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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導言
學術史研究是對特定學術成果的歷時性演進過程予以關照，并對其學術傳統、現實狀況及發展前景予以審視的動態過程。而學術成果除依附于學術著作之外，還表現為同人期刊、研究機構、學派與師承等活動的記錄。這其中，作為“指示器”與“風向標”的期刊是引領學術演進的重要載體之一。因此，在學術史研究中，對同人期刊的狀況予以爬梳，既是學術史反思的重要內容之一，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學術發展的歷史軌跡、彰顯出某一時代的學術主潮。這是因為，期刊往往是新材料與新思想的匯萃之地，很多尚未系統輯成專書的知識通常會先發表于期刊上，尤其是在學術思想的傳播方面，它比圖書更及時、比報紙更深入記載，在傳播速度與信息深度方面具有難以比擬的優勢。因此，期刊在倡導一時之學術風氣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直接影響著學者們的工作成績與學術聲望。中國檔案學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興起至今，已有近百年歷史。經過幾代檔案學人對其不斷地豐富與完善，我國現代檔案學的思想體系、理論體系、方法體系、學科體系、學術體系等，較之前已取得長足進步，逐漸成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中不可忽視的一門學科，呈現出蓬勃發展之勢。但要追溯中國現代檔案學的創建與發展歷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絕對是不可繞過的一段重要時期。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到“”爆發之前，限于當時的時代背景與檔案學發展水平，鮮少有公開出版的檔案學術專著，僅有的系統性論述也多是為構建檔案學科體系而編寫的“教科書”，這類著作與那些“成一家之言”的“專家書”相比較而言，仍算不上理想的學問境界；但這一時期中國檔案界創辦了專門以“檔案”命名的期刊，這些期刊在傳播現代檔案思想、發展現代檔案學術、創建現代檔案高等教育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些新思想、新學術、新教育模式之創立，一般多先以期刊為發表陣地，而逐漸傳播開來。藉由這些期刊，中國檔案界開始有了學術研究的專業性空間，在這一專業空間內，新型專業檔案學研究隊伍逐漸形成，他們在對以蘇聯為主的西方檔案學關注的同時，開始了檔案學研究本土化的嘗試。由此可見，檔案類期刊［1］在中國現代檔案學創建與發展之初貢獻甚重。
2專業檔案類期刊的出現
如果追溯至民國時期，近代檔案學研究成果已較為豐富，除了學界熟知的“十三本舊著”之外，一些專門討論檔案學問題的專篇論文亦紛紛涌現。這些論文在近代許多期刊上都有所刊載，例如當時編輯出版的《行政效率》（后改為《行政研究》）、《圖書館學季刊》、《文華圖書館學?？茖W校季刊》、《中法大學月刊》、《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故宮博物院年刊》、《輔仁學志》、《嶺南學報》，以及《文獻特刊》、《文獻論叢》和《文獻?？返取＃?］但從名稱上來看，這些均不是專業檔案類期刊，所發表的文章也并非以“檔案”為主。盡管北平研究院社會調查所編輯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1934年5月第二卷第二期專門開辦了“明清檔案專號”、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行政效率研究會編輯的機關刊《行政效率》1935年5月第一卷九、十期合刊開辦了“檔案專號”，收錄了關于明清檔案整理與研究及機關檔案工作研究的諸多文章，但民國時期尚無專門以“檔案”命名的期刊乃是無爭事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力量推動檔案事業快速發展，并促使全國各地、各行各業檔案管理機構紛紛建立，出于交流工作經驗和開展學術研究的需要，專業檔案類期刊相繼創刊，檔案學論文不再依附于行政學、圖書館學、歷史學、文獻學或其他綜合性期刊而刊載，檔案類期刊真正以獨立的姿態展現于世（表1）。