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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文學與文化范文1
關鍵詞:科學文化;國民經濟;關系;實證
理論界關于科學文化與國民經濟的關系問題的探討從來都沒有停止過,筆者通過維普數據庫查詢,在1989-2010年6月期間,與“科學文化”相關的文章有3578篇,探討“科學文化”與“經濟發展”或“科學文化”與“國民經濟”之間關系的文章有102篇,而用實證的方法來研究它們之間的關系的文章則沒有發現。筆者試圖通過主成分分析法和皮爾遜相關分析法等現代統計理論,就科學文化與國民經濟發展的關聯性進行實證分析。
一、數據來源及選定
國民經濟數據選取我國1995-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單位:億元)。科學文化數據共選取10個指標:投入選取2個指標:1995-2009年文化事業基本建設投資(WT),同期每年研究與開發經費(RD);科學文化產出選取5個指標:同期每年出版報紙的份數(BZ),同期年廣播人口覆蓋率(GB),同期年電視人口覆蓋率(DS),同期年專利授權量(ZL),同期年技術成交額(JS);勞動者及素質選取3個指標:同期每年文化從業人員數(WY),同期每年科技活動人員數(KY),同期每年每萬人中大學生數量(DX)(見表1)。
從上述原始數據來看,科學文化各項指標除文化事業基本建設投資和文化從業人員數據有些波動外,其余基本上呈現增長的趨勢。
二、分析
(一)主成分分析
根據表1提供的全國1995-2009年科學文化各項主要指標數據,利用統計軟件SPSS17.0做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法是根據降維的思想,將相關性很高的多變量轉變為彼此相互獨立且不相關的少數變量,從而達到用較少的變量去解釋原來資料中的大部分變量的目的。通常是選出比原始變量個數少,能解釋大部分資料中的變量的幾個新變量,即所謂主成分,用以解釋資料的綜合性指標。
通過對表1中的科學文化10個指標的相關性分析,得出科學文化各項指標的相關矩陣(見表2)。從表2中可以看出,各指標之間的相關性大多在0.6以上,沒有0.3以下的。同時還通過了KMO檢驗和Bartlett的球形檢驗。本案的KMO值為0.588(大于0.5的最低要求),表示適合進行主成分分析。另外,Bartlett’s球形檢驗的卡方值為397.571(自由度為45)達顯著,代表母群體的相關矩陣間有共同成分存在。因此,上述數據適合于主成分分析和進一步分析。通過分析,得到1個主成分,這個主成分的貢獻率達到86.922%,超過了85%的要求,它解釋了科學文化10個指標的大部分信息。對應的主成分得分系數矩陣(見表3)。
根據主成分得分系數矩陣,可以得到該主成分的計算模型:
F=0.113BZ+0.100GB+0.103DS+0.112WT+0.086WY+0.113DX+0.111ZL+0.112JS+0.110JS+0.110RD+0.110KY
F為主成分得分。相對應的主成分得分用于后面的分析。
(二)關聯性分析
全國1995-2009年GDP及科學文化綜合指標得分(即科學文化主成分得分)(見表4)。
從表4可以看出,全國GDP發展指標的趨勢與科學文化主成分得分的趨勢基本是一致的,我們可以假定它們之間的關系是正向關系。因此,我們選用皮爾遜(Pearson)相關分析方法和雙尾檢驗法(2-tailed)對表4GDP指標和科學文化主成分得分進行相關分析,結果拒絕了科學文化與國民經濟的相關性為零的原假設,科學文化主成分與GDP發展的相關性達到0.969,呈高度相關。這說明科學文化對國民經濟發展的確有正向的促進作用。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是國民經濟增長的第一要素;一種先進的文化也是經濟發展不竭的動力。毫無疑問,國民經濟的發展反過來也會推動科學文化的繁榮和發展。
表5出了國民經濟與科學文化各項指標的相關性。全國文化事業基本建設投資和研究與開發經費兩個資金投入指標與GDP的相關性分別高達0.961和0.998,呈高度相關,這顯示了資金投入的重要性,“一投就靈”非常符合我國的現實情況。
從科學文化產出的5個指標來看,除廣播、電視兩個指標與GDP的相關性數據分別為0.736和0.776,屬于有較高的相關性外,其余報紙出版份數、專利授權量、技術成交額3個指標分別高達0.918、0.994、0.998,呈高度相關。報紙數量增多了,說明看報的人多了,這從側面反映民眾文化素質的提高,從而對經濟發展產生正向的影響。專利授權量和技術成交額的增長,并與經濟發展高度相關,正是科學技術物化為生產力的最佳佐證。
從人員的3個指標來看,文化從業人員、科技活動人員和大學生數量與GDP的相關性分別達到0.637、0.995和0.962,文化從業人員與經濟發展相關性不高,主要是因為文化從業人員的增長出現多次波動,如2000年、2001年文化從業人員出現下降,是因為同期國家對文化事業基本建設投資減少,期間時值文化部門進行體制改革,實行人員分流造成。從2002年起,文化從業人員又開始增長,這與當時文化基本建設投資又開始增長是相吻合的?？萍蓟顒尤藛T、大學生擁有量與國民經濟發展高度相關,這反映了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三、結論和建議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科學文化各項指標相關度很高,適合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對各項指標進行降維。通過分析得出了一個主成分,這個主成分在科學文化的10個指標上的載荷均在70%以上。
第二,科學文化與國民經濟之間存在明顯的正向相關關系。因此,加大對科學文化的投入,提高科學文化的產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努力提高全民的科學文化素質,發展和繁榮我國科學文化,是提高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和發展質量的必由之路。因此,加大科學文化的發展力度應作為十二?五期間各級黨委、政府做好經濟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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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章文波,陳紅艷.實用數據統計分析及SPSS12.0應用[M].人民郵電出版社,2006.
