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政策管理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政策管理范文1
20*年，我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低迷的形勢下保持了一枝獨秀，這主要是近年來宏觀政策調控的結果。盡管如此，20*中國經濟增長前高后低，四個季度的經濟增長呈遞減態勢，GDP在今年前3個季度的增長速度分別是8.1％、7.8％和7％，呈增速減緩的趨勢。據有關部門預測，今年第4季度GDP增長可能很難達到7％，全年經濟增長將在7.4％左右；國民經濟存在重新跌落到通貨緊縮中的威脅。國家統計局報告說，11月份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去年同月下降3％，其中城市下降6％，農村上漲2％。20*年，國際經濟環境仍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20*年，在世界經濟增長明顯放緩的情況下，20*年世界經濟可能進入“冬季”，經濟增長的平均值可能為2.4％。當前，美國和日本兩大經濟體同時陷入低潮，世界經濟活動的最壞情況即經濟衰退不是不可能的。國際經濟形勢跌宕起伏，這對我國經濟滯后的不利影響將在今年逐步顯現，特別是使我國外貿出口的難度進一步加大。
20*年的中國經濟將面臨12年來最嚴峻的挑戰。與中國經濟20多年的迅猛發展相比，20*年我國經濟“冬天來了”。我認為，20*年中國經濟政策要靠毅力，堅定從容，打持久戰；兩軍相逢，勇者必勝。我們既要清醒地看到20*年我國經濟工作的艱巨性和挑戰性，“冬天來了”，也要看到“春天的呼喚”。我們已經建立了比較雄厚的物質技術基礎；資本帳戶沒有放開，外匯儲備充裕，我國不怕金融危機；我國廣闊的國內市場為內需提供了較大的回旋余地；在“冬季”，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是中國經濟的“取暖器”。中國的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左右，處于發展的早期階段，大量的公共設施建設投資失誤的風險小，投資的社會收益有把握。國債/GDP的比例目前還不高，即使達到100％也不怕；我國利率尚未放開，“財政擠出”效應不明顯。我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區域結構正處于調整上升時期。進一步改善城鄉基礎設施條件、加快西部大開發、提高企業技術水平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我國是有近13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擴大內需特別是通過發行國債擴大投資需求面臨很好的時機。我國有錢（居民儲蓄率高），有好項目，即使世界經濟衰退，心里不慌？
但是，我認為，我國當前的貨幣政策存在嚴重問題，要防止歷史性失誤。過去三年，穩健的貨幣政策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保持金融穩定、促進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從邏輯上講，有三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積極財政政策起作用，穩健的貨幣政策沒起作用；第二種可能是積極財政政策沒作用，穩健的貨幣政策起作用；第三種可能是積極財政政策起作用，穩健的貨幣政策也起作用。穩健的貨幣政策不能有100％把握確定為中國經濟增長作出了主要貢獻。不能因為我國經濟總體健康成長，就放棄檢討貨幣政策的得失，單純以為穩健的貨幣政策是正確的。
中國人民銀行有雙重目標，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一心難以二用”。央行在金融監管上花精力太多，沒有集中精力于貨幣供給量這個貨幣政策的終極調控目標。在國有企業改革尚未完成的情況下，金融監管超前于中國經濟結構調整，過分強調金融風險，導致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靈的情況下，從而貨幣供應量嚴重不足，中國經濟嚴重“供血不足”，不能適應當前的經濟增長需要。貨幣政策應迅速轉為積極，放松金融監管力度，保持銀行系統的正常貸款功能，在配合財政政策方面應發揮更大作用。
貨幣政策的嚴重問題具體體現在四方面：首先，由于過去三年的通貨緊縮和今年物價回升乏力造成的，20*年11月通貨緊縮重新出現，導致實際利率過高，嚴重抑制了民間投資的快速增長。社會民間投資增長有效啟動是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最終目的，貨幣政策要配合。低的實際利率不一定啟動投資，像美國經濟目前的困境一樣，但高的實際利率一定壓制投資；第二，近期貨幣供應量增長減速，9月末狹義貨幣M1比去年同期增長12.3％，增幅比去年同期低八點五個百分點，比去年年底低三點七個百分點，比今年上半年低二點六個百分點。11月，狹義貨幣（M1）余額為5.7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1.4％，增幅比上月下降0.9個百分點。今年前11個月，現金累計凈投放127億元，比去年同期少投放295億元。第三，從20*年9、10月份開始，銀行的錢貸不出去了，貨幣供應量下來了。11月末，全部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為11萬億元，按可比口徑計算僅增長10.9％；最后，1至9月份貨幣流動性比率（M1/M2）為37.2％，比年初有所降低，表明貨幣的流動性也在減弱。據初步統計，11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為15.4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3.2％，增幅比上月增加0.3個百分點。城鄉居民儲蓄存款11月末余額為7.23萬億元，同比增長13.9％，增幅比去年同期高6.6個百分點，比去年底高6個百分點。
降低實際利率可能選擇是人民幣的降息。目前銀行一年期存款利率為2.25％，扣除利息稅后實際為1.8％。國內降息的呼聲很高。但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日前指出，人行沒有減低利率的方案。戴相龍的這句話暫時為降息劃上句號。我基本同意戴相龍行長的看法。的確，人民幣的低利率政策已維持了相當長的時間，20*年降息政策的操作空間僅有0.5個百分點，人民幣降息的空間其實已經非常有限，降息意義不大，擔心我國利率陷入“流動性陷阱”，況且零利率是在經濟實在到沒有辦法的情況下迫不得已的選擇。中國1996年至1999年連續降息的背景是防止經濟出現大幅滑坡?？墒?，降息對經濟的刺激作用不是十分明顯。1996年至1999年中國連續七次降息，并沒有把龐大的居民儲蓄趕出銀行，而是持續攀升。從投資來看，能夠從銀行貸到款的國有企業對利率是很不敏感的，而對利率較為敏感的中小企業則由于制度性原因融資較為困難。
政策管理范文2
所謂“擠出效應”，是指由于政府通過向企業、居民和商業銀行借款來實行擴張性政策，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對有限信貸資金的競爭，導致民間部門投資減少。它將使政府擴張性財政支出的效應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
擠出效應并不是在政府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調節時必然要發生的。具體到中國近四年來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實踐來看，依據對經濟運行各項指標的分析，在我國出現擠出效應的觀點尚得不到有力的證據支持。這可以從增發國債對以下三個方面的影響來考察：
