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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翻譯范文1
1、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而）
翻譯：孔子說：“學習知識并且按時溫習它，不也是令人高興的事嗎？有朋友從遠方來（交流、學習），不也是令人快樂的事嗎？別人不了解自己也不怨恨，不正是品德高尚的人嗎？”
2、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
翻譯：曾子說：“我每天多次地反省自己：替別人辦事是不是盡心盡力呢？跟朋友交往是不是真誠，誠實呢？老師傳授的知識是否復習過了呢？”
3、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為政）
翻譯：曾子說：“我每天反復檢查我的行為：為人處事有不真誠的事嗎？與朋友交往有不誠實的事嗎？老師教授的知識有不復習的嗎？”孔子說：“復習舊的知識從而知道新的知識，可以憑借這個成為老師了。”
4、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
翻譯：孔子說：“只讀書卻不認真思考，就會迷惑；只空想而不讀書，就會疑惑。”
5、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為政）
翻譯：孔子說：“仲由，教給你的理解了嗎？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就是不懂，這也是聰明啊。”
6、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里仁）
翻譯：孔子說：“見到賢人就要向他學習，希望能達到他的水平，見到不好的人就要自我反省。”
7、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翻譯：孔子說：“三個人一起走，其中必定有可以做我老師的人，學習他的優點，如果自己也有他的缺點就加以改正。”
8、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泰伯）
翻譯：曾子說：“有抱負的人不可以不胸懷寬廣，意志堅定，因為他肩負著重大的使命（或責任），路途又很遙遠。把實現‘仁’的理想看作自己的使命，不也很重大嗎？直到死才停止，這不也是很遙遠嗎？”
9、子曰：“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
翻譯：孔子說：“年末天氣寒冷，這時才能知道松柏是最后凋零的。”
論語翻譯范文2
【關鍵詞】翻譯；宗教文化；理解
引言
隨著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經典隨著人類歷史進入21世紀，他們希望更多，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中國文化。文化的范圍非常之廣泛，但實質都離不開它誕生的民族，以及人們對它的傳承及發揚，深入了解源語文化是做好翻譯的前提。因為翻譯從來都不是單一的純語言活動，而是一種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的溝通過程。辜鴻銘先生的英文造詣極高，為了使內容和思想易于被西方人理解和認識，還廣征博引西方的名句、典故參證注釋，以“勾起讀者原來的思路”。他用現代歐美人熟悉的現代英語來接受中國兩千年前傳承下來的文明和道德，其目的是讓西方人從精神和道德上尊重中國，讓他們了解真正的中華文明。
一、文化翻譯理解
從實踐的角度出發，文化翻譯形式多種多樣，任何翻譯的存在都包含有文化差異的因素，因而都是文化翻譯。狹義上的文化翻譯是指具體文化信息的翻譯，與之相對的是，就理論而言，文化翻譯研究在宏觀上討論翻譯中的文化策略，微觀上討論翻譯中文化信息的處理。郭建中就曾指出，文化翻譯指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在進行語言操作的同時，應有廣泛的文化意識，把翻譯的文化因素和語言因素結合起來考慮。對源語文化的準確理解是成功翻譯的必備前提，特別是古籍翻譯因其原文是古文，直到今天許多老祖宗的智慧以及名句仍舊被沿用，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卻并沒有理解他的原本意義，所以首先理解原文就存在問題。因此在做翻譯時追本溯源準確理解尤為重要。因辜鴻銘先生生活的時代正是中國文化處于弱勢，西方強勢的時代，為了讓西方人更容易接受中國的文化經典，辜鴻銘先生在翻譯上做出了巨大的犧牲，采用歸化的翻譯策略。
二、宗教文化的翻譯
是一個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論語》是儒家思想以及中國文學史上的經典著作，以孔子《論語》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并不屬于宗教范疇，但是其中記載了不少孔子時期人們的宗教意識。對一些表示宗教觀念的詞的翻譯辜鴻銘先生的翻譯也值得探討。
（一）子入太廟，每事問。（《論語.八佾》）
辜鴻銘： When Confucius first attended the service at the State Cathedral （Ancestral Temple of the reigning Prince）， he enquired as to what he should do at every stage of the service.
根據楊伯峻的《論語譯注》古代開國之君叫太祖，太祖之廟便叫做太廟。周公旦是魯國最初受封之君，因之這里的太廟就是指周公的廟。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這樣解釋：“廟，尊先祖貌也?！睆R，是一種特殊的房子，是祭祀祖先的地方，皇帝祭祀祖先的地方就成了太廟。太廟是一個極具中國文化的詞匯，是一個典型的文化負載詞，在翻譯這一核心詞匯時辜鴻銘先生仍舊采用了歸化的翻譯方式。辜式用the State Cathedral來翻譯太廟，其本意是指國家大教堂，并用括號加注釋說明是ancestral Temple of the reigning Prince意為統治者的宗廟，這兩者都是極具西方文化特色的表達，因為教堂是基督教、天主教、新教、東正教等舉行彌撒禮拜等宗教事宜的地方，教堂是宣揚基督教教義的地方，因此Cathedral不僅是一個西方詞匯而且還是一個宗教詞匯。而《論語》中的太廟主要是為了讓后代緬懷祭祀的，祭祀祖先是后代表達緬懷祈求得到先輩福佑的一種方式，這與宗教沒有任何關系。由此可見，無論是從文化的起源還是功能辜鴻銘先生的翻譯都與原文相去甚遠，因此這樣的翻譯是不太恰當的。
（二）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
Ku： Life and Death are pre-ordained， and riches and honors come from God.
