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學論文范例

1導言

學術史研究是對特定學術成果的歷時性演進過程予以關照，并對其學術傳統、現實狀況及發展前景予以審視的動態過程。而學術成果除依附于學術著作之外，還表現為同人期刊、研究機構、學派與師承等活動的記錄。這其中，作為“指示器”與“風向標”的期刊是引領學術演進的重要載體之一。因此，在學術史研究中，對同人期刊的狀況予以爬梳，既是學術史反思的重要內容之一，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學術發展的歷史軌跡、彰顯出某一時代的學術主潮。這是因為，期刊往往是新材料與新思想的匯萃之地，很多尚未系統輯成專書的知識通常會先發表于期刊上，尤其是在學術思想的傳播方面，它比圖書更及時、比報紙更深入記載，在傳播速度與信息深度方面具有難以比擬的優勢。因此，期刊在倡導一時之學術風氣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直接影響著學者們的工作成績與學術聲望。中國檔案學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興起至今，已有近百年歷史。經過幾代檔案學人對其不斷地豐富與完善，我國現代檔案學的思想體系、理論體系、方法體系、學科體系、學術體系等，較之前已取得長足進步，逐漸成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中不可忽視的一門學科，呈現出蓬勃發展之勢。但要追溯中國現代檔案學的創建與發展歷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絕對是不可繞過的一段重要時期。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到“”爆發之前，限于當時的時代背景與檔案學發展水平，鮮少有公開出版的檔案學術專著，僅有的系統性論述也多是為構建檔案學科體系而編寫的“教科書”，這類著作與那些“成一家之言”的“專家書”相比較而言，仍算不上理想的學問境界；但這一時期中國檔案界創辦了專門以“檔案”命名的期刊，這些期刊在傳播現代檔案思想、發展現代檔案學術、創建現代檔案高等教育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些新思想、新學術、新教育模式之創立，一般多先以期刊為發表陣地，而逐漸傳播開來。藉由這些期刊，中國檔案界開始有了學術研究的專業性空間，在這一專業空間內，新型專業檔案學研究隊伍逐漸形成，他們在對以蘇聯為主的西方檔案學關注的同時，開始了檔案學研究本土化的嘗試。由此可見，檔案類期刊［1］在中國現代檔案學創建與發展之初貢獻甚重。

2專業檔案類期刊的出現

如果追溯至民國時期，近代檔案學研究成果已較為豐富，除了學界熟知的“十三本舊著”之外，一些專門討論檔案學問題的專篇論文亦紛紛涌現。這些論文在近代許多期刊上都有所刊載，例如當時編輯出版的《行政效率》（后改為《行政研究》）、《圖書館學季刊》、《文華圖書館學?？茖W校季刊》、《中法大學月刊》、《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故宮博物院年刊》、《輔仁學志》、《嶺南學報》，以及《文獻特刊》、《文獻論叢》和《文獻?？返?。［2］但從名稱上來看，這些均不是專業檔案類期刊，所發表的文章也并非以“檔案”為主。盡管北平研究院社會調查所編輯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1934年5月第二卷第二期專門開辦了“明清檔案專號”、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行政效率研究會編輯的機關刊《行政效率》1935年5月第一卷九、十期合刊開辦了“檔案專號”，收錄了關于明清檔案整理與研究及機關檔案工作研究的諸多文章，但民國時期尚無專門以“檔案”命名的期刊乃是無爭事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力量推動檔案事業快速發展，并促使全國各地、各行各業檔案管理機構紛紛建立，出于交流工作經驗和開展學術研究的需要，專業檔案類期刊相繼創刊，檔案學論文不再依附于行政學、圖書館學、歷史學、文獻學或其他綜合性期刊而刊載，檔案類期刊真正以獨立的姿態展現于世（表1）。但此時檔案學作為新創建的一門新興獨立學科，期刊數量相對較少，且由于時代環境的影響、政治運動的紛擾，很多期刊初創不久即被迫停刊，發行連續性較差。這些專業檔案類期刊，可根據其出版發行目的分為三種類型：檔案業務類期刊、檔案學術類期刊、史學類期刊。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檔案類期刊主要以檔案業務類為主，其刊登的很多文章還很難算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論文，大部分仍為檔案實際工作經驗的總結與提煉，對檔案事業純粹理論性的研究還比較少。這也顯示出當時檔案學研究重點在于對檔案實踐的研究，究其原因，一則檔案學理論發展尚未成熟，正處于檔案實踐總結、檔案理論升華的階段；二則檔案學本身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對檔案工作實際情況進行研究，也符合學科的發展規律；三則檔案學研究主體除了研究院所和高等學校的專職檔案研究人員，還有來自實際部門的檔案干部，他們經過職業教育具備了良好的檔案素養，因此在工作中也善于將檔案實踐開展情況總結為文本，加之高校的檔案學教育者和研究者也具備一定的實踐工作經驗，能夠很好地將檔案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開展研究。由表1可知，20世紀50年代初以《材料工作通訊》等為代表的檔案類期刊的出現，表明檔案學研究已經逐漸從圖書館學、行政學、文獻學等類概念中離析出來。雖然《材料工作通訊》創刊時以“材料”命名，該詞的使用容易引起歧義和理解上的困難，但其創刊初衷卻是為了全面指導檔案實際工作，對檔案工作開展情況及檔案學初步的理論問題予以總結、交流。出版10期之后，“為了名實相符，刊物換上了一個科學的、正確的名稱———《檔案工作》”［3］，于是《材料工作通訊》在1953年起正式改名為《檔案工作》。更名后的《檔案工作》，其“檔案”色彩較前身《材料工作通訊》有所加強，并伴隨著我國檔案學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整體發展歷程，檔案學類論文得以大量刊載，對檔案工作經驗的傳播、檔案理論知識的交流起到了良好的媒介作用。1959年，《檔案學研究》作為檔案高等院校主辦學術期刊的發端，對檔案學研究關注的方面出現了很大不同。該刊的定位不似《材料工作通訊》般為“檔案和資料工作者互通情況、交流經驗，建立起一個聯系的中心，得出一些比較完善的經驗，來指導和提高工作”［4］，也不似《檔案工作》般刊文囊括了蘇聯檔案理論譯介及感想類、檔案實踐經驗總結類、檔案規章制度與大政方針解讀類以及檔案教育研究類、檔案史和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類的綜合性辦刊定位，而是秉承“發展研究成果，交流思想觀點，互相學習討論，鍛煉寫作，積累材料，努力提高檔案學的科學水平”之宗旨，意在辦成一個“百家爭鳴，各抒己見的園地，開展學術研究自由討論的場所”［5］。此種對“學理”的重視無不彰顯出檔案學研究的學術性轉化。此外，諸如《技術資料工作通訊》《技術檔案資料研究》《外國檔案工作簡訊》（改名后為《外國檔案工作參考資料》）等專門類別檔案類期刊的創辦，不僅進一步豐富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專業檔案類期刊的內容，起到了重要的業務經驗與學術研究傳播、交流和宣傳的作用，更顯示出檔案學研究較之以往有了一個新的起點。

