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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經濟的基礎范文1
關鍵詞：經濟增長質量；公共支出導向；多部門CGE；政策實驗
一、引言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已經持續了十多年，近年來政府在制定政策目標時多次強調要把經濟增長的質量放在首要位置。質量代表增長的優劣或品質，其內涵范圍之廣、細節之多，恐怕很難全面而詳細地概括成若干條目。但是從保障民生的角度，“有質量的增長”首先要實現以下目標――居民增收、提高福利、促進公平、擴大就業、降低稅負。因此，本文依據上述幾個標準，探討政府的公共支出政策導向在改善經濟增長質量上的作用。
之所以從公共支出的角度出發，是因為其與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問題密不可分。根據導向或側重點的不同，政府支出政策大體可以分為偏重經濟建設型和偏重社會服務型，隨著中國政府從“生產者”和“管理者”逐步轉變成社會的“服務者”，財政支出是否也應當從“以生產投資為中心”走向“以公共服務為中心”呢？面對這一頗具規范性色彩的問題，本文并無意確切地給出“應該”或“不應該”的答案，只是希望通過政策模擬，量化性地展示不同導向的公共支出戰略對經濟增長和人民收入的作用效果，為財政政策選擇提供實證性的依據。
雖然經濟增長是人民生活和社會福利改善的基礎，而后者是增長的根本落腳點，但至少在短期內這兩大目標并非完全一致，甚至互相沖突。當政府將大量公共資金用于投資國有企業和生產建設時，必將使得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相對滯后，迫使居民自己承擔教育、醫療、養老的負擔，不僅降低其可支配收入水平，而且可能加劇貧富分化；當財政支出流向民生攸關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又可能擠占經濟建設投資、暫時犧牲資本深化與經濟增長的幅度。因此，公共支出政策的選擇，存在著一定的取舍；而全方位地理清各類政策的影響和效果，是正確決策首當其沖的任務。
經濟建設支出又稱公共投資，主要用于公共基礎設施和城市建設，支援農業、國有企業和金融機構補貼等，一度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后30年間占據財政總支出的60%之多，并被認為是國家資本積累和深化的重要源泉（王小魯等，2009），以及1978年以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動力之一（魏杰，2012；欒大鵬、歐陽日輝，2012）。盡管取得了經濟增長上的突出成效，這種在特定歷史階段下形成的投資型公共支出戰略還是在當代受到了質疑甚至詬病，主要原因是在總量財富迅速增長的同時，未能實現居民收入和公平的同步提升――居民占國民收入的份額從90年代初的69%直線下降到當前的53%，經濟的絕對增長反倒伴隨著勞動者的相對收入降低；再加上城鄉、地區、個人之間的貧富差距久未縮小，于是對“民生財政”的呼聲越來越強烈。
民生財政，顧名思義，要求財政支出重點投入教育、醫療衛生、社保和就業等公共消費，并通過對居民轉移支付保證，弱勢群體能夠平等地享有增長成果，也就是服務導向型公共支出政策。這種支出戰略符合“以人為本”的主旨，將群眾福利水平的普遍提高和改善福利水平的不平等作為根本目的，特別重視健全公共服務、提高教育醫療水平等與人的全面發展密切相關的議題。目前中國民生支出占比僅為29.5%，與主要發達國家60% 以上的比重存在較大的差距（羅志紅、朱青，2013），那么，如果擴張公共消費和轉移支付相關支出，能否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和收入分配不均？是否會對經濟的持續增長造成阻礙？盡管公共服務類支出對居民消費的促進作用得到了不少實證研究的證明（宮曉霞，2011；湯躍躍、張毓雄，2012；張榮霞等，2013），但其對收入和分配以及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不清晰。
針對公共支出的方向選擇問題，Anand和Ravallion （1993）曾經指出，政府應當優先投資于公共服務領域，其中基礎教育和醫療衛生都是最有可能提高人類發展水平的領域；同時公共支出也應優先照顧貧困地區和低收入群體，這樣可以獲得最大的社會邊際效用。Barro（2002）盡管同意公共支出應該考慮政治、、犯罪行為、貧富差距等社會因素，但由于這些領域難以度量和把握，因而退一步講，堅持最大化經濟增長的公共投資戰略仍是現實中政府的最優選擇。Tavneet等（2011）研究了經濟增長與民生發展之間的兩種作用機制，認為在拉美、中東、東亞、南亞、非洲等發展中地區，民生發展是公共支出的首要目標，因為它有助于促使經濟增長步入可持續模式。亞洲開發銀行（ADB）在其《包容性增長指標框架》（2011）中提出，健全的公共支出目標體系需要包容以下方面：貧困與不平等、經濟增長與就業、關鍵基礎設施稟賦、享受教育和醫療、享用基礎設施及其服務、性別平等和機遇，尤其強調通過改善健康、教育和基礎設施方面的基本服務，幫助生活福利條件比較差的人群參與經濟活動，分享經濟增長成果。在中國，經濟轉型30年間經濟迅速擴張大多體現在總體增長數量的層面上，居民福利水平雖在穩步提升但速度較慢，而增長成果的分配狀況卻不斷惡化（鈔小靜、任保平，2011）。因而政策制定者在“增長”和“民生”導向的公共支出間的抉擇更加重要而迫切。郭晗（2011）認為，在經歷了經濟快速增長期之后，政府財政政策應當加大支出中基本公共服務比重、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及其均等化水平，才能縮小區域差距和城鄉差距，從而提高社會福利總水平。董萬好等（2011）的CGE模擬結果表明，保持當前的公共支出結構將降低勞動報酬占比，而增大科技等財政民生支出比重對國民經濟各產業部門勞動報酬的正向影響較為顯著。魏婕（2012）分析了各省經濟增長和居民福利水平及分配狀況，中國各地區增長數量與福利改善不一致現象十分明顯，因此各省在公共支出重點的選擇上也應有所差異。劉沁清（2012）也指出，需要根據各地區需求結構和比較優勢的不同，適當地選擇加大民生支出還是建設投資。
選擇投資還是服務導向的公共支出政策，既要看其是否利于經濟增長，更要考察其能否高效地為人民群眾創造收入和福利效用提高的機會，改善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狀態。所以本文在包含多種公共產品的多部門CGE框架下，分別模擬經濟建設和社會服務側重型的公共支出政策，探析不同支出策略對居民的收入、福利（效用）、公平以及經濟增長等指標的影響，為公共財政政策導向的選擇和確立提供理論依據。
二、多部門CGE模型的基本結構
之所以選擇CGE模型，因為相較于計量回歸方法對經濟總量指標的強調，它更關注經濟系統各個因子間的結構性關聯與互動，不會桎梏于因果關系的方向性，并且情景分析更加靈活，便于模擬政府行為及政策變動所帶來的經濟、社會影響。模型以SAM為基礎，包括9個生產部門――農業、礦產、教育、醫療、公共服務業、制造業、建筑業、貿易和運輸、私人服務業，6個居民部門――城鄉高中低收入組，3類勞動力要素――低學歷（小學及以下教育）、中等學歷（初高中教育）和高學歷（大學以上教育）勞動者。綜合Jung 和Thorbecke（2003）、Clausen和Schürenberg-Frosch（2012）的模型，本研究遵循標準多部門CGE建模技術：
產品及要素使用方程：
價格方程：
收入方程：
支出方程：
由于本研究關注的重點是公共支出，在一般CGE模型的基礎上還將引入4類重要的民生公共產品，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公共教育。作為與普通居民生活最息息相關的公共服務，這4類產品的供給和配置直接影響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費-儲蓄決策，進而對經濟增長方式也有著深刻的意義。
（一）公共養老金體系
假設居民21歲開始工作，60歲退休；20歲以下完全依賴父母（作為額外消費負擔且不產生效用）；成年居民作為唯一的勞動供給者，將時間在養育孩子和工作之間分配，將收入在消費和儲蓄之間分配；老年居民沒有勞動收入，儲蓄與養老金是其主要消費來源。居民在畢生收入的約束下最大化效用，瞬間效用函數采取相對風險厭惡不變（Constant relative risk aversion，CRRA）形式：
（1）
