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史范例

摘要：在我國的古代文學研究中，通過對文學史料的發掘與探究，可以極大的豐富和拓展文學研究的素材，它能夠對片面或模糊的歷史記載進行修正以及補充，有時甚至可以推翻以往的研究結論，所以說古代文學史料對古代文學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學史料又不能等同于文學研究，它們二者之間的關系可以說古代文學包括古代文學史料，古代文學史料是古代文學研究的基礎。本文闡述了發掘古代文學史料對研究古代文學的意義，分析了二者之間的關系，希望為古代文學研究工作提供參考和借鑒。

關鍵詞：古代文學史料文學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學史，必須以文學史料為基礎。否則，就會陷入到意圖哲學和相對主義的誤區之中。可是，被發掘出來的文學史料相對于全部的歷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斷的，雖然具有強大的參考價值，但是卻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學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學史的過程中，不排除某些結論中含有研究者的個人情感、經驗積累、專業學識等主觀因素，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必須承認并重視研究者主觀作用。但是，通過對史料不斷的體悟與分析，又會出現新的觀點、新的理論，來推翻之前的觀點和結論。所以說，文學史料與文學研究具有同構性和統一性，文學史料是文學研究重要的組成部分。

1文學史料是文學研究的基礎

對一份文學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對史料的確認、體悟分析、價值評判、表述四個階段。需要注意的是，這四個階段的劃分只是相對而言的，但在實際工作中，它們之間的銜接緊密，屬于一種層層推進的關系，很難明顯的割裂開來。

1．1確認

文學史料的確認階段主要是針對史料的真實進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偽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學史料的確認過程與自然科學的研究過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處，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學、尊重客觀事實的基礎上，通過邏輯推理的方式進行判斷與甄別，摒棄主觀因素的干擾。所以說，也可以將文學史料確認環節歸屬到實證研究的范疇。