這一章是典型的中國宿命論，人們相信人的一生中的生死福禍、貧富貴賤等都是上天注定好的，是人力無法改變的，這樣愚昧的思想到今天還影響著部分中國人。上天是指什么呢？孔子提到的“天”就是指天地，世界的意思。在這里辜鴻銘把“天”翻譯成God， God在西方主要是指基督教中的上帝，在基督文化中認為是上帝創造了世界，這樣翻譯的確會讓西方的讀者有一種認同感，認為是上帝主宰人的一生，但是這樣翻譯完全就是誤導，在中國文化中根本就沒有上帝的概念，與中國文化中的“天”是不同的，這是硬給中國的“天”貼上了基督教的印記，這樣的歸化策略雖然讓西方讀者在讀的時候容易懂卻丟失中國文化的本源，不值得提倡。葉子南先生就曾指出歸化雖容易“懂”，卻可能丟失不少東西，甚至歪曲原文的意義，因為表達本身就反映了源語思維模式的特征和特定的文化內涵。
三、結語
翻譯不僅僅是語言間的轉換，好的譯文更要能夠實現文化在目標語中的再現，這才能達到文化傳播的目的。我們研究辜式《論語》中的文化翻譯現象考察其文化翻譯的策略及方式，了解到辜式的翻譯雖然有些缺失但是基于他的翻譯目的，以及其文化傳播效果無疑是成功的，對翻譯實踐起到很好的啟示作用。
參考文獻：
[1]劉宓慶. 翻譯美學導論[M].中國對外翻譯出版有限公司. 2012.3
[2]王建國. 劉宓慶文化翻譯理論簡評[J]. 外語研究. 2010.2
[3]許均， 穆雷. 中國翻譯研究.（1949-2009）[M].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9.12
論語翻譯范文3
關鍵詞：信守內容意旨；遵從譯語習慣；切合語體語域
Abstract:Transmigration,anabstractwholeatlarge,istoogoodtobepracticalandsuchconcretesubwholesunder“goodtranslation”asfidelitytothesource-languagetextincontentandintention,grammaticalnormality,andlexicalappropriatenessaremoreworkableascardinalprinciplesoftranslation.
Keywords:fidelity;grammaticalnormality;lexicalappropriateness
翻譯是把一種語言文字所表達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表達出來，具體說來，就是“換易言語使相解也”。①但是，如何用另一種語言文字把一種語言文字所表達的意義表達出來？“換易言語”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這些問題歸結起來無疑就是：翻譯的標準是什么？翻譯的方法應如何？
嚴復是中國近代第一位系統介紹西方學術的啟蒙思想家，在介紹西學的同時提出了翻譯的標準—“信、達、雅”，對中國現代的翻譯實踐和理論研究影響巨大，“相信只要中國還有翻譯，總還會有人念‘三字經’！”②
雖然嚴復持論有故，但認真審視不難發現，“信、達、雅”實質上既不是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抽象標準，也不是具有切實指導性的具體標準，“從純理論的角度講，把信、達、雅并列起來作為翻譯標準是具有邏輯缺陷的，因為這似乎意味著：原文不達，也可以故意使之‘達’；原文不雅，也可以故意使之‘雅’。那么，這樣和‘信’字，豈不自相矛盾？”③
《論語·雍也》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意謂樸實的內容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樸實的內容又未免虛浮?？鬃犹岢拔馁|彬彬”，反對浮華的辭藻，所以說“辭達而已矣”—言辭足以達意就可以了?！稜栄拧沸蝾}下疏說：“爾，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薄墩撜Z·述而》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其中的“雅言”是指區別于各地方言的“諸夏的話”—標準語，相當于現在所說的“普通話”。但是，嚴復的“雅”指的不是“利俗文字”—大眾的語言，而是“漢以前字法句法”。為了掩蓋“達”的矛盾，嚴復在“暢達”（如“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和“表達”（如“題曰達旨，不云筆譯”）之間周旋，取便發揮，借“辭達而已”求“信”—“為達即所以為信也”，借“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求“雅”—“信達之外，求其爾雅”。不難看出，嚴復的邏輯是：要“信”則必須“達”，要“達”則必須“雅”，換言之，“雅”是“達”的條件，“達”是“信”的條件，“為達”最終成了“求雅”的借口：“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利俗文字則求達難。”
