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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特征范文1
一、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的內涵
第一，堅持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作為體制構建的指導方針。首先，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進程中進行，以特色主義為指導；其次，要將精神文明和物質文化的建設有機結合起來，從而更好地把握行政管理體制的內涵，提高我國的行政管理水平。
第二，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依法治國的方針，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的原則。首先，堅持黨的領導能夠促進我國的政治發展，為行政管理體制構建提供更有利的條件；其次，堅持依法治國的要求能夠促進我國形成和諧的法律社會，為行政管理體制建設提供法律保障；最后，堅持人民當家作主原則，有利于使行政管理體制構建得以貫徹執行。
第三，促進經濟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首先，遵循社會主義價值觀念，行政管理體制的構建能夠更好地維系市場經濟的平穩運行；其次，促進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二、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的途徑
第一，進行集中改革，抓住改革的重點。改革過程中，一定要遵循社會發展的規律，并且隨著規律而循序漸進。進行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的建構，需要政府轉變觀念，將管理為主的體制轉為服務為主的管理體制；也需要政府轉變管理的形式，由盈利轉向福利；還需要政府由虛假的態度轉變為實干；更需要政府將利己的目標轉變為奉獻。通過四個轉變，能夠加快我國構建特色的行政管理體制。
第二，構建體制要從整體的角度出發，進行規劃，并且逐步開展和深入發展。首先，對事業單位進行改革，這能夠促進政府的職能轉變，從而使政府更具影響力，其行政管理體制的構建也更有實施力度；其次，政府加強法制建設，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系需要有法律作為保障，從而使行政管理有法可依；最后，健全監督機制，使行政管理體制在執行階段能夠更好地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維護政府工作的公正廉明。
第三，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需要打破陳舊的思想觀念，對其進行適時調整。首先，打破陳舊的模式以獲得新的發展空間，其體制構建一定要符合我國發展現狀的實情；其次，摒棄傳統思想中一些不正確的、不利于發展的思想，重新注入新的鮮活思想；再次，轉變傳統思想觀念，使政府樹立新的形象；最后，積極爭取新的合作，以促進我國行政管理體制的更好完善。
第四，構建行政管理管理體制要注重創新的促進作用。首先，以人民的滿意程度去衡量政府相關人員的政績，得民心的領導者勢必會有更好的政績，更加受到人民的愛戴和擁護；其次，用科學的手段加強對行政管理體制的執行，科技是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不竭動力，而行政管理體制中加入科技創新的因素，也能夠促進其體制的更好完善；最后，提高政府人員的素質，政府工作人員是為民服務的服務者，所以他們素質的提高，可以使行政管理水平得到較大的提高，從而更好地貫徹和落實為民服務。
第五，對行政管理體制進行優化，從而提高政府人員的工作效率。首先，用科學的手段加強行政管理體制的建設；第二，制定和完善行政執法體系的標準；第三，健全行政管理的運行程序。
三、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的重點
社會治理特征范文2
[關鍵詞]貧困大學生；社會支持；心理健康；人格特征
1 前言
隨著高校的擴招和收費制度的改革，貧困生的數量日益增多，他們不僅面臨著經濟和生活的壓力，而且也產生了一系列心理問題，作為社會高層次人才，他們的心理健康日益受到關注，社會上給予了貧困生一定程度的支持，良好的社會支持有利于貧困生的心理健康，但個性的不同對社會支持的理解和利用度也不同。文章從社會支持、心理健康與個性特征角度進行探討，試圖為貧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參考。
2 對象與方法
2．1 對象采用分層隨機的方法抽取陜西理工學院1～3年級獲得貧困補助的學生125名，非貧困生120名，其中在貧困生當中男生87人，女生48人；非貧困生中男生56人，女生64人。文科貧困生60人，理科貧困生651人；文科非貧困生60人，理科非貧困生60人。發放問卷250份，回收有效問卷245份，回收率為98％。
2．2 工具與方法①采用肖水源編制的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SRS)。該量表包括客觀支持、主觀支持和對支持的利用度等3個維度以及支持總分。②采用王征宇翻譯的癥狀自評量表(SCL－90)，有9個因子，按5個等級評分。③采用陳仲庚等翻譯修訂的艾森克人格問卷(EPQ－RSC)。該問卷包括4個分量表，E量表測量內外向維度；N量表測量神經質維度，也稱情緒性；P量表測量精神質維度；L量表主要測量被試的掩飾性。對被試進行集體施測，答題前給予統一指導語。資料統計采用SPSS11.5完成。
3 結果
3．1 貧困生與非貧困生心理健康量表(SCL－90)測量結果
表1顯示，貧困生SCL－90總均分、軀體化、人際關系敏感、抑郁、焦慮、偏執、精神病性的因子分顯著高于非貧困生。
3．2 貧困生與非貧困生社會支持各維度比較見表2。
表2顯示，貧困生和非貧困生在客觀支持維度得分無差異，但在主觀支持和支持利用度方面得分差異顯著。
3．3 貧困生社會支持與SCL－90各因子相關分析見表3。
表3顯示，對貧困生而言，SCL－90各因子和社會支持量表的3個維度及總分呈負相關，并且大部分指標間相關顯著。
3．4 貧困生社會支持與個性各維度相關分析見表4。