第一，增發國債對利率的影響。我國自1996年5月以來，名義利率多次下調，但實際利率是上升的，這并不是財政擴張帶來的結果。由于中國尚未實行名義利率的市場化，積極財政政策不會影響名義利率的升降。實際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為物價水平下降，而中央銀行出于種種考慮沒有及時隨物價變動調整名義利率所致，進一步看，價格水平下降也不是財政擴張的結果，相反，積極財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價水平的下降。
第二，增發國債對借貸資金量的影響。增發國債沒有與民間競爭有限的資金。幾年來商業銀行的超額準備率超過70%，存在較大的存貸差額。商業銀行近年的資金過剩主要是風險意識增強、企業投資收益較低、預期不好及產業政策調整的緣故，而且這種過剩是在滿足了政府借款需求之后的過剩。
從實際經濟運行看，民間投資主要受到民間資本的邊際產出?或利潤率?和公共投資影響，民間資本邊際產出上升會引起民間投資規模的增加。如果公共資本投向競爭領域，即與民間資本的生產可以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資就很可能擠出民間投資。積極財政政策的投資領域主要是生態環境保護、高速公路、鐵路、供水和機場、糧庫、農村電網等基礎設施，屬于社會公共支出領域，對民間投資不會形成擠出效應。相反，基礎設施建設還可以改善民間投資的外部環境，提高民間資本的邊際生產力，推動民間投資。
第三，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具有替代關系，即財政增加政府購買支出可能擠出居民消費。但這要通過對財政支出結構進行具體分析才能確定。某項財政支出如招待費，的確是私人消費的替代品；公共設施支出則是私人消費的互補品；還有一些公共支出既是私人消費的替代品又是互補品，比如國家用于食品和藥品檢驗的支出，既減少了私人的檢疫支出，又可增加私人對食品和醫藥的支出。有關部門通過財政購買支出和居民消費關系的計量模型分析發現，我國財政購買支出與居民消費總體是互補關系，擴大政府支出對需求總體上具有擴張效應。
關于國債資金使用的效益
國債資金的使用效益如何，直接關系著積極財政政策的總體效果問題，以及擴大舉債規模的風險控制問題。國債資金使用效益越高，擴張性政策的效果將越趨于“高乘數效應’的一端，同時政府擴大舉債規模的安全空間越大。
要提高國債資金使用效益，我認為至少要掌握好如下幾個層次或環節上的事項：
1.資金投入項目的合理選擇和較充分的可行性論證。
2.項目建設與相關方面協調銜接關系的處理，應符合科學規劃和施工合理規范的要求。
3.保證已確立的項目資金不被挪用和按進度撥付到位。
4.切實保證工程質量。
幾年來，政府國債資金以及帶動其他配套資金支持的建設項目和技改項目，效果總體而言是明顯的。但根據國家綜合部門派出的檢查組對建設項目的稽查，從選項、配套規劃、資金專用到工程質量，各個層次上的問題還都存在，有的還相當嚴重。比如，第一，有些建設工程是在原有項目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倉促決定上馬的，可行性論證很不充分；第二，有的項目不按基建程序辦，項目建議書還沒批，就已大張旗鼓干起來；第三，有的項目前期準備工作深度不夠，不具備開工條件也硬開工；第四，有的城市規劃存在明顯欠缺，連供水、排水、污水處理的統一考慮都未做到；第五，個別項目的工程質量出現嚴重問題，甚至成為“豆腐渣”工程；第六，工程招投標、監理方面的地區、部門保護主義現象往往比較嚴重；第七，少數地區還發生了國債項目建設資金被挪用的現象。
針對上述問題，有關部門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財政預算內專項資金項目工程質量管理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對建設項目的勘察設計、招標投標、施工管理和竣工驗收等各個環節建立明確的責任人制度，對在監督稽查中發現有問題的項目，在沒有得到糾正之前停止撥付資金，發生挪用資金的項目，在完成整改前停撥資金和追回被挪用資金，追究責任，等等。
這些稽查、監督、糾錯、懲處和加強管理的措施，對于提高國債資金使用效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近兩年，國債項目資金被挪用和工程質量低下方面的問題相對減少。今后，仍有必要對相關環節高度重視，常抓不懈，因為總體而言，我們相關管理經驗的不足、制度的不夠完善和施工監理、質量保證體系方面與國際水平相比的差距，畢竟是必須正視的現實。
關于減稅問題的基本認識
關于1998年以來積極財政政策的一大爭議問題，是“為什么不實行減稅政策”。按照一般邏輯，擴張性財政政策包括政府減稅和增支兩大方面。1998年后，中國的財稅政策卻是在擴張導向下增支而不減稅?嚴格地說是不以減稅為重點?，究其理由，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中國稅收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過低，從宏觀稅負看，減稅已無空間。發展中國家稅收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一般在20―30%，發達國家的比重更高，而我國這一比重1997年只有11%左右，可以說總體上不具備減稅的空間?，F實生活中確實存在企業負擔和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和減輕負擔的強烈呼聲，但具體分析，其原因在于稅外的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亂集資，同時各部門與權力環節通過“四亂”征收的財力大都是放在預算外分散掌握的，弊端叢生。所以我國現在急需對癥下藥加以解決的問題是清理“四亂”，整頓非稅收入，降低稅外負擔，加強預算外資金管理，而不是減稅。
第二，中國現行稅制結構制約著減稅效應的發揮，使減稅事倍功半，得不償失。所謂稅收對經濟的“穩定器”作用，主要是指直接稅?即所得稅?的調控作用，而現階段我國的稅收主體是間接稅，1997年前后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三稅占稅收收入的比重高達65%以上，而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相加也僅占16%左右。近一半的企業虧損經營，降低所得稅對他們毫無意義。減免間接稅，則不僅會大量減少財政收入，而且刺激經濟的效果很弱，事倍功半，得不償失。加之間接稅的減稅有向下拉動物價的作用，對通貨緊縮可能雪上加霜，不利于改善市場預期。
第三，中國現階段的經濟和稅收環境也不宜于以實行減稅為重點。目前我國的市場體制還不健全，企業的投資和經營行為遠沒有走上規范化軌道，相當一部分企業對減稅信號的反應并不靈敏。特別是長期以來通過各種越權和隨意減免稅來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做法，仍有一定慣性，這一類做法客觀上助長了各種偷稅、騙稅現象的發生，削弱了稅收的杠桿作用。管理部門擔心，在這種情況下強調減稅，不僅難以達到預期效果，而且可能擾亂稅收秩序，妨礙稅收執法環境的形成與穩定。
應當指出，認為稅收增長絕對不能高于GDP增長是一種誤解。實際上，只有在管理體制和稅制結構相對穩定、成熟的時期，稅收占GDP的比重才不會發生明顯的波動。而我國經濟發展尚處于轉型期，體制和稅制均處于轉軌過程中，很多因素都在劇烈變化，所以實事求是地說，不宜簡單地用稅收收入占GDP比重相對穩定的框架來套中國的現實。
