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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中的成語范文1
2、始作俑者，出自《孟子.梁惠王上》，意思為開始制作俑的人，泛指惡劣風氣的創始者；
3、萬仞宮墻，出自《論語.子張》，意思為隨便聽來的話，又隨便傳說出去，那是不能修德的事；
4、患得患失，出自《論語.陽貨》，意思為擔心得不到，或者對得到的東西擔心失去。形容對個人得失看得很重；
5、里仁為美，出自《論語.里仁》，意思為選擇風俗淳樸的居所,人才會如沐春風,德行才會有進步；
6、見賢思齊，出自《論語.里仁》，意思為遇到比自己賢能的人不應嫉妒，學習對方的優點,使自己改進向善，成為賢能的人；
論語中的成語范文2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論語中的成語范文3
2、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3、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
4、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5、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
6、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7、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8、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9、信近于義，言可復也。恭近于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10、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11、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
論語中的成語范文4
德育是各育的靈魂。加強德育有助于推動學生各育的發展，促進全面發展教育目標的實現，所以德育是學校工作的重點。而德育工作的重點是養成教育。養成教育是使學生養成良好的學習、生活、行為習慣，是使學生得到主動、活潑、健康、全面的發展，這是學校德育教育工作的重要內容。
論文關健詞：德育養成教育
一、養成教育要有章可循、有規可依
養成教育的訓練要有一定的規范?！豆竦赖陆ㄔO實施綱要》和《中學生日常行為規范》為養成教育提供了依據。從“自尊自愛、注重儀表”、“真誠友愛、禮貌待人”、“遵規守紀、勤奮學習’丫‘勤勞儉樸、孝敬父母”、“嚴于律己、遵守公德”等五個方面對學生養成教育進行科學的規劃。從學生形象標準、學生行為要求、課堂紀律等內容上，對學生一天學習生活提出嚴格具體的要求，使半生在學習、禮儀等方面都有明確的行為準則和制度約束，時時刻刻有章可循，有規可依。這樣，養成教育在內容規劃上呈現階段化、層次化，學校有規劃，年級有重點，班級有特色，為強化養成教育提供了前提條件。
二、養成教育要講明道理
教師讓學生明白《綱要》和《規范》為什么要求這樣做、禁止那樣做的道理，以幫助學生提高認識，形成正確的善惡觀、是非觀、價值觀和榮辱觀，注重發揮學生自我規范的潛能，從根本上激發學生進取向上的熱情，引導學生將規范要求變成自覺要求，把教育要求內化為學生自身的需要，自覺律己做人。在明理過程中，使學生逐步增強自我評價的能力。學生有了自我評價的能力，就能主動地嚴格要求自己和控制調節自己的行為，自覺地抵制各種不良的影響。有時也可以先讓學生做，在做的過程中，結合情感體驗曉之以理，變被動行為為主動行為。
三、養成教育要分步實施
根據不同年級、不同年齡確定養成教育的訓練目標、內容、方法。這樣才能使養成教育收到實效、落到實處。
第一步、宣傳動員，營造氛圍。比如，在師生必經的過道口設置“輕聲細語、言語文明”，“禮貌待人、愛護公物”，“與文明握手、與陋習告別”，“在家做個好兒女、在校做個好學生、在社會做個好公民”等警句，以及激勵性語r‘見到客人，你能主動問好。嘿，你真棒！’氣“能主動拾起身邊的雜物，不愧是一個環保小衛士，’別你能在走廊里輕聲慢步，不愧是一名文明好少年！”；在走廊、教室內外墻壁張帖科學家、偉人畫像以及名言；在教學樓、實驗樓等醒目的地方制作以校訓、教風、學風、辦學宗旨為內容的標語或燈箱，使學生從中接受高尚道德情操的滲透和感染。
第二步、強化訓練，自我養成。如強化自覺習慣的養成，要求做到：教師在與不在一個樣，作業布置與不布置一個樣。再如強化學生的文明禮儀規范，要求學生用禮貌用語，養成“講衛生、丟陋習”的文明習慣，塑造健康活潑的良好形象。從而使學生養成自主管理、自我約束的好習慣。
第三步、檢查反饋，走向自律。通過教師考核監督、學生值周檢查、學生日常行為規范監督崗，以及文明學生評選等措施，及時檢查指導，及時反饋矯正，激發學生自我教育的熱情，提高自律能力。
四、養成教育要因材施教
