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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形勢與政策論文范文1
【摘要】文化是一個民族智慧的結晶和精神根基，其作為一個國家的核心的軟實力，為我國文化強國的建立和民族偉大復興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其不僅是我國在未來發展中的方向，更是我們今后安身立命屹立民族之林的保障。而在這之中的文化自信，則是在文化的基礎上對自身文化理念和價值的充分肯定及對自身文化精髓的傳承、弘揚和創新。同時在高等教育體系中大學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接班人，關系到民族發展的未來，因此高等教育體系中的文化自信對優秀傳統文化和先進文化的傳承和弘揚有重要影響。尤其是其在高等教育體系中的意義更是值得我們去探討。
【關鍵詞】大學生 高等教育體系 文化自信
1.引言
作為一個國家和民族發自內心的認同的價值文化信心，文化自信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其文化價值，又促進了本民族文化的發展，而在當前的社會經濟的發展背景下，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信息傳媒技術的迅速發展使得文化呈現出多元發展的態勢。因此這樣的多元文化的發展趨勢也進一步豐富了大學生的文化生活的同時也對我國優秀傳統文化自信形成了挑戰，所以研究文化自信在高等教育體系中的意義就成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應對新形勢的必然要求。
2.基礎知識概述
2.1文化自信
根據本文查閱的相關資料來看，目前關于文化自信主要是從文化自信的內涵、基礎兩方面進行界定：首先是對文化自信的內涵，部分的學者認為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民族對本民族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和生命力的堅定信念，另外還有一部分的學者認為它是人類特有的一種具有超自然性、超生物性和超現實性的文化生命的機能。其次是對文化自信的基礎的研究，按照資料來看，有學者認為文化自信是一種對自身文化的高度自覺，同時也是基于理性認識之上的精神成熟度的體現。另外還有學者認為文化自信最重要的基礎就是知識與倫理。所以在這里，本文結合以上學者的研究將文化自信界定為人們對本民族文化生命力的自信和理性審視。
2.2高等教育體系中的文化自信分析
在我國當前的高等教育體系中，大學生為文化自信的主體，其在教育的過程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高等教育體系中就要求大學生在清晰的認識本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對優秀傳統文化和先進文化予以充分認同和肯定。具體來說，高等教育體系中的文化自信，使得大學生必須要主動的去了解優秀傳統文化和先進文化，并對其深入研究，從而在此基礎上真正認識到傳統文化精髓和先進文化精髓。此外更為關鍵的是可以積極吸收和學習外來文化的精髓，批判和抵制外來文化中的糟粕，并在此基礎上不斷創新，從而盡可能的做到知、情、意、行四位一體，統一發展。
3.文化自信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分析
目前在我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中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必須要做的就是積極的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此來更好的讓大學生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得到滋養、獲得底氣和認識到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所以在高等教育中，對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取其精華、真正做到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化人育人。具體來說，其主要的作用有以下幾點：
3.1有利于社會文化氛圍的營造
通過查閱相關的資料可以看出，在世界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社會民心所向是一切社會變革開始的源頭，同時其也是整個國家政權鞏固與否的風向標，而在這之中的文化氛圍在而是對社會心理有直接影響的因素，因此從這點來看，如果要使社會的民心向同一個方向聚集、前進，那么在此過程中的文化則必然是最為關鍵的因素。同時我國的高等院校作為一個思想、理論的宣傳地和發揚地，大學生是其宣傳發展的主要力量，所以大學生的思想活躍度影響著整個社會，因此高等教育體系中得文化自信是宣傳弘揚優秀文化的精神動力。
3.2有助于大學生應對文化多元化的挑戰
當前在世界上的的很多國家中，進行的政治的民主化和價值的多元化是不可抵御的時代潮流，因此自這樣的情況下，對于大學生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必須要適應潮流的發展。同時在這個過程中，隨著全球化經濟的不斷推進，我國的安全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也使得文化安全問題日益突出。
而在高等教育中的大學生正處于人生觀、價值觀塑造的關鍵期，必將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從而可能會出現易盲目跟從和吸收，造成價值觀的扭曲，社會責任感的弱化，民族自豪感的消退等情況，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高等教育體系中的文化自信培養在應對多元化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安全挑戰顯得尤為重要。
3.3有助于大W生個人的全面發展
在高等教育中的大學生如果要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那么進行自身修養的提升就需要正確認識并學習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和先進文化。而關于在高等教育體系中的文化修養的學習則要求大學生必須要擁有積極上進的學習心態和優秀文化豐富的思想資源，正是這樣的要求使得其擁有的文化自信可以更好的幫助其進行全面的發展，從而更好的認識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和先進文化的理論知識的動力源泉。
4.高等教育中的文化自信培養分析
文化自信是一個民族或國家在時代變革中既能保持自我又能面對世界的標識。由于經濟全球化、社會轉型的深入，目前逐漸的形成了多元文化現象。同時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由于大學生對物欲的強烈需求，使得其在學習的過程中對于物質生活的抗壓性比較低，雖然有時創造性十足，但其思維內涵虛無空洞。
因此本文認為我國高等教育部門要通過優秀傳統文化的修心養性，將高等教育的核心價值融入到對大學生教育的全過程，從而與他人和諧相處，達到整個社會的和諧相處。具體來看，主要的措施有以下幾點，分別是：
4.1積極提升文化鑒賞能力
文化自信的前提是認同、信任，因此在本文看來，提升大學生的文化自信需要增強自覺鑒賞的能力。高等教育體系中，就要引導大學生分析、鑒別傳統思想文化中哪些是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的東西，哪些是封建性的糟粕、是落后的要被歷史淘汰的東西，同時在這個過程中要積極的辨別我國社會所缺乏又能彌補中華文化發展之不足的東西。
因此本文認為各大高校要積極的引導其以虔誠、敬畏的態度來對待文化，并且用對多元文化進行系統的清理、批判、重釋與重構，進而在此基礎上可以更好的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以此來以更加開放的心態來樹立文化自信。
