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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文化范文1
關鍵詞：文化背景；制度選擇與變遷；工業化模式；私人教育投入
中圖分類號：F06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8)05－0048－07
一、文化、制度與發展的差異
――經濟、歷史和制度分析視角的傳統解釋
在當代世界，與歐洲和美國同為基督教文化圈的拉美在現代的發展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相應的，儒家文明本來是作為人類農業文明和封建文明的代名詞，從的時候就已經被徹底的遺棄，被認為是中國落后的根源，但儒家文化圈中的中國和亞洲四小龍在當代世界卻成為世界最有活力的國家。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發展的巨大差異?
傳統上我們往往認為是制度、殖民主義的掠奪以及自然資源稟賦等因素貽誤了拉美經濟。一般的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認為拉美之所以貧困，是與殖民主義長期的掠奪分不開的。但歷史上的殖民地并不只是拉美，亞洲的韓國、馬來西亞、印度等很多國家都曾經是殖民地，卻一樣在發展上取得巨大成就，看來單純的這個解釋行不通。
另外部分專家認為，拉美缺少經濟發展所必備的自然資源，而且人口的增長過快導致了資源的相對匱乏，這是貧困的一個根源。但事實上，拉美各國都是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而東亞恰恰是資源匱乏的國家，這樣說來貧困的應該是東亞，不是拉美?？磥磉@個解釋也是行不通的。
還有些專家提出，“拉美沒有象亞洲那樣利用勞動力和自然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充分發揮勞動密集型產業是一個根本原因，也就是說拉美選擇了錯誤的工業化發展模式。但為何這些國家在勞動力和自然資源極為豐富的情況下選擇了一條完全不同于亞洲的工業化道路呢?難道落后僅僅是因為道路選擇的錯誤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這種錯誤的選擇是純粹的偶然還是歷史決定的必然?
近來很多制度經濟學家認為拉美和非洲國家沒有建立起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制度基礎，或者建立了“錯誤的制度”。然而在絕大多數不發達的國家，從廣大的非洲到拉美，并不缺少經濟學家所認為的這種“合理的”私有產權制度安排，但卻依然貧困。因此單純的制度分析仍然不能解釋經濟發展出現巨大差異的現象。而且進一步來說即使是制度導致的發展結果的迥異，但不同的國家為何會演變出不同的制度呢?
現在看來，這些因素都不足以解釋拉美和非洲的停滯不前。在制度、歷史、資源、經濟要素之外還有什么因素決定發展的結果呢?
制度的不同選擇影響了經濟的效率和發展的水平，而文化的背景則影響人們對制度的選擇，并進而影響發展的水平。阿夫納?格雷夫認為文化影響制度的發展，如果將文化因素納入社會制度之中，則文化是制度持久存在的機制。文化的背景和不同文明間的差異所產生的對于制度變遷、資本和勞動力資源形成的根本性影響是造成這種結果的本質原因。
但一些專家認為文化對發展毫無意義，他們指出：“問題在于，這些國家和地區(東亞)長期以來就一直在儒家文化的濡染之下，但為什么它們并沒有在16世紀、17世紀率先實現現代化和經濟發展?為什么中國古代有著高度的文明，卻沒有產生現代科學技術，即所謂的‘李約瑟之謎’，歸根到底是因為中國文明仍然是一種農業文明，不具備產生工業文明的條件”。
但這個觀點本身就有很大的問題。首先西方在進入資本主義之前同樣是在其過去的農業文明的背景下產生的現代科學技術，也就是說肯定是先有的現代科技，才有的后來的工業文明，因此現代科技肯定是在現代工業文明前，也就是農業文明背景下產生的。因此指責儒家文明是農業文明，不具備產生現代科技的條件也是毫無根據的。
進一步，我們說東亞的奇跡和中國的發展根本來說是儒家文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所產生的對經濟發展的獨特的促進作用產生的。也就是說我們討論的是在現代社會，儒家文化對于落后國家采用市場經濟模式并通過實現工業化追趕發達國家方面是否有根本性的影響；而不是強調儒家文化本身是否可以率先產生現代科學與工業，是否可以產生現代工業文明。這點非常重要，如果不界定，我們研究文化與發展的關系就毫無意義。
因此，很可能是儒家文化的影響使得亞洲獲得了發展的奇跡，而拉美的發展滯后可能主要受歐洲文化的影響。但這又帶來另一個問題――歐洲文化同樣影響美國，為什么美國高度發達?