3檔案學研究專業空間的建立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通信欠發達、信息閉塞的環境下，以上所列為數不多的檔案類期刊的出版發行，為檔案學術研究及經驗交流提供了寶貴的平臺。正是基于這樣的平臺，檔案學者得以發表他們的真知灼見，在探討和交流中，對檔案學基本問題逐漸明晰，隱形的學術共同體正在形成。此外，檔案類期刊在刊載各類學術成果、學術成績與學術觀點的過程中，自然成為學者們學術研究的主要陣地，亦可稱之為檔案學專業研究的“公共空間”。在這一“公共空間”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第一批檔案學者，以一種較為理性的態度相對自由地表達他們對檔案實踐、檔案理論、檔案方法論的批判性見解。較為凸出的是，這些期刊日益成為檔案學術討論與爭鳴的主要場域，促進了對檔案學基本問題的深入研究與繼續探索，推動了中國現代檔案學的發展。具體言之，20世紀五六十年代初創時期的中國現代檔案學，由于很多學術問題甚至基本概念都尚未定論，檔案學的探索性研究層出不窮。如在1951年11月《材料工作通訊》第3期發表了李光的《目前檔案工作中的基本問題及其解決辦法》，在12月同刊第4期立即刊發了吳寶康的文章［6］對李光所論述關于什么是檔案的問題，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再如，1957年《檔案工作》第1期發表了程桂芬的《關于檔案學問題》，同年該刊第4期就發表了蔣有愷的《“關于檔案學問題”的幾個問題》，對檔案學的學科性質和研究對象提出了不同見解。而這一時期，影響較大、持續時間較長的檔案學大討論當屬對陸晉蘧《檔案管理法》的討論與批判、對檔案與資料區分問題的大討論、“以利用為綱”方針的提出與爭辯等。這些討論與爭鳴正是依托檔案類期刊而得以正常開展，并產生了持續性的學術效應與后期影響。以檔案與資料區分問題大討論為例，此次大討論涉及檔案學的研究對象及其本質問題，觸及檔案學的核心理論，可謂是中國現代檔案學研究的開端，也是諸多檔案理論家的學術啟蒙。檔案與資料的區分，雖在表面上看只是對二者定義的討論，但對于理解檔案學核心概念及其應用十分關鍵。這場討論肇始于1951年中央直屬機關第一次檔案工作座談會，隨后便引起了全國范圍內大規模的探討，很多檔案學者也是從這次大討論開始逐步深化檔案學理論研究的。而這其中，檔案類期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51年，《材料工作通訊》甫一創刊，“檔案”與“資料”就作為不同的術語出現，其《創刊的話》中表明該刊“是檔案和資料工作者互通情況、交流經驗的一種內部不定期刊物”［7］。此時，“檔案和資料工作者”同屬于從事“材料工作”的群體，但對“檔案”與“資料”的界定尚未明確化，二者只是作為模糊的概念連在一起使用。隨后，《材料工作通訊》連續登載了檔案與資料區分研究的系列文章，該刊也成為檔案與資料區分問題討論的主要陣地。從1951年11月起到1953年，近兩年的時間內，檔案界開展了一場檔案與資料關系問題的學術大討論［8］。以《材料工作通訊》及后來的《檔案工作》《技術檔案資料研究》《檔案學研究》為陣地，集合了曾三、裴桐、吳寶康、李光、馮樂耘、鄭誥、鄭玉豪等相當一批后來知名的檔案學者，他們在這場討論中積極思考、發表見解，并從這次大討論開始逐步研究檔案學的理論問題，并深入到檔案學的研究對象、檔案學的獨立學科屬性、檔案學與文書學的關系、技術檔案與技術資料的區別與聯系、文書立卷等相關或衍生問題的研究。檔案與資料區分問題的大討論僅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檔案學討論與爭鳴的一個縮影。這一時期的全國檔案事業百廢待興，中國現代檔案學也在時代轉型中創建、發展、革新，對民國檔案學的批判繼承、對蘇聯檔案理論的吸收借鑒、對本土檔案實踐的總結提升共同構成了這一時期中國檔案學發展的時代背景。這時的檔案學討論與爭鳴開檔案學術爭辯式研究的先河，打破了檔案學發展的“沉寂景象”，突破了此前檔案學“多關乎實踐，少關乎理論”的說法，活躍了檔案學研究的氛圍。而這其中，檔案類期刊可以說是為檔案學者們在討論與爭鳴及專業性研究方面搭建了“公共空間”，成為中國現代檔案學創建與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側翼。倚仗檔案類期刊這一學術平臺的爭鳴式探討也給今天的學術研究以啟迪，一則檔案學研究需秉承包容性、反思性與批判性治學態度，方可實現其創新式發展，這不僅需要相對寬松的社會環境與學術氛圍，也需要檔案類期刊發揮學術爭鳴的引導作用；二則檔案學人摒除成見并敢于對不同觀點的爭鳴式探討，是檔案學發展進步的重要主體保證，這就需要檔案類期刊作為“公共空間”能夠提供“新”與“舊”、“老”與“青”不同年代學者群體各展辯才的舞臺，方可呈現出熱鬧非凡的學術景象。