4.2堅定文化育人的辦學理念
高等教育擔負著我國優秀文化的重擔，其不僅是先進文化的輻射源和傳播者，更多的是作為引領我國文化發展方向的主要陣地，而文化作為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靈魂，其是國家的發展歷程中不斷積累沉淀下來的文化資產。其對一個人的價值觀，世界觀等有非常大的影響，因此本文認為在我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中在開展文化育人的工作必須要堅定文化育人的辦學理念，結合高等教育辦學目標和特色，通過對各個大學的準確定位、學科和學位設置、培養人才方向、服務社會的方向和未來發展目標做一個全方位的梳理，以此來更好的形成具有符合學校實際發展情況的辦學理念，進而增強廣大師生的使命意識和進取意識，堅定他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自信。
4.3提升人文素質教育的文化品性
作為創新知識的場所，高等院校是傳承人類文明和科學的集散地。為此本文認為必須構建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中心的校園文化體系，建立大學生應當遵守的行為規范、基本準則，引導大學生踐行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協調發展的行為方式，同時積極的變革教學模式、采用相對靈活的考核方式，改變傳統的以講授為主的授課方式，增加更多討論的環節，引導大學生主動思考，此外要積極的改變傳統的以“大課”授課的方式，限制授課時的班容量以增強更好的實際效果，并且在這個過程中要通過組織學生對社會的考察、調查、分析和思考，提高大學生對腐朽思想文化的抵制能力。此外還要加強教師的人文素質培養，并且給教師以人文關懷，提高其待遇，為教師提供更多學習、交流、提升的機會。
中國形勢與政策論文范文2
論文關鍵詞：智能建筑 系統論信息論 可持續發展 人本論 產業鏈
20世紀60年代中期，世界建筑業啟動了新一輪的發展，建筑物單體的高度與體量急驟增加，二、三百米的超高層建筑，單體超過10萬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已十分普通。建筑物規模的增大與工程建設的技術難度不僅體現在高度與面積上，建筑物的多功能使用(同一幢建筑物內分層區具有辦公、酒店、商場、公寓、娛樂等使用功能)。各類使用者對建筑物的服務要求多樣化與服務性能日趨提高，越來越重視生活條件與環境的舒適性、與社會和人際溝通的便捷性、生存空間的安全性、設施服務的完善性、管理組織的嚴密性等。在解決這些復雜難題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智能建筑的概念。
1智能建筑的理論體系
長期以來，對智能建筑是否存在理論與學科特征，一直未能形成比較一致的認識。有些人士認為智能建筑就是把計算機、控制及電子設備運用于建筑物，只是高新技術的綜合應用而已，并無理論可言。
然而，筆者認為經過二十年的實踐，智能建筑已不如早期那么神秘朦朧，在長期的建設、應用與管理中，已經凸現其深層的特征，有必要對此進行探討。圖1所示為智能建筑理論的結構，下面將分別進行闡述。
a.應用對象層。智能建筑為人類活動提供信息化、自動化的工作和生活場所，它的應用對象就是建筑物的使用者、管理者與服務提供者。
b.特定功能層。只要是按現代化、信息化運作的機構所在地都有智能建筑的需求，因此智能建筑早已不是辦公建筑的專利，公共建筑、住宅建筑、工業建筑、軍事建筑都可以按智能建筑建設。近十年來，中國與全球一樣建成了大量智能型的辦公樓、酒店、體育場館、會展中心、醫院、學校、法院、圖書館、劇院、博物館、機場、車站、住宅、電子廠、食品廠、化工廠、發電廠、軍營、應急指揮中心等建筑物，這些建筑物在世界的經濟與社會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在這一層面上，智能化系統功能需求與設備配置往往受建筑物個性、建設目標，管理模式和投資力度的影響而有較大的差別。
c.應用技術層面。這是智能建筑的技術基礎，由通信網絡技術、智能控制技術、信息處理技術和綜合管理技術等組成。在這些技術領域中，最新的技術成果及其形成的裝備會以最快的速度應用于建筑業。如在5年前，當軟件工程界剛開始討論中間件技術時，市場上立即推出了采用中間件技術的智能建筑系統集成軟件IZ BMS集成化智能建筑管理系統)。又如當工業以太網技術出現突破，隨即出現了基于工業以太網的樓宇自動化系統。
d.基礎理論層。雖然從表面上看，智能建筑嵌人了許多令人目眩的五光十色的技術，但實質上智能建筑并不僅是新技術的綜合與新裝備的組合，而在其深層次中是有基礎理論的支撐。
1945年奧地利人貝塔朗菲創建系統論形成了“系統哲學”，這是把世界看作一個巨大組織的機體主義世界觀，它包括了系統本體論、系統認識論、系統價值論和系統方法論。系統理論的概念(等級秩序、漸進分化、反饋、開放等)與方法(圖論、集論、控制論、對策論、排隊論等)是智能建筑總體設計與工作流程規劃中的重要工具。
美國人香農在1948年奠定了信息論的理論基礎，使人類傳統的科學從以材料與能量為中心的體系，轉變為以材料、能量與信息為中心。當建筑物的智能水平日益提高后，人們已不滿足僅在通信信道容量、噪聲抑制、數據加密上應用信息論，而需要進一步通過統計及隨機過程的分析來討論語義分析、信息的嫡的應用。
“以人為本”在如今似乎已成為一句時尚的語句，但在智能建筑的功能設計與運行管理中，如果缺乏針對使用者與管理者的工作和生活便利考慮，缺乏以人機工效學對人機界面、機器與人的共享空間的設計，缺乏在智能化、數字化環境下對不同職能與層次人的行為處理分析和對策，那么任何再先進的智能化系統也是失敗的。
智能建筑不僅僅是當前高新技術的盡情應用，而且必須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對建筑物的一切進行考量:設備與材料的環保、系統運行方式的綜合能效設計、建筑物節能模式的選擇、建筑物管理的組織結構設計，都需要從有利于協調“自然·社會·經濟”關系，提高“人口·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水平來考慮。這些工作要有助于建立7項工作:選擇資源節約型的經濟體系、推進社會公平化的社會體系、重視提高國家綜合實力的科技體系、保持自然生產能力的生態體系、促進環境質量提高的環境體系、提高國民整體素質的人口體系和規范合理行為的政策法規體系?！翱沙掷m發展”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之一，已深人到整個社會。智能建筑自然也在“可持續發展”政策的覆蓋之下。
顯然，在智能建筑所有的相關領域，以上的理論都在工作過程中起著宏觀導向與微觀指導的作用。
2智能建筑理論的特征
通過上述分析可見，智能建筑不僅存在理論，而且其理論結構相當復雜，還具有以下三個特征。
a.多目標的優化智能建筑不是機械的技術與設備集合，而是一個大系統，需要多視角地考慮技術、管理、經濟、人文、環境等因素的大系統運行目標，并且調動各種手段使系統達到最優的綜合目標。即系統的優化目標函數為:S=f
b.多學科的綜合這一點是顯然的，智能建筑的規劃、設計、運行和管理，所涉及的技術，經濟、管理以及法律問題，都必須有效地應用各學科的知識成果來解決。
c.多因素的相關性智能建筑與社會信息化、社會經濟發展、管理模式、裝備技術發展、政府導向等具有十分密切的關系，盡管就表面來看智能建筑僅是一種建設行為與經營管理方法。但是從建筑物的生命周期成本(LCC Life Cycle Cost)(見圖2)來看，當某種設備與技術采用后，可改變其生命周期中許多相關的分項狀態。
比如采用完善的BA(建筑設備自動化)系統進行照明系統的節能控制(按照度、時間、夜間最低照度、分區等)，可以有效降低電耗與照明設備的運行時間，而照明設備因此而延長壽命減少了照明設備的維護更新費用。這可使建筑物生命周期成本中的能耗費與設備更新費用減少。但是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設置完善的BA系統，要增加建設的一次投資.同時，降低能耗的效益并不僅僅體現在LCC的圖中，它對于廣義的環境保護價值更是巨大的。
3智能建筑工程實踐的分析
近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全國各地的智能建筑熱潮有漲無退。由于我們已經歷了較長期的探索，在工程建筑中有許多成功的經驗，也有不少失敗的教訓，無論是建設方/業主，工程技術人員，還是物業管理人員，都逐步趨于成熟。因而最近起步建設智能建筑的地區(暫稱為后行地區)，往往可以比北京、上海、廣州等先行開發建設的大城市(暫稱為先行地區)有更好的建設效果。我們將之稱為后發優勢，見圖3