民國文學與文化范文2
【關鍵詞】民族高校;外國語學院;思政教育
我國有五十六個民族,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在不同歷史階段,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創造等方面的地位與作用不同,但各民族都為中華民族的文化成就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在中華民族的文化構成中包括主流民族文化和少數民族的文化。正如斯大林所說:“每一個民族不論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本質上的特點,都有只屬于該民族而為其他民族所沒有的特性。這些特點便是每個民族對世界文化共同寶庫的貢獻,補充了它豐富了它?！盵1]因此,在多民族國家中,應該包括少數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教育。如何在民族高校中有效地開展思政教育―――既弘揚愛國主義主旋律,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又照顧到少數民族大學生的民族文化背景。民族高校外國語學院則又有新的文化交際,在學習外語過程中,必然要學習外語母語國家的歷史文化和風俗等。因此,增強思政教育的的實效性是目前民族高校外國語學院思政工作面臨的重大理論課題。
一、西南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多元文化存在的現狀
西南民族大學有56個民族師生近2.5萬人,少數民族占65%,其中外國語學院有1280人,少數民族495人,有滿族,朝鮮族,蒙古族,藏族,彝族等30多個民族,占全院的38.6%,現有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學位點一個,有英語、日語、法語、朝鮮(韓)語四個本科專業,一個應用英語專科專業,并且承擔全校非英語專業的大學英語和研究生外語教學。在社會主義主旋律教育中,還存在著各少數民族文化之間的溝通以及外語國家母語文化的交際,表現出多元文化共存的現象。這就要求思政工作者在思政教育方面積極思考,做到幾個方面的兼顧,讓學生在學習外語、接受外來文化的同時,既宣揚主旋律的思想教育,又發揚傳承本民族文化。
二、民族院校外國語學院大學生多元文化下存在的主要思想問題
1.人際交往和心理健康方面存在的問題
少數民族大學生大多數生活在民族地區,在一個比較淳樸的社會群體中長大,大多數少數民族同學比較粗獷、熱情、好客。很多同學都是由于上大學讀書,第一次來到大城市,大城市的文化氛圍等和他們以往的生活環境截然不同。加上受到當地一些相對較為落后的生產方式,以及各民族的生活習慣、、語言文化和思維方式都有各自特點的制約,使很多少數民族同學陷入人際交往的邊緣,人際交往的范圍更加狹窄,與其他民族同學交往少,人際關系單純,社會化程度還不夠高。
筆者從事多年思政工作,發現很多少數民族同學在新生剛入學期間,大多數以同族或者同鄉之間交往聯系,而且有些同學在大學四年的擇友改變不大。比如,新疆的大多數維吾爾族同學,由于語言和民族習慣,基本上是本民族交往比較多,很好的朋友也都是本民族同學,還有一些就是地緣和風俗習慣相近的(哈薩克族、回族等)民族進行交往。
外語學習跟外語基礎有一定的關聯。由于地方性差異,東部發達地區的外語教學水平要高于西部民族地區,很多民族在初高中階段又是母語授課,漢語水平也不高,導致很多同學學習跟不上,喪失學習信心和興趣。一部分新學生入學后,發現自己的在專業上沒有任何優勢,加之經濟生活困難等,很容易產生自卑、封閉、孤獨的心理,為他們人際交往帶來負面影響,給少數民族大學生帶來困惑和壓力。
2.在學習外語中出現的一些問題
外國語學院的學生,從新生入學開始,所有的骨干課程基礎都接觸外國文化。從外語專業學課程分布的情況來分析中外文化的交際,以西南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專業為例:大學一年級上學期開設基礎英語(一)6個學分、英語口語(一)2個學分、英語聽力(一)4個學分,英語閱讀(一)2個學分、英語語言2個學分,下學期開設基礎英語(二)6個學分,英語閱讀(二)2個學分,英語聽力(二)4個學分,英語口語(二)2個學分,英語語法2個學分;大二階段開設基礎英語(三)6個學分、英語閱讀(三)2個學分、英語聽力(三)4個學分、英語口語(三)2個學分、英語寫作(一)2個學分、基礎英語(四)6個學分、英語閱讀(四)2個學分、英語聽力(四)4個學分、英語口語(四)2個學分和英語寫作(二)2個學分?；旧鲜且粋€學分一節課,外國語學院英語專業按修讀指南要求須修滿179.5個學分方取得畢業資格,其中有88個學分是英文授課的,而英語口語等課程則全部由外籍教師授課。
在英語專業大學本科一、二年級期間,專業課程受英美文化影響較大,很多專業教科書都是英美的專家編著,其中作品都賦予作者所在國家的文化和背景。在大學三,四年級還會增加高級英語,英美文學等課程,教師要進一步分析作者的背景,西方的文化等情況。很多同學(包括漢族)就在學習中盲目的崇拜西方的文化,認為西方的道理倫理和社會制度比較優越,開始學習西方的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個別部分同學還出現了拜金主義、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等極端現象。這樣就會危及民族高等院校校園文化建設,危及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民族大團結。
3.社會主義主流文化教育中出現的問題
