干的縱向結構中，重心下移：從2015年起，大多數扶持項目的審批權都下放到縣一級。而且精準扶貧十分重視扶貧對象的脫貧內生動力，所以扶貧對象也是重要的參與主體。其三，資源安排方式不同。對口支援橫向轉移的資源形式比較多元化，涵蓋物力、財力、人力、智力等等。比如，物力包括項目的直接援建（“交鑰匙”），財力包括資金的直接援助（“交支票”），人力包括支援地區選派人員到受援地區工作，或受援地區選派人員到支援地區進修學習，智力包括技術、管理模式的交流和移植等等。精準扶貧傳遞的資源以資金為主要形式。一方面是中央和省級財政加大扶貧投入；另一方面是發揮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互補作用，整合各類扶貧資源，拓寬資金來源渠道。其四，施策模式不同。對口支援的施策模式主要還是發達地區經驗的移植。除了在“交支票”模式中受援方有較大自以外，大多數對口支援項目無論是“硬件”（財力物力）或“軟件”（人力智力）、“輸血”或“造血”，往往都是由支援方來主導。實際的施策模式往往是“支援方給什么受援方就要什么”。支援方的經驗移植尤其是人才、科技和管理模式方面對于受援地的長期發展有著不可磨滅的作用，但是在短期內，容易出現施策低效、重復的現象，例如多個支援方一窩蜂地在同一受援地興建產業園區，導致產業同質化、產能過剩，這一問題也與上文提到的主體結構有關。精準扶貧的施策強調有的放矢，可以按照的話概括為：“我們堅持分類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貧困原因施策，因貧困類型施策?！痹趯嶋H操作中，根據致貧原因和脫貧需求，實施“五個一批”，即發展生產脫貧一批、易地扶貧搬遷脫貧一批、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發展教育脫貧一批、社會保障兜底一批，且每個“一批”都鼓勵開發模式的創新。其五，績效考核與進入退出機制不同。對口支援本身缺乏科學有效的績效考核機制。一方面是政治性、無償性的特點，使得很難分別針對支援方和受援方建立起考評機制；另一方面由于“對口支援”這一廣義政策下其實包含著很多不同的子模式，例如工程支援和人才支援就存在著資源類型、目標結果、項目周期、外部性等諸多不同，這也客觀造成了績效考核的難度。就目前學界現有的論文來看，主要還是以受援地區的整體經濟發展情況和公共服務水平，尤其是以GDP的增量和增速來衡量對口支援的有效性。但是嚴格來說，除非經過更為系統和細致的統計分析，這些地區性發展成果并不能直接歸功于對口支援。此外，對口支援目前缺乏明確的進入和退出機制。精準扶貧一經提出就強調改革績效考評機制。一方面是黨政建立以減貧結果為導向的考評機制，不以GDP論英雄；另一方面是建立社會監督機制，開展貧困地區群眾扶貧滿意度調查，建立扶貧政策落實情況跟蹤審計和扶貧成效第三方評估機制。此外，關于精準扶貧的進入和退出機制也比較明確。從進入來說，貧困人口和貧困村、貧困縣都已有比較明確的界定；從退出來說，《十三五規劃》指出要“抓緊研究建立貧困縣、貧困村、貧困人口退出機制，準確反映減貧成果?！?/p>
三、對口支援與精準扶貧的聯系
其一，立足現實，與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我國改革開放的大原則是共同富裕。對口支援與改革開放的正式提出幾乎是在同一時期，可見我國很早就開始致力于避免地區間的兩極分化。在“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戰略指導下，我國的經濟和社會整體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對口支援也作為“先富帶后富”的重要手段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就目前尚存的城鄉、東西部之間的差異來看，地區間資源橫向的流動仍然非常有必要，而具體的形式也在被政界和學界不斷探討。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我國的減貧成果創造了世界奇跡。根據聯合國的《千年發展目標2015年報告》顯示，全球極端貧困人口已從1990年的19億降至2015年8.36億，其中中國的貢獻率超過70%。我國在減貧事業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績，但是要使全體公民脫貧，目前面臨著較大的挑戰：一是貧困人口總量仍然較多，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截止2014年底，我國貧困人口還有7017萬。二是貧困人口的分布目前集中在一些偏遠地區，欠缺軟硬配套條件，且需要權衡生態保護與經濟增量，客觀上增加了扶貧施策的難度。三是隨著扶貧事業的不斷發展和絕對貧困人口的不斷減少，貧困人口的脫貧需求已經從過去的“解決溫飽”上升為“鞏固溫飽成果、加快脫貧致富、改善生態環境、提高發展能力”等高層次。精準扶貧即是針對目前扶貧進入克難攻堅階段而提出的。