但此時檔案學作為新創建的一門新興獨立學科，期刊數量相對較少，且由于時代環境的影響、政治運動的紛擾，很多期刊初創不久即被迫?？l行連續性較差。這些專業檔案類期刊，可根據其出版發行目的分為三種類型：檔案業務類期刊、檔案學術類期刊、史學類期刊。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檔案類期刊主要以檔案業務類為主，其刊登的很多文章還很難算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論文，大部分仍為檔案實際工作經驗的總結與提煉，對檔案事業純粹理論性的研究還比較少。這也顯示出當時檔案學研究重點在于對檔案實踐的研究，究其原因，一則檔案學理論發展尚未成熟，正處于檔案實踐總結、檔案理論升華的階段；二則檔案學本身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對檔案工作實際情況進行研究，也符合學科的發展規律；三則檔案學研究主體除了研究院所和高等學校的專職檔案研究人員，還有來自實際部門的檔案干部，他們經過職業教育具備了良好的檔案素養，因此在工作中也善于將檔案實踐開展情況總結為文本，加之高校的檔案學教育者和研究者也具備一定的實踐工作經驗，能夠很好地將檔案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開展研究。由表1可知，20世紀50年代初以《材料工作通訊》等為代表的檔案類期刊的出現，表明檔案學研究已經逐漸從圖書館學、行政學、文獻學等類概念中離析出來。雖然《材料工作通訊》創刊時以“材料”命名，該詞的使用容易引起歧義和理解上的困難，但其創刊初衷卻是為了全面指導檔案實際工作，對檔案工作開展情況及檔案學初步的理論問題予以總結、交流。出版10期之后，“為了名實相符，刊物換上了一個科學的、正確的名稱———《檔案工作》”［3］，于是《材料工作通訊》在1953年起正式改名為《檔案工作》。更名后的《檔案工作》，其“檔案”色彩較前身《材料工作通訊》有所加強，并伴隨著我國檔案學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整體發展歷程，檔案學類論文得以大量刊載，對檔案工作經驗的傳播、檔案理論知識的交流起到了良好的媒介作用。1959年，《檔案學研究》作為檔案高等院校主辦學術期刊的發端，對檔案學研究關注的方面出現了很大不同。該刊的定位不似《材料工作通訊》般為“檔案和資料工作者互通情況、交流經驗，建立起一個聯系的中心，得出一些比較完善的經驗，來指導和提高工作”［4］，也不似《檔案工作》般刊文囊括了蘇聯檔案理論譯介及感想類、檔案實踐經驗總結類、檔案規章制度與大政方針解讀類以及檔案教育研究類、檔案史和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類的綜合性辦刊定位，而是秉承“發展研究成果，交流思想觀點，互相學習討論，鍛煉寫作，積累材料，努力提高檔案學的科學水平”之宗旨，意在辦成一個“百家爭鳴，各抒己見的園地，開展學術研究自由討論的場所”［5］。此種對“學理”的重視無不彰顯出檔案學研究的學術性轉化。此外，諸如《技術資料工作通訊》《技術檔案資料研究》《外國檔案工作簡訊》（改名后為《外國檔案工作參考資料》）等專門類別檔案類期刊的創辦，不僅進一步豐富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專業檔案類期刊的內容，起到了重要的業務經驗與學術研究傳播、交流和宣傳的作用，更顯示出檔案學研究較之以往有了一個新的起點。