養成教育要講究層次性，因材施教。注重養成教育過程中的因材施教，一是對行為較差的學生，讓他們明白落伍后進的原因，體驗不良行為給別人、給自己帶來的壞處，矯正與塑造同步進行。這也是利用學生日常行為所產生的后果對學生進行道德教育中的“自然教育法”。二是針對中學生的知識水平和年齡特點，采取‘言”中訓練和‘行‘中訓練的方法，能使學生的不規范行為明顯減少。三是對中等學生要極力上進，發揚優點，用《綱要》和《規范》嚴格要求自己。四是對道德行為好的學生，要高標準、嚴要求，啟迪更深層次的道德情感，磨煉道德意志，落實道德行為。
五、引導實踐，養成習慣
論語中的成語范文5
一、重視音樂的審美感受
孔子十分熱愛音樂，甚至到了癡迷的程度，正如大家熟知的“三月不知肉味”的故事，同時孔子對音樂的鑒賞也有很高的造詣，“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如也，繹如也，以成?！保ā墩撜Z?八佾》），這是孔子對音樂美感的體會，肯定了音樂美的審美享受，他認為演奏音樂需要有層次感，開始演奏時要興奮而熱烈；繼續下去，要純凈和諧、節奏清晰，余音裊裊不絕于耳，這樣然后完成。
孔子注重音樂的美好動聽，這在荀子那里得到了繼承?！稑氛摗分刑岬健熬右早姽牡乐?，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時?！薄奥晿分螅汗拇篼?，鐘統實，磬廉制，竽、笙、簫和，??發猛，塤?翁博，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盡，舞意天道兼?！避髯犹岢觯壕佑苗?、鼓來引導人們的志向，用琴、瑟來使人們心情快樂。拿著盾牌斧頭等舞具來跳舞，用野雞毛和牦牛尾等舞具做裝飾，用石磬、簫管來伴奏。所以那樂聲的清朗像天空，廣大像大地，那舞姿的俯仰旋轉又和四季的變化相似。這些都體現出荀子欣賞音樂時美好的感受，獲取了視覺和心理的無窮美感。
二、樂與政通
以上我們知道孔、荀重視音樂的形式美，但他們更加重視音樂的內容。他們認為音樂是政治的工具，是為儒家倫理服務的手段。音樂能夠反作用于政治，對政治有重大的影響。
（一）禮、樂以“仁”為核心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又如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由此來看，孔子的音樂觀是貫穿在其“克己復禮為仁”的中心思想中，即音樂要為“仁”服務，配合禮起到教化的目的，禮樂并存，用樂來調和民心。
荀子繼承了孔子禮樂以治人治國的思想，對禮樂關系進行了系統的論述，認為禮樂之道是圣明君王的治國良方。有利于社會重新恢復秩序，荀子認為“禮”至高無上：“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所以，荀子要求音樂必須以“禮”為本。
（二）“盡善盡美”
《論語?述而》中提到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薄氨M善盡美”是孔子音樂美的評價標準。音樂不僅要好聽，而且樂曲的形式與內容應該和諧統一的，要符合儒家的倫理道德標準才行。
荀子延續了孔子“盡善盡美”的思想，提出“美善相樂”的思想，“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美善相樂”（《樂論》）“美善相樂”就是要通過欣賞音樂之美，感受到音樂的“善”來“道志”，美善皆得才是真正的“樂”?？鬃榆髯犹岢龅囊魳匪枷霘w根到底是為其政治目的服務的。
（三）中和之美
子曰：“《關睢》，樂而不，哀而不傷?！保ā墩撜Z?八佾》）藝術所表現的情感要受到理智的節制，講究適度，平和，不能過于放縱，任其泛濫。他把音樂作為教化百姓和治理國家的工具，他認為平和中庸的音樂能教化人們向善，從而能使社會安定?！墩撜Z?為政》記載，“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八肌笔且魳返膬热荨目鬃拥慕嵌葋碇v，“思無邪”就是符合“仁”，符合倫理道德的規范，也就是善的體現。所以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甚至矣乎！”（《論語?雍也》）。
荀子繼承了孔子“中和”的音樂思想，“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樂論》）。其“中和”的音樂觀，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p>
（四）反對鄭衛之音
孔子認為樂是違背禮義規范的，對統治者所提倡的雅樂是很不利的，所以《論語?陽貨》中提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薄墩撜Z?衛靈公》中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人。鄭聲，?人殆?！笨鬃影燕嵚暸c佞人相提并論，認為“鄭聲”不合禮還違背禮，與《雅》、《頌》之聲 大相徑庭，歸根到底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恢復西周初期的統治制度。