我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稅收的持續增長存在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它在一定意義上是前十年稅收占GDP比重下降過頭之后的正?；卣{。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分權改革和減稅讓利安排，使我國稅收占GDP的比重下降至20世紀90年代前期的10%以下，而從國際經驗看，發展中國家的這一比重大至為20%以上，發達國家更要高得多。經過近年來的回升調節，我國目前稅收占GDP比重也僅達到接近15%，所以說宏觀稅負并不高。1999年稅款征收總量超過萬億元，與加大清欠力度有直接關系，這也是以前的欠稅大戶感到沖擊很大的原因。但是要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就應將彈性征收減少，加強征管力度，硬化以法律為依托的稅收約束。打擊走私而增加的稅款，更是完全合理的。
當然，作為具體案例，現實生活中的確存在蠻橫征收、“征過頭稅”的現象，所以提高征管隊伍執法水平，加強對其監督也是當務之急。此外，也發現有“列收列支”、“貸款空轉”等單純為保證稅收達標而弄虛作假的扭曲現象。一種建設性的建議是下一步在承認需要進一步健全法治、加強征管的前提下，創造配套條件，將稅收指標轉為像GDP一樣的預測性、指導性指標。在依法納稅、依法征稅的基礎上，屆時可以借鑒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用短期國債調節稅收預測數與實征數的差額所可能形成的財政收支缺口。
雖然從總體上說，中國目前減稅空間不大，但并不排除在具體項目上的稅收減免，如近年已出臺的加大出口退稅力度、固定資產方向調節稅暫停征收、企業投資抵免新增所得稅40%等政策，都會產生鼓勵投資、刺激消費的積極效應。
關于國債風險問題的探討
啟動積極財政政策以來，我國國債規模隨赤字規模及其他變動因素而擴大之后，是否仍控制在適度區間內和是否能保證財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一個必須考慮的重要問題，也與政策的總體效果的考察緊密相關。從名義指標看，我國財政雖然處于困難境況，但國債余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還是比較低的，1998年末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約為10.3%，如果再加上當年用于補充國有獨資銀行資本金的2700億元特別國債，這一比重也不過13.6%左右，明顯低于大多數國家的同一比重。目前，國債余額／GDP比重雖有所上升，但仍未達到20%。我國的主要問題，是中央財政的債務依存度?當年舉債額／當年支出額?偏高?已在70%左右?，以及名義指標遠不足以反映現實情況。對此，看來應至少考慮到如下幾個相互聯系的方面：
首先，國債余額／GDP比重是一個更為全面、綜合地反映一國舉債潛力的指標，我國在這一指標很低的情況下卻出現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偏高的情況，與現時體制因素?不允許地方政府舉債等?和政府財力分散程度?相當大量的預算外政府性資金不在債務依存度指標的分母中反映?關系很大。
第二，這幾年增發國債用于政府投資，是在特定條件下采取的反周期財政措施，并不意味著長期所持的控制債務規模、壓縮赤字的原則被放棄，換言之，這種反周期應急舉措決不可引為常例，放開手腳年年使用。
第三，舉債擴大投資規模的支出安排同樣具有支出剛性即“棘輪效應”，抬高了的支出基數和建設盤子，會形成要求后續年度有更多財力投入的壓力，也包括安排債務還本付息的壓力；因此必須精心協調銜接短期調節與中長期發展，合理運籌資金，避免形成過于陡峭的償債高峰以至出現政府債務危機和支出盤子難以為繼狀況。當前條件下增發國債，應當多發長期債?如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甚至更長，利用低通脹的時機降低國債籌資的總成本。
第四，舉債籌得的資金如何合理運用，使之產生盡可能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是一個關鍵問題。前已述及，應當承認這方面我們的管理水平還不高，經驗還相當有限，有必要充分重視、切實改進，探索專項國債形式，強化國債資金使用的通盤科學規劃、可行性研究與貫穿全過程的嚴格的責任制。
第五，現時中央財政的脆弱性值得引起高度關注，要通過必要的體制調整和加強管理措施，扭轉中央財政本級收入占國家財政收入比重連年下降局面，增強中央財政的調控實力。
政策管理范文3
一、從會計政策的本質特征來看，會計政策對會計信息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
會計政策根據制定的主體可劃分為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宏觀會計政策是通過會計準則和有關法規的制定來體現的；微觀會計政策主要表現為企業主體在宏觀會計政策的指導和約束下，從自身利益和特點出發，在允許的范圍內所作的選擇。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在《會計信息質量特征》專輯中指出：“人們所做的各種會計抉擇至少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本委員會所作的抉擇，或其他有權作出規定的機構所作的抉擇，要求企業按照某種特定的方法提供報告，或從反面來規定，禁用他們認為不適當的方法?！钡诙哟问恰啊鞣N抉擇還在個別企業這一層次上作出。隨著公布的會計準則越來越多，個別企業抉擇的范圍不可避免地會變得越來越狹。但是編制報告的企業在會計上總是有許多決定要做的，包括未頒會計準則時，在各種可行方法中選用一種，或在奉行準則時，在各種允許方法中作一抉擇，不僅現在如此，將來也會如此?！边@里第一層次的抉擇是屬于宏觀會計政策的范疇，而第二層次的抉擇即企業的抉擇則屬于微觀會計政策的范疇。
宏觀會計政策與微觀會計政策不同，表現在：一是制定政策的主體不同。在我國宏觀會計政策的制定主體是國家；微觀會計政策的制定主體是企業。二是作用的范圍不同。宏觀會計政策的作用范圍包括所有的行業和所有經濟性質的企業；微觀會計政策的作用范圍僅限于一個企業或一個企業集團。三是目標的重點不同。宏觀會計政策強調提高所有企業的會計信息質量，強調不同企業之間會計信息的可比性；微觀會計政策的目標重點是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最能恰當反映本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原則、程序和方法。四是宏觀會計政策對同一業務事項提供企業選擇的會計處理方法，微觀會計政策是指企業在一定時期內對某一業務事項只能選擇一種程序和方法。盡管兩者之間有許多不同，但兩者的終極目的是一致的，即兩者都是為了提高會計信息質量，提高會計信息的決策有用性；都是有關會計核算和會計報告編制方面的原則、程序和方法；宏觀會計政策為企業會計政策提供了可供選擇的領域和范圍，企業會計政策是宏觀會計政策的具體化。因此，從會計政策的本質特征來看，會計政策是客觀存在的。只要宏觀會計政策有選擇的余地，微觀會計政策對會計信息的影響就不可避免。
二、從會計政策產生的原因及其作用來看，會計政策的存在是企業會計實務與企業經營管理的需要
