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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新路徑范文1
法治是人類社會的理想，也是人類在發展過程中所選擇的一種先進的治理模式。社會管理創新與法治化具有天然的聯系，體現在：一是法的制度為創新社會管理的成果提供了規范化、強制力的支持和保障。何為“法治”，先哲亞里士多德得到經典定義是“：法治應包括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可見，守法是實現法治的關鍵。社會管理創新同樣要符合法律的規定和要求，因為負載著正當性價值準則的法律為管理主體提供了價值引導，確保社會管理創新不會偏離基本的價值軌道。同時，只有符合法律的創新，政府管理才會具有馬克斯•韋伯所謂的“統治的合法性”，才不會背離創新社會管理的初衷。二是社會管理創新能夠建構新的法律制度。經過社會管理創新實踐所探索出來的行之有效的機制或制度，必然要求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固定下來，進而保障和鞏固創新成果。在我國實行“依法治國”方略的今天，將社會管理創新工程納入“法治國家建設”這一大的系統工程，這是對社會管理創新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以來，在社會管理實踐的不斷推進的同時，國家層面的社會管理法律制度體系建設取得了顯著進步，基本形成了社會管理的法規范體系。但各地由于省情、市情不同，社會管理面臨的問題與矛盾以及所要達成的目標并不完全相同，這需要通過地方立法探索，對已有的國家立法進行細化以增強其可操作性。根據揚州社會管理的實際，結合“兩個率先”“、三個揚州”①和“平安揚州”目標，揚州基本上構建了一個具有揚州特色的、完備的社會管理規范制度體系，并通過法規范體系的建設，引領揚州社會管理創新。2005年，揚州市頒發了《建設法治揚州實施綱要》，該綱要提出了實現“法治揚州”的“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法治政府”“、堅持以人為本宗旨，全力構架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等九9大任務。這為揚州社會管理創新確立了目標方向和原則，成為社會管理創新的基本規范制度。2011年，揚州市政府《關于加快推進法治政府建設的實施意見》，法治政府建設有了具體的操作規范。2013年，揚州了《全市深化改革創新體制工作總體方案》，明確了統籌協調推進區域布局調整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城鎮化發展改革、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教育衛生體制改革、要素市場改革、旅游業和建筑業發展改革等7大類22項重點改革任務。這為進一步深化社會管理創新提供了規范依據。此外，揚州還先后出臺《關于深化平安揚州建設的意見》《關于深化法治揚州建設的意見》《揚州市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行動計劃》，并召開相關會議，對深入推進社會管理法治化建設工作進行全面部署。
二、政府權能規范化
（一）法治政府的“服務”職能
伴隨著新公共管理運動的浪潮，以公共服務為價值取向的“服務行政”逐步演進，我國政府的職能也從“管理”向“服務”轉變。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了要構建“服務型政府”的目標。服務型政府是一種以公民為中心，以法治為手段，以服務公眾多元的公共需求為導向的法治政府治理模式。建設服務型政府，客觀上要求政府依法行政，倡導公民本位、社會本位和權利本位的法治理念。早在2004年，國務院就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其核心是提出了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的任務，開啟了服務型政府法治化建設的先河。揚州在社會管理創新過程中著力于政府職能轉變的同時，努力推進法治政府建設。2011年，揚州市政府《關于加快推進法治政府建設的實施意見》，提出了“深化行政管體制改”、“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加大政府信息公開力度”三項轉變政府職能的要求，其中還包括對政府的服務內容、服務的方式等方面的規定[1]。目的是通過政府法治化建設，促進由過去“以管理為中心”的管制模式向“以服務為中心”的公共服務模式轉變。
（二）法治政府的“有限”權力
在計劃經濟年代，我國實行的是一種“全能主義行政”的管理模式，政府觸角幾乎伸到了社會的所有領域，政府集中了所有人事權、財物支配權。這種高度集權和包攬一切的管理模式，導致了市場功能低下，社會自主性較差，社會資源難以合理配置。法治政府建設要求政府的權力、職能、規模、行為方式都受到憲法和法律的明文限制，并接受社會監督和制約。揚州市政府通過設定權限、適度分權的方式，推進了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轉變。
1.公布“權力清單”，規范權力運行
行政權力具有管理領域廣、自由裁量權幅度大等特點，因而成為最容易被濫用的一項公權力。法治的核心要義是規范權力。那么，如何規范行政權力，又保持行政的創新性、靈活性以及“個體化正義”的實現，是構建法治政府面臨的挑戰“。法無授權不可為”。打造有限政府，必須從依法確權開始。依照《建設法治揚州實施綱要》提出的“加大行政審批改革力度，及時清理政府規范性文件和不合理行政審批事項，規范行政審批行為，依法界定行政審批權的設立范圍、權限”等要求，揚州率先對行政審批權力進行了清理。截止2007年，經過對行政許可項目進行多輪清理之后，揚州市政府公布了349項行政許可事項和76項非行政許可事項的“權力清單”[2]。在嚴格規則主義模式下，主要通過詳細的規則實現法律對行政的控制，其強調的是行政行為的結果。行政程序則是通過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交涉”與“反思”，賦予相對方以知情權、參與權和辯論權，從而把法律規則控制轉化為相對人直接監督的控制，成為行政法治的核心內容[3]。揚州在公布權力清單的同時，對權力運行與操作的程序也進行了規范。首先，以建設服務型政府為目標，以政府流程再造理論為指導，重新審視、設計執法流程，用健全的程序來制約權力運行。建立健全有關行政執法的公開、告知、聽證、職能分離、調查取證、法律救濟、回避等制度，對行政執法的各個環節、各個步驟進行具體規范，尤其是要注意抓好各項有關執法程序制度的落實，形成有效的制約機制。其次，為進一步從微觀層面踐行服務型政府的要求，更加方便行政審批事項的辦理，揚州根據《全市深化改革創新體制工作總體方案》的要求，對城區行政審批服務模式進行探索調研，努力打造市、區共用的行政審批服務在線網絡操作平臺。同時，充分借助科技及輿論監督的力量，從外部規范行政權力。2008年，按照江蘇省行政權力網上公開的要求，揚州市政府對全市各行政部門的許可、處罰、征收、強制等行政權力進行清理，并逐步實現行政權力的網上公開運行，實現權力監督網絡化、權力運行透明化。