荀子繼承孔子思想，同樣認為音樂與政治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荀子反對統治階級的聲色享樂之樂，贊成合于“禮”的“雅樂”。《樂論》記載：“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歌于行伍，使人之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
三、教化育人
孔子認為樂是教育學生的重要內容之一，強調其精神實質和對人的感化作用。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保ā墩撜Z?述而》）。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孔子認為音樂在人才的培養過程中是必不可確的一個環節。樂是幫助完善君子人格的重要手段，是進行自我教育不可缺少的手段，是培養社會有用人才不可或缺的教育工具，是衡量一個人道德修養和社會統治秩序的尺度。
論語中的成語范文6
關鍵詞：政府悖論 政府主導型 市場主導型 城市化泡沫
，在具體實施城市化戰略中存在一種非常危險的傾向：就是中國的城市化向政府主導的道路上滑行?！罢鲗汀背鞘谢^分擴大了政府在推進城市化中的作用，把城市化的過程簡單看成一個人口增加、行政區變更、圈地搞一流基礎實施，擴大城市規模的過程。在政府主導型城市化傾向的背后存在一個“政府悖論”，在“政府悖論”下的“政府主導型”城市化，對中國經濟最大的危害，就是存在發生城市化泡沫的風險。
一、城市化過程中“政府悖論”成因
諾斯國家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時提出了著名的“制度悖論”。諾斯認為國家在制度變遷中經常會做出事與愿違的制度安排，結果形成人為導致經濟衰退的根源。諾斯的經典論述是：“國家的存在對于經濟增長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又是人為導致衰落的根源?！痹诮洕l展過程中，人們本著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原則所選擇的某種制度，其變遷的結果卻偏離了資源有效配置的方向，反過來成為導致限制自身利益和利益發展的根源。這就是“制度悖論”的通俗解釋。
中國推進城市化進程中，也同樣存在著“制度悖論”，不過在此具體表現為“政府悖論”。所謂城市化中的“政府悖論”，簡單地講，就是中國城市化推進不論是在制度變遷的安排上、還是城市資源的配置上都需要一個職能更大、更復雜的政府，但在計劃經濟慣性作用下，又存在著，誘發政府以計劃方式行使其職能，使中國的城市化陷入政府主導型的陷阱。中國城市化對政府的需要，變成了政府成為城市化的障礙。
城市化過程中的“政府悖論”，成因于中國獨特的市場化和城市化之路。十五期間實施城市化戰略本質上是一個中國市場經濟發展中心從向城市轉移戰略。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漸進式改革，一直循著農村包圍城市的路徑進行。從要素資源分布看，城市具有發展市場經濟的優勢（經濟增長的要素70％集聚在城市），但從制度創新的優勢看，農村作為計劃經濟的薄弱地區同城市相比，卻有在改革初期市場經濟成長的制度優勢。在制度擠壓下形成的從農村到城市的中國市場經濟獨特的成長之路，由此也形成了經濟增長速度、規模與城市化不同步的獨特現象。其結果在經濟增長中替代城市化的是在城市和鄉村之間一大批小城鎮的出現。
目前，中央提出在十五期間實施城市化戰略，決不是像目前一些人認為的那樣，僅僅是補城市化課的戰略。在本質上是沿著市場經濟的演進，在城市全面推進市場經濟體制的戰略。以市場化帶動城市化，這才是中國城市化戰略的核心所在。因為經過20多年的改革，一方面農村擁有的初期制度創新優勢已漸進喪失的同時，城市在制度創新上的劣勢也在改變之中，特別是隨著中國經濟增長由粗放式資本推動型增長向技術主導的密集型增長方式的轉變，農村所具有的資源劣勢也凸現，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市場經濟的成長中心必然從農村向城市轉移。
改革開放以來，為了使集聚城市的資源向體制外擴散，簡政放權，弱化政府管制職能，一直是政府職能改革的主線。支撐中國經濟半壁江山的鄉鎮發展所需要的資本、人才，其中很大部分來自城市。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集聚在鄉鎮企業的資源又開始向城市回流。不論是外資，還是內資的投資開始向城市集中，搶占城市平臺，占據城市競爭優勢成為90年代以來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方向。