中國古代文學史是本科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階段的專業必修課。由于受傳統教學模式的影響和束縛，課程教學中存在模式化、刻板化、程式化傾向。筆者結合古代文學史課程教學實踐，對如何突破固有教學模式，創新教學方式提出幾點粗淺看法，僅供參考。   一、對古代文學史課程的再認識   古代文學史課程有何特點，通行教學模式能否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學目的是什么，學生通過學習能夠獲得什么，教師怎樣利用有限的資源傳道授業解惑？由于受教學習慣束縛，連一些資深教師對此也含混不清，或者有意無意地不做深究。其實，厘清這些問題既是提高教學質量、提升學生素質的現實需要，也是突破傳統教學模式、創新教學方式的前提條件。   與現當代文學史、外國文學史相比，筆者認為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有如下幾個特點：一是歷史跨度長，從遠古神話到晚清文學創作，幾乎與中華民族的歷史同步；二是涉及文學人物與文學作品數量龐大；三是“文史哲”不分家，每一個歷史階段的文學創作都與時代政治、經濟、思想等等發展狀況絞纏在一起。與此對應，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的教學工作應當解決的問題是：一是為學生厘清文學歷史的發展脈絡，讓學生頭腦中有一條明晰的歷史線索；二是引導學生循著文學歷史發展的主線，探索每一個歷史階段的文學創作情況；三是為讓學生明白“文史哲”三者之間的關系。   古代文學史課程的這三個特點，是廣大文學史專業教師所熟知的，因此，日常教學工作通常就圍繞這三個方面展開。教師的工作也日趨程式化和模式化：一節課分為幾個部分，首先是簡單交待一個時期的文學創作概況，接著介紹創作流派，然后是具體講述某一派或者某一位作家的創作，講述的內容包括作者簡介、風格簡介以及作品鑒賞等。而學生專注于黑板，不放過教師筆下或者投影幕布上的的每一個字，記述完畢，一節課也就到了尾聲。這樣一節課，是標準的，也是合格的。對于這樣一節課的內容和教學方式，教學管理方和學生不會有意見，爭議最多是課堂氣氛活躍與否或者內容生動與否，對于教學流程不會有疑議。因為一直以來，我們的教學就是以這種模式進行，這是傳統的、常規的、通行的教學模式，影響深遠而廣泛，各方都已習慣。習慣是一種神奇的力量，被習慣左右著的教學各方，罕有創見，即使有，也難以沖出慣性的重圍。王安石曾說過“人習于茍且非一日”，[1](97)語義與此相類。在“習于茍且”的環境力量下，古代文學史的教學工作被局限于教室，局限于書本，局限于教學大綱，局限于標準化的教學條框中，鮮有創新。   筆者認為文學史課程的目的不是讓學生記住某一作者的創作概況，總體風格或者某一部作品的藝術魅力，而是讓學生通過學習，提高審美品位，提升文化素養，進而塑造人格，培養性情。   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學會認知，學會做事，學會共處，學會生存。[2](76-87)   其中，學會生存被認為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目的，而前三者則是學會生存的前提條件。前三者綜合在一起，正是我們的古代儒者所稱的“修身”一門。“修身”是儒者立于社會治理社會的前提?！抖Y記•大學》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3](485)古代文學史內容豐富而源遠流長，涵蓋了中國文學、歷史、哲學、藝術、政治、經濟等多方面內容，對學生而言，是了解中國古代文化的一面重要窗口。同時，古代文學史課程教學可以通過引導學生閱讀、欣賞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作者的生平、思想，探討特定階段的文學現象和歷史來培養學生對民族文化的依存感與歸屬感，塑造人格，培養性情，從而提升個人素質，既與先哲的“修身”說遙相對應，又與當代教育專家的“認知”“做事”“共處”等觀點本質上相通。   可見，不論是古代儒家學者還是當代國外教育專家，對于教育目的的看法一致，表達方式迥然相異，實則殊途同歸，都將教育的終極目的歸結于提高受教育者素質，為將來踏入社會生存做準備。所以，古代文學史課程的教學目的不單是向學生灌輸專業知識，更重要的是塑造人格、培養性情。   二、對創新教學方式的新思考   古代文學史教學面臨著學生需求多樣化、趣味化、信息量大且傳遞迅速等新形勢，迫切需要突破刻板、程序化的教學模式，以增強學生興趣，加強師生交流，強化教學效果。明袁宏道在《敘小修詩》里首倡詩文創作應該“獨抒性靈，不拘格套”，[4](187)引發文壇震動，引導復古、擬古的文壇轉變風向，從追求形式轉而追求真情，引起了明代晚期詩文創作的變革。而今看來，這種“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創作觀點也適用于古代文學史課程的教學，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得到學生的廣泛認同，是可以古為今用的一筆豐厚歷史遺產，值得深入總結、大力推廣。   1.“不拘格套”的授課方式   正統授課方式包括幾大要素：講授者，接受者，教材、教案，固定的空間——教室，固定的工具——黑板以及相關附屬物。教授的方式是在固定的空間內通過口授、文字表述等手段向接受者傳授教材以及與教材相關的知識。古代文學史課程的內容特點與教學目的決定了這種正統的授課方式并不是最合理的。所謂“不拘格套”是謂打破固定空間的約束，打破教材與黑板的制約，以靈活的方式授課。   方式1：走出教室，走入自然。  #p#分頁標題#e# 古代文學史課程教學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引領學生欣賞、品鑒優秀的古代文學作品，采用何種方式帶領學生深入到古代文學作品所表達的境界中去，是古代文學史課程教學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古代文學作品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詩歌與散文。詩文創作的一個重要起因是作者為自然之景所感，陸機《文賦》云：“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   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心懔懔以懷霜，志眇眇而臨云”，[5](527)講述的正是作者為自然之景所觸動時的感受。這種“悲”“喜”“懔懔”“眇眇”的情感變化，是詩人進行創作前的必經階段。因此，要理解古人的情感變化，深刻領悟古代經典詩文的境界，最適宜的方式便是將欣賞的空間由室內移到室外。在春和景明之時，感悟春的美好，體味“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的勃發生機，在萬物蕭颯，落葉紛飛的季節，領悟“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的感傷與悵惘。還可將課堂拉到曠野，讓學生體悟“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蒼涼?？傊?，不局限于有限的教室空間，將課堂延伸至室外，對于學生品讀、深入理解古代詩文有著重要意義。   方式2：專題講座，深入探討。   按照教材或者以教材為綱的通行做法，將教師的精力，學生的關注點局限于書本，造成一種面面俱到、蜻蜓點水、浮光掠影的效果，但無法就某一論題深入展開、層層剖析。專題講座可以彌補此缺憾，教師利用專業優勢，借助現代輔助教學手段，將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者學術熱點、前沿問題等以講座的形式向學生介紹，并且安排互動環節，引發學生對專題的關注與探討。這種做法對于拓展學生視野、訓練學術思維，提升學術水準大有裨益。專題的選擇可以兩種方向主導，一是學生主導，一是教師主導。學生主導就是調查學生的關注熱點，對于學生希望了解的古代文化、文學人物、古代政治、甚至社會風俗等某一方面給與關注，形成論題，以小型學術講座的形式為學生“答疑”。教師主導就是選擇教師的學術專長或者研究成果中的某一項加以整理形成論題，以剖析的方式面向學生講解，展示學術研究的路徑，訓練學生的學術思維，提高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不管采用何種專題講座，都是深入探討的有效路徑，能極大地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有效提升學生專業能力和學術水平。   2.“獨抒性靈”的引導方式   中國古代文學源遠流長、高峰迭起、瑰麗璀璨。   詩詞散文是中國古代文學的重要內容，最講究一個“情”字，歷朝歷代的詩文大家談及創作，無一不圍繞情感進行闡述，陸機說“詩緣情而綺靡”，[5](528)白居易說詩歌“根情”。[6](2790)   詩歌的創作以情為主，以情動人，講真情而非矯揉造作之態。欣賞古代經典詩文也當從“情”字著眼，倡導“獨抒性靈”的詮釋方式，引導學生自由思考、獨立分析，不拘泥于權威解釋，避免機械化、模式化的政治解讀，引發學生情感共鳴。   方式1：品讀經典，怡情悅性。   歷史發展，時代演變，技術手段日新月異，社會潮流變化萬端，萬變之中唯一不變者乃是人類的基本情感。喜怒哀樂、生老病死，思春而意興勃發，睹秋而悲從心起，自古皆然。一些經典的古代文學作品，更是人類情感的結晶或升華，因此，以“情”為突破口，深入了解古人心態，理解古人創作動機，避免機械化、模式化的政治解讀，乃是解讀古代經典文學作品、怡情悅性的不二法門。例如引導學生欣賞《長恨歌》，首先應摒除“政治主題”說，而從人之常情的角度出發，引導學生思考白居易為何筆不由己，將“欲懲尤物”的諷刺主題漸變成“在天愿為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的愛情頌歌。其次，帶領學生走進“長恨”的情感世界，拋開李隆基的帝王身份，引入一個人到暮年的男性視角，理解李隆基對楊玉環的愛戀，乃是一種對于生命之春的眷戀，是以楊玉環青春肉體的活潑魅力抵消暮色沉沉的悲哀。通過這種方式引導，既能增加學生品讀、鑒賞經典能力，也能愉悅性情、陶冶情操，培養審美能力。   方式2：區分個體，不立標準。   孔子的“因材施教”說，三千年來，歷久彌新，遺憾的是在常規課堂教學中，囿于學生人數、教材與大綱，區別個體、因材施教的做法難以施行。對此，可以在古代文學史課程中大量增加自由討論環節，鼓勵學生挑戰權威，敢于偏離“正道”，提出自己的看法。因為文學作品的解讀、欣賞，非一家之言可以囊括。越是經典作品，留下的閱讀空白越多，詮釋、探討的空間也越大。而讀者由于個體的教育背景、情感經歷、家庭環境的不同也造成對文學作品詮解上的差異。因此，區分學生的秉賦與氣質，針對不同學生特點，鼓勵、引導他們以自己的方式“走入”作品，以最真實的態度和感受體悟作品，獨立思考。例如，對于情感世界豐富而又細膩的學生而言，以言情取勝的婉約詞最易引發他們的感慨，柳永《雨霖鈴》帶來的思索比東坡《大江東去》帶來的感悟更多。而對于視野開闊，性情較為爽朗的學生而言，東坡的詞比柳永的詞顯然更勝一籌。因此，在古代文學史課程的經典閱讀環節，需注意的一點就是打破權威、摒棄標準，區分個體差異，設置對應論題，引導學生獨立思考，訓練自主思維的能力和習慣。   除了要對常規教學方式進行革新，改變教學的慣性思維，提高學生的知識儲備也是一個應當重視的問題。從事古代文學史教學以來，筆者發現多數學生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是經典閱讀不足，對于一些古代文化知識的貧乏令人吃驚。孔子云“不憤不啟，不悱不發”，[7](68)而現實情況是相當數量的學生由于閱讀量小，對于一些經典作品茫茫然不了解，無法“憤”，無從“悱”。因此，教師也就無法做到“啟”與“發”，迫切要做的是為學生補課，及時補充古代文化知識。因此，古代文學史課程教學亟需解決的另一個問題是增加學生的經典閱讀量，增強經典作品閱讀的自覺性和主動性。#p#分頁標題#e#

本文作者：鄭升 趙錦華 單位：玉溪師范學院文學院

提高教學質量既是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的核心任務，也是即將啟動實施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最為關切的一個重大問題。正如教育部長袁貴仁在2010年度工作會上所指出的：“質量是教育的生命，沒有質量的持續提高，規模和數量擴大的社會效益就會大打折扣”。[1]對中文系而言，《中國古代文學史》等課程是專業核心課程。在課堂教學仍是保障大學教育教學質量主要途徑以及當前推進大學教學改革呼聲高漲的背景下，《中國古代文學史》的教學狀況與教學效益值得反思。其中，改革課程實施方案，改進教學方法，構建比較和諧的師生互動教學關系，對于提高《中國古代文學史》教學效益意義顯著。