2.向社會適度分權，增強社會能動空間
社區是我國重要的社會組織，實踐證明，社區能夠有效地承接眾多的政府職能①。揚州在堅持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總目標的前提之下，在《建設法治揚州實施綱要》明確提出“堅持以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為重點，強化基層依法治理，切實加強基層自治組織的規范化建設，實行村（居）民民主議事決策制度，完善議事規則，全面實行村（居）務公開，推進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發展人民民主，不斷擴大人民群眾對政務、社會事務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和選擇權”。這一具體目標。據此，揚州不斷加強和創新社區社會管理模式，大膽放權，社區運行機制從政府推動向居民自治轉變。揚州在全市社區建立了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民辦非營利性單位———“社區工作站”，在規模較大的小區還設立了“小區工作站”，通過費隨事轉、購買服務的方式，承接政府部門下延到社區的行政管理事務和公共服務等職能。以社區司法站建設為載體，建立社區及大型居住區調解室，構建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多種類型、不同層次、全面覆蓋的人民調解組織網絡體系，讓社區承接了政府大量的調解職能。
三、糾紛調解機制的綜合化、制度化
我國現行的調解制度作為化解社會矛盾的重要手段，在定紛止爭、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調解主體的不同、受理糾紛的范圍各異、調解達成協議的法律效力有別，以及在調解工作實踐中，因各調解組織各自為政，信息溝通渠道閉塞等原因，導致一些矛盾和糾紛調處效果欠佳，重復調解問題十分突出。因此，整合調解資源、暢通調處信息溝通途徑，健全由消費調解、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相銜接的綜合調解體系，成為揚州社會管理創新中的一大亮點。
（一）擴展調解部門的橫向聯系
揚州工商局擴大與相關部門的橫向聯系，聯合黨委、政府、司法、社會多種力量，實現消費調解與行政調解、司法調解、人民調解的有機結合，消費調解力量得到有效整合。具體而言，一是聯合綜治委等部門，銜接綜合調解，建立消費大調解的工作機制和組織網絡，搭建社會大調解的平臺，實現全市鄉鎮百分百覆蓋。二是聯合人民法院，對接司法調解，化解消費糾紛矛盾。揚州工商局聯合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印發了《訴調對接工作流程規定》，規范法院立案前的移送調解、行政調解協議司法確認、法官參與工商局行政調解、工商局派員支持司法調解等四方面工作流程。三是聯合仲裁委，連接仲裁調解。聯合仲裁委分別在縣市局和工商所建立仲裁委工商聯絡處（站），對調解不成的經濟糾紛，積極引導當事人進入仲裁程序，幫助經營主體、消費者快速有效解決各類經濟糾紛[4]。
（二）強化調解隊伍建設
揚州市司法局大力加強以社區矯正中心、矛盾調解中心、法律援助中心、專職調解員隊伍建設為主要內容的“三個中心，一個隊伍”建設活動，大力加強特殊人群管理服務，進一步提高法律援助質量，深入推進社會矛盾化解，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了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為規范大調解制度的實施，揚州市司法局聯合市綜治辦、指導辦、編辦、人社局、財政局等部門聯合出臺《揚州市專職人民調解員管理辦法》，對人民調解員性質、職責等項制度作了完整清晰的規定[5]。
四、弱勢群體權利保護的機制化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我國的弱勢群體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數量上，都在快速地擴大。由于弱勢群體的利益極易受到損害，且其利益訴求又無法得到及時滿足，由弱勢群體引發的頻繁發生，導致社會矛盾激化，上訪數量居高不下，對社會穩定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因此，在社會管理創新法治化過程中，建立特殊人群的利益表達和權利保障機制，對農民、下崗職工、農民工、婦女兒童、精神病人等弱勢群體的教育、醫療、就業、養老等方面的權利給予特殊保護就顯得尤為必要。利益表達是弱勢權益保護的重要機制。沒有順暢的利益表達，權益保障就難以實現。弱勢群體由于在社會資源的占有和權力分配上都處于相對弱勢的一方，當其權益受到損害，無法通過正常渠道表達意見和得到公正處理后，往往采取集會、上訪等群體行為方式，向國家機關表達強烈訴求，以實現自己的利益要求，形成很多惡性事件。因此，在社會管理創新中，建立起暢達的利益表達機制，讓弱勢群體享有平等的話語權，是服務型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揚州在社會管理創新過程中，注重拓寬并暢通利益表達渠道，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特殊群體利益表達機制與制度。如建立民生訴求采集體系，充分利用市長信箱、局長信箱、12345公開電話等平臺以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建議提案等途徑，問需于民、了解民意、把握民情；制定領導干部接訪、下訪、回訪和“三解三促”、“三下三聯三交”等聯系群眾機制，提高解決群眾合理訴求的效率。通過這些機制引導社會主體理性表達利益訴求，并將這些機制納入制度化的軌道，從而實現利益表達的規范化、法治化。弱勢群體的“弱勢”首先體現在生存壓力較大。
社會治理新路徑范文2
一、社會組織參與新型農村社區治理的現狀