雖然拉美也屬于基督教亞文化圈，但拉美的伊比利亞天主教文化與馬克斯?韋伯所頌揚的新教有很大差異――新教倡導惜時、節儉、盡職、勤奮、自律和刻苦工作的倫理觀念，告誡人們應該把積累起來的財富用于創造更多的財富。而拉美的伊比利亞天主教文化則更多地強調運氣、英雄主義、地位和身份，缺少對工商業及其所依賴的道德品格應有的尊重。這種文化差異可能是美國和拉美發展差異的一個原因。
二、文化與制度的界定
關于文化的概念很多，可以說是最復雜的一個概念。1952年，美國學者柯羅伯和克拉克洪在對文化的概念和定義所進行的回顧中，僅從英國和美國就整理出160多個不同的文化概念。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文化的定義是最具有概括性的：文化在今天應被視為一個社會和集團的精神和物質、知識和情感的所有與眾不同顯著特色集合總體，除了藝術和文學，它還包括生活方式、人權、價值體系、傳統以及信仰。
綜合這些概念，我們一般把文化分為一般意義上的文化也就是廣義的文化和具體的文化，也就是狹義的文化。日本著名社會學家富永健一認為：“正如我們將社會區分為廣義的社會和狹義的社會那樣，有必要將文化也分為廣義的文化和狹義的文化。廣義的社會是與自然相對應的范疇；同樣，廣義的文化也是作為與自然相對應的范疇來使用的。也就是說，廣義的文化與廣義的社會的含意是相同的?！币虼艘话阋饬x上實際上也就是人的社會化，包括人所創造的一切社會化的東西，它是相對于人的自然性而言的。文化產生的根本性原因是人的社會性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上說文化與人類的社會性是重合的。
我們通常說的具體的文化往往是從民族和國家的角度出發定義文化――文化主要是指一個特定群體的價值觀，比如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文化反應了這個民族或國家對某個事物或從事某種生產活動習慣性的看法、生活方式、認同，這種看法或認同是長期的歷史沉淀的結果，具有普遍性。英國馬林駱夫斯基認為“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個民族的追求、品味和興趣”。
制度同樣是一個含義非常豐富的名詞，一般人認為制度主要是一種社會規范，比如國家制度、法律體系、意識形態、社會規范以及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等。制度實際上就是個人或社會對有關的某些關系
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維習慣，制度包括習俗、慣例傳統與社會規范。從對制度的定義來看，制度往往會分為以成文形式存在的正式制度，比如法律以及非成文形式存在的非正式制度，比如社會規范、價值觀念等。由于制度的各個組成部分既有人文的屬性也有社會屬性，也就出現了在經濟學中將制度作為規則和合約研究以及在其它社會科學中將制度作為文化來研究兩種視角。
制度與文化的關系如果從一般意義上的文化定義來說，制度無論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都是人的社會化的一個方面，因而也就是文化的一部分，制度與文化并不是并列的兩個概念。
但由于廣義的文化是個幾乎無所不包的概念，我們研究所涉及的社會的任何一個方面都可以說是文化，這樣研究文化的意義也就不存在了，因此我們這里研究的文化是具體的文化?！拔幕且环N顯示不同社會特定的生活方式。文化包括行為模式，或稱行為準則，即規定了哪些行為是合適的、正常的、符合道德規范的。這種后天學到的行為模式是與社會中其他成員共同遵守的?！睆倪@個定義中可以看出，具體的文化本身就代表一種社會規范，是一種非正式的制度?？梢娋唧w的文化和非正式制度又是同一個范疇，文化在具體意義上又是制度的一部分。因此我們通常說的制度與文化的關系應該是具體的文化與正式制度的關系。
文化背景的不同影響了人們對正式制度的不同的看法，進而影響了人們對于制度的選擇和改良的方式，這就帶來了制度的演進的差異，并進一步影響社會發展，帶來發展的差異。凡勃倫認為，在經濟與社會制度變遷的背后，是人們的思想習慣的演變，制度既是思想習慣發展的結果又隨思想習慣的改變而演進。諾思也將一個社會的文化傳統和行動者的價值觀體現在他的主觀選擇模型中，進而影響到制度變遷的具體路線。
三、文化、制度與發展
(一)文化對資本形成、制度演進以及經濟發展的作用
無論哪一種解釋都同意：拉美經濟之所以停滯不前是因為沒有像亞洲那樣形成經濟發展所必需的資本和較高素質的勞動力資源。這點是最根本的，因為無論哪一個經濟體在發展初期的一個典型的資源結構是資本和高素質勞動力資源的嚴重匱乏。但既然都是采用的幾乎完全相同的市場經濟模式和發展道路，為什么非洲和拉美沒有象亞洲那樣形成有效的資本和勞動力資源呢?
