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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范文1
關鍵詞：結構主義 視角 英語翻譯 等值范式論
隨著結構主義的相繼出現和發展，其對英語翻譯的影響也逐漸體現，而對于英語翻譯來說，由于翻譯者對其本體的認知不同，而導致不同英語翻譯范式的產生，在結構主義視角下，翻譯等值理論根深蒂固，翻譯者堅持以等值理論為指導來進行英語翻譯工作，對于結構主義的本質實際是一種思維，將結構主義列入本體范疇，承認解構主義和結構主義可以并存并互相影響。
一、結構主義語言學產生
作為結構主義語言的引導者， 索緒爾被譽為現代結構主義之父，他使結構主義語言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傳播，影響了如布拉格和馬丁內等地區學者，葉爾姆斯列夫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的觀點中體現出語言是價值的系統，研究者應從完整的語言資料出發，在形式，實體，表達以及意義的范疇下，依據組合成分的橫向組合關系與關聯聚合關系，對話語進行研究分析，從而得到基本不變的單位語符，而美國的結構主義學者則對結構形式的描寫十分重視，他認為結構主義的宗旨就是將某種理念升華為形而上的本體，結構主義者認為文本有一定的邏輯結構，其語義單位應保持不變。
二、結構主義對英語翻譯的影響
在結構主義之父的影響下，結構主義詩學和其相關學科不斷涌現，結構主義的翻譯研究越來越多，這一研究通常以現代語言學做為基礎，以不同語言系統之間的可譯性為理論，從實踐的角度，它更關注語音，單詞，語法以及段落的轉換問題。這種翻譯觀具有以下特點（1）由于語言本身有存在普遍的共性和自身調節特性，因此不同語言之間具有轉換性，從而使語言有可譯性。（2）在依照符碼轉換的前提下，翻譯實現對第二種語言的解碼和重新編碼，可以實現語言的轉換。（3）具有確定的意義，它是由研究者通過語言規律設定意圖的，所以，翻譯過程可以獲得等值效果。威爾斯認為現代翻譯理論界有三 種翻譯等值方案，第一： 依據語言學的觀點，所有語言都是一個封閉自足的代碼系統，具有明顯與其他語言有區別的單詞和句法以及社會文化特征，所以無法實現意義上的對等，而是要在克服語言結構的差異性的同時。第二：翻譯是一種語際交際，它必須充分考慮交流這個最終目的，才能實現翻譯等值。（3）待譯材料暗器可譯程度可分為幾個等級，根據這些等級可制定對應的等值水平標準。針對以上3三種方案，我首先分析源語言的文法，詞匯等特點，聯系上下文的語境進行翻譯，然后進行回譯，確保翻譯語后的語言與原文等值，也就是說，翻譯等值是結構主義翻譯家的追求，這種追求已經升華到本體論的高度，使得等值變成了翻譯理論和實踐的一種范式。
三、結構主義在英語翻譯中的實質
我們對結構主義的本質就行了探究，所謂結構主義就是一種有關世界的思維模式，它強調事物之間的聯系，實質上，這種結構主義的世界觀就是本體論，將結構升華為本體，并因此定格了研究者研究和實踐的方法論。結構是指其內在的連貫性，語言能夠把多樣化的基本句子轉化各種新的語句，并將這些話語留存在它本身的結構之下，同時，為了更有效地實行轉換程序，它不向本身以外求援，而且將本系統進行封閉，所有轉換的目的在于贊同與維護內在規律，這些內在規律是他們產生的條件，從結構主義的概念里，結構主義者有一種可以完全被認識與再現的結構，這種結構被稱為永恒結構。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就可以解釋為什么結構主義翻譯者將等值作為其必生追求的目標，這種理論對翻譯研究的影響很深，使翻譯學稱為一門被認可的獨立的學科，不過，從方法論來講，結構主義的翻譯研究過于機械化，沒有歷史文化背景的烘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忽略了歷史意義和經濟意義，當然，我們更應該將機構主義視為本體論的范疇而不是方法論的視域，對于后現代學主義學者來說，符號具有很強的本體論意義，導致符號學研究正朝著從方法論回歸本體論的方向發展，與其相對應特征就是從結構主義轉變到后結構主義的過程，因為片面錯誤的理解解構主義，使人們誤以為解構主義完全是靠是暴力摧毀等方式來破壞一切的結構，從而以為解構主義是結構主義的代替者，將他們進行強制性的分離，但實際上，解構主義和結構主義并沒有特別大的分歧，可以同時存在并互相影響，解構主義并是想象中的只以暴力為手段來破壞一切，而是提出所有結構都不會永存，所有結構都一定會逐漸失去活力，最終走向消亡的狀態，而不是被暴力等手段強制瓦解，再者解構主義承認結構的功能，所以，我們說解構主義和結構主義是可以共存的，二者同時存在并都對翻譯有一定的影響。
四、總結