與“并世譯才”的林紓相比，嚴復所譯的書總共不過八九種，而在其所譯的這八九種書中，只有《群學肄言》、《原富》、《群己權界論》和《社會通詮》四種“略近直譯，少可譏議”，④此前“題曰達旨，不云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⑤此后“中間義忄旨，則承用原書；而所引喻設譬，則多用己意更易。蓋吾之為書，取足喻人而已，謹合原文與否，所不論也”。⑥嚴復雖然提出“信、達、雅”，但他本人并未完全履行。
嚴復是在譯介西學的時候提出“信、達、雅”的，因此“信、達、雅”作為翻譯的標準完備與否，必須結合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來審視，不能簡而單之地就事論事，從而忽視嚴復“辛苦辶多譯之本心”。
嚴復“竊以謂文辭者，載理想之羽翼”。⑦于是，從“達”來看，洋務派和傳教士翻譯的書“不合師授次第”，“不合政學綱要”，有?！爸袑W為體，西學為用”的目的，因而“非命脈之所在”。相比之下，“新西學”的命脈之所在則是“維新”，即運用進化論、天賦人權來反對天命論、君權神授論，用自然科學、機械唯物論來論證無神論，從而“開民智，強國基”。正是“于自強保種之事”，嚴復才“反復三致意焉”。從根本上說，嚴復的“辛苦辶多譯之本心”是“取便發揮”，其所謂“達旨”是“旨”在“達”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理論的“民權平等之說”、“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自由主義與功利主義學說和自然科學及其方法論。
從“雅“來看，嚴復以“雅言”來“達旨”是“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因為當時的白話遠未成熟，飽讀先秦詩書，受古文的熏陶而成積習，搖頭晃腦地讀起古書來連平仄也都留心的老夫子大抵不常接觸“利俗文字”，對“利俗文字”的運用不像對古文的運用得心應手，但又要翻譯，不得已就只能在“利俗文字”和“古文”之中擇取后者了，不僅翻譯的時候，甚至在日常寫作中，大概也會覺得用“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更重要的是，作為復古的維新改良派，嚴復的翻譯所針對的讀者是操“雅言”的士大夫階層，為了使他們能夠看自己所譯的書，最好的辦法莫過于先用“雅言”來吸引他們，借“雅”以破啟錮閉，從而使頑固保守的士大夫階層樂于接受西方學理，正如嚴復在其《與梁任公論所譯〈原富〉書》中所言：“吾譯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之人”，“若徒為近俗之辭，以便市井鄉僻之學，此于文界，乃所謂凌遲，非革命也?！币徽Z道破天機！嚴復的“雅”誠可謂用心良苦：從表達形式入手，使士大夫們認為“足與周秦諸子相上下”而最終“傾倒”。當然，嚴復畢竟是帶有復古思想的維新改良主義者，后來又淪為保守派，不懂得“利俗文字”是歷史的必然，更不懂得“利俗大眾”是歷史的推動者。
單純從翻譯標準的角度審視，“若是全盤而真實地‘信’了，把原作的思想感情，意思之最微妙的地方，連它的文字的風格、神韻都傳達了出來，則不但‘順’沒有問題，就是所謂‘雅’（如果原作是‘雅’的話）也沒有問題。‘信’、‘達’（順）、‘雅’三字，實在作到一個‘信’就都有了?！雹鄰倪@個意義上說，嚴復的“信、達、雅”在邏輯上確實“先天不足”。
早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馬建忠（1845-1900）就在其《擬設翻譯書院議》中對翻譯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提出了“善譯”的標準：
夫譯之為事難矣，譯之將奈何？其平日冥心鉤考，必先將所譯者與所以譯者兩國之文字深嗜篤好，字櫛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異之故，所有相當之實義，委曲推究，務審其音聲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簡，盡其文體之變態，及其義理粗深奧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則一書到手，經營反復，確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寫其神情，仿佛其語氣，然后心悟神解，振筆而書，譯成之文，適如其所譯而止，而曾無毫發出入于其間，夫而后能使閱者所得之益，與觀原文無異，是則為善譯也已……。
在這段文字中，馬建忠不僅指出了“善譯”的條件—自如駕馭“所譯者與所以譯者兩國之文字”的能力，而且指明了“善譯”的過程—“一書到手，經營反復，確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寫其神情，仿佛其語氣”。對原文能夠達到“心悟神解”的程度，翻譯起來就自然能夠“振筆而書”，“譯成之文”就自然能夠成為“善譯”了—“無毫發出入于其間，夫而后能使閱者所得之益，與觀原文無異?！?/p>