其中， ：成年期消費； ：老年期消費； ：貼現因子或時間偏好率（Rate of time preference）；θ：跨期消費替代彈性的倒數（Inverse of the intertemporal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成年人的儲蓄和消費不能超過稅后工資收入： ；老年人的消費不能超過儲蓄、利息收入和養老金： 。將兩者結合在一起，出生于T時期居民的代際預算約束為：
（2）
其中，cH：所得稅率； ：社會保障繳費率；n：人口增長率（近似出生率）；δ：居民工資中用于撫養幼年的比重； ：出生于t年的居民一生財富；ps：養老金按照工資的一定比例η發放。以上預算約束對現收現付型和積累型養老保險均適用，保險類型將影響變量ps、τ、w、r。
中國現階段實行的是個人賬戶和社會統籌相結合的養老保險系統。個人養老金賬戶實行基金積累制（funded pension system）。居民在成年時期T向社?；鹄U費 ，交納的社保金用于購買資本，T+1時期進入老年，積累的資本總額為 ，則每戶居民得到的平均養老金為：
（3）
統籌賬戶實行現收現付制（PAYG），沒有資本積累，T期老年人的養老金由T期的成年人支付，平均每人領取金額為 ，nT為T期平均人口增長率。
（二）醫療保險體系
如果將稅收、養老、醫療系統作為外生制度，則第i代居民在第t年需要滿足預算約束：
其中w是有效工資率，r是資本回報率，GT為政府對居民轉移支付總量，N為居民數量。 分別表示平均所得稅率和社保貢獻率（個人收入中用于繳納社會保險的比重）。社保賬戶由養老和醫療保險構成，因此居民繳納的社保費用最終將分配為這兩種用途；ps代表人均養老保險福利金， 代表醫療支出中由公共醫療保險覆蓋的部分，φ表示醫保共付率。以上預算約束強調，居民第t年的財富等于上一年財富本息和、交納水費后的工資資本收入、政府福利、養老保險金、醫療保險金的總和減去當年消費。
假設政府擁有一個一般賬戶和一個社會保險賬戶。一般賬戶支出包括政府的公共消費、投資、債務利息、對居民轉移支付與對社?；鸬霓D移支付，資金來自稅收。社保賬戶包括公共養老金和公共醫療保險，定義政府對社?；疝D移支付金額與社會保險金總額之比為μ，那么其余1-μ由居民和企業繳納。令τg、τy分別代表生產稅和所得稅稅率。因此，政府需要滿足預算約束：
（三）公共教育
現在考察公共教育對不同層次勞動力供給的影響。設受教育居民一生的期望收入為I Et，不接受教育的期望收入為I Nt：
（4）
（5）
其中，指數R是代表教育資源的可獲得性，Wl是教育水平為l的勞動者工資率，m代表比l更高的教育水平，則Wm是勞動者在l基礎上繼續受教育所得到的更高的工資率，τ仍舊是所得稅稅率，T是總工作年份。如果I Et大于I Nt，勞動者將選擇接受教育，因此勞動者選擇上學的條件為：
居民i能夠獲得的教育資源主要取決于公共教育支出GE：
RiT=xi+φGEi
那么，一個國家受教育的勞動力供給結構近似為：
三、政策實驗情景與分析思路
（一）實驗情景的建立
政策實驗1構建了一個寬松的預算約束情景：假設政府可支配的財政收入增加25%。增加的資金可能來自國家當前倡導的“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政策，通過嚴厲制止公款浪費，為政府進行有效的公共支出提供額外資源；這一假設與總理在2014年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各省本級公務接待費減少26%”的目標相一致。也可能來自加強稅收征管、提高征稅技術、打擊逃稅避稅。因此，政府預算收入在隨經濟常態化增長的基礎上，出現了額外的資金。那么，這筆資金的合理支出方式是什么？
本文考察4類主要的支出戰略：①完全進行生產性公共投資（PUBINV），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支持國有企業發展，擴大公共資本的積累；②完全投入公共消費（PUBCON），例如投入醫療衛生、教育文化等當前性公共服務支出；③通過外包、投資信用等手段轉移到私人企業用于私人投資（PRIVINV）；④完全作為轉移支付以改善低收入居民的生活狀況（TRANS），增加私人消費和儲蓄。作為以上實驗情景的比較標準，基準情景（BASE）假設在使用增加的預算收入時，政府沿用當前的支出結構配比：公共投資-44%，公共消費-31%，轉移支付-15%，行政管理-10%。
政策實驗2放棄預算約束寬松的假定，而是在遵循常態化財政收入增長的前提下，假設政府用于醫療和教育這兩大關鍵民生公共品的投入提高15%，同時生產性公共投資降低15%。這一情景的設定從表面上看來，符合當前政府努力弱化GDP數量目標而把人民生活放在首位的政策導向，那么這種犧牲當前增長的做法能否如愿換來改善民生的預期效果呢？
政策實驗3是前兩個實驗的后續，無論是公共消費還是投資，其擴張都需要充足的資金來源?！岸糁评速M、提倡節約”固然可行，但更需要從體制上為政府尋求可持續的壓縮開支渠道，而降低養老金支付規模正是可能的選擇之一。因此實驗3模擬當下備受爭議的養老保險改革方向――延遲退休：假設自2013年底男性勞動者領取養老金的年齡提高到65，而女性則推遲到63；為了鼓勵勞動者接受這種改革，將未達規定年齡標準退休的勞動者每月養老金領取額降低0.5%。如今中國養老保險基金虧空嚴重，承擔兜底義務的政府也面臨沉重的社保負擔，因此，政府期望通過實施這一政策來削減社保乃至總體公共支出，這也是公共支出政策可能的改革方向之一，但是否具有合理性，模型預測的宏觀經濟影響和社會福利效應將給予一定的解答。
（二）實驗模擬的思路
圖1展示了政策實驗1的分析過程：擴張公共支出帶來的最直接影響在于需求拉動――政府既可以自己購買消費品和投資品，又能夠轉移給私人企業和居民進行消費或投資，其變動直接影響經濟系統的最終需求，進而波及產出、增加值以及各類要素的收入。這些影響能夠在公共支出變動后的短時間內顯現出來，因此稱為即時效應（Immediate effect）。本文首先通過變動模型中的資本要素投入量，計算需求驅動的即時效應，其對部門產出均衡穩態值的影響見表1上半部分。
然而由于時滯因素，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更多地表現在未來，本文將這種影響稱作能力提升效應（Capacity-adjustment effects），屬于非即時影響，通過提高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能夠使經濟活動擺脫現有的能力限制與條件約束，開拓生產進一步提升的空間和潛能，屬于供給方面的效應（Psaltopoulos， et al.， 2000）。因而除了分析各類公共支出的即時影響，更重要的是考慮其在未來長期內帶來的資源容量擴大和生產要素質量提升。尤其是用于教育、培訓、醫療、文化事業的公共支出，盡管在短期內不會直接增加產出，但是通過幾年甚至更長時間來提高勞動力質量、改進勞動生產率，無疑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強有力的推動作用。這種供給方面的影響主要通過公共投資對各產業部門全要素生產率的改善而實現，因此本文從現有的實證研究中取得中國TFP的投資彈性，以此為依據對生產函數的技術參數進行調整，重新運行模型，得到包括供給效應在內的產出變動（見表1下半部分）。政策實驗2的分析思路與實驗1類似，由于篇幅限制，便不再分別考慮需求和供給影響。政策實驗3對部門產出和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小，因此將主要集中于稅收負擔率、社保繳費率及居民效用的變動。下一節將在產出影響的基礎上，詳細考察公共支出的收入和分配效應。
四、政策實驗結果分析
（一）政策實驗1
圖2描繪的需求驅動效應僅指政府支出擴張通過直接增加國內需求進而對各行業和部門的影響。從產出角度看，公共投資情景（PUBINV）對除了教育以外的幾乎各個行業的產出都發揮了明顯的帶動作用，尤其是礦業、建筑業和制造業。私人投資情景（PRIVINV）除了抑制農業、醫療和教育，基本上提高了其他各產業的產出水平，對制造業和建筑業的推動作用與公共投資相當，對其他服務業的促進最強。而在公共消費情景（PUBCON）下，產出增長較為明顯的僅僅有公共服務業（包括教育、醫療、公共管理），同時制造業的下滑幅度在所有情景中最大，因為政府購買的商品主要是不可交易產品（如社會服務、住房等），進而降低了可交易產品的相對價格，實質上誘導生產資源從加工、制造和出口部門向服務業部門的再分配，這對于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具有一定的意義。在轉移支付情景下（TRANS），由于增加的公共轉移大多數將指向低收入群體，而這部分居民對食品、衣物、日用品、電器等生活必需品需求尤為強烈，需求的增加導致以上商品價格的提升，必然吸引廠商重新分配有限的生產能力、削減出口以更多地服務國內市場，所以轉移支付政策下的凈出口水平最低。就國民總產值的絕對水平來看，公共投資最高、私人投資其次，公共消費和轉移支付甚至低于基準情景。
