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中國古代詩歌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中國古代詩歌范文1
[關鍵詞]宋詩話 詩歌 物理 認知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0)01－0150－06
物理即事物的道理。它是事物的內在屬性或邏輯，是一種事物區別于另一種事物的界限和本質特征。事物的道理包括生活的真實。文學雖然允許虛構、夸張，但不能違背事物的道理、生活的真實。真實是文學的生命，叛理失真的文學，語言再美、句子再佳，都將受到讀者的質疑和詬病。故古人云：“吟詩喜作豪句，須不叛于理方善。”但“不叛于理”只是對物理的一種認知，我國古人對物理認知的另一種情形是，事物在文學作品中只是表達作者情感的一個符號，其現實之理或物質屬性并不重要，因此不必拘泥。再一種情形就是，有些物理并沒有非此即彼的清晰界限，而是處于亦此亦彼的界限過渡模糊狀態，只有辯證地認知才是全面的，偏執一端的認知，都是片面的，甚至是迂腐的。概括起來，中國古代詩歌中的物理認知主要有三種基本情形。
一、不叛物理
唐代詩人張繼以一首《楓橋夜泊》而蜚聲文壇：“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它寫詩人的一次旅途感受：在一個秋天的夜晚，詩人泊船楓橋，由于旅情客愁而輾轉難眠。寒山寺的夜半鐘聲格外清晰地傳到了他的耳畔。在表現周圍環境時，詩人精心選擇了“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等最能體現秋天和夜晚景色的典型意象，有效地傳達出自己四周的環境，以及在詩人心頭引起的反應，構成一種適于表現旅情客愁的氛圍。之后，詩人接以此詩最點睛的意象――“夜半鐘聲”。這一意象之所以關鍵，是因為鐘聲唯有夜半才傳得更遠，聽得更切，而對于滿懷客愁的游子來說，也正是這傳得更遠、聽得更切的夜半鐘聲，才能襯托出他的旅途寂寞與客愁的難禁。然而，歐陽修對詩中“夜半鐘”的真實性提出質疑，病其“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說：“‘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鐘時!”他指出詩中“夜半鐘聲”與生活實際不符，詩句雖佳，卻事理不通，因為“三更不是打鐘時”。自歐公對《楓橋夜泊》叛于事理首次發難后，引起激烈的爭論。彭乘以自己親身的經歷為張繼辯護，他說：“余后過姑蘇，宿一院，夜半偶聞鐘聲，因問寺僧，皆曰：‘固有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惟姑蘇有之，詩人信不謬也?！睆埌罨豕南鄳骸按松w吳郡之實耳，今平江城中從承天寺鳴鐘，乃半夜后也。余寺聞承天鐘罷，乃相繼而鳴，迨今如是。以此知自唐而然。楓橋去城數里，距諸山皆不遠，書其實也。承天今更名能仁云?！比~夢得也證實張詩中“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不謬，指出歐陽修因未親歷吳中，故批評失允：“歐陽文忠公嘗病其夜半非打鐘時，蓋公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山寺，實以夜半打鐘?！标懹蝿t認同“夜半鐘”為寫實，并以詩為證不限于蘇州：“后人又謂惟蘇州有半夜鐘，皆非也。按于鄴《褒中即事》詩云：‘遠鐘來半夜，明月人千家?！矢θ健肚镆顾迺鼑谰S宅》詩云：‘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此豈亦蘇州詩耶?恐唐時僧寺，自有夜半鐘也。京都街鼓今尚廢，后生讀唐詩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況僧寺夜半鐘乎?”后人對“今尚廢”的“京都街鼓”都尚且“茫然不能知”，何況僧寺的“夜半鐘”乎?見識何其寡也!王橋對吳中有“夜半鐘”確信無疑。他在《野客叢書》卷二十六《半夜鐘》中，旁征博引文獻和文本材料，證明“夜半鐘”不僅由來有自，且唐詩中多有描寫，吳中的“夜半鐘”亦非“無常鐘”。
古人詠物要求不即不離，“不即”指詠物忌直陳其物，尚含蓄不露；“不離”指詠物要抓住事物的本質特征，他物不可替代和置換之，否則失于物理。陳輔云：“詩家之工，全在體物賦情，情之所屬惟色，色之所比惟花。如唐人《牡丹詩》云‘紅開西子妝樓曉，翠揭麻姑水殿春’，若改春作秋，全是蓮花詩。林和靖《梅花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近似野薔薇也。”他批評唐人這首《牡丹詩》和宋人林逋的《梅花詩》沒有抓住牡丹和梅花的本質特征，因此分別可用“蓮花”、“薔薇”替換。王的觀點則旗幟鮮明，他先引述蘇軾對幾首詩詠物詩的精辟見解，再反駁陳輔之和胡仔的批評是“不深究詩人寫物之意”：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锊豢僧敶?。林和靖《梅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瘺Q非桃杏詩。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仆觀《陳輔之詩話》謂和靖詩近野薔薇，《漁隱叢話》謂皮日休詩多移作白牡丹，尤更親切。二說似不深究詩人寫物之意。
“疏影橫斜水清淺”，野薔薇安得有此蕭灑標致?而牡丹開時，正風和日曖，又安得有“月冷風清”之氣象邪?陳標《蜀葵詩》曰：“能共牡丹爭幾許?”柳渾《牡丹詩》：“也共戎葵較幾多!”輔之漁隱所見，正與二公一同。(《野客叢書》卷二二《陳胡二公評詩》)
在蘇軾看來，《詩經?衛風?氓》狀桑、林逋詠梅、皮日休詠蓮，均深得物理，“他物不可當此”――他物不可替代置換。王認為，“疏影橫斜水清淺”，正是梅花而非野薔薇之“標致”；“風和日暖”是牡丹開時之“氣象”，“月冷風清”則是蓮花開時之“氣象”，二者判若分明，豈可對調互換?這里的“標致”、“氣象”正是“物理”之意。
韋應物《滁州西澗》：“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睔W陽修批評說：“今城之西乃是豐山，無所謂西澗者。獨城之北有一澗，水極淺，遇夏潦漲溢，但為州人之患，其水亦不勝舟，又江潮不至。此豈詩家務作佳句，而實無此耶?”指出韋應物因“務作佳句”。而有叛事理：一是滁州壓根兒沒有“西澗”，獨憐其邊所生幽草就失實；二是滁州城北雖有一澗，但水極淺，即使夏季漲水，也不能載舟，何來“野渡”和“舟自橫”?三是江潮漲不到滁州城西，豈有“春潮帶雨晚來急”之理?歐公進一步指出“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者，還有“‘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宴歸?！\為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直用藁草之理!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卻坐禪身?！瘯r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羅隱《寄蘇拾遺》：“退朝觀藁草，能望馬相如?！笨梢娚铣M諫是不用藁草的?！犊奚芳础犊薨貛r禪師》。此詩蓋作于柏巖禪師滅度時。這里所引為頷聯，謂柏巖禪師留下了修道的肖像，坐禪的真身被火化。由于詩人為了以“坐禪”對“行道”，故 “理有不通”。坐禪，謂靜坐修禪，是一種功課狀態，用來修飾遺體就叛理，故謂“燒殺活和尚”。
中國古代詩歌中叛于物理、遭人詬病之作，每每見諸《詩話》。劉斂《中山詩話》云：“古詩云：‘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燕?！匝鄷r物，故寓言爾。蜀人自京以鴿寄書，不浹旬而達船，船浮海，亦以鴿通信，非虛言也。史以陸機‘黃耳’為犬，能寄書，恐不然。自洛至吳，更歷江淮，殆數千里，安能諭人而從舟楫乎?或者為奴名，不然，當為神犬也?！彼麑κ窌d陸機有“犬”能寄書提出質疑：一是寄書起止地相距數千里之遙，此犬何能抵達目的地?二是要途經江淮水路，此犬如何讓艄公領會它要乘船渡江之意?劉斂以不能飛翔過江的犬反證“燕”“鴿”能傳書的不叛物理?！锻踔狈皆娫挕分赋觯骸芭舜笈R字老，有《登漢陽江樓詩》日：“兩屐上層樓，一目略千里?！f者以為著屐豈可登樓?又嘗賦《潘庭之清逸樓詩》，有云：‘歸來陶隱居，拄頰西山云?！蛑^既已休官，安得手板而拄之也?！卞欤局频男?，底下多有二齒，以行泥地。宋呂祖謙《臥游錄》載：“(謝靈運)嘗著大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后齒?！笨梢娭焓遣荒艿菢堑摹Ｅ舜笈R所謂“兩屐上層樓”顯然有叛于生活事理。手板即笏，古代大臣朝見時，用以指畫或記事的狹長板子。既然已經致仕隱居，豈有隨身攜帶手板之理?潘老沒有為官經歷、不諳朝中典章制度，以致其詩給人留下叛于事理的話柄。
二、無理而妙
以上所論因缺乏生活常識、或因生活經驗不足、或因參物理不深細，導致詩歌創作叛于物理，失去生活真實，遭人詬病。但是中國古代詩歌中還有一種常見之現象，即無理而妙――詩人為了表達自己強烈的感情，或渲染氛圍、突出主題，并不泥于現實生活之理；或明知無理，故意為之，從而達到具有強烈審美沖擊力的藝術效果。如晏殊《浣溪沙》“夕陽西下幾時回”是也。詩人再無知也不至于不諳夕陽西下明天又將從東方升起之事理吧?作品正是通過這一無理之反問，傳達出自己身處承平時代的“閑愁”：越是生活優裕安逸，越是為美好時光悄然流逝不再回來而憂愁。
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秀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边@首詩披露了一個鮮為人知的唐朝宮廷的腐敗罪惡――楊貴妃酷愛荔枝，唐玄宗為了博得她的歡欣，不惜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從萬里迢迢的廣東等地向驪山進貢荔枝。關于此詩，彭乘批評云：“尤膾炙人口。據《唐紀》，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然荔枝盛暑才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矣?！彼m然肯定此詩“詞意雖美”、“尤膾炙人口”，但指出它“失事實”：進貢荔枝的時間與事實不符，進貢荔枝應在盛暑，而明皇楊妃十月而不是六月在驪山，春季在長安。但我認為詩人不是在實錄歷史，而是以渾寫大意之技法，將唐朝統治者進貢荔枝、勞民傷財的這一腐敗罪惡。通過詩歌載體形象而概括地公之于世，雖無理卻高明絕妙!