智能化系統工程先行地區由于一開始處于探索前進的過程，不可避免地在早期建設中存在著各種過份的行為(控制論中稱之為超調)，隨后又出現因失誤而放棄的行為(稱之為振蕩過程)，最后趨向于合理的裝備與功能水平。而后行地區由于可以借鑒先行地區的經驗與教訓，可以比較合理穩妥地確定自己的智能化系統工程建設目標與行為，雖然起步稍遲，但最終可以與先行地區趨向于同樣的建設效果，而他所化的代價則比先行地區要小得多(如早期智能住宅小區建設成本高達230元/mz，而近年來則在60元/mz左右，而且裝備的性能與質量更好)。
4智能建筑已經形成產業鏈
建筑業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抓手。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與現實清楚地告訴我們，國民經濟狀態上升建筑業必然興旺，建筑業發達了，國民經濟必然形勢大好。中國近年來持續的經濟增長其中就有1---2個百分點來自建筑業貢獻。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全國的基本建設規模不斷增大，北京市2008年的奧運會與上海市2010年的世博會，大大刺激了建筑業發展，智能建筑與智能住宅小區則成為建筑業的精品。在工業建筑物、民用建筑物、軍事建筑物與市政建筑物中的電氣設備投資已從上世紀80年代總投資的6%一7%，增長到總投資的10%----18%，并且還在不斷上升。與此同時，市場中的各類智能建筑電氣設備不僅引進了大量國外先進技術與產品，也推出了一定數量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據不完全統計，與智能建筑電氣設備相關的國內企業約有6---8千家，智能建筑電氣設備的民族企業在穩定成長。目前智能建筑行業，已基本形成了一條穩定的產業鏈，產業鏈的各方關系可以用圖4來描述。
圖中箭頭表示各方的相互關系:①提供建筑化系統設備工程與技術服務;②提供智能化系統設備功能信息、設備使用改進意見;③提品與設備技術信息;④提供系統設備需求信息與系統設備功能信息;⑤人才與技術的需求與供應。
圖4智能建筑的產業鏈示意圖
圖4所示的關系中，工作的基礎是國際標準、國家標準與行業標準(注:GB/T50314為《智能建筑設計標準》，GB50339為《智能建筑施工及驗收規范》)。
5智能建筑應用的發展趨勢
隨著文明的進步，人們對工作與生活的環境要求不斷地提高，建筑物的功能與相應的標準也逐步提升.智能建筑作為現代建設技術的核心，面臨著新的挑戰。
城市的規模越來越大，建筑群的功能特征日趨明顯，出現了中央商務區CBD ( Center BusinessDistrict)、休閑商務區RBD ( Recreation BusinessDistrict)、工業園區、行政中心區、經濟開發區、住宅小區等特定功能的區域?，F代城市管理必須采用信息化手段對這些區域的建筑群與建筑設備進行綜合管理，這對智能建筑提出了新課題。在美國“911”事件之后，建筑物的防災、減災及反恐等安全問題凸現，建筑物中的消防、安防、防災及應急供電等已不可缺少，唯有借助智能化的應用系統，才能使之精準、有效、穩定與可靠地工作。
中國形勢與政策論文范文3
全球金融危機使世界各國清醒地認識到,只有立足全球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的大局、切實加強貨幣政策國際的協調、共同承擔風險,才有可能度過難關,實現全球經濟的復蘇和恢復國際金融秩序的穩定,這是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但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在貨幣政策協調上存在著巨大的分歧,應對金融危機的協調與人們的期望值相差甚遠,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獨立的矛盾也進一步顯現出來。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仍未緩解和全球經濟形勢變數增多的情況下,如何處理好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關系、把握貨幣政策的導向和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問題。
一、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為應對金融危機的持續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經濟、金融領域國際協調的力度,拓寬了協調與合作的范圍。然而,在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面前,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現象的存在,是客觀現實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倫敦峰會上,國際社會就加強國際協調共同應對金融危機、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提高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和發言權達成共識。同時,中國提出的各國共同承擔責任應對金融危機,以及解決全球經濟發展的失衡問題,保證發展中國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得到普遍認同。因此,從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層面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過程中,各國利益與權益的平衡,需要通過國際協調來實現。然而,在現實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國家的國家利益被無限“放大”,各種關乎國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難以調和時,國際協調的難度進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際協調的有效性,形成了國際協調同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認,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在客觀上給世界各國經濟與金融帶來了嚴重的沖擊,每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都受到傷害。在金融危機加劇和經濟衰退預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適度的措施和手段應對并不為“過”,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國家利益對抗性競爭中運用轉移危機的政策手段,在損害他國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強烈保護主義色彩的金融貨幣政策,就另當別論了。
按照博弈論(GameTheory)理論的核心內容,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環境下各國貨幣政策的選擇是各國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時也是在國際協調與合作下參與國際事務中各國共同利益的博弈行為。國際協調與合作是為了實現世界各國共同利益,而國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國家核心利益不受到傷害。從當前不同貨幣政策取向和摩擦引發的國家間利益博弈現象看,如果不同貨幣政策博弈波動面擴大,只顧及國家利益至上而不考慮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國際協調的難度就會越來越大,國際社會非均衡局面也會進一步擴大。由此,當前有關國家貨幣政策的主流導向引發的一些問題值得認真思考。