在當今社會,我國的社會主義主流文化就是:以為指導,吸取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和世界優秀文化遺產的、具有先進性并體現時代精神,為人民服務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它是我國根本價值觀之所在,是我國社會強大凝聚力之源泉。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以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以及社會主義榮辱觀為內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更加集中、簡潔地表達了我國當今社會主義主流文化的科學內涵。[2]一些少數民族大學生思想成長于本民族的宗教社會文化環境之中,潛移默化地接受著本民族固有的、理論道德、行為準則等,由于長期受民族心理的熏陶感染,在他們的心目中,與本民族的文化習俗、信仰相符的道德感、美感等定勢心態早已形成,因此在引導少數民族大學生加強主流文化教育過程中,存在著“先入為主”的現象,一小部分少數民族同學在接受主流文化方面存在著一些困難。
三、民族院校外國語學院思想教育工作的對策
民族院校外國學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面臨的新問題很多。隨著改革開發的的深入,少數民族大學生思想觀念也在不斷變化,這本身就是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應時刻關注和探索的課題。為了使民族高校外語學院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順利,筆者從多年思政工作實踐中,認真研究和思考,注重如下幾個方面:
1.加強大學生心理教育,促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在新生入學后,很多高校都開展了新生入學前的心理輔導等,但是由于民族院校的特殊性,加上學習外語后可能出現的多元文化的沖擊,這就要求必須建立外語學院專門的長期心理干預體制。新生入學初,由于大多數少數民族大學生受民族地區發展滯后等影響,存在一定的民族狹隘心理,像自卑、多疑、敏感等不健康的心理特征及行為傾向。這就要求思政工作者,在開學初期就跟同學做好心理的溝通,消除他們自身的不足,通過開展班級活動,增加同學們的友誼,消除摩擦。要耐心指導學生適應新的環境,要滿腔熱情地幫助有困難的學生解決實際問題。在畢業時,鼓勵少數民族同學回到西部民族地區就業,利用他們自身的語言和文化優勢,更好的促進當地民族的進步和發展,使各民族共同繁榮。
2.勿忘民族文化,強化教師自身的民族文化素養
這里的民族文化包括社會主義主流文化和各少數民族文化。在學習外語過程中,思政工作者要時刻注意大學生的思想變化,積極和外語專業老師溝通,強化教師自身的民族文化素養。使同學們在學習外國文化時候勿忘民族文化,引導同學們思考跨文化交際中的差異問題,培養學習者的文化差異敏感性,增加主流文化教育,在跨文化交際中,區分丑美善惡。既幫助學習者了解文化的多樣性,又擴大了視野,形成對世界各族文化的正確態度。
3.在各方面充分尊重各民族風俗習慣
我國著名社會學家民族學家教授說:“一個民族總是要強調一些有別于其他民族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的特點,賦予強烈的感情,把它升華為代表本民族的標志?！盵3]少數民族成員有自己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的各個方面,如語言服飾、節日禮俗、生活習俗等。思想政治教育是做學生思想的工作,要從細微著手,在各個方面關系和照顧他們的民族風俗習慣,維護他們的權益。建立起班級干部與輔導員合作的工作機制,在組織班級活動,比如出游,聚餐等,要充分考穆斯林同學的飲食習慣等。在少數民族節日時,班級同學一起祝福參見等,增加集體友誼,讓各民族同學感受到家的溫馨。
4.加強民族團結宣傳教育,開展專題主題活動
民族高校的將《民族理論和黨的民族政策》課作為必修課,對少數民族大學生進行馬克思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民族團結為基本內容的教育,包括民族實體,民族發展,民族關系,民族問題,民族觀及民族政策等[4]。每個民族大學生都應有維護民族團結的義務和責任,任何出于狹隘的民族意識的利益之爭都是有害的。但是理論學習與實踐是有差距的,因此要開展豐富的民族團結的主題活動,增加同學們的主流文化意識。西南民族大學著力構建以“五講五做五風尚”為主題的民族團結宣傳教育長效機制,將每年的9月確定為“民族團結進步主題月”,在“主題月”期間,學校將集中開展多項以愛國主義和民族團結進步為主題的系列活動,動員全校各單位和各族師生廣泛參與,引導全校各民族師生弘揚“和合偕習自信自強”的民大精神,爭做民族團結的模范。外國語學院在結合本專業特點,開展團支部風采大賽,西南民族大學外語戲劇節等活動,把專業知識和主流文化教育,民族團結教育結合起來。
總之,隨著民族高校外語學院少數民族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新形勢的要求,進一步針對性地做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根據民族高校,外語教學,少數民族大學生的特點,應著力從形式、方法、機制等方面進行理論創新和改革,更好開展社會主義主流文化,民族高校少數民族文化,外國語學院外國語母語國家文化等多元文化交際,使民族高校外語學院思政工作更上一步,促進我們民族團結進步事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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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文學與文化范文3