王得臣《麈史》有兩則詩話批評詩人叛理失真。一是詬病白居易：
白傅自九江赴忠州，過江夏，有《與盧侍御于黃鶴樓宴罷同望》詩曰：“白花浪濺頭陀寺，紅葉林籠鸚鵡洲?！本鋭t美矣，然頭陀寺在郡城之東絕頂處，西去最遠，風濤雖惡，何由及之?或曰：“甚之之辭，如‘峻極于天’之謂也?！庇枰灾^世稱子美為“詩史”，蓋實錄也。
一是批責王安石：“王安石作《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為馬，春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意清拔，高出古人。議者謂二世致齋望夷宮，在鹿馬之后；又長城之役在始皇時，似未盡善?；蛟唬骸叛郧貋y而已，不以辭害意也。’”我認為其后所附不同意見正是詩人的本意所在，無理而妙。
嚴有翼云：“石敏若《橘林》文中《詠雪》，有‘燕南雪花大于掌，冰柱懸檐一千丈’之語，豪則豪矣，然安得爾高屋耶?雖豪覺畔理?！钐住侗憋L行》云：‘燕山雪花大如席?！肚锲指琛吩疲骸装l三千丈?！渚淇芍^豪矣，奈無此理何!”吳瑞榮《唐詩箋要續編》反駁云：“雪花如席，自屬豪句，看下旬接軒轅臺，另繪一種輿圖，另成一種義理，嚴沖甫(嚴有翼，字沖甫)訾為無此理致，是膠柱鼓瑟之見。太白詩如‘白發三千丈’，‘愁來飲酒二千石’，俱不當執義理觀?！笔?、李詩詠雪、詠冰、詠白發，均用夸張手法，雖然遠遠超出現實之比例，但成功地渲染了環境、表達了強烈的感情，又不失藝術之真實，收到了無理而妙的藝術效果。王得臣《麈史》卷一云：“凡言木之巨細者，始曰‘拱’、‘把’，大曰‘圍’，引而增之日‘合抱’，蓋‘拱’、‘把’之間才數寸耳?！畤瘎t百尺也，‘合抱’則五尺也?！抛用馈段浜顝R柏》(案：當為《古柏行》)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谴笏恼?。沈存中內翰云：‘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也!’然沈精于箅數者，不知何法以準之。若徑七尺，即圍當二丈一尺。《傳》曰：‘孔子身大十圍?！蛞云浯笠?，故記之。如沈之言，才今之三尺七寸有奇耳，何足以為異耶?周之尺當今之七寸五分?！薄锻踔狈皆娫挕分^：“余以為論詩正不當爾，二公(范鎮、沈括)之言皆非也。”王得臣、范鎮、沈括均以實證的思維和九章算法來認知杜詩中古柏的尺寸失真叛理，因而遭到王直方的非議，也被王徘譏笑：“文士言數目處，不必深泥，此如九方皋相馬，指其大略，豈可拘以尺寸。如杜陵《新松詩》：‘何當一百丈，欹蓋擁高檐?！v有百丈松，豈有百丈之檐?漢通天臺可也。又如《古柏行》：‘黛色參天二千尺?！С撸僬梢玻谝嗪庇卸僬芍?。如此晉人‘峨峨如千丈松’之意，言其極高耳，若斷斷拘以尺寸，則豈復有千丈松之理?仆觀諸雜記深泥此等語，至有以九章算法算之，可笑其愚也?！?《野客叢書》卷二五《文士言數目》)《古柏行》是唐代宗大歷元年杜甫在夔州所作。他從詠夔州諸葛亮廟前的古柏高大，進而與成都諸葛祠古柏比較，詠夔州古柏參天之高，極形容之也，實寓孤高正直之意，借以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的感慨。解讀此詩，若斷斷拘以古柏現實之尺寸，豈能領會杜甫無理之妙旨!
王橋《野客叢書》五《二公言宮殿》云：
詩人諷詠，自有主意，觀者不可泥其區區之詞。《聞見錄》曰：“樂天《長恨歌》：‘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M有興慶宮中夜不點燭，明皇自挑燈之理。《步里客談》曰：陳無己《古墨行》，謂‘睿思殿里春將半，燈火闌殘歌舞散。自書小字答邊臣，萬國風煙入長算?！疅艋痍@殘歌舞散’，乃村鎮夜深景致，睿思殿不應如是。二說甚相類。”仆謂二詞正所以狀宮中向夜蕭索之意，非以形容盛麗之為。固雖天上非人間比，使言高燒畫燭，貴則貴矣，豈復有長恨等意邪?觀者味其情旨斯可矣。
此話良然。以《長恨歌》為例，“孤燈挑盡未成眠”寫唐玄宗因思念楊妃徹夜難眠、孤獨寂寞之悲思，倘若按照邵伯溫泥于事理，那么“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豈不是更加荒謬?唐玄宗還京后，初居興慶宮，因鄰近大街，時常與外界接觸，肅宗左右的人唯恐他有復辟之心，將他遷入西宮的甘露殿，加以變相地軟禁。即便如此，玄宗初所居興慶宮也不至于連一個打掃落葉的侍人都沒有吧?“西宮”二句正是通過環境的渲染來表現玄宗失去愛妃的長恨，無理而妙。又，同書卷二《少游斜陽暮》 云：“《詩眼》載前輩有病少游‘杜鵑聲里斜陽暮’之句，謂斜陽暮似覺意重，仆謂不然，此句讀之，于理無礙。謝莊詩曰：‘夕天際晚氣，輕霞澄暮陰。’一聯之中，三見晚意，尤為重疊。梁元帝詩：‘斜景落高春?！妊孕本?，復言高春，豈不為贅!古人為詩，正不如是之泥。觀當時米元章所書此詞，乃是‘杜鵑聲里斜陽曙’，非暮字也，得非避廟諱而改為暮乎?”《踏莎行》是宋哲宗紹圣四年秦觀在郴州(今湖南省郴州縣)貶所所作。當時詩人以舊黨關系受到當政者的排斥，官職被削，一再遠徙，精神上極其痛苦?！皹桥_”、“津渡”、“桃源”本為美好事物之象征，分別被“失”、“迷”、“望斷”否定，可見詩人對前途的絕望情緒。如今投宿于郴州旅舍，黃昏時分，聽到杜鵑凄切的鳴聲，簡直不能承受被關閉在充滿春寒的孤館之寂寞。詩人正是通過“斜陽暮”之重意，加上杜鵑聲的渲染，來表達自己不堪忍受的孤獨處境，“于理無礙”，無理而妙!但王氏見到米芾所書此詞“暮”為“曙”，猜測可能為避英宗(趙曙)諱而改，仍然為事理所囿。
杜牧《江南春》：“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楊慎批評說：“‘千里鶯啼’，誰人聽得?‘千里綠映紅’，誰人見得?若作十里，則鶯啼綠紅之景、村郭樓臺、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弊鳛樵娙思媾u家的楊慎，居然對文學的心理時空全然無知。在他看來，詩中所寫的空間，應以詩人目力所能及為限，殊不知詩人可以借助想象把他視域之外的空間經過壓縮處理表現到詩的空間中來。在這首詩里，杜牧不僅將千里江南的春景作了壓縮，時間也作了泛化。前兩句寫黃鶯啼鳴、紅綠相映、酒旗招展，顯然是風和日麗的晴天，后兩句所寫卻是迷漾的煙雨?？梢娫娭小扒Ю铩迸c“多少”都只是虛寫。詩人正是以典型化的手法，抓住江南春特征，粗中有細地展示江南春的多層次自然和人文景觀。所以何文煥對楊慎的批評作了辨正：“即作十里，亦未必盡聽得著，看得見。題云《江南春》，江南方廣千里，千里之中，鶯啼而綠映焉。水村山郭，無處無酒旗，四百八十寺，樓臺多在煙雨中也。此詩之意既廣，不得專指一處，故總而命日《江南春》?！?/p>
三、辯證物理
事物固然有其本質特征和內在邏輯，但有些事理是模棱兩可的；或者由于人們觀察角度不同而又呈現亦此亦彼的二級現象。古人在觀察物理時，不乏能夠辯證地認知和闡釋物理者。
如前所述古人對“夜半鐘”的爭議，或謂“三更不是打鐘時”，或謂“惟姑蘇有之”，或謂不限于蘇州，唐朝僧寺皆有。而王徘認為“所謂半夜鐘，蓋有處有之，有處無之，非謂吳中皆如此也。今之蘇州能仁寺鐘亦鳴半夜，不特楓橋爾?！?《野客叢書》卷二六《半夜鐘》)這一認知比較辯證，他否定了惟姑蘇有“夜半鐘”和凡僧寺均有“夜半鐘”的說法，認為“有處有之，有處無之”，這一看法應該符合生活實際。這種爭論實際已經超出了《楓橋夜泊》的文本，具有啟迪后人創作要深入生活實際的意義，正如陸游所說：“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冬夜讀書示子聿》)
王《野客叢書》卷五有這樣一則爭議：
張文潛云：“陳文惠公《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香。’言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本見皆作香字。魚未為羹，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松江詩話》曰：“魚雖不香，作
羹筆以薹橙，而往往馨香遠聞，故東坡詩曰：‘小船燒薤搗香鎣。’李巽伯詩曰：‘香~何處煮鱸魚。’魚作香字，未為非也?！逼椭^作者正不必如是之泥。劉夢得詩曰：“湖魚香勝肉?！笔胫^魚不當香邪?但此“鱸魚香”云者，謂當八九月鱸魚肥美之時節氣味耳，非必指魚之馨香也。張右史之說概己失之，而周知和乃復強牽引蘇黃二詩以證魚鄉之說，且謂d以T橙，往往馨香遠聞，其見謬甚，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鱸魚香字比鱸魚鄉甚覺氣味長，更與識者參之。(《陳文惠詩句》)張耒認為陳文惠《題松江詩》中“魚香”當作“魚鄉”，大概是受制于“魚米之鄉”的思維慣性，謂“魚直腥”，對魚“安得香”提出質疑?！端山娫挕穭t認為魚羹以“薹橙”調味便“馨香遠聞”，并舉以蘇詩、李詩為證。而王以劉禹錫詩證之作“魚香”，但指出此“魚香”非謂“魚之馨香”，而謂“當八九月鱸魚肥美之時節氣味耳”。我認為三者都未能辯證地認知物理。魚之肥美既有時地因素，不同季節、不同地域的魚確實味道有差別；也有生熟之分，魚雖腥，但煮熟之后加以佐料調味。何謂無香?所謂“鱸魚香字比鱸魚鄉甚覺氣味長”，仍未得“魚”之辯證物理。同書卷一四《櫻桃無香》對櫻桃有無香味的認知，亦當如是觀。
《西清詩話》曰：“人之好惡，固自不同。子美在蜀作《悶詩》，乃云：‘卷簾惟白水，隱幾亦青山。，若使余若此，從王逸少語當卒以樂死，豈復有悶邪?”王反唇相譏：“《西清詩話》此言，是未識老杜之趣耳!平時見青山白水，固自可樂，然當愁悶無聊之時，青山白水，但見其愁，不見其樂。豈可以常理觀哉?老杜在蜀，棲棲依人，無聊之甚，安得不以青山白水為悶邪?曾子固謂‘以余之窮。足以知人之窮。’仆因知子美之言，為不妄也?！?《野客叢書》卷九《子美悶詩》)杜甫《悶》詩為滯留夔州無聊而作。仇兆鰲注云：“白水青山，本堪適興，因處蠻瘴之地，故對此只足增悶耳?！┓浇Y出致悶之由。無錢嘆貧，催顏嗟老?！边@一看法可證之王“豈可以常理觀哉”的物理認知是辯證的。因為白水青山本是無情之物，無所謂樂愁，只因詩人的感情投射其上才有了感彩，正如王國維所云：“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焙螞r一切景物都是為表達詩人情感服務的，優美的景物既可用來表達歡樂的情緒，也可用來抒發苦悶的心情，正如王夫之所云：“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边@就是事物的辯證之理。又如胡仔以“鴻雁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葦間”的認知，批評蘇軾《卜算子》謂鴻雁“揀盡寒枝不肯棲”有叛物理。王斥他孤陋寡聞：“仆謂人讀書不多，不可妄譏前輩詩句。觀隋李元操《鳴雁行》曰：‘夕宿寒枝上，朝飛空井旁?！抡Z豈無自邪?”(《野客叢書》卷二四《東坡卜算子》)我認為蘇詩“鴻雁棲枝”不僅有文獻依據，且有物理認知之生活基礎。鴻雁的棲息雖然有其生活習性，也可能有比較固定的棲息之所，但決無“惟在田葦間”之理!季節的更替，氣候的變化，環境的變遷，覓食棲息的需求，安全自衛的本能等，都可能引起鳥類棲宿的變化，鴻雁豈有如此不變之物理?