（1）發展速度較快，結構與區域發展失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社會組織快速發展，呈現多樣化趨勢。但數量少，規模小，且發展不均衡。沿海、發達省份農村中的社會組織較中西部地區更為活躍，專業水平、政府支持力度更具優勢。此外，由于政策導向以及農村社區的局限性等原因使得經濟類、娛樂類社會組織發展較快且數量較多，但教育類、環保類、慈善類社會組織發展滯后。（2）參與領域拓寬，社會影響不足。當前，社會組織已經逐步參與到新型農村社區的治理，并提供多樣的社會服務。但隨著新型農村社區中居民職業的多樣化、需求的多元化，社會組織的專業素質、組織運行等都不能滿足新型農村社區發展的實際需求。（3）參與意識增強，社區信任度低。近年來，社會組織以各種形式積極地參與到新型農村社區治理中。如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治理、提供公共服務等。但社區居民對社會組織的信任度不高。首先，人員素質較低、運行機制不健全等導致內部管理混亂，服務質量不高；其次，社會組織缺乏必要的內外部監督，加劇了社區社會組織的信任危機。最后，居民對社會組織的認知不到位也影響了其對社會組織的信任度。
二、社會組織參與新型農村社區治理的現實困境
（1）治理主體責任不明確，忽略了農村社區社會組織的獨立性。當前，新型農村社區的治理主體是多元化的，但在現實中，各主體之間卻經常相互沖突和矛盾，尤其是基層政府與社區組織之間?；鶎诱巧ㄎ徊磺?、認識不到位，主管部門介入太深、干預過多，從而忽視了社會組織應有的獨立性，致使其功能發揮不佳。（2）農民認知不到位，弱化了農村社區社會組織的群眾基礎。新型農村社區建成后，農民由熟人社會進入了陌生人社會，群體認同感和社區歸屬感日趨弱化，不愿參加社區社會組織的活動；其次，農民合作意識不強，缺乏主人翁精神，以眼前利益為判斷，缺乏長遠視角，容易對社會組織產生抵觸情緒。由于農民對社會組織的認知不到位，弱化了社會組織的群眾基礎。（3）監督考核機制不健全，制約了農村社區社會組織的規范化發展。首先，社會組織相關法規不完善，缺乏規范完善的制度保障，責權利不明，導致其管理松散；其次，由于考核評估缺乏落實，一些社會組織沒有統一的服務標準，不遵守職業準則，不注重社會信譽，導致其發展陷入困境，難以形成社區內民主公開的氛圍，影響社會組織、基層政府以及社區居民的有效互動。
社會治理新路徑范文3
[關鍵詞] 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社會復合治理;路徑分析;思路與對策
[中圖分類號] F320 [文獻標識碼] B
一、問題的提出
在舊生代農民工落葉歸根、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的背景下，在代際更替中成為農民工群體主體的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新型城鎮化的主導力量。相比父輩，生長在城市、遠離農村和農業、具有較高文化素質和處于迥異時代背景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價值取向、社會心態、個人訴求、行為邏輯、參照目標、身份認同、生活方式等諸多方面體現出顯著不同的特征，因此對農村和土地的眷戀有所消減，而對進入城市社會有著較強的期盼和憧憬。
然而根源于戶籍制度的城鄉二元體制使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在經濟上、甚至在身份上融入城市，但是卻面臨著就業歧視、社會網絡狹窄、人力資本匱乏、心理認同度低等問題。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過程中存在經濟上融入，社會和心理上嵌入的非實質性融入現象，傳統的由戶籍制度導致的二元結構正在城市內部演變成為新的二元結構，即新生代農民工處于半城市化狀態，處于城市與農村的雙重邊緣，是一群沒有認同或認同內卷化了的、懸空的一代，這使得新生代農民工成為真正市民、與城市融入的夢想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諸多尷尬與無奈。
隨著新型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人的城鎮化已經取代物的城鎮化成為新型城鎮化戰略的核心，在城鎮化過程中需要注入人文關懷、需要融入人性理念，讓新型城鎮的每一個角落都能彰顯人性的光輝。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不解決，不僅會使新型城鎮化進程和新型城鎮化的質量受到影響，而且也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然而，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是一個復雜的課題，不僅要跨越城鄉二元制的藩籬即取得城市戶籍，還要能夠形成城市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擁有一定的融入城市所必需的心理資本，獲得本地市民的情感接納和社會資本，并且擁有在城市安居興業所必需的人力資本。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十三五規劃綱要中也提出“加快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實施居住證制度、健全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機制，加快新型城鎮化步伐”。無論是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還是十三五規劃綱要，都從政策、制度或機制上給予外來人口更多的、更公平的享受市民待遇的機會。因此，在這一趨勢下如何使新生代農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彰顯新型城鎮化過程中人文關懷和人性理念，是非常有意義的研究課題。