相較于需求影響，公共支出的供給驅動效應對國家經濟的影響更加深遠。從要素供給角度來看，公共投資情景（PUBINV）促進社會資本積累和基礎設施供給，私人投資情景（PRIVINV）直接將資源轉移給企業以增強其投資能力，公共消費情景（PUBCON）通過醫療和教育改善勞動力質量，賦予居民積極參與市場的機會，轉移支付情景（TRANS）直接實現中低收入群體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在本文中，這些效應均是通過刺激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升實現的。圖3描繪了包含要素供給效應的GDP增長率，顯然，無論公共投入方向如何，經濟增長率都在單純的需求擴張基礎上進一步提高。根據實證估計，TFP對教育和醫療支出的彈性高于其他部門（見表2），因此，最強的實際GDP增長效應出現在PUBCON情景下。圖4比較了公共支出結構不變時與側重公共消費時若干宏觀經濟指標的增長率――考慮了生產率提升效應之后，PUBCON政策使GDP增長率從基準情景的6.5%提高到8.0%，增長路徑幾乎抬升了22.96%；TFP年均增長率比基準路徑提高0.59%；總需求相對于基期路徑上揚了20.7個百分點；其中投資和私人消費比基準情景分別上漲了9.55%和20.42%。因此，從長期來看，服務導向型的公共支出戰略（PUBCON）通過增加高質量生產要素的供給形成了最顯著的經濟增長效應。
綜上，如果僅僅考慮支出的即時需求推動效應，公共投資情景（PUBINV）對各產業的促進作用最強，并實現7.2%的GDP增長率；而公共消費（PUBCON）和轉移支付情景下（TRANS）的增長率只有6%和6.1%，甚至低于基準情景的6.2%，可以說暫時犧牲了經濟增長。但如果綜合考慮公共支出對生產率的長期提升效應，公共消費（PUBCON）戰略將超過其他支出方式，帶來8.9%的最高增長速度。因此，服務導向的公共支出政策雖然在短期內以降低增長速度為代價，但從長遠來看，要素質量的提高終將帶動全要素生產率以及經濟增長的回升，成為持久、穩定的內生性增長的重要源泉。
那么，如果綜合考慮需求和供給兩方面的效應，以“民生”為目標的服務型公共支出能否真正改善居民收入呢？表3顯示，從要素回報來看，無論是公共投資還是消費擴張，均拉升了勞動力的平均價格――前者通過增加勞動力需求，后者則帶來了技術溢價（skill premium）；但顯然在公共消費（PUBCON）情景下，勞動力要素價格的提升幅度較大，尤其是中低學歷勞動者由于健康和教育水平改善而獲益匪淺。資本收益率在公共消費（PUBCON）情景下基本未受影響，反而在公共投資情景（PUBINV）下有略微降低，說明中國社會的資本并不稀缺。中高水平的勞動力供給僅在公共消費（PUBCON）和轉移支付（TRANS）政策下有顯著增長。綜合起來，公共消費政策下勞動力總收入擴張最高，是基準情景的2.4倍，其次是轉移支付（1.7倍）和公共投資情景（1.2倍），私人投資戰略使勞動力收入降低了約30%。
判斷公共支出方式的有效性還需要考量合適的福利指標。一般來說，消費是效用函數的關鍵決定變量，因而能夠近似地反映福利變動。圖5灰色橫條代表各個情境下居民（私人）消費相對于公共支出擴張前的增長率，結果顯示，除了私人投資，其他所有情景下的私人消費都隨著勞動總收入的增加而增長：轉移支付由于將100%的額外公共資源直接用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因而對消費的促進作用最大；公共消費一方面減輕了居民在醫療、教育上的支出負擔，另一方面政府購買也擠占了居民可使用的商品和服務總量，所以對消費的綜合效果要弱于轉移支付。當然，僅僅考察私人消費不夠全面，因為當政府公共產品供給變化時，居民效用也會受到影響。所以本文還計算了Hicks等價性變化 作為居民福利測度指標，由私人消費改變產生的效用變化為EV（t）=[（Ut-U0）/U0]I0，假設公共總支出GEXP中對k產品的購買為Gk，則包含公共消費的EV為 。圖5斜紋橫條描繪了EV指標的變動情況，顯然，如果將公共和私人消費一并考察的話，則PUBCON下的EV增長率將反超TRANS情景，說明消費導向的公共支出政策比其他選擇更能有效地提高居民的綜合效用或福利水平。
再看公共支出政策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圖6進一步考察了收入差距的3種衡量指標――城鎮高低收入群體平均收入之比、城鎮貧困線上下居民人數之比以及城鄉居民收入之比。在服務主導的政策情景中（PUBCONS和TRANS），勞動收入占比從53%上升到60%左右，而資本收入占比則相對下降，因而收入分配效應更有利于被雇傭勞動者不利于個體經營者和企業主；而投資主導（PUBINV和PRIVINV）政策的再分配效應則恰恰相反。由于最高收入階層主要由資本所有者構成、而依靠工資生活的普通勞動者是中低收入群體的組成部分，所以貧富階層收入差距在PUBCONS和TRANS情境下較基期下降，而在PUBINV和PRIVINV情景下進一步擴大。轉移支付情景（TRANS）最大限度地縮小了城鄉差距。公共消費（PUBCON）由于顯著地提高了中低水平勞動力價格，因而在降低貧富收入差異上取得了最突出的效果；但是對城鄉差距的緩解作用略低于轉移支付，原因可能在于城市居民比農村居民更有機會享受政府資金支持的學校、醫院等公共服務。側重投資的公共支出政策雖然能夠促進增長，卻幾乎沒有改善收入不公平。遺憾的是，幾乎所有政策情景都未能顯著減少貧困線以下人口規模。
注：貧困線適用聯合國當前標準，即每人每天生活費為1.25美元。
圖6公共支出方式對收入差距的影響
通過模擬公共支出對產出和居民收入、福利、分配的影響，本文揭示了一個深刻的政策矛盾：投資導向的公共支出戰略能夠通過需求驅動效應即刻促進經濟增長，卻無法改善低收入群體的分配狀況；側重于消費和轉移支付的公共支出戰略能夠縮小居民內部收入差距、并通過提高TFP產生持久的增長效應，不僅高于投資對經濟的促進作用，而且將會推動居民消費和效用的提升，提高勞動者（尤其是中低水平）的邊際報酬、改進收入分配的公平度。但是，生產投資導向的公共支出的效果是即時的、在短期能夠顯現的，而服務性公共支出的供給方面的效應卻有相當長的滯后期。因此，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必須在短期和長期目標中做出選擇，在當前利益和未來的福利與公平之間進行權衡。
（二）政策實驗2
政策實驗1表明，政府在獲得額外的財政收入前提下，將更多的資金投入教育和醫療等公共消費項目將會產生持久的增長和公平效應。那么，在預算約束不變時，能否將教育作為最優先發展部門，從其他部門抽調資金支持教育呢？政策實驗2假設公共教育支出增長15%，而其他支出類型總和降低15%，并通過模型預測勞動力供給、回報率及收入所受的影響，這里將同時考慮公共教育投資對需求的帶動效應和對勞動要素的生產率改善效應。假設總勞動力增長率與預測區間平均人口增長率2.5%相同。
表4教育優先的公共支出政策的經濟影響
基準情景 教育擴張情景 基準情景 教育擴張情景
勞動供給增長率 GDP增長率 6.4 6.7
低（無）學歷 2.5 1.7 儲蓄和投資（%GDP） 29.9 30.1
中等學歷 2.5 2.8 勞動總收入增長率 8.3 7.7
高等學歷 2.5 2.9 資本總收入增長率 1.4 1.9
居民收入增長率
城鎮低收入 4.2 3.3
工資率增長率 城鎮中等 5.5 4.9
低（無）學歷 3.1 6.2 城鎮高收入 8.3 8.7
中等學歷 4.6 4.0 鄉村低收入 2.2 2.3
高等學歷 4.7 4.3 鄉村中等 4.2 4.4
鄉村高收入 6.1 6.5
表4模擬結果顯示，受教育勞動者供給的增長率比基準情景提高了0.3-0.4個百分點，而未受教育勞動者的增長率則比基期值有所下降。與此相對應的是，中高學歷者由于供給相對富余而工資率的增長速度放慢，而低學歷者由于變得稀缺而工資增長率顯著提高，不難預見在未來，剩余的非熟練勞動者（當前可能處于失業狀態）將重返就業市場，這種流動直到工資率降至預期最低水平（基準情景工資率）才會停止。為什么教育投入的增長反倒導致整個經濟的平均工資增長率下降呢？可能的解釋是：公共投入向教育傾斜使得生產建設性公共投資的絕對水平下降，加上中國長期存在的私人投資不足的問題，導致社會資本積累不夠，未能滿足快速增長的中高水平勞動力對資本的需求；當熟練勞動者數量的增加沒有充足的資本增長相匹配時，勞動生產率及工資水平將會受到限制。這一點恰好印證了現實中的現象――高校畢業生逐年增長，但是政府和企業部門能夠提供的就業機會有限，導致高學歷人才大量富余和閑置進而壓低了高學歷勞動力的工資率。而相較于高學歷勞動力，中等學歷勞動力的收入增速下降更大，因為低學歷勞動者的替代性遠遠大于對高學歷勞動者。