馬建忠的“善譯”，一言以蔽之，即是“信”—從內容意旨到風格效果無所不信，較諸嚴復的“信、達、雅”則更具高度抽象的概括力，使“直譯”、“意譯”和“信、達、雅”在“無毫發出入于其間……與觀原文無異”中得到了統一。如果說“直譯”是為了“信”而“意譯”是為了“達”的話，那么，既然譯者已經“確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寫其神情，仿佛其語氣”，并達到了“心悟神解”的程度，“信”自然就不會成為問題；既然譯者已經“考彼此文孳生之源，同異之故，所有相當之實義，委曲推究”，又“審其音聲之高下，析起其字句之繁簡，盡其文體之變態，及其義理精深奧折之所由然”，則“達”自然也不會成為問題。同時，以譯者能夠“摹寫其神情，仿佛其語氣”為前提，原文“雅”，“譯成之文”則定然不會“俗”，反之，原文“俗”，“譯成之文”也定然不會“雅”。
馬建忠的“善譯”無疑就是翻譯的最高境界，無論是奈達的“等效”，還是傅雷的“神似”，抑或錢鐘書的“化境”，均未跳出“善譯”的圈子。然而，在實際翻譯活動中如果采用“善譯”—或者“等效”、“神似”、“化境”—作為標準去衡量譯文，可以斷言，沒有任何譯文能夠“達標”，因為“徹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實現的理想”⑨。雖然高標準是為了嚴要求，但是既然“法乎其上”最終也只是“僅得其中”，那么與其取法“不可實現的理想”毋寧提出切實具體的要求作為翻譯的基本原則：1）信守原文的內容意旨；2）遵從譯語的語言習慣；3）切合原文的語體語域。
有人偏重“精心的再創造”，視翻譯為藝術；有人偏重“一定的客觀規律”，視翻譯為科學。但是，不管視為藝術，還是視為科學，翻譯的根本任務即在于“傳真”，譯者不能充當“說謊的媒婆”，⑩否則就會怨偶無數。翻譯無非是用新瓶子裝舊酒，雖然瓶子—語言文字類型—換了，但是酒—內容風格效果—卻不能變。
翻譯必須“忠實”，這是共識。但是，“忠實”什么？“忠實”的應該是原文的內容意旨和風格效果，而不是原文的語言表達形態。如果斤斤于原文的語言表達形態，譯文無疑就會“異彩紛呈”，因“隔閡”而不“合格”。譯文的語言表達如果連“貫通”都做不到，讀者還怎么去“融會”？結果又怎么可能“與觀原文無異”？語言文字類型不同，語言表達習慣也就大不相同。
吳巖出其《從所謂“翻譯體”說起》中針對操漢語的譯者將外語譯成漢語的情況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翻譯體”的實質：一些譯者“一條腿走路”，“未能辯證地對待兩種語言文字”，譯文“是外國化了的中文”，未能“忠實地融會貫通地把原作翻譯和表達出來”。葉圣陶稱自己“不通一種外國語，常?？葱┓g東西”，在《談談翻譯》一文中坦言“正因為不通外國語，我才要讀譯本呢”，揭示出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別人不懂外文，所以要請教你譯；如果大家懂得，就不必勞駕了?！闭菓{著“不通一種外國語”的“外行”眼光，葉圣陶才看到并指出了問題的實質。葉圣陶的核心思想是反對“死翻”?！八婪?，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中國字寫的外國話”?！案鞣N語言的語言習慣都是相當穩定的”，“既然是兩種語言，語法方面，修辭方面，選詞造句方面，不同之處當然很多”，“同樣一個意思，運用甲種語言該怎么樣表達，運用乙種語言該怎么樣表達”，不能“死翻”，即便“接受外來影響”，也“要以跟中國的語言習慣合得來為條件”。據葉圣陶想，“翻譯家是精通兩種語言的人，也就是能運用兩種語言來思維，來表達的人”，反觀之，“能運用兩種語言來思維，來表達的人”才算是“精通兩種語言的人”，“精通兩種語言的人”才能成為“翻譯家”。葉圣陶的意思是：“死翻”者自然成不了“翻譯家”，之所以成不了“翻譯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精通兩種語言，不能運用兩種語言來思維、表達，而不精通兩種語言，不能運用兩種語言來思維、表達，最終結果就只能是“死翻”—“用中國字寫的外國話”。
吳巖以“內行”的眼光審視“外國化了的中文”，站在“辯證地對待兩種語言文字”的思想認識高度來批語“翻譯體”，指出：“根據中國語言文字的特點，忠實地融會貫通地把原作翻譯和表達出來”。葉圣陶以“外行”的眼光旁觀“用中國字寫的外國話”，立足于“精神兩種語言”的基本條件來批評“死翻”，指出：“各種語言的語言習慣都是相當穩定的，咱們接受外來影響要以跟中國的語言習慣合得來為條件”。吳巖與葉圣陶二人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觀點卻完全一致：“根據中國語言文字的特點”并“跟中國的語言習慣合得來”。吳巖和葉圣陶所針對的是操漢語的譯者將外語譯成漢語的情況，主張譯文要“根據中國語言文字的特點”，要“跟中國的語言習慣合得來”。若就“所譯者”和“所以譯者”而言，吳巖和葉圣陶的主張無非是：遵從譯語的語言習慣！
論語翻譯范文4