王橋云：“歐公詩：‘爾來不覺三十年，歲月才如熟羊胛。’于夾字韻內押，用史載及《通典》骨利國事。骨利國地近扶桑，晝長夜短。夜煮一羊胛才熟，而東方已明。言其疾也?！稘O隱叢話》又引《資治通鑒》云：‘煮羊脾熟，日已出矣?！o與史載通典小異。郭次象謂羊脾至微薄，不應太疾如此。當以胛字為是。仆考《唐書?骨利斡傳》亦日羊脾。然又觀《唐書?天文志》，則日羊髀。此一字三說不同。蓋脾胛髀字文相近，諸公姑存其舊，不敢必以為孰為正也。然胛者，肩也。髀者，股也。二字意雖不同，為熟之時，似不相遠。至脾則太速矣。魯直詩亦日：‘數面欣羊胛，論詩在雉膏。’羊胛字魯直亦嘗用之，不但歐公也?！?/p>
中國古代詩歌范文2
一
一種典型意象的生成，緣于一個民族的社會生活，是深深扎根于民族審美主體和客體的統一體。詩人由某種景物觸發某種情緒，又把自己的某種情緒注入到某種景物之中，因而某種景物便成為了一種詩人們所認同的表達某一種情感的意象。意象萌芽產生于人與自然的一種對應關系，而這種關系又得到了人們的一致認可，如《詩經·卷耳》中的“卷耳草”，即是觸發詩中女主人公思緒的一種媒介，春日的卷耳草牽惹出女主人公的思春情感，而卷耳草的枯萎，又引發出女主人公思人不得而產生的感傷。正是這種心靈的執著追求與這種追求的不能實現而產生的感傷和思怨，恰好和卷耳草的榮枯形成一種密合的對應，于是，憑草客觀的象而抒愁懷主觀的意的草意象便應運而生了。繼承《詩經》的傳統 ，淮南小山在《楚辭·招隱士》中的“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則在《詩經》的基礎上，將以草意象抒愁思更進一步明朗化了?；茨闲∩绞茌螺麓翰萦|發，感受到時間的變化，生發對“王孫”一去不歸的惆悵之情；同時又將縈回之思注入春草中，使得萋萋春草之“象與”相思懷遠之“意”構成物理與心理的對應關系，而生成春草意象的傷別懷歸含義 淮南小山的絕妙之處，還在于“萋萋”與“凄凄”的音通之處。“萋萋”一詞不僅描摹出春草茂盛的特點，同時也暗示了懷歸之情的深長?！拜螺隆闭且馀c象之間即心理與物理的最佳契合點，可見詩人的手法之高超?；茨闲∩降摹巴鯇O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以其巨大的藝術感染力，在詩歌殿宇的回音壁上反射出悠遠的回響。春草傷別意象被不同時代不同作者反復地使用，其符號意義也就不斷地得到豐富和深化，并逐漸演變為一種符號形式而在文學史上得到定型。
二
草意象具有了某種社會性的審美符號意義，詩人們在創作過程中，把離別相思的現實感受轉變為現成的意象語言，草意象因而被反復使用。由于草意象意蘊的不斷豐富和深化，再加上歷代具有類似審美心理結構的情感的積淀，草意象的美感效果不但沒有因為反復使用而陳舊，反而因為其表述方式的多樣而不斷增強。那么，詩人們是怎樣運用草意象來表達離情別緒的呢？簡言之，一是以樂景寫哀，一是以哀景寫哀。
我們先看以樂景寫哀，從整體看，春代表著繁榮，象征著好生，春天草萌生，嫩綠而繁茂，溫馨明麗而欣欣向榮。處此繁華之景，理應生出喜悅之情，而詩人們卻往往見樂景而生悲愁，情與景形成巨大的落差。如嚴仁的《鷓鴣天·惜別》以“瑤草碧 ，柳芽黃”，給我們 描繪了一幅美好的春景：碧草芳美，岸柳吐黃。但是，面對醉人的春景，作者卻要與自己的好友作別，主觀上的濃重的離別之愁，投射到美好的春景之上，便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反差。
中國古代詩歌范文3
一、質疑教材第6頁“賞析示例”板塊之《長恨歌》中的“春風桃李花開夜,秋雨梧桐葉落時”
此句據《唐詩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第870頁,應為:“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钡?74頁賞析為:“從白日到黑夜,從春天到秋天,處處觸物傷情,時時睹物思人,從各個方面反復渲染詩中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和尋覓。”我認為,“春風桃李花開”是一種萬物盛開的景象,應該是寫白日之風景,不會是夜晚的意象?！扒镉晡嗤痹谠娫~領域也大多是表示黃昏、夜晚的意象,李清照《聲聲慢》中“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晏殊《踏莎行》中“高樓目盡欲黃昏,梧桐葉上蕭蕭雨”,以及歐陽修的詩詞中都有這樣的意象?！按猴L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著重表達了苦苦的思戀,“春風桃李花開日”是這樣,“秋雨梧桐葉落時”也是這樣。所以,“春風桃李花開夜,秋雨梧桐葉落時”應改為“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
二、質疑教材第33頁“自主賞析”板塊之《登岳陽樓》中的“吳楚東南坼,乾坤日月浮”
此句據《唐詩鑒賞辭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第420頁,應為:“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边@兩句的字面意思是:“吳、楚兩地在這里被分割開來,整個天地恰似在湖中日夜浮動?！薄扒ぁ笔恰疤斓亍敝?《唐詩鑒賞辭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第422頁的賞析為:“日月星辰日夜漂浮于湖水之中?！痹谠姼梃b賞中可以意譯為“整個天地間的日月星辰”,那么“日夜”就是指“日日夜夜”。如果采用教材中的“日月”之說就沒有了日日夜夜的意思了。而且《唐詩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第594頁的原詩中也是“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此外,最讓人不理解的是與人教版《中國古代詩歌散文欣賞》配套的人教版選修《中國古代詩歌散文欣賞教師教學用書》中第54―56頁的“語言品味”、“關于練習”和“有關資料”中有三次以上引用原詩的時候都采用了“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的說法,這與教材是相左的,在中學語文教學中出現這些問題,我認為是不應該的。
三、質疑教材第37頁“推薦作品”板塊之《旅夜書懷》中的“星隨平野闊,月涌大江流”
此句據《唐詩鑒賞辭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第402頁,應為:“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蓖摰馁p析為:“‘星垂’句,寫遠望天邊所見的景象,一馬平川,無遮無掩,地闊天低,列星下垂,遠處星星和地面連接到了一起,真像從天空垂落到了地平線上。”“垂”字寫出了在空曠原野上,星星垂掛在遠天,襯托出平野的遼闊,是作者平野看星的獨特感受,用“隨”就沒有這樣的意境。
而且與下句“月涌大江流”聯系,“垂”與“涌”一靜一動,相映成趣,也寫出了杜甫是停舟細看景,是靜止的;這與大家熟悉的李白的《渡荊門送別》中的“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不同,兩句詩雖然可比功力,但李白是行舟流覽,所以用“隨”。一字之差,意境大異,二者不可混淆。
四、質疑教材第41頁“賞析示例”板塊之《將進酒》中的“鐘鼓饌玉不足貴,但愿長醉不用醒”
此句據《唐詩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第225頁和《唐詩鑒賞辭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第206頁,應為:“鐘鼓饌玉不足貴,但愿長醉不復醒。”而且“復”是“再”的意思,更具有古典詩詞的韻味。部分《中國文學史》和網絡上也有“不愿”之說。從語意連貫和情理來看,三者都講得通。但是教材中采用的“用”之說是一個比較冷僻的說法,我認為在中學語文教材中應該采用更加傳統經典的說法,更有利于學生掌握基本的知識,培養基本的古代文化素養。
五、質疑教材第73頁“自主賞析”板塊之《項羽之死》的注釋{15}【騎(jì)】
教材中【騎(jì)】注釋為:“單人乘一匹馬。”我認為此解有待商榷。從句讀停頓上來看,“于是項王乃上馬騎”應該這樣停頓:“于是\項王\乃\上\馬騎”,那么“馬騎”是一個名詞,應該解釋為“備有鞍轡的馬”(商務印書館2000年出版的《古代漢語詞典》,第1195頁“騎”的注釋③的第三條)。
六、質疑教材第92頁“自主賞析”板塊之《祭十二郎文》的注釋⑩【惟其所愿】
教材中【惟其所愿】注釋為:“指讓奴婢們按他們的意思或去或留?！贝司渥⑨屌c配套的人教版選修《中國古代詩歌散文欣賞教師教學用書》中第143頁的譯文相左,配套的人教版選修《中國古代詩歌散文欣賞教師教學用書》中第143頁譯為:“(這樣辦了)才算了卻我的心愿?！?/p>
從語意連貫和情理來看,二者都講得通,徐北文主編的《古文觀止今譯》(齊魯出版社)的第473頁采取前者,張國風注釋的《古文觀止》(金盾出版社)第298頁采取后者。我認為第二種觀點較為合適,“葬汝于先人之兆”應該是韓愈的最終心愿。無論采取哪一種解釋,從嚴謹的角度考慮,教材都應附帶另外一種解釋。
七、質疑教材第94頁“自主賞析”板塊之《文與可畫谷偃竹記》的注釋②【蜩(tiǎo)蝮蛇(fù)】
其中的“蜩”聲調注錯,應為“tiáo”(《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第1354頁)。
八、質疑教材第94頁“自主賞析”板塊之《文與可畫谷偃竹記》的注釋⑩【兔起鶻落】
教材中【兔起鶻落】注釋為:“兔的躍起,鶻鳥(屬鷹類)的降落。二者都是迅疾的動作,用以形容運筆的神速?！蔽艺J為此解有牽強和曲解之處。
《現代漢語成語規范詞典》(李行健主編,長春出版社)第370頁對“兔起鶻落”的解釋為:“‘鶻’,隼類猛禽。兔子剛一跳起,鶻就急速撲去。形容動作迅猛準確。后用以形容才思敏捷,下筆神速,氣勢充沛?！贝颂幮稳堇L畫才思敏捷,自然應取詞典之意,強調的是鶻的動作迅猛,而非兔。關于此處,配套的人教版選修《中國古代詩歌散文欣賞教師教學用書》中第149頁則完全弄反了成語的意思:“就像兔子跳起來把鶻鳥撲落一樣,稍一放松那鶻就跑掉了?！蓖米訐潸X,豈不怪哉?