論壇開幕式上，貴州民族大學校長張學立教授、西南民族大學校長趙心愚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黨委書記張昌東先生分別致辭。張學立首先代表貴州民族大學向與會代表表示熱烈歡迎，并就論壇召開給貴州民族大學相關學科發展帶來的推動意義進行了闡述。趙心愚在致辭中強調，中國民族研究西南論壇已經成為我國民族學人類學界共謀學科理論發展，共同推動學術服務社會現實的一個開放性學術平臺。張昌東指出，本次論壇從區域、社會與文化角度來探討民族學人類學的理論建構與田野方法，對深化當代的民族研究，尤其是西南民族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另外，中央民族大學楊圣敏教授作了題為“學科興衰的原因”的主旨報告。報告以我國著名民族學家聞宥先生留下的一份64年前的會議記錄為例，回顧并反思了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學科在中國的發展歷程。開幕式由貴州民族大學副校長楊昌儒教授主持。研討會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的議題進行了深入討論。
1.關于民族學與人類學理論與對話。武漢大學朱炳祥教授提出并闡述了“主體民族志”的新概念。“主體民族志”以對人類前途的終極關懷為目的，是目的論意義上的民族志范式。云南大學瞿明安教授從其主持編寫的《中國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的角度，討論了中國民族學西部學派的問題。重慶大學彭文斌教授以九寨溝旅游業為例，反思了旅游人類學的發展。大連民族學院李鴻教授研究了少數民族文化傳承與科技創新的關系，探討了推進民族地區文化科技創新的基本路徑。貴州大學納日碧力戈教授從西江苗族喪葬儀式的元話語的角度，揭示了核心符號與社會變遷的關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羅紅光研究員以大瑤山瑤族的親屬制度與“族內婚”為案例，討論了人類學與民族學的關系問題?！睹褡逖芯俊肪庉嫴縿⒑┦繉Χ鸷骵thnohistory（歷史人類學）在美國學界的表現作了翔實的歷史考察，為研究西方歷史人類學的興起提供了新的視角。
2.關于“藏彝走廊”與西南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學趙心愚教授探討了《南詔德化碑》的立碑目的，認為南詔立此碑是在為閣羅鳳歌功頌德，同時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繼續維持與吐蕃結盟而與唐保持對立的政治態度。四川大學石碩教授論述了新時期藏彝走廊研究對認識西南民族格局的啟示與意義。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曉文研究員以藏彝走廊一個人口較少的族群“多續人”為研究對象，指出“多續人”的藏族身份認同是具有歷史淵源的。云南財經大學陳剛教授以瀘沽湖地區落水村為例，討論了藏彝走廊民族文化旅游與民族飲食文化的變遷。西南民族大學郎維偉教授通過對那曲村落社會的調查，分析了藏北牧民傳統畜牧生計方式的轉變。云南農業大學秦瑩教授就云南藏區維穩建設中比較突出的一些問題提出了相應的解決建議。大學平措教授以《格薩爾》為例，從語言學角度研究了藏語中的模擬詞。
3.關于民族認同與宗教。四川大學張澤洪教授介紹了其對西南少數民族《指路經》研究的部分成果，認為《指路經》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嶺走廊遷徙的真實歷史。中央民族大學邢莉教授討論了民族民間節日的價值體系與保護問題。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楊福泉教授以東巴教“還樹債”儀式和同名口誦經為對象，研究少數民族文字經書與口誦經之間的關系。云南大學高志英教授通過對傈僳族以王驥崇拜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儀式的考查，探討其多重認同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及其動因。廈門大學王平副教授以甘肅臨夏八坊回族聚居區為個案，分析了城鎮回族聚居區傳統與現代社區的互動與整合。西南民族大學李玉琴教授對安多藏區山神信仰進行了考察，探討了山神崇拜所呈現的人與自然、社會、神靈、宗教之間的關系。
4.關于民族地區的流動人口與中國的民族識別。中央民族大學潘蛟教授討論的是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問題，分析了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多態性”的成因；樸光星副教授基于對朝鮮族城市化進程的考察，探討了“壓縮型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體的“離散危機”與“重構運動”；張曦副教授研究了了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四川邛崍市油榨鄉直臺村移民問題；關凱副教授作了題為《制度與理性的選擇：不流動的草原牧民》的發言，關注的是草原牧民的流動問題。云南民族研究所沈海梅教授從社會性別視角研究了民族識別問題，認為民族國家的民族識別工程實質上是歸屬政治的建構，歸屬的性別政治重新確定了少數民族女性與民族國家的關系。西南民族大學秦和平教授通過對云南“民族識別”工作的再認識，指出56個民族的來歷并非源于民族識別。海南師范大學王獻軍教授將貴州黎族與海南黎族進行了對比。