【摘要】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關聯理論的語境觀是動態的語境觀，強調語境效果，正是這種新穎的語境觀給翻譯帶來了更為有效的處理原則，也為譯者留有較大的自由處理的余地。翻譯可通過關聯原則來獲得最佳語境效果，譯者找出原文與語境的關聯，對相關信息進行合理推理，從而正確理解原文的用意，用明確的方式再現出來。
一、引言
關聯理論是由法國認知學家斯坡伯（DanSperb）和英國語言學家威爾遜（DeirdreWilson）1986年在其合著的《關聯性：交際與認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andCognition）一書中提出的。這一理論從本質上揭示了人類之所以能夠進行交際的內在機理，是語用學的一個重要理論。而關聯理論正式進入翻譯學的研究則是由威爾遜的學生恩斯特—奧古斯特?格特（Ernst-AugustGutt）在他的博士論文“TranslationandRelevance：CognitionandContext”（翻譯與關聯：認知和語境）中率先開始的。在翻譯活動中，對源語文本進行最大限度的理解是譯者的首要任務，在理解過程中，語境的作用不容忽視。語境存在于一切形式的語際交流活動中，只要有語言交流，特定的語境就會自然而然地形成。反之，語言交際活動又是在一定的語境中發生的，而且受到語境的影響?！罢Z境與語言的關系極其密切，它在語言的研究及其使用上，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翻譯，作為兩種語言之間以傳達語義為主要目的的語言交際活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著語境，正如紐馬克所說：語境在所有翻譯中都是最重要的因素。不同的語言學派及語言學者對語境有著不同的理解，Sperber和Wilson的關聯語境觀是其中比較有影響的一種。
二、關聯理論語境觀
語境是語用學言語交際理論中的一個基礎性概念。這一概念最早由英國人類學家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來。他區分出兩類語境，一是“情景語境”，一是“文化語境”。也可以說語境分為“語言性語境”和“非語言性語境”。語言性語境指的是交際過程中某一話語結構表達某種特定意義時所依賴的各種表現為言辭的上下文，它既包括書面語中的上下文，也包括口語中的前言后語；非語言性語境指的是交流過程中某一話語結構表達某種特定意義時所依賴的各種主客觀因素，包括時間、地點、場合、話題、交際者的身份、地位、心理背景、文化背景、交際目的、交際方式、交際內容所涉及的對象以及各種與話語結構同時出現的非語言符號（如姿勢、手勢）等。在關聯理論中，語境也稱為語境假設（contextualassumptions），在交際過程中雙方互明的共知環境稱為相互認知環境（mutualcognitiveenvironment）。在言語交際中，對話語理解起主要作用的是構成聽話人認知環境的一系列假設，因此語境不限于現實環境中的情景或話語本身的語境，言語交際中的語境不是雙方事先知道的，也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動態的。關聯理論將語境看作是在互動過程中為了正確理解話語而存在于人們大腦中的一系列假設。由于語境是一個變量，語言的交際過程涉及認知環境的制約，涉及語境假設的形成與驗證，理解每一個話語所需要的語境因素是不同的，因此，聽話人要在話語理解過程中為每一個話語構建新的語境。在將語境應用于言語交際時，語用學學者們通常的做法便是列出豐富的語境成分對話語進行解釋。而在關聯理論中，語境被認為是由來自于交際者認知環境中的一部分假設構成的，語境假設是由交際者在交際過程中從認知環境中選擇的。關聯理論認為，意義的推導離不開語境因素，但不一定要依賴具體語境，因為語言使用者通過經驗和思維已把具體語境內在化、認知化了。這實際上避免了先前語境觀中將紛繁復雜的潛在語境因素看成是實際語境的問題，進而在對言語交際過程分析時只要關注構成語境的那部分假設就行了。與靜態語境觀相比，關聯理論動態的語境觀更加適合人類的言語交際過程，更能反映人類交際時的心理狀態。
三、關聯理論語境觀在翻譯中的應用
根據關聯理論的創始人Sperber和Wilson，聽者之所以能推導出話語含義，就在于他能根據最佳關聯原則從自己的認知環境中選擇合適的語境假設。在翻譯活動中，語境應分析到何種程度則也是由關聯性決定的。關聯理論的翻譯觀認為，關聯原則是存在于譯者頭腦中的一個不能違反的原則，只有找到最佳關聯時，一個特定的語境才算確定。而所謂關聯，簡單地說，就是指事物之間的聯系以及認識主體認為事物之間所具有的聯系；關聯原則就是關于事物之間相互關系的一條原則或認識主體尋找事物之間這種關系的一條原則。要正確理解自然語言，就要在接受自然語言信息的過程中通過語境來尋找信息的關聯，做出語境假設。關聯理論把關聯看成是話語語境效果對話語信息處理耗費之間的最佳平衡，適度的信息處理可加強原有語境假設。因話語基本上是片斷性質的，語用者在話語過程中必須把片斷性的話語充實成完整的命題形式，而這一推導過程通過由認知語境支持的推理產生。