會計政策產生的原因首先是會計實務的多樣性與復雜性。會計實務的多樣性與復雜性，使會計計量方法、計量手段以及會計人員對客觀事物認識的局限性而導致會計信息與實際情形的差異。比如在將生產費用在完工產品與在產品之間分配時，很難或不可能分清哪一筆費用應由完工產品負擔，哪一筆費用應由在產品負擔，只能將生產科目中歸集的生產費用在完工產品和未完工產品之間大致地分攤。按照會計上的重要性原則，其分配的方法有：不計算在產品成本、在產品按期初成本計價、在產品直接材料成本法、在產品定額成本法、約當產量法等，每一種方法計算的結果不盡相同。其次是不同的會計觀點，比如說固定資產的折舊方法，一種觀點認為應實施快速折舊法，因為：一是科技的進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機器設備的無形損耗加快，使得企業正在使用中的固定資產的實際價值相對降低，為正確反映企業固定資產的實際價值和有利于技術的進步，應實施快速折舊法。二是新資產的生產能力在早期較大，因而早期的營業收入也相對較多，按照會計上的“配比”原則，應在這些資產具有較大生產效用的早期計提較多的折舊費用。三是即使資產的實際生產能力在各期基本均衡，固定資產的使用成本也應該大體相等。但由于固定資產的成本包括計提的折舊費用和修理維護費用兩個方面，修理費用會隨資產使用年限的增加而增加，故折舊費用就應逐年減少。另一種觀點主張直線法，因為：一是快速折舊法具有較大的隨意性，計提折舊加快程度很難與實際無形損耗程度一致。二是直線法簡單明了，容易計算。三是采用直線法前后一致，增強了會計信息的可比性。因此我國的《企業會計準則》中規定，“固定資產折舊應當根據固定資產原值、預計凈殘值、預計使用年限或預計工作量，采用年限平均法或者工作量法計算。如符合有關規定，也可采用加速折舊法?！痹僬呤呛暧^會計管理體制改革的結果，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要求企業執行統一的行業會計制度，從會計方法到會計科目、報表都作了統一規定，企業只能被動地執行，而沒有選擇的余地，人為地忽略了客觀存在的會計實務的豐富多樣性，否定了會計政策應有的作用。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國家對于宏觀會計管理體制也按市場經濟規律要求進行了相應的改革。隨著會計改革的不斷深化，企業會計管理的自也將逐步擴大，企業將有一個相對過去來說顯得十分寬松的環境，在這一環境中，企業有可能從自身特點和利益出發，以滿足企業提高會計管理水平的需要。
企業會計政策的制定可以起到以下作用：一是會計政策有助于維護和增長企業自身的經濟利益。企業制定自己的會計政策，除了希望會計核算系統能更準確及時地反映出企業的經營狀況和財務成果，還希望通過對各種計量、報告方法的選擇與運用，有效地維護和增長企業自身經濟利益。二是會計政策能幫助實現管理人員的經營思想。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和企業所處的發展階段，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往往會采用不同的經營戰略，有時是穩健經營，有時是銳意開拓。管理人員經營思想的實現，除了采用不同的經營戰略和措施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借助于會計政策。例如企業在采用穩健經營的方針時，往往在會計處理上也希望盡可能地采用謹慎原則的處理方法，使企業的實力得以保護，避免風險的發生，而企業在“快速發展”思想的指導下，為了提高企業的知名度和可信度，顯示實力以樹立良好的形象，以便于拓展市場，需要盡可能在財務報表中多多顯示其經營業績和發展潛力。三是會計政策有助于建立與企業自身特點相適應的會計核算系統，使其經營狀況和財務成果得到更真實、準確的反映。企業會計政策使企業會計核算工作在符合統一要求的前提下，變得靈活有效。企業可根據自身的特點，有針對性地開展重點核算，從而簡化會計核算的手段和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從會計政策產生的原因與作用可以看出，會計政策的存在是企業會計實務和企業經營管理的現實需要。百事通
三、如何看待會計政策對會計信息的影響
會計政策對會計信息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這種影響造成了會計信息的不確定性，只要企業在宏觀會計政策范圍內對會計處理方法有選擇的權力，這種不確定性就始終存在，但它不屬于會計信息失真的范疇，不屬于我們治理的對象。因為；一是會計政策的存在是客觀的。國家的會計法規具有概括性、相對穩定性的特點，而企業的生產經營環境卻在不斷地發生變化，宏觀的會計政策不可能具體地規范企業所有的會計處理。在會計實務中，同一會計事項在不同企業也存在規模、數量和環境上的差異，不同規模和類型的企業，對同一會計事項要求揭示信息的程度也是不一樣的，因此就不可能對所有的會計處理提出完全統一的要求。正是會計實務的這種需求使會計政策的產生成為必然。既然會計政策的存在是客觀的，就不會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人們既不能否定它也不能消除它；而我們所要治理的會計信息失真是通過努力可以好轉或根治的。二是會計政策是合法的。宏觀會計政策是國家以法律的形式頒布的，微觀會計政策是企業在宏觀會計政策的范圍內對會計處理所做的選擇，盡管企業有充分的自，但必須受國家宏觀會計政策的約束。只要會計人員在會計法規允許的范圍內去選擇，就應該認為其提供的會計信息是真實可靠的；而我們要治理會計信息失真必須是違法的。三是會計政策是企業經營管理的需要。企業制定的會計政策均與本單位的理財環境和生產經營特點相結合，如本單位的資本權益結構、資金的流動性、償債能力與債務負擔的對應性、行業的特點、企業的生產經營規模和內部管理水平等，會計政策運用得好，有助于會計信息的相關性。比如：通貨膨脹現象要求企業選擇能夠揭示其影響程度、防止超額納稅、資產流失的會計政策；市場疲軟現象要求企業選擇能夠促進產品銷售、縮短應收賬款回收期、加速資金周轉的會計政策；社會資金緊缺現象要求企業選擇有利于籌集資金、降低資金成本的會計政策等等。同時，會計政策隨著企業生產經營狀況及有關理財環境的變化適時作出調整也有助于提高會計信息質量。由此可見，會計政策所致的會計信息的不確定性不屬于會計信息失真的范疇，我們應對會計信息的真實性重新認識。
政策管理范文4
1從國際貿易政策的歷史演變看貿易政策的保護性
世界范圍國際貿易政策演變一般分為5個階段：
(1)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重商主義思想是當時保護主義的理論基礎。
(2)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自由貿易政策占主導地位，但是同一時期后起的德國和美國，則在漢密爾頓和李斯特的保護貿易思想影響下，基于他們特定的對外競爭條件，主張運用貿易政策保護國內的幼稚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發展。
(3)壟斷資本主義時期1929年爆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成為超保護貿易政策的催化劑。
(4)戰后世界貿易自由化傾向時期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掀起了一股貿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戰后的貿易自由化傾向與自由競爭時期的貿易自由主義有所不同，并不強調全面的貿易自由，而是一種有保留的貿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貿易保護政策。
(5)關貿總協定(GATT)條件下新保護主義時期1973年的能源危機、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高失業率，給發達國家經濟以沉重的打擊，使各國貿易政策開始脫離過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轉向以管理為主要手段的貿易保護主義，引發了全球性的保護貿易浪潮。
從歷史上國際貿易政策演變的幾個階段不難看出，國家貿易政策的本質是保護性的。主要4點：一是在GATT前的各國貿易政策無多邊貿易協議的束縛，各國制定的對外貿易政策完全依據本國利益，這樣極易產生貿易保護的做法；二是歷史上盡管若干次保護貿易政策和自由貿易政策相互交替，但保護性的貿易政策在時間上占主導地位；三是保護性是貫穿國際貿易政策歷史演變的一條“紅線”，即使歷史上自由化占主導的時期也仍然有貿易保護的影子；四是20世紀50年代倡導自由貿易，并訂立了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以約束各國的保護措施，但貿易政策的保護本性沒有因為貿易政策的國際協調而改變。2002年3月，美國對鋼鐵啟動201條款，對來自歐盟、日本、韓國、俄羅斯、中國的鋼材進口征收關稅最高達30%，就是典型的例子。