4專業檔案學研究隊伍的培養

巴縣檔案研究論文的年代分析

從巴縣檔案研究論文分布的時間來看，1979-1980年有2篇論文，1980-1989年有13篇，1990-1999年11篇。研究論文主要分布在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0-2009這個時間段，共發表47篇論文，占總數的52.8%。2010年-2012年，對巴縣檔案的研究持續升溫，平均每年發表5.3篇論文。但是總體來看，對巴縣檔案的研究還很不夠。巴縣檔案共11.3萬卷，涉及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材料，內容豐富，從1979年至2012年，平均每年才發表2.54篇論文，對巴縣檔案的利用和研究均有待進一步深入。

巴縣檔案研究論文的作者單位地域及其單位性質分析

從作者單位地域分布來看，四川的作者居多，共52篇，占總數的58.4%，加上重慶的10篇，川渝地區就占了70%。原因有兩點：第一，川渝地區的研究者利用巴縣檔案在地域上比別的地方更具優勢；另一方面，巴縣檔案主要反映的是清代四川巴縣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情況，是川渝地區歷史研究的重要方面。除了川渝地區，數量緊隨其后的是美國，共有8篇論文，顯示出美國學者對巴縣檔案的關注程度，比國內除川渝之外的其他地區都高。從作者單位的性質來看，檔案館32篇，占論文總數的36%，全無例外，都是四川省檔案館的工作人員。其次，高校54篇，占61%，顯示出在研究巴縣檔案的問題上，高校依然是研究的重地。其中，四川高校發表20篇，加上重慶發表的9篇，川渝高校共發表29篇論文，是總數的33%，高?？倲档?3.7%。但是的川渝高校，主要集中在四川大學和西南政法大學。除川渝高校之外，其他國家和地區高校所發表的論文主要分布在：美國8篇，其中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7篇，哥倫比亞大學1篇；太原師范學院陳亞平5篇；中央民族大學鄧建鵬2篇。

巴縣檔案研究論文的研究主題分析

從研究主題進行分析，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巴縣檔案為對象所做的文獻學、檔案學研究，共28篇，占論文總數的31.5%。另一類是以巴縣檔案為主要文獻支撐而進行的清代歷史問題研究，共61篇，占論文總數的68.5%。這部分研究內容涉及廣泛，其中對工商業的研究論文數量最多，共有論文14篇，占所有論文的15.8%。這是因為巴縣為嘉陵江和長江的匯合口，是四川通商航運的樞紐。理所當然，巴縣檔案中反映工商業內容的檔案數量龐大，對其進行研究的文章也相對較多。排在第二位的是保甲治安的研究論文，包括保甲制度、保長鄉約客長、消防等方面的研究，共有12篇文章，占所有論文的13.5%。位居第三位的是司法研究，有9篇文章。巴縣檔案中，司法檔案數量最大，所占比例最高。排在后面的依次是政治研究，宗族、家庭研究，民俗研究，學務教育研究等，分別為2-7篇不等。從這些主題的分析來看，對巴縣檔案中的內容挖掘得還不夠。比如，巴縣婚姻檔案有6000多卷，內容豐富，價值珍貴，但是在已經發表的論文中，只有2篇與此相關，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亟待我們去開發。

巴縣檔案研究論文刊載期刊與發文數量分析

美國學者布洛達斯（R.N.Broadus）稱“20世紀是期刊的世紀”[1]，如今學術期刊已經成為科學交流系統的主要平臺。檔案期刊既是檔案界人士進行思想交流、提高專業技能和理論水平的工具，也承擔著向更為廣泛的社會大眾進行專業展示的社會使命。從目前的發展現狀來看，檔案專業期刊在期刊評價的大潮下發展前景不容樂觀，這一問題亟待檔案界關注。

1研究背景與文獻綜述

目前，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即南大核心）中檔案專業期刊僅存2種；另一重要索引《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即北大核心）自1992年起，最多時有14種檔案期刊入選，在最新版中僅存8種；在社科院系統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要覽（2008版）》中，檔案期刊也僅存2種；在國際檔案界，檔案期刊入選SSCI索引的僅有3種。目前，核心期刊或來源期刊已經成為科研管理者不可或缺的工具，廣泛應用于諸如機構評估、人才評價、科研項目資助、科研績效評價、職稱評審、學科發展規劃等一系列管理活動中。而檔案期刊在期刊評價體系中的表現，不僅導致了自身發展舉步維艱，也不利于檔案學學科建設和發展。不少檔案學研究人員指出，檔案期刊的學術性和學術影響力令人擔憂。在學術性上，殷仕俊發現13種檔案學核心期刊每年刊登的非學術論文數量幾乎是17種圖書情報學類核心期刊的6倍，郭紅解發現檔案期刊中工作指導類期刊占80%以上；在學術影響力上，蘇君華發現檔案學的研究成果在2000年—2009年十年間最高被引次數僅有45次，遠遠落后于圖書館學的研究成果最高被引次數542次。然而，無論是核心期刊或來源期刊評價體系，還是當前檔案學研究人員期刊評價研究的成果，都是基于文獻計量指標判定檔案期刊的學術影響力。很多學者都指出，使用文獻計量指標評價學術影響力時不宜進行跨學科比較，不同學科的規模不同、學者的引用行為和引用習慣也有很大差異，因此計量指標在不同學科之間不具有可比性。為了彌補檔案期刊評價視角單一的問題，筆者使用專家調查法，研究檔案學研究者對檔案期刊的認知和評價。