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心從農村向城市推進過程中，城市政府面臨一系列兩極的選擇：一方面城市化急需市場化和產業推動；需要市場資源要素的高度密集和高速流動；需要平等的競爭環境，這些都要求城市政府必須進行職能改革，放松傳統的城市管制，給予市場發展以更大、更多的自由空間；另一方面市場化和產業化又急需大規模城市建設來支持，市場要素高度密集和高速流動的城市市場又需要高水準的有序化管理，這又賦予了政府新的管理權利和更復雜的職能。還有中國加入WTO后，要求中國城市按國民待遇的規則管理城市經濟，降低要素進入城市的門檻，建立平等競爭環境；另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沖擊下的市場競爭，越來越表現為企業之間的競爭伴隨著國家與國家、城市與城市之間的激烈競爭。城市之間的激烈競爭又需要政府對城市的管理向營銷城市、經營城市的方向轉變。
上述城市化與市場化相互作用中包含著對城市政府的要求，從理論上講，一方面要求政府放棄計劃經濟管理方式的同時，另一方面又要負擔起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管理城市、駕馭城市市場經濟的新職能。但計劃經濟體制和計劃管理方式的偏好在城市仍嚴重存在的前提下，這種兩極的選擇對于目前中國的政府卻是兩難的選擇。因為對于目前政府而言最難做到的是放棄權利，最容易接受的是獲得的新權利和新職能。如果城市改革速度跟不上城市化和市場化進程，如果政府的職能改革不能在先放棄中再獲得，那么，在計劃經濟背景和慣性的作用下，其結果城市化對城市政府新職能的要求就變成傳統計劃職能強化。市場化推動下的城市化演變成政府主導的城市化，最終形成阻礙市場化與城市化發展的“政府悖論”。
西方城市化過程也存在著政府職能的加強和復雜化，但在西方城市化中不存在像中國這樣的計劃經濟背景，所以也就不存在誘致政府職能過分擴大化、滑向行計劃式推進城市化。所以，“政府悖論”在西方城市化的過程沒有明顯地表現出來。應當說，“政府悖論”是中國城市化道路中一個獨特的問題。 二、強化“政府悖論”的制度
在城市化推進中，不僅存在形成“政府悖論”誘因，而且還存在著強化“政府悖論”，使城市化向政府主導型上滑行的制度環境。
自上而下按行政級別設市、管市的城市管理體制、在對城市資源的配置中仍占據著主要的地位。在計劃時期，由于資源主要通過自上而下的行政權利來配置，而且每一級別的行政其資源配置權限也不同。要保證城市規模與城市資源需求相匹配，就必須將城市規模與城市行政級別相掛鉤。在計劃留下來的按行政權利級別大小設置城市的結果，形成了經濟中心與中心高度重疊的中國城市分布格局。如果說在計劃經濟時期形成這種經濟中心和政治中心高度重疊的城市分布格局，是行政權利配置資源的需要和結果，那么經過20多年的改革，市場已成為社會資源配置的基礎時，仍沿用計劃經濟時代設置城市、管理城市的體制，顯然很難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的需要。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中，在東南沿海地區迅速成長起來的一大批新型的化城鎮，以及90年代以來形成城市、邊貿城市恰恰不是發生原行政中心所在的中心城市，而是在傳統政治中心的邊緣地區成長起來的。由此形成了城市發展與資源配置體制矛盾，在市場化中成長起來的新型城市和城鎮，雖然具有很大的成長性，但由于其沒有納入傳統的以行政權利為中心的資源配置系統，所以未能獲的應有的城市發展資源和管理權限。相反，處在傳統行政權利中心某些城市，雖然其不具有成長的優勢，但卻享有行政權利配置資源的諸多好處。為了解決這個矛盾，中央曾經采取建立特區授權的，將一些新生城市納入行政管理的系統。如深圳、珠海等沿海開放城市。但是通過這種途徑解決只是范圍內很小的，況且對于普遍存在改革過程中體制外成長起來的許多新生城市而言，這個問題仍未能解決。如在廣東省虎門鎮有外資1400多家，民營企業1100家，人口達70萬人，年創造GDP達40多億元，稅收達17億元，其經濟規模和人口已達到中等城市的水平，但擁有如此經濟規模的行政建制，不是市，也不是縣，而是一個區。由于其“出身”級別太低，所以它的財政、市鎮規劃和管理不能享有城市權限，而仍然是鎮的權限?，F在人們談到城市化時，總是批評東南沿海地區出現城不像城，鄉不像鄉的小城鎮，對此不少學者將其歸結為中國80年代以來實行小城鎮戰略的錯誤選擇。其實這種結果，并不能完全歸結為實施小城鎮的結果，從制度上看是在以行政為主的資源配置制度對小城鎮擠壓的結果。正是由于他們在成長的構成中不能獲得正常的城鎮管理和規劃的權限，所以才在自發中走了一條兩不像的道路。
從資源配置的角度看，實施城市化戰略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一個有利于推進城市化的資源配置系統。要建立這樣一個以市場為基礎的城市發展資源的配置系統，就有一個對目前存在的以等級行政權利為中心資源配置系統的改革。如中國的城市化，不能在觸動原資源配置系統中進行，中國城市化戰略的推行首先強化的不是市場在城市化中配置資源的功能，而是使改革開放以來處在弱化過程中的行政權利配置資源體系重新得到強化。城市化引起的“政府悖論”也會隨著這種體制格局而強化。