鑒于新型城鎮化所提倡的人性關懷以及新生代農民工的獨特性，基于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和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的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制度和機制保障，研究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的成因并尋找解決半城市化問題的合理路徑，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持續改進我國城鎮化質量、推進我國新型城鎮化進程意義重大。因此，本研究在對文獻進行梳理的基礎上，利用SPSS22.0統計分析軟件，以對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成因進行的問卷調查得到的抽樣數據為基礎，選取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意愿影響因素為自變量，以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意愿為因變量，通過單因素卡方檢驗及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驗證新生代農民工的半城市化狀態與心理資本、社會資本、人力資本的相關關系，在此基礎上建立基于三種資本協同的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模型，并以城市融入模型為基礎，提出了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的社會復合治理解決思路與對策。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基于中國特有的城鄉二元模式以及戶籍制度對于新生代農民工城鎮化的影響，在城鎮化、半城市化、城市融入以及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中外分化格局。
第一，西方學者在早期人口遷移理論的基礎上，以流動人口和移民為研究對象，關注城鎮化以及流動人口和移民的城市融入狀況。
西方早期的人口遷移理論，利用歸納方法對人口遷移狀況進行解釋，力圖發現人口遷移內在的規律和特征。其中建立在一定假設基礎上的推拉理論、預期收入理論、勞動力轉移理論等都從工業化、城市化視角研究農業轉移人口問題，成為現代人口遷移研究的基礎。在此基礎上，西方學者深入探討了城鎮化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及其后果，提出了由城鎮化所導致的“城鄉發展失衡”、“過度城市化”等今天依然困擾世界城市發展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后，西方的人口遷移與城鎮化問題研究逐漸從宏觀視角轉向對于轉移人口個體及家庭遷移動因或遷移行為等微觀層面的研究。
西方學者的半城市化研究始于20世紀50年代的對于半城市化現象的論述，后來演變成為從特征、過程的角度定義半城市化，并對半城市化問題發展機制、發展現狀以及產生的后果進行深入探討。由于不存在城鄉二元體制，西方學者對于流動人口半城市化的解決機制研究主要聚焦于心理層面，如社會熔爐理論、社會同化理論提出的流動人口通過接受當地主流文化、建立社會網絡并實現心理認同的同化過程。
西方學者的研究雖然在與中國迥然不同的國情和制度背景之下展開，但為中國錯綜復雜的城鎮化問題提供了深入研究的良好平臺，為中國農村人口市民化問題的解決提供了良好的借鑒。
第二，國內學者以普通意義上的農民工群體流動為研究起點，進而考慮新生代農民工獨特性以及其在農業轉移人口中的主體作用，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城鎮化及半城市化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20世紀80年代開始，來自社會學、人口學、經濟學、管理學、政治學、地理學等學科的諸多學者，基于各自學科視角對農民工群體的流動問題展開研究。研究內容從早期關注的流向、規模、人口學特征等人口流動的靜態特征，逐步演變為流動過程、工作和生活狀態、行為方式、社會融合等社會經濟動態特征，以及人口流動對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經濟社會影響等。
以王春光（2001）首次提出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認同與城市融入問題為標志，學界開啟對農民工代際特征以及新生代農民工的熱烈討論。在王春光城市融入與半城市化研究的基礎上，學界在三個方面就新生代農民工的半城市化及城市融入問題進行廣泛探討。第一，對農民工半城市化狀態進行驗證和分析。通過考察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社會認同、群體特征、權益保障、心理狀態、就業狀況、城市融入等方面，指出雖然在消費方式、生活方式方面，新生代農民工已經基本市民化，但非正規就業和發展能力的弱化、居住邊緣化和生活“孤島化”以及社會認同的“內卷化”都使其處于城鄉兩棲的半城市化狀態，影響中國的城鎮化進程。第二，對于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現象的形成原因進行分析，居于主流的觀點是我國城鄉二元體制的戶籍制度導致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的“制度決定論”。還有學者提出，新生代農民工自身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匱乏也是導致其半城市化的原因。第三，農民工的半城市化狀態已經呈現出結構化、長期甚至是永久化的特征，因此學界展開了對農民工半城市化的演進趨勢及成本測算的相關研究。
經過修正的西方人口遷移和城鎮化的相關理論等被廣泛運用于我國城鎮化研究。然而，由于我國與西方城鎮化在宏觀場景、推動力量、歷史歷程、政策安排與現實后果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因而在借鑒和運用西方相關理論時，應該結合我國實踐并結合時代特征。與此同時，伴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推進，中國的城鎮化研究水平也日益提高。在研究技術上，早期以規范研究為主，發展到目前占主流的各類實證研究，學者們大量使用的實證方法如Logit模型、OLS回歸分析、Profit模型等分析方法，取得了許多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