1、儒家文化的節儉傳統通過影響儲蓄率從而對資本的形成產生重要的影響。
我們知道，資本形成的其中一個最為重要的因素是儲蓄的水平，儲蓄可以最終通過投資轉化為資本，因此儲蓄率達到一定的程度是經濟騰飛的一個最重要的前提。東亞國家普遍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在儒家的傳統中，勤儉節約是一個根本的美德，而且為子孫后代留筆財富也是東亞文化的傳統。因此，在經濟發展的初期，東亞各個國家的儲蓄率普遍比較高，進而轉化為比拉美和非洲高得多的投資率。在20世紀80年代，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中國的大陸都保持著高達40％以上的儲蓄率，日本在戰后發展的初期也大體是這個水平，這種極高的儲蓄率帶來的是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投資率。即使今天中國的儲蓄率仍然是國內收入的40％以上，大約是印度的3倍。較高的儲蓄率使東亞和中國發展的早期減少了對外來資本的依賴，從而沒有較重的外債負擔。較低的儲蓄率和資本的充足以及由此帶來的財富的增加讓東亞各國不斷放松市場和貿易管制，形成自由開放的經濟發展模式與制度，這進一步促進了經濟高效率的增長。
而拉美主要受歐洲殖民主義文化和其土著原始文化的影響。歐洲文化的傳統一般比較重視消費。阿根廷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指出：拉美缺乏儉樸精神，存在一個特權消費階層!。拉美的這種文化遺產導致這些國家儲蓄率偏低，20世紀80年代初大部分國家只有22％左右，僅僅為東亞的一半。極低的儲蓄與投資率使得拉美和非洲無法形成發展所必需的有效資本，資本主要依賴外債，而沉重的外債引發的經濟危機使儲蓄率進一步降至16％－17％，從而陷入發展的惡性循環。較低的儲蓄率和資本的缺乏讓拉美各國普遍形成了嚴格的市場和貿易管制制度，進一步降低了經濟增長的效率。
2、儒家文化的“勤勞”傳統，對農業的重視使得東亞各國農業生產率率先得到提高，為工業化發展提供了必備的市場和國內資本來源，同時農村剩余勞動力得以順利轉移。
儒家文化傳統中吃苦耐勞的重要傳統，不僅對經濟早期發展做出重要貢獻，也同樣影響農業生產率提高的模式：東亞主要通過追加勞動增加生產率，而拉美主要通過追加資本投入增加生產率。儒家文化倡導的勤儉使得農業生產率在資本投入較低，僅依靠勞動增加的情況下仍然得到了極大的提高；農業生產的增加減少了購買糧食的負擔，同時減少了外債的壓力，使得東亞各國可以把資本更多的應用到工業發展中；這種農業模式不僅安置了大量的勞動力，農民收入的提高為工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市場；同時，東亞各國普遍實行的工農業價格“剪刀差”讓大量的農業剩余資本得以向工業部門轉移，從而為工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另一個重要的國內資本來源。
同時在儒家文化傳統上土地平均化往往是政府取悅于民、維持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措施，這樣東亞各個國家在戰后普遍進行了有效的，以便“耕者有其田”，土地的改革以及文化中強調自己積累進行投資，并強調勞動投入的農業發展模式使得東亞各國的勞動積極性普遍有了極大的提高，并進而形成一種普遍接受的社會制度，至今仍然是中國以及東亞其它國家農業的基本模式。
相對來說，拉美普遍不重視體力勞動，使得拉美農業生產率的提高主要通過資本的投入并采用規?；霓r業發展模式，減少了可用于工業發展的資本。農場是主要的生產方式，土地越來越集中。規?；霓r業生產吸收大量本可以用于工業發展的資本，同時也無法安置大量的勞動力。在巴西，土地制度的最大特點是土地高度集中。據統計，巴西占地1000公頃以上的農戶僅占農戶總數的1％，但它們卻占有全國45.1％的土地面積；占地10公頃以下的農戶數占總農戶數的49.7％，但這部分農戶卻只占有2.3％的土地面積。
(二)文化、制度與勞動力資本的形成
經濟發展的另一個前提是具備充足的，高素質的勞動力資源，西方國家稱之為“勞動力資本”，不同的文明中對教育的看法和價值觀念對勞動力資本的形成和順利轉移具有重要意義，而且教育的投入對于增長的貢獻有顯著的作用。
顯然，儒家文化傳統下的東亞國家更重視教育，從而促進了東亞國家勞動力素質的極大提高。從教育經費占GNP的比重來看，主要的東亞國家和拉美國家基本保持了相同的教育投入水平，部分拉美國家甚至比亞洲還高。單純的從這點來說，很難說拉美國家不重視教育。但教育投入的方式決定了教育的效果，亞洲主要是私人投入，而拉美主要是政府投入。通過對不同的發展中國家回歸分析的結果表明私人教育投資收益率比社會教育投資收益率高很多。一些研究韓國和東亞發展模式的學者在論及東亞的教育成就時認為，成就的取得在相當程度上是儒教影響的結果。韓國學生讀書的費用主要由家庭負擔，中國大體也是這個情況：在義務教育期間，盡管中國存在非常不合理的教育亂收費，但重視教育的傳
統仍然讓中國家庭收入的相當部分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上，在1995年的時候，中國的小學入學率就已經幾乎達到100％，中學入學率也達到75％。
家庭對教育重視的后果是隨著工業化的發展，高素質的勞動力得以順利的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轉移。同時，較豐富的高層次人才使得這些國家更易于接受西方現代管理理念和技術；教育水平的提高為參與國際化和經濟的全球一體化的發展提供了人才的前提，東亞國家有著比拉美和非洲更多的熟悉國際經營背景的人才，促進了這些國家外向型經濟的快速發展，從而形成一種不同于拉美的發展模式和制度。
在拉美，盡管政府同樣把國內收入的相當部分用于教育，但普通的民眾仍然缺乏對教育的重視，拉美國家在家庭對教育的投入上與東亞和中國有明顯差距。家庭對于教育的投入比較低，結果是帶來了較高的輟學率和留級率，教育效率大大降低。同時教育水平偏低所帶來的直接后果是這些國家雖然也產生了大量的剩余農業勞動力，但由于無法適應工業化對勞動者素質和技能的要求，因而無法順利的向工業部門轉移。
(三)文化、工業發展模式的選擇以及勞動力轉移視角的經濟發展
我們注意到成功的經濟體在經濟發展和工業化的早期主要是以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比如早期的日本、東亞“四小龍”的發展都是在工業化的初期首先采用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發展模式；相反失敗的經濟體往往在工業化的初期就采用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發展模式，比如拉美國家。對此我們傳統的研究已經有比較成熟的論證和論據來說明這點了，但問題是究竟什么因素讓東亞選擇了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而讓拉美選擇了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呢?