3檔案學研究專業空間的建立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通信欠發達、信息閉塞的環境下，以上所列為數不多的檔案類期刊的出版發行，為檔案學術研究及經驗交流提供了寶貴的平臺。正是基于這樣的平臺，檔案學者得以發表他們的真知灼見，在探討和交流中，對檔案學基本問題逐漸明晰，隱形的學術共同體正在形成。此外，檔案類期刊在刊載各類學術成果、學術成績與學術觀點的過程中，自然成為學者們學術研究的主要陣地，亦可稱之為檔案學專業研究的“公共空間”。在這一“公共空間”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第一批檔案學者，以一種較為理性的態度相對自由地表達他們對檔案實踐、檔案理論、檔案方法論的批判性見解。較為凸出的是，這些期刊日益成為檔案學術討論與爭鳴的主要場域，促進了對檔案學基本問題的深入研究與繼續探索，推動了中國現代檔案學的發展。具體言之，20世紀五六十年代初創時期的中國現代檔案學，由于很多學術問題甚至基本概念都尚未定論，檔案學的探索性研究層出不窮。如在1951年11月《材料工作通訊》第3期發表了李光的《目前檔案工作中的基本問題及其解決辦法》，在12月同刊第4期立即刊發了吳寶康的文章［6］對李光所論述關于什么是檔案的問題，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再如，1957年《檔案工作》第1期發表了程桂芬的《關于檔案學問題》，同年該刊第4期就發表了蔣有愷的《“關于檔案學問題”的幾個問題》，對檔案學的學科性質和研究對象提出了不同見解。而這一時期，影響較大、持續時間較長的檔案學大討論當屬對陸晉蘧《檔案管理法》的討論與批判、對檔案與資料區分問題的大討論、“以利用為綱”方針的提出與爭辯等。這些討論與爭鳴正是依托檔案類期刊而得以正常開展，并產生了持續性的學術效應與后期影響。以檔案與資料區分問題大討論為例，此次大討論涉及檔案學的研究對象及其本質問題，觸及檔案學的核心理論，可謂是中國現代檔案學研究的開端，也是諸多檔案理論家的學術啟蒙。檔案與資料的區分，雖在表面上看只是對二者定義的討論，但對于理解檔案學核心概念及其應用十分關鍵。這場討論肇始于1951年中央直屬機關第一次檔案工作座談會，隨后便引起了全國范圍內大規模的探討，很多檔案學者也是從這次大討論開始逐步深化檔案學理論研究的。而這其中，檔案類期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51年，《材料工作通訊》甫一創刊，“檔案”與“資料”就作為不同的術語出現，其《創刊的話》中表明該刊“是檔案和資料工作者互通情況、交流經驗的一種內部不定期刊物”［7］。此時，“檔案和資料工作者”同屬于從事“材料工作”的群體，但對“檔案”與“資料”的界定尚未明確化，二者只是作為模糊的概念連在一起使用。隨后，《材料工作通訊》連續登載了檔案與資料區分研究的系列文章，該刊也成為檔案與資料區分問題討論的主要陣地。從1951年11月起到1953年，近兩年的時間內，檔案界開展了一場檔案與資料關系問題的學術大討論［8］。以《材料工作通訊》及后來的《檔案工作》《技術檔案資料研究》《檔案學研究》為陣地，集合了曾三、裴桐、吳寶康、李光、馮樂耘、鄭誥、鄭玉豪等相當一批后來知名的檔案學者，他們在這場討論中積極思考、發表見解，并從這次大討論開始逐步研究檔案學的理論問題，并深入到檔案學的研究對象、檔案學的獨立學科屬性、檔案學與文書學的關系、技術檔案與技術資料的區別與聯系、文書立卷等相關或衍生問題的研究。檔案與資料區分問題的大討論僅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檔案學討論與爭鳴的一個縮影。這一時期的全國檔案事業百廢待興，中國現代檔案學也在時代轉型中創建、發展、革新，對民國檔案學的批判繼承、對蘇聯檔案理論的吸收借鑒、對本土檔案實踐的總結提升共同構成了這一時期中國檔案學發展的時代背景。這時的檔案學討論與爭鳴開檔案學術爭辯式研究的先河，打破了檔案學發展的“沉寂景象”，突破了此前檔案學“多關乎實踐，少關乎理論”的說法，活躍了檔案學研究的氛圍。而這其中，檔案類期刊可以說是為檔案學者們在討論與爭鳴及專業性研究方面搭建了“公共空間”，成為中國現代檔案學創建與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側翼。倚仗檔案類期刊這一學術平臺的爭鳴式探討也給今天的學術研究以啟迪，一則檔案學研究需秉承包容性、反思性與批判性治學態度，方可實現其創新式發展，這不僅需要相對寬松的社會環境與學術氛圍，也需要檔案類期刊發揮學術爭鳴的引導作用；二則檔案學人摒除成見并敢于對不同觀點的爭鳴式探討，是檔案學發展進步的重要主體保證，這就需要檔案類期刊作為“公共空間”能夠提供“新”與“舊”、“老”與“青”不同年代學者群體各展辯才的舞臺，方可呈現出熱鬧非凡的學術景象。