其二，目標一致，力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我國目標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在十七大上被細分為五點：一是增強發展協調性，努力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二是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權益和社會公平正義；三是加強文化建設，明顯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四是加快發展社會事業，全面改善人民生活；五是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上述五點之間相互關聯、彼此促進。但如果根據對口支援和精準扶貧的直接目標來進行區分，那么對口支援作為區域協調互動發展機制，直接服務于第一點，即經濟的協調發展。精準扶貧作為消除貧困現象的手段，直接服務于第四點，即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對口支援和精準扶貧的根本目標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其三，形成合力，共創“大扶貧”格局。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匯聚社會力量打贏消滅貧困的戰役。指出，要堅持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等多方力量、多種舉措有機結合和互為支撐的“三位一體”大扶貧格局，健全東西部協作、黨政機關定點扶貧機制，廣泛調動社會各界參與扶貧開發積極性。這表明對口支援與精準扶貧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應該相互配合：一方面，對口支援應該提高精準程度，“好鋼用在刀刃上”。例如，浙江提出對口支援要“三個精準”：目標計劃精準、授建內容精準、溝通銜接精準。另一方面，精準扶貧應該積極整合對口支援的資源，“五指握緊形成合力”。通過優化參與機制的設計，可以實現社會幫扶資源和精準扶貧有效對接。尤其是脫貧攻堅重點工程中的特色產業扶貧、勞務輸出扶貧、教育扶貧、交通扶貧、健康扶貧，都應積極利用對口支援的相應項目，戰略安排資源，實現效應最大化。
四、小結
脫貧攻堅概念范文5
【關鍵詞】文化扶貧 “互聯網+” 精準扶貧 【中圖分類號】G12 【文獻標識碼】A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的任務是脫貧攻堅。為貧困地區提供物質幫助無疑是最簡單直接、最見成效的方法，但長此以往，不僅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貧困現象，還會加重貧困人民對外在物質幫助的依賴程度，從本質上而言，這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脫貧”。因此，文化精準扶貧成為開發式扶貧的重要方式之一：從文化、教育和精神層面給予貧困地區以幫助，提高當地人民群眾的素質，從“根子”上實現脫貧。
脫貧靠志，致富靠智。扶貧先扶志，治窮先治愚。脫貧攻堅，必須堅持“先扶志、必扶智”的戰略指導，以提高貧困地區人民群眾基本文化素質和勞動者技術技能為重點，推進文化扶貧、教育強民，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堅實基礎。
“互聯網+”為文化精準扶貧帶來新動力
文化精準扶貧作為一項開發性的扶貧方式，擔負著從整體上提高貧困群體的文化素養、精神追求和文化自覺的重任，是貧困地區經濟發展的基石。但貧困地區長期落后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匱乏的物質生活條件，都給文化扶貧帶來了更大的挑戰。轉變扶貧思維、創新扶貧方式，成為文化扶貧工作的重中之重。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互聯網上升為國家戰略，借助互聯網推動文化扶，創新扶貧模式，將有效地推動文化精準扶貧工作的開展。
第一，互聯網的應用能有效活躍文化氛圍，從根本上破除貧困文化。貧困文化的概念首先是由美國人類學家劉易斯提出的，他認為，人們的貧困很大程度上與其接受的貧困文化有關。貧困文化所指代的就是貧困人群所具有的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貧困人群相對趨同的心理、習慣、思維方式、生活態度和行為方式等，受貧困文化的影響，貧困人群逐步與社會主流的生活方式相隔離。
互聯網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貧困地區相對閉塞的文化環境，給貧困文化注入了新鮮活力?；ヂ摼W能進行高效的資源共享，使人們足不出戶即可接觸各類新鮮事物，接觸多元文化，這便突破了環境給文化扶貧工作帶來的限制。閉塞的自然環境、落后的交通設施，不再成為貧困地區接收先進文化的阻礙，人們通過網絡平臺，輕松獲取外界資源，在潛移默化中改變著自身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從思想上打破貧困文化帶來的束縛。