傳統的研究主要注意到了一些經濟因素對于這種選擇的影響，比如工業發展投資的主體以及資本的來源主要是本國還是外國資本：東亞早期的發展在資本來源上主要強調自己積累，而拉美早期的發展主要依賴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但問題是為何拉美在發展的早期不像亞洲那樣強調自己積累，亞洲在發展的早期又為何如此強調自己積累而不是像拉美那樣直接由外國投資主導呢?
東亞的文化傳統讓東亞各國在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上更有優勢，因而東亞國家利用這種文化傳統首先發展的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無論是早期的日本還是后來中國大陸和“四小龍”的早期產業模式都是勞動密集型的。這樣在西方產業升級的時候，勞動密集型資本加速從發達國家向東亞發展中國家進行轉移，東亞很快成為全球制造產業鏈的一部分。比如，日本在工業化初期利用傳統文化對于勞動的重視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工業，為農村剩余勞動力順利轉移創造條件。在日本工業吸收的勞動力的總數中，由勞動替代資本的創新吸收的勞動力所占比重為80％，而由資本積累吸收的勞動力所占的比重僅為20％。韓國和中國臺灣在經濟起飛的初期也都實行了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重點的工業發展戰略。
制度文化范文2
為進一步確保工作的推進，通過討論決定，
特制定文化館考勤與請假制度。
1、全館人員實行上班考勤制度，上班時間應按時簽到，上午8：30—12：00，下午2：30—6：00，超過時間20分鐘停止簽到，每月遲到3次以上按每次5元扣除，由辦公室人員逐月統計，做到不遲到不早退。
2、考勤簿由辦公室人員負責準備，值日員必須在規定的上班時間準備好當日考勤，而后由辦公室收好逐月移交，并于每月底統計好出勤情況，在下月公布。凡曠工者扣出當天基本工資和年終資金，除特殊情況外。
3、全館人員實行輪流值班考勤，值日員負責夾好當天的報紙和檢查當天室內外環境衛生，處理來電、來訪和當日的一切正常事務。
4、上班時間因短時外出，必須與值日員打招呼，以便及時聯系，凡因工作聯系不上和當天電話出現沒人接現象，一切責任由值日員負責。
5、因事請假半天以上必須經領導同意，三天以上須辦理書面請假手續，經領導批準后方可休假，未經領導同意，一律作曠工處理。
制度文化范文3
一、考核對象
參與全場廉政文化建設創建活動的機關各部室、各基層單位。
二、考核內容
（一）領導重視程度（15%）
成立創建工作領導小組；建立聯席會議制度，按期召開協調會議；制定實施意見或工作計劃；分解工作任務，目標明確；細化活動方案，工作開展有特色；落實活動經費，有一定的經費投入酌情加分。
（二）活動開展情況（分別占70%）
廉政文化進機關。主要圍繞“六個一”開展活動。年內建一處廉政文化景觀，營造機關勤政廉潔環境；開展廉政讀書活動，組織機關黨員干部、工作人員開展廉政文化研討，撰寫廉政政研文章和學習心得；在辦公場所懸掛廉政文化圖板，設置廉政提醒標志，渲染廉政文化氛圍；制作廉政文化宣傳櫥窗，定期更換內容；組織機關全體工作人員上廉政黨課，觀看廉政警示教育片。
廉政文化進基層。制訂符合本單位實際的廉政文化活動計劃；組織黨員、職工群眾開展以“廉潔經營”為主題的廉政文化教育活動；設立廉政書報專柜和廉政宣傳影視角；制作廉政宣傳櫥窗；設立廉政警示欄；開展以廉政文化為主題的具有單位特色的系列活動。
廉政文化進家庭。傳達廉政文化信息，反饋廉政文化活動情況，發送家庭廉潔倡議書，積極營造“父母教育兒女，妻子提醒丈夫，丈夫引導妻子”的家庭廉潔氛圍；召開家庭助廉座談會，交流家庭助廉的經驗體會；建立黨員干部家庭助廉聯系點，組織家庭觀看反腐倡廉典型宣傳和警示教育片；開展以“家庭助廉”為主題的家庭守廉、倡廉、助廉活動。
（三）效果評價（15%）
職工群眾對廉政文化建設的滿意度不得低于90%，每升降一個百分點增減1分；職工群眾反映黨員干部廉潔自律方面存在問題的舉報，一經查實的，有一件扣5分；黨員干部中出現違紀違法案件受到查處的，有一件扣10分。
三、考核辦法
采取聽匯報、查臺帳、看現場和自我測評、組織考核、群眾測評相結合的百分制考核辦法進行。
制度文化范文4
論文摘要:道德制度文化作為一個子系統對整個道德文化的建設意義重大，道德制度文化作為道德制度的文化形態，理所當然離不開對道德制度的考察，文章就我國當前道德制度文化建設所面臨的問題及對策進行了初步的探討。
人生活在社會中，是社會性動物，人創造了社會關系，但又不得不受社會關系的制約。由于人們的生產活動只有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才能進行，社會關系成為人們的實踐得以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于是，人們就用自己在實踐中形成的觀念和范疇對自己所面臨的社會關系進行理解、把握、組織和安排，揚棄其純粹的客觀性，使自在之物變成為我之物。揚棄社會關系中那些對主體來說不那么適應的隨意性、不確定性和不合理性，將人們認為合理的社會關系及利益關系固定化、秩序化，使之具有某種穩定的形式和結構，于是制度就應運而生了。道德制度的產生同樣如此，“正確理解的個人利益是整個道德的基礎”，①道德制度是利益博弈的產物和維護利益秩序的工具。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血緣社會向契約社會的轉變，社會關系的擴張和利益沖突的凸顯，道德調整對象的范圍呈迅速擴張之勢，道德制度亦應與之相適應。單純的德性倫理已越來越顯示出其局限性和疲態，道德制度的價值得以彰顯。中外歷史表明，人類文明的進程中伴隨著道德制度演進、發展和完善，道德制度的完善和繁榮成為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在現代國家中，越來越多的道德規范被納入到社會的法律規則體系中，越是文明發達、法制完善健全的國家，其法律中所體現的道德規范便越多?？梢姡赖轮贫茸鳛橐环N文化現象對道德建設的關鍵作用。在社會轉型時期，對于我們這樣一個有著深厚道德文化傳統的國家來說，道德制度文化的建設就尤為重要了。