積極的方面是，在公共教育支出增長帶動下，GDP增長率略有提高，但考慮到TFP對教育投資高達0.4的彈性，0.3個百分點的提升幅度卻相當有限。原因依舊來自兩方面：第一，被擠占的公共投資導致需求對生產的直接擴張效應減弱；第二，勞動力供給的增長加快，高于儲蓄投資率的增長速度0.2%，這樣新增加的勞動者可能得不到相應的工作機會和設備。由此可見，政府在重視人力資本培養的同時，也不能放松物質資本的深化。隨著中高級教育背景勞動者的增長，資本變得相對稀缺，資本回報率自然在增速上快于勞動回報率，資本收入的增長幅度大于工資水平，成為推動私人投資的激勵因素。而土地作為資本的一部分，農村居民擁有土地并獲得土地租金收入，進而在某種程度提高自身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雖然幅度并不算大。然而，不容忽視的是，城鎮貧困及中等居民的收入增長降低，原因在于這一群體主要是沒有資本收入的中高等教育水平勞動者；正如前文所述，此類型勞動力在公共教育投資擴張后變得相對富足，同時有面臨大量農村勞動力替代的威脅，收入情況惡化就不足為奇了。與此相反的，卻是具有低等或者毫無教育背景的農村人口從不熟練勞動力稀缺溢價中得到好處。
綜上所述，收入提升最顯著的是農村居民組和城鎮高收入組，前者獲得數量可觀的土地租金以及低水平勞動力稀缺租金而提高了自身在收入分配中的相對地位，后者包括企業主和個體經營者，他們的收入地位隨著資本回報率的上升愈加提高。與政策初衷恰恰相反，由中高教育程度熟練勞動力構成的城市貧困及中等群體收入增長反而顯著降低。圖7沿用圖6的3個指標描述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并且加入城鎮高收入與中等收入組收入之比。城鄉差異由基準時期的3.96下降到教育擴張情景下的3.02，主要得益于農村居民平均收入的提高和占城鎮人口多數的受教育雇傭勞動者工資率相對下降；城鎮高收入和低收入居民的差距卻由14.89提高到16.51，而高收入與中等收入的差距由6.47提高到7.33，分別擴大了11%和13%；貧困線以下人口數量依然變動不大。因此，通過犧牲其他公共產品而優先發展教育將損害依靠工資生活的普通勞動者的利益，這一結果恰恰與政策的初始目標是相悖的。
圖7公共支出方式對收入差距的影響
模擬結果顯示，單純地增加公共教育支出雖然有助于經濟總量增長，緩解部分弱勢群體的貧困狀況，卻無法改善甚至惡化了收入分配的公平度。為了消除這種負面影響，必須同時實施其他的政策措施以支持教育支出擴張戰略。其中較為關鍵的是提高對勞動力的需求。否則，由于熟練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不協調，教育投資擴張也只能對扶貧濟困起到有限而寥寥的作用；如同當前的中國，很多受過教育甚至學歷較高的勞動者由于工作機會的缺乏依然貧窮。以上結論的政策含義很明顯：加強人力資本的扶貧戰略必須由充足的公共或私人資本積累作為補充，這樣才能保證占貧困人口主力的中低教育水平勞動者報酬率增長，社會的總體收入水平和公平度得以提升。如果大規模擴張資本有難度的話，增加勞動力需求的最有效措施就是改革教育產出結構，使其生產出的人力資本類型更好地迎合當前的經濟結構和就業市場，盡可能地降低結構性失業。
（三）政策實驗3
政策實驗1強調了教育和醫療等服務型公共支出的重要性，同時政策實驗2又提醒不能在擴張教育的同時削減公共投資，那么，在有限的預算約束下，如何有效地降低公共支出是政府的當務之急?，F存的養老保險基金是政府未來需要長期背負的包袱，那么，中國能否通過提高退休年齡的方式，降低養老金支付額，為政府消費和投資節省資金呢？政策實驗3將探究這一提案的經濟和社會影響。
其一，社會保障和宏觀經濟影響。圖8對比了兩種情景下養老金收支缺口的演化路徑。如果不實行改革，養老保險收入由2013年的1.56萬億元擴大至2070年的44.5萬億元，而支出規模則由1.33萬億元增加至120.6萬億元；賬戶將在2031年左右出現收不抵支的狀況，收支逆差將在2070達到76.1萬億。如果延遲退休，那么資金缺口首次出現的年份將延長至2040年以后，在此之前收入增長速度快于支出，每年都有結余；2070年赤字額為34.8萬億，幾乎是不改革時的一半。顯然，養老金虧空額越低，政府的社保負擔越輕，可以節省下資金更多地用于公共服務和建設投資。
圖8延遲退休對養老基金缺口的影響
為了應對退休年齡的延遲和養老金收益的降低，居民將增加勞動力供給和儲蓄，同時降低消費以彌補退休后養老金收入降低的損失。但是在政策施行的最初5年內，這些響應總體來看非常小，因而社保繳費率并未立刻明顯下降，而僅僅是增速放緩，并在2045年左右達到最大值20.06%（圖9a），這一年以后，所有世代都將按照推遲后的年齡退休并領取養老金，因而繳費率始終保持下行狀態。
圖9延遲退休政策對居民負擔率的影響
失業率的相對變化來源于凈工資的變動，對于青年群體，社保繳費率降低帶來其隱性稅負率下降及凈收入增加，同時極大抬高了閑暇的機會成本，青年勞動力供給相對增加，反而導致這一群體失業率的上升――改革頭年最年輕工齡人口的失業率由9.42%增加到9.55%。相反，中年勞動力面臨的則是隱性稅率的增加和凈工資收入的減少，因為他們不僅退休后領取的養老金減少，而且退休前并未趕上社保貢獻率的大幅降低，因而中年勞動者供給減少，反而使其失業率降到基準情景以下――改革初期最年長勞動者的失業率由16.17%下降到15.89%。由于整個社會處于人口老齡化狀態，所以總體失業率在預測區間的路徑比基準情景略低（圖10）。
圖10延遲退休對失業率的影響
最后，隨著養老保險支付的減少和失業率的降低，政府得以削減對養老及事業保險基金補貼和公共支出，這樣在整個預測區間，居民的綜合稅收負擔相對于基準情景將平均減輕約7.3%（圖9b）。
其二， 福利和收入分配影響。根據Hirte（2009），效用變化可以分解為額外稅收負擔（excess burden）變動和收入效應（income effect）變動，而收入變動能夠進一步分解為要素收入變動（本文為0）和凈社保收益變動，其中社保收益變動由養老和失業保險收益減去社保繳費。以上分解可以通過效用最大化方法、預算約束以及市場出清條件推導得到。表5計算了各個世代居民改革實施前后的等價性變化EV，以衡量其效用變動ΔU，并將ΔU分解為額外稅收負擔ΔE和社保凈轉移支付變動ΔS――ΔS代表凈社保收入增加、-ΔT代表稅負降低。最后一行則是所有世代居民貼現到改革初始年份的效用變動率總和。
表5效用變動的分解
世代 ΔU ΔS -ΔT
1921 0.12 0.04 0
1931 0.28 0.18 -0.02
1941 1.33 2.04 -0.45
1951 0.27 0.72 -0.36
1961 -0.69 -0.34 -0.44
1971 -1.57 -0.91 -0.79
1981 -2.36 -1.51 -1.22
1991 2.88 1.77 1.48
2001 3.57 2.01 1.62
2011 4.24 2.29 2.35
∞ 4.5 1.83 1.85
∑ 0.6 -0.03 0.64
ΔU顯示，在改革初期已邁入退休年齡的居民（1951年及以前出生），并未受到政策調整的影響，養老金領取總量不變，因而沒有遭受效用損失。改革年份處于青年階段的群體以及更加年輕的居民（90年代以后出生）效用水平有所上升；而改革時正處于中年的世代（1961-1981出生）效用則有所退化。為什么只有年齡稍長的勞動者遭受損失，而年輕和未來世代實際都是收益群體呢？
對于90后以及更加年輕的未來世代，社保收益ΔS為正值，因為延遲退休的政策將推動社保繳費率不斷下降，所以年輕世代將在相當長的工作生涯中享受社保繳費負擔降低帶來的好處，這種正面影響甚至要大于養老金領取時間推遲帶來的損失。同時，平均稅率也是隨著時間不斷下降，進一步降低了未來世代的稅收負擔ΔT。根據圖9，社保繳費率和平均稅負率的下行都是經過一段時間才逐漸顯現，而中年勞動者已經在過去的很多年份繳納了高額的社保費用，又沒有剩余的工作時間充分享受低稅率，因而其終身收入和效用有所下降。
綜上所述，代際再分配的結果是將大部分效用從中年居民轉移至年輕和未來世代，同時一小部分轉移到已退休的老年居民身上。所有世代福利總和略有上升――總的貼現效用大約提高了0.6%。
五、結語
在制定公共支出政策時，政府是選擇有利于生產建設性的公共投資，還是側重社會服務的公共消費？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全面考察不同導向的公共支出對經濟增長、居民收入與分配公平的影響。本文利用多部門動態CGE模型，模擬并預測了在投資導向、消費導向和轉移支付導向的公共支出戰略下，部門產出、GDP、居民收入水平和差距的變動情況。比較發現，消費主導型的公共支出政策雖然在短期內對GDP的增長作用有限，但卻能夠有效提高國內需求，并引導生產資源從出口流向內需市場；長期來看，能夠通過供給效應刺激TFP的提高，帶來經濟增長率的回升，但是這種效果具有一定的時滯性。同時，強調消費和轉移支付的公共支出結構可以增加勞動報酬，改善以EV測度的福利指標，并且在最大程度上縮小高低收入群體之間以及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異。
