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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辟雍的形制規模，歷來就爭論頗多，從此賦的描繪，我們雖然無法確定它的具體形態，但“規矩圓方”一語，已透露出其形制模式在古代必然有著神秘的象征意義。東漢桓譚的解釋：“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座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①顯然有一定的合理性。賦文最后寫辟雍內的活動：王公卿士、儒士諸生云集一堂，帝王祭天地、頒政令；舉行射禮，參加慶功大典、接受四方使節朝覲，氣勢恢宏，場面浩大。此賦雖短，但描繪辟雍形制、規模與活動，生動形象，其濃烈的教化色彩，鮮明地體現出我國古代教育政教不分、教育為政治服務的特點。
關于辟雍的政治教化功能，唐代王履貞的《辟雍賦》寫得更全面：“辟雍之裁，"化之方。辟者象旋，圓而不極。雍者以流，轉而有常。行于歷代，創自前王。崇此乃理，廢之斯亡。革鉩#澆，何莫由之。而克著化人成俗，靡不因茲而允臧。”追述辟雍得名之由，命名之意；再論其功用：行禮樂，宣教化，化民成俗，歷代推行，決定天下興亡。“公宮之南，靈臺之下。赫巍$以層構，規制度于眾寡。區別遠采于虞庠，經始不差于周雅。”彰顯辟雍在京師中的突顯地位，規模宏大，合乎前規。“其學習以時，詩書興教，惟司成是典，惟古則是效。詔夏弦春誦，俾民不覼。%三老五更，俾民知孝。惟胄也太子齒矣，惟學也元后視之。合語于此，釋菜有時。以崇其道，以尊其師。俾百工允理，庶績咸&。”論辟雍之功用，則在詩書興教，形成重道尊師、養老興孝的社會風習。又如趙郰翁的《辟雍賦》，論述學校興起是為了“闡王化”、“宣人文”，以教化為目的；在形式上則有上下之別、東西之異；天子親臨辟雍視學觀禮，國人圍觀，實施道德教化，體現出中國古代教育強烈的政治性和鮮明的等差性。
對辟雍的教育功用，元代楊宗瑞《辟雍賦》體現得較明顯。其寫辟雍陳設：“羅石鼓兮庭闈”、“九楹儼雅兮壁奎”。石鼓又稱陳倉石鼓，康有為譽之為“中華第一古物”，石鼓上的“石鼓文”﹙大篆﹚，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石刻文字，風格獨特，文字珍貴，歷代都受重視。如宋徽宗時將其遷到忭京國學，并用金符字相嵌。元大德年間，石鼓又被移到國子學大成門內的石壇上，并置鐵柵欄保護。元代羅曾、周伯溫、李丙奎均作有《石鼓賦》?？梢哉f，石鼓是中國文字與文化的見證。“壁奎”即“奎壁”，因協韻而置換，是奎宿與壁宿的并稱，在古人認為此二宿主宰文運。東漢緯書《孝經援神契》中有“奎主文章”之說，東漢宋均注：“奎星屈曲相鉤，似文字之劃。”后來“奎星”遂漸被演化成天上文官之首，被當作主宰文運與文章興衰之神，又建“奎星閣”，興起崇祀之風。“奎”又作“魁”，科舉時代，“魁星點斗”被認為是文運興旺之兆?？陂禾?，說明辟雍教化已不限于政治，還與文章乃至文運相關，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古代官學與科舉、與官員選拔密切相關。石鼓陳列，奎壁聯輝，已盡顯學校文雅氣象。至于賦文所寫“鼓鐘頌其于樂，振鐸宣其教辭”，“踀芹藻兮澄碧，俯菁莪兮中坻”，“澹文魚兮游戲，肅威鳳兮來儀”似乎應當是室內裝飾的壁畫，“鼓鐘”、“振鐸”都是古代頌樂宣教的工具；“芹藻”語出《魯頌•泮水》，關于此詩，《毛詩序》曰：“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泮宮即地方學宮。“菁莪”語出《小雅•菁菁者莪》，其序為：“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后因以“菁莪”指育材?！渡袝?bull;益稷》說：“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簫韶，尚書中指虞舜樂，又稱《九韶》，先秦時期，被推為最美好的音樂。《論語•述而》云：“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簫韶九成，也稱圣主之盛德至極，因此產生瑞應，而瑞應就是“鳳凰來儀”?？梢姶碎g裝飾都與教育、教化相關，富有文教特點。賦文鋪敘辟雍活動，講經論史雖頗有政治色彩，但強調“集天下之英才，軌行藝于京國”，顯然已側重于規矩和統領藝壇的功效。