關聯理論認為，話語的關聯程度依賴于語境效果和處理努力，語境效果與關聯成正比，處理努力與關聯成反比。譯者應根據關聯論最小最大原則，即以最小的心理投入獲取最大的語境效果，對譯文進行相應處理和取舍，使譯文讀者從認知語境中獲得最佳語境效果。例如（1）Ihaven’tgotanearformusic.（我沒有音樂細胞），ear（耳朵），意義指人們理解和欣賞所聽到的某事物的能力，漢語中我們則習慣說音樂細胞。又如，It’snevertoolatetolockthedoorafterthehorseisstolen.（亡羊補牢，為時不晚。）漢語只說亡羊補牢，而不說亡“馬”補牢。從關聯理論語境觀的角度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說話者使用隱喻的目的是為了傳遞一個有隱含義的信息以觸動聽者自己去構想一系列關聯，在確定隱喻性的話語前，說話者要對聽者的認知環境進行猜測，以構建一個相互顯映的語境。在翻譯活動中，譯者既要對信息的成功傳遞負責任，也要對聽者能否構想出一系列語境信息以建立最佳關聯負責任。由于認知環境的不同，不同的聽者對隱喻的理解是不同的，在翻譯時譯者要秉承語境關聯原則，才能更有效地傳遞源語的意圖與效果。所以翻譯時要通過適當改變語境來幫助讀者建立最佳關聯。再如（2）謀事在人，成事在天。（Manproposes，Goddisposes./Manproposes，heavendisposes.）兩個譯文中“天”的文化內涵不同，但功能上是等值的，即取得了同樣的語境效果。對西方讀者來說前者是歸化法，因為他們受基督教影響深信上帝，后者是異化法，中國受佛教影響深信“天”。如果說前者讀者容易接受，后者則可讓讀者增長見識，了解異國風情。何去何從，譯者要根據翻譯的目的、具體的語境而定。因為不同語言文化之間存在不同的制約因素，比如社交禮儀、固定修辭原則等，語言形式的表現自然存在差異，不同語言中存在表現相同信息的不同形式，也可能出現表現形式的空缺。針對類似語用差異，在出現語境空缺的情況下，即交際信息和語言形式出現了斷點時，需要進行基礎語境信息的充實、調整與順應，補充語境斷點與空缺。例如：秋老虎———aspellofhotweatherinautumn；伯樂———goodjudgeoftalent（thenameofalegendarypersoninthestateofQinduringtheSpringandAutumnPeriodwhoexcelledinevaluatinghorses；（吃）皇糧———salarypaidbythestate；老三屆———juniorandseniorhighschoolgraduatesof1966to1968。
參考文獻
［1］Sperb，D.&Wilson，D.Relevance：CommunicationandCognition
［M］.OxfordBasilBlackwell，1986.
論語翻譯范文5
關鍵詞：關聯理論 翻譯 研究 應用
1.前言
1986年法國語言學家、哲學家Dan Sperber和英國語言學家DeirdreWilson出版了專著Relevance：Com-munieation and Cognition，提出了涉及交際與認知的關聯理論。在西方被稱為“關聯理論語用學”或“認知語用學”。Earnst-August Gutt將語用學中的關聯原則與認知心理學普遍原理結合起來，提出了關聯翻譯論（relevance translation theory）。
關聯理論所關注的核心問題是自然語言的交際與認知，在關聯理論的框架下，翻譯是一種認知――推理活動，是一種涉及到大腦機制的交際行為. 它給翻譯提供了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奠定了翻譯本體論和方法論的理論基礎。它指出語言交際就是一個認知――推理的互明過程，對話語的理解就是一種認知活動。（Sperber&Wilson，1986）人們在語言交際中采用的是“明示―推理模式”（ostensive-inferential model），推理的目的并不是要證明某交際活動是否具有關聯性，而是要找到這種內在的關聯性和獲得最佳的關聯效果（李寅、羅選民，2004）。推理的前提是每一個明示的交際行為都應設想為它本身具有最佳關聯性（何自然，2004）。因此理解語言的過程不僅是一個解碼過程，更是一個推理過程（inferential process），即給定言者的話語，單憑詞語和句法所提供的編碼信息而得到的真值條件語義解釋是未確定的（underdetermined），聽者需要借助隱性推理機制，從言者話語中推導出顯義（explicature），即話語語句自身的完整命題內容，進而推導出更多的命題――高階顯義（higher-order explicature）和可能存在的寓義（implicature）（蔣嚴，2002）。也就是說，要找到和對方話語以及語境假設的最佳關聯，最終得到語境效果，使得交際成功。通過推理推斷出語境的暗含，這一交際行為包含兩個明示―推理過程：其一，原文作者向譯者明示其交際意圖，譯者則根據原文的信息、邏輯以及自己腦海中的百科知識，以讀者的身份經認知獲得最佳關聯。其二，譯者以交際者的身份在譯文中向譯文讀者轉達原文作者的明示和交際意圖，而譯文讀者則要根據譯文所提供的信息、邏輯以及大腦中的百科知識等進行推理，以最小的推理努力獲得最佳關聯。