由表4可見，無論貧困生還是非貧困生，EPQ人格維度中，除L維度(掩飾性)外，E維度(內外向)、N維度(情緒性)和P維度(精神質)與社會支持4項指標均存在著顯著的相關關系。其中，E維度與社會支持呈顯著的正相關，而N和P維度與社會支持各項指標呈顯著的負相關。
4 討論
調查結果顯示，貧困大學生在癥狀自評量表上的得分顯著高于非貧困生，說明貧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較非貧困生差。造成貧困生心理問題的原因固然很多，有來自社會、教育和家庭的，也有來自貧困生本身的個性特點，但貧困生的“貧困”加重了貧困生的心理癥狀，加速了貧困生心理問題的形成。①焦慮、抑郁和精神病性的原因。貧困生的家庭負擔都很重，思想壓力大，精神常處于一種焦慮狀態。為生活費、學費焦慮。每學期開學，貧困生的家庭都無法提供其足夠的生活費、學費，使得貧困生的學習、生活沒有穩定可靠的保證。為家庭焦慮，貧困生的各種各樣的家庭困境，干擾著其學習和生活。他們或是擔心家中的欠債是否增多，或是不放心父母多病的身體，以至于害怕家中再發生意外的不幸。另外，由于貧困生的上學費用要靠家長或自己借債供給，將來要靠他們自己的薪水償還。面對目前社會就業壓力的緊迫性，心中常對自己的未來產生無窮無盡的憂慮，害怕畢業后還不起債、成不了家、生活不幸福、事業不順利，對未來沒有信心，平時情緒抑郁消沉，神情恍惚，多愁善感。養育之恩無法報答的焦慮。②自卑心理的原因。家庭的經濟條件差，常常使貧困生有種自卑感。這種感覺一方面來源于貧困生對“沒錢”的困窘較為強烈和現實，將金錢等物質條件看得過重；不能正確的自我評價；另一方面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大學校園里的“拜金主義”、“攀比風”等不良風氣也常困擾著貧困生。如一名貧困生所說：每每看到周圍條件好的同學出手闊綽時，更覺得自己的寒酸和低人一等。③人際關系敏感的原因。作為貧困生，經濟上的窘迫是他們不愿提及的，也是最怕同學憐憫和看不起的隱痛。出于自我保護的需要，貧困生的內心尤為敏感。對涉及到與自己相聯系的事情，總會引起強烈的情緒、情感反應，甚至對與自己無關的事情，也處于“多心”的狀態，內心設防很多，貧困生內心的這種敏感，既增添了許多不必要的煩惱，更使其變得脆弱而易受挫折。
社會支持與大學生心理健康的相關分析證實，學生獲得社會支持越少，其心理健康問題越多；反之亦然。研究認為，社會支持一方面為應激狀態下的個體提供保護，即對應激起緩沖作用；另一方面對維持一般的良好情緒體驗具有重要意義，社會支持這種心理保健功能已得到公認。社會支持最表測量顯示貧困生在客觀支持上的得分并不低于非貧困生，但在主觀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上的得分低于非貧困生，這表明貧困大學生對受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滿意程度不高，不善于支配和利用周圍的各種支持源。這可能是因為大學生心理發展的特點的原因，大學生是一個高智商的群體，他們的自我期望值高，自尊心很強，他們把自尊和平等看得非常重要，往往把社會或學校對他們的幫助誤解為對他們人格上的侮辱，他們從心理上就設置了屏障，拒絕接受幫助。所以他們從主觀上感受不到這種幫助的好處，自然部分社會或學校的幫助也就起不到應有的效果：因此；在給貧困生提供物質上的幫助外，還要增強貧困生對社會支持的主觀感受性，以提高主觀支持的程度，同時還要引導貧困生在獲得社會支持的時候，積極爭取和接納這些支持，而不是回避、拒絕集體和他人的關心。
社會治理特征范文3
（1）公司環境治理對環境績效管理的作用
在董事會的受托責任的機制下，董事會必需承擔經濟、道德和社會責任（包括環境責任）。公司治理要求公司對社會和利益相關者承擔責任，董事會必須對各個利益相關者負責并且要時時刻刻關注利益相關者的需求和期望。公司的環境績效代表著利益相關者對公司的期望，而這種期望已為公司董事會所普遍接受。因此，公司應加大環境投資的力度以響應利益相關者的環境期望，如在環境資本支出方面的投資。從社會道德方面，董事會應對其公司的道德行為負責。董事會應建立相關機制以確保已形成的道德標準深入到公司各部門及員工之中。由于環境保護屬于董事會的道德責任，因此，一定程度上，道德責任的存在促使了董事會加大對公司環境資本支出監督的力度。公司的環境投資決策包括在環境戰略監管之中。在環境戰略監管方面（無論是主動或是被動），環境資本支出的規模無論大小，對重污染公司來說，都具有非凡的意義。因此，公司應完善環境治理機制，加大在環境資本支出方面的投資力度。
（2）公司環境治理對投資決策的影響
公司治理監控的功能包括了董事會在其經濟責任下對公司投資的監督。因此，公司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各種投資決策，如并購，重組等。公司治理對公司的研發支出也有著深遠的影響。而與公司并購相比，研發支出與環境資本支出在諸多方面是相似的，如收益不確定性、風險性等方面。對此，學術界爭論最大的是公司過度的治理是否會減少其對研發的投資力度。實際上，無論何種形式的公司治理都會限制其研發投資力度。例如，董事會的構成和規模及董事的薪酬會影響研發的投資力度，此外，股權結構也會影響公司研發支出的水平及力度。另一方面，董事會也監督著經理層以削減研發投資來謀取利益的不當做法。因此，本文提出假設：環境治理機制與環境資本支出力度正相關。
2研究方法
2.1樣本選擇
本文選取了2010年環保部公布的16類重污染行業，共涉及593家上市公司作為樣本公司。本文還搜集了相關重污染公司2010~2012年年報和社會責任報告以作分析、參考之用。通過對這些重污染公司年報和社會責任報告進行簡要分析，我們看到年報中上市公司所披露的環境會計信息具有多樣性。
2.2實證模型
本文構建實證模型如下：環境資本支出力度t=（環境治理機制t，環境效果t-1或t-2，經濟特征t或t-1，規模t，行業t）。在實證模型中，公司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與環境治理機制以及環境效果和財務指標有關。因變量為環境資本支出力度，自變量為環境治理機制、環境效果、經濟特征、公司規模和公司所屬行業。本文從兩個方面來計量環境治理機制：第一，社會責任（環境）董事委員會的存在；第二，具有環境意識的董事會成員的比例。另一方面，考慮到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的存在及公司的管理層對公司環境治理的影響，該公式將董事會和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層級的治理納入到分析變量中。而由于環境資本支出受公司的規模及該公司所屬行業的影響較大，故公司的規模及其所屬行業的變量也包括在該公式中。