自1994年財政稅體制改革以來，隨著中央財力相對集中，政府用來進行城市建設的財力也在加大，這對中國城市發展其實是一件好事，但由于這種改革是在財力分配體制遠滯后于財力集中體制下進行的，目前存在的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力分配和投資體制，仍有濃厚的計劃色彩，所以中央財力的集中和對加大城市建設投資的加大的過程，存在著誘致政府向傳統體制回復的傾向。強化了各級地方城市對自上而下行政配置資源的依賴。弱化了對市場配置城市資源的重視。這在客觀上起了強化“政府悖論”的作用。
長期以來，在改革中變的越來越無為的政府，在城市化過程中，卻突然發現城市政府變的無所不為起來。特別是在缺乏新制度約束的城市基礎投資體制，客觀上強化了政府以計劃方式配置城市資源的偏好。城市化推進需要大幅度提高城市基礎實施的建設，在公共財政、公共采購、公共投資體制尚未完全建立的情況下，這些公共投資只能在原計劃體制的框架中進行。缺乏新制度約束下城市公共投資在客觀強化了政府以計劃方式管理城市、配置城市資源的偏好。
在這種扭曲資源配置體制下，其結果形成了使一些不能成長為大城市的城市，僅僅因為它是級別較高的行政中心、政治中心，卻能獲得人為造市的資源和財力，相反一些因經濟的地緣優勢和產業優勢具備成長為大城市的潛力，但因為它的行政級別很低，在城市化中會處在被抑制狀態。如廣東的“虎門現象”。 三、“政府悖論”的隱患：城市化泡沫
在“政府悖論”的背后存在著的城市化向政府主導型方向滑行的傾向，存在著中國城市化動力由政府替代市場成為第一推動力風險。如此下去存在著發生城市化泡沫的隱患。泡沫是在過高預期下形成超過實際需求的投資而形成的虛假繁榮。從顯示出的跡象看，整個在對城市化有很高的預期，但在“政府悖論”的作用下存在著將這種預期過分放大，將城市化推向泡沫的隱患。政府主導下的城市化泡沫風險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在政府主導下的城市化，可能出現職能雷同的大都市泡沫。
在十五期間提出放松對大城市的限制的政策，對于發揮城市規模效益是正確的，但是如果各級政府都不顧經濟地緣優勢和城市間的產業分工的需要，人為地在攀比中搞功能齊全的大都市，人為地配置城市資源，很可能會在出現虛假的大都市繁榮。
導致職能雷同的大都市泡沫根源于目前存在的仍居強勢的以行政權利為中心的資源配置體系。中國的行政中心設置格局是一種相對均衡的分布。在行政權利強勢的作用下，目前中國城市規劃存在著按行政格局規劃未來大都市的傾向。沿著以中心來設計經濟中心的路子走下去，將會出現有多少個省級市、地級市就一定要建立多少個大都市城市分布格局。使在計劃經濟形成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高度重疊格局，在新一輪的城市化中更加強化。
這些規劃中的大都市，不僅與行政中心高度重疊，而且都是功能全、產業結構雷同的大都市，這將是一個代價很大的舉動。如果按照以行政中心必定要高功能齊全的大都市的路子走下去，在未來幾年內，從數字統計上看，中國可能出現城市化率快于經濟增長的態勢。
中國需要建立多少大都市，并不取決有多少個行政權利中心，而應取決于市場對城市資源配置，取決于經濟地緣優勢和產業化分工鏈的內在要求。行政權利中心與經濟中心的高度重疊是古代社會城市分布的特色，化時代的行政中心的分布與經濟中心分布是非重疊性的。因為行政權利分布首先要服從于對主權國土管理的需要，所以只要是有中國國土的地方，就必須有代表國家主權的政府，所以行政權利的分布具有相對均衡和相對穩定的特點。在市場條件下的資源分布具有不均衡性和動態性的特點。美國大都市主要分布在東海岸地區，另一條城市帶分布在從舊金山到洛杉機之間。日本在環東京灣形成了從東京、名古屋、大阪、神戶的“都市帶”。在西方發達國家政治中心并不都是政治中心。美國的華盛頓雖然是首都，僅僅是個行政中心，人口只有55萬，只相當于一個中等城市而已。澳大利亞的堪培拉是首都只有幾十萬人口，也僅僅是個行政中心而已。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都市也出現了不均衡分布，東南沿海地區正在中國未來大都市分布區。
但是在計劃經濟思維的慣性作用下，在中國幾千年封建諸侯思想的作用下，許多地方官員把所轄之地，不是當統一市場體系中的局部市場來看待，不是按照產業的分工優勢來考慮城市產業發展戰略，而是按“諸侯封地”來搞全能產業，搞“國中之國”、“市中之市”。表面上看是在搞大都市化，其實搞的是城市“諸侯化”。從反饋的信息看，越是在中西部市場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建立全能的大都市的非理性設想也越大，越是在南方沿海地區，由于市場作用已充分發揮，在對待城市發展反而越理性。
在行政權利杠桿的作用下，不顧現實的需要，各級政府都來搞功能齊全的大都市，由此造成虛假大都市泡沫一旦破裂，對中國經濟造成的危害比20世紀80年代以來形成的產業結構雷同要大的多。都市泡沫不僅僅是中國城市化的陷阱，也是中國工業化的一個巨大的陷阱。
2、在政府主導下城市化演變為僅僅依托城市基建乘數效應推動的城市化，會導致城市房地產泡沫。