4專業檔案學研究隊伍的培養
一般而言，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即為有專業的學術研究人員。而專業檔案學研究隊伍存在的前提之一系社會能夠給予其生存的條件，這一前提條件可一定程度上保證學術研究的純粹性與研究隊伍的齊整性。檔案類期刊作為一種“公共空間”與傳播平臺，其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創辦、出版、發行為專業檔案學研究隊伍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反之，檔案類期刊與檔案教育機構及其他類型的學術研究機構形成良性互動，又進一步促進了專業檔案學研究隊伍的形成與擴大。這種依托專業檔案類期刊培養起來的研究隊伍，與民國時期的檔案學研究人員甚至更早時期的檔案思想家大為不同，他們更注重新理念與新方法的運用，并緊跟時展，以根植中國新型社會形態的思想觀念指導檔案學術研究。對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檔案學而言，這一發展歷程中，涌現出了一批檔案學人和學者群體，他們對中國現代檔案學科構建和學術獨立化建制作出了杰出貢獻，他們的學術人格、學術精神、學術活動和學術思想本身就是學術史的重要組成，是所在時代檔案學發展與演變的縮影。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第一批檔案學人，他們曾苦苦探索，以源自蘇聯的檔案理論和實踐方法研究中國的檔案理論體系和實際問題，試圖尋找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檔案學發展之路。而這批檔案學人的成長離不開20世紀五六十年代檔案事業的發展與檔案高等教育機構的創辦，也離不開專業檔案類期刊的創刊。這一時期活躍的檔案學研究人員按照其出身與閱歷可分為三大類別：第一類是諸如曾三、裴桐、吳寶康、王可風等老一輩來自于革命根據地的檔案學家，這類研究主體大都具有革命經歷，新政權建立后在檔案實踐的基礎上開始探討檔案學的理論問題，他們是中國現代檔案學的主要推動力量。第二類是諸如殷鐘麒、傅振倫、張德澤等民國檔案學人，他們在經歷變遷后仍從事與檔案相關的工作和檔案學術研究，發表文章、出版書籍、參與對檔案學問題的討論和對檔案學科目的建設，尤其是對“舊檔案學”的反思豐富了中國現代檔案學的研究成果。第三類是以姆·斯·謝列茲聶夫（M．C．Ceлeзнёв）為代表的蘇聯檔案專家，他們以主人翁的心態短暫在華停留講學，為中國現代檔案學帶來了異域的理論與實踐經驗。這三類檔案學者群體因中國現代檔案學研究而聯系在一起，并通過專業檔案類期刊而交流切磋，進而推動檔案學發展的實質性進步。通過學術觀點與學術思想的碰撞，不同檔案學者群體不懼身份的異同，各抒己見，豐富了中國現代檔案學的研究內容。與此同時，通過專業檔案類期刊聚集和培養起來的學術隊伍逐漸成為檔案學研究的主力軍。蘇聯檔案專家謝列茲聶夫被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檔案高等教育的“開山之師”，其“治學嚴謹、精益求精，做學問一絲不茍，時間有限，他就把精力發揮到接近極限。他幾乎每天工作16個小時，嘔心瀝血，忘我工作，培養了3期近450名學生”［9］，其學術報告和研究成果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連載于《材料工作通訊》和《檔案工作》上，為創建之初的中國現代檔案學在研究取向、范圍和方法等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礎。