2方法與數據

本研究以Nederhof、Catling、Coe的研究問題卷為樣本，從“有用性”“期刊聲譽”“成就感”“整體水平”四個角度來考察檔案期刊的被認知情況；同時參考了Kohl、Nisonger、Manzari對開放問題的設計，讓參與調查者列出12種期刊中最重要的3種期刊和最不重要的3種期刊。為了使研究結果具有一定的區分度，使用9級標度作為測量尺度；為了檢驗問卷填寫人是否是隨意對期刊進行評價，本研究還設計了其他一些輔助問題幫助研究人員判斷數據的可靠性，如測量研究人員對刊物的了解程度，通過詢問研究人員是否閱讀該刊和閱讀方式兩個問題來實現。本研究依據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2008版）“G27檔案學”中的10種期刊為基礎，加上《民國檔案》和《歷史檔案》兩種期刊。選擇北大核心期刊作為研究對象，主要是因為它是中國最早的期刊評價工具，在我國學術界知名度較高，收錄期刊的種數也最多；選擇2008版是因為該版收錄的檔案期刊均多次入選核心期刊，而且2008年至今已有10年，核心期刊的目錄也經歷了2次調整，可以將本調查的結果和核心期刊調整的結果進行對比，驗證核心期刊目錄調整的合理性；添加《民國檔案》和《歷史檔案》兩種期刊，是因為它們都被CSSCI收錄，可以檢驗Manzari提出的“精英期刊的學術質量具有獨立性”在中國檔案學界是否存在。問卷主要在2015年“第二屆全國高校青年檔案學研究人員學術論壇”和“檔案學上海論壇”會議期間向參會人員集中發放，此外還通過E-mail向青年檔案學研究人員發放Word版問卷。最終共收回問卷74份，其中有效問卷70份、無效問卷4份。本次調查對象在性別分布上以女性為主（54人），學歷分布上主要以碩士學歷（36人）和博士學歷（28人）為主，在職業分布上以高校教師（28人）、在讀研究生（34人）為主。調查對象的分布呈現出偏差，集中在具有學術發表需求的“學院派”群體，但是這樣的偏差與本次調查的目的相吻合，即都是強調檔案期刊的學術質量。

3分析與發現

通過對開放問題進行統計，即對最重要的3種和最不重要的3種期刊的投票，大致可以了解檔案學研究人員對檔案期刊認知的基本狀況。首先，通過對最重要的3種期刊的投票，可以從正面了解期刊的學術地位。如表2所示，Polonsky所說的“頂級期刊現象”在檔案期刊中非常明顯，《檔案學通訊》《檔案學研究》得到了超過80%的投票，而且遙遙領先于排名第3的《中國檔案》（得票率為42.86%）。這3種期刊之外其他期刊的得票率均低于20%。這表明檔案界對期刊的認知出現非常極端的兩極分化。其次，通過對最不重要的3種檔案期刊進行投票，可以從負面考察檔案界對期刊的認同和感知?！稒n案學研究》《檔案學通訊》的得票數為0，《蘭臺世界》《民國檔案》《歷史檔案》的得票率均超過50%，這從反面驗證了“頂級期刊”集團的存在，也進一步驗證了檔案期刊的兩極分化現象。這說明被調查者對檔案期刊質量的認知具有高度共識。我們將每一種期刊得票率轉換成分值，這樣使得最重要的3種期刊和最不重要的3種期刊兩組的投票率可以在同一程度上進行比較和計算。將最為重要的3種期刊得票率計為正值，最不重要的3種期刊得票率計為負值，通過求和可以了解期刊整體的地位結構。如表2所示，檔案期刊存在明顯分層現象，大致可以分為四層，《檔案學通訊》《檔案學研究》為頂層，《中國檔案》為中上層，其他期刊為中下層。每一層的內部差距為0.3分左右，層與層之間的差距為0.2分左右。為了更為準確地揭示檔案學研究人員對檔案期刊的認知和判斷，本研究通過有用性、聲譽、成就感和整體水平4個方面（問卷的第3、6、7、8題）來考察學者們對期刊的認識水平。表3顯示了統計本次調查的12種期刊在這4個變量上的填寫人數（N）、均值（Mean）和標準差（Std.D）的情況。由表可知，所有人對《檔案學通訊》的有用性、聲譽、成就感和整體水平都做出了評估，而對《民國檔案》《歷史檔案》進行評估的人數均未滿60人。也就是說，有不少檔案學研究人員并不關注這兩種期刊。標準差的值越大，表明調查對象對期刊的這一性質共識度越低，例如《檔案學通訊》的整體水平標準差為0.7，而《歷史檔案》則為1.57，這表明調查對象對《檔案學通訊》的整體水平更容易達成共識，但調查對象中有一些人對《歷史檔案》的整體水平評價較高，另一些人的整體水平評價較低。為了檢驗能否通過這4個變量來測量檔案學研究人員對檔案期刊的認知水平，本文使用SPSS22計算這4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結果顯示4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在0.8之上，達到了p<0.01的顯著水平（如表4所示），呈現出高度相關的特征，說明綜合這4個指標的均值可以體現出檔案界對檔案期刊的共同認知。數值的大小和排名有時候并不能有效地展示結構性信息。為更有效直觀地呈現檔案期刊的分層結構，筆者使用系統聚類分析（HierarchicalCluster）來考察12種期刊的整體結構。聚類分析是多元統計分析的一種，它把一個沒有類別標記的樣本集按某種標準分成若干個子集或類，使相似的樣本盡可能歸為一類，不相似的樣本盡量劃分到不同的類中。在宏觀上，12種期刊可以劃分為2大層級，《檔案學研究》《檔案學通訊》組成了“頂級期刊”集團，其他10種期刊組成了學術地位相對較低的“次級集團”。這次級集團中，又可以劃分為2個小的子集團，《中國檔案》《浙江檔案》《檔案與建設》《檔案管理》組成了“次級集團”中的一個子集團，其他期刊組成了另一個子集團?？梢园l現，《歷史檔案》《民國檔案》這里兩種檔案界認同度很低的刊物組成單獨的一個小類，因為這兩份刊物主要服務于歷史研究，在CSSCI的學科劃分中這兩種期刊也被歸類到歷史學來源期刊。這也說明Manzari提出的“精英期刊的學術質量具有獨立性”在中國檔案學界表現得并不明顯，檔案學界對歷史學的精英型期刊并不了解?！短m臺世界》在“次級集團”的子類中顯示出明顯的獨立成類的特點。整體上，檔案期刊的聚類特征與投票率的排序吻合度較高，聚類效果較好；而且從聚類的結果來看，《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最新版將《蘭臺世界》剔除核心期刊目錄具有合理性。