在城市基建拉動效應下可能出現一時的繁榮，如果城市基建與城市產業和市場發展嚴重失調下去，未來中國可能會出現一批有“城”無“市”的空殼化城市。中國城市化推進中始終存在著土地資源的約束，這是在人多地少的亞洲國家在推進城市化遇到的普遍。在東亞國家城市化的推進中都有過房地產泡沫的嚴重教訓。20世紀80年代末在泡沫經濟中走下衰退的日本經濟，構成泡沫經濟的主要成分是房地產泡沫。泡沫經濟發生的十多年過去了，目前在東京仍遺留著80年代泡沫經濟時期遺留下大片半拉子工程。90年代東亞危機中，造成財富大幅度縮水，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房地產價格的縮水。80年代以來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房地產一直是香港的支柱產業之一，房地產增值程度也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狀況晴雨表。但無論香港市場如何自由，仍逃不出房地產泡沫的厄運。在財富增值時，房地產增值的最快，同時財富縮水時房地產也是最快的。2001年四季度香港經濟增長剛出現負增長時，香港的房地產已經縮水一半。中國在90年代的珠海、海南已經領教了房地產泡沫的教訓。目前中國在推進城市化中，是否能避免重演東亞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房地產泡沫的危害，對此我們最冷靜的回答：不是能否避免重演問題，而是如何將房地產泡沫的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的問題。
目前對中國房地產市場發展的走勢，存在著，兩種迥然不同的觀點；一是認為為中國的房地產潛伏著嚴重的泡沫，一是認為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發展良好。雖然目前中國的房地產的泡沫不甚嚴重，但不論是從東亞國家包括目前的香港的房地產泡沫的教訓看，還是從中國房地產市場發展的內在邏輯看，對房地產泡沫有足夠的認識是非常重要的。
從全球來看，可以發現在所有的產品中，由于房地產是無法流動的產品，再加上土地資具有不可替代的稀缺性，所以房地產的價格是無法實現全球均衡。無論香港的市場如何開放，香港缺乏的土地，也無法通過進口來解決。房地產供需矛盾，不僅不能通過在開放的市場通過流動來實現均衡，而且也無法通過替代品來解決。雖然房地產無法跨國界流動，但標識房地產價格貨幣卻是流動的，貨幣的高度流動性與房地產的非流動性相結合，由此反映的某一地區房地產稀缺性程度，并不完全取代于當地貨幣購買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貨幣的供應力。一旦房地產稀缺性定價引起投機性投資投加入時，房地產則會失去其使用性投資，成為投機性投資產品，那么房地產的泡沫就會進入一個快速的成長期。
東亞地區土地資源稀缺性與經濟全球化下存在大量的剩余資本相結合，再加上急于求成的工業化心理，使東亞地區成為最容易發生房地產泡沫的地區。房地產泡沫成為東亞地區實現城市化過程中很難避免的一大陷阱。
中國同樣存在著與東亞地區相同容易引發房地產泡沫因素。鑒于東亞一些國家房地產破滅的教訓，要避免房地產破滅的發生，政府對付房地產發展的政策選擇，要像對付通貨膨脹一樣，應實行逆向調控。特別是在房地產啟動之后，更要重點調控房地產的開發速度和增值水平，以免在政策的推波助瀾下，造成對房地產過高的預期，導致大量資金的進入，引發房地產泡沫發生。但是就目前中國房地產發展的環境而言，人們更多地認識到房地產迅速增值一面的同時，而忽視了房地產高風險的一面，所以在城市化推進過程中，各級政府對房地產作為城市經濟增長點予以推動，并賦予其很高的預期。不可否認中國城市的房地產確實存在一個相當大的發展空間，正是這一可開發空間存在的巨大誘惑，才會會導致大量資本和房地產商的涌入。如果政府在這一巨大誘惑目前，缺乏理性，急于通過房地產實現短期內的城市經濟增長，甚至在權錢交易的誘惑下來推進城市的房地產市，那么中國城市房地產泡沫的發生，就只是一個時間問題。房地產泡沫一旦發生，其不僅僅是房地產業的本身的問題，波及的可能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擱淺。這樣教訓不是沒有先例，珠海、海南、北海就是最慘痛的教訓。
3、在政府主導型推動下的城市化，存在高成本推進中國城市的問題，使城市化在所謂城市建設化中（泡沫）中受阻的風險。
政府作為特有資源壟斷者，具有不計成本的偏好。這一偏好在目前中國行政管理體制中表現尤為突出。計劃經濟時代，受到單一計劃控制的政府，對資源配置的權利受到嚴格限制。目前處在市場和殘留的計劃雙軌資源配置體制下的政府，應當說比計劃經濟時代的政府有更大的資源配置權利。一方面，現在政府仍然可以利用計劃手段來控制和配置城市資源，另一方面又同時可以利用市場和的工具來配置市場資源。可以說現在城市政府配置資源的權利和資源的總量同計劃經濟時代相比要大的多。
在城市化推進過程中，隨著GDP總規模的增長，政府控制和支配的資源也會同步增長，這是正常的。政府支配財力的最大的隱患，不在于政府支配的財力太大，而是控制和配置這些財力的體制。處于市場約束尚未完全建立與傳統計劃約束尚未完全消失中國城市管理體制，存在著嚴重“體制空洞”。處在“體制空洞”中中國城市政府行為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和長官意志性。“體制空洞”導致政府決策和管理上的隨意性和長官意志，與城市政府擁有不斷增長巨額財力相結合，存在著使城市基建投資陷入不計成本投資的風險。