2對保護性貿易政策的理論解釋
2.1國家間貿易得益分配不均，是產生保護貿易的主要淵源
徐建斌、尹翔碩在“貿易條件惡化與比較優勢戰略的有效性”一文中指出：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的持續惡化和自由貿易下南北收入差距的擴大，使得人們不得不反思基于比較優勢的貿易戰略的有效性。并用擴展后的李嘉圖模型，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惡化現象和南北收入差距的擴大做模型化分析，得出：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雖然確實對貿易雙方都有好處，但貿易雙方因自由貿易得到的好處是不均等的。一般來說，發達國家在與發展中國家的自由貿易中，發達國家得到的好處比發展中國家得到的好處要多。這樣，發展中國家想追趕發達國家，實現本國復興的愿望就很難實現。于是，國家之間在對貿易利益的爭奪過程中，必然會出現保護貿易政策的實行[1]。而且歷史證明，沒有一個國家是一直極力鼓吹貿易自由化的國家，在實現工業化之前也采取了高關稅的保護政策。GATT對發展中國家的例外條款、普惠制(GSP)等一系列的糾正貿易利益分配不公的措施，充分說明了國家間貿易得益分配不均是產生保護貿易的主要淵源。但是，為什么作為發達國家的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新貿易保護主義呢？
2.2國家內部各行業因自由貿易帶來貿易利益的分配不公，是造成貿易保護的又一壓力
為了解釋這個現象，以美國的鋼鐵產業為例。作為發達國家的美國，在自由貿易中其得到的利益應該要大于發展中國家得到的貿易利益。那么為什么美國布什政府還要揮舞201條款的大棒，不惜引發一場世界性的鋼鐵大戰呢？原因很簡單：那就是美國各行業在自由貿易體系中得到的利益不均等，甚至有些部門是負的利益。資料顯示，由于在自由貿易下的國際鋼鐵供應商的競爭，1990～1999年，美國鋼鐵制造工業每年有大約5000人失去工作；1999～2001年，美國總共有18家鋼鐵公司破產，有23500多工人失業[2]。按照國際貿易的比較成本說和要素稟賦論，像美國之類資本量較多的國家，應生產資本密集型產品然后進行交換，以獲取國際分工的好處?，F在的問題出在美國出于國內政治和社會的考慮，既要生產并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又要維持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使這些產品的生產已經失去了比較優勢，熊掌與魚都要。畢竟美國的鋼鐵業曾經是他的支柱產業，并有60萬的鋼鐵工人，將他們轉變到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去就業，是需要時間、非常困難的。出于國內政治壓力，布什政府權衡各方利弊，最終決定啟用201條款提高關稅?？梢娰Q易利益對國內各行業的不同影響也會導致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
2.3貿易政策國際協調不能改變貿易政策的保護性質
貿易政策的國際協調，促進了貿易政策的國際趨同化。自二戰以來，雙邊貿易政策的協調，區域性的政策協調，尤其是致力于國際貿易體制的多邊貿易政策的協調，使各國貿易政策趨于統一，體現了全球經濟關系的秩序化，給各參加國帶來了巨大的利益。但無論是哪種協調，貿易政策的本質始終具有保護性，即貿易政策的目的——保護本國市場，擴大本國產品的出口市場，促進本國產業結構的改善，積累資本或資金，維護本國對外的經濟、政治關系，沒有根本改變。就拿WTO這一多邊貿易的最高成就來說，仍然改變不了各個國家貿易政策的保護本性。
(1)自由貿易是個謊言WTO規則的制定，形式上是通過多邊貿易談判回合(MTN)的協商產生，實質上依據國家貿易實力決定分量，由于歷史原因和貿易實力，基本上是美國一手把持。貿易談判（貿易自由化）只是攫取利益的手段，使國家利益最大化（貿易保護）才是貿易談判的實質。
(2)WTO的例外條款和規則，為國家的保護貿易政策的實施提供了可能和依據由于貿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利己的，即在最大范圍內保護本國利益，同時最大程度地攫取他國利益。因此，國家貿易政策的目的（在沒有一個足夠有約束力的國際組織的約束條件下），決定了這種例外條款和規則就會必然成為貿易保護的依據。
(3)在WTO下仍有一些公開的高度保護的行業農業、紡織業，便是各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公開的保護產業。但這些產業恰恰是發展中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發達國家中相對比較劣勢的產業。
3WTO條件下國家貿易政策保護性的表現
3.1“公開型”的貿易保護
“公開型”的貿易保護，是指在關貿總協定和WTO下的貿易，以及投資自由化的談判過程中還未涉及的領域，或是還未完全展開和達成協議的談判的領域，再加上談判達成協議后還沒有履行的承諾，以及協議中的一些規則的例外而引起的保護措施。還未涉及的領域，指某些國家為了維護本國的利益暫時把某些行業的自由化擱置起來不予談判；還未完全展開和達成協議的談判的領域，是指某些“敏感行業”，國家的比較優勢相差懸殊，如果完全放開會導致本國產業的“嚴重損害”，故在多邊談判中暫時將這些行業的自由化程度放低、放慢；談判后還沒有履行的承諾，指根據承諾減讓表現在還未兌現的部分；談判達成的協議規則的例外，是指協議中一般都是作了自由化的規定的，但無論哪項協議，都是由一些規則和規則的例外拼湊起來的，這些規則的例外實際上就是承認這些方面的適當保護。這些保護都是公開的，這實際上也是國際在多邊貿易談判中實力較量的結果。
一般認為，在WTO下的多邊貿易談判中的“敏感行業”，是自由化較緩慢和最不徹底的行業。如農業、紡織業、服務貿易領域，一直是各主要發達國家“公開型”的貿易保護的領域。
在WTO條件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公開型”貿易保護的手段有兩種：一是運用高關稅限制進口；二是利用各種各樣的非關稅壁壘。國內的價格支持就是常見的公開型保護措施之一。國內支持的名目繁多，例如國內補貼、價格管理、出口補貼和綠箱(GreenBox)政策等等。
3.2“隱蔽型”的貿易保護
在WTO框架下，除了“公開型”貿易保護外，還有十分重要的“隱蔽型”貿易保護。“隱蔽型”的貿易保護是與“公開型”的貿易保護相對應的，以“反傾銷壁壘”為代表，還包括“技術壁壘”、“綠色壁壘”等。這類壁壘的特點是它們往往本著人類的共同利益的原則制定出來的，一般包括了“公平原則”、“保護生態和人類健康”等原則，這些原則本意確實是好的，但現實情況則是它往往會成為某些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制定保護貿易政策的依據。事實上這種“隱蔽型”的貿易保護措施，現在已經成了發達國家保護國內產業的主要工具。
“隱蔽型”的貿易保護的手段包括兩類：一是征收高額關稅，如加征高額反傾銷稅、反補貼稅；二是禁止進口甚至就地銷毀，這主要是不符合國家的檢驗檢疫標準、環保標準等而采取的措施。
4構建中國符合WTO規則的保護性貿易政策措施
4.1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貿易法律體系的必然性
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國際分工處于不利的地位，貿易利益相對較小。無論是過去還是在現在的WTO條件下，各國的貿易政策的本質是保護性的，不能幻想WTO會真正無私地給中國一個穩定的、自由的貿易環境。WTO下的保護更具進攻性、系統化、法律化，更加難以對付。
加入WTO后的中國，首先，在保護國內市場方面應該好好地向發達國家學習，制定出中國的一套有利于中國利益的貿易法律體系，已成為當務之急。