一、道德制度文化
文化是人類群體或社會的共享成果，這些共享成果不僅僅包括價值觀、語言、知識，而且包括物質對象。文化作為一個復雜整體系統，包括了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個子系統。換言之，文化結構是由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組成的。制度文化作為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既是精神文化的產物，又是物質文化的工具。它一方面構成了人類行為的習慣和規范，另一方面也制約或主導了精神文化與物質文化的變遷。制度文化的核心是作為精神文化的價值觀念。
制度文化不同于制度，典章制度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人類在社會實踐中形成的一整套系統規范。制度文化是將制度本身當作文化現象加以考察。制度文化主要用文化學的方法對制度加以分析和解釋，制度文化作為文化的制度層面比制度具有更加濃厚的文化色彩，更加偏重于強調制度的文化層面與規則層面的內在一致性，即強調制度的價值觀念、道德倫理、思想意識與制度、規范、規則、習慣的內在一致性。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制度文化把制度與文化看成是一個統一的整體。
作為文化的一個分支的道德文化，相應也包括道德物質文化、道德制度文化、道德精神文化三個子系統，道德制度文化即道德制度的文化形態。道德制度文化呈現為三種形式:明示的制度文化，如規章、守則、公約、須知、誓詞、保證、家訓、家規等;默示的制度文化，如規范化、模式化、程序化的行為、習慣等;隱性的制度文化，這主要是人們長期心理積淀形成的關于道德制度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
二、道德制度文化的重要性
道德文化是包含道德物質文化、道德制度文化和道德精神文化的有機生態體系，三者互為倚重、缺一不可。道德物質文化是道德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基礎，只有在肥沃的道德物質文化土壤上，才能結出豐碩的道德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之果。道德精神文化是時代精神的積淀，是道德物質文化和制度文化得以產生的價值理念。道德制度文化是道德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得以產生和延續的保障。道德制度文化在道德精神文化的精神關照下對道德物質文化的反映，肩負著實現某種倫理要求，協調和整合社會成員的價值趨向與行為方式的任務。道德問題的最終解決，理想信念和價值觀念的真正確立，都必須以現實社會中制度對各種利益的合理解決為前提，道德制度文化的優劣對道德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設具有強大的反作用。總之，作為道德文化必要組成部分之一的道德制度文化不可或缺。
道德制度文化對倫理環境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倫理環境決定著人們道德人格的養成、道德踐行的價值取向和社會道德秩序的遵守。道德制度文化通過制度的合理安排使各種復雜的社會利益關系得到解決，使道德制度所蘊涵的倫理精神在每個人的心中打上烙印，這是社會道德建設的前提和基礎。倫理環境的內容由幾方面構成:一是由專門機關正式頒布的政策、法規、條例和非正式頒布的管理規章、社會公約等所構成的制度體系體現出來的。二是把一定社會的倫理原則和道德要求提升為制度乃至法律的規定，以強制性的力量保證社會成員對道德規范的共同遵守。三是人們長久以來對道德制度體系所蘊涵倫理精神的心理積淀。這幾方面內容均通過道德制度文化的形式表現出來。
道德制度文化對人的德性的培養意義重大。道德制度文化借助其所包含的明示、默示的制度和關于道德制度的意識、價值觀念等發揮對德性的養成作用。從外顯方面，道德制度通過其凝聚、演示、調節、規范等功能使群體、組織的社會活動從無規則、不穩定、不嚴謹的形式向有規則、穩定、嚴謹的形式轉化，將人們的行為方式從隨意盲目的、個體的、分散的行為轉變為有目的的、整體的、協調的行為，德行得以保證，而德行是德性的源泉之一。從內顯方面，借助道德制度文化所隱含的倫理精神和價值意義整合人們的行為，更新人們的精神面貌。通過對制度中“道”的理解、認同、踐履而有所“得”，德性得以根植于社會成員的靈魂。
三、我國當前道德制度文化建設面臨的困境
我國歷史上的道德制度文化非常豐富，兩千多年超穩定的封建社會結構及封建倫理道德體系，道德制度文化的作用功不可沒。歷史上眾多的綱常倫序、鄉約民俗、家訓家規等組成了一個龐大的等級森嚴、層次完備的道德制度體系，維系著封建制度及其統治下的人倫關系。經過兩千多年的錘煉和心理積淀，無形的道德制度、法則、意識、價值觀念等在人們心中的影響更為深重和久遠。道德制度文化鞏固了超穩定的社會制度，長期穩定的社會制度又是道德制度文化的延續和生長的土壤，二者相互促進。