一、課程實施方案關聯“教什么”的問題，構建師生互動的教學關系關聯“怎樣教”的問題

提高課堂教學質量，首先要在明確認識課程定位與要求、該課程在專業體系中的地位及其在落實人才培養目標的作用的基礎上，精心準備課程實施方案；要確定以學生能力和專業素質培養為核心、符合課程特點及學生實際、并兼及知識能力情感與價值觀等的教學目標，明確課程對內容大綱的要求，準確把握重、難點，變傳統的知識性教案為知識與教法設計并重、盡可能較好體現高教性、專業性及應用性的教案。筆者在準備古代文學史課程實施方案時，既突出了課程定位、課程沿革、國內代表性教材優劣分析以及各章節重難點知識的梳理與完善，也突出了前沿知識介紹，重難點如何突破的設計，力求既備課程，更備學生，使課程實施方案的內容切近時代和學生接受的實際，教學效果比以前明顯提高。比如在向學生介紹該課程沿革、定位時，筆者表述如下：“自我國建設具有現代意義的大學以來，即在中文專業開設此課程。該課程也是我校漢語言文學專業最為核心、教科研實力最為雄厚的主干課程之一。在目前高校教學受商業文化、實用思想沖擊的情況下，該課程堅持以‘立人’為本，既著眼于本科畢業后從事中學語文教學以及與中文有關的社會工作所需，也注重突出文學是人學的理念。在學習中通過具體的文學現象，去思考一代代前賢的心路歷程，并由此培養我們對傳統文化、對社會人生抱有一種積極的情感，保證我們精神世界的平衡性、完整性與豐富性……”。學生聽后對此課程的性質、意義的認識比以前更為全面。

又如在學習《古代文學史•宋元部分》時，我先通過問卷和個別交談的方式了解學情，發現大多數學生認為宋代文學、文化如同其衰弱的國勢、外交一樣，也很衰弱。于是，我就課前推薦閱讀書目：張毅的《宋代文學思想史》、趙仁奎的《宋詩縱橫》、沈祖棻的《宋詞賞析》、李澤厚的《美的歷程》等學術著作，并要求學生寫出閱讀摘要，課上交流。結果，學生普遍感到“驚訝與欣喜”：原來宋代文學、文化如此“炫目奪人”并初步形成以下共識：“盡管在版圖、國力和事功方面，宋代遠不及漢唐盛世，但在文化與學術方面，卻呈現出承前啟后、宏通廣博的繁盛景象。論學術思想，宋學向來與漢學并稱。講文學藝術，且不說入宋后大放異彩的宋詞，就傳統的詩文創作而言，詩有‘唐音宋調’，文有‘唐宋八大家’之說。言及書畫藝術和話本戲曲等通俗市民文藝，則又是宋元同列。……無論從哪個方面講，宋代都是一個文化發達而文學昌盛的時代，是一個儒釋道三教合一，特別強調儒家道統文統而鼓吹文學的政治倫理功用價值與追求表情寫意并行，維系社會政治次序而自覺產生的普遍深廣的憂患意識與人生悲涼所導致的對個體生命珍視巧妙結合的時代。……這樣一個時代使得宋代士人普遍具有一種入世而超世，超世而入世，不過于熱衷社會政治而趨于激進，亦不因淡泊名利而墜入空寂，無論窮達進退，都能在內心精神領域保持主體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獨立的精神風貌，從而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中后期士大夫文人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砍材不費磨刀功”，以上準備活動由于考慮到學生的學情與需要，普遍提高了學生學習宋代文學的積極性和自覺性，為后面的進一步學習奠定了較好的基礎與氛圍。

1．完成了“教什么”的問題后，教學方法的問題就顯得至關重要。改革教法有許多途徑，本文主要就構建師生互動的教學關系加以闡述。課堂的主體是由師生共同構成，師生課堂關系的和諧與否將直接關聯課堂教學的效益。但大學教學重知識輕方法，重理論輕實踐，重實用輕人文的總體傾向直接導致大學課堂教學時至今日，師生課堂關系仍以老師的講授，學生的記、背、練、考為主，師生雙方處于彼此割裂孤立的狀態。就《古代文學史》教學而言，上述問題仍然存在，尚未得到根本性轉變。一般認為大學課堂只要老師知識淵博、旁征博引、滔滔不絕即可，即使有學生討論、發言等環節，也是給予學生的時間與機會很少并缺乏系統性，這實際上還是傳統“教師中心主義教學觀”的反映。事實上，大學老師教學的成功與最高價值不僅在于你自己在教學中不斷成長與提高，更在于你的學生在你的“導與講”中逐漸“愛學”、“會學”、在于你的學生在你的“導與講”中完善知識完善人格。

如此，學生就有課堂“主人翁”的感覺，就有成就感和被尊重的感覺，師生的課堂關系也就會逐漸實現由“教師以講為主”的單向方式到“師生共同學習”的雙向和諧關系的轉變，課堂教學效益自然會不斷提高。這就需要大學老師也要研究每一屆學生的不同特點和學情，制定相應的課程實施方案和便于學生“接受與提高”的教學方法。比如圍繞教學目標、學生學情精心設計有序有效的提問，適時點撥啟發，展開討論，讓學生多讀、多說、多講、多提問，教師適時調控學生發言、討論的方向、深度。而這又意味著作為古代文學科任教師要在保證“專”的前提下努力成為“雜家”。廣泛閱讀，不止文史哲史地生，乃至音樂、藝術都要涉獵，并要批判性地閱讀，有識見有眼光有繼承也有創新的閱讀。同時，要讓課堂富有知性與詩意的美好，要讓學生成為有思想、有素養、有情趣的人，教師首先要做到這一點。一個不喜歡不認同，不學習不研究，不閱讀不思考，沒有良好人格與優雅情趣的古代文學史教師，無論如何也培養不出一個認同和喜歡古代文學，進而體認和喜歡傳統文化，對歷史和現實生活抱有積極情感、有思想有情趣有素養的學生來。所以，在日益物質化的當下，做一名古代文學授課教師是艱辛的，做一名真正地、優秀的古代文學老師更為艱辛。首先，這意味著你要在物質化、商業化的大氛圍與人文性、精神性的大趨勢所構成的巨大矛盾與陣痛中努力去平衡和堅守，使在圍困與迷茫中，你也不能逃避，只能在講臺上擔當。因為你首先是一名師者！“師者，孔子譽為‘萬世之表’；韓愈認為‘傳道授業解惑也’；古往今來的前賢都認為師者是能夠在塵世中也‘仰望星空’的一類人。”[2]#p#分頁標題#e#