但是，上述模擬結果是在假設政府財政收入出現額外增加的基礎上得出，換句話說，在保證其他支出類別絕對量不降低的前提下，相對增加社會服務類公共支出可以產生以上種種好處。那么，在既定的預算約束下，可否犧牲生產性投資以加大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投入呢？模擬結果顯示：這樣做雖然能夠增加熟練勞動力供給，但由于資本積累下降導致就業機會不足，這部分勞動者將相對富余，反而造成失業率上升，工資率下降；對GDP的增長貢獻也十分有限。另一方面，資本、土地等回報率相對抬高，勞動報酬相對下降，一部分受過教育的中高水平勞動力收入地位反而降低，結果是加劇了貧富不均。這說明，國家在施行科技興國、教育扶貧戰略的同時，必須不斷加強資本深化，否則，將出現越來越多“學歷越高反而越窮”的反常案例。
以上兩點說明，對于當前的中國，社會服務支出的確需要加強，但“拆東墻補西墻”，通過削減建設投資以擴張服務支出的做法并不可取。那么強化公共服務所需要的資金從何處來？這是政府亟待解決的問題。本文考慮了一種方案――通過提高退休年齡以降低政府的社保負擔，節省公共支出，并模擬了延遲退休的經濟和福利影響。結果表明，這項政策將推遲養老金缺口出現的時間，將各年份的收支缺口減至原先的一半，并在未來逐步降低居民的社保繳費和綜合稅收負擔，對失業率也有一定的遏制作用。顯然，延遲退休的措施減輕了政府和居民雙方的支出責任，對于增加公共產品的供給、促進私人消費都有積極的作用。從效用變動的角度來看，改革前已經退休的居民未受太大影響，年輕和未來世代的效用得到提高，而改革時處于中年的勞動者卻遭受了損失。因此，這是一個代際的效用轉移過程，整體看來，所有世代的效用總水平略有增長。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存在兩點局限性。首先，僅僅探究了不同公共支出戰略對經濟增長、居民收入和分配公平度的影響，而政府在進行公共財政決策時，需要考慮的內容無疑是多方面的，尤其是產業結構優化、投入產出效益提高、資源環境合理利用等，也是衡量支出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標準。第二，政策模擬中沒有包含“混合型”支出戰略。既然投資型支出有利于當前經濟增長，而服務型支出有利于長期增長與收入改善，那么能否找到一個最優的公共投資與消費之比，在短期和長期最優之間進行折中，既保持當前適度增長，又實現長遠的收入提升呢？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考慮利用多目標決策系統，對公共資金進行合理化配置，以期達到長短期目標之間的動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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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pending and Quality Economic Growth： Policy Experiment In A Multi-Sector CGE Framework
Zhang Xiaod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公有制經濟的基礎范文2
中圖分類號：F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1—071—02
公共政策作為一種特殊的公共產品，“是公共權力機關經由政治過程所選擇和制定的為解決公共問題，達成公共目標，以實現公共利益的方案，”需要由政府通過投資等必要的方式直接負責，免費向公眾提供。而公共政策制定是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能，是國家權威公共部門特別是政府滿足社會公共利益的方式和手段，社會成員是公共政策的承受者，政府應注重社會成員的回應度。
一、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
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即實現公共產品的供需平衡，社會邊際成本等于社會邊際收益。但是在現實中，由于政府失靈等各種因素，我國公共政策制定的效果未達到帕累托最優，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時提供信息量不足，形式主義導致供給效率低下，制度不完善導致供給渠道受阻。
二、供需失衡現狀及原因
（一）公民方面
1.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成本
經濟人假設認為人都是理性經濟者，經濟個體都是會在既定條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對于公民來說，他們要考慮參與政策制定這一過程的成本和收益，以獲得效益最大化。如果公民參與成本很低并且效果很好，那么公民會積極參與政策制定；如果公民參與成本高并且又起不到什么作用，理性公民會選擇消極參與，不會積極地提出自己的意見，不會真正地思考和參與其中。
2.公民參與意識不足
我國千年來的帝王封建統治造成我國社會的“順從”思想，這一思想使得公民“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政府代表公民的利益，凡是政府做的就是對的，個人的意見對政府的決策起不了什么作用。即便公民對政府的決策有什么不滿也不會表達出來，只是選擇沉默。
（二）政府方面
1.政府與群眾缺少溝通，信息公開不足——供給量不足
我國從2008年開始就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各地各部門都建立起了自己的信息公開渠道，各省市政府網站都專門開設了信息公開欄，為公眾提供信息。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卻出現了政府和公民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尤其是在面對重大突發問題時，政府總是習慣于封鎖消息，其目的是為了維護社會正常秩序，減少不必要的社會恐慌，但事實上卻造成公民對政府的不信任，挫傷了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積極性。
2.公民參與流于形式——供給效率低下
公共政策制定過程實質上是一種利益的分配過程，是利益沖突均衡的結果。在實際發生過程中，公共政策制定的主體往往借助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來謀取部分群體或個體的利益，從而使公共政策偏離了其本意，失去了其利益調和功能，繼而造成公共政策失衡。公共政策制定會牽扯到多方利益，以2003年怒江建設水電站為例。針對是否在怒江建設水電站，公民，專家，媒體，政府之間進行了一場博弈。環保組織抵制建設水電站，專家則呈兩派意見，一方認為建設水電站有利于提高當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則認為這會破壞當地環境。在整個過程中，作為最重要的當地居民并沒有參與其中，而從中可以獲得巨大收益的當地政府和國家水電卻成為了政策制定的主要對象。
3.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供給渠道受阻
目前我國社會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主要有三條，即通過選舉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以他們的政治活動來間接參與公共政策制定、黨政部門中設立的信息反饋部門收集群眾意見和建議及黨政部門的領導通過政策決策前舉行的各種座談會、聽證會調查研究收集決策信息。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還沒有明確的制度體系和法律完善，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訂處于被邊緣。人大代表與群眾的脫離，的“滾雪球”效應，聽證會的“聽而不諫”，這些都降低了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有效性，使得參與渠道基本上都只是發揮了“形式作用”而已。
三、為實現有效供給，政府應如何改進工作
（一）培育公民參與政策制定的文化