其次，對中國國內各產業來講，加入WTO對它們的影響也是各不相同的。作為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協調好各個階級、階層的利益，維護社會的穩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們一味地強調入世承諾，而忽視各個利益集團的利益協調，必將產生嚴重的政治后果。而要協調入世對各行業帶來的利益不對等也必須依靠國家的力量，制定相應的行政法律措施，在WTO框架下采取適當保護措施，而且這也是各個國家普遍采取的對策。
4.2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貿易政策體系的可能性
首先，WTO規則的例外給各個國家制定國家的貿易保護政策提供了合法的依據。因此中國加入WTO后，是有可能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保護貿易政策的。
其次，WTO中的很多協議和規則并不十分嚴密，存在漏洞。這使得國家可以根據這些存在漏洞的協議制定本國的很容易成為保護措施的貿易法律，如反傾銷協議的模糊性漏洞，就成為各個國家貿易保護的工具。中國也可以利用這些協議的不完善來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貿易法律法規。
第三，新型的貿易保護手段（如動植物衛生檢驗檢疫標準、綠色壁壘、技術標準壁壘等），我們的技術水平差并不意味著就不能利用技術手段，也可以利用別的優勢建立起中國特有的壁壘。前些年中國肉雞產業受到外國的極大沖擊，當時就有人提出要對肉雞的進口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例如，可以根據規定每只肉雞的雞毛渣平均不能多于500根，因為中國采用的是人工拔毛，剩下的雞毛渣比美國等發達國家用機器拔毛后剩下的雞毛渣要少，這樣的規定對我們是有利的。
總之，WTO不是一個貿易自由化的天堂，相反，它允許“合法”地保護，而且它使貿易保護更加系統化、法律化。
4.3按WTO的原則和“例外”條款構造中國“隱蔽型、新型”的非關稅壁壘體系
在WTO條件下，關稅手段和“傳統”的非關稅保護措施，是要受到限制并最終要取消的，于是各國紛紛轉向“新型”（“隱蔽型”）的非關稅壁壘。加入WTO后的中國也必須順應這一趨勢，按WTO的原則和“例外”條款構造中國“隱蔽型、新型”的非關稅壁壘體系。
(1)以加強和提高反傾銷、反補貼的能力建設的核心在利用“新型”的非關稅壁壘(NTB)作為保護措施方面，發達國家早已具有相當高的水平，側重點早已轉向以反傾銷為代表的“新型”的、隱蔽性強的NTB。根據中國加入WTO法律文件，進口許可證、進口配額和進口招標這3種傳統NTB的大部分已在中國正式加入WTO之日取消，剩余部分也將在2004或2005年1月1日取消。因此，在利用NTB方面應以加強反傾銷能力建設為核心。從199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中對反傾銷的規定，到1997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和反補貼條例》，再到最近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條例》，應該說，中國在反傾銷立法方面的工作已經初見成效。但是，中國的反傾銷隊伍還有待加強。
反補貼也是比較新型的非關稅壁壘，也成為各發達國家保護國內產業的一個重要手段。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在1989～1993年期間發起的反補貼案數目占全球反補貼總數的比重高達93.2%。中國最近也頒布了《反補貼條例》，但是，至今中國的反補貼尚無實際操作經驗，專業人才缺乏的問題也較為突出。
(2)積極穩妥地建立中國技術性壁壘體系一是制定和完善技術標準。雖然目前中國的整體科技實力還比較落后，但即使只能在個別領域制定出本國特有的、并且是國際領先的技術標準，也將極大地增強中國保護本國市場的能力。另外，WTO允許各國根據本國特點（如地理條件、消費習慣等）制定與別國不同的技術標準，對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加以利用。二是制定和完善衛生和植物檢疫措施(SPS)。雖然GATT中SPS協議鼓勵各締約國將自己的SPS措施同已有的國際標準或指導原則接軌，但它同時也存在漏洞。由于其技術上的復雜性，這是一種隱蔽性相當強的非關稅壁壘。三是建構綠色貿易壁壘體系，又稱環保壁壘。即以環境保護為理由限制外國產品的進口。中國也完全可以利用ISO14000來抬高國內市場的進入門檻。
需要指出的是，在WTO條件下在必要時候適當地保護本國產業，任務是艱巨和復雜的，這是一項系統工程，不能說制定了幾部法律或法規就可以有效保護了。它需要國家各個部門相互配合，不僅需要制定法律，也需要培養人才；不僅要制定保護性的對外貿易政策，更需要將它與國內產業政策結合起來考慮。
>【參考文獻】
政策管理范文5
第一條為了貫徹落實國務院及國家有關部門關于加強抗震救災款物管理的部署和要求，進一步合理配置使用抗震救災捐贈款物，強化財政審計監督和管理，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及有關規定，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抗震救災捐贈款物是指，我市社會各界為20**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所捐贈的專項用于支援災區抗震救災、恢復重建以及災民安置的資金和物資。
第三條抗震救災捐贈工作和捐贈款物的調配使用由市政府統一領導，市民政部門、紅十字會、慈善協會（以下簡稱接受捐贈部門）負責接受捐贈款物，市財政局負責全市捐贈款物的專戶核算與集中管理。
二捐贈款物的接受管理
第四條接受捐贈部門要依照有關法律規定，制定接受捐贈款物的工作程序，明確紀律要求，建立嚴格的責任制度。對接受的捐贈款物要做到手續完備、專戶專賬管理、賬款賬物相符，并向捐贈人出具合法、有效的收據。
第五條從20**年6月1日起，各接受捐贈部門要按照捐贈款物的來源、數量、種類、用途等，填報《**市抗震救災捐贈款物情況統計表》，于每日16時前報市財政局。
各接受捐贈部門要于每周一和周四的11時前，將接受的捐贈資金上交市財政局在人民銀行**分行國庫處開設的“抗震救災捐贈資金財政專戶”，并附上交財政專戶捐款銀行進賬單及捐款清單。
各接受捐贈部門要將接受的捐贈物資登記造冊，合理計價，妥善保管，并將捐贈物資清單于每周五報市財政局。
三捐贈款物的使用管理
第六條抗震救災定向捐贈款物，由接受捐贈部門按照捐贈協議約定的用途使用，并報市財政局備案。接受捐贈部門對于捐贈款物過于集中同一地方的，經捐贈人書面同意，可轉由市政府統一調配使用。
抗震救災非定向捐贈款物，按照國家有關部門的統一部署和要求，以及我市對口支援災區和援建項目需求，由市民政局、衛生局、建委、紅十字會、慈善協會等相關單位提出捐贈款物調配使用方案，報市政府審批。
第七條市財政局根據市政府對捐增資金調配使用方案的批復意見，本著“急事急辦、特事特辦”的原則，開通“綠色通道”，確保按用款進度需求及時撥付資金。
各接受捐贈部門要按照市政府批復意見，及時分配發運捐贈物資。
第八條捐贈款物使用單位要按照科學化、精細化管理要求，建立健全并嚴格執行抗震救災資金和物資管理的規章制度，捐贈資金的使用要實行專戶或專賬管理、?？顚Ｓ谩葹奈镔Y采購和援建項目，要保證質量、厲行節約，合理確定開支標準，凡有條件的要實行政府采購和公開招標，擇優選擇，避免浪費。同時，要按捐贈款物的數量、種類、用途、去向等，填報《**市抗震救災捐贈款物使用情況統計表》，于每周五報市財政局。
四監督檢查
第九條市財政、審計、紀檢、監察等部門要加強對抗震救災捐贈款物管理使用情況的監督檢查，重點查處滯撥滯留、違規分配、弄虛作假、截留克扣、擠占挪用等問題，確保捐贈款物使用安全、合理、有效。對擠占、截留、挪用、虛報冒領和貪污浪費等嚴重違法違規行為，一經查出，嚴肅懲處。