當然,從博弈論的觀點出發,在金融危機情形下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機特定的產物,其發軔的內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國在通過相互協調與合作過程中為國家利益的實現而產生的普遍現象,體現的是國家利益與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深層次關系。因此,在國際社會中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僅由來已久,而且將永遠存下去。
自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全面爆發后,美聯儲便開始了直接購買商業票據的貨幣政策操作,并將其債權轉給美國財政部,再由財政部以減免企業債務的形式,向這些企業和金融機構注資入股。由此可見,美國“救市”計劃的部分是依靠貨幣和財政政策的聯合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減免票據、券債等債務的形式推行“救市”計劃。特別是繼2009年3月18日美聯儲宣布購買3000億美元的長期國債和1.25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證券后,3月23日美國又推出銀行“解毒”計劃,以處理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問題,其目的均是為了進一步釋放流動性,貨幣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寬松”政策傾斜。美聯儲陸續出臺回購國債和回購“有毒資產”的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同時,歐洲央行、英國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實施的購買公司債貨幣政策也已相繼出臺,由此美國等西方國家貨幣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寬松”政策傾斜更加明顯。美國等西方國家“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是通過擴大貨幣的發行量大規模增加對資本市場貨幣的供應,以及維持金融業表面的穩定和流動性,是典型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體現。這一貨幣政策的核心——即為緩解貨幣市場流動性緊縮“有限度”地對貨幣的發行“松綁”,增加貨幣市場上的貨幣供應量,擴充資本市場規模,加大流動性;政策的導向是在金融與經濟雙重危機情況下,通過貨幣政策手段“激活”資本市場,并以此帶動實體經濟的恢復;政策的實質是所謂“定量寬松”,就是貨幣當局“開閘放水”,開動印鈔機大量發行貨幣的一種借口,2009年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借用“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說辭來印鈔票購買國債行為的實質,正是這一貨幣政策最核心內容的體現。因此,“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被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是貨幣當局采取的一種“保護主義”政策,與貿易保護主義的性質有相近之處,同屬于經濟領域的“保護主義”,體現的是國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經濟與國際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寬松”貨幣政策,通常是在經濟和金融狀況惡化、降息空間沒有余地的情況下,利率調節難以發揮顯著作用時推行的一種政策。今年以來,西方各國通過購買各種債券,向貨幣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的干預方式與前期利率杠桿的“傳統手段”不同,是貨幣政策的“非傳統手段”。經濟學界普遍認為,當前西方國家的“定量寬松”政策是在前期“傳統手段”效果不顯著,甚至“失靈”的特殊條件下“極端”的選擇。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歐洲、日本等西方國家陷入了實質性的全面危機,連續降息的宏觀經濟調控“傳統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國頻繁使用,但不僅至今效果仍不顯著,而且降息的空間已經微乎其微了,降息這一宏觀經濟調控“傳統手段”已然使用殆盡。因此,利率杠桿的“傳統手段”在用盡后,西方各國政策的選擇余地越來越少,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數專家和學者定論為當前西方經濟與金融環境的產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僅當前西方經濟與金融惡化狀況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選擇的刺激經濟和活躍市場的“良藥”已經不多,一旦連“定量寬松”政策都難以奏效,達不到政策目標,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形勢將何去何從令人擔憂;另一方面表明當前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政策并非協調一致,“定量寬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國根據各自的現實經濟與金融狀況采取的中短期行為,一旦形勢發生新的變化西方各國經濟與金融政策上的“搖擺性”將進一步體現,經濟與金融政策的導向將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國家將如何協調經濟與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達成共識令人懷疑。
在當前全球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尚未見底的情況下,西方國家經濟刺激計劃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出臺,內容和性質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和較強的保護行為的操作性,最為核心和耐人尋味的是國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國等西方國家不適度掌握貨幣的投放量,極有可能會“培育”出新的資產“泡沫”,并引發新的類似于通脹、貨幣和信貸危機。事實上,美國等西方國家金融危機的蔓延過程更像是不斷“轉嫁”危機的過程。相繼出臺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轉嫁”危機的貿易保護主義色彩,又有貨幣政策上不負責任的放任貨幣貶值的嫌疑,是國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體現,與世界各國不斷開展的國際合作背道而馳。