2.3變量計量及數據來源
表1總結了各個環境變量的計量指標。本文中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通過公司2012年環境資本支出總額與資產增加總額之比來確定，環境資本支出總額數據為公司社會責任報告中與環境保護有關的資本支出額或者年度財務報告附注中披露的固定資產或資金使用情況中有關環境投資數據。對于環境治理機制，通過公司是否設有一個具備明確環保要求與措施的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和具備環境意識的董事人數來確定。董事的環境意識指董事成員具備環境專業知識背景或曾在環境部門任職，任何在環境部門任職或具有環境專業知識的董事都為公司增強了環境意識。這兩個變量的數據可以通過查閱2012年公司社會責任報告或年度報告中有關董事會成員構成資料取得。關于環境治理的弱勢則以社會責任報告的披露為量度。
我國環保部于2008年對部分上市公司社會責任報告進行了強制披露要求，同時鼓勵其他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因此，該變量描述了三種情況：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或非自愿（強制）披露或未披露社會責任報告。上市公司對環境治理的重視程度可以通過公司社會責任報告披露的層級反映。同時，還體現在公司環境違規和環境罰款方面。各地區環保部門會定期公布公司環境違規以及被行政罰款的信息。本文從2012年各地區環保部門官網中公布的信息收集該數據。公司對其環境治理的重視程度作為實證模型中計量環境效果的重要變量。社會責任報告披露層級、環境違規企業數以及環境處罰代表了實證模型中環境效果這個變量。最后，財務控制變量的計量。本文選取公司期末凈資產收益率這一指標，現金流量的增長通過環境資本支出投資的前兩年現金流量的增長來計量，公司期末總資產的自然對數來代表公司規模特征，同時行業指標變量也包括在該模型中。
3研究結果
3.1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2給出了關于環境資本支出、環境治理、財務控制變量方面的統計數據。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出，環境資本支出的中值達到31,000,000元（均值145,110,000元），樣本公司環境資本支出力度平均值為7.22%。環境治理機制方面，平均有51%的樣本公司設有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11%的董事會成員具備環境方面的專業知識。環境治理效果方面，每年平均有10.5%的樣本公司環境治理不力，10.1%違反環境法規，并且每1,000,000元銷售額中有1.79元環境方面的罰款支出。在經濟特征方面，樣本公司都是大公司，平均總資產為303624萬元，每年平均凈資產收益率為1.07%，現金流量基本保持穩定狀態（平均現金流量增長率為1.64%）。此外，該樣本涉及十六種行業類型，其中尤以石油化工（27.1%）和制藥（15.8%）行業為本文分析的重點。
3.2變量分析
本文假設環境治理機制與環境資本支出力度呈正相關。根據表3，我們可以看出，在環境治理機制所涉及的變量中：設有環境委員會的公司與未設有該機制的公司相比，前者在環境資本支出方面的投資力度更大(p<0.0751)；董事的環境意識(p<0.348)對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的影響并不是太大。因此，此處大膽假設，環委會才是對環境資本支出的投資決策有著重要影響的治理機制；環境效果涉及的變量中，樣本公司中環保意識較淡的公司(p<0.000)和環境罰款較多的公司(p<0.084)在未來年度將會加大其在環境資本支出上的投資力度以避免因環保不力而造成公司更大的虧損；公司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與公司違反環境法規的次數之間沒有很強的聯系(p<0.149)；當然，公司的經濟特征也或多或少地影響著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從表中可以看出，現金流量的增長與規模較大的環境資本支出有一定的聯系(p<0.006)；盈利較多的公司投資在環境資本支出上的資金相對來說要少得多，而具有較新資產的公司在環境資本支出方面卻愿意投入更多的資金。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很大程度上由公司的環境效果和公司的經濟特征所決定，而除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的設立有一定影響外，公司的環境治理機制對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的影響卻很小。
（1）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的特征
此處假設環境委員會的存在能夠加大公司的環境資本支出力度，而以上的分析正好為該假設提供了相關論據。公司治理文獻都表明董事會下委員會的特征對公司財務信息的披露、結果及公司決策有一定的影響。據此，我們猜測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的特征也可能影響公司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通過對樣本中設有環境委員會的公司進行分析，本文提出了與環委會相關的兩個因素：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的規模及每年舉行會議的次數。一方面，從公司的構成結構中可知，董事委員會的規模反應了其在公司中的權利及影響力。Goh(2009)提出規模較大的審計委員會在對內部控制不足的及時性補救上往往比規模小的委員會更能成功。這就足以表明規模大的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在與環境有關的決策上更有發言權，同時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公司的環境資本支出力度。而另一方面，對于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每年舉行會議的次數，Larcker等人(2007)認為該種會議實際上是表明董事會監控力度的一種方式。因此，當涉及到環境事項時，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頻繁的會議能夠加大公司對其環境資本支出的投資力度。在此，本文使用這兩個變量來替換實證模型中的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變量以探究委員會規模及會議次數對公司環境資本支出力度的影響。