5.關于民族走廊與貴州民族研究。中國人民大學趙旭東教授探討了道路與族群關系的一體多元問題。中央民族大學楊筑慧教授從環境人類學視角探討了西南民族糯文化變遷的政策因素。貴州民族大學陳玉平教授將國家通道的路線與儺文化傳播的路徑聯系在一起進行了思考。吉首大學羅康隆教授以貴州黎平黃崗村為田野點，討論了國家控制與地方互動中的普適性規律。華東師范大學徐贛麗教授從老有所養、老有所樂和老有所用三方面分析了侗族老人居家社區養老生活幸福指數高的表現和原因。廣東民族宗教研究院陳曉毅研究員重點探討了西南民族地區都市外來少數民族的文化適應問題。
民國文學與文化范文4
近年來，臺灣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呈現日漸活躍之勢。2003年，臺灣一批學界同仁，成立了“中國現代文學學會”，致力于現代文學研究，以期聚集更多的現代文學愛好者，共同推進臺灣現代文學研究的進程。2004年，他們又共同創辦了《中國現代文學季刊》，這也是目前臺灣唯一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為宗旨的學術性刊物。同時，他們也非常注重與大陸現代文學研究界的交流，自2003年在臺北舉辦第一屆“海峽兩岸華文文學研討會”以來，已成功舉辦了五屆學術研討會。2011年4月16－17日，由臺灣中國現代文學學會、臺灣東華大學華文系、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聯合主辦的第六屆“2011海峽兩岸百年中華文學發展演變研討會”在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召開，來自海峽兩岸多所高校的學者們齊聚一堂，共同探討了百年中華文學研究的新問題。大陸/臺灣這兩種空間框架所呈現的關于現代文學的研究是不同的，這種對比研究，無疑會讓我們看到百年現代文學發展更復雜的歷史情境與更獨特的現場解讀，這對于整個學科的發展意義重大。
一、一個概念的闡述：“民國文學史”之于中國現代文學的命名意義
中國現代文學的命名一直是困擾學界的一個大問題，從“新文學”到“現代文學”到“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似乎每一次命名都不能很準確地表達這一學科的性質。在這次研討會上，此問題再次成為焦點。西南民族大學李光榮的《論中國現代文學概念的游移與中華民國文學史的缺位》指出，“打通近、現、當代”的努力因為“近代”、“現代”、“當代”這些沒有明確時間界限的詞語的不科學而難以成為事實，解決的方法就是確立“中華民國文學史”概念。四川大學李怡《從歷史命名的辯證到文化機制的發掘――我們怎樣討論中國現代文學的“民國”意義》認為，“民國文學史”不僅是時間的概念，也是意義的概念，應該有自己的意義維度和規范，即“民國文學機制”――民國的經濟形態、法制形態、教育機制以及民國獨特的精神氣質與人文性格。西華大學王學東提出“民國文學”概念有“三個還原”的價值，即還原這一時期文學的真實歷史境遇、中國現代文學自身內部的多重“張力”、民國文學作為整個“中國文學”的一部分面目。西南民族大學湯巧巧分析了民國文學史建構的現實可行性與操作性。四川大學馬睿的《詞語的命運：現代中國的“文學”定義》探討了“文學”這一詞語的意義演變。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新文學中，“文學”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也是現代意義上的文學概念對自身的調整與重組。
二、再次回到文學本身：文本細讀所呈現的多種解讀視角
文學研究最根本的在于文學作品的閱讀闡釋，此次研討會，臺灣學者帶來了最新的臺灣中國現代文學的文本研究。成功大學蘇偉貞《不安、厭世與自我退隱：南來文人的香港書寫――以一九五零年代為考察現場》通過對個案作家的解讀，指出南來文人不安、厭世與自我退隱的原因，是空間的轉變導致的自我認同的矛盾。東華大學黃宗潔通過對施叔青《風前塵埃》與鐘文音《昨日重現》的細致分析，探討了日常物件的文化符號作用。東華大學劉秀美通過對里慕伊•阿紀等四位女作家創作的分析，探討了族群女性在追尋自我存在的價值過程中傳統民俗所扮演的角色。臺灣大學黃美娥通過對曾今可文字的重新閱讀，探討了曾今可這個備受爭議的人物去臺前后的心理歷程。中國文化大學宋如珊分析了劉恒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創作的小說中的生存欲求與死亡界限兩大主題。臺灣師范大學石曉楓分析了蘇童小說《刺青時代》與《城北地帶》中的“身體暴力的殘酷美學”，這些暴力的渲染是“”中中國“政治身體”反映到“少年身體”上的文化展現。嶺東科技大學魏美玲解讀了韓少功散文集《山南水北》中所描寫的“鄉土世界”，其中也體現了韓少功的新尋根傾向。臺灣政治大學張堂以無名氏（卜乃夫）1940年代的小說為研究對象，探討了其題材處理、文字風格及其時代意義。東華大學魏貽君以戰后迄今臺灣原住民族的漢語文學為研究對象，探討了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屬性的性格內涵。中原大學的曾陽晴比較了張資平的《約旦河之水》與北村的《施洗的河》，分析了這兩篇小說中的哲學意味。
三、史料發掘的意義：新的學術發現與舊問題的重新闡述