結構主義堅持以語言為本，實施等值翻譯的理論，強調了結構主義在翻譯中的影響，將翻譯升華到本體論的范疇，使等值變成了翻譯理論和實踐的一種范式，從而實現翻譯，英語翻譯等值范式論的存在推進了翻譯行業的發展，為英語翻譯提供了有力條件。
參考文獻：
[1]李彬.符號透視： 傳播內容的本體詮釋[M].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3：101
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范文2
一、何謂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方法
（一）發展經濟學。關于發展經濟學的概念界定眾說紛紜，并不統一。本文采用我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張培剛的解釋：發展經濟學是研究農業國家或經濟落后國家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或實現經濟起飛和經濟發展的問題。他認為“發展經濟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發展經濟學是指凡是研究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的理論和學說都可以算是發展經濟學，其理論可以溯源到1776年亞當?斯密發表的《國富論》中涉及到的關于經濟發展的理論；狹義的發展經濟學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發展經濟學，它的主要任務是研究農業國或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或者說如何實現經濟起飛和經濟發展的問題。本文所談的發展經濟學是指狹義的發展經濟學。
（二）結構主義方法。結構主義方法是發展經濟學中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結構主義經濟發展思路的基本理論要素包括其發展觀、對經濟發展運行機制的描述、資本形成理論、偽裝性失業理論和國際經濟理論。而指導這些理論的分析方法的對象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1.對經濟結構構成的分析：經濟結構的構成在結構主義者當中說法不一，根據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的馬穎和陳波的歸納分析，其主要有兩層含義：“第一，結構構成是指宏觀意義上的整個經濟各個部門的構成及相關變量，包括有關的經濟活動部門和作為生產中主要投入的勞動力和資本投資等變量；第二，結構構成是指按經濟活動部門所組成的部門結構或者按某種需要來劃分的經濟結構?！盵1]其中大多數學者運用第二種含義進行分析。例如W.A.劉易斯有關二元經濟結構的分析。霍利斯·B·錢納里的“兩缺口”模式即是按經濟活動的部門結構進行分析的。且霍利斯?B?錢納里是按積累過程（包括投資、政府收入和教育三個類目）、資源配置過程（包括國內需求結構、生產結構和貿易結構三個類目）、人口與分配過程（由勞動力配置、城市化、人口轉型、收入分配四個方面構成）這三個過程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進行分析的。其認為，結構構成表現為“一個經濟和社會系統中相對穩定的關系。”[2]2.對經結構變遷或結構轉型的分析：結構主義方法對經濟發展過程中與經濟增長相伴隨的”結構轉型”(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的分析一直在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學派研究綱領中占據著中心位置。“結構轉型”亦稱“結構變遷”(thestructuralchange)。它們被錢納里定義為“需求、生產、貿易和就業構成的一組互相關聯的變化，而“需求、生產、貿易、就業構成的各自的變化又反映了因收入水平提高而產生的資源配置格局轉移的不同方面”[3]；賽爾奎因則把“結構變遷”定義為“從生產和要素使用角度來考慮的各部門在經濟中的相對重要性，工業化便成了結構變遷的中心過程”[4]從錢納里和賽爾奎因兩人對“結構轉型”或“結構變遷”的定義中可看出兩層含義：第一，“結構轉型”本身就涵蓋了狹義的“產業結構轉變”，而賽爾奎因的定義中提到的“各部門”實際上也是指“產業結構”；第二，“產業結構轉變”過程同“結構轉型”過程是一個同步進行的過程，“結構轉型”的作用因素，影響著“產業結構轉變”。3．對經濟結構與經濟現象之關系的分析：結構主義者還透過經濟運行中的眾多變量，強調經濟結構作為“深層因素”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他們看到了影響經濟運行的諸多因素，指出，在一國經濟中，勞動市場二元結構、農業、運輸、動力、進出口等行業都被列舉為結構剛性。如農業部門對價格激勵做出的反映嚴重滯后于工業部門，往往會成為導致發展中斷的瓶頸；運輸和動力等基礎設施部門中的剛性表現為生產缺乏伸縮性，對價格反映存在滯后性；這些部門還會因為投資不足而拉整個經濟的后腿。