九、質疑教材第100頁“推薦作品”板塊之《陶庵夢憶序》的注釋{12}【以衲(nà)報裘,以苧(zhù)報(xì),仇輕也】
其中的“”拼音注錯,應為“chī”(《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第181頁)。
十、質疑教材第115頁“推薦作品”板塊之《苦齋記》的{11}注釋和注釋{33}
中國古代詩歌范文4
從軍事地理的角度看，中國的地理格局就像一個不規范的圍棋盤。在這個不規范的圍棋盤上，關中、河北、東南和四川是其四角，山西、山東、湖北和漢中是其四邊，中原為其中央腹地。
中國的地域雖然遼闊，但在歷代戰爭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卻主要是上述九大地域。大體上分布在中國地勢第二級階梯和第三級階梯上。
這里所說的起決定性作用，主要是指在歷代戰爭中，上述九大地域的重要性往往關系到天下的統一與分裂、關系到一朝一代的興與衰，或者，在中原政權與塞外游牧民族之間的戰爭中關系到中原政權的存與亡。
古人貫講“山川都會”。一般說來，在那些既有山地險要可以憑恃，又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的地方容易形成戰略要地。
幾列東西向的山河與幾列南北向的山河縱橫交錯，將中國腹地分成幾個相對獨立的區域。中國地勢三級階梯大體上呈東北----西南向分布。其中，第二級階梯東部邊緣地帶的一系列山脈----北起燕山，循太行山南下，經嵩山山脈、方城冊，接桐柏山、大洪山，再轉向鄂西、湘西山脈而接云貴高原----為中國的東、西部之間的一個重要分界線。南北之間也分出幾個層次，其主要的分界線則為長江、黃河、淮河及秦巴山地，此外，中條山、大別山也趕到了補充作用。
這幾列縱橫交錯的山河將中國腹地分成幾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這些地理單元的腹地一般都有一定的空間容量，外圍有險要的山脈或者江河為之險阻；有大大小小的江河周流內外，既是這些地域內部流通的運輸線，又將不同的區域聯系起來，這種聯系乃是區域之間戰略關系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礎。
山脈和江河的戰略意義各相同。山脈的意義重在阻隔，而貴在有孔道可以通行；河流的意義重在流通，而貴在有據點可以扼守。
一般說來，山地的斷層地帶或者江河源流穿切山嶺所形成的河谷低地便于作為穿越山地的交通孔道。如關中四塞、太行八陘所扼通道及穿越秦巴山地的幾條棧道便是如此。江河主要是作為人力、物力運輸的交通線。以江河作為險阻，還須在那些重要渡口或支流與干流的交匯處建立據點，以確保對這些江河的控制。如黃河的孟津和蒲津、長江的瓜洲渡和采石渡、淮河的潁口、渦口、泗口等處，便都伴隨著重要軍事據點的形成。
有山地險要可以憑恃，則易于在紛亂的局面中建立根據地，形成局部的秩序，積蓄力量；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則便于向外部投遞力量，便于向外擴展，也便于介入全局。上述九大戰略要地大都擁有這些條件。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九大戰略要地并不全是按現在的省級行政區劃來劃分，而是主要是考慮到它們在軍事地理的格局中以其地形、地勢的原因構成了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它們在歷代戰爭中也的確顯示出了它們作為一個個獨立單元的地位。其中，關中主要是指陜西省的秦嶺以北部分；漢中地區則因其相對獨立，單獨作為一個戰略要地；東南主要是指江蘇、安徽兩省的中南部；中原則主要指河南。其它幾地則基本上同于現在的省級行政區劃。在稱法上，關中和中原都沿用了古代的稱法，因為這種稱法本身就極富戰略色彩。
在上述幾大戰略要地的外圍，有一些地域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地位也很重要；但由于位置的關系，這些地域險要的山川固然保護了自己，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它與外部的聯系，妨礙了它對于全局的全面介入，因此在歷代興亡中，對于全局未能顯示出決定性的意義。當然，近代以后，中國的國防形勢發生變化，它們在軍事地理格局中的地位也有所變化。
在這個棋盤型格局中，關中、河北、東南和四川分處其四角。四角之地，都各有其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一般都有比較優越的山河形勢，有相對穩固的后方和可以憑恃的山川險阻，能夠一種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態勢；有優越的經濟條件，足以供養、支撐起一個龐大的政治、軍事集團；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易于形成一定的社會政治力量。一種勢力興起之初，占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可以建立起根據地，從容經營，積累力量，為日后進取天下打下基礎。
關中山河四塞，南有秦嶺橫亙，西有隴山延綿，北有黃土高原，東有華山、淆山及晉西南山地，更兼有黃河環繞，可謂山川環抱，氣勢團聚。在地勢上，關中對東部平原地帶呈高屋建瓴之勢。關中四面有山河為之險阻，幾處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關以守之。其地位重要者，函谷關扼崤函之險，控制著關中與中原之間的往來通道；武關控秦嶺東段之險，扼守著關中東南方向的進入通道；散關扼秦嶺西端之險，控制著關中與漢中、巴蜀之間的交通咽喉；蕭關扼隴山之險，守備著關中西北通道。四塞險固，閉關可以自守，出關可以進取。形勢有利，就出關進??；形勢不利，則閉關自守。從而使關中具備一種能進能退、可攻或守的態勢。
河北依山傍海，三面山海環抱，南面中原。燕山山脈起著抗擊塞北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個中原的安全。居庸關、山海關、松亭關、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關隘，扼守穿越燕山山脈的幾條交通孔道。太行山脈為河北的右側翼的重要屏障。紫荊關、倒馬關、井陘關、滏口等關隘扼守穿越太行山脈的往來通道。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一些東西向的河流，如拒馬河、沱河、漳河等，在中原政權抗擊北方游牧民族的戰爭中，也能夠加以利用，建立河防體系。對于由塞北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而言，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區的意義就在于它將農耕經濟的中原地區與游牧經濟的塞北聯系起來。這種聯系在他們的統治受到來自中原的挑戰時顯得為尤重要。 東南的防御格局是一個以長江和淮河為依托的多層次的防御體系。南北對抗，南方主要是依托長江和淮河。南方一些軍事重鎮的形成，都是以此為基礎的。長江上通巴蜀，中經荊襄，下連吳越，縱貫東西，延綿數千里，上下游之間相互呼應，使整個南方地區的形勢得以完整；另外，長江本身即發揮著對抗北方鐵騎沖擊的天塹作用。南方在長江沿線置列有一系列軍事重鎮，扼守長江的幾處要點。古代長江下游易渡之處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刮洲渡，分處建康（今南京）的上下游。建康方面也加強對兩處渡口的防守。在這兩處渡口的南岸，分別有京口（今江蘇鎮江）和采石，北岸分別有廣陵（今江蘇揚州）和歷陽（今安徽和縣），都置兵戊于守，立為重鎮?；春优c長江相表里，發揮著雙重的屏障作用。經營淮河兼有防守和主動進攻兩層戰略意義。歷代保據江南者，對于淮河與長江的這種唇齒關系都有比較深入的認識，“守江必先守淮”的議論亦隨處可見。南方在淮河一線也置列有一系列重鎮，主要是扼守淮河支流與淮河的交匯口。在淮西，主要是鐘離（今安徽鳳陽）和壽春（今安徽壽縣），在淮東，主要是山陽（今江蘇淮安）和盱眙。壽春正對潁口（潁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擋潁河或淮河上游方向的來敵；鐘離正對渦口（渦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擋渦河之沖?；春酉掠沃饕Я魇倾羲糯羲陨綎|南流，在淮安附近匯入淮河?；淬羲纷怨艦槟媳彼\交通要道，山陽和盱眙即控制著泗水方向的來路。在泗水方向，若取更積極的態勢，還可以經營彭城（今徐州）以圖北方。隨著南北力量的消長變化，其攻守之勢也隨著而變化南方強盛時，可以前出淮北進取中原；南方衰弱時，則往往退守長江；南北勢均力敵時，則往往以淮河一線為對抗前沿。
四川居長江流域的上游，是典型的盆地地形。在盆地外圍的每個方向，都是崇山峻嶺，其防護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長江三峽是其與東方之間的往來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與北方之間的往來孔道。兩個方向的往來孔道俱極險要。大抵東面為水路，行江道；北面為陸路，行棧道。這兩個方向又分別歸重于兩大重心：重慶和成都。由重慶東出，經三峽穿越巫山，可入湖北，大抵以奉節（古夔州）為其門戶，矍塘關（亦稱江關、捍關）即在此處；從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倉道可入漢中，另由陰平道可通隴上，大抵以劍閣為其門戶，劍門關即在此處。在重慶與成都之間，又有幾條江河水路相連通。