當前，我國正面臨著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現代社會道德與傳統道德具有不同的特點?！皞鹘y社會的道德特征在于其封閉自守、單向一統、自然等級觀念和心性倫理傾向。而現代社會的道德特點則首要地在于它的開放多元、豐富交往、理性秩序和普遍可操作性秩序。其中，理性與秩序是現代社會道德的核心和現代社會的道德合理性基礎”。②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發育、確立和完善，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變，封閉半封閉的社會向開放社會的轉變，社會關系中家族式、宗法式關系逐步被打破，身份制關系開始向契約制關系轉變。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本身發展這一系列根本性的轉變，道德進步必然獲得新的形式，道德建設理應有新的突破。由于制度的剛性特點，我國豐富的道德制度文化一方面為當前的道德制度現代化提供了寶貴的遺產，另一方面又為道德制度現代化設置了重重障礙。當前我國的道德制度建設面對一系列危機:
(一)道德制度化水平危機
由于我國當前的經濟轉型、體制轉軌，使社會在短期內，在各個方面都發生急劇變化，社會關系整合與協調趨勢的加劇，相應要求作為社會關系反映的社會道德制度的整合與更新。當前相對于社會迅速發展對道德制度化的高水平要求出現了道德制度化水平危機。尤其是市場經濟中出現的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都需要有相應的道德制度予以規范，無規可循必然會導致思想和行為的混亂。
(二)道德制度化結構危機
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我國社會道德體系長期的城鄉二元化板塊結構造成城鄉道德系統失衡。在現代社會，相比于異常落后的廣大農村，作為經濟、政治、文化中心的城市的現代道德轉型進程自然要快得多，城鄉二元結構的道德現狀必然造成道德制度生長的城鄉二元結構;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大眾文化急劇膨脹，伴隨價值取向多元化的是主流道德文化的缺失，道德生態系統的失衡必然造成道德制度建設的茫然和結構危機。如此狀況產生的道德制度建設的不平衡發展加大了社會整體道德提升的難度。
(三)道德制度化環境危機
道德制度具有客觀物質性，道德制度的成熟與完善取決于社會關系的穩定與成熟。我國社會正處于劇烈的變動時期，短期內社會關系難以理順，各種利益激蕩、價值分立，客觀上給道德制度建設造成了混亂、不穩定的環境，現代道德制度建設舉步維艱。
(四)道德制度化倫理精神危機
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加上日新月異的社會進步，造成了人們思想上、價值觀念上的混亂無序和變動不居。如此情況致使道德制度本身的正義性缺失統一的倫理精神依據。而“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③從某種意義上說，困惑現代人頭腦的人格分裂、造成社會道德“失范”的可能主要不在于個人的品德修養，而是制度倫理本身的正當性發生了問題或引起社會成員的懷疑乃至否定。由此，確立主流一統的時代倫理精神是我國當前道德制度建設的當務之急。
四、我國當前道德制度文化建設的對策
面對危機，如何應對?筆者認為，我國今后的道德制度文化建設應著重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一)倫理精神的轉型
一定的倫理精神是制度得以產生的觀念先導，是某種制度賴以產生的價值理念。每一個時代的制度，都主要是當時的包含倫理精神于其中的時代精神的體現。我國正在經歷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社會存在的改變，必然要打破原有的倫理價值觀念，代之以現代的倫理價值觀念?，F代倫理價值觀念的確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個過程的完成依賴于現代社會轉型的完成，是一個主客觀相統一的過程，不是主觀愿望的一相情愿。我們一方面要借助倫理精神推進道德制度建設進程;另一方面也要通過道德制度的力量推進倫理精神的確立。
(二)克服道德制度的缺位
倫理精神體系的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人們不可能等倫理精神體系完全確立以后才進行道德制度的設計。其實，社會變革是個系統工程，某些方面進展得快些，某些方面進展得慢些，有些轉型完成的較好，有些則是剛剛起步。要根據社會變革的具體情況，及時地跟進道德制度的設計甚至大膽地進行制度創新，不能使倫理精神因沒有相應的制度安排而無法體現和鞏固。我國就存在著一些體現時代進步、先進的倫理精神因得不到相應制度的支持而喪失其發展壯大機會的情況。
(三)轉變道德制度建設的錯位
我國的制度創新在實踐上和邏輯上均優先于民眾的觀念更新，并過分注重于道德制度對倫理精神的塑造過程，先有制度預設，讓人們去認同、服從制度，制度的制定不是以倫理價值觀念為中心、為指導，其后果必然是道德制度建設中的錯位。制度是人維護利益的工具，人不應該成為制度的俘虜。我們當然不可能等社會轉型完成、社會倫理精神成熟以后再進行制度安排，客觀反映時代進步，體現時代倫理價值的制度預設和制度創新非常必要。但制度的預設不能盲目隨意，應講求客觀合理性。我國當前存在著許多人為的、想當然的預設制度，它們不僅落后甚至和時代精神相悖，這些嚴重阻礙社會的轉型和時代倫理精神的確立，也是導致當前社會價值觀念混亂、人格分裂的一個重要原因。解決這些問題，應該成為我們當前道德制度建設的重點。
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必然要求傳統的道德制度文化向現代的道德制度文化轉變，這是一項長期、艱巨、復雜的綜合工程，面對機遇和挑戰，我們任重而道遠。沒有開放的胸懷、無畏的勇氣、非凡的智慧、開拓的精神、創新的膽魄就無法推進我國當前的道德制度文化建設。
注釋: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66
制度文化范文5