二、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方法工具例析
在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指導之下形成了具體的研究方法，著名經濟學家霍利斯·B·錢納里、M·賽爾奎因即在產業結構轉型研究中倡導“狹義的產業結構轉變”和“廣義的結構轉型”分析方法。以下通過對兩種研究方法的概述，對這兩種方法做出評價。
(一)狹義的產業結構轉變方法。狹義的產業結構轉型方法主要指統計方法與投入——產出法。最早對產業結構轉變進行研究的是克拉克。他在其《經濟進步的條件》一書中，從農業、制造業和服務業這三個部門就業人數的變動入手，研究了產業結構的轉變，得出兩點結論：第一，農業部門的相對規模不斷縮小，工業部門先增大后縮小，而服務業處于部門不斷增大趨勢；第二，效率和需求是促成產業結構轉變的兩個基本方面。庫茲涅茨對克拉克的研究方法作了進一步發展，他在《現代經濟增長：速度、結構與擴展》一書中，指出了有關農業、工業、服務業這三個部門產業結構變動趨勢的關系式：
ri=ai(1+rT)—1
式中，ri和ai分別表示部門產出和國民總產出每10年的增長率，ai為部門某一時期占國民總產出的比重對10年前該部門占總產出比值的比例。通過分析一個世紀后農業、工業和服務業三個部門各自占國民總產出比重的變化可以得出ai，再經過對國民總產出增長率進行估算得出各部門的產出增長率，進而描述各部門的變動趨勢。該公式基本描述了農業、工業和服務業三個部門的變動趨勢，為結構主義研究的精確化作出了貢獻。
霍利斯·B·錢納里將克拉克和庫茲涅茨的統計研究方法又作了進一步推進，在他與M·賽爾奎因1975年合著的《發展模式：1950——1970》一書對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相伴隨的結構變動作出廣泛的統計上的解釋。在該書中其除了使用傳統的統計方法之外，還巧妙地使用了相關分析。他們為了創造一整套可以對更為廣泛的可獲得的數據進行度量的方法，專門設計了對包括積累、資源配置、收入分配等在內的10個基本過程進行描述的27個變量，以便分析與各國經濟增長相伴隨的產業結構轉變。
錢納里率先用投入——產出方法來分析產業結構轉變，早在1959年，在他與克拉克合寫的《產業關聯經濟學》一書中，就第一次運用投入——產出模型系統地論述了產業間的結構關聯問題。這一分析方法共兩個步驟：第一，用于投入產出方法來細化行業分類，建立起全面的產業結構轉變分析框架，用以克服傳統的統計方法在分析結構轉變方面的缺陷。他們通過對中間產品使用比例wi和中間產品投入比例uj進行計算，將產業結構中的各行業細分為四種類型：中間產品使用和投入的比重均偏高的產業(鋼鐵、石油制品等)、中間產品使用比重高但中間產品投入比重低的產業(農林業、煤礦業等)、中間產品使用比重低但投入比重卻偏高的產業(服裝、造船、食品加工等)、中間產品使用比重和投入比重均偏低的產業(漁業、運輸業等)。wi值和nj值的高低代表著產業關聯程度的強弱。
（二）廣義的產業結構轉型方法。CGE模型于20世紀60——70年代問世，起初由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家運用該模型討論經濟問題。由于CGE模型具有能夠對經濟全面地加以模擬的巨大優勢，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家們以結構主義的假設，使之能按照結構主義表述發展中國家的結構轉型問題。結構主義這一研究方法至今影響尚存，被新一代結構主義經濟學家所繼承。恰如新一代結構主義領軍人物泰勒所言，結構主義思路的基本假設“在于一個經濟的制度以及各生產部門和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分配關系，在決定這個經濟的宏觀經濟行為方面起主要作用”。[5]