一、暗合———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似離實合

欲清晰準確客觀地梳理出歷代文學前后繼承的線索，梳理者視角的選擇和轉換決定著其能否最大程度地接近文學發生、發展、演進的歷史原貌。我們古人對文學史的認識、發掘是相當有自知之明的，因為在19世紀之前，中國文學史只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里蘊藏的一個點。筆者認為，文學史撰述初期的文學史敘事模式有以下三個特點。

首先，中國文學史的敘事模式的表層為學習、模仿日本，而深層則仍然延續著來自于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整體、宏闊的文化視野(如政治、哲學和歷史等方面)。日本的文學史和有關中國文學史的著作又深受西方體系化、理論化的影響，敘述者以一個全知全能者自居，自信能將紛繁復雜的不一定存在必然聯系的文學事件、現象一一連接，從而演繹出一部類似八股文“起承轉合”式的有固定模式的文學史發生、發展、演進的框架體系。

其次，中國文學史早期敘事模式發生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文化大背景之下?，F在，學者們普遍認為，懷疑批判精神絕不是至五四時期方才出現，在魏晉時期、明代末年同樣表現突出。不管怎樣評價五四新文化運動，其懷疑批判精神是與傳統一脈相承的，絕不是也源自西方。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背景的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欲掙脫傳統之束縛，進入一個新的敘事模式中，但因為其精神與中國古代文論接續得如此緊密，欲離實合，或似離實合。

再次，重經術、重考證的中國傳統學術牽制著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的慎重前行。有學者指出:“從試圖寫出中國文學史的最早那一批人開始，人們就確認了在傳統的目錄、史傳、詩詞文話、選本與新的文學史之間，一定存在著聯系，文學史正是這些本土學術的洋親戚”、“所以，依傍傳統的文學批評來寫文學史，得的正是近水樓臺的便宜。”［2］

總之，上個世紀初學人開始撰著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其敘事模式表面上具備體系化、理論化而與中國傳統文學理論“點、悟式”的敘事模式大相徑庭，加之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了中國文學史在提出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懷疑批判精神實質后欠缺細致的爬梳中國傳統文學理論的工作，所以，得出了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離異的結論。其實，早期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因其仍然植根于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土壤之中，不可能一朝一夕得以改變，而且，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的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仍然在根本的懷疑、批判等人文精神上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息息相通，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在內在精神上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依然是暗合的。而且，早期中國文學史著作中仍然彰顯著中國傳統文學理論“點、悟式”批評的痕跡，較少抽象的、邏輯推演的西方語言敘述模式。對這種文學批評語言方式，美籍華裔學者葉維廉先生反復申說其并無高下優劣，甚至還稱揚了中國傳統文學批評反映了批評者具備一種難得的“明澈的識見”(不以一個主觀的我的姿態出現，分割、截斷本然的本分的一些文學現象和文學理論)，他說:“批評家的先決條件也是要有‘洞徹之悟’的，對作品中的藝術性(一首詩的機心)有了明澈的識見，也就不在乎他用的是‘點、悟’的方式，還是用邏輯化的辯證的程序，而都可以做到‘言簡而意繁’的有效地批評。”［3］可見，發揮運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本色”、“當行”十分鮮明地體現在上個世紀的早期中國文學史著作中，盡管有的文學史著作存在敘述語言棄文近白、敘述模式的體系化、突出民間文藝的位置等特點，但是其根本的敘事模式仍然與中國古代傳統文學理論的批評精神契合，故而可謂之似離實合，“離”為離異，“合”為暗合。張法教授在“全國第一屆文藝學高峰論壇”的大會發言中曾提出我們編撰“文學概論”和“文學史”應該以中國傳統之“文”的概念為核心范疇，而不應該僅限于西方的“文學”概念，這種看法是極有啟發意義的。［4］

二、迎合———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似合實離

“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曾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鼻覐娬{“道之所存，師之所存”，將價值觀念的培養作為教師的第一要務。千年之后，韓愈所傳之“道”雖已不盡符合現代社會的發展要求，然其教育思想仍有可借鑒之處。中國古代文學是傳統文化最為璀璨鮮活的組成部分，深刻體現著中華民族的文化性格，含蘊豐富的文化教育與思想教育內容，但是這些內容如何展開是習總書記的號召為《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教學提出的新挑戰。

一.《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中含蘊豐富的思政教育內容

對文學藝術思想道德教育目的的重視可以追溯到文學藝術產生之初，孔子當年確定“六經”時曾說:“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致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盵ii]孔子的教育目的就是從不同角度涵養受教育者的道德和性情。在他看來，文學的作用是“教”，“詩”的修習在獲取知識、感發情志的同時，更是提升道德的途徑。受此思想影響，古代文人在創作過程中，始終追求文學藝術之美與思想之善，力求“盡善盡美”，流傳至今的古代文學作品，大都達到了藝術性和思想性的完美統一。古代文論家們也意識到文學不僅是抒情言志的重要方式，還對社會和諧與國家安定有不可估量的促進作用。從《詩大序》中“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iii]到曹丕認為文學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iv]，都是這一觀念的反映。韓愈倡導“文以載道”，更是引導了唐以后文學創作的基本方向，源遠流長的詩教傳統塑造了中國古代文學獨特的文化語境，深含豐富的文化教育與思想教育內容的作品為今天課程思政的展開準備了充分的條件。受儒家思想影響，中國古代文學作家面對社會，普遍具有高度的政治熱情、強烈的社會使命意識以及積極進取的精神。無論個人窮達，始終心懷家國。其中有屈原為了“美政”理想上下求索的身影，也有杜甫潦倒之余不忘“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呼聲；即使像李白這樣頗自我意識的詩人也始終渴望“大鵬一日同風起，摶搖直上九萬里”，在為國建功的事業中成就完滿的人生。在側重表現個人情感的文學體式詞曲中，也回蕩著愛國情懷，既有辛棄疾“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的一統國家的戰士壯歌，也有張養浩在歷史洞察中表露的“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民生關懷；在小說和戲曲這樣的通俗文學樣式中，也有《水滸傳》對黑暗統治勢力的反抗和《三國演義》對國家一統的執著與美好仁政的追求，更不乏《紅樓夢》對傳統文化的整體性反思。至于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以及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更是盡人皆知的至理名言。對家國天下的關懷是貫穿中國古代文學始終的內涵特質，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體現，是古代文學家留給今天的寶貴財190富，充分利用這些財富，可以培養學生剛健有為的人生追求、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文化自信以及高尚的家國情懷。古代文學作品還普遍體現了文人對人格完善及學識修養的重視。陶淵明躬耕自資的生活方式中踏實的人生實踐與其不役于外物、固守志節的精神追求及遺落榮利、忘懷得失的人格境界相互輝映，為普通人的平凡人生帶來詩意化的可能。古人注重人的精神生活，以詩書傳家：“萬卷藏書宜子弟，十年種木長風煙?！彼麄儍A心向學，鄙薄物質利益追求，享受自然賜予的“清風”、“明月”、“江水”，醉心于“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間?！盵v]面對人生，他們始終保持樂觀曠達的人生態度，追求個人內在的修養，操守自持，彌誠自信，《醉翁亭記》在仕途失意，身遭貶謫的情形下，仍然始終在渲染一個“樂”字。蘇軾也以他高風亮節和卓然不群的人格韻致感召后人，他“奮厲有當世志”[vi]，一生對政治事務敢于堅持自己的見解，“盡言無隱，不顧身害”，不徇私、不盲從，始終保持表里如一，黑白分明的精神，得意時有所作為，失意時不減熱愛生活的真性情。他們都是傳統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典范，在他們的人生經歷與文學作品當中，深蘊著古代文人的日常生活、人生理想、道德規范以及審美意識、價值判斷，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最生動最直觀最方便易得的載體。古代文學中有如此深廣的思想道德內容，在當下如火如荼展開的課程思政建設中，《中國古代文學史》的教學更不能置身事外，而要在忠實歷史的基礎之上，深入發掘可資利用的思政內涵，通過對作家作品的釋讀，將這些優秀的傳統文化內涵貫穿到課程的教學中去。