關中、河北、東南和四川四角地位以形成，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條件，即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優越的自然條件。自然條件優越，宜于農業生產的發展，才能夠儲糧養兵，供養、支撐一個龐大的政治軍事集團。關中腹地為渭河、涇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沖積平原，號稱“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宜于農業生產的發展。古代河北的農業生產條件雖不如現在，但河北特別是河北北部擁有一種比較好的在內地與塞外之間、在農耕經濟與游牧經濟之間進行貿易的條件。這種經濟特色跟河北作為中原與塞外之間的一個重要銜接地帶的地位是相適應的。東南地區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比較優越，隨著江南的開發和發展，到南朝時，在中稱為“厥田下下”的東南揚州地區已呈現出相當繁華富裕的景象。自隋唐時起，東南財賦便為關中所倚重。隋代開鑿大運河、唐代大力整治漕運，都有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關中的意圖。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經濟上亦必仰仗東南，也經營運河，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京師。四川盆地在歷史上每被稱為“天府之土”。四川腹地是長江及其眾多支流沖積而形成的平原，沃野千里，宜于農業生產；加上四川及其周圍地區物產豐富，因此，四川地區每被贊為“民殷國富”。
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大多能成就一方霸業。但要統一天下，僅有地理條件還是不夠的，還必須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才能整合出一種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一種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是進取天下的社會基礎。在分處四解的幾大戰略要地中，建立于關中和河北的政權都曾經完成過統一天下的大業，歷史上的全國性政權也大多定都于此二地；建立于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與北方形成對峙之局，而少有統一天下的（除明朝朱元璋外）；建立于四川的政權多為割據政權，而沒有一個政權曾統一過天下。究其根源，都可從這些政權所賴以建立的社會基礎中探尋一二。
一個地域能否興起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與這個地域的民風、社會文化特色及其發展水平有很大的關系。關中地近西戎，風俗勁勇，民皆習戰；自商鞅變法，秦人以耕戰為本，遺風流披，影響深遠，形成了與東部地區迥然相異的社會風尚，秦漢時期即有“關東出相，關西出將”的說法；北朝后期，鮮卑軍事貴族與北方漢姓土族結合，形成集團勢力----關隴集團，關隴集團成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統治的基礎。河北自戰國時起便一直是抗擊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重地，河北勁悍習戰民風的形成與這一點有很大關系。自趙武靈王改制，胡服騎射，河北精兵，為天下雄。另一方面，河北的政權相當大一部分是由起自塞外的游牧民族所建，這些生長、生活于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精于騎射，是天生的戰士，平時游牧馳獵，戰時出征打仗；而且，那些人據塞內的游牧民族大都能夠接受漢族先進的文化。這樣，新興民族初起的銳氣、游牧民族宜于征戰的天性和對于漢族先進文化的接受，幾個方面相結合，所形成的力量至少在軍事上令漢族難與爭鋒。東南政權多為喬遷政權，是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進文化的保全者，這樣，在東南地區與中原之間沒有那種地方文化與中心文化區之間的差距。中原先進的社會文化遂構成東南政權的重要基礎。在北方淪亡之后，喬遷到東南的政權大多能憑借這一點整合南方社會，保有江南半壁江山，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之間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此外，古代東南地區民風勁勇好武，特別是淮南一帶，為歷代流民遷徙往來之地，流民多結族而行，習于戰亂，顛沛流離中，組成武裝以自保，喬遷政權本身是為強敵所逼、被迫遷徙的產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進取的特性。所以，立足東南的政權雖多以北伐中原為口號，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卻極少。四川的政權大多為客籍集團所建，客籍集團是他們割據四川時的主要依靠力量。但客籍集團與四川本土人之間不可避免的矛盾也成為歷代據蜀者一直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這種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掉了川中政權的內部力量。此外，四川優越的地理條件使歷代據蜀者易于養成一種政治上的“盆地心態”，安于偏霸，安于割據，不思進取。這大概是建立于四川的政權從沒有完成過統一天下大業的重要原因吧。
山西、山東、湖北和漢中分處四邊。四邊之地，一般也有比較險要的山河形勢，但這些地域綜合條件不如四角。它們都夾在兩角之間，彼可以來，此可以往，既是雙方聯系的紐帶，又是雙方對抗時爭奪的焦點。其地形特點也與它們的地位相符，既有供雙方出入的交通孔道，又有可以扼守的險要；而且，它們與中原之間有比較捷近的通道。興起于四角的政治勢力，要想擺脫割據一隅的偏霸局面，向外擴展，必先爭兩翼，控制夾該角的兩邊。
山西在整個北方地區具有樞紐性的地位。山西地形的主體是由東西兩側的山脈夾中間一系列珠狀盆地構成的。東面太行山脈構成河北西部屏障，西部昌梁山、中條山與黃河一道構成關中的東部屏障。山西境內山河分布錯綜復雜，形成了一系列小型珠狀盆地。這些盆地地形都相對封閉，成為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小區域。在這些小區域內，分別形成了一些軍事重鎮和重要關隘。它們分別面向不同的方向，顯示出不同的戰略意義。山西的山河形勢使山西具有一種極為有利的內線作戰的地位。山西地勢高峻，足以俯瞰三面；通向外部的幾個交通孔道，多是利于外出而不利于入攻。這是山西內線作戰的有利條件，也是山西在北方樞紐地位得以形成的地理基礎。匈奴劉漢滅西晉之戰、北魏百年興亡的歷程和五代政權的頻繁迭興均能比較典型地反映出山西在北方的樞紐性地位。
山東地形的意義在中國東部的大平原上顯得尤其突出。山東地形的主體是魯中南低山丘陵，三面都是平原，東面為渤海和黃海所環抱。山東的一些重要軍事據點基本上分布在魯中南低山丘陵的四側，大都依山臨河，控扼一方。黃河在北方地區東西縱貫，為東、西部之間的一條交通大動脈。大運河在中國東部的大平原上南北縱貫，為南北之間的交通大動脈。大運河開鑿以前，淮河支流泗水徜加開鑿，便能連能長江和黃河，從而起到溝通南北的作用。山東便處在這兩條大動脈交匯的位置上。另外，膠東半島為古代海上運輸的一大中轉地。山東在南北之間尤居樞紐性地位。南北對峙之際，山東常是爭奪的焦點。中國政治重心東移后，連接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的南北交通動脈大運河，正處在山東的監控之下，所以山東地位舉足輕重。明初朱元璋北伐以攻占山東而打開大都門戶、“靖難之役”中朱棣以躍過山東而南下金陵，尤能顯現中國政治重心東移之后，山東在南北爭衡中的地位。
湖北居長江中游，在上、下游之間居樞紐性地位。湖北外圍有延綿的山脈為之險阻，又有大的江河通往境外，從而形成它“用武之國”的戰略地位。從湖北沿長江上溯，穿越三峽，是為古代人入川的主要通道之一；若是上下游之間對抗，則湖北可阻遏川中勢力之東出。湖北居東南之上游，立足東南的政權，無不恃荊襄為上游屏障。但在江南政權內部，荊襄地區卻每每成為一個隱患。據上游之勢的荊襄地區常給東南構成很大的壓力。東晉南朝時期，據荊襄游稱兵反建康方面者比比皆是。另外，從湖北藉漢水北上，還可經略中原，進圖北方。襄陽、武昌、江陵湖北境內的三大重心，猶如鼎之三足，撐開湖北形勢，使湖北在面向不同的方向時顯示出不同的戰略意義。顧祖禹在談到它們的戰略意義時精辟地論道：“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南北對峙之際，荊襄每為強藩巨鎮，以屏護上游。自古未有失荊襄而能保有東南者。西晉滅陳、北宋滅南宋，局面均自荊襄上游打開。轉貼于 秦嶺和大巴山脈夾漢水河谷構成漢中地形的主體，兩列山脈平行聳立，東西延綿，漢中便夾在它們之間。秦嶺東端有武關，西端有散關，另有三條谷道，可為漢中與四川之間的通道，它們是褒斜道、儻駱道、子午道。在漢中與四川之間，也有兩條谷道穿越大巴山脈：金牛道和米倉道。漢中夾在關中和四川這兩個上游地區之間，利害關系的膠著程度遠非東部的淮河所能比擬?；春幽媳鄙杏袕V闊的地域可作回旋，在漢中地區則沒有什么回旋余地，南北雙方在漢中地區一時的得失往往足以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從蜀漢開國到滅亡一前一后在漢中地區經營的得失，比較典型地反映出漢中在南北之間地位的輕重。