怎樣實現新生代農民工從半城市化到完全市民化？影響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關鍵因素是什么？又如何避免半城市化所導致的城市貧民窟現象？以上問題的解決對我國新型城鎮化的推進意義重大。然而，縱觀國內外對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的相關研究，居于主流地位的“制度決定論”已經無法很好解決當前新型城鎮化提出的“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的戶籍制度改革趨勢下新生代農民工仍舊處于半城市化狀態以及無法融入城市等問題，因此，亟需從新生代農民工軟實力――心理資本、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的視角打破以往研究中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各種因素各自為政的桎梏，通過三種資本的協同作用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半城市化問題提出解決思路。
三、基于心理資本、社會資本、人力資本協同的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實證研究
通過對國外勞動力遷移、城市化進程和半城市化現象進行簡單的梳理和分析，以及對我國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和城市融入問題進行回顧，本研究歸納出了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的表現特征、成因及演變趨勢，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影響因素及面臨的問題。經過文獻梳理和歸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影響因素為：人口學因素、心理資本因素、社會資本因素、人力資本因素、制度因素。
以1980年后出生、16周歲以上農村戶籍外來務工人員的市民化傾向及其影響因素為研究對象，進行了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的大型問卷調查。本次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1132份，問卷Cronbach'salpha系數=0.8647，表明問卷具有較高的信度。實證分兩部分。首先，在問卷調查獲得統計數據的基礎上，本文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利用SPSS22.0統計軟件，采用單因素卡方檢驗對第二部分提出的理論框架，即各個影響因素與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傾向的關系進行單因素驗證。實證結果表明，所有因素的顯著性值都小于5%，可以認為這些因素單獨與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意愿相關。其次，運用SPSS22.0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進行了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傾向影響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對于單因素卡方檢驗結果顯示顯著相關的因素，可以運用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研究在其它因素影響下每一因素對于市民化意愿的影響以及各因素的相對影響程度。由于因變量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傾向（有市民化傾向=1，沒有市民化傾向=0）為虛擬變量，且為只有兩種結果的定性變量，故可以采用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傾向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在模型設計中，可以假設P為有市民化傾向的概率，而1-P為沒有市民化傾向的概率，對P進行logit轉換，記為logitP，以logitP為因變量建立的線性回歸方程為：
Log itP = a+b1x1+b2x2+…+bnxn （1）
由（1）可以導出：P= （2）
（2）式為logistic回歸模型。在式中，a為常數項或稱為回歸截距，bi為第i個影響因素的logistic回歸系數，xm為作為第i個影響因素的自變量。
本研究在選入變量α=0.05的水平上，運用SPSS22.0統計軟件對被調查的1132個樣本的截面數據進行logistic回歸處理。在對數據進行處理的過程中，采用自變量組分步強制納入法，分別就人口學因素、心理資本因素、社會資本因素、人力資本因素、制度因素五組自變量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傾向的影響作用進行分析。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心理資本因素、社會資本因素和人力資本因素均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意愿影響顯著;雖然制度因素的影響更加顯著，但國家一系列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問題的政策措施出臺后，制度因素的影響將產生變化;人口學因素對市民化意愿的影響不確定。
四、基于心理資本、社會資本、人力資本協同的社會復合治理的解決思路與對策
張紅芳，吳威（2009）認為，心理資本、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具有協同關系，三者的協同是開發個人潛能、形成組織競爭優勢的關鍵。林竹（2011）認為，通過心理資本、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協同可以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問題。張洪霞（2013）也認為，通過三者的協同可以解決農民工的社會融入問題。本研究認為在國家制定出臺了一系列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制度和機制保障的情況下，通過心理資本、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三者的協同可以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解決其半城市化問題。