不計成本的城市化投資與在市場推動下的城市競爭相結合，正在變成畸形城市化建設的競爭，變成爭世界一流、亞洲最大的攀比。目前幾乎所有的地級城市，無論現在城市財力有多大，現在的人口有多少，都在按超過百萬人口以上的規模來規劃。在城市規劃中的廣場、機場、道路，都要按50年不落后、世界一流的水平來設計。支撐大規模地開展城市建設，有一個上的依據，就是城市基建投資的乘數效應。在這種理論的作用和中國投資需求疲軟的背景下，城市基建投資成了目前中國投資中風險最小的投資。不可否認基建投資確實具有產生拉動相關產業發展作用。如果這種基建投資不考慮投資本身的效益，那么這些非理性投資的結果是其造成代價比其拉動的乘數效益要大的多。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受到目前許多學者責難小城鎮化，盡管有諸多不盡人意的地方，但它畢竟是在市場化推進下出現的。如何看待80年代以來中國小城鎮的發展的功過，有一個視角問題。如果單純從城市化的角度來看，不像，也不像城市的小城鎮建設造成了資源浪費，延緩了中國城市的發展。但如果從市場化的角度來看時，中國小城鎮是中國農民的一個創舉，因為在小城鎮這個獨特的空間中成長起來的鄉鎮，是在沒有國家投資的前提下創造了形成中國半壁江山的工業產值，解決中國1億勞動力的就業。應當說中國農民選擇小城鎮這個平臺發展市場經濟，是當時的中國農民走向市場經濟最經濟選擇，因為正是在這個不規范的平臺上實現以較少的投入最大的產出。在此不是說在十五期間實施發展大城市戰略的選擇是錯誤，而是說改革開放以來所走的小城鎮化道路也不是錯的。特別是市場化推動下小城鎮發展之路，應當成為十五期間實施城市化戰略中進行走下去的道路。而目前在政府主導下的城市化的最大風險恰恰在于此。
目前在政府主導推動下城市化，同自發地農民主導下小城鎮相比，層次要高的多，其規劃是國際性的，其投資是大規模地，其決策是自上而下的。但是從符合市場的理性成分而言，我們認為，今天政府沒有超過20世紀80年代的農民。雖然就農民的個體選擇而言充滿著自發、隨機性，但這種自發與隨機因嚴格受到市場的約束，所以這種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就選擇又是理性的。而處在“體制空洞”中的政府形成的隨意性和長官意志，是缺乏市場約束的隨意性，他們的行為并不是一個完全的經濟人的行為，而是某種意義上的政治人行為。經濟人的選擇是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由此決定了經濟人選擇是在成本約束下進行，而政治人追求是政治效應的最大化，經濟是手段，而不是目標，所以不存與經濟效益相關的成本約束，與追求政治目標相聯系，在經濟上往往是不計成本。
不計成本地推進城市化，最終表現為中國城市化的高成本推進。城市化的高成本推進主要表現在這樣一些方面：
一是嚴重超過城市發展需求搞所謂一流的城市實施，這些設施建成之日就是城市發展的包袱背起的開始。因為作為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的城市設施的使用或運行是需要成本。如果城市設施的運行成本大大高于對這些設施利用的收益時，這些設施為城市帶來的不是福利的增長，而是包袱的加重。如珠海機場現象就是這種典型案例。當年投資69億，按機場每年旅客吞吐量1200萬人，年貨郵吞吐量60萬噸的標準設計的機場，目前的使用率只有6％左右，拖欠債務17億。當我們頻頻看到報紙上出現一些城市領導的宏大的城市發展的設想時，我們能肯定珠海的教訓不會重演嗎？
二是一些城市規劃為追求美化、綠化、整齊化一，競到了排斥市場化的程度。一些城市為了拆墻透綠，不惜以拆除許多商業網點為代價，結果是城市綠化，市場沒有了；一些城市在追求標準化、規范化下由政府主導建成的市場、商業寫字樓、網點或什么之類的商業一條街等，由于缺乏地緣優勢或租金過高，導致了商人無法進入，成了有參觀價值無市場增值價值的無市街；這種不計成本地搞城市設施，加大市場準入門檻，抑制了城市市場的發展。
虧損企業是目前中國城市經濟發展中的一大包袱，如果中國城市改革嚴重滯后城市化、市場化發展的需要，任憑中國的城市化在“體制空洞”下政府主導滑行下去，不可否認在短期一定出現城市化的建設（城市泡沫），但這個的泡沫破裂后，中國的一些城市背負的不僅僅企業虧損的包袱，還有整個城市破產或虧損的包袱。
四、走出“政府悖論”，避免城市泡沫的預警對策
要遏制的城市化向“政府悖論”道路上滑行，避免城市化泡沫發生，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加大城市改革力度，從根本上解決城市化推進與城市化新體制供給不同步的矛盾。
1、中國城市化的戰略定位，不能簡單地把中國增長賭注在城市化，而應當把中國經濟增長的中心放在城市市場化的推進上。