太學是中國封建國家的最高學府，歷代多有詠誦太學的賦作。如唐代周存的《觀太學射堂賦》，元代趙'翁、干文傳、王沂、歐陽玄都作《辟雍賦》，清代有沈德潛《臨雍賦》、羅繞典《圣駕臨雍講學賦》、羅文俊《辟雍賦》等?？v觀這些賦文，都帶有強烈的政論色彩，在結構規模上，多以頌皇德、興教化起篇，而后寫辟雍的外在形制規模，再敘辟雍內陳設、活動禮儀等，在教化功能上，則主要突顯辟雍的德育教化功能。
中國古代的地方官學，又稱鄉學、學宮，始于西漢文翁在蜀郡設置學宮。漢武帝詔令天下郡國皆設學宮，至漢平帝元年﹙公元3年﹚始建立了地方官學制度?？粚W，縣道邑侯國曰校，鄉曰庠，聚曰序，學校名稱由此而來。寫郡學的賦如唐代許蕘佐的《五經閣賦》。五經閣是四明州郡學的藏書處，類似于現在的學校圖書館，從其名“五經閣”就已彰顯出儒學在教育中的主導地位。“不有載籍，何以垂教？必由乎文字，使知乎忠孝。”賦文首先強調書籍對推行封建倫理的重要，然后論創建學校對邦國的意義，“命儒官兮，至公以居。所崇惟學，所寶惟書。搜群言而斯在，立重閣以藏諸”，肯定任命學官，創建五經閣對于收集和保存典籍、推行教育的重要性。至于“知忠孝”、“命儒官”，以及認為五經閣雖“陋于明堂”，但“飾不及侈，儉而中禮”，顯示出儒家思想在教育評價體系中的核心地位。賦文所云“天祿”，指天祿閣，是漢宮存放文史典籍的地方，后亦通稱皇家藏書之所。“校則同于天祿”，表明五經閣雖屬郡學藏書閣卻如同皇家書閣一樣具有校理刊正圖書的功能。秦始皇焚書，孔子第九代孫孔鮒不忍書毀，將《尚書》《禮》《論語》及《孝經》等經典偷偷地藏于墻壁內?？柞V冒死藏書，但所收不過是一家一己之書。“藏乃異于魯壁”這一頗富感情色彩的典故說明了學校藏書合法且非常豐富。官學制度發展到唐代已相當完備，除儒學外，算學、律學、書學、醫學以及天文歷法、獸醫等專業教育也開始確立。因此，不難理解學校藏書所表現出的廣收博蓄的特征。“睹茲閣之?(，諒吾道之宏益”再次表現出對儒家教化推行的頌美情懷?？W賦還有明代陸綰的《嘉禾郡學賦》①。敘寫郡學七百年歷史及衰敗頹壞景象，贊譽郡候修復之功：“謂政化之所施以學校為之首”、“因子來于庶民，匪畫殫稅于百姓”，強調學校對于教化的重要意義，并頌美修建學校野外采材，不收稅于百姓，是仁愛庶民之舉。鋪寫新郡學之雄偉外觀和內部華美陳設，通過主客對郡學土木奢靡與教化之本的辯論，得出內外合一、本末非異和重視德行的教育觀。#p#分頁標題#e#
縣學賦如明湯顯祖《浮梁縣新作講堂賦》。浮梁縣講堂毀于元末，至萬歷年間，由知縣周侯和錢侯相繼修建而成。作者經友人黃龍光告知講堂的氣象、規模，因而作賦頌美。先敘浮梁縣風土之美，地理之優：“鄉老提朝夕之塾，游童遵出入之倫。國游藏于經解，家韞席于儒珍。道山東其證圣，里江西而近仁。凡茲宦游適若期契，莫不欣其風土，安其氣味。”再敘講堂體勢之美，學風之盛。“今夫浮梁之茗，聞于天下。惟清惟馨，系其揉者。浮梁之瓷，瑩于水玉，亦系其鈞火侯。是足然則無清英之意者，不可以及遠，鮮陰陽之力者，不可以致用。故夫通人學士，坐進此道。”以地方特產茶葉和瓷器的制作為喻論學習的方法、態度及修習之樂。類似的還有元代陳樵《東陽縣學輝映樓賦》、汪克寬《泮宮賦》、清代陳仁言《學校賦》等。相比于中央官學賦，鄉學賦更能體現出學校教育特點，在賦文寫作上，作家更能用一種平實的情懷，對學校歷史、現狀、功用，對學習內容和方法予以抒寫。在教育功能上，更強調教育對地方人文教化的作用。