漢中地區南北利害關系如此膠著，東西伸展的天地卻非常廣闊。西漢水河谷低地提供了一條由漢中通往隴西的比較平坦的通道。隴西地勢明顯高于關中、四川，自關中、四川仰攻隴西較難，而自隴西下攻關中和四川卻較易。這就給在漢中、關隴一帶的角逐者們提供了一個思路：與其在秦嶺南北爭一日之短長，不如取遠勢爭隴西，取得一種地理上的有利態勢。蜀漢北伐多出祁山即是出于這種思路。若由漢中地區向東南伸展，兩側地形呈現一種驚人的對稱。秦嶺向東延伸然后向北包轉，與熊耳山、崤山、華山等山相連，形成潼關險要；大巴山向東延伸然后向南包轉，與武當山、荊山、巫山等山相連，形成三峽險要。這些險要是川、陜二地形成“天府之國”的地理基礎，卻也在一定程度上給川、陜勢力的東出造成了困難。這樣，當東、西方之間在三峽或潼關正面陷入僵持局面時，西部勢力可以出漢中從側翼打開僵局。出漢中從側翼撕開潼關正面僵局最典型的戰例是蒙古攻金之戰；出長江與出漢水相配合以打開三峽正面僵局的典型史例是戰國時秦攻楚之戰。
無論是哪個角的政治勢力，在兩翼經營的得失，都足以決定其興衰，足以決定其能否擺脫偏霸格局，向外擴展。經營好兩翼，以守而言，可以鞏固其防守態勢；以攻而言，可以包圈中原，進取天下。
對于關中來說，漢中和山西為其兩翼，尤以山西的經營為關鍵；對于河北來說，山西和山東為其兩翼，亦以山西的經營為關鍵。因為北方的爭雄常表現為關中與河北之間的爭雄，山西像一個楔子楔入關中與河北之間，雙方在山西的角逐往往具有決定性意義。對于東南來說，山東和湖北為其兩翼；北據山東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荊襄以固長江上游，是為保據東南者的最好態勢，其中湖北以其據長江上游之勢而尤為關鍵。對于四川為說，漢中和湖北為其兩翼；必東據江陵，北守漢中，四川之險才稱穩固；據江陵可全據巫山之險，守漢中可人據大巴山之險。其中，漢中以其據地勢之上游而尤為關鍵。
中原處四方之中，可以合天下之全勢。中原四通八達之地，為四方聯系的樞紐。由中原趨周圍地域、由周圍地域趨中原，都很便捷。其形勢與周圍地域息息相關。中原有事，必涉及四方；四方有事，必影響中原。必中原安定，四方才可安定；若中原紛亂，則四方形勢必致散裂。
但是，天下紛亂之初，因為中原四面皆可受敵，四方分崩的離心力足以撕裂中原形勢，而使中原成為一個動蕩的交匯之地。動蕩的洪流足以沖毀任何據守中原的努力。此時，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者易，而據中原四戰之者難。
在歷史治亂、分合的交替變遷中，在從治到亂、從合到分的階段，據中原四戰之地者常難，據四角山川險這地者常易；而在從亂到治、從分趨合的階段，只有走出四角爭中原者才有機會爭天下。若仍固守一隅，則終難擺脫偏霸局面。在任何全局性的角逐中，中原都是必爭之地。進取天下，中原為必取之地；安定天下，中原為控御中樞。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問鼎的競技場。只有中原四通八達的地理條件，才能獲得控御八方的形勢。
就本身的地理形勢而言，中原地區大體上又可以分為四個區域，分別憑借不同的地理條件，顯示不同的戰略意義。這四個區域是：西北三川河谷、西南南陽盆地、東南淮河上游、東北河內地區。
三川河谷三面阻山，北面黃河橫亙，差不多算是山河四塞。洛陽城即位于其中。山脈環繞，形成險阻；河流上下周流，可與外部聯系。洛陽周圍的關隘大都是依三川河谷的山川險阻而立：潼關拒其西，扼崤函之險；虎牢阻其東，扼嵩山北麓與黃河之間的通道；伊闕（今洛陽龍門）阻其南，扼嵩山與熊耳山之間伊河河谷通道；孟津阻其北，扼黃河渡口；另有廣成關（今臨汝西）控制經由汝河河谷的往來通道、？轅關（今鞏義西南）控制由潁河方向來的通道。三川河谷為東西之間往來的重要通道，在東西關系中地位尤其重要。立都關中，往往藉三川河谷以銜接東西。
南陽盆地像是關中、漢中、湖北與中原四者之間的一個旋轉門，四面都可進入，四面都可出擊。從全局的角度看，南陽盆地具有東西伸展、南北交匯的特點。襄陽和南陽分處于盆地的南北兩端，這兩座重鎮的形成代表了南北雙方在這片地域內利害關系的對峙和膠著。南北對峙時，南北雙方往往各據襄陽和南陽而分享南陽盆地。在東西之爭中，無論是入攻關中，還是自關中東出，南陽盆地都是一片富有吸引力的地域。
河南東南都可以憑恃的地理條件主要是淮河及其支流。在黃河與大別山之間，自北向南依次有汴河、渦河、潁河、汝河及淮河上游主干等河流成扇形展開。這些河流的源頭都深達中原腹地，下流匯入淮河，因而成為中原與東南之間的主要交通線路。南北相爭，這些河流每為雙方戰守之資，由中原趨江淮而臨東南，由東南出江淮而圖中原，都可藉這些河流為運輸線。自中原南逼江淮，由汴、泗二水南下，可趨泗口，略淮東方向；由渦、潁二水南下，可趨渦口、潁口，略淮南方向。此外，這片地域南倚大別山，扼武勝、平靖、黃峴三關，屏護著中原的南側翼。
河內地區處太行山與黃河之間，北倚山，南阻河。山地關隘為往來孔道，黃河渡口為南北津要。太行八陘中第一陘軹關（在今濟源市西北），為山西西南部與河內之間往來必經之路；太行第二陘即秦漢時的太行道，上有天井關，關南即太行山之羊腸坂道，為山西上黨與河內之間的咽喉。河內與洛陽之間的主要通道則為黃河孟津渡口。河內地區在山西與河南之間、在關中與河北之間都是往來的要沖。在河內與山西之間，太行關隘是是攻守的要點；在河內與河南之間，河陽孟津是攻守的要點。河內地區在東、西部之間與是往來要沖。從河內入軹關、經蒲津可趨關中；從河內循太行山東進，可趨河北。
在整個棋盤型的地理格局中，如果說中原是其中央腹地的話，那么，洛陽則是這個圍棋盤上的天元。歷史上，許多政權曾經洛陽為都城。洛陽雖號為四方之中，其形勢之間卻在外圍。所謂洛陽的外圍，可從幾個層次去說，第一個層次是三川河谷的外圍諸險要，如成皋、崤函、孟津、龍門等；第二個層次即為河南的四境，即西南南陽盆地、東南淮河上游、東北河內地區再加上三川河谷西北崤函之險，這些地域是中原與其外圍四方的聯系通道；若將視野再放大些，則其外圍可延及關中、河北、東南及荊襄等大的戰略要地。洛陽便處在這幾層外圍的包圍之中。中原的位置和地理形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原攻守形勢的特點。攻取洛陽，進取中原是一種由外向內的層層遞進；中原防守的經營則是一種以洛陽為中心、由內向外的層層輻射。
至于在一種大型對抗如東西之爭和南北對峙中，中原必定是雙方爭奪的一個交匯之處。東西相爭必有一條縱貫南北的軸線作為雙方爭奪的前沿地帶；南北對峙則必有一條橫貫東西的軸線作為雙方對抗的前沿地帶；東西之爭的蹭軸線大致是中國地勢的第二級階梯東部邊緣地帶；南北對峙的中間軸線是淮河至漢水上游一線。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東西之爭的中間軸線與南北之爭的中間軸線的交匯地帶。因此，無論是東西之爭還是南北對峙，中原都必定是雙方爭奪的一個交匯之處。
歷史治亂更替，天下大勢也隨之分合變遷。通常，一個統一的王朝因積弊太深而瓦解，天下便隨之分崩，而演成群雄逐鹿的局面。歷史遂在混亂中醞釀新的統一。
逐鹿雖在中原，真正能參入逐鹿的群雄，卻多不起于中原，而趨于四角。歷史上，那些最終完成統一天下大業的勢力，大都是趨于四角。歷史上，那些最終完成統一天下大業的勢力，大都是起于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先據有一到兩個角，積累力量，繼之以向兩翼擴展，然后，向中原發展，進取天下。
秦、西漢、隋（隋因襲的成次可追溯到西魏和北周）和唐都是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的。由關中進取天下，以秦的統一開其先例，且其進取天下的歷程亦最典型，西漢、隋、唐的統一，大抵循秦之故轍：其根基在關中，擴展在兩翼，決戰在中原。
東漢劉秀則開創了由河北進取天下的先例。劉秀在河北脫離更始帝自立，先據河北、河內作為根基，次取河南，據洛陽，立為都，然后，遣將四略，平定四方，統一天下；元和清都起自塞外，入主中原后，也以河北為其根基。
明朝朱元璋開創了由東南統一天下的先例。朱元璋據有金陵，西平陳友諒，控制荊襄上游；東滅張士誠，鞏固三吳根本。平定江南之后，興師北伐元朝，先攻山東，由山東人包卷河南，取河南之后，再才北上攻取大都，驅逐蒙古勢力，統一天下。四川處西南之角，建立于四川的政權在歷史上未見完成過統一天下的大業，這另有原因，后面會詳細討論。
據有四角山川險固之地者，上之可以平定四方，統一天下；次之可以割據一方，稱雄一時。當統一的條件不成熟時，據四角之地可以建立起局部的秩序，成就一方霸業。以魏晉南北朝這段大分裂大動蕩的歷史時期為例，這段時期內建立的割據政權大多是在關隴、河北和四川，尤以關隴、河北為多。建立于關中的政權，除去那些全國性政權如秦、西漢、新（王莽）、隋和唐外，還有綠林更始政權、赤眉政權、十六國時的前趙、前秦、后秦、夏（赫連勃勃）、北朝時期的西魏和北周、唐末的大齊（黃巢）、明末的大順（李自成）等政權。此外，在喪亂之中，東漢和西晉政權也一度遷移關中。更不用說那些更小短暫割據的群雄，如唐末的李茂貞、元末的李思濟等等。
建立于河北的政權，除去那些全國性政權如元、明、清外，以燕、趙命名的政權就有多個。以燕命名的政權有戰國時的燕、秦末的燕（韓廣）、西漢初的燕（臧荼）、東漢初的燕（彭寵）、十六國時鮮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和后燕、唐末的燕（劉仁恭）等等。以趙命名的政權有戰國時的趙、秦末時的趙（武臣）、楚漢之際的趙（趙王歇）、十六國時的后趙等等。此外，還有十六國時的魏（冉閔）、北朝時期的東魏和北齊、隋末的夏（竇建德）等等。
建立于東南的政權，有春秋時期的吳、越、三國時的孫吳、東晉、南朝的寧、齊、梁、陳、唐初的吳（先后由李子能和杜伏威所建之吳）、宋（輔公？）、五代十國時的南唐、吳越、南宋、元末的周（張士誠）、明（初期）和等等。
建立于四川的政權中，雖未完成過統一天下的大業，但是，沒有一個分裂動蕩的歷史時期四川地區會不出現獨立的割據政權。在四川建立的政權有戰國時的巴和蜀、東漢初的成家政權（公孫述）、三國時的蜀漢政權（劉備）、西晉末的成漢政權（李雄）、東晉時的蜀（焦縱）、五代時的前蜀政權（王建）、后蜀政權（孟知祥）、北宋時的蜀（先后有李順和王均民建之蜀）、元末的夏（明玉珍）等等。