摘要：針對新媒體環境下數字檔案服務創新的需求，分析目前數字檔案服務與公眾需求存在的差距及形成此矛盾的原因，并據此探討新媒體環境下數字檔案服務創新的策略。

關鍵詞：新媒體；數字檔案服務；創新；原因；策略

0引言

隨著移動互聯網、智能終端等新興技術的發展和普及，網絡環境日漸成熟，公共服務不斷深化，新媒體已躍升為當今社會信息傳播的主流形態，日益成為大數據時代公眾獲取信息、解決問題的不二選擇。所謂新媒體，“一般是指最近20年內圍繞互聯網、手機應用發展起來的新興媒體形態”[1]，即“利用數字技術、網絡技術和移動通信技術，通過互聯網和移動通信網等網絡渠道鏈接電腦、手機、數字電視等終端，實現用戶信息交流傳播的媒體形態”[2]。由此可見，新媒體是一個相對的、動態的概念，其表現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梢哉f，它是一種“數字信息支撐下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3]。因此，學界和業界普遍認為，新媒體必須具備數字化、網絡化這兩大基礎要素，并充分體現公眾參與、互動共享等基本特點?？v觀新媒體的這些特點不難發現，新媒體是數字時代的產物，必然帶來數字資源的激增，而且新媒體時代數字資源與公眾間的聯系將變得前所未有地緊密。因此，2016年國家檔案局局長李明華在第十八屆國際檔案大會的主旨報告中再次對“數字檔案資源”這一概念進行了描述，他指出：“所謂數字檔案資源是指辦公自動化條件下形成的電子文件歸檔后形成的數字檔案資源和檔案館（室）藏傳統載體檔案數字化后形成的數字檔案資源。”[4]在實際工作中，20世紀80年代以后，我國的檔案數字資源建設不斷推進，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各檔案部門都在信息化過程中積累大量的數字檔案資源；與此同時，隨著計算機信息技術的發展，網絡技術的普及，特別是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檔案部門擁有海量的信息資源，這些信息真實、可靠，是社會公共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新媒體環境下，公眾必然對數字檔案服務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1綜述

為系統梳理新媒體時代檔案研究的總體情況，筆者在中國知網中以“新媒體+檔案”為關鍵詞展開搜索，共得到相關文章1144篇。其中，最早將新媒體與檔案工作相結合進行相關研究的論文是2010年鐘立揚發表于《浙江檔案》上的《新媒體技術背景下高校檔案工作的創新路徑》一文。此后，相關研究逐年增多，特別是2016年以后迅速增加，2018年、2019年達到研究峰值，每年有近200篇的文章發表量，其后略有減少，但文章的發表量均在每年150篇以上?？梢?，將新媒體與檔案相結合的相關研究，已成為近年檔案學界研究的熱點之一。為更好地了解“新媒體環境下數字檔案服務創新”這一論題的研究成果，筆者以“新媒體+數字檔案服務”進行檢索，發現結果極少，并不能反映這一論題的研究現狀。于是分別以“新媒體+檔案信息”、“新媒體+數字檔案”進行檢索，再從“服務”、“利用”、“開發”等方面進行篩選，發現現階段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媒體環境下的檔案資源建設、開發、利用服務等研究方面。這些豐富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資源建設與開發研究，如2018年河北大學許云龍的碩士論文《新媒體環境下數字檔案資源開發研究》，論文主要從新媒體環境下數字檔案資源的開發原則、模式、形態，關鍵要素、開發策略等方面展開研究。以及2017年陳曉暉、趙屹發表于《中國檔案》的《新媒體環境下檔案信息自助服務的內容與實現》，2022年羅寶勇、崔旋發表于《北京檔案》的《基于5W傳播模式的檔案微信公眾平臺信息服務研究》等。以及資源策略研究，如2017年周耀林等發表于《檔案與建設》的《檔案機構微信平臺資源建設策略探析———基于典型平臺的推文內容分析》，文章主要從特色資源建設、資源呈現形式和資源價值挖掘三方面提出檔案機構新媒體應用的建設策略。及其同年發表于《中國檔案》的《面向公眾需求的數字檔案資源建設與服務研究》，2021年上海師范大學顧鈴的碩士論文《微服務環境下的檔案文化傳播研究》等。還有檔案建設研究，如2016年趙躍發表于《檔案學通訊》的《挑戰與應對：我國政務新媒體文件歸檔若干問題思考》，文章從文件屬性與價值屬性、文件管理政策法規、政務文件管理自覺三方面歸納了政務新媒體信息的歸檔動因，認為政府機構和記憶機構是歸檔的兩大主體，并從管理和技術兩方面探討新媒體類型的選擇、歸檔文件及其背景信息的選擇等問題。以及2017年段立琳發表于《中國檔案》的《新媒體環境下的檔案公布流程設計》等。實證研究，如2016年劉英捷、王芹發表于《檔案學研究》的《檔案政務新媒體應用研究》，2017年葉楚健發表于《檔案學研究》的《檔案館微信公眾平臺內容生產研究———以浙江省檔案館為例》等；此外，還有與社會記憶、數字記憶相關的研究內容。如2018年丁華東、張燕發表于《檔案學通訊》的《論新媒體傳播與檔案記憶的意義再生產》，文章將意義再生產作為檔案記憶傳承的核心，從新媒體傳播角度論述檔案記憶的意義再生產的途徑，即從主體維度、客體維度、關系維度、中介維度四方面構建起檔案記憶再生產的新媒體傳播方略。以及2021年上海大學張燕的博士論文《新媒體時代檔案記憶再生產轉型研究》等。綜上所述，在“新媒體環境下數字檔案服務創新”這一論題現階段的研究過程中，“新媒體環境下數字檔案資源的建設與開發研究”是與其聯系最為緊密的論題。雖然這一論題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但絕大多數都是相對獨立的研究文章，目前尚未有相關博士論文出現，碩士論文也比較少，由此可見，這一論題仍需得到大家的持續關注，需開展更為系統、深入、多方位的研究。在完成對新媒體環境下數字檔案服務相關研究的梳理后，應結合我國數字檔案資源建設的現狀繼續深入探討。這樣就不難發現，現階段各檔案機構雖都在信息化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數字檔案資源。但具體到數字檔案服務領域，服務方式被動單一、與公眾需求契合度差等問題始終制約著檔案價值的充分發揮，這種不足在新媒體環境下將會更為突顯。本文擬從新媒體環境下公眾對檔案數字服務的需求出發，分析目前數字檔案服務與公眾需求存在的差距及形成矛盾的原因，并據此探討新媒體環境下數字檔案服務創新的策略。