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結構主義學家改變傳統方法一般地分析產業結構的轉變，而是從某一具體角度來研究包括產業結構轉變在內的廣義的結構轉型。例如,CGE模型被用來分析短期內在外匯短缺前提下調節政策的選擇對經濟結構的影響,以說明宏觀調節與結構轉變之間的關聯所在；CGE模型還被用來討論包括貨幣、債券和分割的可貸資金市場在內的金融壓抑問題,使其既能體現發展中國家的結構特征,又能解釋市場不完善條件下各種替代機制的宏觀經濟學本義；而且，工資水平、生活狀況、金融資產收益、資本利得等方面也被納入CGE模型,以便分析貿易條件變化對發展中經濟所造成的收入分配效應。其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德爾曼——羅賓遜模型。其是1978年阿德爾曼和羅賓遜在借鑒新古典經濟學的CGE模型的基礎上,建構了第一個結構主義CGE模型,討論了韓國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與廣義的結構轉型相伴隨的收入分配問題。
三、對發展經濟學經濟結構主義方法的評價
結構主義方法產生于早期新古典主義方法之后，一定意義上彌補了早期新古典主義方法的缺陷，但由于其是二戰之后那個特定時代的產物，隨著社會的發展必然會顯現出許多不足。
（一）理論框架的粗糙。雖然結構主義分析方法為發展中國家的分析奠定了理論基礎，但理論框架過于松散。同新古典思路相比，結構思路更接近現實,但不如新古典主義方法那樣嚴密。結構主義的各主要假定前提只是以描述性陳述為特征，還遠未達到公理化程度。其分析方法初衷顯然是想建構能將社會、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非經濟參數包納進來的理論模型，但由于變量太多,致使理論框架顯得過于松散和粗糙。造成結構主義框架此種狀況的原因主要來自兩個方面：第一，結構主義所依賴的邏輯基礎主要是歸納法。而新古典思路所依據的邏輯基礎主要是演繹法,故而這一方法從根本上很難達到精密化的程度。第二，結構主義方法的數學化形式表達難以包括所有影響經濟運行的因素，本身就受分析方法局限性的制約。
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范文3
關鍵詞： 結構主義 后結構主義 能指 所指 鏡像理論
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在20世紀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本文主要采取對比的方式來闡述兩者之間的延續性和對立性。由此來加深兩者之間的理解，使兩者各自有一個清晰的輪廓。
一、從結構主義到后結構主義
結構主義興起于20世紀中期，是起源于歐洲的一種重要的學術思潮。它緣起于世紀之初法國語言學家索緒爾的符號理論，經由俄國形式主義和捷克的結構主義“布拉格學派”，最后于60年代在法國獲得空前的勝利。二戰后統治法國哲學界近二十年之久的是現象學和存在主義等所謂的“意識”哲學，而結構主義這股強大的人文科學思潮的代表者宣稱，他們的思想是與其相對立的。因為這個思潮的代表者都使用“結構”及相近的概念來從事相關的文學研究。于是得名“結構主義”。從理論上來說，結構主義是反人本主義的文化分析方法論。
后結構主義既是對結構主義的調整、改造和反撥，也是其某一方面的發展、擴充和超越。它的標志是“消解形而上學傳統”。“后”既是歷史時間標記，也是一個理論邏輯標記，它與結構主義有直接的時間關系和因果關系。其“后”字可以理解為對以往種種“主體中心化”理論立場的全面告退。它利用結構主義提供的基本命題繼續指導，對符號、知識、主體性等范疇作了新的闡釋，形成整個西方思想傳統的質疑。它是在后現代主義這個廣闊的背景下最早產生的思想運動之一。
二、結構主義與后結構主義對于“能指與所指的關系”的認識對比
結構主義的基本原則之一源自索緒爾關于記號的定義。索緒爾把記號定義為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之間的關系。后者被看作一種心理概念。從根本上來說并不存在任何自然關系，所以這種關系是任意的。然而，一旦能指與所指之間的聯系被確定，由此產生的記號會被看作語言系統中相對穩定的靜態結構。
后結構主義則對這種穩定的靜態結構不能予以認同。他們認為在語言的實際應用中，能指和所指的關系總是在不斷地轉化和變化的，因此同一能指在不同語境或不同歷史時期可以根據與之相關的所指發生各種各樣的變化。后結構主義以詩體和修辭手法作為例證，來強調意指的創造性和不確定性，從而與結構主義的僵化結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尤其是他們指出諸如隱喻和轉喻這些手段，對比于結構主義拘泥字面意義的做法更能體現語言的實際性質。后結構主義者認為，結構主義不過是隱喻和其他比喻的殘留物，它們通過不斷地重復和流傳而喪失了文學作品的光澤。穩定的語言結構是無法捕捉到這一品質的。
三、兩者共同的影響者――拉康
拉康的結構精神分析學影響了結構主義陣營的一些人，例如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不僅阿爾都塞借用了許多概念：想象的、轉喻的因果性，以及偶然的隱喻的和修辭的文體。還有“回到”的整個設計，顯然是以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的設計為模型的，正如拉康企求把弗洛伊德從其門徒的錯誤解釋中拯救出來那樣，阿爾都塞旨在把的基本原理從其庸俗化和曲解中解脫出來。