隨著近年我國民主政治文化的建設，公民開始逐漸參與到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過程中，政府決策也更民主化，科學化，規范化。培養和提高公民的政治參與意識，首先需要政府提高公民的權利主體地位，使公民意識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明確自己的權利和義務，提高公民的社會使命感和責任感。除此之外，利用好社區基層這一平臺，大力宣傳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推進社區服務工作，培育公民參與文化的氛圍。
（二）做好“公開，透明”工作
信息作為當今發展的核心要素，其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公民只有掌握了相關政策信息，才有可能真正影響到公共政策的制定。為此政府應積極推行政務公開，包括政策制定相關信息的公開化，政策背景和資料的公開化，政策決定理由的公開化，政策所依據的法律法規的公開化。信息公開應做到兩方面的公開，即“群體增長”和“內容增長”，加大宣傳力度，開辟多種渠道信息，放寬對信息的控制，尤其是在制定關乎群眾切身利益的政策時，有關政策的具體細節，行政程序，制定理由和政策結果必須向公眾公開。
（三）領導者轉變觀念，注重社會輿論和民意
根據相關調查顯示，96.9%的公民認為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時應征集民意。以2010年的北京治堵為例，北京市在制定治理交通綜合措施的征求意見稿時，用了7天時間向社會廣泛征求意見，得到了市民和社會團體的積極響應。在征求意見期間，網上收集到意見和建議2929件，信函和傳真425件，其中提出建設性意見的占94.2%。服務型政府要求政府的職能應該是服務，因此各級官員要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樹立民主的決策作風，重視調查研究，關注社會輿論和民意，確保公共問題的解決方案其本身均處于公正民主范圍之內。
公有制經濟的基礎范文3
[關鍵詞] 優質護理服務；腹腔鏡子宮肌瘤剔除術；臨床療效；應用
[中圖分類號] R473.7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3）05（a）-0137-02
圍術期的護理對行子宮肌瘤剔除術患者的術后恢復具有重要意義，可有效提高患者治愈率，改善其預后[1]。本研究對本院婦科擬行腹腔鏡子宮肌瘤剔除術患者采取優質護理服務取得良好的臨床效果，現將研究結果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本院婦科2011年3月～2012年2月收治的擬行腹腔鏡子宮肌瘤剔除術患者共82例，患者年齡均在21～55歲，其中，單發肌瘤48例，多發肌瘤34例；肌瘤大小在2～10 cm，將所有患者隨機分為對照組與觀察組，每組各41例，對照組患者平均年齡為（44.32±3.76）歲，其中，單發肌瘤24例，多發肌瘤17例，包括肌壁間肌瘤29例和漿膜下肌瘤12例，平均肌瘤大?。?.44±1.10） cm；觀察組患者平均年齡為（44.82±3.52）歲，其中單發肌瘤24例，多發肌瘤17例，包括肌壁間肌瘤28例和漿膜下肌瘤13例，平均肌瘤大?。?.22±1.32） cm。兩組患者在年齡、肌瘤類型和大小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臨床診斷
患者臨床癥狀均符合子宮肌瘤診斷標準，且經婦科常規檢查、彩超檢查及術后病理檢查確診為子宮肌瘤，并確定肌瘤位置和數量。術前行診斷性刮宮以排除子宮內膜惡性病變或其他性質病變，且患者無嚴重器官功能障礙和血液系統疾病，無腹腔鏡手術禁忌證等。
1.3 護理方法
對照組患者采取常規護理，對患者進行基礎護理和生活護理等，嚴密監測患者生命體征；觀察組在此基礎上給予優質護理服務，具體為：
1.3.1 術前護理 術前與患者進行耐心的溝通和交流，了解患者內心需求，對其進行健康教育知識宣傳，使患者了解自身疾病相關知識、手術治療的必要性和注意事項，消除患者緊張、焦慮及恐懼等不良情緒，樹立康復信心，積極配合治療。
1.3.2 術中護理 加強術中監測，嚴密監測患者生命體征變化，護理人員應具有較強的責任心、較高的服務水平，對術中氣腹機、雙極電凝等運轉情況進行檢測，發現問題及時報告醫師進行處理；術中進行腹腔沖洗的護理，并及時更換腹腔沖洗液，并保持沖洗液的進出平衡；護理人員應掌握各種技術及手術操作，如手術床的使用，患者的適當固定，高頻電刀的使用等，配合手術醫師完成各項操作；做好充分應急準備，減少術中并發癥的發生。
1.3.3 術后護理 術后12 h內嚴密觀察患者血壓、脈搏及呼吸等生命體征變化，并給予常規吸氧；指導患者術后進食高熱量、高維生素的流質食物以促進胃腸功能恢復；對于切口、導尿管、術后陰道出血等并發癥進行護理，以防止并發癥的發生。
1.4 觀察指標
觀察兩組患者臨床總有效率和并發癥發生情況；采用本院自行設計的滿意度調查表對患者進行滿意度調查，內容包括基礎護理、健康教育、醫患關系及護理主動性等，其中85分以上為滿意，75～85分為基本滿意，60～75為一般，60分以下為不滿意。
1.5 統計學方法
將結果采用SPSS 17.0統計學軟件進行處理，各組指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進行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檢驗值P < 0.05表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治療后臨床療效比較
由臨床結果可知，觀察組患者治療后臨床總有效率為95.12%，明顯高于對照組（75.61%）；并發癥發生率為7.32%，明顯低于對照組（19.51%），兩組比較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 < 0.05），結果見表1。
2.2 兩組患者對護理滿意度比較
觀察組對護理滿意度為100.00%，而對照組護理總滿意度為80.49%，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結果見表2。
3 討論
子宮肌瘤是臨床較為常見的女性生殖器官良性腫瘤之一，多發于30～50歲中年婦女，具有較高的發生率，目前臨床最常用的治療方法為子宮切除術[2-3]。近年來隨著醫療技術的不斷發展和腹腔鏡設備的不斷改進，腹腔鏡下行子宮肌瘤剔除術的適應證不斷拓寬，已廣泛應用于臨床治療，具有創傷小、出血少、恢復快、術后并發癥少、患者住院時間短等優勢[4]。
優質護理服務是“以患者為中心”的護理模式，在強化基礎護理的基礎上，尊重患者需要，為患者提供最準確、最及時、最全面及最貼心的服務，利于患者的臨床治療和康復[5-6]。本研究對本院擬行腹腔鏡子宮肌瘤剔除術患者采取優質護理服務取得較好的臨床效果，可明顯改善患者預后，降低術后并發癥的發生，提高臨床有效率和患者滿意度[7-8]，值得臨床推廣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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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經濟的基礎范文4
Abstract： The paper studies the advantag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specialty in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relying on the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other fields to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of chemical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rough the necessity of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Improvement of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into teaching， enhancement of practical ability and so on， this specialty will be built in to the engineering specialty with distinctive and outstanding features.