史料報刊雜志的發掘與解讀是現代文學這門學科的生命力所在，在史料的鉤沉中，一方面可以重返歷史語境，感性體驗20世紀的社會現場，另一方面也是對文學史抒寫中既定結論的一種重新思考與透析。四川大學陳思廣的《史料發掘與〈駱駝祥子〉研究視野的新拓――以梁實秋和華思兩篇被忽視的接受史料為例》一文，探討了這兩則史料對《駱駝祥子》研究的重要意義，即糾正了《駱駝祥子》接受研究中的偏差。綿陽師范學院楊華麗的《“XY”與錢玄同――兼論吳宓“艷體詩”事件》通過翔實的史料梳理與解讀，展現了“艷體詩”事件的全貌，重新定位了“艷體詩”事件的性質。四川大學周維東的《青年、必讀、書與新文化――魯迅〈青年必讀書〉中隱含的問題》則是對史料的重新解讀，指出魯迅對青年必讀書的答復其實是對現代學院派文化在新文化中的強勢地位表示不滿。四川師范大學段從學《答復這個問題：娜拉走后怎樣？》重新考察了魯迅關于啟蒙問題的論述，提出 “魯迅的啟蒙”失敗源于他自身對啟蒙的消解。四川大學馮憲光《中國現代文學文體分類形成的原因》探討了中國現代文學自身關于文體的敘述與對中國傳統文體分類的繼承。中國社會科學院張中良《中國現代文學中的“辛亥”》指出研究現代文學中的辛亥要還原歷史，要注重歷史與文學的關系，同時也要重視歷史史料中的文學因素。臺灣中原大學的李宜涯教授探討了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很重要的刊物《青年進步》中的小說作品，豐富了對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的研究。西南大學張武軍《中國現代悲劇理論的大飛躍――從王國維到陳銓》分析了陳銓的“悲劇觀”，指出他對王國維理論的繼承與超越。四川大學姜飛的《左右逢源：新文學史上的新寫實主義》重新梳理了新文學史上“新寫實主義”的來源與在國共兩黨的不同意味。樂山師范學院的廖久明以扎實的史料與翔實的考證，重新解讀了郭沫若回國與陳布雷所起的作用。
四、學科的新思路：文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研究及當代文學的新現象
民國文學與文化范文5
關鍵詞：葉圣陶；新文學；國文教育；國文科；中學生國文程度；搶救國文
葉圣陶，名紹鈞，原字秉臣，1911年改字為圣陶，他既是現代國文教育的締造者，又是新文學的創始人。基于葉圣陶這兩方面的成就，對他進行的研究已有相當之多，然而，這些研究始終無法打破教育和文學的隔閡，無法同時將既是新文學作家、倡導者又是國文（語文）教育家的葉圣陶完整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實際上，葉圣陶是現代國文教育和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聯結點。民國期間，具有教育家和作家雙重身份的葉圣陶并不是一個特例，新文學的作家、倡導者介入中小學教育領域在當時是一股潮流，其中最為典型的代表就是葉圣陶、、朱自清、夏丏尊等人。新文學的倡導者和作家為什么會如此熱心于介入中小學教育事業呢？“新國文”和“新文學”之間究竟存在什么樣的關系呢？本文正是試圖通過具體研究葉圣陶具有代表意義的對國文科性質的認識，來回答這兩個問題。
1912年，葉圣陶中學畢業后到蘇州言子廟初等小學擔任國文教師，由此開始了他不平凡的教育生涯。葉圣陶從教之始，正是爆發，民國創立之際。這年，教育部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通令》，規定“初等小學可以男女同?！薄ⅰ靶W讀經科一律廢止”，對初等小學教育頗為重視。江蘇省都督府也接連了幾項教育通令，推廣初等教育，廢止簡易識字學塾，酌改為初等小學或補習科。蘇州學界解聘了一批“舊教員”，新設和擴建了一批初等小學，補充了一批新教師。實際上，“國文教師”這一稱謂也才出現沒多久，在此之前，中國并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分科教育，只有作為啟蒙教育性質的私塾“蒙學”，內容是識字、讀經講經，為以后參加科舉考取功名打基礎，教師則被稱為“私塾先生”。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為應對時勢巨變，清政府頒布了由張百熙所擬的《欽定學堂章程》，產生了新的系統的學制，因該年為壬寅年，所以稱其為“壬寅學制”。但這一學制并沒有得到真正實施，次年又頒布了由張之洞、張百熙和榮慶合訂的《奏定學堂章程》，在全國范圍內得到了實際推行，這也就是“癸卯學制”。“癸卯學制”課程中，中小學設有“讀經講經”和“中國文學”必修兩科，并在《學務綱要》中明確規定：“其中國文學一科，并宜隨時試課論說文字，及教以淺顯書信記事文法。以資宦科實用，但取理明辭達而止。”從教學宗旨看“中國文學”科已經頗重實用，為以后國文單獨設科奠定了基礎，其實就是國文科的先聲。到了1912年，也正好是葉圣陶從教那年，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在《小學校教則及課程表文》和《中學校校令施行規則》中廢除了“讀經講經”一科，設置“國文”課，從此才有了“國文科”和“國文教師”的正式稱謂，中國具有學科意義的現代語文教育也由此誕生。 可見，葉圣陶從教之始，正是現代分科教育體制下“國文科”誕生之際，“五四”也在此時醞釀和爆發，社會處在新舊兩派思想相互交替爭奪的狀態中。實際上，在言子廟初等小學僅僅執教兩年后，葉圣陶便被教育界守舊的一派所排擠丟掉了這份教職。 從這里，我們大致可以看出當時教育界舊派勢力的強大和新舊爭奪的激烈程度。在這樣的背景下，對于新誕生的“國文科”應該如何，社會上新舊兩派存在著激烈的爭論，而最能代表這場爭論的是30年代在葉圣陶、夏丏尊等人主編的《中學生》雜志上發起的關于“中學生國文程度”的討論和40年代同樣是葉圣陶主編的《國文雜志》上圍繞“搶救國文”問題爆發的爭議。