部分民國檔案學人經歷時代變遷后繼續從事檔案學研究，并以其豐富的檔案經驗將“舊中國”檔案思想與“新中國”檔案思想融會貫通，將研究成果發表于檔案類期刊上供學界同人批判研究，如殷鐘麒于1957至1959年間在《檔案工作》與《檔案學研究》上連續發表數文闡述對檔案名詞術語、檔案事業發展、檔案分類方法及歷史檔案整理方面的見解；傅振倫關于中國檔案史研究的論著隨中國人民大學檔案歷史與組織教研室編著的《中國檔案史稿》從1957年始連載于《檔案工作》上；張德澤于1956至1962年間關于明清歷史檔案研究的系列成果同樣陸續刊發于《檔案工作》與《檔案學研究》上；等等。而以曾三、吳寶康、裴桐等為代表的一批既有豐富檔案工作實踐經驗，又有馬列主義理論水平的檔案學家，他們“以如椽之筆書寫了共和國初創期轟轟烈烈的檔案工作和檔案學研究奮斗史”［10］，“他們從建國之初的白手起家到形成理論隊伍，從建立學科體系到完善學科門類，使中國檔案學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檔案學‘成就者’”［11］。他們的學術成果更是充斥著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專業檔案類期刊，并通過期刊的快速傳播擴大其學術影響力與感召力，在中國檔案事業史上留下了豐厚的學術遺產。而且這批檔案學研究的主力軍又成為更加年輕一代學子的導師與引路人，1978年中共中央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后成長起來的檔案學研究者無疑都是受他們的教導與影響開展學術研究的，并逐漸成長為檔案界的中流砥柱。由此可見，專業檔案學研究隊伍的培養甚至隱形學術共同體的形成，離不開專業檔案類期刊提供的學術平臺?？梢哉f，檔案類期刊不僅為專業學術交流與專業研究精神提供了土壤，而且在培養專業研究隊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5對西方檔案學研究的關注
中國現代檔案學的創建與發展，離不開對西方檔案學研究的關注，盡管囿于時代背景，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對蘇聯檔案學的譯介較多，但卻并非對其他國家檔案學發展動態一無所知。檔案類期刊在此方面刊登了大量對西方檔案學理論與實踐研究現狀和動向的介紹性文章。據統計截至1961年底，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檔案系翻譯出版了包括蘇聯、荷蘭、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國的檔案專著和歐、亞、拉美幾十個國家有關檔案學的文章、資料約1000多萬字［12］，這些文字也有選擇性地發表在檔案類期刊上，以供省察本國檔案學研究的不足之處。20世紀50年代初期，為系統學習蘇聯先進的檔案理論與實踐經驗，《材料工作通訊》和《檔案工作》專門單獨刊文譯介蘇聯檔案學研究成果，并連帶介紹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檔案學研究動態。到了20世紀60年代，為進一步介紹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檔案工作的情況，再輔之介紹資本主義國家的檔案工作，為我國檔案工作、教學科研提供有關外國相關研究的線索和資料，1960年，經中央宣傳部和國家出版局批準，國家檔案局檔案學研究室編輯出版了不定期期刊《外國檔案工作簡訊》，以介紹西方檔案學研究狀況和動向為職志。自第8期（1963年9月1日發行）起，鑒于該刊不僅報道西方檔案工作的消息動態，還刊登相關學術性論文、報告、規章制度和書刊索引等，原刊名更改為《外國檔案工作參考資料》。這一時期，有關西方檔案學的譯稿來源于多個國家的多種期刊（表2），體現了“對外國檔案工作和檔案學介紹”的發文宗旨。從表2中可以看出，檔案類期刊對整個西方主要國家的檔案學研究現狀都有所追蹤。雖然當時“在國際范圍內，檔案工作和檔案學理論存在著兩條道路的斗爭”［14］，但檔案類期刊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檔案學界動態同樣給予了足夠關注。如關于外國檔案教育情況的介紹，《外國檔案工作參考資料》第8期刊文全面總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檔案學院自1950年創辦以來，“在培養目標、教學方針、師資培養、課程設置、理論研究以及加強學院和檔案局、檔案館的聯系等方面的成就和經驗”［15］。