另外，阿爾都塞在對意識形態的討論時也運用了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論，他把拉康的鏡像理論運用于對意識形態的分析之中，把意識形態的“詢喚”過程看作是一個“鏡像化”的過程，拉康在鏡像理論中所說的“誤識”就是個體認識意識形態的方式，但又要保證這一“誤識”不被發覺。
拉康對德里達的影響也同樣巨大。德里達對于傳統哲學的一個重要的挑戰就是否認了真理的存在，而這一挑戰主要來源于對拉康的能指和所指論述的借鑒。在拉康看來，能指在語言鏈中不斷地滑動，能指和能指之間有著一種不可逾越的鴻溝，能指永遠也不可能到達無意識的所指。寫作過程就是無意識中的語言經過意識的審核而產生變形的一種活動，因此，文本中不能存在真理的意義。德里達進一步把整個世界看成是文本，而文本中并不存在真理，這樣德里達就否認了超驗真理的存在。
綜上所述，結構主義主要是一種方法，是認識和理解對象的思維方式之一，在人文科學中運用結構分析方法所形成的一股研究潮流或傾向。其目標是永恒的結構：個人的行為，感覺和姿態都納入其中，并由此得到它們最終的本質。即“明確地尋找心靈本身永恒的結構，尋找心靈賴以體驗世界的，或把本身沒有意義的東西組成具有意義的東西所需要的那種組織類別和形式。結構主義向后結構主義思潮的轉變，源于對所謂的文本一致與意義、微卡爾學派的統一的人的主體觀念以及基礎主義的啟蒙觀念的全面批評。其次，后結構主義借用了弗洛伊德有關“無意識”的概念，聲稱“自我”不可能完全知道它自身的同一性，因為它的“自我”形成完全不是在意識狀態下完全產生或加以揭示的。后結構主義者們強調對結構進行建構和解構，一切知識都是通過描寫而得到的，是經過中介及被組織在話語中而領悟的，只通過字才同物聯結起來的知識。結構不存在著終極意義，解釋的任務不是去尋找意義，不在于關注它的普遍結構，而在于事物本身和闡讀過程，現實必須作為一個文本來解讀。解釋在一層又一層地不斷展開，而每一層又轉化成為一個新的表意系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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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范文4
與文化研究相類，審美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審美是哲學意義上的審美，而狹義的審美是作為文學批評方法之一的審美。而作為文學批評方法之一的審美，卻是文藝學中文學批評方法的一種，對象是文學，所解決的問題是作家頭腦中審美意識物質化過程，以及形象的美學意義。康德的審美無功利性和純文學的觀念，是關于藝術審美的最早系統理論。在康德那里，審美的感性的藝術要么是快適的藝術，要么是美的藝術。它是前者，如果藝術的目的是使愉快去伴隨作為單純感覺的那些表象，它是后者，如果藝術的目的是使愉快去伴隨作為認識方式的那些表象。康德的美學觀念無疑對后來西方文藝理論中唯美主義產生了很深影響。為藝術而藝術的純文學觀念，也是導源于康德對審美的定義。真正審美的無功利性指的是審美只有不關涉目的性才能稱之為審美，真正的審美藝術是高于一切、超乎一切之上的。如果審美沾染了任何功利的因素，它就喪失了審美之所以為審美的條件。
而中國的文化語境，也造成了對文學審美內涵的極大推崇。尤其是左翼文學時期，對文學批評方法的大力推崇，對堅持純文學立場作家的打壓，使這一極具排他性的文學思潮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文學發展的多樣化。到后來的時期，文學性的成分更是極大收縮，基本上已經淪為了政治口號和政治鼓動文本，再也談不上什么審美了。這些過往的歷史造成了當代中國文學對工具論色彩的文學批評的警惕，同時對純文學和審美性的向往。審美批評這一文學批評方法在東西方都源遠流長，且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論訴求。不論是中國古典小說評點中所體現的對小說審美因素的咀嚼和回味，還是西方形形的有關文學作品形式的文學理論——俄國形式主義文學批評、英美新批評，都是將研究文學的眼光聚焦于文學內部，阻斷了文學外部的社會歷史因素對文學審美性的干擾。文學研究的存在意義在于研究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東西。不只是審美批評，其他的批評中也會有審美價值判斷的內容，證明了審美價值判斷的不可或缺。精神分析學派的弗洛伊德對俄狄浦斯情結的發現，就是立足于對《哈姆雷特》劇本的解讀，只是從劇本中獲得的審美體驗最終讓渡給人的潛意識的發掘。