關鍵詞： 環境工程；專業建設；化工；污染防治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specialty construction；chemical industry；pollution prevention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6）24-0231-02
0 引言
環境工程專業本身就與化學工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我國本科環境工程專業的發展始于上世紀70年代初，當時個別學校在給排水工程、化學工程、冶金工程等本科專業中開設了與環保相關的廢水、廢氣治理等專業方向。在化工生產過程中，污染物的來源不同，一般可以分為廢水、廢氣、廢渣等。在“三廢”的治理過程中，許多環境工程單元是化工過程，如多效蒸餾、分餾、吸附、離子交換、高級氧化等大多涉及“三傳一反”化工原理[1]。在工業各部門中，化工排放廢水占第一位、廢氣第三位、廢渣第四位。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化工行業快速發展與污染加重之間的矛盾日益嚴重。山東省是我國的工業強省和化工大省，僅淄博市就有5000余家化工企業，化工行業環境污染形勢非常嚴峻。企業對既具有環境工程專業技術，又具有化工污染防治知識的人才需求極為迫切。
目前，許多環境工程專業開設了化工原理等課程，但是由于師資力量，培養過程等不系統，導致學生在環境工程方面擁有大量技術，但缺乏在化工過程中的基礎知識。青島科技大學在我國化工領域有著近60年的歷史積淀，學科優勢明顯，特別在山東省及周邊地區影響很大。如何結合本?；ぬ亻L，提高環境工程專業的教育水平和教學質量，培養適應社會需求、具備專業素養和循環經濟意識的環境工程技術人員是環境工程專業在人才培養應給予關注和考慮的問題[2，3]。本文從化工特色必要性、師資隊伍建設、人才培養、成果轉化、創新創業等方面，研究建設化工污染防治為特色的環境工程專業的可行性。
1 化工污染防治為特色的必要性
多年來，社會培養的環境人才大多是通用型人才，具有化工環境特色的人才很少。隨著我國化學工業的迅速發展，治理污染的任務在加重，化工環境保護面臨的形勢依然很嚴峻。這既為環境工程專業的發展提供契機，也為環境工程專業的相關人員提出挑戰?；ば袠I的環境問題具有許多不同于其他工業部門的特點，生產裝置危險性包括燃燒性、爆炸性、腐蝕性、高溫高壓、毒性等，一旦發生環境、安全事故，后果危害往往更嚴重。為此，國家安全監管總局、教育部2012年聯合召開高等學?；ぐ踩珡秃闲腿瞬排囵B工作座談會。會議提出要進一步優化課程設置體系、強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培養體系，加快化工安全復合型人才培養。因此，為化工行業培養大量的與當代乃至未來發展相適應的環境工程工程專業人才，顯得十分迫切。當前培養化工環境復合型人才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其中強化學生實踐創新能力的培養也是其中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之一。
青島科技大學環境工程專業成立于2002年，起步相對較晚，但其在化工污染治理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依托化學工程等專業的優勢，可以將環境工程專業建設成一個以化工污染防治為重心的特色鮮明、優勢突出的工科專業。將環境工程專業建成國內化工特色鮮明的環境工程學科，為區域經濟發展培養實用型、創新型的工程技術和管理人才，迫在眉睫。
2 建設化工污染防治環境工程特色專業研究思路
結合環境與化工專業領域綜合性、交叉性及邊緣性的特點，依托青島科技大學化學化工等學科優勢，著力發展多學科橫向交叉，突顯區域經濟服務功能，逐步形成化工環境控制為特色。從師資隊伍建設、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科研成果融于教學、增強實踐能力等方面進行建設，將環境工程專業建設成為在化工領域具有優勢、交叉學科特色鮮明的專業。
2.1 師資隊伍建設
通過本項目的研究，擬建設一支高水平的師資隊伍。環境工程專業依托山東省海洋環境腐蝕與安全防腐工程研究中心、青島市海洋環境腐蝕與安全防腐工程研究中心、安全與環境功能材料二級學科博士點、環境科學與工程一級學科碩士點開展建設，學科平臺較高，為高水平專業人才培養奠定了較高的專業平臺基礎。同時，通過內引外聯機制，建設一支高水平的師資隊伍。近年來，環境工程專業聘期多名青島科技大學化工學院的教師作為兼職教師，擔任化工原理及相關實驗的任課教師，同時建設化工實習基地。返聘化工學院退休教師，指導學生環境工程相關設計。
與此同時，從山東大學、南京大學等引進具有化工實踐背景的教師，增強本專業在化工污染防治方面的能力，為進一步加快環境工程學科平臺和師資隊伍建設打下良好基礎。
2.2 提高人才培養質量
通過人才培養方案的改革與實踐，建立新的模塊化環境工程培養體系，將化工相關教學環節設置一個模塊，加強課程建設、改革教學方式，使教學水平逐年提升。同時增加化工相關實踐環節，環境工程專業積極響應并安排每位經驗豐富的老師作為本科生的良師益友，取得明顯成效。本專業組織“環保宣傳進學?！薄ⅰ碍h保演講比賽”、“科大環保周”、“李村河生態調研”、“關于青島市公交系統安全現狀的調研”等活動，鼓勵學生參加下企業、進工廠等活動，充分理解化工生產工程，為更好地服務社會奠定基礎。實踐證明，近幾年環境工程專業本科生經過科學系統培養，大多數成為具有良好道德修養、專業水平高、化工污染防治特色鮮明的高素質人才。
2.3 科研成果融于教學，凸顯化工環境污染控制的專業優勢
組織10位年輕教師到齊魯石化等工廠學習調研，強化其化工環境概念；“科研進課堂”，充分利用科研成果，以科研促進課堂教學。實驗教學方面，提高綜合性、設計性實驗所占比例；“科研進實驗”，注重將科研所取得的成果納入實驗課的教學中；將科研成果中設計制造出的實驗儀器等應用于實驗教學中。清潔生產審核是環境工程專業的一大特色，在進行清潔生產審核的同時，積累了豐富與化工環境污染控制相關的知識，可通過開設《清潔生產》課程和《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課程，課堂上傳授給學生生動案例分析，同時作為導師，經常帶學生進企業，使學生掌握課本上不能獲取的專業知識。學生在實踐中得到鍛煉，學習積極性也得到提高，為其更好地了解本專業和社會需求有重要意義。
2.4 增強學生創新與實踐能力
環境工程專業教學過程中注重與化工企業實際的結合。由于環境工程專業屬于綜合性專業，沒有特別針對性強的行業支撐，此外新專業歷史很短，與企業聯系較少，這些問題對工科專業的發展非常不利。首先環境工程專業的青年教師可以赴齊魯石化公司、瑯琊臺集團、核工業煙臺同興實業有限公司、中國鋁業山東分公司等大中型企業學習實踐和調研。或通過邀請上述公司的管理技術人員開設研討班，豐富專業教師的實踐經驗，也促進教學與實際的結合，從而提高教學質量[4，5]。
3 效果分析
在以上研究思路的指引下，通過內引外聯的方式擴大環境工程師資隊伍，尤其是在化工污染方面大力引進相關高級人才，近兩年，環境工程從山東大學、南京大學等引進高級人才3名，增強了師資力量；擇優選用最新化工污染治理相關教材，豐富了課堂教學內容，所有教材均采用國內最新最權威教材，在教材的選用上重視化工背景的篇章；通過建立實習基地、實驗室建設等手段，實現環境工程專業高級人才的動手實踐能力。最近與污水處理廠、海水淡化場、電廠、垃圾填埋場、市政設計院等十多家企業、設計單位簽訂學生實習協作協議；鼓勵環境工程專業從事化工污染治理相關領域的創新創業活動，近幾年環境工程專業學生在“國創”、“挑戰杯”、“創青春”等創新創業活動取得了優異成績，在全校專業排名中名列前茅。
值得一提的是，環境工程專業在2015年底獲得“工程教育認證”申請資格，目前專業全體師生為了通過認證，開展了大量有意義的工作，中國工程教育專業認證協會已經同意于2016年6月進?？疾?，這對環境工程專業的快速健康發展提供了契機。
4 結論
本文首先總結了環境工程專業與化學工程的淵源、相互關系，指出在當前形式下，環境工程專業應具有化工污染防治特色的必要性。結合學校優勢學科，從師資隊伍建設、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科研成果融于教學、增強實踐能力論述本研究的可行性。從近期取得的成果來看，青島科技大學環境工程專業用短短的十年時間，從一個邊緣化專業成長為一個獲得“工程教育認證”申請資格的專業，與該專業的準確定位與建設思路密不可分。
參考文獻：
[1]劉堯.大學內涵發展的背景與前景[J].青島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30（3）：86-89，108.