2新媒體環境下數字檔案服務創新的驅動因素

摘要:大數據時代的到來，讓人們重新意識到了檔案管理的重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檔案管理部門的進一步發展。傳統的檔案管理模式已經難以滿足當今時代的發展需求，必須深入思考大數據時代對檔案管理的發展。通過分析大數據時代給檔案管理帶來的機遇，同時闡述大數據時代給檔案管理帶來的挑戰，并提出大數據時代檔案管理的應對舉措，以供參考。

關鍵詞:大數據時代;檔案管理;發展;思考

1大數據時代給檔案管理帶來的機遇

1.1有利于形成社會檔案觀

一直以來，我國始終都在忽視檔案管理，大數據時代的到來，讓人們重新意識到了檔案管理的重要性，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檔案管理部門的進一步發展。在大數據時代，有效記錄檔案數據顯得尤為重要，隨著檔案資源類型的增多，檔案管理人員的工作量不斷加大。在檔案管理過程中，如果依舊采用傳統的檔案管理模式，是無法滿足當今時代的發展需求的。所以，檔案管理部門應當認真考量檔案管理的未來發展方向，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使得人們所需要的重要信息能夠從檔案管理的大量數據中成功提取出來，這是檔案管理的核心內容，也是大數據時代給檔案管理帶來的重大機遇。

1.2為電子文件的有效管理開辟新途徑

在大數據時代，檔案管理人員可以借助大數據技術，對原本棘手的電子郵件處理進行有效管理，這不僅能夠提高檔案管理的效率，還能夠豐富檔案管理的相關內容。同時，通過制定特定的系統，可以使檔案管理人員直接對檔案資料進行分析管理，這不僅有利于促進檔案管理部門的進一步發展，還有利于減少由于無故丟失而造成的不必要的損失。

摘要：本文對文物檔案的定義、種類及特點進行了闡述，并分析了加強文物檔案管理的必要性以及對文物檔案管理中存在的問題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對策建議，希望能夠提高我國文物檔案管理的水平。

關鍵詞：文物檔案；檔案管理；文化傳承

目前，我國共有文物1000多萬件，其中比較珍貴的文物有300多萬件。文物的管理離不開高效準確的文物檔案管理。

1文物檔案的內涵

1.1文物檔案的定義。文物檔案主要是指能夠反映文物全部情況的記錄材料。目前對于文物檔案具體詳細的定義還存在一些爭議。有的人認為文物檔案就是記錄和表現文物相關的內容文字以及在文物工作中形成的和文物聯系比較緊密的文字、圖片、視頻等多種形式的記錄[1]。也有人認為文物檔案就是對文物進行的相關工作比如研究管理的歷史記錄。筆者認為應當將這兩種概念結合起來，文物檔案應該是指文物在與其相關的一系列工作中形成的具有一定意義的文字、視頻、圖像等多種形式的記錄。文物檔案具有記錄性、目的性、專業性，有一些歷史檔案本身就是文物。

1.2文物檔案的種類。一般來說，文物檔案主要包括三種類型。第一種是文物自身的檔案，主要對文物相關的具體內容進行詳細的記錄。第二種是文物參展檔案，文物在展覽期間所產生的相關資料比如參展的時間地點、展覽文物目錄、展覽現場的影像資料等都屬于文物參展檔案。第三種是與文物相關的信息檔案，這種檔案類型與文物本身沒有關系，主要是一些專業領域對文物進行考證的記錄、文物發掘過程的研究和報告，以及對文物檔案進行相關調研和研究工作的記錄等內容。