這兩次爭論葉圣陶都非常積極的參與。在第一次有關中學生國文程度的討論中，他分別寫了《中學生國文程度的討論》、《讀了》和《再讀》、《歡迎國文教師的意見》概括了這次討論得出的對國文科的幾點共同看法。在第二次討論中，他又寫了可以作為“搶救國文”爭論的總結性的文章《讀羅陳兩位先生的文章》。兩次討論中他的主要觀點包括：“贊同國文科的目標是在于養成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閱讀與寫作又須貼近現代青年的現實生活，尤其是后者才是國文教學成功跟失敗的分界標；”“閱讀的材料卻不必要名作，只要內容形式都沒有毛病的就行”，“不能像醫生配藥似的，哪類文章包含道德教訓，要讀多少，哪類文章包含某家思想，要讀多少”；“寫作在乎是否“言之有物”，“必須要先有所感，先有所思”，而反對只會作一些鸚鵡學舌似的文章，要能用活的語言寫出實際生活；”
如若將葉圣陶對國文科的這些主張和1917年發表在《新青年》雜志上被公認為“五四”文學革命的開創之作《文學改良芻議》進行對比，我們會發現他們的觀點是何其的一致。此文有兩個重點，一是強調“言之有物”，即以“情感”與“思想”為文學的“靈魂”，反對“沾沾于聲調字句之間，既無高遠之思想，又無真摯之情感”的形式主義傾向。其次是強調文學寫作要擺脫“奴性”，“不作古人的詩，而惟作我自己的詩”，“人人以其耳目所親見親聞所親身閱歷之事物，一一自己鑄詞，以形容描寫之。但求其不失其真，但求能達其狀物寫真之目的，即是功夫”。 同樣葉圣陶主張在中學國文教學中不能以文言文為高深，而以語體文為卑淺，這就是反對文言文為文學正宗，力圖確立中學國文科中白話文學作品的地位；國文閱讀材料不必要“國學根柢”“固有文化”，正意味著白話文作品，新文學作品可以入選；要讓學生“有話可說”“言之有物”，更是五四文學革命的直接主張。因而，我們知道葉圣陶、朱自清在國文教學上的觀點和《中學國文之教授》和《再論》兩篇文章中的立場是一致的，他們都是站在新文化、新文學的立場上來看國文教學的。
這兩次討論，葉圣陶在國文科認識上的新文學作家立場已經清楚可見。進一步將葉圣陶民國38年間所寫的有關對國文科性質認識的論文進行系統地歸納，我們可以發現他是通過將國文科和公民科和文學科進行區分，從而界定國文科的性質。首先，國文科是區別于公民科的，國文科并不全部擔負養成學生修養的責任，而只是承擔全部教育的一部分責任，這便是閱讀與寫作的訓練。葉圣陶《國文科之目的》一文依然是從中學生國文程度低落的論調談起，認為“在這里，頗有問一問國文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的必要。我們的回答是‘整個的對于本國文字的閱讀與寫作的教養’。換一句話說，就是‘養成閱讀能力’、‘養成寫作能力’兩項?！倍渲小耙B成閱讀能力，非課外多看書籍不可?！闭J為教授閱讀重要在方法，至于“修養云云那是身體力行的事，民族精神也得在行為上表現?！彼J為要想單靠國文科提倡修養，振起民族精神，是不現實的，“不免招致‘文字國’的譏誚”?！耙B成寫作能力，第一宜著眼于生活和發表的一致；說明白點，就是發表的必須是自己的意思或感情，同時又正是這意思或感情?！薄爸劣谖捏w，語體文和文言文原沒有劃然的界限。然而就親切、便利等條件著想，語體文應該普遍地被應用是無疑的。學生就性之所好，兼作文言文，當然不必禁止，一定要作了文言文，才算國文程度不低落，這成什么話？”在這篇文章當中，葉圣陶已經指明國文科目的只在于養成學生閱讀和寫作能力兩項，而不單獨承擔養成修養的責任，并且進一步言明了對待中學作文文體的態度，從實用角度是鼓勵用語體，當然也并不排斥文言。1940，葉圣陶在《國文教學的兩個基本觀念》 中更明確地談到：國文是各種學科中的一個學科，各種學科又像輪輻一樣輳合于一個教育的軸心，所以國文教學除了技術的訓練而外，更需要含有教育的意義。說到教育的意義，就牽涉到內容問題了。這是應該的，無可非議的。不過重視內容，假如超過了相當的限度，以為國文教學的目標只在灌輸固有道德，激發抗戰意識，等等，而竟忘了語文教學特有的任務，那就很有可議之處了。葉圣陶在此文中認為國文教育內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視，但方法方面尤其應當重視，認為這是國文教學必須明確的第一個基本觀念。1942年《略談學習國文》 中進一步指出“在人群中間，經驗的授受合心情的交通是最切要的，所以閱讀和寫作兩項也最切要。這兩項的知識和習慣，他種學科是不負授與和訓練的責任的，這是國文科的專責。每一個學習國文的人應該清楚：得到閱讀和寫作的知識，從而養成閱讀和寫作的習慣，就是學習國文的目標?！逼浯?，葉圣陶認為國文科又是區別于文學科的。葉圣陶在《國文教學的兩個基本觀念》中所談的第二個基本觀念就是：國文的涵義與文學不同，它比文學寬廣的多，所以教學國文并不等于教學文學。以前，國文教材是經史古文，顯然因為經史古文是文學?！拔逅摹币院?，通行讀白話了，教材是當時產生的一些白話的小說、戲劇、小品、詩歌之類，也就是所謂文學。這兩派實際是一路的，都以為國文教學是文學教學。葉圣陶認為這樣的認識是錯誤的，他說“其實國文所包的范圍很寬廣，文學只是其中一個較小的范圍，文學之外，同樣包在國文的大范圍里頭的還有非文學的文章，就是普通文。這包括書信、宣言、報告書、說明書等等應用文，以及平正地寫狀一件東西載錄一件事情的記敘文，條暢地闡明一個原理發揮一個意見的論說文。中學生要應付生活，閱讀與寫作的訓練就不能不在文學之外，同時以這種普通文為對象?！比~圣陶又說，“至于經史古文與現代文學的專習，那是大學本國文學系的事情，旁的系就沒有必要，中學當然更沒有必要。我不是說中學生不必讀經史古文與現代文學，我只是說中學生不該專習那些。從教育意義說，要使中學生了解固有文化，就得教他們讀經史古文。現代人生與固有文化同樣重要，要使中學生了解現代人生，就得教他們讀現代文學。但是應該選取那些切要的，淺顯的，易于消化的，不宜兼收并包，泛濫無歸。”在《讀羅陳兩位先生的文章》一文中，葉圣陶又說“語文法不是古文筆法，也不是新文學做法，只是我國人口頭筆頭習慣通行的說法?！?/p>