規模較大的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對環境資本支出力度的影響不太顯著(p<0.066)；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的會議次數這個變量也與公司環境支出的力度沒有聯系(p<0.363)。而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和具有環保意識的董事(p<0.037)這兩個因素卻與公司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顯著正相關。因此，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便成為了公司一項重要的治理機制，它能決定其它機制在公司中是否能夠產生效力。這些分析結果支持了公司環境治理能夠影響其環境資本支出力度的觀點，同時表明董事會已經意識到承擔自身的環境責任以及實施好相關的環境治理機制是確保已建立的環境規范能被遵守的前提條件。從表中我們還可以看出，環境效果對公司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也有著影響。以環境資本支出的年份為時點，一年前的環境弱勢行為(p<0.029)和兩年前的環境違規行為(p<0.028)與公司環境資本支出的投資力度相關，這與之前的分析相符。而兩年前的環境罰款卻與環境資本支出的強度呈負相關的關系(p<0.068)。關于公司經濟特征方面的探究結果則與先前的回歸分析相類似（不包括盈利這個變量，該變量在表4中已確認為非重要變量）?？傮w上說，這些分析結果顯示了公司環境治理機制（如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的存在）、環境效果及經濟特征是如何影響著一個設有環境委員會的公司環境資本支出力度的。
（2）公司環境治理和環境戰略的相互作用
該部分的分析以公司環境治理和環境戰略的相互作用為重點。本文運用主成分分析法，重點確定了公司委員會的存在和具備環境意識董事的比例是否能夠被歸納單一的治理元中。其分析結果正如表5A中所呈現的那樣，這兩個變量都由相同的元所承載（即環境治理因子），有1.412的特征值，47.07%的解釋方差百分比。兩個變量的載荷（因子和變量間的相關性）總體上達到預想結果，全都超過0.40（委員會=0.761；具有環境意識的董事=0.505）。環境資本支出包括強制性因素和自愿性因素，因此，這給本文的探究增加了另一層難度。自愿性的因素表明公司在環境戰略上投資的多或少可以自由選擇，從這方面來講，公司進行環境治理完全是出于人道主義（即公司自身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具備積極環境戰略的公司與在環境戰略上消極被動的公司相比可能在環境資本支出方面投資的更多。因此，公司治理對環境資本支出的影響就很有可能取決于公司的環境戰略，為了更好地探究環境治理對環境資本支出的影響，本文考慮了環境戰略和環境治理的相互作用。由于公司的各個時期的戰略都屬于公司機密，難以為外部預測和察覺，公司環境戰略亦是如此，所以本文以環境效果中涉及的變量來代替環境戰略因子中本應涉及的變量。正如表5B顯示的那樣，本文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將環境效果中涉及的所有變量結合成一個獨特的因子，而這個因子就代表著公司環境戰略因子。環境效果中涉及的所有變量都承載在同一個因子中，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出，該因子具有1.494的特征值和49.79%的解釋方差百分比，其中環境的治理不力變量的載荷為0.755，違規行為變量的載荷為0.807，罰款變量的載荷為0.523。
4結語
本文探討了公司環境治理對其環境資本支出力度的影響。文中已經說明，從利益相關者和道德的角度來看待公司治理時，環境資本支出等重要的環境議題應屬于與公司經濟、社會和道德責任相關的公司治理的一部分。據此，本文提出該假設：以環保和利益相關者責任為目的的公司環境治理機制增加了公司投入到控制和減少環境污染的資金比例。對所有樣本公司的分析結果表明公司的環境治理機制在特定情況下影響其環境資本支出?？傊?，由于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的存在，公司環境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環境資本支出力度。也就是說，當一個公司設有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時，該委員會的規模以及具有環境意識的董事等因素與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呈正相關。以上分析結果表明董事意識到了他們肩上擔負著的對利益相關者的環境責任，同時運用環境治理機制來確保已有的環保法規能在公司中得到很好的遵守與施行，另一方面也說明董事通過監督具有戰略性的投資決策實現了其經濟責任。
社會治理特征范文4
【關鍵詞】 財務治理；財務管理學；財權配置；財務文化
一、界定內涵：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概念約定