二、文化研究與審美批評的關系
文化研究代表著對文學研究中語言論轉向的反撥，是文學批評向社會歷史批評回溯的標志，更多關注與文學相關的外部社會歷史環境。文化研究更多的是用一種政治的眼光看問題，而且把種族的、性別的眼光再次帶入了文學批評中，后殖民主義批評與女性主義批評的盛行，不能不歸功于文化研究。不過，文化研究絕不是一種庸俗的社會學批評。文化研究與社會歷史批評都承認文學與社會生活的關系，但文化研究又不完全是社會歷史批評。社會歷史批評認為文學的意義是指向文學外部的，文學的價值在于其歷史意義。而文化研究認為文學的意義在于當下，文學的意義并不是完全取決于社會歷史，同時也是文本自身特點、讀者的反應和評價等合力共同作用的產物。文化批評之于審美的關系：文化批評對于所謂純粹的“審美”、“文學性”本身持有解構的態度。
布迪厄大談各種不同的審美趣味（比如對于高雅藝術的趣味與對于大眾文化的趣味等）是如何與一個人的文化資本、經濟資本、社會地位聯系在一起，如何被用作與他人進行“區隔”的武器，卻從來不談不同的審美趣味是否真的存在高低之別。不能進行審美價值判斷，或者把審美價值判斷還原為政治判斷，既是文化批評的特色，也是它的一個重要局限。文化研究的落腳點在于政治評判，通過對文學作品審美趣味的分析比較而得到社會歷史方面的內容。審美判斷是一個橋梁和可借用的工具，文化研究從來也沒有承認過存在著所謂純粹的審美。文化研究和審美批評的天壤之別并不妨礙文化研究對審美批評的借鑒。文本的形式就是文學作品審美生成的場域，對文學作品形式的關注，就是對審美批評的一種主動和積極的吸收和利用。文化研究中就存在著結構主義的傾向。斯圖亞特•霍爾指出文化研究中存在著“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這兩種范式。而這種結構主義所吸收的理論，包括俄國形式主義、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和羅蘭•巴特等結構主義大師。而結構主義本身是代表著文化轉向發生之前的語言論轉向的成果，文化研究大膽汲取前人的理論精華，既在一方面說明文化研究的開放性和包容精神，也說明了文化研究不是一個外部研究的代名詞。它是兼收并蓄的，既有社會歷史研究的成分，同時也吸收了結構主義內部研究的有益部分。文化研究從結構主義中借用了話語的概念，這便是明證。話語本來是一個語言學領域的常用術語。它是“構成一個相當完整的單位的語段（Text），通常限于指單個說話者傳遞信息的連續話語”。由此引申出“話語分析”理論：“對比句子更長的語言段落所作的語言分析（Linguisticanalysis），旨在找出帶有相似語境（對等類別）的話語系列并確定其分布規律。”
而文化研究中批判性話語分析這一方法的引用，便是對語言學中“話語”和“話語分析”的創造性使用。語境不只是實在意義上的個別句、段、文，更是一個大的文化語境，是一個泛化的概念，對語境中的話語進行批判分析，從而能把握文本背后的意識形態。但是，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都不能獨占文化研究領域?；魻柧投叩耐愓归_了精彩的論述：結構主義和文化主義都把側重點置于“上層建筑”的具體性和效果、構成前提的相近領域，使它們超出了“基礎”和“上層建筑”的指涉術語。他又分別指出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所展現出來的巨大活力。結構主義是對文化研究中文化主義傾向獨斷性的打破，而結構主義又不能完全取代文化主義。
三、結語
縱觀中國和世界的文學批評史，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任何一種單一的文學批評方法都不可能長期占據獨斷地位，片面推崇某種文學批評方法都是形而上的，是一種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在作祟。本質主義，乃是一種僵化、封閉、獨斷的思維方式與知識生產模式。從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靈魂和肉體的二元對立的觀點中，就能看到本質主義思維方式的影子。此后，西方強大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思維方式，統治了西方2000多年，直到解構主義的出現，才最終完全瓦解了西方對于本體論的執著。同樣，在文學批評領域，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表現于對普遍的文學批評方法的推崇，尤其認為審美價值判斷為中心的審美批評，是文學之所以為文學所必須堅持的一種方法，這顯然也是一種本質主義的思維，是一種意識形態。文化研究和審美批評不會是涇渭分明的兩種批評方式，在文化研究中會有借助于審美批評的因素，而審美批評也會借鑒文化研究的獨特視野展開，使曲高和寡的審美批評能更貼近大眾和日常生活。