總之，中國古代官學具有明顯的等級性，以培養統治人才為宗旨，這直接影響到官學賦創作，在情感上多表現出對圣賢、王化的頌美情懷；在學校描寫上多用夸飾的手法寫室宇規模之宏偉、禮儀場面之盛大。在論述上多從宏觀上議學校與教化對國家、對社會的重要，表現出強烈的政治教化色彩。
書院賦與中國古代私學
私學與官學相對，是私人或民間團體辦理的學校，在形式上主要有用于子弟教育的家庭書塾和私人創辦、面向社會的學堂。家庭書塾賦雖以書齋為描寫對象，但側重于子女教育，表現出鮮明的社會教育思想，因此，也屬私學賦。如元代陳旅的《味經堂賦》。根據序文，以及虞集《味經堂詩》序言所說“國子祭酒魯公伯子?父作味經堂，自為記，以勖其子”?？芍督浱檬悄详桇?父所作，并為教育子弟作《味經堂記》，此賦是相和之作，賦文內容和創作目的，主要是針對子弟教育。賦文用比喻的形式，圍繞“味經堂”之“味”，論述學習經書應有的態度和方法，反映了室主要求子弟博覽群收的開闊胸襟和通達眼光，體現出一種博學的教育思想。私人學堂賦，如元代戴表元的《君子軒銘》贊揚古君子風范，高度肯定賢師孔子和孟子在教育史上的崇高地位和杰出貢獻，強調為師者德識感化的重要意義和學生以德潤身、端正自身的必要性。
唐代以后，私學發展的重要表現是書院制度的產生和發展。書院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一種獨立的特殊的教育機構。它源于私學，但又不同私學。最早用書院命名的一般認為是唐玄宗時期的官府書院：麗正書院和集賢書院。集賢書院又名集賢殿書院、集賢院。其前身是麗正書院?！缎绿茣?bull;百官志》：“唐開元五年﹙717年﹚，乾元殿寫﹙經、史、子、集﹚四部書，置乾元院使。……六年，乾元院更號麗正修書院……十二年，東都明福門外亦置麗正書院。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①集賢書院雖具書院之名，但本為官署，其主要職責據《唐六典•中書省》記載：“集賢院學士掌刊輯古今之經籍，以辨明邦國之大典，而備顧問應對，凡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隱滯，則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籌策之可施于時，著述之可行之于代者，較其才藝，考其學術而申表之。”②是中央掌管刊輯、校理經籍，搜集圖書，承旨撰集文章的文化機構，但事實上又具有征遺逸、訪名士、議典則、辯國事，以濟治于當世的議政參政功能。其功能的多樣性特別是其官署職能，直接影響到賦文創作的主旨和情感傾向。如唐代杜靑《集賢院山池賦》通過對書院山池四季景象的描繪，體現出院中賢士心懷魏闕，悠游雅思，身處書院的適意。“圖書載暇，纓弁以序”，說明賢士們在校理經籍之暇，不僅可以讀書游宴、吟詠作文，還可以招賢論典、顧問應對，議論時政，干預天下。賦文結尾作者自然生發出對山中人不識此樂的嘲諷，表達出愿于此“賞無極”的感嘆，表現出對官方書院的認同和一種強烈的歸屬感。
與官辦書院相對的是私人書院。最早的私人書院賦是朱熹的《白鹿洞賦》：徑北原以東騖，陟李氏之崇岡。揆厥號之所繇，得頹址于榛荒。曰昔山人之處，至今永久而流芳。自升元之有土，始變塾而為庠。儼衣冠與弦誦，紛濟濟而洋洋。在叔季而且然，矧休明之景運。皇穆穆以當天，一軌文而來混。念敦篤于化原，乃搜剔乎遺遁。鳷黃卷以置郵，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雋髦而登進。迨繼照于咸平，又增修而罔倦。旋錫冕以華其歸，琛亦肯堂而詒孫。悵茂草于照寧，尚茲今其奚論。夫既啟余以堂壇，友又訂余以冊書。謂此前修之逸跡，復關我圣之宏模。亦既震于余衷，乃謀度而咨諏。尹悉心以綱紀，吏竭蹶而奔趨。士釋經而敦事，工殫巧而獻圖。曾日月之幾何，屹廈屋之渠渠。“李氏”指唐代李渤。朱熹在自注③中引陳舜俞《廬山記》云：“唐李渤字浚之，與兄)偕*白鹿洞，后為江州刺史。乃即洞創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為一時之勝。”