近年來，我國的財務學者們從不同的研究目的出發，對財務治理的內涵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見解。程宏偉（2002）認為，財務治理是財務治理主體對企業財力的統治和支配，即關于企業財權的安排，它決定財務運營的目標以及實現目標所采取的財務政策；楊淑娥（2002）則把財務治理理解為通過財權在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不同配置，從而調整利益相關者在財務體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動態制度安排；饒曉秋（2003）提出，財務治理的實質是一種財務權限劃分，從而形成相互制衡關系的財務管理體制；林鐘高（2003）指出，財務治理是一組聯系各利益相關主體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結構關系網絡，其根本目的在于試圖通過這種制度安排，以達到利益相關主體之間的權利、責任和利益的均衡，實現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統一。以上這些有關財務治理的定義，雖然都從不同角度對財務治理的內涵進行了闡述，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認識偏差。他們要么從制度安排的角度將“財務治理”與“公司治理”等同，要么將“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混為一談，或者只強調財權配置的重要地位而忽視其他方面，因而無法全面準確地理解財務治理的內涵。
綜上所述，對于財務治理內涵的理解，筆者比較傾向于衣龍新（2005）的概括，即財務治理就是基于財務資本結構等制度安排，對企業財權進行合理配置，在強調以股東為主導的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財務激勵約束等機制，實現公司財務決策科學化的一系列制度、機制、行為的安排、設計和規范。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既肯定了財務治理是一種制度安排，又強調了財務治理是對財權的合理配置，同時還突出了財務治理是為了形成有效的財務激勵約束機制。
我國絕大多數財務管理學教材都認為，財務管理是利用價值形式對企業生產經營過程進行的管理，是企業組織財務活動，處理與各方面財務關系的一項綜合性管理工作。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表明財務管理是一項管理活動，其直接對象是企業的資金運動和企業的價值。
從以上對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概念約定可以看出，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區別主要在于，財務治理是一種制衡機制，其目標是協調企業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沖突，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而財務管理則是一種運行機制，其目標在于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也就是說，財務治理規定了整個企業財務運作的基本網絡框架，財務管理則是在這個既定的框架下駕馭企業財務奔向目標。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同時也存在許多共同點，那就是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理論基礎具有同源性（都以產權制度和公司治理為基礎）；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對象具有同質性（都涉及到財權問題）；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具有體系上的統一性（同屬財務范疇且都是企業財務報告的影響因素）；財務治理決定了財務管理的框架和軌道，財務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財務管理的模式特征。
二、財務管理學目前存在的缺憾：基于財務治理的考量
“組織財務活動、處理財務關系”這一概念特征決定了財務管理學的研究應從財務的二重性：經濟屬性（財務活動）與社會屬性（財務關系）相結合來進行考察。但現實情況是，傳統財務管理學僅從數量層面來對財務的經濟屬性進行分析和論述，而對財務的社會屬性――財務關系的處理這一財務管理的本質問題卻一帶而過。而財務管理作為一種綜合管理，企業內部各種權利的制衡、責任的分擔以及利益的劃分，最終將以財務的形式體現。但這些問題的解決，光靠加強日常財務管理是不夠的，應注重公司各利益相關者財務權利和責任的明晰界定和有效行使，以及在公司治理中的財務行為規范等財務治理的問題?，F在的問題是，當人們過于注重研究財務管理學的具體內容時，卻忽視了一個對推進公司財務理論發展至關重要的問題，這就是從財務治理的角度把握財務管理學的特征。
從財務治理的角度來觀察，筆者認為，傳統財務管理學存在以下的缺憾：第一，把企業財務行為視為一種把非經濟動機排除在外的純經濟行為，較少關注制度與財務文化等社會因素對財務行為和財務效率的影響，而是把影響財務行為的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而加以認同，致使制度無法納入財務行為的解析框架，對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也缺乏深入的分析，從而使財務管理學的構建日趨保守乃至封閉。第二，沒有進行相關財務治理影響分析，因而產生對“財權配置”問題的輕視及與此相關的“內部人控制財務”，導致企業外部利益相關者對企業財務監控的弱化及其財務利益的受損，致使理論與實踐相背離。第三，以理性經濟人假設作為理論前提，必然形成對經濟屬性（財務活動）的過度關注而輕視其社會屬性（財務關系），從而加劇財務沖突和財務道德的失落。
三、財務管理學再造：基于財務治理的創新
公司財務理論構建于特定的企業假設基礎之上，企業的不同界定和企業特征的現實變遷都會對公司財務理論產生決定性影響。現有的公司財務理論構建于傳統的企業特性之上，從總體上屬于價值管理理論。誠然，企業作為系列契約的聯結現象是一個客觀事實，但我們同樣不能忽視一個更為重要的事實，即企業的本質特征并不在于這種聯結以及實現這種聯結的契約本身，而是在于形成這種聯結之后的企業財務活動以及在活動中產生的財務關系。隨著公司制企業的出現和現代企業理論對成本、信息不對稱等問題的研究，由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帶來的公司治理問題便成為當前公司財務理論的主要議題?，F實表明，單純從各自的學科出發獨立研究財務管理或財務治理問題，已經不能滿足學科發展和現實經濟的需要。因此，財務管理學需要拓寬研究視野和豐富理論內涵，就必須與財務治理進行交叉性融合研究。