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范文5
關鍵詞：古詩翻譯；結構主義；解構主義；沖突與結合
中國古詩是中國極具特殊性的一種寫作文體。由于古詩的創作時間年代久遠，語言結構及表達習慣與現代白話大相徑庭，要在理解原文基礎上轉換成目的語言，使譯文絲絲入扣，句句忠實，引人入勝，對譯者來說則是一個挑戰，并非輕易之事。當前比較適用于中國古詩的翻譯的理論要數功能結構主義及解構主義。前者強調以原文本為主，從文本深層結構出發，而后者強調譯文意義既是獨立的，但又與原文保持一定的關系。筆者認為，古詩翻譯是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翻譯觀之間的一場“博弈”，相互兼顧，互有犧牲，這樣才能最大化保證古詩詞譯文的形神兼備。筆者以原文與譯文的關系為切入點，對作者與譯者的關系、結構形式與思想意義、現在意義與過去意義的四對關系展開論述，闡述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在中國古詩詞翻譯過程中如何發生沖突后有效結合。
一、理論基礎
1.結構主義之于翻譯
結構主義主張從源語言表層結構提取核心信息，源語言深層結構轉換為與之對應的目的語言的深層結構，最后濃縮目的語深層結構，最終以目的語表層結構的形式出現。結構主義語言學在翻譯領域提出的思想理論和具體方法頗為嚴謹，使得翻譯研究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結構主義翻譯觀認為，譯文是原文的準確復制，意義是確定的，意義和結構都應忠實原文，原文作者處于權威的至上位置，強調原作者和譯者的主仆關系。另外，結構主義強調語言的共時性，認為語言過去的意義，包括作者本身寫作時所處的社會背景以及歷史因素等沒有研究價值，因此結構主義翻譯觀著重于源語言的字面意義。
2.解構主義之于翻譯
解構主義的出現為翻譯理論打開了全新的理論維度。解構主義可以說顛覆了結構主義對原文形而上學的“愚忠”。解構主義在翻譯領域提出，文本的意義是不確定的，原文和譯文之間既互相獨立也有聯系，譯文是原文意義的拆解。與結構主義不同，解構主義否定了原作者的權威地位，確立了譯者的主導地位。原文意義能否有效表達，或者表達得如何，則取決于譯者，于是譯者不再是依附于原文的“仆人”。解構主義顛覆了文本本身的地位，它的意義由譯文決定，在翻譯和閱讀譯文時，譯者和讀者對譯文不斷解釋和理解，才能重現和補充原文有效的信息和意義。詩詞翻譯是極具文化特殊性的，具有深厚的文化和社會背景做基礎，它是利用特定語言的結構特征聯系所在的語言文化背景實現的。詩詞自身的語言特征和功能成就了其特殊性，因此譯文必須兼顧其特殊性才能達到形神意兼備的翻譯效果。
二、中國古詩詞翻譯中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沖突
筆者以唐代著名詩人劉禹錫的《陋室銘》為例。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Known will the hills be if fairies dwell，no matter high or low；and charmed will the waters be if dragons hidden，no matter deep or shallow.
斯是陋室，惟物德馨。A humble abode though this is，my virtues make it smell sweet.
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Verdant are the stonesteps overgrown with moss，and green seems the screen as the grass seen through it.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I chat and laugh only with great scholars and have no intercourse with the ignorant.
可以調素琴，閱金經。I can play lute and read my sutras.
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No unpleasant music to grate on my ears and no red-tape to make me weary and tired.