所謂社會復合治理主要指社會治理結構從政府作為單一主體排斥其他主體參與，向多種社會主體協同以促進治理績效優化和提升社會整體治理能力轉變過程中的一種新型治理形態。作為一種新型治理模式，復合治理的治理主體強調多元參與主體的“復合型”協同參與，更加注重社會組織參與主體在治理機制中的平等地位;治理過程強調政府與社會組織間的“雙向互動”，即通過政府部門的主動作為和其他各主體的全面參與，實現“雙方”的優勢互補，建立良好的互動伙伴關系;治理結構強調多元參與主體間的橫向互動，與傳統科層組織形成網格狀治理結構，各個參與主體成為連接多渠道治理路徑的結點，其網絡觸角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對社會需求反應更為及時靈敏。因而，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的解決作為社會治理的重要內容，應該引入復合治理的理念，引導第三方組織和企業與政府進行“復合型”協同型參與，構建政府、企業和公民社會三維結構下的多元主體復合治理模式，有利于打破單一主體的政府治理模式，提高問題的解決效率。所謂社會復合主體是指在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創新行動過程中，多個不同社會主體共同參與、主動關聯所構成的多層架構、網狀聯結、功能融合、優勢互補的新型主體網絡。據此加以引申和延展，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解決的復合主體則是指以政府為主導，形成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三位一體”的復合主體，旨在打破不同主體間的“部門分體制”，塑造一種互相嵌入、功能互補的互通互聯協同治理模式。其核心思想體現在：一是注重“政府―企業―社會”三維合作的組織模式，也注重不同主體的主動性和專業性，促進各主體的優勢復合發揮。二是復合治理主體構建了主體間相互融通，共同分享，優勢互補的互動平臺，打破了治理全過程不同環節、領域的部門割裂、主體分立。三是實現主體間互聯互通的內部化，對于有效整合多主體間的社會資源，加強融通協同，提高治理效率具有實然性。因此，如何在實踐中構建政府與企業主體、政府與第三方組織及企業主體與第三方組織之間“雙向互動”的良關系，形成優勢互補和犄角支撐的耦合型治理格局，是深化和創新半城市化問題解決路徑的一種新探索。在這一社會復合治理結構的支撐下，運用政策、法律、社會、經濟等多種手段，通過全方位培訓增加新生代農民工人力資本，從而增強對城市居民身份的自我認同以增加其心理資本，增加其職業交流并在此基礎上增加以業緣為基礎的社會資本;通過各主體努力增加其與城市居民的溝通、交流渠道以增加其社會資本，從而使其擁有心理歸屬感，并擁有更多信息渠道從而增加其人力資本;通過網絡組織進行的包括心理援助和心理咨詢在內的心理培訓，加強對其挫折心理的疏導，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資本，促進其主動融入城市以提高社會資本，激發其自身強烈的成就動機以提高人力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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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新路徑范文4
關鍵詞：檢驗檢疫；監管；新路徑探索
在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和高度信息化的時代，檢驗檢疫的監管方式已經嚴重不適應物流高度組織化的進出口貿易發展的需要，迫切需要探索新常態下檢驗檢疫發展的新路徑，從而推動監管模式改革。通過對美、日、歐盟等先進國家和地區的檢驗檢疫工作情況進行比較分析，結合時展的要求，認為推進當前檢驗檢疫工作的法治化、國際化、科學化、信息化、國際貿易現代化服務改革方面已迫在眉睫，有必要做一些探索。
一、全面依法行政的新路徑探索
2015年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在檢驗檢疫改革探索的實踐中，必須處理好改革與法治的關系。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推動檢驗檢疫的依法行政工作。
1.進一步大力推動現行檢驗檢疫法律法規的修訂與完善。按照國家推進改革和依法治國的總體要求，總結檢驗檢疫工作成功改革和發展實踐，借鑒外國的先進管理經驗，與時俱進，及時調整定位、理念、思路、方式、措施、技術，通過各個層級、各種形式的廢改立工作，推動檢驗檢疫法律法規體系的修訂、完善工作，以確保檢驗檢疫工作職能的切實發揮。
2.進一步強化依法行政工作。推進檢驗檢疫機關的職能、權限、程序、責任的法定化，根據政府權力清單制度，完善依法決策、決策責任追究及糾錯問責、行政裁量權基準核查機制。強化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形成完善制約監督機制。并進一步推進政務公開，嚴格以公開為常態、不公開為例外原則，以確保各級檢驗檢疫機關的行政行為在法治軌道上運行。
3.進一步加強執法保障工作。2015年7月1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已確定海關、檢驗檢疫等部門在口岸查驗沒有發現問題的進出口貨物，其涉及的查驗服務的費用由政府買單。這項舉措證明國務院已高度重視口岸通關環節的各項費用。我們應以此為契機，積極爭取檢驗檢疫經費全額財政撥款，全面取消行政事業型收費，徹底消除收費造成的利益干擾。要加強執法實務研究，進一步完善執法實務工作體系，全面規范具體執法行為。要進一步加強執法人員的培訓和績效考核，確保執法工作的質量，保證辦案工作的可追溯。要保證執法工作的裝備配置，提高執法人員的使用新裝備的能力，確保執法工作的公正和透明的問題。
二、借鑒國外經驗的新路徑探索
美國、日本、歐盟等先進國家和地區的檢驗檢疫工作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有比較成熟的經驗，我們應該認真學習，積極借鑒，結合我國進出口貿易發展的要求，探索新的路徑。
1.推進管理體制與國際接軌，為我國檢驗檢疫國際化奠定基礎。要努力推進涵蓋管理理念、方式、措施、法律法規體系等方面檢驗檢疫管理體制機制與國際接軌，為進一步取得國際認可、接納、支持，全面參與國際活動，這是中國檢驗檢疫走向國際化的前提。
2.全面參與國際檢驗檢疫管理事務，為推進我國檢驗檢疫國際化搭建平臺。應全面加入國際標準化組織、國際植物保護組織、國際衛生組織、國際獸醫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全球性、地區性的國際檢驗檢疫組織，并在這些組織中發揮作用，以爭取更多更大的國際檢驗檢疫管理資源。