從經濟學的博弈論(也稱為對策論)含義看,不同政策的出臺是帶有一定的對抗性,在現實經濟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無處不在。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應對金融危機不同貨幣政策的博弈,在當前金融危機的環境下經濟領域的博弈更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傾向,就是經濟學博弈論的典型理念,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反響。由此可見,盡管全球性金融危機超越了國家范疇,國際協調的加強顯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應對金融危機的國際協調中,由于牽扯到各方利益問題以及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現實國際社會中表現得更為突出。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下將如何演變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國際金融與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如果國際金融與經濟形勢繼續惡化,特別是如果西方國家遲遲不能從危機中擺脫出來,西方國家將有可能進一步擴大金融與貨幣政策保護主義的范疇,加大國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圍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將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深化的情況下“升級”。
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貫穿于國際社會各個領域的普遍性和綜合性現象,是較為隱性和富有彈性的范疇,需要從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各個角度去加以思考,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經濟關系進行更深層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對國家利益的無限“膨脹”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實現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維護本國利益,這是當下世界各國不可回避的重要選擇。
二、不同貨幣政策下國家利益的博弈
與此同時,同樣是應對金融危機和刺激經濟的貨幣政策,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性質,當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與中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不僅在實質上有著本質的區別,而且也是國家利益博弈戰略不同貨幣政策的選擇和取向。
“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與“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最大的區別在于四個方面的不同。一是實質上的不同?！岸繉捤伞必泿耪呤秦泿女斁轴槍κ袌隽鲃有晕s注入的一劑“強心劑”,是應對經濟和金融危機過程中任何舉措都難以發揮作用的無奈之舉,所謂的“定量”是發行貨幣的“定量”,貨幣發行的變量是依據貨幣的發行能否緩解危機的惡化,而不考慮潛在通脹的風險;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是從宏觀調控的貨幣政策角度適度增加貨幣供應量,是擴大消費,為經濟的復蘇注入活力,力度的調整是可控的,貨幣供應的變量是依據市場的發展變化而定的,適時把握潛在通脹風險的因素。二是政策導向的不同?！岸繉捤伞闭呤秦泿女斁滞ㄟ^印鈔票擴大市場投放量,政策的導向是加速貨幣貶值,貨幣的發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數量,貨幣的貶值在一定的期間內將難以控制;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導向是,推動貨幣信貸的積極性和消除貨幣投放存在的障礙,從而促使加快貨幣投放的規模和速度,并從銀行自有資金或財政收入中拿出適量的資金有計劃地向市場注入資金。三是最終效果的不同?！岸繉捤伞闭咦罱K效果的側重點往往體現為經濟的“虛擬”擴展,對實體經濟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最終效果的側重點是體現在實體經濟,具有較強大長期性和穩定性。四是潛在風險程度的不同?！岸繉捤伞闭邼撛诘娘L險體現在貨幣市場貨幣供給大于貨幣實際需求,必然導致貨幣市值或購買力下降,風險的性質是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通脹風險,其潛在的風險有可能在全球范圍擴散;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雖然也存在著潛在的通脹風險,在財政方面通常表現為財政收入下降和財政支出上升同時出現,在銀行方面通常表現為信貸投放增長過快,但在通脹下行趨勢已經確立和財政積累充分的情況下,只要政策力度適當和靈活調控其通脹風險相對較小。因此,當前西方國家盛行的“定量寬松”政策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短期行為,而現階段,中國采取的“適度寬松”政策與“定量寬松”政策有著實質性的區別,這種不同性質貨幣政策的博弈將有可能延續一段時間。
由此可見,在全球金融危機和西方經濟狀況持續惡化的環境下,不同貨幣政策的博弈關,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利益和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是當前各國面臨的、不可回避的新問題。因此,處理好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的關系,維護本國利益的同時加強必要的國際協調,不僅是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利益的訴求,也各國利益的所在。從國際關系的角度看,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存在著相同的利益對立與依存關系,國際社會中的每個國家利益主體與共同利益都離不開雙方的存在與合作,共同利益是通過國際協調與合作實現的,也是通過博弈來完成的。特別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之間的經濟、金融相互依賴程度進一步深化的情況下,經濟、金融領域相互協調、合作與日俱增。人們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沒有廣泛的國際協調與合作就不可能創造出最大限度的價值,世界各國在追求和實現國家利益的同時,必須學會從全球整體角度審視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的關系問題,維護國家與人類的共同利益。
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博弈
兩次G20倫敦峰會提出,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金融機構體制,使它們符合世界經濟發展現狀并加大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發言權。這一觀點的提出,使改革當前國際金融機構體制的呼聲再次高漲。而回顧以往的歷史,每次重大的國際經濟、金融危機的發生,必然醞釀著國際經濟、金融的重大變革,導致國際經濟、金融體系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甚至是重組。
2009年4月初召開的G20倫敦峰會上,各國承諾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增加5000億美元的“可貸資金”,這一方面是為共同應對金融危機采取的舉措,另一方面是為今后推動IMF特別提款權(SDR)構成進行改造的重要步驟。G20倫敦峰會前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現有的SDR基礎上構建“超國際儲備貨幣”的建議,一方面是針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回應,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對IMF現有SDR改造的構想。與此同時,G20倫敦峰會上中國承諾向IMF增資,這是中國為實現與國際金融機構建立良性互動的體現,也是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博弈的體現。