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Just like Zhuge’s residence in Nanyang and Ziyun’s inhabitance in Xishu，
孔子云：“何陋之有？”As Confucius quoth，“How could it be humble？”
1.原文與譯文、作者與譯者的關系
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范文6
牛虻 愛 信仰 抉擇 結構主義
一、引言
結構主義是20世紀60年代法國繼存在主義思潮之后西方最為重要的學術思潮之一，文學結構主義主要有以下特征：第一，它以結構語言學為理論前提和論證基礎，推動了文學進行符號和敘事的研究；第二，強調文本自身獨立的轉換規則和內部結構系統?？偟膩碚f，“結構主義文學理論范型盡管多樣，但都習慣于將其研究的對象分為一些結構成分，并從這些成分中找出對立的、有聯系的、排列的或轉換的關系，以求認識文學結構的復合性與復雜性。具體講來，就是把結構成分分為歷時和共時、橫組合和縱組合、語言和言語、代碼和信息、所指、能指與意指以及秩序與序列的關系?！?/p>
在充滿著沖突和矛盾的《牛虻》中，我們可以看到整篇小說敘事結構的豐富性、獨特性和其內在結構的完整性、統一性，這些沖突不是因為堅持愛，就是因為堅守信仰。這為應用結構主義二元對立的分析方法提供了可能，而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艱難選擇注定了小說的悲劇主題。
二、二項對立與《牛虻》的深層結構
根據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方法，在《牛虻》中找出以下16個片斷，把它們作為結構要素組合成四個縱列，構成如下兩個二元對立項：
經過一番結構分類之后，《牛虻》背后隱含的含義被揭示了出來。第一縱列表達的是“對愛的堅守，包括愛情和親情”，第二縱列表達的是“對愛的否定與放棄”，第三縱列是“對信仰的堅守”，第四縱列是“信仰的破滅”。
第一縱列中，我們可以看到亞瑟與蒙太尼里之間的父子情，蒙太尼里悉心呵護兒子，卻又極力守住秘密。即便牛虻知道蒙太尼里欺騙自己，但當蒙太尼里出現在自己的槍口下時，他還是選擇了放棄，這注定了牛虻的失敗。除了感人至深的父子之情之外，我們也可以看到他與瓊瑪之間的愛情。
第二縱列中，我們可以看到主人公內心由于愛而引發的痛苦，最終迫使他們不得不選擇逃離。牛虻接受不了突如其來且帶有罪惡的父愛，因而選擇離開；再次與心愛的姑娘相逢，發現她也依然愛著自己，牛虻完全可以告訴瓊瑪他就是亞瑟，但他卻選擇繼續隱瞞；綺達深深地愛著牛虻，但牛虻只是把她當做消遣對象，綺達最終選擇了自由；被捕后的牛虻面對主教蒙太尼里好意的探望，忍受力緊張到快要破裂，明明是父子卻不能相認，為了斬斷這次會見，他野蠻地嘲諷蒙太尼里，因為“他再過五分鐘，就要哭出來了?！蹦康倪_到了，他卻處于近乎歇斯底里的神經激動狀態中，痛苦和矛盾達到了高峰。
第三縱列中，牛虻和蒙太尼里都在為各自的信仰努力著，他們對自己認定的事業都是那樣固執那樣忠誠。蒙太尼里為了追隨上帝可以遠離兒子；牛虻分飾兩角，一邊是立場堅定的革命者，一邊是善良主教的擁護者，自己與自己在刊物上論戰，這種信仰上的堅持導致了牛虻情感和性格上的分裂；最終蒙太尼里選擇了上帝，把自己的兒子貢獻給上帝贖罪，他對信仰的堅守達到了頂峰，同時也制造了牛虻的悲劇。
第四縱列中，亞瑟因為在神父面前懺悔而被揭發革命動向，并連累其他同志，這個打擊是致命的。當看到虔誠的信仰并不能為自己贖罪，甚至連兒子都成為犧牲品時，蒙太尼里的痛苦終于爆發了，他在祭壇上的演說正是從內心深處發出的控訴。信仰的破滅導致了父子二人的悲劇。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說《牛虻》反映了特殊時代環境下人類對“愛”和“信仰”這兩個古老命題的深思和探究。當愛與信仰背道而馳時，舍誰棄誰便沒有了道德標準，因而自古以來人們孜孜不倦地探尋沖突背后人類的情感需求。
三、結論
通過對《牛虻》的結構主義分析后我們發現，簡單的英雄主義革命故事背后有對人類古老命題的思考和探究。盡管結構主義分析法有封閉性、隨意性和主觀性的缺點，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作為文學研究的理論方法，沒有哪一種是萬能的，我們應該發揮其特有的價值和作用。生動鮮活的人物形象、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扣人心弦的抉擇時刻、獨一無二的歷史背景、深刻透徹的情感反思，這些都是《牛虻》值得我們研究的原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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