可知白鹿洞原是李渤兄弟隱居讀書之處；按《廬山記》：“南唐升元中，因洞建學館，置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乃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為洞主，掌其教授。《江南野史》亦云。當時謂之‘白鹿國庠’。”至五代南唐升元年間，建學館，置田地，延洞主，始變私塾為“廬山國學”。白鹿洞書院此后累經興廢。至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經朱熹竭力倡導，又重建了白鹿洞書院。“鳷黃卷以置郵”，“黃卷”即詔敕，是皇帝頒發的命令；“郵”是古代傳遞文書的驛站。按《國朝會要》：“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乞以九經賜白鹿洞。詔從其請，仍驛送之。”“九經”是九部儒家經典的合稱，朱熹曾“奏乞賜書院敕額及《九經》注疏”﹙王懋?《朱子年譜》﹚。賦文敘寫白鹿洞書院歷史，清晰地體現出書院民間承辦，官府相助的形態。書院最先由富室、望族或學者籌款興建，或置學田收租以充經費，從性質上講，屬民辦的學館，從功能上說，屬私人聚徒傳授、開引地方士民的教學機構。但書院在發展過程中又往往受經濟和政治限制，因而對朝廷和官府具有依附性，因為朝廷賜敕額、書籍，委派教官，調撥田畝和經費等，書院逐步呈現出官學化色彩。書院的官化色彩在書院賦中十分明顯，如李夢陽《河中書院賦》序文陳說諫官呂氏欲廢廟建書院，先“以問其守”，又“程問之校”；賦文贊美諫官呂氏“知教之本”，斥廟之愚妄，“巡守忘廢歇，明堂載黜”，主持創建河中書院，體現出朝廷官員在書院創建中的重要作用。#p#分頁標題#e#
書院是“新生于唐代的中國士人的文化教育組織”①，自宋代始，理學傳播與書院教育聯系起來，許多理學大家充分利用書院的學術傳播功能，講學傳道，書院成為學術研究、自由講學、問難論辯的場所，并日漸成熟和完善為一種制度化的私學。因為理學的發展，再加上朝廷對書院的認可和資助，書院日益發展興盛，這就促進了宋代以來書院賦的興起。如宋代朱熹的《白麓洞賦》、方岳《白鹿洞賦》、王柏《宋文書院賦》、楊萬里《學林賦》、方回《石峽書院賦》；元代劉瞷《壽文堂賦》、任士林《寶麓賦》；明代李夢陽《河中書院賦》、胡纘宗《東湖書院賦》、唐龍《白鹿洞賦》、舒芬《白鹿洞賦》、廖道南《鳳山書院賦》、陸綰《思賢書院賦》、孟思《東山書院賦》、江躌《東山書院賦》等。從這些書院賦，我們可以看到書院賦創作與宋明理學的興起、發展及流派有著密切的關系。透過這些書院賦，我們可領略到儒家知識分子濃厚的學術意識和興教傳道的濟世情懷。
從元代開始，統治者對書院的師資任用、組織管理、教材乃至財政供給等各方面都加以控制，書院呈現出官學化趨勢。明代中葉，科舉與官學一體化，程朱理學定于一尊，成為士子們獵取功名和統治者牢籠人心的憑借。到清代，書院已經淪為科舉制度的附庸，書院中盛行考課括帖和八股文，反映到書院賦的創作，就是課士賦的興盛。關于這一點，許結先生的《論清代書院與辭賦創作》②有詳細論述，可以參看。
儒家教育的主體地位與學堂賦的德育情結和道學情懷
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儒家思想占主導地位。“教育”一詞最早見于儒家經典《孟子•盡心上》：“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③認為得到天下英才對他們加以教育，這是君子“三樂”之一，而且這種快樂要遠遠高于“王天下”之樂，這就說明儒家對英才與教育的重視。所謂教，《說文解字》釋作“上所施下所效”，即教的方法是上行下效；育，“養子使作善也”，也就是說教育的目的不只是為了傳授知識或技能，而是重在德，即使之“善”。至于“善”的標準，自然取決于統治者即教育的授權者。