第十條建立抗震救災捐贈款物信息披露制度。市財政局按照《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等規定，每周就抗震救災捐贈款物的歸集、使用情況向社會公布，自覺接受社會各界和新聞媒體的監督。
第十一條本辦法下發之日前，接受捐贈部門留存的抗震救災捐贈資金，應按照本辦法有關規定，在20**年6月10日前全部上繳財政專戶，并將接受的捐贈物資清單報市財政局；已經使用或撥往災區的抗震救災捐贈款物，在20**年6月15日前，按照本辦法有關規定補辦審批手續。
政策管理范文6
論文摘要：公共政策以“公共性”為其邏輯起點,以公共利益為最終目標，因而，公共政策蘊含著倫理的訴求，影響著政策的目標和執行。公共政策倫理以追尋公共政策之善為旨歸,尋求政策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但在實踐中，存在著政策倫理的失范。通過確定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在政策過程中的和諧統一，重視公共政策主體的倫理素質建設，提倡公民對政策過程的參與等理路可以尋找到規范政策倫理的有效途徑。
公共政策是為“公共”而制定的,是以“公共性”為其邏輯起點,以公共利益為最終目標的，因而公共政策蘊含著倫理的訴求。正如羅爾斯在其著名的《正義論》里所說的那樣，“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钡趯嵺`中，政府面臨價值沖突問題，最為凸顯地表現為政策倫理的失范，如公共政策非公共化，公共政策倫理問題等。因此，需要從倫理視角去考量公共政策的合理性，以此為本位作為公共政策設計的基點。
一、政策倫理的應然與實然之逆
——“公共性”的失衡
公共政策是政府“對一個社會進行的權威性價值分配”，從這一要義出發，馬克斯•韋伯指出：一個現代的理性國家首先需要理性的政府所提供的理性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在某種意義上不僅是純粹的科學計算過程，也是政策主體的選擇行為,作為公共政策選擇主體的人或由人構成的組織為了達到某種目的或為符合某種需求的選擇行為自然要受到價值取向的支配。因此，“政府倫理是制定良好公共政策的前提。就此意義而言，政府倫理比任何單個的政策都更加重要，原因在于所有的政策都依于倫理?！保?］1目標的倫理性是任何一項公共政策自身都帶有的屬性，因此，公共政策必然進行倫理關懷的考量，倫理原則直接影響著公共政策的制定及實施。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是政策的本質屬性和倫理訴求，此乃民主政治的應有之義,是契約精神的內在規定性。政策公共性“是公共政策形成的邏輯基礎,是公共政策分析的理性取向,是公共政策的元屬性,一般表現為公正性、公平性和公開性三個基本維度,是公共政策問題分析、制定分析、執行分析、評估分析的價值基礎和精神內核”［2］?；谶@一思想,公共政策就應該最終提高大家的福利而不只是幾個人的福利。這自然需要在政策的制定、執行、評估等整個過程中，注重對“公共性”倫理要求的堅守。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實現社會各方利益的表達和公民意識培育，體現公民民利和政府合法性；才有助于實現行政的公共性與公民權利的契合,確保公共政策的正當性以及對民意的有效回應性，進而有效實現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
雖然權力的公共性決定了政策需體現公共性這一倫理義務的必然性?！皩τ诠舱邞撆c公共利益還是私人利益保持一致這個問題,絕大多數人將選擇公共利益?！保?］但由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執行、評價等是多種因素交織作用的動態過程，總是在一定的理性限度和價值取向中制定和執行的,理性不可避免的有限性和現代多元價值的沖突性決定了政策整個過程并非會自覺地從公共性的政策倫理要求出發?；蛘哒f，工具理性的盛行和政府自利性和強勢集團的存在，使得公共政策產生了諸多的倫理失范，作為政策價值取向的公共利益在實現過程中總會遭遇種種顯性或隱性的屏障，以致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在很多時候處于目標或理想狀態而非結果狀態，造成在實踐中并非以社會利益最大化為目標，違背公共利益維度的公共政策屢見不鮮。
二、政策倫理失范探微
1.工具理性的強勢和價值理性式微下的倫理失范
與市場機制追求效率的目標不同,公共政策的目標和價值的首選要義更多的是體現在追求社會公平、正義、民主,承擔社會責任等方面。公共政策的倫理訴求要求對政策的目標進行合法性追問,以確保每一項政策所要達到目標的公共性。只有經過這一種價值的探討,才能避免公共政策異化的危險。
人的理性在哲學視閾中存在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兩個維度，但是，啟蒙運動以來，偏重宣揚工具理性。威爾遜、古德諾等人開創的政治與行政二分原則則進一步確立了政策過程中科學與價值的分離，使得工具理性在公共政策領域獲得了至上的地位，成為了公共政策最為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哲學基礎。正如羅素所言:“它代表著選擇正確的手段以實現你意欲達到的目的,它與目的選擇無關,不管這種目的是什么。”［4］這種理性的工具化和價值理性的式微對公共政策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即對公共政策的選擇只做工具理性的考量，每一項政策都是為了某個或某些具體目標而作出的，但是，卻忽略了對任何目標指向的價值意義考量。對工具理性的過分追逐在一定意義上形成了單向度的工具理性，形成了工具理性“一理獨大”,而忽視了價值理性。韋伯將這一現象和趨勢稱為“理性化的吊詭”。這種對工具理性的崇拜無疑是危險的，若缺乏對公共政策的“公正性”倫理追求,政策就有可能陷于拉斯韋爾所擔心的“專制的政策科學”危險之中，造成政策目標在價值取向上的偏離。公共政策在價值倫理判斷的缺失，導致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使公共政策偏離了社會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倫理取向，造成了政策公共性這一本質屬性的缺失，形成了公共政策的倫理失范。
2.政府自利性與利益集團影響下的倫理失范
制度經濟學把政治經濟化，把政治制度看作一個普遍的市場——政治市場。在此,人們建立起交換性的契約關系,一切活動都以個人的成本——收益計算為基礎。以此為視角，現代公共政策的形成過程歸根結底是圍繞著利益展開的，政策主體依據自身的利益需求,對復雜的社會利益進行配套調整。政府的自利性與利益集團的分化存在及其政治活動能力,必然會對公共政策產生影響，從而導致公共政策倫理失范。
按照政府多元權能論的觀點,政府是擁有權力的眾多社會組織結構之一，它與其他社會組織一起分享社會管理的種種職能,政府內部的各種權力是由社會不同利益集團“討價還價”的結果。政策在一定意義上是各種利益集團把本團體的利益訴求反映到政策系統中,由政策主體對復雜的利益關系進行協調整合的過程。正如安德森指出，在所有國家，利益團體都履行著利益表達的功能，即它們表達了對政策行為的要求和提供了可供選擇的政策方案;它們就政策意見的性質和可能出現的后果，尤其是技術方面的事務，向政府決策者提供眾多的信息。當它們從事上述活動時，有助于公共政策的合理化。但按照公共選擇理論，個人利益從未在公共生活中消失，組成政府的個體也是一個理性的“經濟人”，也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正如丹尼斯•繆勒指出：“毫無疑問，假若把權力授予一群稱之為代表的人，如果可能的話,他們也會像任何其他人一樣,運用他們手中的權力謀求自身利益，而不是謀求社會利益?！保?］因此，政府具有自利性。而不同利益團體有著不同的價值傾向和利益追求，它們所要求的公共政策必然是盡可能最大化地實現和維護本團體的利益,使政策符合它們的利益要求，因而它們對政策的需求經常出現不同。公共政策一般會對社會的各個利益集團產生影響，利益集團也會利用各種手段和途徑影響政策的制定與執行，而強勢集團在這個過程中更是占據優勢。在和政府的自利性結合中，政策主體作為理性經濟人在政策活動中存在著自身和外在利益的誘惑,進行著成本和收益的比較,這種主觀價值傾向性使得主體的“價值中立”原則難以實現，就有導致租金的存在和尋租的可能，特別是政策主體在缺乏必要的倫理素質與適當的權力約束機制下。于是，當經濟理性人的需求超過公共道德理性人時，便有可能使公共政策走向非公共化，公共政策淪為某些利益集團和缺乏公德的公務員謀求特殊利益的工具，出現了公共政策倫理失范。