當前,國際經濟、金融正經歷著全面危機,對于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國際社會普遍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而提高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發言權和地位成為改革的焦點。但美國、歐元區與新興市場國家也必將在救市的風險和成本分擔,刺激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以及國際金融機構體制變革等方面展開激烈的博弈。
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觸動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金融領域的主導地位。因此,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爭論也逐漸演化成國際間的博弈。另外,從當代國際金融體系的建立及其演變過程看,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內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經濟和金融的實力,換句話說,誰擁有強大的經濟和金融實力,誰就擁有更多的發言權,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國際金融體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現實情況,當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博弈主要體現在三種力量和三個方面的較量:一是長期主導國際金融體系的美歐發達國家內部的權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經崛起的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要求改變現狀和維持原有秩序不變的博弈;三是在國際協調中各種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實上,由于各國國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機帶來沖擊也各不相同,因此,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關注點也不盡相同。如美國就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相對“冷漠”,美國最關注的是如何推動各國進一步聯手擴大市場資金投入以刺激經濟復蘇,而并非金融體系的改革;德、法等歐洲各國與美國不同的是,他們較為熱心于國際金融體系和全球經濟結構的改革,強調加強金融監管,對國際金融體系中美國方式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進行全面改革;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國家,則對提高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發言權和地位、改善國際金融和經濟環境、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刺激經濟恢復等現實問題更為關注。
國際金融體制改革取決于主要大國相對實力的變化。而在現有國際經濟、金融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的前提下,特別是美國經濟及其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力沒有失去的情況下,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仍將面臨重重困難。回顧歷史,自二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國際金融領域也曾有過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補補或是改良,并未觸動體系的根基。與此同時,國際金融領域不止一次因各種原因爆發金融危機,令世界各國都深受其害——西方國家并沒有因資本主義優越性而擺脫繁榮與衰退輪回的“宿命”,也沒有因主導國際金融體系而避免金融動蕩,相反,金融領域卻問題成堆,甚至到了難以維持的境地。而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也沒有因西方體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沖擊,相反卻一次次受到傷害。其實,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問題很早就曾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尤其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更是引起了有關國家和地區以及國際金融機構的重視,并多次呼吁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進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國家卻反應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機,西方國家受到重創,才真正感受到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弊端的嚴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終于被提上議事日程。但是,要進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就離不開對國際金融權利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發言權和地位的調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變維持了半個多世紀的不合理與不協調狀況,這無疑會觸及到各方的實際利益,困難可想而知。正因如此,盡管目前有關國際金融會議和有關國家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發言權和地位需要進行調整已達成共識,但可以預見,未來一旦改革進入實際性的操作階段,各種力量在權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將會更加激烈。
目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遇到的難點依然是解決失衡問題,其中包括兩個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經濟、金融失衡。全球經濟、金融失衡是一種常態,這種失衡的主要表現就是各國國際收支出現不平衡。一個有效的國際金融體系必須解決的問題就是,當國際收支出現根本性不平衡時,調整責任的認定及調整責任的分配。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乃至“牙買加體系”之下,調整責任都是由不平衡的雙方國家共同承擔的。不同之處在于,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國作為不平衡的一方,經常實質性地承擔了部分調整責任,到了“牙買加體系”時,美國就從來沒有承擔過這種責任。