[2]肖谷清，王姣亮，謝丹.面向“化工污染控制”方向的環境工程專業辦學特色的研究與實踐[J].廣東化工，2012，39（5）：244.
[3]陳士明，徐頌，江學頂.面向環保產業的環境工程專業建設[J].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31（6）：58-61.
公有制經濟的基礎范文5
（一）加強引導，促進非公有制企業調整結構和優化升級
我區非公有制企業總量已達到800多家，但大多是普通加工型企業，技術含量低，產品附加值低，缺乏市場競爭力，從一定程度上講，這已成為制約我區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瓶頸”。因此，要充分發揮產業政策導向作用，引導非公有制企業調整結構，優化升級。在產業結構調整上，要圍繞發展綠色產業、建設綠色漢臺的目標，重點扶持發展民營科技企業、以綠色農業為主的農產品加工龍頭企業、吸納下崗失業人員就業的企業、為支柱產業配套的協作型企業、教育文化產業和現代旅游業，引導非公有制企業從主要從事三產為主向投資發展一、二產業轉變，進一步優化經濟結構。要依托大型企業的優勢，鼓勵非公有制中小企業按照“專、精、特、新”的要求，與大企業、企業集團開展多種形式的經濟技術合作，逐步形成以大企業為主導、中小企業專營分工與產業化協作密切相關聯的產業群體。要結合貫徹中央1號文件，全面落實各項優惠政策，引導非公有制企業圍繞優質糧油、畜牧、蔬菜、花卉等特色產業，大力發展加工業、營銷業和觀光休閑產業，實現農村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雙贏”。在產品結構調整上，要鼓勵和支持非公有制企業積極開發綠色產品和科技含量高的產品，大力實施品牌戰略，加快產品更新換代，努力提升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和競爭力。要抓住西部大開發，技術、資金由東部向西部轉移的有利時機，積極引導非公有制企業進行技術改造，促進優化升級。要引導非公有制企業加強與大專院校、科研單位的交流與合作，采取購買技術、引進人才、聯合開發、技術入股、資本入股等多種方式，引進新技術、建設新項目、開發新產品，逐步實現由傳統的“手腳型企業”向科技含量高、市場前景好的“頭腦型企業”轉化。
（二）創造條件，進一步拓寬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空間
從我區的實際情況看，著重要在“四個結合”上下功夫，拓寬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空間，一是要結合國有資本退出拓寬發展空間。隨著國有資本從競爭性領域中全面退出，大量的發展空間需要新的經濟主體去填補。要大力支持和鼓勵非公有制企業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發揮自身優勢，采取參股、控股、收購等方式積極參與國企改革，實現低成本擴張。二是要結合小城鎮建設和園區建設拓寬發展空間。小城鎮和園區是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重要載體。要按照統籌兼顧、突出優勢、科學布局、注重規模效益的原則，重點抓好鋪鎮、河東店、宗營等小城鎮建設和鋪鎮、宗營兩個工業園區建設，制定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開發政策，有計劃、有意識地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向這些地方聚集，鼓勵和支持產業相聯、產品配套的企業，實行產業聯合和企業重組，打造“板塊經濟”，促進非公有制企業向集約化和規?；l展。三是要結合市場建設拓寬發展空間。市場是商品集散和流通的載體，對興一方產業、活一方經濟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目前全區已建成了30多個具有一定規模和特色的專業市場，要充分挖掘這些市場的發展潛力，進一步完善市場配套設施，健全市場體系，暢通各種生產要素和商品的流通渠道，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平臺。四是要結合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服務功能拓寬發展空間。充分利用國家“放寬市場準入，允許非公有制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待業和領域”的優惠政策，徹底打破國有、集體經濟在能源、交通、通訊、水利等基礎設施領域一統天下的局面，堅持“誰投資誰受益，誰建設誰管理”，積極鼓勵非公有制經濟業主投資興建路、水、電、通訊等基礎設施。要改變社會事業由政府包攬的做法，大力支持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學校、醫院、體育場館以及社會福利設施建設，興辦醫療保健、文化教育等服務項目，用社會的錢來發展社會事業。我區在這方面的嘗試已經取得成功，如友好醫院、前進東路都是利用民間資本來修建的。今后，我們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優惠政策，擴大領域，密切合作，不斷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提供更加廣闊的空間。
（三）突出重點，扶持骨干非公有制企業做大做強版權所有
骨干企業是一個地方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也是帶動一個地方經濟發展的龍頭。加快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必須著力培植非公有制骨干企業。要在堅持“一視同仁、平等競爭”的大前提下，選擇一批產品有市場、經營有效益、發展有潛力的企業，從政策、技術、信息等方面給予積極扶持，促使這些企業快速發展，以典型示范的作用帶動其它企業發展，提高全區非公有制經濟的整體實力。目前，全區已形成了服裝、房地產開發、建筑、機械加工、食品加工、餐飲、觀光休閑等優勢產業，我們要圍繞這些產業做文章。在服裝產業上，重點扶持以偉志、藍潮等為代表的骨干企業；在房地產開發產業上，重點扶持以中山、東城等為代表的骨干企業；在建筑產業上，重點扶持以順華、漢水建司等為代表的骨干企業；在機械加工產業上，重點扶持以始皇磨粉、華漢機械公司等為代表的骨干企業；在食品加工產業上，重點扶持以春雨公司、成祥米業等為代表的骨干企業；在餐飲產業上，重點扶持以古月賓館、景玉賓館等為代表的骨干企業；在觀光休閑產業上，重點扶持以宗營花卉苗木產業基地、七里興漢荷園、陜南植物博覽園、河東店牡丹園等為代表的骨干企業，打造知名品牌，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公有制經濟的基礎范文6
1、基本經濟制度是國家依據社會性質及基本國情，通過法律對社會經濟秩序中生產資料歸誰所有做出明確規定的經濟制度，是社會經濟在生產關系中最基本的規定，即所有制。中國現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因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
2、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經濟特征，是社會主經濟制度的基礎。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經濟實現形式。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經濟的主要實現形式。
3、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個體，私營，外資等各種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4、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不能把兩者對立起來。各種所有制經濟完全可以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各自優勢，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來源：文章屋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