（一）財務管理目標的重新界定與企業財權的有效配置
合理界定和選擇財務目標，建立和完善財務的導向機制，是保證財務治理和財務管理高效運行并實施有效對接的前提。近年來，財務管理目標的定位經過了企業利潤最大化、股東財富最大化和企業價值最大化等發展階段。但就我國目前的企業組織形式主流為非上市公司、資本市場的弱勢有效、法治建設處于起步期、商業倫理有所缺失、公司治理結構不太完善等現實背景下，新《企業財務通則》將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界定為“企業價值最大化”，既反映了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為其資源供給者創造財富的受托經濟責任，也是當代財務管理學教材普遍接受的觀點，具有較強的理論邏輯性和實踐有用性。但也應清醒地看到，這些過分強調股東或企業價值的財務管理目標，勢必會將非價值性的社會責任排除在財務管理目標之外。結合我國公司法改革局限于“股東至上”的邏輯和利益相關者的參與權被弱化的現狀，以及企業是在復雜的、充滿競爭的關系網絡中開展經營活動的現實，筆者認為“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均衡”應成為企業財務管理的終極目標。這一目標不僅有利于協調各利益相關者的矛盾，而且還使企業的經濟性目標和社會性目標得以有機結合，保證了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企業的經濟性目標就是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這是由企業的本質所決定的，因此，企業財務管理目標并不總是與宏觀社會的要求保持絕對的一致性。于是，國家往往利用法律手段來強制企業必須履行社會責任。但是，企業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在許多場合無法完全進行硬性規定。這就需要企業的社會性目標，注重企業的社會責任，追求社會效益的最優化，這是由企業所處的社會環境決定的。任何企業都不可能獨立于社會而存在，若過分強調企業的經濟性目標而忽視社會性目標，將會失去社會的支持，從而使企業的生存與發展舉步維艱。特別是隨著SA8000在全球范圍的推廣和實施，企業重視社會責任、推動社會責任以及落實社會責任便有了最佳保證。這一堅持多邊主義的理財目標，是與公司財務治理的思想和目標相適應的。按照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理論，企業財權配置不能只考慮股東和經理層的利益，每個利益相關者在企業財權配置中都有權享有相應的財務權利，有不同的財務利益訴求。此外，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相機財務治理，也應在財務管理學再造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重視制度因素在財務管理學中的地位
內生于公司財務行為的制度因素可按財務活動的關系分為財務本體性制度和財務關聯性制度。但目前在我國的財務管理學中，只是企業財務通則、公司法、稅法等財務本體性制度散見于籌資、投資、收益分配和資產重組及清算等財務活動中，而對在性質上并不是財務性的卻會對公司財務行為及利益相關者的財務網絡起約束和限制作用的財務關聯性制度（如產權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和倫理道德等）閉口不談，這不僅背離現實而且還會把財務管理學引入歧途。財務管理學的再造，除繼續重視和完善財務本體性制度對公司財務行為的規范約束，還應當重視財務關聯性制度與企業財務行為之間關聯性研究，這是基于我國的基本國情所決定的。引入財務關聯性制度的研究，將有利于擺脫現有財務管理學“就財務論財務”的思維偏差，使財務管理學再造更具動態調整性和環境適應性。
（三）注重激勵和監督機制構建的研究
財務管理學如果只關注具體的資金運動而忽視在這一過程中的激勵與監督問題，勢必會導致資本運營的效率低下和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受損。因此，財務管理學再造就必須注重激勵和監督機制構建的研究。目前的財務管理學中在闡述企業財務活動時，本能地運用了諸如企業財務通則、公司法、會計法等財務本體性制度來約束與制衡管理者，而對于內部控制這一影響企業命運的制度安排卻沒有片言只語，這與企業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本質要求極不相稱。2008年6月28日，財政部、證監會、審計署、銀監會、保監會聯合了《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這為企業內部控制的內容融入財務管理學再造提供了絕好的契機。公司的成本問題，僅僅靠制衡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恰當的激勵機制能夠通過委托人設計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促使人采取適當的行為，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近年來，以財務治理的觀點考察薪酬對公司財務業績的敏感性漸成潮流。因此，許多學者認為，我國上市公司應采用股票期權激勵制度。但股票期權的應用是有條件的，需要有比較健全的法人治理結構、比較健全的資本市場和透明度高的公司信息披露及相關的法律框架等，而這些條件我國目前并不完全具備。我們在財務管理學的再造中，對于這些問題的研究必須緊密結合中國的國情，關注中國特殊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不能掉進“國際大廚房陷阱”而食洋不化。
（四）關注財務文化對解決財務沖突和財務敗德行為的作用