二是國際金融體系中發言權與地位分配失衡。在現有的全球經濟、金融管理機構中,特別是作為國際金融體系重要管理機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里,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的意見始終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體現,導致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歷次金融危機中處于極為被動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發達國家“擺布”,或者在國際金融機構“援助”條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條件。因此,目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中,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希望建立一個以民主原則為基礎的金融體系,通過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分量,改善國際金融體系中發言權與地位分配長期失衡狀況。
另外,還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當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產品過度創新增大了金融風險,使金融體系出現了更多新的不穩定因素。各國政府在進一步完善本國金融管制、維持金融秩序穩定的同時,也必須加強國際合作與協調調整,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因此,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應該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各國的協調與合作需要找到一個各國利益的平衡點,使國際金融體系的重新構成相對合理,而不是一味強調誰來主宰國際金融體系。
四、我國貨幣政策的導向與責任
在國際經濟與金融關系領域中,國家利益博弈戰略的選擇成為當前國際經濟關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認識和積極應對的能力,否則就有可能成為國家利益博弈競爭中的犧牲品。當前金融危機的不斷蔓延和對實體經濟的沖擊,既有全球性危機的性質也有國家安全與利益范疇的現實,應對金融危機政策選擇上的國家利益博弈在國際間已然浮出“水面”。
對擁有超過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中國來說,由于外匯資產儲備幾乎都是西方主要貨幣為單位的債券和資金,甚至還在繼續增加,風險自然大于其他經濟體。目前,中國僅持有美國證券類資產金額就已然超過1.2萬億美元,其他西方國家的證券類資產金額也有一定的規模。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是客觀現實,但并不等于沒有回旋的余地,中國將如何應對西方風險“轉嫁”帶來的沖擊,適時選擇中國長遠國際金融戰略,無疑是最現實的挑戰。鑒于當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推行與西方貨幣的泛濫,中國貨幣當局正處于安全與收益之間權衡的兩難選擇。如何從外匯儲備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構成三個層面擺脫困境,既保證外匯資產儲備的安全,又可通過購買西方國家債券獲得較好的收益,需要從存量、流量管理和構成三個方面入手。其一,在外匯資產的存量上采取靈活的調整,保持存量的合理與適度;其二,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的投機性“熱錢”具有一定的隱蔽性,“熱錢“的載體既多樣化又很難監測,其規模和走向不明難以判斷,增大了我國資本市場的不確定性,因此對外匯資產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強;其三,外匯資產儲備構成的多樣性、穩定性與靈活性之間的權衡選擇需要多方論證。同時,我國的外匯儲備戰略應當與現實的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相適應,政策導向應主要體現在國家經濟與金融安全領域,加強對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政策變化的評估和論證,最大限度地保障國家現實和長遠利益。受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的影響,以及我國現行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已在國內貨幣市場發揮作用,在目前國內市場上貨幣供應量相對充足的情況下,需要加強對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以及自身潛在貨幣擴張和通脹風險的防范。因此,在現階段需要適時調整“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
中國形勢與政策論文范文4
關鍵詞:碩士生;就業;博弈論;上策均衡;知識積累
1 提前工作的動因
高校畢業生包括本?？飘厴I生、應屆碩士畢業生和應屆博士畢業生。自本科擴招以來,高校畢業生的就業便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后更是成為熱點問題。新聞報道2008年中國應屆本?？飘厴I生的就業率不足70%,部分地區甚至傳出應屆碩士畢業生的就業率首次低于應屆大學生就業率的信息,社會驚呼“皇帝的女兒也愁嫁”。而2009年,正如前一年年底主席在遼寧考察時對大學生求職者表示的那樣,“就業形勢將更加嚴峻”,將有超過700萬應往屆高校畢業生需要解決就業問題。事實上,伴隨著全球性金融風暴愈演愈烈,國內外的經濟環境日益惡化,國內人才市場的需求減少與高校擴招政策綜合作用,形成了一個非良性的流程。
如圖1所示:大學生就業困難,于是轉向升學,升學需求的增加迫使碩士擴招。碩士畢業生的增加使人才市場的競爭更加激烈,在擠占大學生就業崗位的同時也造成自身就業水平的下降,因而出現了所謂“1500應屆碩士競聘賣豬肉”、“十萬年薪聘請大學生掏糞”的新聞現象。并且,由于預計2010年博士學位的年授予人數將達到突破歷史性的5萬,已經開始有學者開始擔心博士培養質量的下降,質量下降的博士畢業生以后還要去培養碩士生和本?？茖W生,勢必進一步造成碩士畢業生和本?？飘厴I生質量的下降,從而更加劇了他們的就業壓力,令他們傾向于盡早適應市場,做出提前工作地選擇。
本研究僅以碩士生為對象進行探討。碩士生是高級科研人才的后備軍,而高級科研人才的培養對國家的科技發展和創新能力而言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為此,對碩士生的培養需要投入充足的時間和資源,若碩士生提前工作則有可能令實際培養時間不足,培養質量不能得到保證,對其今后的就業也將產生影響。所以,于國于己,碩士生的選擇都值得商榷了。
2 博弈理論概述
博弈論也叫對策論,是20世紀50年代由馮諾依曼和奧?摩根斯坦首先提出的,是一種“研究具有斗爭或競爭性質現象的數學理論和方法”。博弈論的應用領域十分廣泛,在經濟學、政治科學、軍事戰略問題、進化生物學以及當代的計算機科學等領域都已成為重要的研究和分析工具。此外,它還與會計學、統計學、數學基礎、社會心理學以及諸如認識論與倫理學等哲學分支有重要聯系。
一個博弈論模型包括三個基本要素:局中人,方案集和局勢。局中人是指在一個博弈中有權決定自己行動策略的參加者,一般要求一個博弈中至少要有兩個局中人。策略集是指可供局中人選擇的,實際可行的,完整的行動策略的集合,每個局中人的策略集中至少應包括兩個策略。局勢是指一個博弈中各局中人所選定的策略形成的策略組。當局勢出現后,博弈的結果也就確定了。
本研究采用博弈論中的上策均衡理論。上策是指這樣一種策略,不管其他局中人采取什么策略,這種策略都是最優的。博弈論中的均衡是指一種穩定的結果,當這種結果出現的時候,所有的局中人都不想再改變他們所選擇的策略。因此,所謂上策均衡即指一種局中人選擇的都是上策時的博弈均衡狀態。
3 高校、用人單位和碩士生的博弈
3.1 博弈模型的建立
3.1.1 三要素設定
出于能夠更明確地表現分析結果的原因,本研究使用兩兩博弈的方式。局中人包括高校、用人單位和碩士生,其中碩士生按照意愿傾向還可分為兩類,因此實際的博弈模型一共有五個,以報酬矩陣形式表現。