漢武帝時，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認為“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提出“愿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④的建議。漢武帝接受建議，開設太學，立五經博士，專門講授儒家經典《詩》《書》《禮》《易》《春秋》，為以后歷代封建王朝制定了“獨尊儒術”的政教政策。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以“仁”為核心和最高道德標準，對中國教育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儒家提倡德政和禮治，強調道德感化?！睹献印吩唬?ldquo;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反映到學校賦中，是浸潤其中的深厚的德育情結和道學情懷。如周存《觀太學射堂賦》寫太學觀射，“射”是太學教學六藝之一?！抖Y記•射義》云：“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后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可知射禮并非單純的射擊競技運動，而是注重通過“射”的儀式，表現射者禮讓、莊重、謙和的德行，強調通過“射”這一種技藝使人產生道德自省。可以說，太學射藝是華夏先民寓德于射、寓教于射的道德實踐方式。因此，賦文曰：“非取善于主皮，蓋繹心而正已”，不苛求發矢中的，而重在觀射者之德行，“射宮觀美，莫不比乎禮樂，和其容止，將申明于德行，必審固夫弓矢，皇家之闡化也。”強調以射取士是“國之恒規，而擇賢之盛事”，并進行曩今對比說明射之重德是社會發展形式使然，過去征戰不息、崇尚武力，因而射術注重“訓人以知戰”，當今四海無虞、天下一統，因而注重以射立德。這不僅是因時合宜的變革，而且能達到德化天下的效果：“彩侯不張而遠國來屬，貢士不習而盛德必敦。”“故夫五帝殊儀，三王異禮。咸登太和與至理，莫不雍雍而濟濟。是知崇樂非鐘鼓之器，立德為正鵠之體也。”認為習射與習樂一樣，不注重鐘鼓、箭術本身，而只是修養和立世的工具，因而賦文對歷代重德育給予了極高肯定和頌揚。
儒家強調師德風范，《禮記•學記》云：“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學。”①孔子提出：“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的為師標準；漢代董仲舒提出“獨崇儒術”的文教政策，認為“善為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齊時早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勞而身大成。”②學堂賦也體現出對師德的重視。如戴表元《君子軒銘》：君子軒是秦張+授徒之室。其岳父蜀牟先生為其室命名，取意于《孟子•盡心上》：“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材﹚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③認為君子教育人的方式有五種：像及時雨一樣滋潤化育；成全其品德；培養才能；解答疑問；以學識風范感化使之成為私淑弟子。賦文贊揚古君子風范，高度肯定賢師素王和鄒公孟子在教育史上的崇高地位和杰出貢獻，并由此提出對女婿為師的殷切期望：“逆拂順磨，明滋陰潤”，從師者角度強調德識感化的重要性。“莫尊匪禮，莫善匪文。咨爾君子，各敬其身”則從學生角度強調遵循師教，以德潤身，反省端正自身的必要性。陸綰《思賢書院賦》④敘陸贄忠言極諫，拯救唐朝于危亡之際，感嘆其在當時黑白巔倒的現實下，狷直難容的遭遇，書院以“思賢”為名，對其“上不負一天子”“一不負所學”的衷忠給予了極大的推崇，認為其千古芳魂將潤澤青衿、照耀邦人，體現出對德的推崇。