目前的財務管理學較為強調和崇尚“工具理性”，致使社會責任和道德品質等人類的一些基本價值在現代企業理財中倍受蹂躪而變得支離破碎，企業與其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財務關系也日趨惡化，使企業無法實現全面、健康的可持續發展。財務管理學關注資本、成本、利潤等本是應有之義，但影響和決定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為也不應該忽視，因為這有利于解決財務沖突和財務敗德行為。企業財務文化是一種“內隱文化”，是企業為了實現財務目標而一貫倡導、逐步形成、不斷充實并為全體成員所自覺遵循的理財價值標準、道德規范、工作態度、行為取向和生活觀念，以及由這些因素融會、凝聚而形成的整體財務管理精神風貌。財務準則有形而財務文化無形，但財務文化對企業的影響卻無處不在。鑒于財務文化對企業競爭力所具有的原生性決定作用以及它所蘊涵的更為深刻的企業本質特征，要求人們在財務管理學再造過程中必須高度關注這一問題。財務管理學再造關于企業財務文化研究，其最終成果是要拿出具有中國企業特色、與中國企業協調發展的財務文化發展戰略模式，從而更好地指導企業財務管理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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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特征范文5
關鍵詞 復雜性社會 多元治理 多中心治理 多層級治理 多維度治理
復雜性社會呼喚復雜性治理
霍金在世紀之交的2000年就已經斷言：“下個世紀將是復雜性的世紀”。①復雜性和復雜系統是在物質世界和人類社會演化中所呈現出來的重要特征。進入21世紀，人類社會的發展證實了霍金的預言，復雜性特征更加顯著。值得慶幸的是，人類在20世紀就已經開始了關于復雜性研究的知識儲備。研究復雜性的科學叫做復雜性科學。從20世紀30年代系統科學起步，到20世紀末期復雜適應性系統的提出，復雜性分析廣泛應用于各個領域，涉及自然、工程、生物、經濟、管理、軍事、政治、社會等各個方面。
在分析意義上，“復雜性從對因果關系的線性模型的思考轉移到尋求理解要素之間的聯合和互動上來?！雹趶碗s性與簡單性相對應。簡單性見諸“牛頓范式”的經典科學，秉承普遍性、還原性和分離性原則，將整體視作部分之和，輕視關系的基本作用，無法真正理解問題的來龍去脈。復雜性的思想源自系統論、信息論和控制論對事物的認識，發達于突變論、協同論和耗散結構理論對非線性關系的探索?！袄先摗焙汀靶氯摗睒嫵闪藦碗s性科學的主體。哲學家埃德加·莫蘭將其概括為“復雜性范式”，用以解釋復雜系統的構成、演化、涌現、自組織和自適應等特征，強調系統整體大于部分之和，深化了人們對于關系的認識。復雜性科學認為系統是由節點和關系構成的網絡，這種網絡呈現出非線性關系、多智能體組織和復雜適應。在社會科學領域，20世紀以來興起的社會網絡研究、21世紀方興未艾的網絡治理研究等，都是復雜性范式的具體運用。在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成思危等人就積極倡導在管理學領域開展復雜性研究。2008年，西安交通大學成立了國內首個公共管理領域的復雜性科學研究中心，借助復雜性科學探索公共管理理論與實踐的創新路徑。如今，復雜性治理已經成為公共管理領域的嶄新課題。
從管理學意義上講，與“牛頓范式”和“復雜性范式”相對應，分別存在兩種不同的管理范式?；谂ｎD范式的是工業時代科層化的組織形式、一體化的職能作用和指令化的控制機制，這種管理可稱之為簡單管理范式。簡單管理范式針對工業時代的稀缺經濟，用標準化的方法和不變的路徑進行效率控制，在閉合系統中解決顯性問題，來維持簡單循環?；趶碗s性范式的管理以網絡化結構為組織運轉基礎，重視對環境的適應，通過分權化和學習進程進行協作。這種管理范式針對信息時代的豐裕知識，采用創造性的方法和創新型路徑進行協同合作，在開放系統中解決共同面對的復雜問題，無論顯性擬或隱性，去克服異常沖突和綜合性矛盾。③毫無疑問，現代公共治理必須迎接復雜性管理范式，以回應復雜性時代提出的各種挑戰。
復雜性社會對于公共治理的挑戰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信息時代扁平組織的挑戰。隨著信息社會的到來，社會結構和組織結構逐漸呈現出扁平化特征，傳統的科層金字塔正在演變為交織在一起的網絡。在網絡組織中，權力呈現分散化和均等化趨勢，權力中心下移，權力距離縮短，人們之間互賴增強，需要不斷適應動態變化。第二，是水平決策的挑戰。網絡化的治理結構極大地改變了決策形式和決策過程。權力分散化帶來了多中心格局，權力均等化趨勢正在催生多層級自主性，垂直的集中決策已不足以應對人們之間的水平互動，單純的命令開始讓位于決策的商議過程。第三，間接控制的挑戰。在工業革命、電子革命、信息革命的共同作用下，當今各種社會力量的協作達到了空前高度。國家治理涉及經濟社會的諸多領域，吸納了各種力量的參與和貢獻，無法進行全面而直接的控制，需要通過協作提升協同水平。第四，疆界跨越的挑戰。信息網絡的興起悄然摧毀了人們之間許多固有的疆界，全球化發展解除了許多原有壁壘，這意味著一個跨疆界時代的到來。當今世界的景象是，市場跨疆界運行，經濟跨疆界發展，社會跨疆界合作，文化跨疆界傳播。于是，公共治理需要在跨疆界的交錯延伸中不斷解決差異性問題，應對矛盾沖突新的綜合，實現在混沌邊緣的共生進化。④
面對世界圖式的復雜性，人們提出了認識論和本體論的各種模型。在認識論意義上，主要是計算復雜性模型。在本體論意義上，復雜性圖式包括組分復雜性、結構復雜性和功能復雜性三大模型。由是觀之，復雜性公共治理至少要考慮治理主體的組分問題、治理結構的體制問題和治理功能的機制問題這三個層面。從主體看，復雜性治理源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由一系列社會公共機構和行動者參與其中，它涉及集體行動的各個社會公共機構之間的權力依賴關系。從結構看，復雜性治理包含著社會自主行動者關系網絡的形成和自組織管理的內容，展示著從節點到層級不斷增強的自主性對扁平化層級網絡中相互作用的拓展。從功能看，復雜性治理表明國家與社會之間制衡關系的變化以及公私責任關系的變化，它需要政府在新工具和新技術的基礎上能力和責任的提升。⑤在當代公共治理研究中，多中心治理模式、多層級治理模式和多維度治理模式的涌現，恰與復雜性圖式的三大模型相呼應，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多中心治理的制度創新
社會治理特征范文6