第二，“互聯網+文化扶貧”，能有效彌補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的不足。文化扶貧工作的開展，向來有賴于貧困地區的文化基礎設施建設。互聯網的普及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的不足。打造新的社會空間是“互聯網+”的核心特征，以互聯網為基礎，利用信息通信技術與各領域、多維度進行跨界融合，形成互聯互通的社會網絡關系。互聯網大大突破了物理時空的限制，貧困地區人民群眾的學習和教育也不再完全依賴于圖書館等實體設施，通過網絡平臺，可隨時隨地學習，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泛在學習”，這在很大程度上縮小了因貧困帶來的“文化鴻溝”?！盎ヂ摼W+”讓貧困地區的人民享受優質現代教育資源，傳播科學文化知識，使“沒有圍墻的學?！?、貧困地區全民學習進一步變成現實。
第三，“互聯網+”豐富文化扶貧模式，提高貧困人群的自我發展能力。貧困人群自我發展能力不足是制約貧困地區減貧的重要因素，增強貧困人群的自我發展能力是擺脫貧困的根本出路，提升貧困人群的自我發展能力是貧困地區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此，如何提升貧困人群的自我發展能力，改變傳統的“輸血式”扶貧方式，實現“內生自發式”扶貧成為文化精準扶貧中的一大難題。
“互聯網+文化扶貧”突破了傳統模式的有形限制，使得貧困地區的人民接受文化的形式更為多元、更為豐富，也更具趣味性。這種多元趣味的學習方式，能夠讓貧困人群產生了解新鮮事物的欲望，使其自發學習文化知識，主動掌握網絡技術，在潛移默化中掌握各類信息，與時俱進學習各項技能。這便是互聯網在文化扶貧中所具有的獨一無二的優勢，能夠自內而外改變貧困人群的發展欲望，使得貧困人群不再局限于現有的文化環境，消極接受貧困的既定事實，而是重新燃起改變貧困現狀的動力，自發學習，提高改變貧困現狀的能力。
進一步開展“互聯網+文化扶貧”的舉措
“互聯網+”時代的來臨，給文化精準扶貧工作帶來了更多的機遇，提供了嶄新的發展模式。因此，如何最大程度地發揮“互聯網+”的優勢和效能，關系著文化扶貧工作能否接軌現代化進程、能否取得顯著成效。
完善網絡通信基礎設施建設。扶貧工作的開展，雖然使得貧富地區之間的差距在逐步縮小。但是，在互聯網的滲透率等方面，貧困地區依舊相對落后。因此，首先，要完善網絡通信設備，提高手機、電腦等設備的普及率，提高互聯網的接入率，增加貧困人群獲得信息的渠道。其次，不僅要為貧困人群提供更多的硬件設施，還要使其對手機、電腦等工具的使用更加深入，對貧困人群使用網絡進行技術指導。
加大互聯網在教育扶貧中的投入。教育脫貧是文化扶貧中的重點，也是扶貧治困的治本之策。加大互聯網在教育中的投入，能有效改變貧困地區知識水平落后的現狀，為貧困群眾灌注發展、創新、奮斗的觀念。
第一，可以通過網絡創新教育模式，實現資源共享，打破貧困環境的限制，使貧困地區的孩子也能接受遠程教育，享受優質的現代教育資源。第二，互聯網本身具有實時交流的優勢，利用這一優勢，開展城鄉互幫互助工程，增加貧困地區學生與社會的交流和溝通，為其提供更多的發展空間，拓寬視野，改變在潛移默化中形成的貧困觀念。第三，通過網絡平臺，為貧困地區的學生提供更為豐富的課程，幫助學生提高科學文化水平，提升自身素質。
幫助貧困人群樹立互聯網思維。政府可以通過各項政策加大互聯網在文化扶貧中的投入，社會各界也需發揮自身力量，不斷提高貧困地區的現代化水平，但這些都是“外部推動式”扶貧，是一種“輸血式”的扶貧方式。只有幫助貧困人群樹立互聯網思維，使其能夠自發學習互聯網技術，并在文化學習過程中運用互聯網，才能真正實現互聯網助力文化扶貧。
第一，建立互聯網培訓基地，普及互聯網思維，提高貧困人群運用互聯網的能力，對貧困群眾進行科學指導，例如電腦的操作方法，幫助群眾更好地利用電子設備，從而在文化學習過程中加以使用。
第二，開展集體文娛活動，提高貧困群眾的自身素養。文化傳播的目的不僅僅是知識的學習，更多的是通過學習文化，改變一些根深蒂固的貧困觀念?；ヂ摼W帶來的也不只是學習上的便利，現代娛樂活動更是離不開網絡平臺，舉辦針對性強、含金量高的娛樂活動，采取更具吸引力的方式，可以有效滿足貧困人群的精神生活。
第三，打造高素質的“互聯網+”文化服務隊伍。要想幫助貧困人群樹立互聯網思維，提高自我發展能力，需要不斷完善“軟環境”，選派任用相關專業人才，引導貧困人民樹立互聯網思維，打破傳統觀念的束縛，在“互聯網+”文化扶貧中，不斷增強貧困人群自我學習、自我完善、自我發展的能力。
（作者分別為陜西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陜西科技大學思政部碩士研究生）
【參考文獻】
①陳琦、宋雯：《連片特困地區貧困人群自我發展能力研究》，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4年。
②王家華：《決戰2020：拒絕貧困》，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