二.古代文學課程思政要抓住時機、適時而動

如何將豐富的課程思政內容的有效傳遞給學生，真正做到“入腦入心”，生硬地灌輸是十分不可取的，需要充分發揮教師的聰明智慧。課程思政的建設，追求的不是形式，而是效果，只有與專業內容緊密結合，從內容中自然生發，才能在有限的教學過程中，獲得最大化的思政教學效果。以《西游記》的教學為例，這部神魔小說經常被認為是一部“游戲”之作，孫悟空七十二般變化和十萬八千里的筋斗云神奇與眾妖精們熱熱鬧鬧的打斗，會博人會心一笑而已。然而這種理解顯然是淺表化的，只有透過表象理解作品深刻的思想意蘊，才能解釋這部作品老少咸宜，雅俗共賞的原因?！段饔斡洝房芍^孫悟空的個人成長史，記錄了孫悟空的出生、成長、奮斗，直到功德圓滿，成為斗戰勝佛的過程，這與當代大學生最感興趣的話題，如個人自由、個人能力與成功的關系、個人奮斗與人生意義等不謀而合。因此，在教學過程中，由作品本身出發，分別選取三個點，來推進學生對作品的理解，讓學生展開思考與討論：1.如何理解“大鬧天宮”；2.如何評價“強者為尊”；3.如何看待西天取經。在關于“大鬧天空”情節理解的討論中，引導學生認識孫悟空對自由的追求。孫悟空是天地精華所生，從未受過社會規范的教育，保持了自然的天性。為了超越生死，他去學習本領，有了七十二般變化和十萬八千里的筋斗云，打到陰司，勾掉了生死簿上猴屬的名字，從此沖破了一切有礙于生命永恒和自由的藩籬，此時的追求同人類科技進步的追求一致，都是為了擺脫時間和空間對人們的束縛，這時他的奮斗給人的印象是淋漓痛快的。而大鬧天宮恰恰是孫悟空人生追求異化的過程，弼馬溫的官位品級與齊天大圣的虛名，讓他認為個人的尊嚴受到了侮辱，顯示了孫悟空這時的人生追求開始轉向名譽、地位與權力，“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呼聲是個人權力欲望極度膨脹的表現。他認為，只有做了皇帝，享受了最高的名譽地位才是自由。大鬧天宮的失敗在于把自由放置在社會規范之上，所以，孫悟空追求絕對的自由的結果只能是喪失了自由。在“大鬧天宮”的過程中，孫悟空提出了“強者為尊”的訴求?！澳苷呱稀痹浭翘囟v史時期社會共同的價值標準。但是，是否強者就一定能夠為尊？這其實是值得人們深入思考的問題，通過討論，要引導學生認識，能力是認定人才的極其重要的標準，但絕不是唯一的標準?！度龂萘x》《水滸傳》《西游記》中，劉備、宋江、和唐僧都是團隊的領導者，但都不是團隊中最有能力的人，他們成為領導者的原因在于道德與理想信念，為團隊指明了奮斗的方向，并且堅持不懈。劉備在任何形勢下都堅持仁厚，宋江始終講求忠義，唐僧在西天取經的過程中，時刻受到生命威脅卻不改初心，一心向西天取經，他們都是隊伍中最有信念的人物?！盀樽稹辈恢皇且心芰?，還要有道德有理想有信念，否則就會走上歧路。孫悟空加入西天取經的隊伍，是放棄了個人奮斗而最終找到了自己在這個社會中應有的位置，寓指他最終的人生選擇。取經是為了普度眾生，當孫悟空把個人能力應用到為民眾謀福利的事業上，個人與社會融為一體的時候，他突破了小我，完成了大我，最后成為斗戰勝佛，實現了個人最大的自由。當然這個過程充滿波折：要干成一番事業，首先要戰勝自我在面對各種誘惑之時的動搖。所以孫悟空西天取經路上的第一場戰斗就是戰勝代表自身欲望的“六賊”；其次還要戰勝象征著人生追求中可能遇到的各種艱難險阻的妖魔；孫悟空明明一個筋斗可以飛到西天，但是西天取經卻要一步一步走過去，人只有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才能獲得成功。西天取經，不但考驗了孫悟空的人生，重塑了他的人格，更是挑戰與升華了他的信仰、意志和心性。通過對孫悟空的成長過程的解讀，我們可以讓學生認識如何處理個體與社會、自由與規范的沖突，如何找準自己的社會位置?！吨袊糯膶W史》課程的思政教育，或可以同步于專業教育，但需要教師在有限的課時中精心設置思政教學的“點”，自然生發，通過對授課內容的深入理解與精心提煉，適時而動，才能做到專業教學與思政教育密合無間，獲得理想的教學效果。