三、走出政策倫理失范的理路
1.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在政策過程中的和諧統一
每一項政策都是有的放矢，總是為了解決某個或某些具體問題或為實現某種目標而作出。為了實現政策的效用，手段的科學選擇，即從工具理性上進行把握是必要的。但是，任何目標本身的設定就帶有價值性，需要從價值理性的意義上加以衡量。在公共政策的實踐中,存在著過分強調工具理性主義而忽視價值取向的傾向，這使得公共政策可能偏離公共性的維度。正如喬治•弗雷德里克森所說：“長期以來，效率和經濟是美國公共行政理論的兩個支柱。把效率和經濟作為公共行政的指導方針是有必要的，但僅此是不夠的。必須加上社會公平作為公共行政的第三個理論支柱，使公共行政能夠回應公民的需要?！保?］因而，在公共政策研究中導入價值理性勢在必行。“任何決策都是以突出價值因素為特征的，無論怎樣強調決策的科學化，都無可否認決策的價值考量和決策的價值旨歸。對于公共政策的制定來說，價值考量和價值旨歸無論何時都是首要的。”［7］畢竟“權利平等及其所產生的正義概念乃是出自每個人對自己的偏私，因而也就是出自人的天性。這一點也就證明了公意若要真正成為公意，就應該在它的目的上以及在它的本質上都同樣地是公意”［8］。因此，只有在政策過程中重視價值理性，弘揚公共政策的價值理念與公共精神，強調政策活動的倫理考量，實行對政策目標的倫理追問，才能有效保障公共政策的倫理性和公共性。當然，我們所強調的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在政策過程中的和諧統一，而不是偏頗任一方。正如陳振明教授所說的:一方面,如果公共政策缺乏效率效應,則政府就不能對社會進行有效的管理,社會將陷入無序狀態,導致資源的巨大浪費,人民生活更加貧困,從而必將破壞并無法實現公平。相反,經濟效率的提高則能夠促進社會公平的實現。因此,經濟效率是實現社會公平的必要條件之一,是公共政策選擇的邏輯起點。另一方面,如果公共政策中貫徹公平理念,則可以防止公共政策行為的專橫,維護公眾和政府的良好關系,博得公眾的信任、支持和配合,從而提高政府的威信,取得良好的行政效率。
2.重視公共政策主體的倫理素質建設
政策主體在政策活動中居于重要位置，是一切政策倫理責任與義務的最終承擔者和踐履者。在社會日益多元的時代，受到不同利益訴求和多元倫理價值觀的影響，政策主體的思想很容易發生傾斜和搖擺，影響到政策的公共性，正是從此意義上彰顯了政策主體倫理素質的重要性。庫珀指出:“當行政人員在處理具體倫理困境中或大或小地界定自己責任的界限和內容時,他們使自己具有了‘倫理身份’,這種倫理身份認同形成了他們的道德品性?！保?］但政策主體是一個復合角色體，同時扮演著包括公共人和個體經濟人的角色,如果政策主體對自身角色定位搖擺，就容易產生角色沖突。畢竟這兩種角色定位,是基于不同的理論推斷的，具有截然不同的角色認識和期待,在公共政策過程中可能產生矛盾。因此，必須注重公共政策主體的倫理素質建設，而且這也關系到政策的認同度?！熬哂辛己闷焚|的政策主體往往會成為其他人尊敬、追隨的對象,……其人品的優劣不僅會影響公眾對他們的認可,并以此為依據對他們所依附的政治系統和所制定的政策投以不同程度的認同感,而且也會導致他們對所掌握的公共權力做出截然不同的安排?！保?0］需要確立一套促使公務員對其角色進行合理定位的行政倫理規范體系；提出符合時代精神又不失導向意義的價值追求；既允許政策主體對合法正當經濟利益的追求，又要具備較高的公共素養和行政倫理素質。
3.公民參與:規范政策倫理的有效途徑
公共政策注重對社會價值的分配，這就要求在政策活動中，需要尊重民意，廣泛聽取民眾的要求。“不論是在問題的確立上，問題的回應上，還是在被接受方案的執行上，都必須讓更多的公民來參與?！保?1］公民政策參與也是一條監督政府行為,規范政府政策活動“公共性”取向的有效途徑?！笆鼓切┡c某一決定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人參與該決定的制作過程，并向其陳述決定的理由，這不僅僅是提高效率的需要，而且恰恰是正義的要求?！保?2］
第一,公民參與能有效實現政策目標的公共性。“作為公共政策過程的參與主體,公眾參與政策決策有其必然性和緊迫性,而這對于公共決策質量的提高無疑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保?3］充分的公民參與政策制定是收集和傳達真實政策信息的有效途徑和充分利用公眾智力資源的有力渠道。政府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應主動地通過公民對話吸納政策建議,確保政策的科學性。這有利于公民的意愿和利益要求通過多種途徑轉化為政策問題,使之進入政策議程，并以協商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增強政策的規范性,制定出反映民意的政策，從而保障目標的公共性。而且公民參與可以有效消除或降低政府的有限性問題,通過民眾與政府之間的合作、交流、協商等,形成政策制定中的互動網絡,有效提高政策的質量,有效實現政策目標的公共性。
第二,公民參與能有效實現對政策執行的監督。即使是政策制定實現了目標的公共性，在政策執行過程中也有可能出現偏差。因為執行主體也具有經濟人的特征，會表現出自利性,可能導致政策執行的失范即公共性的偏離，為此，需要對政策執行進行監督。而且由于公民是政策的直接作用對象,對政策執行的感受最為直接，所受到影響最為顯著，因此，容易調動公民政策執行進行監督的積極性。即使出于自利,也會促使公眾參與到政策執行中來，有利于防止和糾正政策執行中的偏差，保障政策在具體的動態過程中對公共性的堅守。
參考文獻：
［1］Thompson.ParadoxesofGovernmentEthics［M］.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v,1992：255.
［2］陳潭.公共性:公共政策分析的一般范式［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2(4)：132.
［3］Anderson.PublicPolicy-making:AnIntroduction,FifthEdition［M］.Boston:Hough2tonMifflinCompany,2003：135.
［4］羅素.倫理學與政治學中的人類社會［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25.
［5］繆勒.公共選擇理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303.
［6］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88.
［7］張康之．公共政策過程中科學與價值統合［J］．江蘇社會科學，2001（6）.
［8］盧梭.社會契約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42-43.
［9］庫珀.行政倫理學:實行行政責任的途徑［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7.
［10］吳永生.論公共政策主體的合法性［J］.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04(1).
［11］彼得斯.政府未來的治理模式［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