《綱要》體現了國家層面對大數據發展的頂層設計和統籌布局，為我國大數據的應用提供了行動指南，最終目的就是利用大數據提升全民數據意識、發展數據文化、釋放數據紅利、打造數據優勢。相較以往，此次發展的目標更明確，內容更全面。《綱要》對大數據的定義是，以容量大、類型多、存取速度快、應用價值高為主要特征的數據集合，正快速發展為對數量巨大、來源分散、格式多樣的數據進行采集、存儲和關聯分析，從中發現新知識、創造新價值、提升新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和服務業態。大數據不等同于海量數據的集合，而是可被利用的海量數據集合。同時，大數據應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大數據可以創造價值。根據已有的數據發現聯系是大數據能夠創造價值的基礎。2012年達沃斯論壇的報告《大數據 大影響》宣稱，數據已經成為一種新的經濟資產類別，就像貨幣或黃金一樣，叫數據資產，它的價值賽過黃金。當前，大數據已經在政府公共服務、醫療服務、零售制造等各個方面得到廣泛應用，而且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價值和產業空間。
第二，大數據推動數據共享開放。大數據時代政府需和各個社會組織、社會主體合理共享，在共享最新數據的基礎之上，發揮各自的發展優勢，深度挖掘數據的價值。數據的共享開放可以讓政府少管一些事情，節省很多的人力，同時也能解決大部分公共事務信息不對稱問題。
第三，大數據可以預測未來。大數據是以分析大量數據的相關性為基礎進行預測，這是大數據不同于海量數據的最重要的特征。在掌握數據的情況下，才能做出科學的預測，才能做出正確的預判。當前，大數據可以對人們的需求、災害、犯罪的發生等問題進行分析預測，有了大數據作為支撐，各類商業服務和社會服務將更為精準有效。
二、大數據對社會治理環境的影響
隨著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的發展，政府面臨的社會環境將會更加復雜，社會治理方法也會更加多樣。社會治理環境的變化主要集中在：①政府所處的社會環境將更加開放，并且將更為深刻地遭遇到互聯網、大數據等方面的影響和沖擊；②社會治理的方法將更加統一高效，大數據將在治理過程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而政府權力將會進一步收回，交由社會組織配置；③社會環境的變化將更加全面和系統，政府將在更加民主、法制、開放的社會環境下進行治理。
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催生了大數據的生成。大數據對社會治理發展趨勢的影響主要集中在治理環境和治理方法這兩個方面，并表現出以下幾個特征：
其一，大數據使社會治理環境變得空前開放和自由，社會治理環境的改變要求政府必須樹立開放的社會治理理念。首先，在大數據時代，人們查詢數據的途徑已經不再只依賴官方網站，這樣就倒逼著政府必須實現真正的開放和透明。其次，在大數據時代，公民發表自己的觀點和評論非常簡單且易于搜集，過去帶有較強政治性的參與逐漸演變成了一種普遍性的公民參與，這種參與會為政府的下一個決策進行引導。最后，大數據拓展了社會治理的范圍，并使社會治理更為精準化。由于信息的雙向交流，大眾的廣泛參與，社會管理模式從以往的方格化演變為網絡化，從而使政策制定更為人性化。政府要掌握、整合和協同各種類型的基層數據，建立服務型政府。
其二，大數據有助于形成統一高效多樣的社會治理方法，使社會管理領域的公共政策實現精細化和科學化。首先，大數據時代對政府理念的影響是包容，大數據里的數據類型非常多，而且來自方方面面，政府需要將這些數據整合起來，去包容和協同。其次，大數據時代最大的轉變是放棄對因果關系的渴求，而關注相關關系。換句話說，現在只需知道“是什么”，而不需要知道“為什么”。再次，大數據時代似的政府決策更加科學和高效。大數據促使社會治理更加及時，因為大數據有助于政府實時甚至預先了解發生的問題，做到預測社會需求，預判社會問題，防患于未然。同時，大數據會實現社會治理的高效和節約，可以極大地節約相關部門和公民本人的時間及精力。大數據還促使社會治理方式的多樣化，比如讓更多人群進行自我管理的自組織模式。最后，在大數據時代下，社會治理將面臨著更大的約束，尤其是社會治理現代化問題。為確保社會治理現代化，既要構建一個真正的電子政務平臺和應用體系，又要應用社會治理的新模式――云治理。云治理只是一個手段，最終要走向全面治理和微治理。
三、大數據時代下的社會治理風險對策
在大數據時代，社會治理模式、治理方法都在發生改變，社??治理的主體也更為多元化，大數據在產生積極影響的同時，也面臨一些挑戰。首先是數據安全挑戰。在大數據里，人們的活動都能被看到和記錄，人們已經沒有隱私了，因此信息的安全性和保密性非常重要。其次是大數據的技術性風險，這類風險不是人為可以控制的。政府應盡快適應大數據帶來的新的治理環境，轉變角色定位，制定有助于大數據發展的制度規則，引導其在社會治理過程中產生積極影響。
第一，建立統一的元數據標準體系。這是政府實現對大數據合理運用的基礎。標準體系應包含大數據生成、發展及的數據標準格式，便于數據的無縫隙統籌整合，使原本散落在各部門的數據信息整合起來，打破“信息孤島”狀態。
第二，建立防范風險的制度。這是政府實現對大數據合理規制的保障。大數據時代下，挖掘商業價值和保護個人隱私的矛盾日益凸顯，技術性風險也不再是人為可控的。因此，建立數據資源的應用規則，界定數據資源的歸屬，限制數據資源的使用范圍，用制度將技術風險約束在一定范圍內，確保信息的安全性和保密性。
第三，調整社會治理結構。這是政府適應大數據時代下社會治理環境的前提。大數據時代使社會治理主體更加多元化，各主體在共享最新數據的基礎上，發揮各自的優勢。政府可依托互聯網技術，發展眾包、眾籌等方式的自我管理的自組織模式，參與公共服務；鼓勵社會組織承接城市公共服務；引入第三方機構對社會服務方案進行設計與評估，凝聚大眾智慧，形成內外結合、各主體協同治理的新格局，讓政府的治理結構有效地嵌入到社會治理網格化結構中。
四、大數據時代下社會治理研究的趨勢
在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的影響下，社會治理的環境發生了重大的改變?；ヂ摼W技術和大數據的發展為社會發展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對傳統的治理方式提出挑戰。這些變化對社會組織的發展和社會治理理論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新的主題，構成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機遇。
首先，在構建社會治理的新模式上，云治理應該是未來研究的一個方向。運用云治理的手段要弄清楚三個問題：一是要梳理云治理的概念體系，它的前提是什么、它成不成立；二是要分析云治理的價值選擇，它是否真正符合人們的價值理念，是否符合現在社會發展、社會需要的方向；三是要研究云治理的現實應用，它能在哪些方面應用，怎么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