三.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思政效果追求

《中國古代文學史》的關注點是歷史、是過去，看似與現代社會、現代生活了不相干，然而程千帆先生所說:“研究古代文化文學，是為了活著的人，不想到這一點我們的研究便沒有意義。我們把杜甫講得再好，杜甫也不知道了。我們把杜甫講得更深刻一些，是為了更多方面貼近文學史本體，是為了現代人，是為了現代的文化創意，包括創作，包括建立我們的文化體系?！盵vii]只有深入挖掘文學作品中深廣的文化內核，認識“過去東西里的現實意義”，服務于當代社會，才能讓作品獲得久遠不息的生命力，也讓課程本身變得有深度，有活力。習總書記說，好的教育是“顯性教育和隱性教育相統一”，思政教學要做得精妙，隱性教育才是其應該發揮的優長。文學作品本身講究以情動人，以情感人，明代文學家馮夢龍在談到小說“導愚”、“醒世”、“振恒心”的教育意義時，曾經用一個生動的實例來說明文學對人思想道德的形塑作用：里中兒代庖而創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頃從玄妙觀聽說《三國志》來，關云長刮骨療毒，且談笑自若，我何痛為！”[viii]能使“里中兒有刮骨療毒之勇”，不是用干巴巴的道德說教、強硬的理念灌輸，而是說書人繪聲繪色的情景描繪，引導聽眾獲得對歷史畫面的生動感知獲得的移人性情的效果，因此馮夢龍得出思想教育“從道理上做者必勉強，從至情上出者必真切”[ix]的結論，“三言”即是他以小說的形式來提升社會道德教化的至情演繹。馮夢龍的思想與實踐至今仍有啟示意義。從“至情”上下功夫，從內心深處觸動學生，才能提升學生的思想境界，達到對學生的三觀教育。就《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來說，教師的思政顯性教育要點到為止，重點要放在挖掘文學作品的深厚內涵，融思政于作家作品的分析中，要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融合越密切，教育效果越顯著。如果說思政課程講究的是全方位的教育，而課程思政則要以點帶面，該出手時才出手，追求以潤物無聲的方式，帶來春風化雨的效果。近代思想家梁啟超在倡導維新思想時，就特別注意文學的作用，他提出小說具有“熏”、“浸”、“刺”、“提”[x]四種力，在滿足讀者心理欲求時會產生“感人”、“移人”作用?！把敝感≌f具有潛移默化，使讀者在閱讀中不知不覺受其影響的作用；“浸”是說小說能夠深入人心，感人肺腑，難以忘懷的力量；“刺”指小說具有刺激讀者情感使人沉醉的特點；“提”是說小說能夠陶冶人的性情，升華人格。這一說法也不妨將之理解為各種文學體式共有的力量，這種力量要發揮作用，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課程思政的教學同樣難以在短時間內完成對學生思想與人格的提振，只有讓學生真正浸潤于文學作品的無盡魅力中，持久不懈，潛移默化，才能獲得思政教育自然、潛在而深入的效果。因此教師只有擺正位置，始終堅持，用情用心，采取柔韌的施力方式，以作家與作品為媒介，時時事事處處關心學生，與學生平等交流，才能使課程思政真正發揮作用。課程思政為中國古代文學史的教學注入了靈魂，文學史課程要真正完成弘揚傳統文化、提升智慧、陶冶情感、塑造心靈的任務，不但要求教師加強專業素養，同時也要強化教師“文化育人”的使命感，將思政教育全面持久、廣泛深入于教學全過程，決不能敷衍行事浮于表面或淺嘗輒止。課程思政之所以迫切而必要，是因為塑造學生高尚的人格與理想信念，才是我們教學的終極理想與終極目的。

摘要：我國地大物博，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從我國古代的整體發展來看，矛盾與斗爭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并且更多的都是圍繞話語權所展開，因此話語權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基本維度之一。在漢代以后的兩千年間，儒家文化的話語權作為典型代表對中國古代文學史的發展產生的十分重大的影響。本文將對話語權概念以及儒家思想的主要特征進行分析，并對儒家話語權對中國文學史的影響加以闡述。

關鍵詞：儒家話語權；中國古代文學史；影響分析

引言

中國古代文學史其實質是一部話語權的斗爭史，其所體現出的是政治方面斗爭，因此話語權與中國文學史的發展進程息息相關。話語權在人們的生活中幾乎無處不在，對人們的思想和行為都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并且還能夠充分體現出社會政治以及道德倫理等社會要素。縱觀整個現代文學史，儒家話語權對其的影響毋庸置疑，甚至能夠影響到現代文學，因此對二者之間相關問題的研究和探討顯得十分必要。

一、話語權概念分析

話語權可以被簡單的理解為是說話的權利，即輿論的控制權，一般情況下，能夠掌握話語權則能夠對社會輿論走向進行有效的控制。在當代社會中，話語權通常被掌握在媒體控制者手中，對媒體和經濟實體進行操控，常常摻雜一些個人的主觀想法和得失進行輿論傳播，利用這種信息傳播的方式對現實社會產生影響，進而控制社會輿論的導向和行為，主要體現出的是高層言論。在我國的古代，主要側重于對詩學、文學以及修辭學的研究，利用思想進行話語的創新，因此要想擁有話語權則必須具備三種條件。首先，實力。沒有實力的支持話語權也將成為泡影。例如我國在鴉片戰爭時期，被西方列強欺壓和掠奪，民族尊嚴尚且不保更不用說話語權?，F如今，我國經濟建設迅猛發展，在國際中的地位日益提升，自然擁有話語權。第二，團隊能力。話語權的擁有不能單純的依靠個人力量，要樹立團隊意識，團結起來上下一心才能產生更加強大的影響力。第三，平臺。利用新型信息技術引導社會輿論，使話語權得到充分發揮。例如，通過廣播、電視、網絡等傳播平臺，使話語權的影響范圍得到進一步拓展[1]。

二、儒家思想的主要特征

一、元代社會歷史與文化特征

元代是個大一統的帝國，這對于全中國各民族的大融合、中外經濟和文化的交流，都起了促進作用；但同時，整個元代又是一個悲劇性的時代。蒙古族在入主中原時，還處于氏族社會末期向封建制飛躍的階段，比之于高度發展了的宋朝封建社會是很落后的。先就經濟生產方式而言，它以強大的軍事暴力征服中國以后，就企圖以游牧民族的生活習慣，來改變中國的面貌。游牧所需的是牧場。早在成吉思汗時，蒙古貴族別迭等就曾建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這個野蠻的建議，雖因當時重臣耶律楚材的反對，沒有實行，但是由此可見蒙古貴族所計劃的生產方式，具有多大的破壞性。在他們進行掠奪戰爭的過程中，往往采取殘暴的屠城政策，所過之處，人民殺戮殆盡，財帛牛羊席卷而去，廬舍盡焚，城郭化為丘墟。像關中這樣富庶之地，在兵火之余，八州十二縣，戶不滿萬。北方的大量農田，被荒廢為牧場。蒙古統治者圈占大片土地，分封給貴族功臣和僧侶，而俘虜大量被征服者作為農奴或奴隸，從事無償勞動。例如阿爾哈雅行省荊湖，以降民3800戶沒入為家奴。盡管元世祖忽必烈也曾經采取過某些恢復農業生產的措施，如“釋降奴為民”、“嚴鬻人之禁，乏食者量加賑貸”、“勸課農桑”等等，農業生產有所復蘇，但是由于蒙古貴族貪暴的本質，對人民仍然大肆搜刮，逼使百姓流離失所，輾轉溝壑。特別是從元中葉以后，統治集團內部爭奪權勢的斗爭極其尖銳，對人民的剝削更是變本加厲，賦稅比元初增20多倍，使人民饑寒交迫，“日羸月脊，不得糠粃以實腹，襤褸以蓋體”，“父子、兄弟、夫婦至相與鬻為食者，比比皆是。”由此可見，當時的中國農村經濟，已經陷于衰蔽狀態。同樣，手工業也受到嚴重的摧殘。蒙古統治者為了滿足生產武器和生活奢侈品的需要，特別注意搜刮工匠，各地屠城時，只有工匠不殺。