再如對外國檔案保管技術及檔案館庫建設的研究，該刊第9期“檔案保管技術?？?rdquo;選取了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蘇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法國、瑞典等國在設計和建筑大、中、小型檔案館及館內保護技術具體應用方面的情況和經驗。此外，檔案類期刊還不時介紹國際檔案理事會活動和國際性的檔案會議，為我國了解世界檔案學術進展提供了一扇窗口?？傮w而言，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檔案類期刊在對西方檔案學研究方面已有較多關注，涉及外國檔案整理、鑒定、利用工作的開展，外國技術檔案及專門檔案如影片、照片、錄音檔案的保管，檔案保管技術如顯微攝影、檔案館建筑設備、文件恢復技術的進展，檔案工作國際組織及國際活動、世界各國檔案工作歷史與現狀的情況，外國檔案教育開展等方面內容。值得注意的是，雖受意識形態影響，但當時也并非斷絕了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交流，通過檔案類期刊，法國、德國、英國、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時、荷蘭、瑞士、瑞典、挪威、丹麥、芬蘭、匈牙利、希臘、美國等國家的檔案研究情況還是被粗略地介紹到中國。雖然這些譯介有時難以避免地帶有一些“政治性色彩”，但在發展中國現代檔案學的驅動下，檔案類期刊通過對西方檔案學研究的關注與介紹，使更多本土研究者了解西方治學的現狀和動向，使隨后的中國檔案學研究在研究方向、內容、方法等方面都有資參考借鑒。
6檔案學研究本土化的努力
檔案類期刊在檔案學研究另一個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于推動檔案學本土化的進程。20世紀50年代后半期，隨著蘇聯專家的回國及我國本土研究隊伍的成長，很多檔案類期刊已不再單獨刊文譯介西方檔案學研究成果，如《檔案工作》就不再刊發此類文章（故如前文所述創辦了《外國檔案工作簡訊》，以介紹西方檔案學研究的狀況和動向為職志），而是將發文重點轉向本國的檔案理論與實踐研究。因此，檔案類期刊經歷了一個明顯的發文取向的轉變，這種轉變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國檔案學的中國化與本土化進程。中國檔案學研究本土化的努力實際上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發展現代檔案學的全部歷程，直至今日在打造中國檔案學派的呼吁中，其核心仍不外乎中國檔案學研究的本土化問題。20世紀五六十年代檔案類期刊就在檔案學研究范圍方面表現出了本土化傾向。中國檔案高等教育在中國人民大學創立之初，以吳寶康為帶頭人的檔案學者即開始思考中國檔案教育的本土化問題，而檔案高等教育與檔案學研究密切關聯。盡管在一定意義上，“檔案教育超越了檔案學的研究領域和通常上所說的檔案學科”［16］，但檔案高等教育不僅肩負著教學和培養學生之責，更肩負著檔案學術研究之任，教育機構的學者也是學術研究的主力軍。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檔案高等教育經歷了從引進蘇聯教育經驗到獨立自主發展轉變，1952年中國人民大學專修科檔案班時期，在既無教員、也無教材的情況下，蘇聯專家只能以講授蘇聯檔案理論和實踐為主，將莫斯科檔案學院的課程移植過來，此時開設的六門課程全部是冠以“蘇聯”二字課程名稱的完全照搬，尚且談不上“中國化”；1955年歷史檔案系成立之初，中國檔案學科體系才發展到七門“本土化”課程的設置，到1959年檔案學課程體系擴展到九門———檔案學概論、公文檔案學、技術檔案學、影片照片錄音檔案管理、檔案保管技術學、檔案公布學、中國檔案史、世界檔案史、文書學等［17］，才算徹底擺脫“蘇聯體系”，在學科外延與學科內涵方面均有所延展，體現出了中國特色。