二、根據公司的戰略目標和戰略計劃的改變，定期對企業文化建設方案及其實施計劃進行修訂。
三、充分利用各種渠道，對公司各部門或子公司進行企業文化的宣導推廣。
四、定期對企業文化建設工作進行效果分析。
五、負責公司電子刊物模塊所需信息進行編輯，并對已的內容進行管理。
六、緊密聯系公司生產經營、改革發展的實際，編寫形勢任務宣講材料。
七、負責公司各宣傳陣地標語口號的編寫工作。
八、抓好對外宣傳報道，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
制度文化范文6
關鍵詞：文化距離 制度距離 文化服務出口 影響
文獻回顧
對文化貿易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是從國家間的文化相似角度來設置變量進行分析。Marvasti and Cantebery（2005）實證分析了美國電影出口的決定因素，結果發現語言、教育和宗教對出口有正的影響。Gabriel J. Felbermay & Farid Toubal（2009）利用一個流行于歐洲電視網的歌曲比賽得分數據，對兩個國家的文化相似性進行衡量，結論表明文化的相似性對兩國的貿易量影響十分顯著。Thierry Mayer等（2010）提出文化流動對文化貿易有正的顯著的影響，他們同時驗證了殖民關系、優惠貿易協定等因素對雙邊文化貿易的影響。
文化距離、制度距離在貿易流量實證研究中的應用。Liners（2006）指出，在不考慮制度因素的情況下，文化距離對國際貿易起阻礙作用。但當制度距離一定時，文化距離越大，國家之間的貿易量越大。Liners認為，由于兩國間制度上存在差異，與在國外直接投資生產銷售相比，企業更愿意以出口的方式服務國外市場。潘鎮（2006）實證檢驗了制度因素對雙邊貨物貿易流量的影響，結果發現，不良的制度因素會阻礙雙邊貿易的發展。曲如曉、韓麗麗（2010）的實證結果為國家間的文化距離越大，越不利于開展文化產品貿易。
在近幾年的實證研究中，主要集中在文化產品的影響因素上，較少涉及文化服務貿易影響因素的研究，有鑒于此，本文以中國文化服務出口為研究對象，重點考察文化距離、制度距離的影響程度。
文化服務范圍的界定
國際上使用最廣泛的文化服務分類有兩類：一類是《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的《國際服務貿易分類表》中對文化服務的界定，多用于各國間的貿易協定談判；另一類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的國際收支手冊（BOP）對文化服務的界定，主要用于各國政府制定統計資料。
為獲取數據方便，并力圖與各國政府的統計一致，本文采用第二類文化服務貿易的分類。在IMF的國際收支手冊中，對國際文化服務貿易有這樣的描述：居民與非居民之間有關個人、文化和娛樂服務交易。并可細分為以下兩類：一是聲像和有關服務，包括電影、收音機的節目、電視節目和音樂錄制品；二是其他文化和娛樂服務，包括與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其他文化、馬戲團等體育和娛樂有關的活動。
模型構建
（一）模型設計
本文使用引力模型進行分析。Tinbergen（1962）首先將其應用到國際貿易研究領域，Leamer（1974）等學者對引力模型中的解釋變量作了進一步拓展，逐步將優惠貿易協定、貿易壁壘、殖民關系、共同邊界、區域經濟組織、共同語言等變量加入到模型中，形成了一個包括國內總產出、人均產出、距離以及其他阻礙或推動貿易的變量在內的雙邊貿易流量模型。
本文將文化距離和制度距離引入引力模型中，來驗證中國與文化服務進口國之間的文化距離和制度距離對中國文化出口的影響。
（1）
其中，下角標c和i分別代表中國和貿易伙伴國，Cultradecit表示t時期中國對i國或地區的文化服務出口額；GDPct、GDPit分別代表t時期中國和i國或地區的GDP總量；gdpct、gdpit分別代表t時期中國和i國或地區的人均GDP；distanceci表示北京和i國或地區經濟中心之間的最近距離；RTAcit為虛擬變量，代表t年中國和i國或地區是否為同一自由貿易區成員，若是則取值為1，若否則取值為0；CDci代表中國與i國或地區的文化距離；IDcit代表t時期中國與i國或地區的制度距離。
（二）文化距離與制度距離
文化距離用來衡量一國與貿易伙伴國之間享有的相同或相似的標準和價值觀的程度。文化距離越小表示兩國間享有相同或相似的價值觀，彼此之間文化認可度高，會增加兩國間的各方面交流。而文化距離大則會減少兩國間的貿易。霍夫斯泰德（Hofstede，1980，2001）提出了文化的四個維度：權力距離，指社會群體內人際間的平等或不平等程度；不確定性規避，指對于確定性的偏好程度；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指個體或集體取向的程度；男性化與女性化，指男性與女性的相對影響力程度。學者M.Bond（1991）在此基礎上添加了第五個維度，即長期性傾向。
由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在計算文化距離時不包括第五個維度的指標。文化距離的計算采用Kogut & Singh（1988）的公式（Linders，2006），該公式被廣泛用于國際商務研究：。即文化距離為c（中國）、i（進口國）兩國第k個維度指標上的差的平方與所有國家在該維度指標的方差（Vk）之商的平均數。其中，Ick、Iik分別為中國和進口國在第k維度上的賦值，Vk為所有國家在第k維度上賦值的方差。
制度上的差異同樣對國際貿易造成影響。良好的制度環境減少了資源配置的扭曲和腐敗等發生，降低交易成本。而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將使得國際間的貿易容易發生摩擦和糾紛。制度指標采用Kaufmann等（2011）提出的管制指數。包括6項內容：聲音和責任，反映公民參與選舉的程度以及政府在履行管理職責過程中負責任的程度；政治穩定性，反映政府掌控、平息意外的暴亂和恐怖事件的能力；政府的效率，反映政府制定、實施政策和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監管質量，衡量政策實施的質量；法律規則，衡量公民對法律的信心以及遵守社會規則（如誠信）的程度；控制腐敗。