在市場化推進下實現中國的城市化，是21世紀中國實施城市化戰略的核心。21世紀中國城市化的最大風險來自脫離市場化的城市化。如何正確認識市場化與城市化的關系，是關系到中國城市化發展方向、中國城市改革的前提。市場化是城市化的第一推動力，這個原則在如何時候都不能動搖。
2、深化城市體制改革，增加適應城市化需要的制度供給是從根本上抑制城市化泡沫發生的關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之所以走了一條與市場經濟發展同步的小城鎮化道路，就是因為在中國城市啟動市場經濟比遇到的制度障礙要大?，F在將市場經濟發展中心從農村轉向城市，不僅僅需要通過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為市場經濟發展物質平臺，更需要全面深化城市體制改革，為市場經濟在城市發展提高制度框架。適應城市化和中國進入WTO的要求，全面啟動城市體制改革是中國21世紀經濟體制改革最主要任務。
具體講，中國城市體制改革面臨著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的改革。
在宏觀上適應十五期間設施城市化戰略的要求，要以改革現行的自上而下按行政級配置城市資源、管理城市的計劃式的城市管理體制為主線，以建立有利城市間公平競爭的全國統一市場為目標，推進宏觀層面的城市體制改革。中央對城市的管理要從直接管理向適應市場化要求間接管理、法治管理轉變。要弱化行政權利在資源配置中的職能，中央對城市改革要像改革一樣，通過下放權利賦予各級城市在市場競爭完整的自主權。市場競爭是多層次的競爭，要提高城市的競爭力，在管理體制上，要賦予城市以相對獨立管理權限，使城市成為市場競爭真正主體。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迫使城市政府從主要向上負責的“人”向對市場負責的“經濟人”轉變。
在中觀上，適應市場化推動城市化發展的要求，通過全面啟動城市體制改革，建立推進市場化與城市化互動的城市經濟體制是城市自身改革的目標。長期以來，如何搞活大中型企業一直是中國城市改革的重中之重，適應市場化推動下城市化要求，中國城市改革的重心應當轉向建立城市市場經濟發展體制框架的建立上來。特別是適應WTO的挑戰，要將解決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納入到建立公平競爭的城市市場體制的框架中來解決。城市體制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的很多，如以廉潔、效率為核心，以建立有限權利的陽光政務為目標的政府職能改革；與此相關聯的還有城市公共財政、城市公共采購、公共投資體制的改革；以建立公平競爭環境，促使要素高速、高效自由流動的審批制度、戶籍制度、土地管理體制等改革；建立市場化與城市化互動新型城建規劃制度和城市管理制度的改革等。這些改革總體目標就是讓市場真正成為城市化的第一推動力。
3、加大對城市管理和決策的知識供給，解決城市的快速成長與知識供給嚴重脫節的問題。
在“體制空洞”下城市管理者行為更容易向計劃方式回歸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代中國的城市管理者嚴重缺乏管理現代城市的知識和理念。城市不僅是一個資源密集的空間，而且城市的管理和運行所需要也是一個知識集成體系。如何適應城市化和城市管理現代化的要求，建立城市知識供給體系和城市管理者培訓體系應當是中國科教興國的重要內容之一。實現城市管理知識化、專業化和現代化，使城市管理從計劃式的守城管理向現代的營銷城市、經營城市、增值城市管理轉變是21世紀中國城市管理的改革的方向。
4、開展城市經濟安全，建立城市安全預警系統，遏制城市化泡沫發生。
經濟安全研究是當代中國經濟學研究中的一個薄弱環節。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增加和經濟組織系統的復雜化，經濟系統信息傳遞高度關聯性、信息傳遞過程中的迅速放大功能也在增加。這樣的經濟系統，不僅會使一個正確的決策信息迅速放大，同時也會使一個潛伏的壞的信息或錯誤的決策信息迅速放大。由此決定了中國經濟系統走向復雜性和高度靈敏性的同時，其潛在的風險性也在增加。特別中國城市經濟系統更是如此。面對中國市場經濟系統的變化，傳統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經濟決策就遠不適應經濟系統發展的需要。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展經濟安全研究，就顯得非常重要。在現代經濟系統中，一個正確完成的決策，不僅要考慮如何推進經濟增長的同時，更要考慮經濟安全性。
在“政府悖論”背后存在的政府主導推動下城市化傾向存在巨大經濟風險，要從根本上全面推進城市體制改革從根本上遏制城市經濟泡沫的發生是非常重要的，但由于體制建立過程是長期復雜的過程，面對城市管理中存在的“體制空洞”，在新的制未能發揮作用以前，建立臨時的城市經濟安全預警體系是非常必要的。
1、張孝德：2001《城市化陷阱：政府主導下的城市規模擴大化》，《改革》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