伴隨著這一過程，檔案學者先行將教材講義中的部分內容以單篇文章或連載的形式刊發于檔案類期刊上以求教于同人，如《檔案工作》從1954年起連續刊發了關于“檔案學概論”和“檔案學基礎”的系列文章，再如于1958年刊登了數篇關于“文獻公布學”及更具中國特色的“文獻編纂”類文章，等等。另外，檔案學研究本土化并非意味著完全摒棄外來思想，而是在對待“中國”“檔案學”這兩者要素的過程中一方面堅持中國檔案理論與實踐特色，另一方面借鑒、吸收和引用其他領域的先進理念。而要妥善處理好二者的關系，關鍵在于后者如何融入中國檔案學研究的內在學理與問題之中。在這一方面體現最為突出的是檔案類期刊載文在檔案學研究方法方面的有益嘗試。研究方法作為傳統獨立學科中最重要的“三獨立”標準（獨立的研究對象、研究領域、研究方法）中的重要一環，一直是檔案學研究中最狹窄的瓶頸。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老一輩檔案學人信奉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歷史觀，并將這份信仰內化于檔案學術研究。其中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歷史觀折射到中國檔案學研究中，一則體現在矛盾論的運用，二則體現在對歷史主義的探索。在矛盾論的運用方面，《檔案學研究》總第5期以?？问桨l文數篇探討運用矛盾論指導檔案學研究與檔案實踐開展的問題，如吳寶康《關于檔案工作矛盾問題的探討》、馮明《關于檔案工作矛盾問題的幾點認識》、梅岱《關于檔案現象中的矛盾運動問題》、金波《試論檔案工作的基本矛盾、性質及其規律》、馮子直《關于檔案工作的矛盾問題的初步研究》、高景玉《略談檔案和檔案工作的矛盾及其規律》等文章，還有諸如丁永奎以矛盾論指導研究《檔案的形成規律與保持檔案的歷史聯系》、吳寶康和曾三以矛盾論指導研究檔案與資料、文書檔案與技術檔案、機關檔案室與全國檔案工作、檔案理論與實踐、檔案保管與利用、檔案開放與保密等問題的辯證關系。在對歷史主義的探索方面，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檔案學研究倡導歷史主義、批判反歷史主義，雖然體現在期刊發文中過多地呈現出一種將歷史主義與邏輯主義相混淆或“貶低型歷史主義”（Belit－tlinghistoricism）的傾向，如認為“按芬特整理檔案的方法就是堅持了歷史原則，也是堅持了邏輯原則”［18］此種將“歷史原則等同邏輯原則”的論斷；再如在中國現代檔案學創建過程中對民國檔案思想的矛盾心態及對資本主義檔案學的猛烈批判、對蘇聯檔案理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所創建的檔案學的高度贊美等學術傾向。但研究方法問題起碼在當時引起了重視，體現了中國現代檔案學創建與發展過程中對解決中國特色檔案理論與實踐問題在研究方法上的自主追尋?？傮w而言，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專業檔案類期刊的出現，在中國現代檔案學的創建與發展過程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檔案學人的交流渠道、豐富了檔案學術的對外宣傳方式。這些檔案類期刊上所載內容對檔案學理論創新、檔案學理論體系構建和學科建設亦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正如本文研究顯示，作為一種檔案學思想的傳播工具與推廣平臺，檔案類期刊在檔案學研究專業空間的建立、專業檔案學研究隊伍的培養、對西方檔案學研究的關注、檔案學研究本土化的推動等方面發揮了巨大效用。雖然符合理想境界標準的、學術化的、規范化的、科學化的中國現代檔案學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尚未完全形成，中國現代檔案學時至今日仍面臨著發展的諸多困境，但檔案類期刊作為檔案學術共同體所依附的外在制度性平臺的重要一種，其并不會隨著歷史的流逝而成為一堆故紙，里面所承載的內容不僅在學術史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視的文獻價值，同時也昭示著或呈現著一個時代學術的風氣與精神。