對于制度距離的計算同樣采用Kogut & Singh（1988）的公式：。即制度距離為c（中國）、i（進口國）兩國在t年第k個維度指標上差的平方與所有國家在t年該維度指標上的方差（Vkt）之商的平均數。其中，Ickt、Iikt分別為中國和進口國在t年第k維度上的指標，Vkt為所有國家在t年第k維度上指標的方差。
（三）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7-2010年中國與11個國家或地區的文化服務出口的面板數據為樣本進行實證分析。中國文化服務出口的國別數據來源于OECD數據庫；各國或地區的GDP和人均GDP數據來自世界銀行網站；兩國或地區經濟中心之間的距離采用world altas網站計算的飛行距離；RTA數據來源于WTO的統計；文化指標數據來源于霍夫斯泰德官方網站；制度指標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網站。
計量結果分析
本文對模型（1）的面板數據進行四次回歸分析（見表1）。在每一次回歸中，首先進行聚類穩健標準差的固定效應回歸，來判斷模型復合擾動項的方差主要來自個體效應的變動，進一步對模型作最小二乘虛擬變量（LSDV）回歸，結果大部分P值都等于0.000，即認為存在個體效應，而不應使用混合回歸。其次，對面板數據作隨機效應回歸，進一步作LM檢驗，結果P=0.0000，即認為隨機效應優于混合回歸。最后，在上述回歸結果基礎上進行豪斯曼檢驗，結果P=0.000，即認為應該使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本文所有的回歸都進行了以上程序的操作，結論均采用LSDV的回歸結果，本文使用stataSE12版本對面板數據進行回歸。
（一）傳統變量對中國文化服務出口的影響
1.中外兩國或地區的GDP總量。中國GDP的回歸系數為-265.784，而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與直覺相悖。一般來說，經濟的發展促使文化服務供給增多，中國居民對文化服務的需求更多，國內企業提供的文化服務優先被國內居民享用，因此，短期來看中國GDP的增加，對文化服務的出口有反作用。國外的GDP的回歸系數為1.829，并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隨著貿易對象國經濟總量的增長，對中國的文化服務的需求越來越多，這與直覺相符。
2.中外兩國或地區的人均GDP。中國人均GDP的回歸系數為274.347，并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與直覺相符。而貿易對象國或地區的人均GDP的回歸系數為-5.949，說明國外居民的購買力每增加1%，中國文化服務出口減少5.949%。這與直覺不符?？赡艿脑蚴?，經濟發達國家的居民可以通過互聯網實現享受中國的文化服務，這大大影響了該地區對中國文化服務的進口。
3.地理距離。其回歸系數為75.345，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與直覺不符。一般來說，各國提供的文化服務是異質性的，消費主要與服務本身有關，較少受運輸成本制約。而本文的研究對象都是距離中國較遠的發達國家。
4.與中國是否同為某一自貿區成員。回歸系數為112.359，在1%的水平上顯著，與直覺相符。說明同為自貿區成員的兩國間的文化交流和經貿往來頻繁，中國文化服務出口額自然就大。
（二）文化距離、制度距離對中國文化服務出口的影響
文化距離的回歸系數為1.944，并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文化距離越大，越利于中國文化服務的出口。這與預期不符。隨著中國在國際上影響力的增強，西方各國正在力圖了解中國的文化，這促進了音樂、戲劇、影視等出口到對中國文化陌生的國度，從而，文化距離越大，反而利于文化服務出口。
制度距離的回歸結果不顯著，說明文化服務出口與制度因素關系不大?？赡苁怯捎跇颖具x擇的偏差。本文的貿易對象國或地區均為OECD國家，這些國家的制度質量較類同，同中國的制度距離相近似。因此，對中國的文化服務出口影響不顯著。
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本文可得出以下結論：未來中國應同與中國文化距離較大的國家發展文化服務貿易，加強雙方文化交流。與中國文化距離較大的國家對中國文化了解較少，同這些國家發展文化服務貿易更利于提升中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另外，中國應加強同自由貿易區內成員的文化貿易。同一自由貿易區內成員間的經貿往來頻繁，合作領域較廣泛，文化交流進而文化貿易的開展有利于自貿區內成員的相互了解和加深信任，同時利于貨物貿易的發展。
本文的不足之處在于，由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僅以中國與11個OECD國家的數據為樣本，這會使得結果不是十分顯著。本文探討文化服務貿易的影響因素，以期為將來的研究提供借鑒。
參考文獻：
1.潘鎮.制度質量、制度距離與雙邊貿易.中國工業經濟，2006（7）
2.曲如曉，韓麗麗.中國文化商品貿易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中國軟科學，20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