每個局中人的策略集都包括兩個策略。高?？梢赃x擇允許或者不允許碩士生提前找工作,用人單位可以選擇接收還是不接收在讀碩士生,兩類持不同意愿傾向的碩士生都可以選擇提前工作或者畢業后工作。
每個局勢包括模型中各局中人可選擇的一個策略,每個模型產生四個局勢,通過分析可得出其中滿足上策均衡的局勢。
3.1.2 度量方式設定
本研究的重點在于分析每個局中人對各種選擇所產生結果,假設這種結果可以用滿意或不滿意兩個屬性值來度量。
一般來說,高校希望碩士生能夠靜下心來搞科學研究,一方面能夠對導師的研究方向進行進一步的實踐,另一方面高校培養碩士生的目標就是使碩士生具有獨立開展科學研究的能力,如果沒有科研和論文的培養則有失這個目標的要求,如果碩士生提前進入找工作階段則科研的最佳時期——研二和研三——就沒有發揮作用。從上述角度來看,可以說高校不允許碩士生提前找工作才能
保證滿意的結果;若做出允許的選擇則總會有一部分碩士生提前工作,高校的培養結果達不到效用最大化,可以認為是不滿意的。 而作為用人單位,也有出自短期利益的考慮,他們要求自己員工的綜合素質越高越好,獨立行為能力越強越好,因此碩士生能否提前來單位實習決定了要不要在碩士生畢業正式上崗后付出一筆培養成本——工作上手前支付的工資和其它費用?？梢哉J為,用人單位選擇接收在讀碩士生的結果是令自己滿意的,而選擇不接收的結果則是不滿意的。
最后,按照碩士生的意愿傾向可以把碩士生分為傾向提前工作,傾向畢業后工作兩類。對于第一類,假設選擇提前工作將得到滿意的結果,選擇畢業后工作將得到不滿意的結果;對于第二類,假設選擇提前工作將得到不滿意的結果——提前工作影響學業完成的質量,選擇畢業后工作將得到滿意的結果。
為了便于分析,設滿意的值為1,不滿意的值為-1,以此量化不同選擇帶來的結果。
3.2 高校與用人單位的博弈
根據上文對高校和用人單位選擇結果的假設,本研究可以構建如表1所示的報酬矩陣,矩陣的每一個局勢設為(E,S)。
當高校允許碩士生提前找工作時,若用人單位選擇接收在讀碩士生則能得到滿意的結果,而高校則因此不滿意(1,-1);若用人單位選擇不接收在讀碩士生則必定不滿意,而因為在讀碩士生即便找工作也沒有接收單位,所以高校最終得到滿意的局勢(-1,1)。當高校不允許碩士生提前找工作時,碩士生受到紀律限制,則高校不管怎樣都將得到滿意的結果,而用人單位無論做何種選擇都接收不到在讀碩士生,結果必定是不滿意(-1,1)。
由此可以分析得出,高校與用人單位的博弈達到一個上策均衡,即高校不允許碩士生提前找工作,用人單位卻接收在讀碩士生。兩方的最優決策是相沖突的,而這恰恰解釋了現狀,即本研究前面說的高校要實現培養目標,而用人單位要追求用人成本的最低化。后面的分析中,高校與用人單位的這種沖突將不斷得到體現。
3.3 兩類意愿傾向的碩士生與高校和用人單位的博弈
3.3.1 傾向提前工作
如表2和表3所示,本研究把碩士生與高校的報酬矩陣內的每個局勢設為(M1,S),把碩士生與用人單位的報酬矩陣內的每個局勢設為(M1,E)。
先來分析碩士生與高校的博弈,現實中總存在接收在讀碩士生的用人單位。當碩士生選擇提前工作時,若高校也允許提前找工作,則前者與后者形成的一個局勢是(1,-1),若高校不允許提前找工作,則前者受到紀律約束的局勢為(-1,1)。當碩士生選擇畢業后工作時,則高校的選擇不再重要并總會獲得滿意的局勢(-1,1)。由此本研究又得到了一個上策均衡,即碩士生選擇提前工作而高校不允許提前找工作。
再來分析碩士生與用人單位的博弈。當選擇提前工作的碩士生面對接收在讀碩士生的用人單位時,結果自然是“雙贏”(1,1),若用人單位選擇不接收在讀碩士生時,則結果自然是“雙輸”(-1,-1)。當碩士生選擇畢業后工作時,用人單位的選擇也不再重要,結果總是雙方都不滿意(-1,-1)。這里的上策均衡是“雙贏”。
在這兩個博弈中,碩士生面對的最優決策總是選擇提前工作,而高校和用人單位的最優決策與由它們之間的博弈得出的上策均衡相同,互相沖突,這就解釋了傾向提前工作的碩士生們為何會采取各種手段“欺騙”高校,出去尋找工作。
3.3.2 傾向畢業后工作
如表4和表5所示,本研究把碩士生與高校的報酬矩陣內的每個局勢設為(M2,S),把碩士生與用人單位的報酬矩陣內的每個局勢設為(M2,E)。
迫于經濟壓力以及別的原因不得不提前找工作的碩士生只要高校允許,就會達成(-1,-1)的局勢,若高校不允許碩士生提前找工作并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補助,則碩士生和高校仍能達到“雙贏”的結果。當碩士生不存在經濟困難或自己另想辦法克服了困難時,必然會堅持好好完成學業,畢業后工作的選擇,這種情況中高校與碩士生總是“雙贏”。所以高校不允許碩士生提前找工作和碩士生選擇畢業后工作是這一博弈中的雙方最優決策。
用人單位選擇不接收在讀碩士生的結果必定與碩士生的意愿“合拍”,局勢總是(1,-1)。當用人單位接收在讀碩士生時,只有選擇了提前工作的碩士生會讓其實現滿意的局勢(-1,1)。這里的上策均衡卻是碩士生選擇畢業后工作而用人單位選擇接收在讀碩士生。
高校最喜歡的自然是愿意畢業后工作的碩士生,就如同用人單位最喜歡選擇提前工作的碩士生。然而這并不是說無論持何種意愿傾向,只要選擇了提前工作,用人單位都無差別的一視同仁。本研究在前面就已經探討過,用人單位希望聘用的員工綜合素質越高越好,而碩士生的科研水平無疑是衡量其素質的一個重要因素,可以認為只有愿意畢業后工作的碩士生才最有可能主動靜下心來學習和從事科學研究,從而達到令高校和用人單位都滿意的科研水平,很遺憾用人單位選擇接收在讀碩士生的結果恰恰不可能接收到其最滿意的對象。也就是說,用人單位的最優決策與其最滿意的碩士生的最優決策相沖突,再換句話說,用人單位的成本最低化目標與對員工素質的期望相悖。
本研究的博弈分析就進行到這里,此時的問題是,碩士生是否應該提前工作以及高校、用人單位是否應該有所作為。本研究在最后就此進行一個探索性地討論。
4 關于碩士生是否應提前工作的討論
4.1 碩士生是否應該選擇提前工作
讓碩士生們產生不同意愿傾向的重要原因可能是對未來預期收益的不確定,對此本研究認為可以從知識的可積累性給出探討。
知識作為一種新的生產要素與勞動力、土地和資本不同,“知識溢出足以抵消固定生產要素存在引起的知識資本邊際產品遞減的趨勢。因此知識積累過程不會中斷。”社會知識就在人類社會的實踐過程中不斷積累,并得以延續和更新,而個人知識積累得益于社會知識的積累沉淀,同樣不斷增長。這種知識積累是質和量雙方面的,在當今的經濟形態下,已成為整個經濟的基礎。在校學習可看做知識積累的最穩定途徑之一,因此碩士生花在在校學習與科研方面的時間越長,作為生產要素的知識積累得越多,其創造價值的潛力越大,可以預期較大的未來收益。若提前工作,放棄的學習時間不談,在工作中能獲得知識多少也是不確定的。
事實上人們選擇讀碩士的目的不外乎希望在科研方面有所建樹和找到比之前更好的工作兩個,這兩個目的的實現都要求知識積累到一定水平,因為前面已經分析過用人單位也希望能招聘到科研水平最高的碩士生。如果碩士生都能明白這一點的話,就不會受到經濟環境和就業環境的影響,認真完成學業,在畢業后憑借優異的知識積累接受社會的選拔應該成為他們的最佳選擇。
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整個社會,包括所有的高校和用人單位,都應該為促成碩士生做出這種選擇而有所作為。
4.2 對高校和用人單位提出的建議
(1) 高校安排好碩士生的日常生活。在推廣自費制的同時,設置更多的獎學金和生活補助項目,提高物質激勵的比重以降低碩士生的總成本,解決高校與持提前工作意愿的碩士生的沖突,并保障完成對碩士生的培養目標。
(2) 用人單位要把目光放長遠,對接收在讀碩士生工作的決策應當有所限制。應當看到一個科研功底扎實的碩士在未來三年,五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里為單位創造的價值將遠遠大于一個水平一般,僅僅多半年或一年工作經驗的碩士,足以彌補用人單位短期的成本損失。
(3) 高校與用人單位之間沖突的化解之法,除了提高各自的認識外,最好能夠更多地進行“產學研”合作。用人單位歡迎高校前來調研和利用知識儲備解決問題,高校根據用人單位的實際情況確立科研項目,設置碩士生的培養
計劃。如此,一方面碩士生通過“干中學”和“學中干”把科研和實踐聯合起來,必能提高其知識掌握水平,另一方面用人單位為高校協助解決的問題支付的費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碩士生的經濟狀況。 (4) 整個社會應當保證輿論的正確導向,不要宣傳急功近利的浮躁思想,并為創造良好的就業條件努力發展經濟。
5 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