1.3文物檔案的特點。文物檔案詳細具體記錄了文物的物理性質和歷史文化性質[2]，通過文字、圖像等多種表現形式將文物的各項內容表現出來，進而體現出文物的價值。相比于一般檔案來說文物檔案內容更加詳細具體，種類更加豐富多樣。與文物相匹配的文物檔案，具有永久保存和流傳的價值，即文物檔案具有較高的保存價值和使用價值特點。同時，文物檔案具有不斷變化發展特點，在文物被發現之初與文物相關的文物檔案就已經被建立起來，詳細記錄著與文物相關的各種內容。隨著對文物研究的不斷深入，文物檔案也會逐漸增加，將文物研究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材料進行收集和整理，不斷提高文物檔案所涉及的內容深度和廣度。

學術期刊是重要的學術資源，具有刊載科研成果、開展學術交流、培養學術人才、促進知識積累與創新等重要作用【1】。學術期刊的重要性使得學術期刊影響力的評價變得越發重要，有效的期刊影響力評價對提升其內在質量、引導作者正確投稿、提高科研管理水平等都起到積極的作用。常用的期刊影響力評價指標有影響因子、h指數、SJR指數、特征因子等，這些指標主要基于期刊自身的被引頻次給出，考慮了期刊文獻被引的數量或質量。有學者分別對這些指標進行改進和完善，如馬瑞敏【2】提出共時影響因子，消除了影響因子僅關注短期影響力的弊端；俞立平【3】提出歷史影響因子并通過研究表明其兼有影響因子和h指數的優點；對h指數的改進研究更多，代表性的研究如：Egghe【4】提出g指數、Kosmulski【5】提出h指數、安靜等【6】提出a指數等；借鑒并改進SJR指數、特征因子思想的研究有：李超【7】針對SJR指數與特征因子計算困難、難以檢驗等缺點提出了考慮引用質量的IFwh指數，馬鳳【8】基于PageRank算法對圖書情報類期刊進行了的影響力測定等。也有學者從學術成果的創造者——作者的角度出發，提出了期刊影響力評價的新指標，如：李秀霞等【9】基于論文作者特征，對學術期刊的影響力進行預測；宋曉晨等【10】從論文作者簡介出發，提出了一種新型期刊評價方法V-Score；盛宇平等【11】認為將作者機構指標納入期刊影響力評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另有學者從期刊引文分布的均衡性角度進行研究，如Lando等【12】對JIF進行修正，提出穩定期刊影響因子（s-JIF）；之后，Cockrie等【13】將s-JIF進一步擴展，提出平均離散指數（MDI），并通過實證研究證明了均衡性在期刊影響力評價中的科學性。通過文獻梳理，將國內外期刊影響力評價方法歸納為以下四種：①僅從期刊文獻被引頻次出發，關注被引的“量”，如影響因子、h指數及其改進指標；②同時關注期刊文獻被引的“質”與“量”，區別對待不同引用的指標：SJR指數、特征因子、IFwh指數等；③將作者特征、機構特征及引用頻次結合的期刊影響力評價指標：如V-Score、作者機構指標等復合指標；從引文數量分布均衡性角度提出的期刊影響力評價指標，如穩定期刊影響因子（s-JIF）、平均離散指數（MDI）。已有研究未發現同時考慮期刊文獻被引的質量及其被引質量均衡性的研究，由此，本文將結合期刊文獻引證作者、期刊文獻引證期刊兩種被引因素的質量，提出基于被引質量及其均衡性的期刊影響力評價指標（Quality&Equilibrium，簡稱QE指數），綜合多因素實現對期刊影響力的科學評價。

1指標構建

1.1被引質量指標

本文認為期刊被引質量由兩方面的因素決定，一是期刊文獻引證期刊的影響力、二是期刊文獻引證作者的學術水平。作者是期刊的主體，是期刊原材料和信息的創造者，作者的研究內容與方法、研究思想和觀點直接反映了期刊的屬性特征，對期刊的學術影響力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鄭美鶯等【14】曾經提出“被引用率高的文章其學術價值也高，但還要考慮引用者的學術水平”。本文將引證作者的學術水平視為期刊引證質量的影響因素之一，與引證期刊的影響力相結合，統稱為被引質量。在引文分析領域，衡量期刊影響力、作者學術水平的兩個非常著名的指標就是被引次數和h指數【15】。為說明不同施引者引用效果不同，本文使用h指數反映引證作者的學術能力、引證期刊的影響力，以代替單獨的每次引用。為降低引用次數差異帶來的影響，先計算引證作者、引證期刊的引證次數占總引證次數的比例。

1.2被引質量均衡性指標

期刊被引質量均衡性是指期刊文獻被引數據的離散程度，即這組數據的差異化程度，差異化程度越大，這組數據的均衡性越差，反之，均衡性越好。假如有A、B兩種期刊，發文量相同且被引質量相同，如果反映期刊A被引質量的數據差異化程度大，反映期刊B被引質量的數據差異化程度小，那么從期刊被引質量均衡性的角度來講，期刊B的影響力高于期刊A。衡量數據差異化程度指標有很多，基尼系數是最常見的一種?；嵯禂担℅inicoefficient，簡稱Gi）是經濟學家A.O.Hirschman提出的一種度量收入均衡程度的指標，已被廣泛應用在醫療衛生、社會學、人口學等領域，在期刊影響力評價與發展中的應用有：俞立平【16】運用基尼系數分析了期刊評價指標的內部差距；程慧平【17】運用Dagum基尼系數對期刊被引能力差距及其收斂性進行了實證研究；王麗愛等【18】基于基尼系數和泰爾指數對學術期刊發展的區域不均衡性進行了測算和分解等。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利用Gi計算期刊被引質量的均衡性，公式見式（3）。