葉圣陶這樣界定“國文科”的性質頗有意思：作為的支持者和思想啟蒙者，葉圣陶卻更愿意將國文科看成一個培養學生技能的科目，強調它區別于公民科，不單獨承擔思想教育的責任；作為新文學作家和倡導者，葉圣陶又強調國文科區別于文學科，強調語文法既不是古文筆法，也不是新文學的做法，它是不偏重于白話新文學，也不偏重于文言古文的學科。他強調了國文科的獨立性和中立性，這是為什么呢？
在葉圣陶1942年為《國文雜志》寫的發刊辭《認識國文教學》 一文上，我們能夠找到他強調國文科獨立于公民科、思想科的原因。文中寫道：“國文教學沒有成績的原因，細說起來當然很多；可是概括扼要地說，只有一個，就是對國文教學沒有正確的認識。學校里的一些科目，都是舊式教育所沒有的，唯有國文一科，所做的工作包括閱讀和寫作兩項，正是舊式教育的全部。一般人就以為國文教學只需要繼承從前的傳統好了，無須乎另起爐灶。這種認識極不正確，從此出發，就一切都錯。舊式教育是守著古典主義的：讀古人的書籍，意在把那一套程式和腔調模仿到家，不問它對于抒發心情相配不相配，有效果沒效果。舊式教育又是守著利祿主義的：讀書作文的目標在取得功名，起碼要能得‘食廩’，飛黃騰達起來做官做府，當然更好；至于發展個人生活上必要的知能，使個人終身受用不盡，同時使社會間接蒙受有利的影響，這一套，舊式教育根本就不管。因此，舊式教育可以養成記誦很廣博的‘活書櫥’，可以養成學舌很巧妙的‘人形鸚鵡’；可是不能養成善于應用國文這一工具來應付生活的普通公民?！蔽覀兛梢悦靼兹~圣陶力主國文科區別于公民科、思想科的真正原因：他是要將新的國文科與舊式教育的“文以載道”傳統割裂開來，確立起國文科培養現代公民適應現代生活能力的新傳統。但這里存在一個有趣的悖論：葉圣陶為了割裂新國文與舊式教育傳統，就需要強調國文科區別于公民科、思想科的獨立性，強調國文科只是一個閱讀和寫作技能層面的訓練，無關乎思想和修養；然而，他之所以強調國文科的責任是培養學生的閱讀和寫作能力，又是因為這是作為一個現代公民適應現代生活所必須掌握的技能。葉圣陶這種區分正是他站在新文化和新文學的立場之上，反對國文科承繼舊式教育的“利祿主義”、“古典主義”的一套，主張新的國文科應該為培育現代公民服務，這是一種以“新”取代“舊”的思維模式，其反對舊式教育“文以載道”，卻又確立了一種新的“文”與“道”的關系。
在這個區分中，我們可以看到葉圣陶新文學作家的立場，但是他為什么又要強調新的國文科又區別于“新文學”呢？我們可以發現，葉圣陶在說國文科區別于文學科的時候，他強調的是國文科的教材除了經史古文和新文學之外，還有許多的“普通文”。為什么要看普通文呢？因為“中學生要應付生活，閱讀與寫作的訓練就不能不在文學之外，同時以這種普通文為對象。”在《國文隨談》一文中，他更加詳細談論了這個問題。他針對民國教育部所定的幾條國文教學標準談了自己的看法，針對“閱讀一般文言文”一條談道：“可見初中要讀‘一般文言文’，高中要讀‘古書’，都為適應當前的情形。如果當前的情形改變了，就是說，報紙、公文之類不用文言了，固有文化扼要而且正確地記述在歷史教本里面了，初中就不必讀‘一般文言文’，高中就不必讀‘古書’”。又針對“除繼續使學生能自由運用語體文外，并養成其用文言文敘事說理表情達意之技能”一條談到：“至于高中要寫文言，也只為適應當前的情形。而當前的情形不是不能改變的，據許多人的意見，語體文普遍地應用，這一個傾向現在已經越來越顯著，只要大家再努力，語體文便可整個兒取文言而代之。于是高中只需求語體文的‘精’，那個‘精’也就不難達到。這里偏重語體文，撇開文言，并不存在有什么成見。只因現代人要用文字表白情意，唯有寫語體文最為貼切，最能暢達，文言寫得無論如何到家，貼切與暢達的程度總要差一點的緣故?！?葉圣陶還特別針對“培養學生創造國語新文學之能力”一目談道：“就字面看，好像每個學生必須成為‘國語新文學’的作者，即使并不動手‘創造’，至少要有‘創造’的能力。可是一般的見解，文學創造是天才與努力的乘積，并不是人人能夠著手的。說人人要能用本國文字敘事說理表情達意，是大家承認的。說人人要有文學創造的能力，就好比說人人要有國畫創作音樂創作的能力一樣，事實上必然辦不到?！痹谶@些論述中可以看出，葉圣陶主張國文科要區別于文學科，要關注“普通文”：是因為普通文是生活中常見的文字材料，要應付生活就必須要學習普通文，這是其一；此外，國文科不肩負培育新文學作家的責任，因為文學創造的能力不是人人都有，因而要國文科承擔這一責任事實上是辦不到的，但國文科培養學生用本國文字敘事說理表情達意卻是能夠做到的，這是其二。透過葉圣陶對國文科性質的這兩個區分，我們可以明白，葉圣陶心中的“新國文”是在反對舊式教育和舊文學中誕生的一個學科，是現代教育和現代文學合力產生的一個學科，必然就承擔了傳播現代新思想和新文學的任務，是新文學倡導的理念和創作實績使新國文科得以誕生。在現代分科教育的體制下，它一方面和其它各科一起承擔了現代教育的總體任務“培育現代公民”，另一方面又確立了自己不同于思想科和文學科的學科特性——培育學生“適應現代生活”的閱讀和寫作技能。這就是葉圣陶對新國文性質上的認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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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閱讀與寫作》夏丏尊、葉圣陶合著 開明書店1938年4月初版
[9]、《國文雜志》月刊 葉圣陶編 1942年1月創刊 上海圖書館近代文獻館
[10]、《中學生》月刊 葉圣陶編 1930年1月創刊 華東師范大學特藏報刊閱覽室
[11]、《國文月刊》葉圣陶編 1940年創刊 華東師范大學特藏報刊閱覽室
民國文學與文化范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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