脫貧攻堅概念范文6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然而在擺脫貧困，縮小貧富差距，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方面仍然任重道遠，各國政府雖然采取了大量措施消除貧困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績效依然不盡如人意。普遍而持續的貧困仍然是發展中國家的客觀事實和不得不面對的巨大挑戰。事實上在發展中國家，經濟快速增長和貧困不斷加深的現象廣泛并存。新古典經濟理論中，市場機制驅動的經濟會自發實現經濟增長和資本積累過程，并漸進的實現經濟發展的帕累托最優狀態。然而現實中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卻并未出現主流經濟學家的預言。我們將這種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伴隨有貧困的進一步加深，甚至是自我強化使得貧困在一定的時間里持續存在的現象稱為貧困陷阱。發展中國家由于市場機制不健全、信息不完全、腐敗猖獗及國內政策制定的原因，導致了貧困的惡性循環，甚至強化貧困的形成和發展從而形成貧困陷阱。
二、貧困陷阱理論
1、貧困的定義
貧困是一種廣泛涉及政治、經濟和社會學等領域，復雜而綜合的社會現象。貧困最顯著的特征是收入水平低下，教育醫療衛生嚴重不足，難以滿足最低生存標準。近年來對貧困概念的研究在不斷深入，研究貧困的視角也在不斷變化。因而要對貧困給出一個全面而準確的定義是相對困難的事。我們在此給出世界銀行對貧困的一個描述性概念：貧困是一種人們想逃避的生存狀態：貧困意味著饑餓沒有棲身之地，缺衣少藥沒有機會上學，更不知道如何獲得知識。貧困是因為缺少清潔的飲用水而導致兒童生病甚至死亡。貧困是失業，害怕面對未來，生命時刻受到威脅的一種狀態。貧困就是權力和自由的喪失。
2、貧困的標準
貧困測量有不同的標準。（1）貧困的收入標準。1979年聯合國確定的國際收入水平的貧困標準為人均年收入200美元（1970為基期）。（2）貧困的營養標準。1979年世界銀行提出了貧困的國際營養標準，即每人每天攝入2250卡路里。（3）貧困的人文標準。由于購買力等因素決定了維持生存水平的收入標準，且在各個國家甚至同一個國家的不同地區都存在不同的標準，因而發展中國家貧困程度的測量要采用綜合標準測量。有學者提出度量一個國家的貧困范圍和貧困程度可使用嬰兒死亡率、人均壽命、知識和生活體面程度、文盲人數和人均收入的加權平均數來反映。
3、貧困的分類
采取不同的分類標準可將貧困分為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生存貧困和發展貧困。英國經濟學家Rowntree和Booth最早提出了絕對貧困的概念，認為人們擁有獲得相對財富和服務的權利，當缺乏或失去一定程度的財富和服務或這種能力時被稱為絕對貧困，但他們的概念中忽略了人們對社會地位、自我心理和文化修養的需要。相對貧困則是指人們的收入低于一定時期人口平均收入相對比例時被稱為相對貧困。這個定義并不是采用固定標準來定義窮人，而是使用整個社會成員的相對收入作為標準來衡量。在實際中通常將低于平均收入水平1/2的人或把收入分布中最后5%占比的人定義為窮人。我們將絕對貧困也稱為生存貧困。發展貧困則是指在一個國家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下，當窮人的收入達到一定的水平，窮人就具有自我發展能力用以抵御貧困。當窮人的收入水平低于這一標準時，國家就應制定相應的政策和措施來扶持、補助窮人，讓他們達到發展貧困水平以上，從而緩解和消除貧困。
三、我國扶貧工作的難點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探索扶貧模式。充分發揮市場的主導作用，將生產要素向落后地區轉移，向貧困地區輸送生產力來消除和緩解貧困。在一定的經濟條件下，當貧困人口的發生率低于10%時，市場作用將顯得微弱。政府必須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來消除貧困，通過政府和市場的雙重作用來消除和緩解貧困。同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尊重市場經濟規律，發揮市場主導作用，并充分重視建立合理的財富分配制度，走開發式扶貧路線，通過培訓貧困人口使其自主擺脫貧困。
2、加強貧困地區的教育、醫療衛生及科學技術增進扶貧。總體而言，貧困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發育程度還很低。兒童入學率很低，教育在扶貧中的作用并未顯現和義務教育推廣中依然存在嚴重的問題，醫療衛生事業還相當的落后，國家對貧困地區醫療保障的設計制度安排以及地方病的防治都存在嚴重的問題。科學技術問題主要集中于科技進步貢獻率低、科學技術在貧困地區擴散緩慢無法發揮其生產力的作用。
3、勞務輸出問題。在專著《中國勞務輸出扶貧研究》中，吳國寶發現1999年全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量45%和貧困下降率70%的貢獻來自勞務輸出。這表明勞務輸出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決貧困人口的生活水平。近年來，全國出現的農民工潮，很多農民工在城市的打工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也成為貧困地區人們改變生活水平的主要途徑。存在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勞務輸出人員的素質培訓、技能知識和組織問題，國家的社會保障及居民戶籍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