目前，國內外在關聯翻譯研究方面均取得了較大進展，本文著重介紹了關聯理論國內的研究進展情況。
2.關聯理論在國內的研究進展
2.1關聯理論在國內的發展
在我國，關聯理論的發展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2.1.1引入
沈家煊最早把該理論介紹給讀者。在“迅遞與認知的相關性”一文中對《關聯性：交際與認知》的第一章“交際”和第三章“關聯性”加以介紹，同時還對關聯理論和Grice理論之間的差異進行了對比 （沈家煊，1988）。桂詩春也在解釋語言學習的心理問題時引述了關聯理論（桂詩春，1993）。
2.1.2研究
我國學者對關聯理論的內容已基本熟悉，并意識到它大大地拓寬了語用學的研究領域，認為關聯理論就是認知語用學的基礎，并對其優缺點進行了探討。近幾年國內出版的語用學著作也辟有專門的章節介紹關聯理論。何自然指出關聯理論是對Grice理論的修正與補充，具有靈活性，并斷言關聯理論可以取代Grice會話合作原則。（何自然，2004）劉紹忠闡述了關聯理論的交際觀，認為關聯理論把交際上升到哲學的位置以及從心理認知的視角解釋交際活動。交際能否成功主要看交際者對認知環境能否相互明白和相互明示，最后進一步指出了關聯理論交際觀的優缺點及正確看待關聯理論的態度。（劉紹忠，1997）
2.1.3應用
何自然歸納關聯理論的幾個修正與補充，包括關聯原則、關聯假設、概念意義與程序意義、正面認知效果、語境效果與語境假設的削弱等方面，從而展示關聯理論的新發展。嚴世清對關聯理論的隱喻觀作了更為詳盡的介紹，并指出傳統隱喻理解的不足。這一階段的研究已經開始注重學科交叉研究，碩果累累，顯示了關聯理論的強大生命力，但是相比該理論在歐洲（尤其是歐洲的英國、西班牙）以及亞洲的日本的應用性研究，我國的研究還存在一定的不足，尤其缺乏應用性成果，同時也還存在一些誤解。
2.2關聯理論在國內的應用
目前關聯理論的應用研究主要涉及言語交際、翻譯、認知心理學、語篇以及第二語言教學等方面。
2.2.1言語交際中的語用問題
我國學者運用關聯理論的語用觀對中文里的幽默進行了解釋比較了Grice會話準則和關聯理論對幽默的解釋力，探析了幽默話語及其翻譯問題，指出幽默話語的發出和理解是建立在人的認知特性的基礎上。文旭在“第二屆關聯理論專題討論會”上，對反諷話語進行了討論，、認為反諷話語的使用與理解也是由關聯原則支配的。嚴世清在關聯理論專題討論會探討了關聯理論與隱喻之間的聯系和差異;他指出，在隱喻問題上，關聯理論與構建主義基本相似，都將隱喻看作一種普遍的語言使用現象，但關聯理論更強調從關聯性而不是語言內部去探討隱喻的工作機制。
2.2.2翻譯問題
總體上，我國關聯翻譯理論的研究表現為理論構建，對翻譯概念的剖析和對翻譯現象的解釋與應用。
王建國提出了關聯理論的交際觀及意義的不穩定性和意圖的相對穩定性，提出了意圖翻譯，認為意圖可以作為忠實翻譯的參照物，因此忠實的翻譯是忠實意圖的翻譯。王建國提出譯者必須保證與原語讀者和譯者讀者推理作者意圖的空間等距，即翻譯的推理空間等距原則。（王建國，2003）此外，更多學者重在對關聯翻譯理論的辨析，在眾多關聯理論的爭論中，關聯理論能否解釋一切翻譯現象是爭論的一個重點，許多學者都認為關聯理論單純從認知科學的角度來解釋語言交際，忽視了人類交際中的社會文化特征，對文學翻譯尤其具有局限性。
2.2.3關聯理論與語篇連貫
關聯理論則認為話語聯系語的作用是連接語境、指明語境與語境效果。對說話者來說起到明示作用，使聽話者更易于理解其內涵不至于付出太大的努力去理解話語。苗興偉指出關聯性能夠解釋語篇連貫，并對連貫理論進行了補充，但由于理論仍處于發展階段，自身仍有不足，在解釋語篇連貫時還有一定的局限性。（苗興偉，1999）孟建鋼也從關聯的角度對語篇連貫作出了解釋和分析，指出語篇的連貫性是由聽話者能否尋求到話語關聯性所決定的。（孟建剛，2002）
2.2.4關聯理論與第二語言
韋漢、王志軍基于關聯理論的最佳關聯原則，實質為經濟原則，結合心理語言學的記憶模式，提出了控制性閱讀模式，將最佳關聯原則應用到閱讀中，為如何利用關聯解決教學實際問題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可操作的指導。（韋漢，2001）唐燕玲運用關聯理論從解歧、修辭效果、語言的使用等方面，論述在教學中如何利用關聯正確理解交際中的話語，使得關聯理論在教學中的運用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展。（唐燕玲，2002）
3.結語
關聯理論引入翻譯研究，開辟了翻譯研究新角度，很好地解釋了翻譯中許多復雜的現象，為翻譯研究提供了一個較好的理論框架，使翻譯研究跨上了一個新臺階。隨著研究的深入，關聯理論還可應用于更廣泛的領域，例如，在第二語言教學的方面研究工作，在實證研究的方面，用數據說明問題的研究較少。目前，涉及如何用關聯理論指導教學的探究文章也很少，這將是我們今后努力的目標。
參考文獻
[1]李寅、羅選民.關聯與翻譯[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4（1）.