四邊之地雖綜合條件不如四角，但紛亂之際也易于憑借其地理形勢形成割據勢力，建立割據政權，而且，因其與周圍地區聯系便捷，往往容易造成很大的影響，尤其像山西、山東這樣的地方。山西處關中、河北之間，俯瞰中原，且其地接塞北，少數民族容易透入造成影響尤大。山西的割據政權中就有相當一部分是少數民族所建。歷史上，在山西建立的政權傾覆中原政權者屢見不鮮，如匈奴劉漢之亡西晉、后唐之亡后梁、后晉之亡后唐，等等。山東地處南北之間，中國政治重心東移后，更是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之間聯系的銜接地帶，割據山東造成的影響也比較大。
隨著歷史大勢的演變，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戰略意義是有變化的。中國政治重心自西向東的移動趨勢即說明了這點。政治重心處于關中的時代，關中的地位自不待言；后來，在經歷了一段搖擺之后，政治重心移至河北。與這一過程相伴隨的是關中地位下降，而河北地位上升。這一變化給其它地域的地位也造成了一定影響，如在政治重心位于關中的時代，湖北是西北與東南之間銜接的紐帶，地位比較重要；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以后，隨著關中地位的下降，湖北地位也有所下降，而山東則成了南北之間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聯系的樞紐，地位舉足輕重。
中國古代詩歌范文5
【關鍵詞】格雷欣法則 中國古代貨幣史 貨幣金融史 產生條件
格雷欣法則，也叫劣幣驅逐良幣，這是一個比較古老的經濟學原理和規律。它是指在鑄幣流通體制下，當兩種名義價值相同的而實際價值不同的貨幣共同流通的時候，名義價值低于實際價值的貨幣即良幣會被收藏起來，而名義價值高于實際價值的劣幣則會在市場上流通，簡而言之，就是當兩種交換媒介一起流通時，交換價值的媒介趨于從流通中消失，良幣與劣幣不能一起流通。這種現象是由16世紀英國的金融家兼商人托馬斯·格雷欣提出。1858年，經濟學家麥克勞德在《政治經濟學基礎》中提出這一規律，并以“格雷欣法則”命名，許多學者將這一規律用來解釋歷史和生活中的貨幣現象。
在我看來，“格雷欣法則”有不合理之處，它違背了人類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人類歷史發展到今天，是一個不斷進步，不斷優勝劣汰的過程。經濟的發展需要可以穩定充當一般等價物的商品，因此最終的選擇一定是“良幣驅逐劣幣”，但是為什么歷史上還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怪相呢？本文將借用中國貨幣史這部良幣和劣幣不斷斗爭的歷史來闡明“格雷欣法則”和“反格雷欣法則”各自成立的條件。
一、銅幣內部的競爭
銅幣在中國歷史貨幣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使用時間最長、使用范圍最大、發行數量最多、變化最多、與普通百姓聯系最緊密、對古代經濟影響最大的貨幣。
（一）第一種統一的銅幣——秦半兩的誕生
秦半兩錢是第一種在全國范圍內使用的銅錢。秦半兩的出現經歷了一個長期與劣幣斗爭的過程：其憑借自身獨特的易于攜帶、符合天圓地方等觀念、重量幣制符合人們需要等優點，從眾多不同類型不同材質的錢幣中脫穎而出。且其使用推廣更是一種優秀貨幣不斷驅逐其他國家較為落后貨幣的過程，特別是這種良幣與劣幣的競爭有了國家政治力量支持之后，良幣的高度競爭力更加明顯。由此可見，圜錢（秦半兩的前身）是“反格雷欣法則”的一個重要案例。
（二）銅幣內部劣幣與良幣的競爭
在銅幣領域的內部的良幣與劣幣戰爭中，二者互有勝負。
秦朝時期半兩錢重十二銖，西漢初年統治者無限度地擴大鑄錢的數量，逐步減輕錢幣的重量。漢文帝、漢武帝、隋煬帝時期，濫發減重的銅錢。這些事例上，我們看到了“格雷欣法則”在發生作用，劣幣成功地將良幣從市場上驅逐出去。
但是劣幣有時候并不一定行得通，公元7年到公元14年，王莽一共進行了多次幣值改革：發行劣幣，廢舊用新，脫離實際，不講求善后之事，制造了大量小錢，但是這些劣幣并沒有驅逐當時的良幣，卻加速了“新”的滅亡。
二、銅幣與鐵錢的競爭
中國鐵錢自西漢始鑄，幾乎各朝都沿襲續之。西漢早期的半兩，公孫述鑄的五銖，王莽貨幣中的大泉五十和貨泉，南梁的五銖，唐時期的開元，五代十國的永隆、永通泉貨以及金代的正隆等都是鐵錢的使用。
中國鐵錢使用第一次期的蕭梁（公元502——557年）時期，政府第一次大量鑄造鐵錢，公開鑄幣貶損。這次銅鐵錢斗爭中，鐵錢成功將銅幣驅逐出市場，劣幣驅逐良幣的規律再次發揮作用。另一個使用高峰期是宋朝，銅錢與鐵錢并行，形成銅錢與鐵錢流通區域，這又是一個劣幣戰勝良幣的事例。在宋朝，劣幣與良幣形成對峙，力量此消彼長，但是任何一方都沒有能力完全消滅對方。
三、銅幣與“紙幣”競爭
四川地區的“交子”不僅是中國最早的“紙幣”，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會子（南宋時使用的“紙幣”）到南宋時使用范圍擴大，納稅、上供以及民間買賣田宅、馬牛、舟車以及日用支付都可以使用會子，因而會子成為南宋最主要的貨幣[]。但是到了宋朝后期，由于會子超發，“紙幣”不斷膨脹，引起流通中銅幣的減少和隱匿，大量的銅錢被銷融為器。劣幣驅逐良幣的規律再一次顯現。
四、銅幣與銀幣的競爭
宋朝，貴金屬白銀開始成為流通中的重要貨幣，但受經濟發展水平和產量制約，主要局限于財政收支和大額支付。經過宋的發展，在明朝成功取代銅幣成為流通中最主要的貨幣，特別是“一條鞭法”后，白銀成為各階層普遍需要之物，形成了我國封建社會后期以銀為主、以銅錢為輔的貨幣流通制度。
白銀是當時的良幣，銅幣卻是劣幣，白銀取代銅幣成為流通中的主要貨幣，良幣取代劣幣，“反格雷欣法則”再次出現。
五、再思考：格雷欣法則與的條件
通過對于以上事實的總結，可得出格雷欣法則發生作用的充分條件：
最基本的條件：存在良幣和劣幣兩種貨幣。無論是劣幣來源于官方鑄造還是來源于民間私鑄，市場上必須存在著良幣和劣幣這兩種貨幣，并且都可用來支付。這是雙方能夠競爭的基本條件；如果兩種貨幣都是法幣，可以定價地用于支付或清償債務，則劣幣將驅逐良幣。日常交易中，若良幣劣幣交換價格相同，人們會為降低交換成本自覺的用劣幣，藏良幣；當劣幣鑄造并進入流通領域后造成貨幣總額超過需求總額。要實現劣幣驅逐良幣，其條件必然是流通中由良劣幣構成的供給量要大于需求量，良幣才可能退出流通領域，否則良幣退出流通將引起通貨緊縮。
中國古代詩歌范文6
關鍵詞： 古代文學史 教學改革研究 能力培養 新型教學模式
近三十年，高校教師對中國古代文學史這門課程的教學改革熱情很高，發表相關的研究論文就有100多篇。總結和反思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我們加深對這門課程的認識，為進一步推動這門課程的教學改革提供參考。目前還未有人做這項工作，筆者不揣淺陋，嘗試為之。
一、對中國古代文學史教學現狀的理性分析
中國古代文學史一直是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主干課程，同時又是新聞傳播、廣告設計等相近專業的基礎課程。這門課程在開闊學生歷史視野、提高學生審美鑒賞能力和傳統文化素養等方面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時代變革的沖擊下，這門傳統課程正遭遇新形勢、新觀念的挑戰，狀況不容樂觀。研究者們以教授這門課程的親身經歷對現階段中國古代文學史教學所面臨的境遇進行了理性分析，一致認為該課程已經步入多層困局。主要體現在：
第一，從社會實際需求和大學人才培養這個層面來看，該課程步入了實用主義大行其道與古代文學史教學重理論、輕應用的困局。很多研究者發現，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價值觀念的變化，古代文學作為不能產生即時效應的基礎學科，漸趨冷落，失去了往日的魅力，正被邊緣化。在一些學生看來，古代文學只不過是“故紙堆”、“老古董”，與現代社會存在巨大的時代距離，從而有意生發隔膜與疏離之心，學習古代文學的動力也遠遠比不上學習那些具有應用價值的專業技術課程。有的研究者則站在就業形勢嚴峻這一角度分析，認為大學生迫于就業壓力對傳統文化學習的信心日益缺失，更注重實用性能力的訓練，因此競逐于考證而罔顧專業的學習。大學生功利心越來越強，對古代文學史這門課程的價值和意義產生了質疑。部分研究者承認這種質疑確有它的正當性，也有一些研究者認為古代文學史課程門庭冷落還有教學本身抱殘守缺、缺乏活力等因素在內。
第二，從古代文學史課程本身的發展變化這個層面來看，該課程步入了教學任務有增無減與課時持續縮減、學術成果不斷翻新與教材內容相對陳舊的困局。十多年來，古代文學史課程的課時一再受到擠壓，呈現持續減少的態勢，教學任務卻有增無減，二者之間就形成了極深的矛盾。對于這一現象的描述，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眾口一詞。不少研究者進行過統計，教育部1980年關于文學史教學的課時時數定為346課時，現在一般高校執行新規定為256課時，大部分師范院校已經把這門課程的總學時縮減到200學時左右，有的甚至不到100學時。部分研究者還以本校的實際情況現身說法，如韓山師范學院原先每周4節課，現減為3節，以一個學期18周計算，一學期就少了18節[1]P149；云南民族大學原先總學時數約為702學時，現縮至288學時[2]P25；齊齊哈爾高等師范專科學校實行學分制后，由原來的288課時削減到180課時[3]P93?？梢姡斍拔膶W史教學的最大問題是課時嚴重不足，這是目前各高校教師的普遍反映。除課時量嚴重不足以外，有的研究者還認為當前古代文學史課程在教材建設方面也不盡如人意?！?000部以上的各類中國文學史是一個不容忽略的客觀存在。在已出版的中國文學史中，教材類文學史占據了相當的份額。”[4]P56教材數量之多，令人咋舌。但就其質量而言，則佳作寥寥無幾。教材的滯后導致教學內容陳舊，缺乏時代感，這無疑需要有人做出新的嘗試和新的突破。