3.全面參與國際檢驗檢疫市場競爭，為我國檢驗檢疫事業發展開辟更廣闊的空間。鼓勵、支持第三方檢驗檢測實驗室全面參與國際競爭，拓展國際市場，提升能力，壯大檢驗檢測事業；進一步加強官方檢驗檢測實驗室的國際交流合作，提升我國官方檢驗檢測的檢測能力和管理能力；充分利用國際檢驗檢測資源，為我國檢驗檢疫現實工作和未來發展服務。
4.提高對進口貨物調控的能力，提升檢驗檢疫服務國家政治經濟大局的作用。2014年全國煤炭大量進口對我國采煤業的沖擊大家一定記憶猶新，我們必須熟練掌握檢驗檢疫措施對貨物進口水平的調控手段和方法，根據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適時發揮調控作用，為國家政治經濟服好務。
三、管理科學化下的新路徑探索
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要求和著力點。落實到檢驗檢疫部門有3層含義：一是充分發揮檢驗檢疫部門技術優勢，幫助企業應對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確保貿易順暢；二是在行使執法把關職能時，給予企業通關放行便利化條件，減輕企業負擔；三是積極配合地方政府政策導向，加大幫扶力度，為行業產業發展壯大保駕護航。
1.發揮企業安全主體作用，把安全要求貫徹于生產、加工、流轉的各個環節。企業是貨物安全的第一管理者、知情者和責任者，理應按照檢驗檢疫合格評定標準和程序提供進口貨物的合格評定報告，并對微觀的具體的進口貨物安全負責。檢驗檢疫機關對企業的相關行為進行指引、監督、評價和管理，對進口貨物的宏觀的整體安全負責。
2.推行合格假定，進一步提高口岸通關效率。在企業提供合格評定報告和自主管理承諾的基礎上，口岸檢驗檢疫機關可監督企業按要求自主進口作業，并通過誠信管理、隨機抽檢監測、追蹤溯源體系管控、事后消費地市場監管、嚴格責任追究督促企業依法經營。這樣可大大減少檢驗檢疫機關對進口貨物通關的人為干預，有力提高貨物通關效率。
3.轉管理為治理，充分整合利用好社會管理資源。企業、政府及相關管理部門都是進口貨物安全的相關方，可探索建立一個進口貨物相關各方共同參與安全管理的綜合治理平臺，這對提升管理效能將會是一個質的飛躍。
4.改革法檢商品目錄體制，突出安全取向。改變目前法檢目錄的體制，明確進口貨物安全管理項目，列清安全項目監管的主要內容與依據，制定安全項目的標準、合格評定程序，確定實施進境檢驗檢疫安全管理項目表，訂立安全管理項目表設立程序，并及時根據需要對項目表進行動態調整。同時，對進口貨物嚴格實行全申報制度，確保宏觀管理信息的采集和有相關安全問題貨物的追溯。
5.推進檢管分離，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大力推行官方實驗室和第三方實驗室共存、分工明確、各有側重的檢測管理體制改革。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為第三方檢測實驗室提供良好的發展空間；對檢驗檢疫官方實驗室，國家財政提供全額經費保障。
三、全面信息化（智能化）下的新路徑探索
我們正處在一個信息化的時代，訂單貿易、零庫存、物流高度組織化早已成為國際商務慣例。此時，傳統的批批或抽批檢驗檢疫與進出口貿易物流的高度組織化之間的矛盾非常突出，問題在于無論批批還是抽批檢驗檢疫都嚴重影響企業的物流自和貿易自由度。如果還孤立、靜止、片面地理解“檢驗檢疫合格”放行，頑固堅持一批貨物對應一個檢測報告或監管記錄，勢必嚴重束縛監管模式改革的思路，也就無法實現“管檢分離”，必將嚴重削弱相關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因此以信息化引領檢驗檢疫監管工作的探索成為必然
1.加強監管工作的信息化建設。應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對進口貨物的生產、加工、境外流轉、入境通關、入境后流轉等環節實行全程監控、記錄，確保進口貨物的全程活動信息的全面、客觀、真實收錄，為對企業申報的合格評定審核提供切實可靠的資訊，對企業進口貨物行為實行有效監督。
2.加強管理工作的自動化建設?？纱罅ν七M自動化誠信管理系統、自動化企業分類管理系統、自動化抽檢管理系統、自動化合格評定數據管理系統、自動化進口貨物準入數據審核系統等自動化管理系統建設，把自動化系統能夠處理的管理數據和事務全面交與自動化系統來處理。
3.加強對外溝通方式的現代化建設，推進政府口岸公共信息平臺建設。隨著國際貿易的快速發展，“單一窗口”建設的呼聲越來越高，要加強檢驗檢疫與社會的溝通和宣傳，推動政府加快口岸公共信息平臺建設，以實現企業報檢、報關工作的便利化，以進一步提高檢驗檢疫服務企業的效能。
4.加強問題集中處理網絡平臺建設。建立檢驗檢疫問題集中處理信息化平臺，形成整合全系統的人才、信息、知識等方面處理問題機制。實現全系統資源共享，發揮整體優勢，提升檢驗檢疫能力和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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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新路徑范文5
【關鍵詞】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 改革創新 路徑研究
【基金項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基地建設研究；課題編號：2015B199。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6）31-0071-02
在新時期的發展下，也賦予了思想政治教育新的內涵，是以思想為基礎，對學生進行思想政治道德教育的一門課程，其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學生們的思想道德素質與自身思政水平，并將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與社會實踐相結合，有利于引導學生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體系。但是，在目前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仍存在著一些問題，需要采取針對性的措施解決，促進中國的教育事業的發展。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學改革存在的意義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存在的意義是幫助學生們樹立正確的道德觀與價值觀，但根據目前學生的實際情況來說，更喜歡的是通過實踐的活動或是潛移默化的影響來學習思想政治理論課相關課程，而不是通過教師們枯燥的傳統教學方式。因此，學校應加強對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的力度，為社會的發展創造更多的優秀人才。