元太宗窩闊臺滅金后，刮中原民匠72萬戶；1279年元世祖滅南宋，籍工匠42萬戶，立局院70余所；1284年于江南民戶中又籍匠戶30萬，選有藝者十余萬戶，而把無藝者遣歸。被拘籍的工匠，都集中在官營的或各貴族經營的手工業作坊中，由匠作司管理。就生產規模和分工協作的程度而言，比南宋時有所發展，但工匠沒有人身自由，淪為工奴，每年只給糧五石糊口，本身及子孫永為匠作工奴。強制性的工奴勞動，積極性與創造性不高，比宋代以獨立手工業和雇傭工匠的生產關系，生產力的水平要低得多。這種以奴役中國人民為基礎的經濟制度，勢必使社會的貧富懸殊更趨極端化，社會財富集中在蒙古、色目等少數特權階級的手里，而廣大人民則貧窮不堪。誠如《續通考•田賦考》所云：富豪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頃……江南豪家，廣占農田……恣意妄為，靡所不至。貧家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荊楚之域，至有售妻鬻子者。在這種情況下，高利貸剝削很自然地盛行起來。蒙古人以皇帝為首，諸王、后妃、貴臣、僧侶、商人、地主、豪強，無不放高利貸。這種剝削極其殘酷，一年本利相等，次年本利又翻一番。本銀一錠，經過十年，利滾利，就變成1024錠。這種剝削方式叫“羊羔兒利”，至期債戶無錢償還，其妻女牲畜，多被拖走抵債。元雜劇中有不少劇本的戲劇沖突，都與高利貸有關，不是偶然的。在政治上，蒙元統治者實行民族歧視政策。把人分為四等：蒙古人最高貴，色目人（被征服較早的西域和歐洲諸國的人）次之，漢人（包括北方的中國漢人、契丹、女真及高麗人）又次之，南人（中國南方的漢人）最低賤。規定高級的軍政長官都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擔任，漢人、南人只能充任副職和小官吏。到了元代末年，在農民起義的烽火四起之時，為了收拾人心，才不得不任用漢人為省、院、臺、部的高官。

法律也不平等：“諸蒙古人與漢人爭，毆漢人，漢人勿還報，許訴于有司。”更不合理的，是“漢人、南人殺蒙古、色目人，處以死刑，且向犯人之遺屬征燒埋銀。蒙古、色目人若因爭論或乘醉殺漢人，僅罰金，命其出征，而免死刑。”法律規定：殺死一名回教徒，罰黃金四十巴里失；殺死一名漢人，償一頭驢。為了防止漢人的反抗，元朝當局多次下令，不許漢人持鐵尺、手撾及杖之藏刃者，不準漢人學武藝、打獵、騎馬和集會。元雜劇中權豪勢要的人物形象，就是享有特權的蒙古貴族?；诿褡迤缫曊咧系脑糁问菢O其黑暗腐敗的。“上自中書省，下逮郡縣，親民之吏，必以蒙古人為之長；漢人、南人貳之。終元之世，奸臣恣睢于上，貪吏掊克于下，痡民蠹國，卒為召亂之階。”貪贓枉法，恣肆妄為，荼毒百姓，冤獄無窮，是元朝吏治的顯著特征，也是政治腐敗的根源。元世祖忽必烈算是一個很有才干的皇帝，接受漢族儒士“崇儒重道”的建議，實行“漢法”治國，但是他貪婪的本性形成他政治措施上的一個特點：亟于財用。為了搜刮財賦，先后任用阿哈瑪特、盧世榮、僧格等為奸臣，一切設施；“專以掊克斂財為事”，而阿哈瑪特之徒，恃勢妄為，濫施淫威，“民有附郭美田，輒為己有。內通貨賄，外示刑威，廷中相視，無敢論列。”阿哈瑪特被殺后，其黨徒盧世榮又得到忽必烈的寵信，搜刮百姓更為殘酷，當時人諷刺他們是“鷺鶿勾當”，“以鷺鶿得魚，既滿其頷，即為人抖取也。”史書中記載一件趣事：世榮嘗言于帝曰：“臣之行事多為人所怨，后必有譖臣者，請先言之。”帝曰：“汝言皆是，惟欲人無言者，安有是理！疾足之犬，狐不愛焉，主人豈不愛之？汝之所行，朕自愛也……”皇帝與執政大臣的勾當尚且如此，更何況地方官吏？盡管朝廷定了很嚴的“官吏贓罪法”，貪污百貫以上者處死刑，但是貪污之風不止，而官吏貪污又總是與百姓的苦難和冤獄緊相關聯。號稱大元盛世的成宗大德年間，一次就發現贓污官吏18473人，贓款45865錠，冤獄5176件。這包含著多少人民的血淚！農業生產的衰退，種族的壓迫和官吏的貪暴使得整個社會經濟遭到破壞，人民生活普遍陷于困境。但商業（特別是國際貿易）和手工業（特別是制造貴重消費品的手工業）卻仍然有所發展，因而形成了當時一些大城市的畸形繁榮。這些發展和繁榮是由于下列一些因素構成的：第一，宋、金時代的工商業原來是比較發達的，在蒙古入主中國全境以后，其所遭到的破壞也不像農業那么厲害。第二，在蒙古全盛時代，統治地區及于歐亞兩洲。歐洲和中亞的科學技術，在當時的統一政權之下，不斷地輸入中國，刺激了原有手工業技術的進步。第三，各國商人紛紛來華，使得進出口的貿易比以前擴大。第四，由于農村破產，農民大量流入都市，就為都市提供了經常性的剩余勞動力，而這又使得人口集中都市，也顯示著表面的繁榮。第五，這種畸形繁榮的出現，和蒙古、色目人以及漢族官僚大地主無止境地要求得到更多奢侈的享受擴大其不義之財這一因素，同樣是分不開的。