第三，從教學施予者與教學接受者之間的關系這個層面來看，該課程步入了教師授課模式單一與學生學習興趣大減、教師科研水平日漸提高與學生文學素養愈來愈弱的困局。很多研究者發現，現階段各高校該課程的授課模式大同小異，都比較單一，絕大多數是“一言堂”、“填鴨式”、“注入式”、“滿堂灌”。相反，學生受市場經濟和信息時代的影響，學習模式卻呈現多元化。所以，學生聽課興趣降低亦在情理之中。不少研究者總結了其中的主要原因，認為是古代文學的教學方法、教學手段固守傳統，枯燥乏味，現代氣息少，所以難以受到青年學生的青睞，自然而然學生對這門課程的學習興趣和主動性就越來越差。隨著高校對師資建設的重視與日俱增，古代文學史的教學隊伍在不斷壯大，大量高學歷教師被吸引進來。客觀地說，現階段古代文學史教師的科研水平的確在快速提高，但不能與教學活動有效銜接，不能直接轉化成教學改革的推力。有的研究者批評說，部分高學歷教師科研意識強而教改意識弱，擅長按照自己的學術理念設計教學活動，課堂幾乎變成了純粹展示其個人學術成就或科研心得的場所，教學內容學術性較強，而應用性相對缺乏。近年來，中文專業學生文學作品的閱讀量大幅度減少，造成文本閱讀能力低下，文學素養逐年下降。有研究者做過調查，云南民族大學學生從1998到2008年閱讀過四大名著和《聊齋志異》的足足下降了幾倍至幾十倍，其他的小說作品更是無人問津[2]P26；江西師范大學兩屆學生僅55%閱讀過文學作品選所選錄的作品，借閱并深入研讀過相關文學典籍的不到20%[5]P89。這樣發展下來，很容易造成教師與學生的兩極分化，致使教師有對牛彈琴之感，學生有聽和尚念經之感。
二、針對中國古代文學史教學困局提出改革建議
既然中國古代文學史教學步入了多層困局，那么身處教學一線的教師就有解開這些困局的欲求。不少教師自覺地投身到教學改革中，將自己的教學活動變成試驗田、實驗場，并加以理性思考，取得了一些獨到的見解和實際效果。
首先，面對實用主義大行其道與中國古代文學史教學重理論、輕應用的困局，很多研究者指出，教師應該切實轉變教學觀念，重新把握學科定位和審視培養目標。教學觀念是施教者對教學一系列重要問題的理性認識，能對教學活動發揮指導作用。教學改革首先是教學觀念的轉變。不少研究者認為，為了適應急劇變化的社會需求，古代文學教學應該與時俱進，增強現代意識，才能不落伍；教學中要將古代作家作品與現代社會聯系起來，與現代人生聯系起來，深入挖掘作家的心靈世界，這樣的古代文學教學才具有時代氣息和新鮮活力。有的研究者把這種轉變稱作“教育觀的現代化”、“教學觀念的現代性”。部分研究者還從學科定位上思考，認為古代文學史課程不是技能型課程，而是一門綜合性很強，充滿理性思辨的學科，教師和學生都應該放下功利心去面對，注重其內在的精神培養作用。一些研究者則對教育培養目標進行探討，認為當前對教學目標的界定缺乏現代含量，多滿足于文學史知識的介紹和文學現象生成的一種可知性追求，與現代人的生存缺少必要和有效的關聯，故而提倡在教學目標方面應使古代文學史教學從知識傳授型轉向能力培養型，著重培養學生的審美能力、批判與創新能力、閱讀能力、語言表達能力、詩詞吟誦和寫作能力、實踐能力，并認為要突出能力培養，必須改革現行的學生考核制度，實行教考分離和考試方法改革。相信這才是當前古代文學教學的改革方向，也是擺脫困境的主要途徑。有的研究者對此持折中態度，認為不僅要重視其實用價值，幫助學生實現理性知識向運用能力的轉化，還要向學生傳授文學知識，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當然，也有的研究者持反對態度，認為古代文學教學不必機械地緊跟時代，莫亂貼標簽，應該保持獨有的個性與價值。
其次，面對教學任務增加與課時縮減、學術成果不斷翻新與教材內容相對陳舊的困局，研究者們各抒己見，提出了自己的解決辦法。針對教學任務與課時之間的矛盾，有的研究者認為可通過一種原生態的把握方式提煉教材內容，在某些內容的授課上減少時數；絕大多數研究者認為除了引導學生加強課外學習以外，可在三、四年級開設選修課加以彌補；個別研究者認為這并不是最好的解決方案，因為選修課局限于個別作家、流派、思潮等，不能代替文學史的全面教授，增加課時或壓縮教學內容可能效果更佳。針對現階段教材內容相對陳舊、缺乏新意的現狀，一些研究者提出，教師應該成為學者型的教師，既能吸收古代文學研究的新成果，又能結合自己的教學從事學術研究，不能停留在轉述教材觀點的水平上，應隨時關注考古發掘的一些新材料，適當增補文學史，同時要善于懷疑和淘汰舊材料、舊觀點和舊的理論體系，倡導研究性的教與學，使古代文學的教學內容具有前沿性。部分研究者還主張讓地方文化進入古代文學史的教學領域，認為可以改變視角和激發新意。
再次，面對教師教學模式單一與學生興趣降低、教師科研水平提高與學生文學素養變弱的困局，研究者們主要從轉換教師教學模式和激發學生課堂參與熱情及學習主動性這兩個方面尋找出路。很多研究者認為，教師教學模式的轉換是古代文學史教學改革的核心。他們分析，傳統的教學模式是教師主宰的“一言堂”，采用“填鴨式”、“滿堂灌”、“注入式”，這早已不能滿足學生的胃口，所以很難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他們進一步指出，要提高學生興趣就必須轉換教學模式，把“填鴨式”、“滿堂灌”、“注入式”教學變為啟發式、討論式、問答式、辯論式教學，把“粉筆加黑板”的傳統教學手段變為借助網絡、多媒體的現代教學手段，構建既能發揮教師主導作用，又能充分體現學生主體作用的新型教學模式。對于傳統教學方法與現代教育技術的結合，絕大多數研究者看重其優勢，認為可借助聲光畫綜合形式感染學生，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從而提高教學效率和質量。有的研究者主張應理性看待，認為先輩所積累的行之有效的教學經驗也應該繼承，還要防止無視文學課程自身的個性特點，把教學活動變成熱鬧的課件技術展示課、感官刺激課的情況的發生。也有不少研究者認為，教學更離不開學生的參與，檢驗教學改革是否成功，應該以學生的參與度為重要衡量標準。他們提出，教師應營造平等、民主、寬松的課堂氛圍，建立必要的機制，讓學生在教學過程中充當主體角色，鼓勵學生對教學內容進行批判性思考，調動學生參與課堂的積極性，逐步激發、培養學生對本課程的興趣。有的研究者還從心理學角度提出，教師可在教學中觸發學生的情趣體驗，以情感為紐帶引導學生進入作品的情感世界，由此發揮他們學習的主觀能動性。
三、關于目前中國古代文學史教學改革研究的評價
近30年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教學，100多篇與此相關的教改研究論文，這樣的勢頭無疑是令人欣喜的。這些研究成果非常清晰地反映了近30年中國古代文學史的教學狀況，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近30年來古代文學史課程在教學手段和教學內容上有了一些變化，但其教學模式一直沒有多大改觀，同時由于社會形勢和人們觀念的變遷，這門傳統課程正不斷遭到擠壓，日漸邊緣化，這與當前復興國學、發揚民族優秀文化的理念是背道而馳的，確實有改革的必要。這些研究成果也嘗試提出教學改革的方向，有的主張走突出應用能力培養，跟上時代步伐的路線，有的主張走保持古代文學史本身特質，注重學生人文精神培育的路線，有的主張走建立新型教學模式，激發學生興趣的路線，等等。筆者認為這些建議皆有其合理性，為教師創新教學提供了參考作用。這30年的古代文學史教學改革研究顯然卓有成效，不容輕視。
但是，筆者回頭再審視古代文學史教改研究的現狀和成果，認為也留下了不少缺憾。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在研究隊伍里暫時看不到全國一流大學教師的參與。這里并非有輕輕侮其他大學教師的意思，筆者自己也是在非常普通的高校從教。一流大學掌握的教學資源和取得的教學經驗相對來說要更豐富，教學理念可能也更先進，若能加入到研究行列中來，發表相關的成果，則必可進一步推動教改研究，提供新思維、新視角，分享新經驗。第二，重復性研究比較普遍，創新成果不多，各高校之間沒有統一協調的機制。在這100多篇教改論文中，重復立說的占了60%～70%，不能不說是資源和精力的極大浪費，不利于教改研究水平更進一層的提高，也不利于高校古代文學史教學改革持續、深入地開展。第三，研究成果停于表層的較多，無法形成教改理論體系，而且操作性普遍不強。很多研究論文著重于教學經驗的分析，泛泛而談，能夠給出改革實驗數據的幾乎沒有，還有些論文草草了事，給人以簡單應付的印象，深入研究和論述的并不多見。至于操作性不強，很可能跟古代文學史課程本身特質有關，但既然是教學改革，施之于學生的，就必須注意其操作性。第四，研究時還是不能睜眼看世界，尤其是西方的教學改革理論引進很少。中國古代文學史教學有其自身特點，然教學改革亦有共通性，西方上百年取得的教學改革理論可為我們提供借鑒，推進創新研究。
基于上面的分析，筆者有理由對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未來的教改研究心存展望。首先，期待有全國一流大學的教師參與，增加研究隊伍的厚度，開闊研究人員的眼界，充分利用教學資源，群策群力。其次，希望各教學單位聯合起來，建立一種協同研究的機構或機制，互通有無，減少重復研究，提高研究效率。再次，希望各高校能夠建立教學改革的實驗機制，多使用調查問卷的方式，記錄教改實行前后的各類數據，為教改研究提供基礎依據，也為教改措施的可操作性提供實際案例。最后，期待研究者們能夠開闊視野，積極借鑒世界各國關于教改的理論和經驗，將它與我國古代文學史教學的實際相結合，探索出一片適合自己的新天地。
參考文獻：
[1]許曉云.中國古代文學史教學面臨的困境及其解決辦法[J].牡丹江大學學報，2010（4）.
[2]曾慶雨.二十個月應對三千年――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的困境與思考[J].中國教育與社會科學，2009（5）.
[3]孟慶彩.試探學分制下《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改革[J].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