自孔子始，儒家知識分子就以“道”自任，韓愈在《原道》中提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的儒家傳道系統，主張排斥佛老，恢復三代以來儒學的真精神。朱熹更是高舉道德理性旗幟，提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⑤的心性理論，主張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窮理盡性，為恢復與發揚儒家精神，以畢生精力提倡書院教育。他批判科舉以利欲噬學，認為游學于官學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為事，至于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有聞也，豈是國家所為立學教人之本意哉？”⑥其《白鹿洞賦》云：“請姑誦其昔聞，庶有開于時習。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莘賊之所懷，謹巷顏之攸執。”表明書院的辦學宗旨在教人為學，開于時習。所云“明誠”、“敬義”既是其道學主張，也是他辦學宗旨，這種崇儒重德的理論和作法對中國古代書院有著重大的影響。朱熹《白鹿洞賦》一經傳出，即被廣為誦唱，歷代名流紛紛追仿和創作，清陳元龍所輯《歷代賦匯》所錄六篇《白鹿洞賦》，除朱熹外，宋代方岳，明代林俊、祁順、舒芬、唐龍所作之賦都標注“次晦翁韻”。朱熹道學及其創學之舉成為以后眾多書院賦吟詠感嘆的標的。如方岳《白鹿洞賦》寫自己日夕沉繞于書院，“朝余樂兮紫陽，夕余夢兮朱塘。訊風泉與云壑，勞降騋而陟岡。慨夫子其未遠，寧吾道之易荒。言瑯瑯以猶在，將彌久而彌芳。”感傷道學易荒，物是人非，迷漫著一股濃烈的感傷情調。方回在《石峽書院賦》中批判科舉導致人心世道之不古：噫！近世之不古兮，薻名場之?網。科舉之壞人心兮，競區區之得喪。厲夜生子而取火兮，幼嘗視以無誑。以干祿為始教兮，將終身其奚仗。天或者惡其然兮，斯革弊而矯枉。無所為而為學兮，真儒庶其可訪。聲乃心于希瑟兮，盤厥躬于陋巷。顏曾固何必仕兮，勝齊魯之卿相。或塾居而授書兮，或野蕓而植杖。君子衎盎以潤身兮，小人給夫一餉?；?鋒而牛犢兮，息薺?之鷸蚌。春豳酒以介眉壽兮，豈太平之無象。嬰更徽而弗予蛻兮，言及茲而?顙。予固將引而去之兮，疇敢卜鄰于思曠。#p#分頁標題#e#
“厲夜生子”語出《莊子•天地篇》：“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丑人半夜里生下兒子，趕緊取火照看，唯恐像了自己。這里顯然是比喻父親得子便寄予極高期望，生動展現了世人熱衷于科舉利祿的急切心情?？婆e在宋代非常盛行，不僅統治者倡導，許多家庭也以科舉為家族振興的途徑，熱衷于科舉：“為父兄者，以其子弟不文為咎；為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①。賦文所云“以干祿為始教兮，將終身其奚仗”，“干祿”即追求祿位、追求功名，批判科舉導致士人以仕進為目的，腐蝕人心，危害社會。作者標榜素以德行著稱的顏回和曾參，推崇“無所為而為學”，對歷史上不以仕進為意，獨善其身的君子儒表示出由衷的崇敬。這顯然也就是朱子所推崇的成人之道。明代胡居仁的《碧峰書院賦》也表現出對圣道的憂慮，并提出主敬存心、窮理致知、躬踐其實的道學主張。
在中國古代社會儒家思想居教育主體地位，受之影響，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往往表現出濃厚的涉世精神，關注現實，以道自任，這就使古代以學校題材的賦文在內容上多敘歷代政教、考學校盛衰、論斯文振興，表現出深厚的道學情懷和德育情結。
本文作者：易永姣 單位：湖南城市學院文學院 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