由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理論性較強，導致學生們在學習這門課程時感到十分的枯燥，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求教師們改變傳統的教學方法，將教學的內容與實際的情況相結合，適當的列舉事例進行說明，吸引學生們課堂學習的興趣，提高學習的積極性。同時要對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進行重視，將枯燥沉悶的教學形式轉化為靈活多樣的教學形式，引導學生們投入到教學中，從而達到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最佳效果。
在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過程中，要注重對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充分發揮學生們的主體地位，而教師則要扮演好引導者的角色，積極的引導學生們進行創新的思考與實踐，并且鼓勵學生們多參加課外的實踐活動，豐富學生們的課余生活，久而久之，學生們就會自發形成主動性，自覺的參加到實踐活動中去，提高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從而增強學生的綜合能力。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學改革的路徑研究
（一）增強校內的可利用資源
在社會的不斷發展下，各高校對于內部的可利用資源也提高了重視，逐漸增加校內的可利用資源，并且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改革進行了不斷的創新。具體展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加強對教師的課堂培訓，使教師在思想政治理論課堂教學中能有效的結合現實中的生活問題，將其帶入到教學內容中，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例如：在講“中華文化與民族精神”時，教師可以列舉一些代表中華優秀民族精神的事例，又如：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就極具代表性，體現了兩方面，一是貴在堅持，要有上進心，說到做到。二是善與惡，要積極向善的方向發展，摒棄惡的現象。將這種優秀的品質與實際教學內容結合，從而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除此之外學校還可以舉辦一些演講比賽、藝術節、講座等活動，吸引學生積極參與，充分的利用校內的各種資源，達到教學的目的。
（二）建立健全的保障制度
為了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得到創新形式的改革，首先就要成立一個完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的組織體系，進行實踐教學。其次，就要采取相應的制度進行保障，保障思想政治理論課堂的順利進行。例如：可以制定出相應的實踐教學管理制度、實踐教師管理方法等，從而促進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創新發展，為以后良好的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最后，在對教師方面要采取相應的對策，對教師要實行各種的獎勵制度和考核制度，如獎金獎勵制度，并且要加強對教師的培訓力度。例如：學校定期為教師組織一些講座的學習，或是派遣部分教師去外地進行交流合作學習，從根本上改變教師傳統的教學方式，培養教師們創新的教學意識，從而增強教師工作的責任心。
（三）加強校外思政實踐
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必須與實踐活動相結合，而實踐就是指在校外進行，可以定期為學生們安排一些校外的實踐活動，讓學生們走進生活，以便更好的接受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理論知識與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質。例如：組織學生定期去博物館、紀念館及烈士館進行學習與參觀，提高學生們的愛國主義精神，也可以組織學生去鄉下進行參觀或幫助，讓他們體會到農民的不易，珍惜自己現在所擁有的一切，不斷的增強學生的社會責任感與道德感，從而使學習思想政治理論課程的過程時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在當代越來越被重視，為了學生們能夠樹立正確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就要對思想政治理論課堂的教學方式進行不斷的創新改革，創造出適合學生學習的道路，綜合提高學生們的思想道德素質與思政知識水平，促進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的不斷發展，為我國的發展提供更多優秀的人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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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新路徑范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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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華網.孟建柱，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EB/OL].http：///politics/2015-11/17/c_1284377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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