1.3QEQE指數

期刊影響力評價是科學計量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期刊質量的優化，科學交流的促進具有重要意義[1]。目前，我國學者在研究文獻與期刊排名時普遍使用科學計量法，比如總被引頻次，即年指標、h指數、影響因子等[2]。這些指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期刊的出版與被引用的情況。期刊與期刊之間互相引用的本質是一種知識傳播，知識的互相傳播可以形成知識傳播網絡[3]，2012年，Li和Parker用社會網絡分析的方法研究知識傳播網絡，并將其與學術期刊的影響力評價相結合[4]。社會網絡分析方法代表了評估期刊影響力的另一種方法，它使研究人員能夠識別中心的、有聲望的或其他有影響力的網絡和子網絡成員[5]。而期刊間的知識傳播網絡也可用于研究特定領域的研究熱點演變過程，或描述專業發展方向[6]。我國LIS領域知識交流與傳播的現狀是：研究主題總體分散，存在許多邊緣和不成熟的主題[7]。Sugimoto認為還需要更多的實證研究來揭示LIS領域的知識傳播情況[8]?？v觀以上，隨著評價體系需求的不斷更新，在研究期刊評價時，需要考慮學科特性、學科范圍內的知識傳播以及對學科發展趨勢的推演。針對這些需求，基于已有的對學術期刊影響力的研究，本文搜集了CSSCI來源期刊的引證數據，使用社會網絡分析的研究方法，繪制了LIS領域內的知識傳播網絡圖，力圖從知識傳播角度對圖情領域期刊的知識傳播模式展開分析，同時依照知識傳播網絡對期刊進行排名與分析，為互聯網傳播環境下LIS領域期刊排名提供了參考。

1相關工作

學術期刊的影響力反映了它的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1]，自Garfield在1972年提出將引文分析作為期刊評價的工具后[9]，引文分析一直被認為是評價期刊影響力的有效方法[10]。使用引文分析評價期刊時，將期刊的引用和被引文獻的數量相比較，以調查期刊對一個領域的影響[11]。Culnan采用引文分析來評價一個領域或學科的發展，他認為引文分析可以準確描述該專業的知識性質、發展的速度和方向[6]。期刊之間互相引用，形成引文網絡，而引文分析也可以應用于研究網絡的演化特征。Nerur等使用引文分析的方法研究了27種信息系統（IS）期刊的5年的引文情況，確定了在引文網絡中的“關鍵資源”期刊和“知識存儲”期刊[12]。學術期刊的作用是向讀者傳播知識。如果文章或期刊經常被引用，可以認為該文章或期刊的知識被傳播了[3]。期刊的總被引次數代表了期刊向其他期刊傳播知識的程度，總引用次數表明了從其他期刊獲取知識的程度[4]。文章或期刊將該學科的知識傳播，也就是對該學科的貢獻[3]。Katerattanakul等在2006年使用了引文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發表在信息系統（IS）期刊上的文章對其他領域產生的影響，發現IS的文章頻繁被其他學科引用，IS領域內的研究提升了整個科學知識的傳播[13]。Nisonger回顧了1952-1997年間圖書館與信息科學(LIS)期刊的排名研究，發現之前的研究大多采用了引文計量方法，在分析知識傳播或其他網絡的研究問題時需要用不同的觀點或方法來解決[14]。此外，Hassan等的研究還指出，未來研究人員的研究機會之一是揭示該領域知識的結構與框架[15]。因此，本研究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重新審視LIS領域的知識影響，即，社會學視角。社會學的觀點主要圍繞衡量期刊對其他期刊的影響展開。Takeda等引用了社會關系，使用社會網絡分析的方法，證明在衡量一個作者時需要考慮他的被引用數也要考慮他在合作或者共被引網絡中的關系與位置[16]。Polites和Watson在2009年基于IS領域期刊的引文，使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分析了這些期刊的名聲與影響力，并且論證了可以使用社會網絡分析的方法來研究期刊之間的引用關系和期刊排名[5]。Takeda和Polite的文章都使用有向線連接期刊并且表示引用的關系。Li和Parker發展了這種方法，他們使用有向圖來表示期刊的影響網絡。這種圖可以清楚地表示出期刊被引用的數量以及不同期刊之間的差別，并且可以使用社會網絡分析的方法分析期刊的影響力網絡[4]。我國學者也使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進行了領域的知識結構與作者合作網絡等等的研究[17]。根據以上研究學者們的研究進展與問題，以及目前期刊排名需要考慮學科特性與學科發展框架，本文提出基于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對LIS專業期刊進行研究。首先，本文通過收集數據，繪制LIS領域期刊的知識傳播網絡圖，對LIS專業知識傳播模式進行研究，并探索LIS期刊在不同網絡特性下的排名以及子群的構造情況。本研究是使用知識傳播網絡對期刊排名的一次嘗試，以期能豐富期刊排名體系，為LIS領域期刊的發展與排名提供新的角度。

2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社會網絡分析方法

社會網絡就是由作為節點的社會行動者及其之間的關系構成的集合。而將文獻作為節點，它們之間的引用次數作為關系，那么這樣形成的引文網絡也可以被視為一個社會網絡[3]。社會網絡分析（SNA）就是衡量社會行動者之間關系的工具。在本研究中，社會行動者是LIS期刊，期刊間存在引用關系，而期刊引用這一行為可以被認為是知識傳播，所以LIS領域的期刊的引文網絡可以視為該領域內的知識傳播網絡。社會網絡分析（SNA）方法可以用來研究各種網絡的架構和變化。所以，本研究擬用SNA方法來研究LIS領域內期刊知識傳播網絡的結構以及其變化。而且使用中心性和層次聚類分析這兩種方法來研究在知識傳播網絡中的這些期刊的位置和關系。

2.2數據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