二、從文學樣式內部發展規律看元曲的興起

在中國文學史上，人們有一種習慣性的提法：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傳奇與小說。其實，標舉一代文學樣式的輝煌成就，并非僅僅一代作家之功，各體文學都有一個逐漸演變發展過程，到了一個特定的時代，在多種因素的影響和適合成長的土壤上，才開放出鮮艷繁茂的花朵。曲至元代特盛，除前面所論述的社會歷史與文化特征以外，從曲（包括散曲和戲曲）發展的本身來考察，到元代出現曲、特別是戲曲這種新的、成熟的綜合性很大的文藝樣式，是很自然的，它是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可以說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中國古典戲曲的本質特征是以歌舞演故事。究其淵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時期的歌舞，狩獵舞蹈動作對生活的模范，《書經•舜典》：“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闋。”就是原始的歌舞表演。屈原《九歌》則是在楚國民間歌舞藝術基礎上的創作。先秦兩漢以來的優人，倡優以表演歌舞為主，俳優則擅長滑稽諷刺，引人笑樂。

著名的優人有專工調謔的優孟和兼善歌舞的優施，秦始皇時的優旃更能言善辯、幽默風趣。俳優可以發揮其技藝以笑謔的方式對國王進諫，無論采納與否，都不至于加害優人。俳優具有扮演某種人物形象的功能。漢代的角抵戲，已初具以人物形象與歌舞相結合表演故事的功效。例如《東海黃公》，我們從《西京雜記》第三的記載中可知其梗概：余所知有鞠道龍，善為幻術，向余說古時事。有東海人黃公，少時為術，能制御過蛇；佩赤金刀，以絳繒束發，立興云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于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為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為戲，漢帝亦取以為角抵之戲焉。這是魔幻與武術相結合，演出具有震撼性的悲劇，東海黃公的人物形象頗為鮮明，當然猛虎也是由人扮演的。不過這只能算是戲曲的萌芽時期。唐代的歌舞戲和參軍戲，才形成戲曲的初步形式，通過歌舞或講唱，來表演短小的故事情節。例如歌舞戲《踏搖娘》，演酒鬼蘇中郎每次醉酒就毆打妻子，其妻向鄰里哭訴苦情，一邊搖頓身體，一邊唱著“怨苦之詞”，每唱完一段，觀眾就齊聲幫唱：“踏搖娘和來！踏搖娘苦和來！”因其“且步且歌”，故稱“踏搖”。結尾是她丈夫來了，兩人作毆斗之狀。參軍戲盛行于唐代開元時期，演出時有兩個角色，一名“參軍”，一名“蒼鶻”，以相對問答的形式，表演簡單的情節，而以滑稽諷刺為主。到了宋代，歌舞藝術有了長足發展，出現表演故事的大曲，例如董穎《道宮薄媚》（西子詞），演吳越興亡事。舞曲，如史浩《劍舞》，演唱“鴻門宴”項莊舞劍和“公孫大娘舞劍”兩個故事。法曲，今僅存曹勛《法曲道情》，內容純屬道家清虛無為之言，其曲排列：散序、歌頭、篇第一、二、三、第四攧、入破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煞。鼓子詞，如歐陽修以11首〔中呂宮•采桑子〕詞，抒游西湖之情。

一、人文教育的現狀

所謂人文教育，其本質在于人性教育，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受教育者的思想境界，加強受教育者理想人格的塑造，以及促進受教育者個人及社會價值的實現。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的高速化發展，科學技術在社會進步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彰顯，再加上人文教育功能的實現并不能一蹴而就，人們的教育觀念開始向科學知識教育傾斜，人文教育逐漸被忽視。在高校課堂教學中，科學知識教育與人文教育的對立也屢見不鮮。教師們盲目地認為，為適應當今社會發展需要，讓學生立足于社會，就必須使他們掌握特定的謀生技能，因此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的培養就成了課堂教學的主要目的。一些專業技能課變成老師和學生們重點關注的對象，而文史哲等課程則被置于無關緊要的地位，大學教育呈現出過分專業化的弊端。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認為，“教育活動關注的是，人的潛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來并加以實現，以及人的內部靈性與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質言之，教育是人的靈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識和認識的堆集”。這就告訴我們：教育的核心是人的教育，人的健康全面的發展是教育的終極目標，“重專業，輕人文”的教育觀念則偏離了教育的初衷。高校是人才培養的主要陣地，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基石，因此在高校教學中如何加強大學生的人文教育是關系到整個社會價值導向和整個民族精神塑造的重大課題。

二、高校日本古代文學史課堂教學中人文教育的必要性

日本古代文學史的授課對象為高年級日語專業的學生。語言類專業學生普遍存在的問題是過分注重語言這一工具，認為語言學習的目的無外乎聽、說、讀、寫、譯這幾種能力的習得，語言背后所蘊含的人文知識則無關緊要。部分教師“重專業輕人文”的教育觀更是加深了學生這一錯誤認識。因此，目前高校日本古代文學史課堂出現的問題是，教師只是按部就班地對教科書中的知識點進行梳理，要求學生死記硬背，對古代文學史中涉及到的作品及其社會文化現象只字不提或籠統概括；學生則更是出于應付考試、拿學分等目的，機械地學習此課程，教師教學效果不佳，學生學習興趣低下。我們應該高度重視日本古代文學史的教化功能，改變過去教學中只重視傳授專業知識的做法，注重人文教育，使廣大學生在學習日本古代文學史的過程中真正獲得心靈的熏陶和升華，“使學生變成歷史意義上、文化意義上、情感意義上、道德意義上的人，實現精神成人的目的”。

三、人文教育視域下的高校古代日本文學史課堂教學

（一）分析我國文化對日本古代文學的建構，增強學生的民族自豪感

中日兩國同屬于漢文化圈，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學的建構，尤其是中國古代文化對日本古代文學的建構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例如，向學生講授日本古代文學史時，不能忽視中國古代文化的以下作用：奈良時代，漢字的傳入結束了日本漫長的口承時代，使日本進入了文字記載時代，首創了由變體漢文或純漢文書寫的文字文學《古事記》《日本書紀》等，并為假名文字的產生打下了基礎；平安時代初期，日本貴族文化興起，漢字文化更是被置于公眾場合，《凌云集》《文華秀麗集》等大批漢詩集出現在日本文壇，一度占據日本古代文學的主流，掀起了唐風文化的高潮。初期的漢文學模仿帶來了平安中后期的漢文學深層消化吸收，間接地推進了日本文學的“和風化”進程。日本古代文學雙壁《源氏物語》《枕草子》中的白詩受容等就可以反映出中國文學對日本文學的深遠影響。鐮倉室町時代是日本文學發展的特殊時期，這個時期的日本戰亂頻繁，文學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但是在中世文學代表作《沙石集》《徒然草》等作品中依舊可以看到中國儒家、道家與佛教典籍及其思想的受容；江戶時代的草子文學、讀本等更是處處有中國明清志怪、傳奇小說的縮影，甚至出現了以中國的小說為題材的“翻案小說”。通過以上的日本古代文學史的學習，可以讓學生感受到日本古代文學史是一部日本文學自身發展史的同時，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部中國文化受容史，以此可以讓學生了解到中國古代文化的燦爛輝煌及其深遠的影響力，增強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從而使學生樹立起民族自信心，增強民族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