[2]何自然，陳新仁.當代語用學[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4.
[3]蔣嚴.論語用推理的邏輯屬性――形式語用學初探[J].外國語，2002（4）.
[4]苗興偉，關聯理論對語篇連貫性的解釋力[J].外語教學與研究，1999（3）
[5]桂詩春.認知與語言[J].外語教學與研究，1993（1）
[6]沈家煊.迅遞和認知的相關性[J].外語教學與研究，1988（3）
[7]孟建剛.關于批評關聯理論的幾個問題[J].外語教學與研究，2002（11）
[8]王建國.論關聯理論對翻譯學研究的局限性[J].語言與翻譯，2003（1）
[9]Gutt， E. A.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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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劉紹忠，關聯理論的交際觀[J].現代外語，1997
[12]韋漢，關聯理論與控制性閱讀模式[J].外語界，2001
論語翻譯范文6
翻譯的學術研究之本質是什么？這個問題讓人很自然地想起學術名篇“The Nature of Academy”。作者在文中所描寫的社會各階層強加給學術的悲哀在我們的傳統學術范式中亦依稀可辨。學術要關注什么？學術研究要引領何種潮流？學術如何 突破世俗樊籬修成正果？這是真正鐘情于學術的人們所注目的問題。這些問題，在此次講習班的過程中，被中國譯界的同仁們作了一種別出心裁的詮釋。
正如中國譯協的領導黃友義、孫承唐和《中國翻譯》雜志常務副主編楊平在開幕式上所倡導的那樣：這次研討，重在“全面地提高廣大翻譯工作者的素 質”，重在“思維模式的改革”，重在“拋磚引玉”！這種理念，很快就在開講人許鈞先生的報告中得到印證。許先生對他的譯著《紅與黑》中的詞句是如何剪裁未 作任何闡述，而是從“傳統與創新”的角度，對翻譯、翻譯學和翻譯批評等問題進行了宏觀的解剖。
在宏觀方面，翻譯學的學科建設和理論研究代表了主流。來自北京大學的辜正坤教授以“點到為止”的方法，向學員們介紹了他的《翻譯學通論》的理 路構成，意在引導學生進入宏觀翻譯學與微觀翻譯學的主要層面。同是講翻譯學，香港浸會大學的潭載喜教授則是從西方翻譯模式談起，分析了西方翻譯模式的強與 弱，并對翻譯學發展的路向作了展望。清華大學的王寧教授則基于對目前翻譯及其研究之現狀的思考，試圖對全球化時代的翻譯進行重新定義和定位，并對全球化進 程中翻譯的作用做出描繪。在跨學科研究方面，北京大學的博導申丹為學員們展示了她在文學文體學與小說翻譯研究方面的成果。申教授從西方文體學的發展概況入 手，對文學翻譯中對語域的處理和故事層次上的假象等值等問題作了理論與實踐的分析，說明了文學文體學在小說翻譯研究中的主要作用。申丹教授的高足王東風則 通過對文學翻譯中的文體變形處的分析，指出了文學翻譯中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譯家與作家的意識沖突。王教授認為，“無論是翻譯文本中的譯例，還是譯家的言 論，都清楚地表明譯家的語言選擇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作家。前者的語言策略具有信息取向，而后者則是詩學取向?！睋?，他在文中對傳統的信息或語義取向的翻 譯策略提出了質疑。這種多視角的研究路向為廣大學員進行多元的、多層面的學術探索提供了樣板，這也是此次研討會的目標之一。
在學術研究方面體現出的另一理念是提倡資源共享、百家爭鳴、推陳出新，為質疑學術傳統和挑戰學術權威提供溫床和土壤。這次講習班打破了傳統的 10分鐘宣讀論文的模式。每位主講人花2-4小時把自己的最新成果以講義、板書或投影和講解相結合的方法向學員展示，穿插提問、發言、演示等模式進行探 討。學員們不但可以與教師共享這些科學研究的成果，同時還培養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在這樣的討論中，新的學術觀點不斷生長。所以我主張，學術與教育的牽引應 以培養獨立的思維方式為重。
二、關于翻譯教學
翻譯教學，尤其是口譯教學， 在口譯教學方面，來自北京語言文化大學的劉和平博士以她的新作《口譯技巧思維科學與口譯推理教學法》為藍本，說明了她對口譯教學的獨特理解。劉和平認為， 目前的中國翻譯研究停留在靜態的研究，即對翻譯結果的研究上，忽略了動態的研究，即對翻譯過程的研究。要揭開翻譯過程之謎，把它教給學生，必須對翻譯的動 態過程進行認真研究。我們有機會了解到國內主要外語院校的口譯教學模式，并欣喜地發現，統計方法和多媒體教學手段已逐漸地滲透到翻譯教學與研究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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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饋中的思考
這次講習班帶來的另一種理念是：以教帶學，以學助教，高瞻遠矚、著眼未來。為了提前發現問題，以不斷完善未來的辦學方式，組織者從一開始就給每一位學員發了一張“調查表”，內容主要是以翻譯教學和本次辦班模式為主，這一設計與學員大多為高校教師的情況不謀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